為無效。
但是，要進行一次徹底的黨員重新登記；特别注意清除中執委和中監委中的共産黨員；還以甘與暴亂同謀為由，開除了彭澤民和鄧演達兩人的黨籍；此外，還停止徐謙的中央執行委員的權利以及兩位中監委候補委員的資格。
[399]為了填補空缺，中執、中監兩委員會的全體候補委員，一律晉升為委員。
[400]
全會審議通過了一系列議案。
現在國民政府組織得更加完善[401]，下設七個部的行政院、最高法院、考試院、監察院、大學院、審計院、法制局和四個委員會（建設、軍事、蒙藏、僑務）。
這雖不完全是孫逸仙設想的五院制，卻是傾向于這個方向。
而且國民政府的組織，此時大部分仍不過是一個計劃。
國民黨的重建，必須在新的中央直接監督之下。
全會還通過了标準的軍事組織制度，批準在軍隊中改革政治工作&mdash&mdash共産黨員已很深地滲入這一工作（蔣介石已選定其密友、反共思想家戴季陶為政治訓練部主任）。
全會還進行了選舉，但候選人的提名一直不很清楚。
入選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的，是蔣介石、于右任、戴季陶、丁惟汾和譚延闿，另外4個位置留給在國外的領導人。
[402]國民政府委員會包括49名委員，其常務委員會由譚延闿（任主席）、蔡元培、張靜江、李烈鈞和于右任5人組成。
新的軍事委員會共有委員73人，其常務委員會委員為11人，由蔣介石任主席。
這樣，幾個新的委員會足可以安排保守而有聲望的國民黨員和軍事領袖。
蔣介石負責軍事，譚延闿似乎負責監督政府事務。
[403]
完成了這些政治安排之後，蔣介石開始準備向北京進行最後的軍事沖擊。
兩個月以前，馮玉祥已派一支部隊沿隴海鐵路東進，何應欽第一軍一部沿津浦鐵路北上。
兩支軍隊于1927年12月16日在兩條鐵路交叉的戰略要地徐州會師。
1928年的2月9日，蔣總司令率領參謀人員離開南京，到徐州檢閱了部隊，然後在2月16日前往開封，與馮玉祥将軍會談，商讨重新進攻的計劃。
馮氏的國民軍獲得部分南京政府撥給的軍饷和給養。
馮将軍的幾個朋友，還在南京政府中任職，黃郭任外交部長，孔祥熙任工商部長，薛笃弼任内政部長。
[404]漢口的桂系方面為了結交馮氏，也為其提供了一些資金和武器作為禮物相贈。
此時廣西的将領正在湖南忙于征戰，對于進軍北方自然不感興趣。
廣州的李濟深也是如此。
2月28日，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宣布，蔣介石任第一集團軍總司令，馮玉祥任第二集團軍總司令，閻錫山任第三集團軍總司令，原第一軍軍長何應欽任參謀總長[405]，以協調北伐軍各部。
[406]
約用了一個月時間，北伐的部隊重新集結并完成了糧秣彈藥的準備。
蔣介石将軍統率龐大的第一集團軍，共有18個軍，轄60多個師。
這18個軍又分屬劉峙、陳調元、賀耀組和方振武任軍團長的4個軍團。
第一軍團是由原來的第一軍擴編而成，由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任軍官，另外還包括有張發奎和朱培德交出的幾個師和軍。
按照常例，第一軍團是參戰的幾個軍團中，裝備最為精良的軍團。
[407]陳調元是北方人，原來是安徽省督辦，1927年3月倒向國民革命軍，雖為北伐軍的進軍南京打開了通路，但其仍是一位舊式軍閥。
賀耀組将軍在北伐第一階段，率湘軍一個師歸附北伐軍，參加攻取九江和南京的戰役。
該部現已擴編為第十四軍，衛戍南京地區。
方振武的革命資曆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曾與以前廣州各派反政府勢力關系密切，最近在馮玉祥的國民軍中任職，參加1927年5月該軍由山西向河南境内的進軍；然後方将軍隻率領一支不大的部隊參加國民革命軍。
這4個軍團連同一些雜牌軍，會同馮玉祥第二集團軍的一部分，進攻山東。
與兩年前從廣東出兵北伐的5個訓練有素的軍團相比，這支大軍顯得十分龐雜[408]；其距北京的征程約500英裡。
在戰役開始前不久，外交部長黃郭與美國駐華公使馬克谟就南京事件進行磋商，并達成協議。
這是雙方作出巨大努力達成的結果。
3月16日，南京政府發布了兩道命令：其一，宣布南京事件中的肇事士兵和有牽連者均已處決；其二，宣布充分保護外國僑民生命财産的安全。
雙方代表互換了照會，在照會中互緻歉意，并作了解釋。
3月20日，雙方協議簽署，離暴力事件和炮擊南京已一年有餘。
就美國而言，雖然外交上的承認晚了一些，但總算結束了與南京的外交困難。
但對于中國的官員來說，這樣的解決是遠不能令人滿意的。
因為美方隻表示了遺憾，說是&ldquo局勢失控，有必要采取這樣的措施（即海軍炮擊）以保護在南京的美國公民&rdquo。
對中國人來說，南京事件明明是英美軍艦炮擊南京城。
英國駐華公使藍普森也訪過南京，并與黃郭進行過磋商，但未獲緻雙方都可以接受的方案。
[409]
最後戰役
張作霖大帥全面統率安國軍，其中包括張大帥自己的奉軍、孫傳芳的殘部、褚玉璞和張宗昌的直魯聯軍。
奉軍負責防守北京以及通往南方和西方的鐵路線；孫傳芳部和直魯聯軍在東面防守津浦線。
但是直隸省的大部和魯西南是開闊的平原，難以防守，更難以防守騎兵的攻擊。
西側的閻錫山統率第三集團軍，使京漢線的防禦更加複雜。
馮玉祥的第二集團軍打響了國民革命軍1928年的春季攻勢，長驅直抵魯西南，在西線展開了對奉軍的攻擊。
第一集團軍約于4月9日投入山東的戰鬥，沿津浦鐵路線向北推進；并另派一支兵力在沿海附近北上，切斷省城濟南通往青島港口的鐵路。
張宗昌的部隊軍心渙散；但孫傳芳猶率部作困獸之鬥，企圖進行反攻，終至慘敗。
第一集團軍由此打開了奪取濟南的通道。
孫良誠将軍率領的國民軍騎兵，于4月30日進入濟南城。
但在西線，奉軍頑強抵抗第二集團軍的攻擊。
當第二集團軍推進至河南省北部的彰德、安陽時，距北京仍約有400英裡。
4月份，奉軍還沿京綏鐵路和正太鐵路作先發制人的反攻。
在5月份的第一周，當大戰方酣之際，正在挺進的國民革命軍與調往濟南保護日本僑民的日本正規軍，發生了一場激烈的流血沖突。
濟南慘案，1928年5月3&mdash11日
日本的田中政府，對蔣介石領導的國民革命運動雖表好感，但其對北伐初期的南京事件及其他的排外事件，仍銘記于心。
為了應對北伐軍取得勝利後的局面，日本内閣、軍部、參謀本部就保護華北日本僑民進行了讨論；有人主張派出一支遠征軍到中國，但也有人反對。
[410]蔣介石和外交部長黃郭試圖使日本人相信，國民政府及軍隊保護其統治區的日本僑民生命财産的安全。
但在4月初，形勢趨于明顯，北伐軍可能通過濟南向前推進。
盡管田中男爵在此以前，曾向蔣介石和馮玉祥提出，要求北伐軍繞過這座有2000名日本僑民的城市。
于是日本政府決定采取行動。
到4月18日，田中首相被軍部說服，并經内閣同意，從第六師團調一支5000名士兵的遠征軍開往山東。
日本還公開聲明，設法使中國放心，并無意于幹涉中國内政；當不再需要保護日本僑民時，軍隊即行撤走。
北京政府和南京國民政府都抗議日本侵犯中國主權的侵略行為；而民衆的反日情緒更為高漲。
國民黨高層希望避免沖突。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發布嚴令，禁止在日本人居住區發動反日騷亂和敵對行為。
地圖181928年前後的華北
4月25日至27日，福田彥助率第六師團到達青島，自作主張，命令部隊開往濟南，約有500名士兵于4月30日抵達該城。
此時北伐軍已撤離濟南。
這支日本小部隊立刻在濟南城内設立樁牌，标出絕大部分日本僑民居住地區&mdash&mdash稱之為日租界[411]，并設置路障，禁止中國人進入。
5月1日，孫良誠率部及随後的第一集團軍部隊開進濟南。
當蔣介石将軍于5月2日到達濟南時，要求福田彥助撤兵，并向其保證維持濟南城内的正常安定秩序。
福田也同意，當晚日軍即撤去路障，也準備離開，似乎願意将該地區和平移交給國民政府。
5月3日清晨，雙方的小股部隊發生沖突。
至于戰鬥的原因和責任，至今仍不清楚。
盡管蔣介石将軍和福田力圖制止，雙方的沖突更為加劇，以至發展到暴力殘殺。
[412]最後，雙方實行停戰。
中方同意除留幾千名士兵在城内維持秩序外，其他部隊全部撤出。
蔣介石為了不妨礙其向北京推進，顯然設法避免陷入這場危險的沖突。
但是，福田卻要通過對中國人的懲罰，來維護日本軍隊的尊嚴，要求軍隊增援。
田中首相和内閣在5月4日決定，從朝鮮和滿洲調兵前往增援。
5月7日，日本的軍官見援軍已開到濟南，遂準備采取激烈行動。
[413]當天下午，福田把一份限期12小時的最後通牒，交給中國的代理外交特派員，要求懲辦負有責任的中國高級軍官，并提出侮辱性的要求：在日本兵面前解除負有責任的中國士兵武裝；撤去濟南附近的兩座兵營；禁止一切反日宣傳；所有中國軍隊撤到膠濟鐵路兩側20裡（約7英裡）以外。
這樣侮辱性的要求，是任何中國将領所不能接受的。
當晚，已離開濟南的蔣介石及随從參謀讨論了這個問題。
次日上午，蔣介石将軍送去了隻滿足福田幾項要求的妥協答複。
福田蠻橫地認為，其最後通牒沒有在12小時内被接受，聲稱為了維護日軍的尊嚴，隻有采取行動。
5月8日下午，日軍在濟南城區及周圍地區發起進攻。
到11日，經過激烈的戰鬥以後，留在城内的中國軍隊已被擊潰。
濟南城市遭到很大的破壞，數千名中國士兵和平民被殺。
再沒有比濟南慘案更能激起中國人的仇日情緒了。
[414]
濟南慘案結束了國民政府與日本和睦相處的努力。
但是，國民政府仍盡一切可能，避免與這個強橫的鄰邦發生糾葛，要求國際聯盟對濟南慘案進行調查，也呼籲美國政府能給予支持。
但這些要求都沒有産生什麼結果&mdash&mdash以後也屢次出現這種情況。
日本軍事指揮官的這次強梁橫霸的蠻橫行動，是此後這類行動的第一次。
日本軍人的這種蠻橫行動，導緻三年以後日本關東軍的強占滿洲，然後導緻日益擴大的中日沖突；最後的結果是1945年日本落到戰敗國的地位。
誰将占領北京
1928年春，日本政府主要關心的是保護和加強其在滿洲的特殊地位。
這可以通過與張作霖或與國民政府的合作來達到目的。
為了在中國内戰中作出公正的姿态，日本政府決定阻止中國的内戰擴大到滿洲境内。
早在1928年的1月，田中首相已向蔣介石的駐東京特使張群提出警告，說日本不能容許北伐軍到長城以外去追擊奉軍；但作為回報，如果張作霖戰敗，日本将保證其迅速退回到奉天。
到4月份，日本政府已經決定要保持滿洲的和平，如有可能，就安排交戰雙方停火，否則出兵實行武力幹預。
為了避免同日本糾纏，蔣介石已撤回大部分進入濟南的部隊，并将其往西調動，準備渡過黃河後再在北岸集結。
在5月中旬，當日軍正在濟南及周圍打擊中國軍隊時，國民革命軍第一、第二、第三共三個集團軍開始了總攻擊，安國軍朝北京和天津方面撤退。
閻錫山率第三集團軍向石家莊推進，于5月10日與沿京漢線追擊奉軍的馮玉祥第二集團軍會師。
同時，閻錫山的其他部隊正在收複山西北部各地，并沿京綏鐵路向北京的後方移動。
安國軍試圖在西南的保定和山東北端的德州之間，建立一條較短的戰線，以便用褚玉璞的直軍和奉軍來增援魯軍；但在防線東端抵不住馮玉祥的攻勢。
德州于5月12日易手，守軍朝天津方面撤退。
5月18日，蔣介石将軍與馮玉祥将軍在鄭州會晤，計劃大軍向天津推進；如果攻下并守住天津，将切斷奉軍撤回其根據地的退兵鐵路線。
此時，奉軍準備撤離華北的形勢已趨明顯，軍官們将家眷及貴重物品運送回東北老家。
京綏路線的奉軍開始撤向張家口，然後再撤至更遠的地方。
在奉軍從張家口後撤時，桂系也開始行動。
擔任第四集團軍前敵總指揮的白崇禧，已率部進入河南。
軍事委員會指定河南由任第四集團軍總司令的李宗仁負責。
5月20日，白崇禧将軍在鄭州會見了蔣總司令，接受總司令的命令。
命令他統率的部隊卻原來是唐生智湘軍的一些士兵。
[415]
天津和北京可能要被北伐軍攻占，日本和西方列強擔心其在天津五個租界[416]僑民的安全，還擔心北京的使館界。
南京事件的經驗和最近濟南的糾紛，不論誰勝誰負，各國對中國軍隊能否遵守紀律，不能不加提防。
根據1901年的《辛醜和約》，列強已多年在天津駐紮有幾支軍隊，這些駐軍最近增加至數千人。
5月11日，天津的日本駐軍司令官提出，按照中國與列強1902年簽訂的條約，應把中國軍隊逐出城周圍30裡以外的地區。
美國不是這個簽字的締約國，在天津也沒有租界。
[417]美國的海軍陸戰隊司令斯梅特利·巴特勒自己單獨制定了保護美國僑民的計劃，其他的列強則制定聯合防禦計劃。
在東京，日本外務省正在準備分送給中國交戰雙方的文本，表明決心要阻止中國的内戰擴大到滿洲。
5月17日，田中首相會見英、美、法、意四國代表，向其解釋将于次日分送南京和北京兩個政府備忘錄的目的。
以下為其部分談話：
我們制定的政策是制止在北京發生戰鬥，這是為了不讓戰亂擴大到滿洲境内。
如果張作霖和平地撤出北京，維持士兵的軍紀，且不被南軍追擊，我們将容許其進入滿洲。
但是如果張作霖在北京進行戰鬥，并向山海關撤退，或者撤至我們确定的某個地點，與南軍邊走邊打，我們将阻止其與南軍進入滿洲。
我相信這項計劃，将會使張作霖偃旗息鼓，悄然離開北京。
我也相信，如果張作霖現在從北京退出，南軍也不會對其橫加幹擾。
因此，我期待北京能被放棄，和平的轉入南軍手中。
[418]
田中男爵指示駐北京公使芳澤謙吉去敦促張作霖，要其不失時機地撤至滿洲。
駐上海總領事矢田接到指令，要其通知國民政府，一旦張作霖退回到老根據地，日本将不準許其幹預長城以内的事務。
田中男爵及日本政府，就是這樣計劃分裂中國和保護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勢力範圍。
軍部将日本政策的解釋，電示滿洲、朝鮮和台灣的駐軍司令官，謂奉軍如果有紀律地回到滿洲，張作霖不必退隐，奉軍也不是非被解除武裝不可，但是日軍将不準中國的南軍部隊開到長城以外。
軍部要關東軍将為執行這個計劃做好準備。
芳澤公使于5月17&mdash18日晚拜會了張大帥，交給大帥一份日本的備忘錄，并稱北軍的敗局已定，如大帥能接受迅速返回滿洲的建議，日本政府将能救助大帥及所統率的軍隊，但遭到張作霖總司令的拒絕。
據芳澤的看法，張作霖想不放棄北京而能得到日本的援助。
[419]
第二天晚上，張大帥派一名副官，把與芳澤午夜會談的内容通報了英國公使藍普森，征求藍公使的意見；并問公使道，是否到了把北京和外國人留給無法無天軍隊的時候了？無疑，藍普森在前一天已知道了田中首相對外國外交官所作的解釋，便建議張作霖及其幕僚要作謹慎的考慮；并指出日本沒有侵略的預謀，而是要保護其在滿洲的利益，大帥應不惜任何代價，避免與日本發生沖突。
[420]
日本代表向馮玉祥、閻錫山和蔣介石轉達了日本反對任何破壞和平的行動，很可能還鼓勵各方進行停止内戰的談判。
美國政府不參與日本的外交活動。
5月8日，國務卿弗蘭克·B.凱洛格緻電馬克谟公使，并指示說：&ldquo美國将不與日本政府或任何其他國家采取聯合行動，去阻止中國人把敵對行動擴大到滿洲，或幹涉中國軍隊進行有節制的軍事行動，美國僅是保護本國的僑民。
&rdquo[421]
時局發展得非常迅速。
奉軍難以守住保定的陣地，而在此以東的防線更不鞏固。
國民政府的代表正在北京嘗試找談判的代理人，以求尋得倒張的勢力。
張作霖及奉軍的将領擔心，過久地據守京津和冀東的危險性，很可能被圍困在這裡。
但張作霖及奉軍撤走，将由誰來接管北京？馮玉祥是張作霖的宿敵。
早在4月中旬，美國公使馬克谟即已指出，北京政府希望打敗和趕走馮玉祥的軍隊，與上海和南京達成某種妥協。
現在已是5月份，馮玉祥的軍隊肯定能攻下北京城。
奉軍之撤離北京已成為一筆交易，即讓閻錫山的軍隊在京津捷足先登，而不讓馮玉祥取得這一珍貴的戰利品。
[422]到5月底，奉軍已放棄保定，正向北京撤退；張作霖準備離開北京，打回老家去了。
6月1日，蔣介石将軍與馮玉祥、閻錫山在石家莊會面，籌劃接管京津及商定以後的安排事宜，也許在當時&mdash&mdash也可能在更早，馮玉祥才知道不是由其接管北京，也不是由蔣介石接管。
蔣氏于6月3日即返回南京。
6月4日，國民政府任命&mdash&mdash也就是證實閻錫山為平津衛戍司令。
張作霖于6月1日召見外交使團，發表了事實上是一篇告别的講話。
張作霖作出的安排，把北京城交給王士珍為首組成的治安維持會來管理。
王氏是元老政治家，曾是袁世凱的親密同僚，一度擔任過國務總理。
北京城内的治安由北京有效率的警察與鮑毓麟将軍率領的一旅奉軍負責。
鮑将軍留在奉軍撤退的最後，直到把北京城移交給閻錫山，然後率領全旅平安地回到奉天。
次日，張大帥向國人發出告别電，以其未能勝利結束反赤戰争深表遺憾；并宣布為了避免進一步流血，即率部返旆滿洲。
大帥由其大部内閣成員及高級将領的陪同，于6月3日夜乘專列隆重地離京。
但當專列于6月4日晨駛近沈陽時，中了預埋炸藥炸毀。
大帥身負重傷，于兩小時内不治身亡。
大帥為日本關東軍的一批軍官所暗害；這些軍官反對田中的政策，自行策劃了這次行動。
[423]
大帥的長子張學良和總參謀長楊宇霆與孫傳芳，于6月4日前往天津商定，奉軍在該地必須堅守至大軍撤至山海關時為止。
治安維持會已派專使前往保定，歡迎閻錫山前來北京。
6月11日，閻錫山在白崇禧陪同下進入北京城。
閻錫山部下另一名将軍傅作義于6月12日接管了天津；除了一個事件外，整個交接過程都是和平的。
率先向北京挺進的馮玉祥部的韓複榘将軍，此時駐紮在北京城郊，包圍并解除了奉軍一個旅的武裝；而外交使團曾保證該旅安全通行離開北京。
因此，外交使團為此向南京國民政府提出嚴重抗議。
最後，奉軍被解圍，武器全被發還。
[424]
開始全國建設
1928年7月6日，4個集團軍的總司令在莊嚴的儀式中齊集在北京城郊西山一座廟宇[425]中，在已故領袖孫逸仙總理靈柩前緻祭，以告慰先總理在天之靈；宣稱随着攻占北京和北京政府的倒台，期盼已久的北伐大業已告完成。
數日之後，衆将領及參謀人員召開非正式會議，讨論遣散軍隊問題。
參謀總長何應欽報告，此時國民革命軍約有300個師，分屬84個軍，其人數多達220萬（雖然這個數字是把所有的有組織部隊都算作國民革命軍）。
要維持這支大軍，每月需要發6000萬元的薪饷。
總司令部希望把總兵額減至80個師，士兵為120萬人。
這樣，全軍的軍費開支僅占全年國家歲入的60％。
蔣介石向其軍事同僚送去一份備忘錄，專為即将召開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準備的。
備忘錄建議成立編遣委員會，專門制訂遣散計劃、固定軍隊的人數和軍費的開支，并把全國分成幾個确定的軍區。
蔣介石建議，全國劃分為12個軍區，每個軍區擁有4萬至5萬名士兵的軍隊。
[426]編遣會議定于1929年1月召開，但成效甚微。
當時的地區軍事集團，實際上已分割了全國。
以後不久的事态發展迹象，在7月的北京衆将領會議上就已經顯示出來。
馮玉祥因未能獲得接管京津戰利品而懷恨在心。
當北京成立以閻錫山為首的政治分會時，馮玉祥不同意在其中任職。
更令人感到不祥的，馮将軍于7月14日離開北京，前往祭奠其祖墳，然後再去其設在河南的司令部。
[427]
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五次會議，定于8月8日至14日在南京召開，其任務為謀規劃國家的未來。
馮玉祥和閻錫山兩位總司令以及海軍上将楊樹莊，作為特邀嘉賓出席會議。
[428]全會主要讨論國家政策方面的重大問題。
最引起争論的，是怎樣迅速和強有力地實現政治、經濟和軍事大權的集中？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是否應當廢除實際陷于分裂割據的政治分會？[429]主張集權和維護地方權力的人之間經過長時間争吵&mdash&mdash争吵幾乎使會議開不下去，然後全會通過決議，肯定中央政治會議委員應由中央執行委員會指定，其任務是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議，經由中央政治會議交國民政府執行；各地政治分會應在年底撤銷。
這樣，原來孫逸仙根據鮑羅廷的建議，設立作為核心委員會的政治會議，即不是獨立，或淩駕于選舉産生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上；新近設立的政治分會将不再存在。
但是，公布的中央政治會議委員的名單，共有46人，幾乎包括全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會的正式委員，也包括大部分重要的軍界人士以及回到黨内的幾名保守的老資格黨員。
[430]這個中央政治會議，很可能是個表示各派團結的擺樣子機構，如同以往一樣，一個很小的核心集團掌握着決策權。
另一個朝向集權化方向發展的标志，是決議中的一條原則，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委員必須住在首都，不得分散到各地去住。
政府的财政如何才能統一？财政部長宋子文已召開了兩個會議，一個是讨論财政問題，一個是讨論建設問題。
會議集中了主要私營銀行家、商人和實業家、各省财政官員、各軍隊代表，以及财政專家。
宋子文在會上詳述了國家财政的混亂狀況，并向兩會提交了具體的建議。
建議包括如何劃分中央和地方的稅源，取消貨物國内的過境稅，要求關稅自主，清理國家債務，統一币制，促進貿易，穩定貨币市場，建立政府的中央銀行，調節私營銀行的體系，發行公債以提供遣散軍隊和建設費用。
宋博士堅持，财政統一和國家預算的采用，是必不可少的；除了實行這兩件要事，否則恢複财政将是空談。
宋氏的呼籲，得到虞洽卿率領的近百人上海銀行家和商人代表團的支持。
代表團在會上威脅說，除非政府在财政上實行這些改革，否則，将不能再從其手中得到任何貸款；這些人已被蔣介石代理人敲詐到不堪忍受的地步。
對宋博士來說，财政統一意味着統一财政的人事制度和集中管理歲入的收支；抱怨在北伐期間根本沒有預算，财政部長隻會聚斂資金，然後奉命将其悉數給最高軍事當局處理。
宋部長堅持說，現在所有的稅收都應交給國庫；同時，政府所有各部門的撥款，都要由有權力的預算委員會決定；沒有該委員會的批準，不允許有越權的挪用。
宋氏下結論稱，&ldquo除非實行健全的國家預算制度，否則，恢複财政和建立廉潔而有效率的政府是不可能實現的&rdquo。
全會認為，宋部長的這些建議是&ldquo正确和适當的&rdquo，于是将其轉交國民政府委員會進行仔細研究後，考慮予以執行；并同意建立預算是絕對必要的，責成國民政府委員會組織預算委員會。
稍後，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批準成立一個13人的預算委員會，其中大部分成員是有實力的地方軍人。
委員會規定，撥出預算一定須經政府委員會同意。
[431]
權力集中的關鍵問題在于軍界，如果将領們有各自獨立的地盤和稅源，就不可能真正的集中。
因此，這些人或者聽從勸告，真正的支持中央，或者可能要被中央制服，看來沒有其他的道路可走。
蔣介石發表聲明稱，握有軍權的将領應公開承諾，無論其政見有何不同，但不可訴諸武力來解決問題；國民革命軍今後隻用于保衛國防和鎮壓叛亂，絕不能用于從事内戰。
蔣氏斷言，如果都能信守這一原則，則地方實權人之間的政治分歧，絕無釀成全國沖突之可能。
[432]
全會就軍事改組問題展開了讨論，并就以下的幾項基本原則作出決議：（1）軍政與軍令必須絕對統一；（2）軍隊必須迅速裁減，軍費支出不得超過國家歲入的一半；（3）軍事教育必須集中統一，所有的軍事院校必須由中央政府設立，任何軍隊和地方政府不得設立軍事院校，或與之相類似的機構；（4）所有遣散士兵将成為屯墾和參加國家建設的勞動者；（5）為了鞏固國防，必須采取切實措施發展空軍，加強要塞和海軍基地的建設。
上述的最後一條原則，表達了中國人60年來的夢想；其他幾條則涉及中國在保衛國家免受外國侵略，也涉及長期内戰中産生的一些問題。
當然，這些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
全會把另外兩項議案&mdash&mdash一項是關于黨對政府的控制，另一項是禁止軍事部門介入群衆運動&mdash&mdash提交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委會和政府最高軍事機構[433]，要求其根據以黨治國原則，制定出具體措施并付諸實施。
[434]
當時認為軍事行動時期已經結束，訓政時期即将開始。
全會決定起草、通過和實施的臨時約法，政府的五院制應當實現；并試圖立法以解決黨和政府之間沖突的一些問題。
這些問題對下面各級，顯然比高層更為嚴重，因為在高層，黨的領導集團和政府領導集團是合在一起的。
任何一級黨組織認為同級政府組織的行為不當，應将此情況上報上一級黨組織，上級黨組織即将此事提請其同級政府組織注意。
而此政府組織即根據法律，給予有錯誤的下級政府組織以紀律處分。
當一級政府組織對其同級黨組織感到不滿時，其訴訟程序同上；即此政府組織将事件情由上報其上一級政府組織，經過兩同級政府組織與黨組織協商後，有過錯的黨組織将受到其上級給予的紀律處分。
[435]但是這個規定不能解決兩個權力機關&mdash&mdash如果加上軍方，就是三個&mdash&mdash内部的問題。
因為每個權力機關各有等級組織，而且各有其獨立的指揮系統。
為了清除外國的勢力，國民革命發動起來後，外國僑民在華享有特權的&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引起了許多愛國中國人的義憤。
北京政府已盡其所能到最後時刻，企圖修改不平等條約。
1928年7月7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宣布，已經滿期或即将滿期的一切條約，将另訂新約代替；所有其他條約将被廢除，重新進行談判。
在此過渡時期，所有在華外國僑民及其财産将受到中國法律的保護。
但此等僑民亦必須受中國法律約束，接受中國法庭的裁判，必須向中國政府納稅和交納常規的關稅。
外交部按照這個命令（卻沒有實力執行這個命令），正式要求各國政府派出代表來華進行談判。
美國公使馬克谟遵照國務卿弗蘭克·B.凱洛格的指示，的确與宋子文談成了新的關稅條約，并于7月25日簽署了這個條約。
新約接受了中國完全民族自決和國家主權的完整，以及在關稅事務上兩國平等互利原則，拟于次年，即1929年1月1日生效。
但此項條約還要以&ldquo最惠國待遇&rdquo的條款為依據，這意味着在所有其他各國政府承認中國在關稅自主之前，新約是不會生效的。
宋子文與馬克谟的談判和簽約得到國務卿的批準，事實上是承認南京國民政府的一種形式。
[436]此外，在1928年8月8日，英國和國民政府解決了南京事件，其條件也類似于美國。
就是在這樣的民族主義氣氛中，第五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才有譚延闿和蔡元培準備的外交政策備忘錄，要求完全和無條件廢除所有不平等條約。
備忘錄規定1929年1月1日為列強把固定關稅強加給中國條約的結束日期，要求無條件地取消領事裁判權，立刻歸還外國在中國的租界，禁止在中國境内駐紮外國軍隊和停泊外國軍艦；各國與中國談判新的互惠條約過程，不得超過一年。
[437]譚、蔡二公的這個雄心勃勃的計劃，經過15年的奮鬥，終于在1943年實現了。
[438]
全會于8月15日結束，留給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許多需要處理的建議。
然後，南京在體制上和人事上忙于籌備改組政府。
胡漢民于9月3日從國外回來，經過一番猶豫後，同意與戴季陶和王寵惠三人一起起草國民政府組織法，于10月3日完成了這項工作，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于10月8日予以頒布。
組織法首次頒布了訓政時期的總指導原則，明确指出，國民黨開始在中國人民争取民主生活的進程中，通過其全國代表大會及其中央執行委員會來行使統治權力。
國民黨的中央政治會議，将指導和監督國民政府處理重大的國家事務，并可以修改和解釋國民政府組織法。
[439]
1928年的10月10日，是推翻滿清的辛亥革命17周年紀念，重新改組的國民政府在一片鼓樂聲中隆重成立。
其組織結構體現了孫逸仙的獨立五院制，即行政院、立法院、司法院、考試院和監察院；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選任了五院院長，全是有威望的老資格國民黨黨員，即譚延闿、胡漢民、王寵惠、戴季陶和蔡元培&mdash&mdash不過，蔡元培拒絕接受監察院長任命，後改由于右任出任。
五院之上設國務會議，由以上5人及其他12人組成，其中有的是有實力，有的是有威望，有數人卻遠離南京。
此12人即馮玉祥、孫科、陳果夫、閻錫山、李宗仁、李濟深、何應欽、張學良、林森、楊樹莊和張繼，蔣介石任主席。
國民政府的最高官員，即國民政府主席，亦即國家元首。
數天之後，政治會議任命了行政的各部處長。
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領導下，南京民國政府的時代開始了。
1928年中國的前景
1928年底，中國的未來前景看來十分光明，這是充滿歡欣與樂觀的時期。
國民黨已經推翻了腐敗不堪的北京政府，代之以由受過良好教育和具有愛國熱忱人士組成的新政府。
這些人士長期以來關心國家的狀況，期待新政府能夠解決國家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許多問題。
國民黨領導人試圖控制政府來推行其政策，認為在訓政時期，應起到管理者的作用。
1928年，國民黨确受到民衆的擁護，很少中國人對國民黨管理公共事務的權利提出懷疑。
國民黨有受人尊敬的長期革命曆史，又被證明其為民衆的目的，能效力動員并發揮戰鬥力的組織。
國民黨在與蘇俄發生密切關系的四年中，已經給其留下了深刻的列甯主義烙印。
此時的國民黨，與當年集合在孫逸仙周圍而聯系松散的革命者集體，已大不相同。
國民黨這時實行&ldquo民主集中制&rdquo，不可避免地強調集中而受少數人的支配。
為了實行訓政職能，比1924年改組前做了更充分的準備。
國民黨也改進了宣傳技術，雖然仍把民族主義作為宣傳的核心主題，但已認識到動員&ldquo群衆&rdquo的作用，也知道動員會帶來某些風險。
國民黨已經建立了一支由其領導的武裝力量，通過政治訓練，已證明其是革命的有力工具。
國民黨這時有了新的領袖，即受人尊敬和欽佩的41歲的蔣介石。
在審慎的進行籌劃，運用謀略，适當作出妥協等方面，已證明蔣氏的決心和能力。
蔣介石深知金錢和刀劍的無比力量。
與孫逸仙逝世後的頭兩年（鮑羅廷最具有影響力的時候）相比，此時國民黨領導的觀點要保守得多；大部分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人，現在都已相繼離黨而去；國民黨内的共産黨員已被清除。
如前所述，國民黨領導集團已被派系鬥争弄得四分五裂&mdash&mdash從整個中國來看，這是司空見慣的事情，但卻是一個沉重的包袱。
共産黨在與國民黨合作時，黨員人數迅速得到發展，也擴大了黨的影響。
而今取而代之的，是兩黨合作既已散夥，共産黨被逼上梁山，開始進行武裝反對國民黨，隻得走上準備要在很久以後的革命第二階段&mdash&mdash社會主義階段。
共産黨員人數可能此時已減少到不足1萬人；即使有1萬人，也難以成事。
約20名共産黨的領導人&mdash&mdash從&ldquo五四&rdquo學生運動一代中産生的理想主義活動家已被處決，其中包括陳獨秀的兩個兒子以及黨的最有威信的領導人之一李大钊。
數百名共産黨員已經戰死，或在暴動中被殺害，數千人畏懼危險而脫黨。
其餘的黨員悄悄住在城市裡，或者住在偏遠的農村地區，以圖保住必不可少的根據地。
剩下的幾個領導人已經秘密前往蘇聯，去參加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一個村莊舉行的中國共産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
大會選出了一位40歲的無産者向忠發為總書記；宣布要把帝國主義趕出中國，真正統一國家，廢除地主階級的土地所有制；号召中國人民推翻國民黨，建立工農兵代表的蘇維埃；沒收外國企業；進行各種社會改革。
但此時仍是資産階級民主革命時代。
黨的領導人在敵對的環境中要重建自己的黨，擺脫共産國際所定下的政治路線，這是非常困難的任務。
但是建黨七年以來，中共領導集團獲得了許多經驗教訓，從實踐中學會組織以民族主義革命為方向的政治運動，懂得通過黨的助手青年團組織來吸收愛國青年。
這些青年團的領導人，大部分都受過教育，能夠針對不同的社會階層，憑借各種刊物完善其宣傳手段；懂得怎樣發現并組織積極分子舉行愛國示威遊行，如操縱這些活動來為黨的其他目的服務。
中共領導人已在&ldquo統一戰線&rdquo工作中取得經驗，即在共同的愛國行動&mdash&mdash通常是反帝行動中，與其他形形色色的組織聯合起來。
有的領導人已懂得如何去&ldquo接近&rdquo真正的無産階級，如何把工人組織納入到黨控制的工會和聯合會，并在這個過程中組織罷工；也深知政權的重要性和獲得民衆支持的必要性。
另有一些領導人已在華南組織大批貧農，使之懂得苦難與希望之所在，而加入到有組織的行動中。
這種迅速建立起的組織，面對有根基的地方勢力，其脆弱之勢實不堪一擊。
卷入武裝鬥争的，不僅是一些幸存的黨的骨幹，還有黃埔軍校及其武漢分校的學生，原北伐軍中的一些政工人員和軍官。
1928年，不論其來自課堂、車間或農村，幾乎所有的中共領導人都在一場浩劫中受到洗禮。
經過這場浩劫的篩選過程，一些膽怯的人已淘汰出局。
總之，中國共産黨仍有一個生氣勃勃的年輕領導集團，其中有許多才智之士，具有廣泛的社會聯系，也有豐富的革命工作經驗；但其面臨的反對力量，卻是很強大的。
任何希望按照人道主義藍圖重新塑造中國的集團、政黨或政權，都将碰到一大堆問題。
在對外關系方面，有着70年遺留下來的條約，其中有許多是在威逼之下簽訂的。
這些條約破壞了中國的國家主權，列強政府用炮艦和海軍陸戰隊，迫使中國給予其享有特殊權利。
雖然英美正在一步步朝向歸還中國&ldquo喪失權利&rdquo的方向進行談判，但日本這個死硬頑固的帝國主義國家，卻正在使用武力來維護和鞏固其在滿洲的經濟地位。
在中國國内，軍閥主義也并未壽終正寝。
孫傳芳、吳佩孚、張宗昌和張作霖之流的軍閥雖然已被打倒，但在北伐過程之中，卻出現了另一些其代替者。
這時，全國有5個地區的軍事力量集團&mdash&mdash以長江下遊為根據地的國民政府中央集團；擁有湖北大部以及湖南和廣西的桂系；以陝西和人口衆多的河南為根據地，正忙于擴大勢力到山東和河北境内的馮玉祥國民軍；将其部下将領安置在平津地區的閻錫山；張學良及其他滿洲将領控制着東北。
北伐戰争幾乎沒有觸及到西部和西南大部分地區；四川、貴州和雲南的軍事将領，仍在各自據有的地盤穩坐釣魚台；甚至國民革命發祥地的廣東，也隻是松散的依附于南京中央政府。
這種根深蒂固的地方勢力，幾乎是完全的自治現象&mdash&mdash這是地理和曆史的産物，必然是國家統一和全民族複興的主要障礙。
過去遺留下來許多棘手的問題，如混亂的币制，以剝削窮人為特點并充滿貪污腐敗的稅收制度，完全不适應現代化國家的交通運輸體系。
此外，很少的現代工業，又都集中在少數幾個城市。
工人居住在貧民窟中，過度地勞動，而工資極低。
最為嚴重的是農村生活條件的惡劣，稠密的人口卻隻有極少的可耕土地，沒有科學的農業技術指導，絕大部分人在少得可憐的土地上辛勤地耕作來維持生活。
農村廣大的民衆都是文盲，又經常染上一些完全可以預防的疾病，農村的教育及衛生事業亟待發展。
國内有些地區還經常遭受周期性的災荒。
因此，一些有識之士對1928年的政治意識充滿着希望。
但是，即使在具備最有利條件下，建設一個現代化國家的進程，也必定是緩慢的，更何況這種最有利的條件并不存在！
***
[1]米爾頓·J.T.謝：《國民黨：曆史文獻選編，1894&mdash1966年》，第65&mdash70頁。
[2]對此問題的探讨以及以下幾段的内容是根據韋慕庭的《創始一個革命根據地的問題：孫逸仙在廣州，1923年》，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年12月），第665&mdash727頁。
[3]校注：此即曆史上所稱的&ldquo截留鹽餘&rdquo。
[4]孫博士和蘇聯領導人結盟情況，見于韋慕庭的《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
[5]賽尼亞·喬柯夫·龍廷、羅伯特·C.諾思：《蘇俄和東方，1920&mdash1927年，文獻概覽》，第344&mdash346頁；傑恩·德格拉斯：《共産國際，1919&mdash1943年，文獻選編》，2，第25&mdash26頁，摘要。
[6]有關鮑羅廷早期的幾次會面報告，見N.米塔列夫斯基：《世界範圍的蘇聯陰謀：在北京蘇聯使館沒收的迄未公布的文獻所揭露的内容》，第130&mdash138頁。
這是一部有敵意的資料集，但經與其證據核對，證明這些文獻是真實的。
關于孫博士生前與鮑羅廷的生活及其活動，其最佳的學術性論述，是莉迪亞·霍勒布内奇的《鮑羅廷和中國革命，1923&mdash1925年》。
叙述鮑羅廷一生的傳記，有丹·N.雅各布的《鮑羅廷：斯大林派到中國的人》。
[7]校注：1923年11月25日，在廣州召開的為&ldquo國民黨改組特别會議&rdquo。
[8]校注：這裡的臨時執行委員會，是國民黨改組特别會議于1923年10月28日決議成立的&ldquo國民黨臨時中央執行委員會&rdquo。
[9]臨時執行委員會工作的詳情，分八期刊登在《國民黨周刊》（廣州）中，1923年11月23日至1924年1月13日。
又見《革命文獻》，8，第1077&mdash1079頁；關于宣言，見1079&mdash1080頁；關于黨綱的起草，見1080&mdash1084頁（英譯文載謝《國民黨》，第73&mdash85頁）。
鮑羅廷的黨章草案，載《國民黨》，第73&mdash85頁。
鮑羅廷的黨章草案，載《國民黨周刊》，1923年11月25日；轉載于《向導周報》第50期，1923年12月29日，這是共産黨的刊物。
[10]路易斯·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蘇聯與世界其他部分的關系史》，第637&mdash638頁。
A.I.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1924&mdash1927年第一次中國革命内戰的曆史》，第37&mdash43頁；第1卷的譯稿為亞曆山德拉·O.史密斯所譯，第45&mdash49頁。
軍事危機，在《國父年譜》，2，第1020&mdash1033頁叙述甚詳，但沒有提到孫逸仙拒絕鮑羅廷的建議。
[11]校注：1923年11月29日，鄧澤如、林直勉、黃心持、曾志祺、黃隆生、朱赤寬、趙士觐、鄧慕韓、吳榮新、林達存、陳占梅等11人上書孫中山。
[12]《中國國民黨廣東分黨部彈劾共産黨的請願及總理的批評和解釋》（中文），載中國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産黨兩大要案》，第1&mdash11頁。
轉載于《革命文獻》，9，第1271&mdash1273頁，但缺孫中山的評論。
幾種評論的譯文，載康拉德·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72&mdash73頁。
[13]校注：此時大元帥大本營外交部長為伍廷芳之子伍朝樞。
[14]海關危機和孫逸仙日益敵視帝國列強的證據，見韋慕庭：《孫逸仙》，第183&mdash189頁。
[15]校注：出席國民黨第一次代表大會的代表，一部分系由孫中山指定，一部分由選舉産生。
[16]《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
關于大會系統的詳細情況，見《革命文獻》，8，第1100&mdash1160頁；關于大會總的看法，見《國父年譜》，2，第1052&mdash1070頁。
[17]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1，第67&mdash71頁；譯稿，第85&mdash92頁。
切列帕諾夫指出，他論述的根據是鮑羅廷的筆記。
[18]根據會議記錄的辯論記錄，載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01&mdash303頁；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176&mdash182頁。
李大钊陳述的最早版本，可能載于《中國國民黨周刊》，10（1924年3月2日），第5頁。
李大钊親筆的文字載《革命文獻》，9，第1243&mdash1254頁。
[19]《革命文獻》，8，第1160&mdash1167頁。
鮑羅廷早期的财政捐獻，是從鄒魯的《中國國民黨史稿》中推斷出來的（見第2版，第390&mdash399頁，腳注21和22）。
雖然鄒魯說，黨的領袖決定以其他的經費來代替鮑羅廷的資助，但有大量證據說明鮑羅廷的捐獻沒有中斷。
[20]校注：當時對從蘇聯來到廣州的顧問，均稱之為&ldquo俄顧問&rdquo。
此處的&ldquoRussians&rdquo（俄國人）應譯為俄顧問。
[21]校注：廣州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系1925年7月3日成立；1924年7月11日，尚為大元帥府時期，此時成立的軍事委員會組成人員不詳。
[22]校注：此處&ldquo精英部隊&rdquo，似為當時各部隊中的教導隊。
[23]《國民革命軍，其起源、發展和體制的簡史》，1927年4月6日，這份文件在蘇聯駐華大使館武官處發現。
英譯文由北京的英國公使館武官S.R.V.斯圖爾德上校送交英國外交部，可在倫敦檔案局找到（外交部371：12440/9156）。
齊錫生的《中國軍閥的政治鬥争，1916&mdash1928年》，對中國黩武精神的制度化問題進行了研究，迪特爾·黑因齊格的《國民黨中的蘇聯軍事顧問，1923&mdash1927年》，系統地論述了蘇聯軍事顧問所作的各種努力。
[24]校注：英、法租界當局限制中國居民自由出入沙面租界通過制度，稱為&ldquo新警律&rdquo。
[25]校注：此人名範文泰。
[26]校注：此處所稱印度支那總督，系法屬印度支那，即今越南、老撾、柬埔寨。
[27]尤廷、諾思：《蘇俄和東方》，第151、233、344&mdash346頁。
[28]關于他的傳記，見唐納德·W.克萊因和安·B.克拉克：《中國共産主義傳記詞典，1921&mdash1965年》，2，第720&mdash724頁；霍華德·L.布爾曼和理查德·C.霍華德：《中華民國傳記詞典》，3，第71&mdash73頁。
關于他的組織工作，見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第1部分，載《中國季刊》，8（1961年10&mdash12月），第160&mdash183頁；關于彭湃的自述，見唐納德·霍洛奇譯：《農民革命的種子：彭湃關于海豐農民運動的報告》。
小羅伊·霍夫海因茲的《中斷的浪潮：中國共産主義農民運動，1922&mdash1928年》對彭有全面的論述。
[29]《革命政府關于農民運動的第一次宣言》，載《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彙編》，第247&mdash251頁。
羅绮園：《本部去年工作簡報》，載《中國農民》，2（1926年2月1日），第147&mdash207頁；關于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見第158&mdash159頁，文中有關于講習所的大量情況。
[30]《廣東農民運動報告》，第53、124頁。
[31]韋慕庭、夏連蔭合編：《共産主義、民族主義和在華蘇聯顧問文獻集，1918&mdash1927年》，第258、301頁。
[32]T.C.張：《廣東的農民運動》，第23頁。
[33]此數字根據1927年12月廣州公社之後發現的一幅地圖，見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國公使館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譯結果的報告》，英國外交部，405/256，密件。
《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583（1928年1&mdash3月）。
日期是由推斷得來的。
[34]J.F.布雷南：《1927年12月14日，在俄國公使館抄收的俄文文件翻譯結果的報告》。
蔡和森：《五月一日的廣東農民運動》，載《向導周報》，112（1925年五一特刊），第1030&mdash1036頁；《廣東農民運動報告》，第64&mdash83、98&mdash100頁。
《廣甯農民減租運動的經驗》，載《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39&mdash147頁，從《廣東農民運動經過概況》（1927年1月1日）轉載。
[35]蔡和森的《本年五月一日的廣東農民運動》（第1031頁），引用彭湃報告，稱其受到凱旋式接待和組織工作的信；關于其他細節，見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第149&mdash181、151&mdash152頁。
[36]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第159頁。
書中列有直至1926年5月被害的195人的名單，材料根據阮嘯仙：《關于去年廣東省農民鬥争的簡報》，載《中國農民》，6/7（1926年7月），該刊報告了許多具體事例。
[37]肅清（化名）：《共産黨之陰謀大暴露》，本書廣泛地講述了所發現的情況以及兩黨之間日益激烈的争吵。
[38]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彈劾共産黨兩大要案》，轉載于《革命文獻》，9，第1278&mdash1286頁。
又見鄒魯：《中國國民黨史稿》，台北版，第413&mdash421頁。
《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張繼和謝持的質詢及鮑羅廷的答複記錄》，載《彈劾共産黨》，第25&mdash30頁，和《革命文獻》，9，第1286&mdash1291頁。
[39]V.I.格盧甯：《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mdash1927年）》（俄文），載《共産國際和東方：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為列甯主義戰略和戰術的鬥争》，第242&mdash299、271頁。
已故的莉迪亞·霍勒布内奇為作者摘錄了此報告的俄國檔案文章。
[40]V.I.格盧甯：《共産國際和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的形成（1920&mdash1927年）》（俄文），載《共産國際和東方：在民族解放運動中為列甯主義戰略和戰術的鬥争》，第271&mdash273頁。
[41]指示轉載于《革命文獻》，16，第2773&mdash2776頁；見《從容共到清黨》，第324&mdash331頁；關于全會和辯論的情況，見《國父年譜》，2，第1117&mdash1119頁。
[42]韋慕庭：《鍛造武器：孫逸仙和國民黨在廣州，1924年》，第89&mdash93、100&mdash105頁。
書中有&ldquo商團事件&rdquo的翔實記載。
[43]校注：6月4日，滇軍楊希闵、桂軍劉震寰在廣州發動叛亂，占領省公署等機關。
6月12日，各路聯軍合力擊敗滇軍與桂軍，克複廣州。
[44]校注：連坐；亦稱&ldquo緣坐&rdquo。
中國舊時因一人犯法，而使有一定關系的人，如親屬、鄰裡或主管者連帶受刑的制度。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因作戰頒布《連坐法》，一人作戰不力，全班受懲；一班作戰不力，全排受懲；餘以此類推。
[45]校注：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之間的矛盾和對立，系在黃埔軍校之内，在國民革命軍中并無此兩派鬥争之說。
[46]第一次東征的材料來源如下：陳訓正：《國民革命軍戰史初稿》，載《革命文獻》，10和11，第1523&mdash1677頁；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台北版，第406&mdash463頁。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國防部：《北伐戰史》，第13&mdash25頁。
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第138&mdash202頁；譯稿，第183&mdash263頁。
[47]韋慕庭的《孫逸仙》（第277&mdash282頁）對臨終遺囑、給蘇俄領袖們的告别信以及紀念活動進行了讨論。
[48]校注：上海大學，國共兩黨共同創辦培養革命幹部學校，1922年10月，由設在上海東南高等師範學校改組而成。
于右任任校長，共産黨人鄧中夏任校務長，負責主持工作；瞿秋白、蔡和森、恽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楊賢江、侯紹裘等在該校任教；設有中國文學、英國文學、社會學三系及美術科；1927年四一二政變後被白崇禧派兵封閉。
[49]關于大會的論述，見（羅）亦農：《中國第二次全國勞動大會之始末》，載《向導周報》，115（1925年5月17日），第1063&mdash1064頁；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新中國書店版，1949年），第116&mdash138頁；陳達：《中國勞工問題》，第122&mdash128、593頁；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356&mdash361頁；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921&mdash1927年》，第414&mdash422頁；瓊·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1919&mdash1927年》，第258&mdash261頁。
[50]校注：此人即顧正紅（1905&mdash1925）。
[51]關于五卅慘案的重要史料，有《國聞周報》2，21（1925年6月7日）、22（1925年6月14日），以及延續至9月份以後數期。
《東方雜志》，1925年7月份專刊；《向導周報》，117（1925年6月6日）至134（10月30日）；美國國務院：《關于中國國内事務的記錄，1910&mdash1929年》，縮微膠卷第329号第137卷，關于美國國務院893.5041/112。
美國上海總領事館克約翰1925年6月10日發出的快信，附件1：《5月16日至6月5日警察局報告摘錄》；附件2：調查；附件5：《1925年6月2日星期二會審公廨記錄摘錄》（初步聽審）；美國國務院893.5045/147：《1925年6月9日星期二會審公廖記錄摘錄》（審訊和盤間，然後是九次出示證據，共175頁）。
審訊記錄見《1925年5月30日騷亂時被捕華人的審訊記錄》（未見到此件）；美國國務院893.5041/158，1925年7月3日北京代辦費迪南德·梅耶發的快信：外交使團派往上海的一個代表團的調查報告，附件23份；美國國務院893.5045/274：10月12日起，進行審問的英、美、日三名法官組成的委員會的單獨的發現。
國際法官委員會首席法官E.芬利·約翰遜緻國務院弗蘭克·B.凱洛格說明事件的信件日期為上海1925年11月14日。
發表的審訊記錄，有1925年國際法官委員會的《國際法官委員會的訴訟報告》（未見到此件）。
大量的信件、剪報、中國刊物譯文、宣傳招貼的照片等證據的要點，收入美國外交人員和領事館的報告中。
上述縮微膠卷第329号第43&mdash45、136&mdash138卷；這些材料可以在國務院的《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5年，1，第647&mdash721頁見到。
近期見尼古拉斯·R.克利福特：《1925年的上海：城市民族主義和外國對特權的捍衛》。
[52]校注：此處五個列強，即英、日、法、美、意五國。
[53]校注：按：即沙基慘案。
[54]校注：1925年4月，黃埔軍校教導第一團和教導第二團，奉命改稱黨軍；同年6月15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決議，将建國軍與黨軍改稱國民革命軍；同年7月26日，國民政府成立，所屬各軍一律稱國民革命軍。
[55]陳訓正對這次戰役有全面的報道，載于《革命文獻》，11，第1704&mdash1706頁。
此文是《北伐戰史》中所附兩幅地圖類似報道的基礎（1，第280&mdash287頁）。
又見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925年6月1&mdash14日），第484&mdash486頁。
美國國務院893.00/6396和/6458，廣州總領事館總領事詹金斯快信，1925年6月12日和17日，載《紐約時報》，6月7&mdash13日。
[56]切列帕諾夫與黃埔的學生參加了這次戰役，他提供了戰役的詳細報道，雖然報道顯然部分地根據蘇聯使團的檔案，把加倫作為進攻計劃制訂者和所有軍事行動的負責人來描述，并生動地叙述了蘇聯顧問與分散的革命軍部隊形成了一個通訊網絡，準确地執行了加倫的命令。
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1，第201&mdash238頁；譯稿，第291&mdash314頁。
這個報道的特點，是對蔣介石抱有敵意的偏見，當時在革命軍中的，大約隻有20名蘇軍顧問。
[57]校注：1925年7月1日，國民政府在廣州成立，國民政府委員為汪精衛、胡漢民、譚延闿、許崇智、林森、孫科、伍朝樞、徐謙、張繼、張靜江、程潛、廖仲恺、朱培德、古應芬、于右任等16人；汪精衛任國民政府主席，胡漢民任外交部長，廖仲恺任财政部長，許崇智任軍事部長，孫科任建設部長。
國民政府共設此四部，此處所稱&ldquo九個部&rdquo有誤。
[58]校注：此處有誤。
1924年7月至1926年5月，稱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初為孫中山，孫氏逝世後，1925年4月16日，由譚延闿繼任；1924年7月11日任命的委員為胡漢民、汪兆銘（汪精衛）、廖仲恺、譚平山（7月16日辭）、戴季陶、伍朝樞、邵元沖；7月16日遞補瞿秋白；1926年1月26日，特任委員吳敬恒（吳稚晖）、于右任、李煜瀛（李石曾）、李大钊、陳友仁；伍朝樞任秘書長；鮑羅廷任特别顧問。
許崇智不是中央政治委員會委員。
[59]校注：此處有誤。
軍事委員會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汪精衛任主席，胡漢民任軍委會常委，廖仲恺僅為軍委會委員。
而且在1924年7月中央政治委員會成立時，并沒有軍事委員會。
實際1926年3月26日汪精衛即離開廣州，中央政治委員會主席即由譚延闿擔任。
廣州國民政府1925年7月1日成立時，廖仲恺并不是常務委員會委員，僅為委員會委員，而且于1925年8月20日遇刺身亡；胡漢民雖為常務委員，但1925年9月22日即離。
所以，此處所說汪精衛、胡漢民和廖仲恺似乎在政治委員會、國民政府委員會和軍事委員會實行三執政官，是不準确的，至多隻能說1924年1月30日成立的國民黨中執委和1924年7月11日成立的中政委是如此。
[60]校注：1925年7月4日廣州市并未設市長，設廣州市政委員會委員長，伍朝樞任首任委員長，孫科任第二任委員長。
[61]基本文件載于《革命文獻》，20，第3801&mdash3820頁；《從容共到清黨》第373頁引的決議，來自1925年6月14日中央政治委員會第14次會議記錄，記錄保存在國民黨檔案館；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第494頁提供了這次中央執行委員會采納的決議。
其他詳細内容載蔣永敬：《胡漢民先生年譜》，第331&mdash332頁。
[62]本段論述省港大罷工的開始段落，是由作者研究中國、蘇聯、英國和美國材料的一份手稿寫成。
[63]校注：1925年6月19日，香港工人為支援上海五卅運動，在蘇兆征、鄧中夏等人領導下，舉行大罷工；另二人不詳。
[64]這場争端，中國一方最全面的材料，是錢義璋編的《沙基痛史》，原文在國民黨檔案館，230/1780；部分轉載于《革命文獻》，18，第3330&mdash3358頁，斷續直至3419頁。
又，《6月23日：1925年6月23日中國廣州沙基慘案調查委員會報告》，&ldquo委員會&rdquo分發。
關于沙面的觀察者證明，中國人先開槍的證詞，見英國外交部，Cmd.2636，中國第1号（1926年）。
《關于1925年6月23日沙面事件中先開槍的文件》，又，美國國務院893.00/6464，廣州詹金斯1925年6月26日快信；893.00/6314，6月24日沙面電報；亞細亞艦隊總指揮給美國海軍部作戰司的兩份電報，意譯後交美國國務院，893.00/6352和/6359。
根據我掌握的證據，我發現不可能确定何方先開槍的事實。
[65]大衛·克萊夫·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1924&mdash1928年：英國和中國官方政策和觀念的相互作用的研究》，充分報道了間歇性談判的努力；材料主要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也使用了中文材料。
倫敦大學東方和非洲研究學院1973年博士論文。
[66]校注：按即廣州四一五慘案。
1927年4月15日淩晨2時，在廣州的共産黨人及革命分子2000餘人被捕，其中200餘人被殺害。
[67]有關這一系列複雜事件的材料來源是：《從容共到清黨》，第375&mdash392頁；汪精衛在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所作的《政治報告》，載《革命文獻》，20，第3851&mdash3870頁；蔣介石：《軍事報告》，載《革命文獻》，11，第1756&mdash1763頁；《蔣介石日記》，8月15日至9月23日；廣州英國和美國領事的報告。
[68]校注：1925年7月26日，廣州國民政府所屬各軍，一律改稱國民革命軍。
8月26日，國民革命軍組編為五個軍，1926年6月5日組成總司令部，總司令為蔣中正（蔣介石），總參謀長李濟深，總參謀次長白崇禧。
第一軍由黨軍組成，軍長蔣中正（1926年1月20日辭）、何應欽（1926年1月20日任）；第二軍由湘軍組成，軍長譚延闿（1926年9月免）；第三軍由滇軍組成，軍長朱培德；第四軍由粵軍組成，軍長李濟深；第五軍為李福林個人的軍隊，稱福軍，軍長李福林。
[69]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186&mdash199頁，該書收集了一份&ldquo基桑卡&rdquo（N.V.古比雪夫）可能在1926年所寫的有價值的報告，詳細地講到軍隊改組和集中的重要成分。
拙著《民族主義制度下的軍事割據和再統一過程》，載何炳棣、鄒傥合編：《危機中的中國》，1，第203&mdash263頁；特别是第227&mdash233頁，其中詳述了廣東的軍事統一。
[70]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譯稿，第334&mdash354頁。
[71]N.I.康奇茨：《在中國國民革命軍隊伍中》（俄文），載《中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中的蘇聯志願兵；回憶錄》，第24&mdash95頁；第37&mdash62頁的一份日記報道了程潛率兵的戰鬥。
[72]《革命文獻》，12，第1802&mdash1805頁；《北伐簡史》第46頁以後各圖。
[73]校注：即戴季陶的《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與《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
[74]布爾曼：《傳記詞典》，3，第202頁。
已故的夏連蔭小姐在《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中，分析的主要幾點，載韋慕庭和夏連蔭合編的《文獻集》，第206&mdash207頁。
[75]《從容共到清黨》，第411&mdash412頁，根據國民黨檔案館保存的文件。
[76]陳獨秀：《給戴季陶的一封信》，載《向導周報》，130（1925年9月18日），第1196&mdash1197頁。
[77]韋慕庭與夏連蔭合編的《文獻集》，第234&mdash237頁。
[78]校注：出席此次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委員為：鄒魯、謝持、林森、張繼、居正、葉楚伧、覃振、石青陽、石瑛、邵元沖、沈定一、茅祖權、傅汝霖及列名而未出席的戴季陶，共14人，自稱為國民一屆四中全會，決議開除李大钊、毛澤東等9名共産黨員的國民黨黨籍，宣布取消共産黨員在國民黨之黨籍及其所任中央部長之職，解除鮑羅廷的職務。
史稱此次會議為西山會議，稱出席會議者為西山會議派。
[79]《西山會議關于國民黨内清除共産黨人的重要文獻，1925年11月》，載《國聞周報》，4，14（1927年4月17日），第14&mdash16頁。
鄒魯：《回憶錄》，1，第180&mdash189頁。
戴季陶：《戴季陶先生文存》，陳天錫編，3，第975&mdash978、985頁。
《從容共到清黨》，第413&mdash434頁（根據國民黨檔案）；韋慕庭、夏連蔭編：《文獻集》，第309&mdash312頁。
[80]校注：1926年，中國沒有特别市建制；特别市建制始于1927年4月17日南京國民政府成立之時。
此處所講的三個特别市，是就國民黨設立的北京、漢口、上海三個執行部而言，不是政區建制的特别市。
[81]《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記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26年4月，第29、31頁。
[82]《從容共到清黨》，第463頁。
[83]《會議記錄》，第134頁；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466&mdash469頁。
[84]《會議記錄》，第18&mdash19頁。
[85]《會議記錄》，第165&mdash169頁。
[86]選舉結果載《會議記錄》，第145&mdash146頁。
前四人各得249張有效票數中的248張。
當然會上三個得票最多的人，不能在記名的票上投自己的票。
根據參加大會的張國焘的說法，缺席的胡漢民實際上得票249張，但在汪精衛的慫恿下，大會秘書長吳玉章減了胡漢民一票，排在汪、蔣之後，名列第三（根據公布的會議記錄，實際上在汪、譚以後，在蔣之前）。
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282頁和第708頁腳注14。
[87]《從容共到清黨》，第473頁、第519頁腳注33，根據國民黨檔案館會議記錄，附投票結果。
[88]校注：政治委員會是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特設的政治指導機構。
國民政府一切重大決策，均由政治委員會先行作出後，交由中央執行委員會讨論通過，交國民政府實施。
所以政治委員會是聯結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紐帶。
[89]以下的讨論，主要根據1927年4月6日在對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武官處的搜查中沒收的一批未發表的文件。
原件為俄文，英國駐北京的武官J.R.V.斯圖爾德上校把英譯文交英國公使藍普森爵士，後者把文件轉交給英國外交部。
這些文件現存于倫敦檔案局，檔案号為F.O.371&mdash12502（F8322/3241/10）。
這一批文件包括《國民革命軍的政治工作》和15份附件，其中3份已散失。
其日期約從1926年3月起，第1份《關于國民革命軍的政治指導的規定》的日期，為1926年3月15日；它與第6份未注明日期的附件《關于國民革命軍中政治委員[原文如此]的規定》被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于1926年3月19日頒布，為轉載于《革命文獻》（12，第1814&mdash1821頁）的幾乎一樣的規定所證實。
韋慕庭和夏連蔭的《文獻集》的修訂補充本計劃發表這些蘇聯的文件。
[90]校注：1926年7月，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為出師北伐，召開臨時會議，決議将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與政治委員會合并為中央政治會議。
[91]校注：1925年7月，陳公博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1926年7月，此時政治訓練部改稱總政治部，原政治訓練部屬軍事委員會，總政治部改隸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鄧演達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任副主任；9月25日，郭沫若任代理主任。
[92]校注：1926年2月，為強調黃埔軍校（全稱為中國國民黨陸軍軍官學校）的政治工作，依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決議，改名為國民革命軍中央軍事政治學校，至1930年停辦。
[93]校注：此處的&ldquo該部&rdquo所指是政治訓練部。
周恩來1924年秋回國，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國民革命軍第一軍副黨代表、政治部主任；1925年10月，任東征軍總政治部主任，并未擔任過政治訓練部主任，更未&ldquo常常代理主任的工作&rdquo。
1925年7月3日，軍事委員會成立時，政治訓練部隸屬軍委會，主任為陳公博；1926年6月，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成立時，政治訓練部即改稱總政治部，隸屬總司令部，主任為鄧演達，副主任為郭沫若，同年9月25日郭沫若代理主任。
周恩來從未任政治訓練部或總政治部副主任；疑此處周恩來為郭沫若之誤。
[94]校注：此政治訓練教科書，為瞿秋白所編寫。
[95]《革命文獻》，12，第1818頁，上引文件附件6的譯文不同。
[96]校注：1926年6月，政治訓練部改稱政治部，隸屬軍事委員會改隸屬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
此時，黨代表是上報總司令，不上報軍委會主席。
[97]校注：此時第一軍政治部主任為周恩來。
[98]校注：按：第一軍共轄第一、第二、第三、第十四、第二十共五個師，第一師師長何應欽，黨代表周恩來；其餘各師黨代表不詳。
此處第一軍疑為第一軍第一師之誤。
文中所稱五個師，疑為五個團之誤。
第一師下轄五個團。
第一團黨代表為賀衷寒，系國民黨員；第二團黨代表金佛莊，第三團黨代表包惠僧，第四團黨代表徐堅，第五團黨代表嚴鳳儀，均為共産黨員。
即第一師五個團的黨代表，有四人為共産黨員。
[99]韋慕庭與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259頁，推斷的日期是1926年4月10日至16日之間。
一份令人失望的關于共産黨員滲入政治部的含糊報道，載《國軍政工史稿》，1，第212&mdash221頁，特别是第221頁，把這類滲透歸罪于陳公博。
[100]校注：青年軍人聯合會，由周恩來指導，1925年2月1日在廣州成立，以黃埔軍校中的共産黨員和青年團員為骨幹。
孫文主義學會前身是1925年2月由陳誠、賀衷寒在黃埔軍校成立的&ldquo中山主義研究社&rdquo，以反對共産黨的人為骨幹，以戴季陶主義為理論，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後更名為&ldquo孫文主義學會&rdquo，于當年12月29日正式成立。
孫文主義學會中，沒有共産黨員，此處把青年軍人聯合會與孫文主義學會并列，說均有共産黨員有誤。
[101]韋慕庭和夏連蔭：《文獻集》，第100&mdash101頁。
決議的其他部分教導黨員如何吸收無産階級分子，并且批判了群衆運動中的過去的錯誤。
[102]《中國共産主義青年運動報告》，載《中華星期畫報》，北京，1928年1月28日，第14&mdash18頁。
這是在北京突然搜查時沒收的文件；卡羅爾·安德魯夫人提請我注意這份文件。
又《共産國際第六次全世界大會上關于青年共産國際的報告》，載《列甯青年》，1，10（1929年2月15日），第69&mdash94，案卷存國會圖書館。
[103]羅伯特·C.諾思：《莫斯科和中國共産黨員》，第131頁；書中引了《共産國際活動的報告，1926年3&mdash11月》，第118頁。
1927年5月的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大會時期的黨員組成成分的另一個報道提供了以下的數字：工人，53.8％；知識分子，19.1％；農民，18.7％；軍人，3.1％；中小商人，0.5％。
米夫：《緊急時期中的中國共産黨》（譯自俄文），第37頁。
[104]見上《1925年強化了的革命氣氛》第1段的第2條腳注。
[105]樂生（化名）：《第三次全國勞動大會之經過及其結果》，載《向導周報》，155（1926年5月5日），轉載于《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219頁。
我沒有見到使用的一份重要材料是劉少奇的關于過去一年（即到1926年5月份）中國勞工運動的報告，載《政治周報》，14（廣州，1926年6月5日），現可在美國國立圖書館縮微膠卷（第329号，第56卷，893.00/7980）中見到。
[106]切諾斯：《中國的工人運動》，第269頁（根據1925年8月7日警察局的日報，我認為準确的數字是217804人）；又切諾斯，第339頁。
一名英國的勞工專家在1926年訪問上海，被告知上海工會聯合會&mdash&mdash上海總工會&mdash&mdash聲稱在1926年5月，15個工會連同47個分會隻有會員81000名。
C.埃斯特朗熱·馬隆上校：《新中國，調查報告》，第2部分，《1926年的勞動條件和勞工組織》。
[107]這個主題在切諾斯的《中國的工人運動》（第400&mdash402頁）中有所發揮。
[108]見上《組織一次群衆運動的努力》第7條腳注。
官方的1925年5月的數字為21萬，但我認為不可靠。
[109]羅绮園：《會務總報告》，載《中國農民》，6/7（1926年7月），第639&mdash687、654頁。
報告提供了每個縣的準确數字。
還有以後在1926年的詳細數字，列出在71個縣的6442個協會有823338名會員。
見T.C.張：《廣東的農民運動》，第15&mdash16頁。
[110]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1，第182頁），根據《中國農民》的詳細報告。
霍夫海因茲的《中斷的浪潮》（第78&mdash92頁），讨論了講習所。
[111]羅绮園：《會務總報告》，第667&mdash668頁；T.C.張的《廣東的農民運動》，第24&mdash30頁，舉例加以總結。
[112]R.A.米羅維茨卡娅：《米哈伊爾·鮑羅廷（1884&mdash1951年）》，載《傑出的蘇聯共産黨人&mdash&mdash中國革命的參加者》，第22&mdash40頁；特别是第24頁，根據蘇聯檔案。
[113]費希爾：《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第640頁。
廣州蘇聯軍事代表團成員所寫的《國民革命軍》（約到4月19日為止）聲稱：&ldquo學校是我們在1924年組織的，并且在開始時是我們花錢來維持的。
&rdquo
[114]A.I.卡爾圖諾娃：《華西裡·布留赫爾（1889&mdash1938年）》，載《傑出的蘇聯共産黨人》，第41&mdash65、62&mdash63頁。
[115]校注：1927年4月6日，京師警察廳總監陳興亞率領警察、憲兵、便衣偵探300餘人，分别包圍北京東交民巷中的中東鐵路辦事處、遠東銀行、庚子賠款委員會等處，重點搜查蘇聯駐華使館及兵營。
[116]轉載于《中華年鑒，1928年》，第802頁。
亞曆山大·伊裡奇·葉戈羅夫是蘇俄内戰中的英雄，于1925年下半年來北京接任武官職務。
[117]韋慕庭：《孫逸仙：受挫的愛國者》，第212頁、第352頁腳注99。
[118]美國國務院893.00/6393，快信，梅耶，北京，1925年6月9日，内有詹金斯5月29日自廣州發來的快信。
信中報道了與馬素的一次會見，發表于5月27日的《香港電訊報》。
卡爾圖諾娃：《華西裡·布留赫爾》，第62&mdash63頁。
兩個報道都認定作為國民黨官員的廖仲恺，先與鮑羅廷，後與布留赫爾談判蘇聯撥款之事。
[119]美國國務院89300B/156，電報，科爾曼·裡加，1925年3月9日；譯文來自莫斯科《消息報》第51期，3月3日。
[120]美國國務院89300B/156，電報，科爾曼·裡加，1925年6月17日。
其他國家捐款5000盧布，也通過莫斯科彙到中國。
[121]英國外交部F6462/3241/10（現編檔存于FO371/12501），并印于FO405/254，密件。
《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15，1927年7&mdash9月，第27号。
鄧中夏是這次罷工的領袖，他提供的材料到1926年6月。
罷工委員會的總收入為517萬中國元，列舉的收入來源是整數；其中有&ldquo其他來源&mdash&mdash20萬&rdquo。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184頁。
[122]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333頁、第521頁腳注93，總計可能近1100萬盧布。
[123]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92頁。
[124]《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載《國際報刊通訊》，6，40（1926年5月6日）。
赫爾穆特·格魯伯在其《蘇俄主宰共産國際》（第457&mdash461頁）中引用。
[125]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115頁。
[126]根據夏連蔭為韋慕庭與她合編的《文獻集》補充本所寫的一章，其中的基本史料為突然搜查中沒收的文件，得到其他證據的證實。
一名蘇聯的年輕婦女，當時作為翻譯在張家口與顧問們一起工作。
此人1926年1月在北京對事件的生動報道，見維拉·弗拉季米羅夫娜·維什尼阿科娃一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國的兩年，1925&mdash1927年》，史蒂文·I.萊文譯成英文，第80&mdash122頁。
[127]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mdash1926年》，第282&mdash283頁；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ldquo大角逐&rdquo》，第217&mdash219頁。
[128]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mdash1926年》，第282&mdash283頁；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ldquo大角逐&rdquo》，第217&mdash219頁，見上段最後的腳注。
[129]校注：按：即&ldquo三一八慘案&rdquo。
[130]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mdash1926年》，第282&mdash283頁；O.埃德蒙·克拉布：《中國和俄國：&ldquo大角逐&rdquo》，第217&mdash219頁，見上段最後的腳注。
[131]這是估計數，因為随着新顧問的到來，人數有變化，有的是來自北方縮小或撤銷的軍事代表團。
伍朝樞可能在1925年10月下旬告訴德國的領事，有38名蘇聯顧問在廣州政府中工作。
英國外交部405/248第251号（F5914/194/10）。
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于1926年2月28日來到廣州，她提到了同船的6名新來者，并叙述其在廣州遇到了許多蘇聯人，但沒有提供總人數。
《在革命中國的兩年》，萊文的英譯本，第141、149、176&mdash188頁。
[132]此文件藏于哈佛大學托洛茨基檔案館。
《我們關于中國和日本政策的問題》，載《列昂·托洛茨基論中國：彭述之導言》，第102&mdash110頁。
格魯伯：《蘇俄主宰共産國際》，第462&mdash467頁有摘要，但題目和譯文不同。
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mdash1926年》，第286&mdash289頁有評論。
專門委員會的其他成員，是契切林、捷爾仁斯基和伏羅希洛夫。
[133]校注：《洛迦諾公約》，即《洛迦諾保證條約》，英、法、德、意、比、捷、波7國于1925年10月16日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于同年12月1日在倫敦正式簽字。
《公約》最主要内容為德法比保證，德法、德比邊境不受侵犯；1936年3月7日希特勒向萊茵區進軍，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廢除該《公約》，随即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
[134]格魯伯的譯文是&ldquo派廣州政府的主席&rdquo，而不是派政府的&ldquo一名代表&rdquo。
鑒于蔣介石3月20日政變的一個結果，是汪精衛于5月前往法國。
這個說法是令人感興趣的。
[135]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mdash&mdash1917&mdash1926年》，第287頁。
[136]近期兩篇有價值的研究論文，是吳天威的《蔣介石的1926年3月20日的政變》，載《亞洲研究雜志》，27（1968年5月），第535&mdash602頁。
《從容共到清黨》，第489&mdash494頁。
韋慕庭與夏連蔭合編的《文獻集》中（第218&mdash224頁），亦有簡要的報道。
[137]蔣介石日益增加疑心的證據，可以在其1926年1月19日至1926年3月15日的&ldquo日記&rdquo（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中找到。
蔣氏在4月初《緻汪精衛的複信》，對汪精衛進行了一系列的指責。
此信後來發表于文化研究社編：《中國五大偉人手劄》，第246&mdash253頁。
[138]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3月22日至4月20日條目，轉載于《革命文獻》，9，第1291&mdash1300頁，提供了蔣介石對這次事件的記載。
[139]摘自全體會議的會議記錄，引自《從容共到清黨》，第504&mdash509頁；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5月15&mdash25日。
[140]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222頁。
[141]A.I.卡爾圖諾娃：《布留赫爾1926年的&ldquo宏大計劃&rdquo》，英譯本為簡·索爾斯基翻譯，韋慕庭加注，載《中國季刊》，35（1968年7&mdash9月），第18&mdash39頁。
1925年10月，蘇聯駐北京大使館派A.赫麥列夫去廣州調查情況，報告加倫和鮑羅廷之間常發生沖突，結果加倫被迫離開廣州。
《A.赫麥列夫〈廣州之行報告〉摘錄》（第27&mdash30頁），此文件得自1927年4月6日的北京的突然搜查，譯文藏于加州斯坦福胡佛戰争、革命與和平研究所，傑伊·卡爾文·休斯頓藏書。
[142]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記錄，第131号。
奇怪的是，蔣介石确實參加了這次會議，但其日記竟未提起這次聯席會議。
[143]A.I.卡爾圖諾娃：《華西裡·布留赫爾（1889&mdash1938年）》，第62&mdash63頁。
蔣介石當天的日記沒有提到這類會議，雖然蔣氏主持了總司令部政治部的一次會議，讨論戰鬥開始時應做的工作。
[144]1926年6月5日，廣州政府公布《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組織大綱》，規定國民政府所屬陸海空各軍悉歸總司令統轄，政治部、參謀部、軍需部、海軍局、兵工廠等均直屬總司令部。
[145]兩人的傳記見包德華《傳記詞典》，總政治部及其附屬機構的組織系統，載《國軍政工史稿》，1，第264&mdash272頁，第281頁有鄧、郭二人的照片。
[146]《革命文獻》，12，第1780&mdash1789頁；《北伐戰史》，1，第62&mdash63頁；《北伐簡史》，圖，第46頁以下。
[147]校注：黃埔軍校此時已改名為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148]指揮官和主要政工人員的事迹，在包華德的《傳記詞典》中有簡要介紹，說明軍、師、團、營指揮官的組織表載《革命文獻》，12，第1802&mdash1803頁；《北伐戰史》，7，第322頁以下；《北伐簡史》，第46頁以下。
[149]校注：1926年7月9日，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在廣州舉行北伐誓師典禮。
[150]關于廣州談判的有趣報告，見1926年6月3日根據鮑羅廷報告的文件。
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269頁。
唐納德·A.喬丹：《北伐戰争：1926&mdash1928年中國的國民革命》，第276&mdash286頁。
高級指揮将領之一回憶北伐的有趣報告，載唐德剛：《李宗仁回憶錄》。
[151]這些戰鬥，在《革命文獻》（12，第1904&mdash1931頁）和《北伐戰史》（2，第355&mdash431頁）有詳細論述，兩書均列有傷亡、戰俘和戰利品的數字。
《北伐簡史》，第55&mdash59頁；喬丹：《北伐》，第75&mdash79頁；A.I.切列帕諾夫：《中國國民革命軍的北伐：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第158&mdash164頁，此書根據蘇聯人的觀點寫成。
[152]校注：武昌城防司令為劉玉春。
[153]一份日期為1926年12月5日、根據布留赫爾指揮部情報的報道，為11月24日至30日在南昌的A.赫麥列夫所寫。
存于蘇聯檔案館内的這份報告，引了11月15日&ldquo加倫&rdquo發來的電報，電報中提供了這些傷亡數字，同時又加上了以前幾次戰役傷亡的10000人。
布留赫爾顯然隻計算已在廣東組織起來的軍隊（原來的國民革命軍）的損失，貶低第7軍和賀耀組的獨立第2師在江西戰役中的實際戰鬥，雖然這些部隊繳獲了敵人的大部分武器。
布留赫爾的關于在廣東以外作戰部隊的數字如下（11月中）：
《根據國民革命軍北伐史的材料》，載《曆史檔案》，4（1959年），第113&mdash126頁，文件3，116。
其他江西戰役的報道有：《革命文獻》，13，第2047&mdash2179頁（附多份電報）；《北伐戰史》，2，第499&mdash564頁；《北伐簡史》，第69&mdash90頁；切列帕諾夫：《手記》，第189&mdash201頁（對蔣介石抱有敵意的偏見）；喬丹：《北伐》，第83&mdash92頁。
[154]在此使用陳訓正的關于福建戰役的記載作為基本史料。
《革命文獻》，14，第2187&mdash2212頁，有關文獻見第2212&mdash2220頁。
A.I.切列帕諾夫是何應欽的軍事顧問，但是他的關于戰役的記載由于他缺乏文獻，是簡略的，而且不都是準确的。
《手記》，第172&mdash178頁。
其他記載載《北伐戰史》，2，第575&mdash596頁；《北伐簡史》，第91&mdash98頁；喬丹：《北伐》，第93&mdash96頁。
國民黨檔案館所藏《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戰史紀略》，465/30，提供了大量的詳細情況。
[155]校注：1926年6月1日，周西成出任貴州軍務督辦兼省長。
[156]喬治·鮑勃科克·克雷西：《中國的地理基礎：土地及人民概述》，第55頁，根據1926年中國郵政局的估計數字。
[157]赫麥列夫的報告，載《根據國民革命軍北伐史的材料》，第125頁；切列帕諾夫：《手記》，第124&mdash169頁；維什尼阿科娃-阿基莫娃：《兩年》，第242&mdash243、247頁。
三份來自前線的蘇聯顧問所寫報告的譯文，發表于韋慕庭和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43、44和49頁。
其他的報告在即将出版的《文獻集》修訂本中有摘錄。
陳訓正在奪取武昌和南昌的記載中，稱贊&ldquo我空軍&rdquo的活動，而不提飛行員是蘇聯人。
《革命文獻》，13，第1991&mdash1992、2163&mdash2164頁。
[158]兩份關于給推進的軍隊特殊形式援助的報道轉載于《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93&mdash297頁（1926年9月14日）和第298&mdash301頁（1926年11月4日）。
一個澳大利亞觀察家的早期報道是H.歐文·查普曼：《1926&mdash1927年的中國革命：從國民黨首都漢口所見的一份共産黨控制時期的記載》，第21&mdash27頁。
在喬丹的《北伐》第75&mdash79、241&mdash246頁，可見到幾個例子和一種評價。
安格斯·麥克唐納：《湖南農民運動：它的城市根源》，載《近代中國》，1.2（1975年4月），第188&mdash189頁，以及他的著作《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264&mdash270頁；此書不承認農民支援部隊的作用，認為城市工人更為重要。
[159]《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16&mdash374頁，有關湖南工會化的文件。
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22頁。
[160]《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21&mdash322頁；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532&mdash550頁；《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597&mdash601頁。
[161]關于罷工、工商界的反應和調查委員會的情況，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612&mdash622頁。
美國國務院893.504/40，漢口總領事羅赫德緻國務卿，1926年12月28日，第15頁，談到罷工和銀行破産情況。
《中華年鑒，1928年》，第984頁論述工人糾察隊的蠻橫行為。
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400&mdash404頁，全面論述了湖北共産黨組織勞工的情況。
[162]吸收的人數根據《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7&mdash18頁關于1926年6月3日的數字；第257&mdash262頁關于湖南11月份的數字；第395頁關于12月末的數字。
李銳斷言，在北伐開始前，4萬多名農民在湖南已被組織起來，但他沒有證實。
同上書，第267頁。
[163]後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的第一個蘇維埃政府》，1，第182頁有關于農民運動講習所畢業生的材料。
關于早期的發展，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70&mdash275、281&mdash284、293&mdash301、322&mdash325頁的報道；霍夫海因茲：《中斷的浪潮》，第130&mdash134頁。
麥克唐納：《湖南農民運動》，第190&mdash195頁，文中堅持對立的協會的多樣性。
[164]關于處決的情況，見英國外交部報告405/252，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13，1927年1&mdash3月，第44、74和91号；《北華捷報》，1927年1月15日，第62頁；米塔列夫斯基：《世界範圍的蘇聯陰謀》，第139&mdash140頁，一名國民黨官員的報告的譯文。
共産黨強調處決的惡霸為數很少。
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81、312、381頁，第282&mdash283、329頁有關于殺害農村領袖的報道。
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49&mdash50頁）傾向于這種解釋。
顯然殺戮在進入1927年以後增加了。
關于11月份的會員數和階級成分，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57&mdash262頁，以及橫山英：《湖南農民運動》，載《近代中國》，1.2，第204&mdash238頁、第217頁之圖，但可能根據不同的材料來源。
[165]關于李銳對大會的記述和毛澤東的講話，見《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75&mdash278頁；關于共産黨發出的宣言（橫山英譯成英文，見前引著作第220&mdash222頁），見第322&mdash325頁；關于大會通過宣言的決議，見326&mdash380頁。
[166]《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17&mdash18頁有6個月的數字，關于湖北省的情況，見第395頁；關于江西的情況，見第420頁。
晚至1927年3月份，據報道，江西省隻有82617名農協會員。
霍夫海因茨的《中斷的浪潮》（第104頁）提供了組織聲稱的1924年至1927年兩個省（但沒有江西省）的數字。
[167]校注：萬縣慘案即1926年8月29日，英國太古公司&ldquo萬流&rdquo輪在四川雲陽江面撞沉3艘中國木船，溺死64人，其中有楊森部下解饷兵58人，損失饷銀8.5萬元。
&ldquo萬流&rdquo輪抵萬縣時，楊森派官兵赴該輪查訊事件經過，又遭停泊萬縣江面英艦&ldquo阿克捷夫&rdquo号水兵襲擊。
楊森遂将&ldquo萬流&rdquo輪扣留。
9月5日，英國竟派軍艦炮轟萬縣，打死打傷軍民達千人，毀民房商店千餘間。
[168]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335&mdash401頁。
根據英國外交部檔案和中國公布的史料，提供了談判解決的慎重報道，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1926年前半年的會議記錄中，有許多關于罷工委員會或工人糾察隊員行動的事例。
政治會議發現這些事是不服管制的，并試圖進行約束。
罷工委員會的鄧中夏和蘇兆征在讨論這些問題時，常常出席這些會議。
鄧中夏：《中國職工運動簡史》，第188&mdash194頁；《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544&mdash546、551&mdash556、583&mdash590頁中有關結束罷工和封鎖行動的各方面中國人的報道。
[169]大部分反基督教活動的材料，載戴遂良：《現代中國》，第5、6、7頁，報道了1924年至1927年的反基督教情況；《美國外交關系》論述了此期間的中國。
傑西·O.盧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反基督教運動》，載《近代亞洲研究》，10.3（1976年），第394&mdash416頁，及易家傑《中國的反基督教運動，1922&mdash1927年》，哥倫比亞大學1970年博士論文，出版書名為《宗教、民族主義和中國學生》。
[170]共産黨的決議，載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299&mdash300頁。
蔣介石的聲明，載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參看1926年8月20日條；法譯文載戴遂良：《現代中國》，7，第113&mdash115頁（8月19日）。
《現代中國》的下一個内容，是第四軍政治部發表的一篇反基督教的聲明，日期為8月25日。
關于蔣介石拔牙的事，見魯思·奧爾特曼·格林：《湘雅雜志》，第45&mdash47頁；魯本·霍爾登：《1901&mdash1951年大陸的雅禮和湘雅》，第157頁，書中記述蔣氏聲稱：&ldquo保持部隊的良好紀律，并答應不侵犯外國人。
&rdquo
[171]蔣介石的聲明載《北華捷報》，1927年2月12日，第230頁；但與戴遂良的《現代中國》（7.51）中的摘要迥然不同。
凱瑟琳·M.麥圭爾：《1926&mdash1927年湖南的工會運動及其對美國社區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1977年碩士論文，文中引了駐長沙美國領事的檔案和湖南各布道站發出的通訊。
[172]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34&mdash441頁；多蘿西·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mdash1928年》，第228&mdash230頁。
[173]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64&mdash467頁的叙述，根據藍普森的電報，作者也在倫敦檔案局見到此電報。
陳友仁在1927年3月13日呈送給國民黨第三次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的報道，載蔣永敬：《鮑羅廷與武漢政府》，第89&mdash90頁。
蔣教授的研究根據國民黨檔案的原始文件。
[174]校注：1926年12月，廣州國民政府北遷；同月13日，在武漢成立臨時聯席會議，代行國民政府職權。
臨時聯席會議，由抵漢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國民政府委員、湖北省政務委員會主任、國民黨湖北省黨部與漢口特别市黨部各派代表一人組成，實行委員會制。
其組成人員為徐謙、孫科、陳友仁、宋慶齡、宋子文、鄧演達、詹大悲、吳玉章、董必武、蔣作賓、王法勤、柏文蔚、于樹德、唐生智、張發奎等15人，徐謙任聯席會議主席，鮑羅廷為總政治顧問。
[175]蔣永敬：《鮑羅廷》，第93&mdash98頁，鮑羅廷對聖誕節備忘錄的想法如下：&ldquo我們當前的政策，是要使英國與日本、日本與奉天的沖突日益加劇。
&rdquo在12月20日對數千名代表&mdash&mdash可能是反對英帝國主義委員會的代表的一次講話中，鮑羅廷聲稱，藍普森&ldquo帶着甜言蜜語來到這裡，但是他内心是含有敵意的。
英國人在我們背後活動，企圖消滅我們。
與之鬥争的唯一方式，是首先抵制一切英國貨&rdquo。
載《北華捷報》，1926年12月24日；轉引自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68頁；12月26日反英集會的一份報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