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載《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83&mdash384頁。
[176]校注：1927年1月7日，武漢國民政府成立英租界臨時管理委員會；同年2月9日，武漢國民政府收回漢口英租界後，在其地成立第三特别區管理局。
[177]中國一方的報道，載于蔣永敬《鮑羅廷》第99&mdash104頁。
據報道，臨時聯席會議記錄，《國聞周報》4.2和1月3、9日（有徐謙和蔣作賓的照片），以及1927年1月16日；該報《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384&mdash393頁，轉載了廣州《民國日報》的報道；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第484&mdash497頁，此文使用了英國檔案和國民政府文件，有說服力地斷定，國民黨領導集團并沒有計劃去收回租界。
一篇英國目擊者的報道由E.S.威爾金森所寫，載《北華捷報》，1927年1月15日，第46&mdash47頁；關于1月的事态，見《漢口捷報》。
[178]這一論述主要根據威爾遜《英國和國民黨》，第498&mdash530頁。
此文以雙方的文件和報道為基礎，考察了演變中的英國人和中國人對漢口事件的反應。
關于這個事件的國民政府的文件載《革命文獻》，14，第2343&mdash2378頁。
又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01&mdash103頁；蔣永敬：《鮑羅廷》，第104&mdash109頁。
蔣永敬認為鮑羅廷在訂協議時圖謀拖延。
[179]聯席會議的最初成員，有宋慶齡（孫逸仙夫人）、徐謙、鄧演達、吳玉章、王法勤、唐生智、詹大悲、董用威（董必武）、于樹德、蔣作賓、孫科、陳友仁和宋子文，除唐生智和蔣作賓外，其餘各人均為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或候補委員。
唐生智是這個地區一支力量最強的軍隊的長官，是新興的蔣介石的競争者；吳玉章、董必武和于樹德是共産黨的領導成員；蔣作賓是革命活動中一個重要的湖北領導人，是孫逸仙的長期同事。
名單來自蔣永敬著《鮑羅廷》，第33頁，根據聯席會議記錄。
此名單中尚漏掉王法勤、柏文蔚、張發奎三人。
[180]《北伐戰史》，2，第606&mdash614頁，列出了将參戰的所有的軍和師。
[181]蔣永敬：《鮑羅廷》，第33&mdash43頁；《從容共到清黨》，第530&mdash541頁；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第556&mdash562、567&mdash568頁（以上的作者都談到了分裂，并認為鮑羅廷是煽動者）。
關于鮑羅廷挑釁性演講，見《上海來信》，載利昂·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問題》，第467頁。
蔣介石對這次對抗的記載，載戴遂良：《現代中國》，17，第140&mdash142頁中有法文譯文。
關于裂痕的擴大，又見韋慕庭和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381&mdash388頁；關于蘇聯觀點的記載，見切列帕諾夫：《一個在華軍事顧問的手記》，第205&mdash210頁。
[182]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7号，第427&mdash430頁。
關于共産黨的攻勢，見第388&mdash393頁。
關于蔣介石的講話，見《革命文獻》，16，第2782&mdash2789頁。
摘錄載《北華捷報》，3月12日，第402頁；3月19日，第439頁。
蔣永敬的《鮑羅廷》（第42頁）提供了陳公博的電報報告和南昌的反應。
《從容共到清黨》第540頁提到了給鮑羅廷的電報，但沒有有根據的材料來源。
日期為1927年3月17日的&ldquo上海來信&rdquo聲稱，共産國際代表吳廷康訪問了蔣介石，然後要求召回鮑羅廷，因為&ldquo否則蔣介石不作出任何重大讓步&rdquo。
托洛茨基：《中國革命的問題》，第406頁。
[183]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28頁。
[184]《毛澤東選集》（英文版），第21&mdash59頁（有幾處&ldquo更正&rdquo），部分英譯文載布蘭特、許華茨和費正清：《文獻史》，第80&mdash89頁；斯圖爾特·R.施拉姆：《毛澤東的政治思想》，修訂本，第250&mdash259頁。
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310&mdash311頁有有關毛澤東這篇報告的不同版本的書目注釋。
所有毛澤東傳記作者都對報告作了評論。
[185]根據英文回譯。
&mdash&mdash譯者注。
[186]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8号，第431&mdash434頁。
[187]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35&mdash436頁，反蔣聯盟的讨論，見第393&mdash396頁。
切列帕諾夫的《手記》（第299&mdash300頁）引了布留赫爾1927年1月份的意見，說第二、四、六、八共四個軍将支持左派和共産黨員反對右派的一次陰謀，但是第三和第七兩個軍将成為嚴重的障礙。
[188]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541&mdash542頁；蔣永敬：《鮑羅廷》，第43&mdash44頁；韋慕庭、夏連蔭合編：《文獻集》，第531頁。
李雲漢、蔣永敬二位教授以國民黨檔案館的材料為依據，把陳銘樞的被迫離去歸咎于唐生智、鄧演達和鮑羅廷。
[189]切列帕諾夫：《手記》，第300頁；關于制訂計劃的情況，見第225頁。
R.A.米羅維茨卡娅：《第一個十年》，載《蘇聯有關中國的列甯主義政策》。
莫斯科，《科學》，1968年，第20&mdash67頁，第44頁有《關于消滅長江下遊地區的敵人的備忘錄》的引文，備忘錄的日期為1927年1月6日，現存檔于蘇聯國防部。
馬克·卡薩甯：《20年代的中國》，希爾達·卡薩甯娜從俄文譯成英文，第194&mdash201頁提供了他在南昌布留赫爾參謀部工作的生動的報道。
[190]毛思誠：《民國十五年以前之蔣介石先生》，12月7日條。
[191]中共中央委員會緻北方地區委員會的信（1927年2月13日），載米塔列夫斯基：《世界範圍的蘇聯陰謀》，第119&mdash120頁；《一個警告》，以中國共産黨和一些共産黨控制的組織的名義簽發，廣州，2月27日，載羅伯特·C.諾思和賽尼亞·J.尤廷：《羅易之使華：1927年的國共分裂》，第150&mdash155頁。
陳獨秀之文，載《向導周報》，第190、191期（3月6日和12日），第2045&mdash2046、2056&mdash2057頁。
[192]在一次對訪問南昌的一個日本人的采訪（發表于2月9日的《時事報》）中，作者報道蔣介石曾說，他沒有打算用武力取得上海租界的想法，如果任何國家出于同情心而要幫助國民黨人，&ldquo我們不會拒絕這種援助，相反，我們将與那個國家握手&hellip&hellip我們樂意與日本握手&rdquo。
約翰·蒂利爵士于東京緻奧斯汀·張伯倫快信，1927年2月14日，存英國外交部405/252，密件，《關于中國的進一步的通訊》，第13313号（1927年1&mdash3月），附件第172号。
蔣派戴季陶作為一名使者去日本。
在2月27日東京的一次記者采訪中，戴解釋說，他的使命是取得日本對國民黨的立場和未來政策的正确理解，同時他闡述了他的信念，即外國租界将通過和平方式收回。
《北華捷報》，3月5日，第352頁。
根據當時的新聞報道及黃郛遺孀的自傳，黃郛是另一個重要的中間人，見沈亦雲：《亦雲回憶》，第247&mdash290頁。
[193]關于兩起談判的許多假設性的證據，見韋慕庭和夏連蔭編：《文獻集》，第389&mdash391頁。
又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10、119&mdash121頁。
[194]蔣介石為奉化人，按清制，奉化屬甯波府，故稱甯波人。
[195]郝延平：《19世紀中國的買辦：東西方之間的橋梁》，第290頁腳注，它引了一個後期的材料，大意是虞洽卿答應由浙江的金融集團給蔣介石一筆6000萬的貸款。
哈羅德·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修訂本，第114頁，書中叙述了黃&ldquo代表上海的銀行界和商界&rdquo訪問蔣介石之事。
在存檔于哥倫比亞大學的一份未發表的張嘉璈自傳中，報道了蔣介石争取中國銀行支持他的戰役的種種努力。
1962年在與作者的一次會晤中，索克思詳細叙述了他的作用，文字現存于哥倫比亞特藏圖書館。
[196]喬丹：《北伐》，第102&mdash105頁；《北伐戰史》，2，第619&mdash629頁；《北伐簡史》，第104&mdash108頁。
切列帕諾夫：《手記》，第227&mdash236頁。
切列帕諾夫是何應欽的顧問。
[197]校注：孫傳芳為蘇、浙、閩、皖、贛五省聯軍總司令。
[198]校注：張宗昌為直魯聯軍總司令，于1927年2月23日抵達南京，與孫傳芳組成安國軍蘇魯聯軍總司令部。
[199]有許多關于這次短暫的暴動的史料。
主要的有趙世炎（施英）《上海總罷工史》，載《向導周報》第189期，1927年2月28日，附文件，轉載于《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50&mdash472頁；《三次上海暴動》，載《中國問題》，2，第10&mdash11頁。
《上海來信》，第409&mdash412頁；《北華捷報》，1927年2月26日，第317&mdash321頁；關于2月份上海市警察局報告，見3月19日，第472頁；《中華年鑒，1928年》，第820&mdash823頁，轉載了《軍事部門會議記錄》，這是一份共産黨文件，在4月6日對北京蘇聯使館的搜查中獲得。
美國國務院893.00/8822，1927年4月9日上海高思快信，《1927年2月上海勞工、學生和鼓動者的運動》，共34頁，包括許多詳細的事實。
次要的記載有《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37&mdash640頁；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276&mdash279頁；喬丹：《北伐》，第209&mdash211頁（都抱有敵意的偏見）。
哈羅德·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32&mdash136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54&mdash355頁（這兩部著作都抱有同情的态度）。
[200]這裡論述的證據來自《北華捷報》，3月19日，第472頁，市政新聞：2月份警察局報告；《軍事部門會議記錄》，第823頁，周同志（可能是周恩來）的報告，日期為3月10日以前，報告聲稱&ldquo紅色恐怖已成功地在上海實行。
10名以上的罷工破壞者、挑唆者，工廠中反對工人的人已被殺。
這個運動對上述的人有清醒的作用&hellip&hellip&rdquo（數字可能包括2月24日以後的幾起處決）。
[201]《從容共到清黨》，第545頁。
李雲漢根據國民黨檔案館的文獻，對全會作了詳細的叙述，有的文獻發表在《革命文獻》，16，第2689&mdash2695頁。
又見蔣永敬：《鮑羅廷》，第46&mdash51頁；韋慕庭、夏連萌：《文獻集》，第397&mdash400頁，主要根據發表于1927年3月8&mdash18日國民黨官方喉舌《民國日報》的決議的譯文，載美國國務院893.00/8910，美國駐漢口總領事赫德1927年4月6日的快信。
[202]校注：軍事委員會此時系改組，不是重建，該委員會系1925年7月3日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1926年4月16日，改由蔣介石任主席。
1927年3月以前，軍事委員會并未撤銷，主席仍為蔣介石，但此時主席及其常務委員、委員多不到任，或不在武漢。
因蔣介石此時為軍事委員會主席兼國民革命軍總司令，形成實際上總司令部代替了軍事委員會。
[203]校注：軍事委員會7人主席團，為汪精衛、唐生智、程潛、鄧演達、譚延闿、蔣介石、徐謙。
[204]校注：1926年5月，蔣介石任組織部長，由陳果夫代理。
[205]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547頁。
[206]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548頁；蔣永敬：《鮑羅廷》，第50頁。
[207]校注：1927年初，新編第一師黨代表倪弼，奉命到贛州鎮壓中共領導的工人運動；1月26日，搗毀贛州總工會；3月6日，将贛州總工會委員長陳贊賢殺害；南昌工人罷工三天以示抗議，并派200多名代表到武漢國民政府請願。
3月18日，南昌各界數萬人舉行陳贊賢追悼大會。
[208]《從容共到清黨》，第565&mdash568、594&mdash598、660&mdash662頁；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第578頁；劉立凱、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55頁；切斯諾的《中國工人運動》（第352頁）概括地叙述了這些行動，英國勞工領袖和1927年來華的國際工人代表團成員湯姆·曼于3月19日途經贛州，得知處決陳贊賢的詳細情況，當其于3月25日抵達南昌時，&ldquo革命處于上升之時，但是其他的力量已處于統治地位&rdquo。
湯姆·曼：《我在中國之所見》。
[209]校注：程潛統率的稱江右軍，李宗仁統率的稱江左軍。
[210]校注：當時通稱國民革命軍為北伐軍，稱北方軍閥的軍隊為北軍。
[211]陳訓正：《浙江和上海的攻克》，載《革命文獻》，14，第2231&mdash2309頁，第2288頁有畢庶澄倒戈的描述。
[212]關于當時幾份攻占上海的報道，有《國聞周報》，1927年3月27日，一篇趙世炎（化名&ldquo施英&rdquo）的文章和幾份總工會的宣言，載《向導周報》第193期，1927年4月6日，轉載于《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73&mdash490頁。
《北華捷報》，3月26日，第481&mdash488、515頁；4月2日，第16頁。
美國國務院893.00/8406、8410、8414、8415、8421、8422，上海總領事高思來電，3月19&mdash24日，有幾份載《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第89&mdash91頁；和893.00/8906，高思的1927年4月21日的長篇快信：《上海領事館區的政治形勢》，報道了3月21日至4月20日的情況。
《上海形勢報告》，英國副領事包克本所寫，日期為4月15日，載英國外交部405/253，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04，1927年4&mdash6月，第156号，附件2。
次要的報道同關于&ldquo第二次暴動&rdquo的腳注。
[213]《北華捷報》，1927年4月26日，第108頁，登載一名中國人的&ldquo孜孜不倦的調查&rdquo，他報道4名中國人被殺；《革命文獻》，14，第2381&mdash2382頁，提到國民黨第四師張輝瓒将軍4月5日的電傳報告，他報告有5或6個人被殺；右岸軍總司令部政治部領導李世璋4月5日的電傳報告，談到有1名軍官、23名士兵和15名平民被殺。
[214]外國目擊者的報道，載《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2，第146&mdash163頁；英國外交部，中國第4号（1927年），《關于1927年3月24、25日南京事件的文件》，卷36，第2953号；《中華年鑒，1928年》，第723&mdash736頁《南京暴行》；艾麗斯·蒂斯代爾·霍巴特：《南京城内》，第117&mdash124頁。
其他報道載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1925&mdash1928年》，第290&mdash317頁。
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26&mdash133頁。
[215]《革命文獻》，14，第2379頁有程潛的發表于《東方雜志》[（24.7（4月10日）第128&mdash129頁]的報告；第2378&mdash2383頁有其他的報告；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28&mdash129頁有森岡的報告。
入江昭認為，楊傑的聲明可能是捏造的。
美國領事戴偉士認為張輝瓒指揮的第四師（第二軍）士兵應對攻擊負責。
《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第158頁。
[216]入江昭的《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30&mdash133頁），詳細叙述了币原的政策及其對在華官員的指示，根據日本外務省文件。
威爾遜的《英國和國政府》（第575&mdash591頁），根據英國外交部和内閣的文件，叙述了英國的反應。
美國的政策在以下各書中有報道：《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月，第164&mdash236頁；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第296&mdash317頁。
[217]根據政治委員會1927年4月1日的會議記錄，存國民黨檔案館。
蔣永敬：《鮑羅廷》，第124&mdash126頁，全文引了鮑羅廷向政治委員會的建議。
武漢對南京事件的反應，在威爾遜的《英國和國民黨》（第562&mdash575頁）有詳細的分析。
[218]H.歐仁·夏普曼：《1926&mdash1927年的中國革命》，第72頁；夏普曼是當時在漢口的澳大利亞傳教醫生。
蔣永敬：《鮑羅廷》，第138&mdash139頁。
美國國務院893.00/8555/8605/8609，羅赫德電報，漢口，4月3、4和6日，以及8952号快信，1927年4月14日；《北華捷報》，4月9日，第53、55頁；4月16日，第112頁，根據漢口一封來信。
[219]《北華捷報》，4月2日，第6、16、19、37和3頁；美國國務院893.00/8506，電報，高思，上海，3月27日下午6時。
[220]《北華捷報》，4月2日，第2、9和18頁。
[221]《北華捷報》，4月2日，第7、20頁。
《密勒氏評論周報》，4月9日。
資助蔣介石的确切金額不詳。
西方報道提出的數字是300萬、700萬和1500萬。
根據艾薩克斯的《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51&mdash152頁和第350頁腳注37的材料。
4月8日，總領事高斯得知當地的銀行家已給蔣介石提供了300萬元，但堅持一定要從國民黨中清除共産黨員，否則即不給予支持。
美國國務院893.00B/276。
[222]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30&mdash131頁及腳注。
《北華捷報》，4月2日，第13頁，社論的日期是3月28日。
[223]校注：國民黨二大選出的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12人，為吳稚晖、張靜江、蔡元培、古應芬、王寵惠、李石曾、柳亞子、邵力子、高語罕、陳果夫、鄧澤如。
其中高語罕為中共黨員，他于1928年2月2日被開除出國民黨；2月3日，被黃紹竑逮捕。
[224]《革命文獻》，17，第3086&mdash3093頁（名單在第3091&mdash309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611&mdash614頁；蔣永敬：《鮑羅廷》，第158&mdash160頁。
[225]《從容共到清黨》，第615&mdash617頁。
蔣介石的電報載《革命文獻》，16，第2797&mdash2798頁；《北華捷報》，4月9日，第52頁有摘要。
[226]《革命文獻》，16，第2798&mdash2800頁；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424&mdash426頁有英譯文；摘錄載《北華捷報》，4月9日，第74頁。
根據汪精衛後來記述，陳獨秀寫了一個聲明，反駁吳稚晖、蔡元培、李石曾向汪精衛提出的對共産黨的指責，見《汪精衛先生最近演說集》，第126頁，1927年11月5日的演說。
陳獨秀本人後來稱其為&ldquo可恥的&rdquo聲明，譴責其對當時共産國際政策所持的立場。
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譯文載《中國曆史研究》，3.3（1970年春），第231頁。
[227]《從容共到清黨》，第617&mdash619頁，附有與會者名單；新增的人中，包括李濟深将軍，白崇禧将軍，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柏文蔚、宋子文和甘乃光。
甘乃光是中執委的常委，被認為是左派。
汪精衛的回憶，見其11月5日的演說；《從容共到清黨》，第123&mdash125頁。
吳稚晖對汪精衛寫了一篇尖銳的批評文章：《書汪精衛先生銑電後》，載《稚晖文存》，第1集，第1&mdash14頁。
[228]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23頁，引了武漢政治委員會4月7日一次緊急會議記錄；程潛5月5日的書面報告，講到其在上海的幾次會議及一次其拒絕參加的軍事會議情況，會議的參加者都是反共的，此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第1&mdash5/804号。
[229]《從容共到清黨》，第645&mdash660頁。
李雲漢報道了宣中華和另一名有影響的共産黨員安體誠在5月初被殺害的情形。
《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69&mdash670頁，報道這份史料。
浙江政治會議召集總工會和軍隊代表拟定了一個解決辦法，即容許總工會繼續存在，但把糾察隊限制在總工會總部。
後來，根據再登記的手續，聯合會和總工會都解散，《北華捷報》，4月9日，第67頁，報道日期為4月5日。
[230]《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566&mdash569頁。
[231]校注：向傳義（1888&mdash1950），原文作&ldquoHsiangFuyi&rsquo，譯音向傅義，誤&ldquo傳&rdquo為&ldquo傅&rdquo。
[232]校注：原文為&ldquoSzechwanDaily&rdquo譯為《四川日報》，疑為《新蜀報》之誤，重慶無《四川日報》。
[233]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66頁。
[234]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66&mdash668頁；《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49頁），估計有70多人被槍殺，100多人受傷。
《北華捷報》4月9日，登載了一篇路透社4月1日發自北京的快訊，簡短地報道了這場沖突（據推測取材于重慶英國領事館）。
[235]校注：1926年11月，廣州國民政府公布《省政府組織法》，第三條規定：&ldquo省政府各廳各設廳長一人，聯合組成省務會議，并舉一人為主席。
&rdquo自此，省行政長官即稱主席。
李烈鈞于1927年2月20日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236]李雲漢的《從容共到清黨》（第594&mdash598頁）和蔣永敬的《鮑羅廷》（第128頁）提到被處死者的姓名；高蔭祖的《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52頁）提到20多人被總工會所殺，約800人被捕。
作為省教育委員而被捕的程天放先生，1962年在台北與作者會見中，講述了他的慘痛經曆。
程天放的《中蘇關系史》（第138&mdash139頁）提供了較短的叙述。
寫朱德傳記的美國作者艾格尼絲·史沫特萊，叙述了朱德在南昌的工作，但略去了4月2日事件。
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一生和時代》。
[237]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50&mdash655頁，包括馬式材的一份報告在内的檔案材料，沒有講到李培桐的遭遇。
美國國務院893.00/8615，電報，馬克谟，北京4月7日。
[238]韋慕庭、夏連蔭的《文獻集》（第8&mdash37頁）報道了這次突然搜查及所發現文件的可靠性。
在搜查後的數月間，許多文件被公布，從而透露了蘇聯從事間諜活動，援助國民黨和馮玉祥的詳細情況，以及蘇聯卷入兩黨革命運動的許多曆史材料。
[239]楊虎和陳群在辛亥革命時期和以後，與蔣介石一樣，都參加了陳其美的組織，是很神秘的人物。
楊虎被任命為上海警備司令的重要職務。
杜月笙是上海最難以認識清楚但最有勢力的人。
見汪一駒：《杜月笙傳（1888&mdash1951）：初步的政治傳記》，載《亞洲研究雜志》，26.3（1967年5月），第433&mdash455頁。
關于共進會，見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93&mdash394頁，書中引了4月3日和7日的警方日報。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92&mdash493頁，根據總工會4月15日的一份報告，說4月12日前數日，工會屢次收到亡命徒将攻打工會和糾察隊的報告。
[240]《北華捷報》，4月9日，第50、51、55、57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46頁，根據4月8日的警方報告。
[241]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4月9日，暗示兩個師已到達。
裡昂·托洛茨基在《中國革命的問題》第276頁引了已從中國歸國奇塔羅夫的報告，說薛嶽向中共中央提議，他不服從蔣介石調動其一師兵力的命令，而要留在上海與工人一起戰鬥。
一些負責的共産黨領導人拒絕了薛嶽的提議，因為其不願與蔣介石發生&ldquo過早的沖突&rdquo。
[242]李雲漢的《從容共到清黨》第623頁載稱，蔣介石命令部隊渡江要在4月6日完成，當時在武漢的程潛，打電報給其指揮的第六軍不要前往，但電報為蔣介石的指揮所發現，因此，&ldquo程潛的陰謀沒有得逞&rdquo。
5月5日，程潛給武漢的中央執行委員會一封抱怨的信，詳細叙述了這些事件及其部隊被瓦解的情況。
國民黨檔案館1&mdash5/804。
[243]張曙時：《江蘇省黨部代表報告》，國民黨檔案，江蘇案卷，2/99，日期約4月27日，引用自蔣永敬《鮑羅廷》，第133&mdash135頁。
按照白崇禧的說法，薛嶽的師和嚴重的第二十一師中下級共産黨員軍官或是被撤職，或是被捕。
白崇禧：《十六年清黨運動的回憶》，廣西省國民黨重建委員會宣傳部，1932年，第10頁。
[244]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623頁。
[245]校注：舊時南京通濟門有水門設閘通城外秦淮河。
[246]這一段是綜合張曙時的第一手報道和李雲漢根據檔案材料寫成的報道，不清楚有多少人被捕和被處死。
《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46&mdash647頁強調了這個事件的另一面。
[247]《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70&mdash671頁；《北華捷報》，4月16日，第100頁，美國國務院893.00/8642，馬克谟，北京，4月11日。
[248]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第231頁；諾思和尤廷的《羅易之使華》（第54頁）引《真理報》[159（1927年7月16日），第2&mdash3頁]的一篇文章；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587頁。
[249]《北華捷報》，4月9日，第80頁；《從容共到清黨》，第570&mdash571頁；《北華捷報》，4月9日，第50頁，決議8&mdash12、18。
[250]關于汪壽華之死，見《傳記文學》，11.1（1967年7月），第97頁；台北《華報》，1961年10月4日的前秘書胡叙五所寫的關于杜月笙的文章。
兩者都說，汪壽華确為杜月笙手下所殺害，但暗示與楊虎、陳群也有關系。
在1962年白崇禧對所問的問題書面答複中說：&ldquo我抓了汪壽華&hellip&hellip和主要的共産黨代表侯紹裘及其他的人，領導人被繩之以法。
&rdquo美國國務院893.00/8906，快信，高思，上海，1927年4月21日，《上海領事館區的政治形勢》聲稱汪壽華于4月11日被捕，在白崇禧的司令部被處死。
關于準備工作，見白崇禧的《十六年清黨的回憶》，第11頁。
[251]《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494&mdash500頁，有關于共産黨一方的早期報告；《北華捷報》，4月16日，第102&mdash104頁，以及前面所引美國國務院893.00/8906号文件，有局外人的報道。
次要的報道，載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175&mdash177頁；切斯諾：《中國的工人運動》，第369&mdash370頁；吳天威：《蔣介石的4月12日政變》，載陳福霖、托馬斯·H.埃佐爾德合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第146&mdash159、155&mdash157頁。
白崇禧将軍告訴作者，在《人類的命運》中，安德烈·馬爾羅關于把被捕的激進分子投入機車爐膛去處死他們的報道，根本是不确切的。
[252]《從容共到清黨》，第628&mdash629頁。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516&mdash518頁；總工會的報告，第530&mdash533頁。
手寫報告的原件的日期為4月15日，附有總工會信箋的說明信及印鑒，現存國民黨檔案館，上海案卷，1.8/423。
它們由王思曾攜往武漢，在4月27日交中央執行委員會。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的文本是一樣的。
部分原文引用于蔣永敬的《鮑羅廷》，第161&mdash162頁。
[253]英國外交部405/253，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04，1927年4&mdash6月，第127号；英國總領事璧約翰的快信，1927年4月21日，信中包括15日的公告及其他有關清黨文件的英文譯文，又英國外交部228.F3609/8135。
美國國務院893.00B/286、290、292、296，美國總領事電報，廣州，4月15、16、22、25日。
《第一次國内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534&mdash539頁，登載一篇發表于1931年的文章。
《從容共到清黨》，第655&mdash659頁，蔣永敬的《鮑羅廷》，第164&mdash165頁；兩者都部分地根據5月15日韓麟符給武漢領導人的報告（韓麟符是共産黨員，從廣州逃到漢口）。
《中國勞工運動史》，2，第673&mdash677頁。
劉立凱、王真：《1919年至1927年的中國工人運動》，第57頁。
[254]校注：此時支持武漢政府的三個省為湖北、湖南和江西。
[255]《從容共到清黨》，第568&mdash569頁；蔣永敬：《鮑羅廷》，第129頁；《中國勞工運動史》，第601&mdash602頁：切諾斯：《中國工人運動》，第326頁。
[256]美國國務院893.00/8802，電報，羅赫德，4月17日；羅赫德報道的情報中，稱&ldquo被共産黨肆意殺戮&rdquo。
[257]《從容共到清黨》，第632頁；17日會議記錄載《革命文獻》，22，第4211&mdash4216頁。
[258]一份不完整的名單載《革命文獻》，16，第2826&mdash2827頁；更正的名單載《革命文獻》，17，第3091&mdash3092頁，和《從容共到清黨》，第635&mdash637頁。
[259]《中央通訊》，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周刊，2.6（1927年5月1日）；《中華年鑒，1928年》，第1367&mdash1370頁。
[260]校注：即英國警察對蘇聯駐倫敦辦事處的襲擊。
[261]英國外交部405/253，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304，1927年4&mdash6月，第112号，附件，台克滿4月7日發自漢口的快信；美國總領事羅赫德在其電報和快信（包括其每個月的《工商業評論》）中，詳細地報道了武漢的經濟形勢。
離開的外國人數字按國别載于《中華年鑒，1928年》第755頁。
[262]蔣永敬：《鮑羅廷》，第175&mdash179頁；《從容共到清黨》，第680&mdash682頁。
兩書都根據國民黨檔案館4月20日政治會議記錄，被任命的四人是陳公博、蘇兆征、陳友仁、張肇元；陳公博為委員會主席，代替缺席的宋子文。
[263]引自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86&mdash187頁；《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第112&mdash113、115&mdash116頁；有羅赫德的幾份電報，《人民論壇》，4月23、24日。
艾薩克斯以反對的語氣，寫到武漢政權采納限制勞工和恢複與外國友好關系的措施。
《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04&mdash206頁。
[264]校注：财政部長宋子文因公赴滬，次長張肇元代理部長。
[265]1927年4月30日會議記錄，存國民黨檔案館。
[266]蔣永敬：《鮑羅廷》，第186&mdash194、228&mdash229頁；查普曼：《中國的革命》，第134&mdash136頁。
關于罷工的解決和救濟措施，國民黨檔案館有5月和6月的勞工和外國資本關系委員會的會議記錄；漢口總領事羅赫德1927年6月6日緻國務院，《5月份工商業評論》，存美國國家檔案館，第59案卷組。
[267]校注：1927年4月2日，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成立，推徐謙、顧孟馀、譚平山、毛澤東、鄧演達為委員。
[268]3月10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全會決議全文，引自吳天威：《評武漢政權的垮台：1927年的國共分裂》，載《亞洲研究雜志》，29（1969年11月），第129&mdash130頁。
卡羅爾·科德·安德魯斯：《中國共産黨對農民運動的政策，1921&mdash1927年：國民對社會革命的影響》，哥倫比亞大學1978年博士論文，第7章，第61&mdash62頁。
根據1927年6月30日國民黨中央農民部發的文獻彙編，國民黨檔案館436/138。
蔣永敬：《鮑羅廷》，第268&mdash271頁引用了決議的幾個段落。
告農民書又載于《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彙編》，第359&mdash365頁。
12月的決議載《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32&mdash340、373&mdash374頁。
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關于中國形勢的論題》，載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39頁。
[269]安德魯斯：《中國共産黨對農民運動的政策》，第7章，根據國民黨檔案館藏當時的文件。
[270]蔣永敬：《鮑羅廷》，第268&mdash271頁引用了決議的幾個段落。
告農民書又載于《中國國民黨重要宣言彙編》，第359&mdash365頁。
12月的決議載《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32&mdash340、373&mdash374頁。
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第七次全會《關于中國形勢的論題》，載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39頁。
蔣永敬：《鮑羅廷》，第269頁，4月19日淩炳的報告：湖南500多萬組織起來的農民，代表了約2000萬農民。
曼：《我在中國之所見》，第27頁；曼大約于4月20日在長沙告知，在75個縣的53個縣中，不少于513萬農民參加農民協會。
林祖涵：《湖南土地問題、财政問題和黨的現狀的調查報告》，5月2日（1927年），國民黨檔案館，湖南5/53：現在（大約4月30日）65縣有農民協會，會員超過600萬。
林祖涵提到6個共有160萬會員的&ldquo最先進的縣&rdquo名，但其數字均以10萬計。
1926年11月的數字，載《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258&mdash262頁。
[271]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302&mdash306頁。
書中有當時&ldquo左&rdquo派長沙的刊物，引用關于反農民運動和殘酷殺害的報道。
李銳堅持被殺的農民比被殺的土豪劣紳要多得多。
[272]《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載《毛澤東選集》（英文版），1，第21&mdash59頁，特别是最後一部分&ldquo十四件大事&rdquo；韋慕庭、夏連蔭：《文獻集》，第428頁。
[273]蔣永敬：《鮑羅廷》，第257&mdash264、269頁。
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49&mdash51頁。
推斷處決的地方惡霸為數不多，但沒有可以證實的證據。
李銳：《初期的革命活動》，第306頁，被農民直接處死的不過幾十人。
小安格斯·W.麥克唐納統計到5月初，已報道處決的湖南土豪劣紳，發現&ldquo全省約119人&rdquo。
麥克唐納：《農村革命的城市根源》，第312頁，但是有的處決當時新聞可能從未報道過。
[274]張國焘：《共産黨的崛起》，1，第606頁。
張國焘用李立三父親生動的例子，說明農民運動已經失控的嚴重程度。
縣長李先培等人電報的日期是1927年6月6日，電報存國民黨檔案館，漢口卷，湖南争論，1&mdash5/704。
這個集團的大部分成員在與縣長的部隊沖突中被殺，但幾名為首者逃脫，電報強烈要求對其加以逮捕，為民除害。
謝冰瑩：《自傳》，第120&mdash125頁
[275]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32&mdash83頁，論述了從1926年12月到1927年5月的争論，附争論各方的引文。
[276]曼：《中國之所見》，第27頁，回顧大約4月20日至25日在長沙所了解的情況。
林祖涵：《關于湖南土地問題的報告》，有關其在4月底了解的情況。
5月9日，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上通過的&ldquo土地問題決議案&rdquo稱，&ldquo不但如此，兩湖的農民鬥争，已經開始要解決土地問題&mdash&mdash沒收土豪劣紳的土地，并有分配土地的運動&rdquo。
斯大林在5月13日講話中說，湖南、湖北和其他省的農民已經&ldquo自下而上地奪取土地&rdquo。
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86、260頁。
[277]蔣永敬：《鮑羅廷》，第276&mdash308頁，提供了最後的決議草案的文本和電報的記錄。
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36&mdash45頁。
有關于各會議參加者采取的立場的生動而頗不相同的記載，部分根據本文作者對存于國民黨檔案館的會議記錄所做的筆記，以下的論述根據這些筆記作出。
[278]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16，第254&mdash263頁。
[279]這些戰役的報道載《北伐戰史》，3，第677&mdash755頁，附地圖；《革命文獻》，15，第2412&mdash2492頁，附文件；喬丹：《北伐》，第129&mdash132頁；詹姆斯·E.謝裡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第220&mdash224頁，附地圖。
[280]吳應銧：《現代中國的黩武主義：吳佩孚的生涯，1916&mdash1939》，第143頁。
有吳佩孚部下的派别活動和吳戰敗的報道，國民黨檔案館441/22。
一份1927年4月的軍事預算和賬目表明，4月份靳雲鹗收到32萬元，魏益三收到10萬元，馮玉祥在武漢的代表得到4.4萬元，武漢政府希望與之聯合的馮玉祥得到73萬元，馮在武漢的代表得到37360元。
除張發奎外，馮玉祥得到的賄賂比其他将領多，張發奎為其兩個軍得到90多萬元。
[281]謝裡登：《中國的軍閥》，第346頁腳注45，引了汪精衛的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和總領事羅赫德1927年6月30日發出的快信。
[282]美國國務院893.00/8929，電報，羅赫德，漢口，5月18日，報告說夏鬥寅率部離漢口隻有40英裡，&ldquo相信已與蔣介石聯合&rdquo。
6月1日，羅易在一篇為《國際通訊報》寫的文章中，也這樣暗示，稱楊森、夏鬥寅和當時也已叛變的許克祥是&ldquo傀儡，他們的行動由上海通過南京進行操縱&rdquo。
孫科在6月20日一份報告中也指責蔣介石，報告現存國民黨檔案館，484/283。
蔣永敬：《鮑羅廷》，第311、313頁。
關于同樣的主張和證明，蔣介石對事态的發展有準确了解的5月20日的文件，見《從容共到清黨》，第693&mdash694頁。
[283]《從容共到清黨》，第696頁引了一個武漢反共組織給南京的一份報告。
[284]蔣永敬：《鮑羅廷》，第311&mdash325頁；《從容共到清黨》，第693&mdash699頁。
兩者都對共産黨針對夏的威脅活動作了敵視的報道，但也提供了戰鬥的有價值的記載。
關于共産黨一邊的材料，見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627&mdash632頁；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1、22，第286&mdash292頁。
孫科在前面引的6月20日的報告中沒有提到葉挺的作用，而是說，幸而第六和第二這兩個軍返回，趕走了夏鬥寅，然後打敗楊森（1930年，夏成為武漢三鎮的衛戍軍司令，1932年任湖北省政府主席）。
[285]《革命文獻》，25，在第5284&mdash5285頁何鍵提了四個計劃政變的人的姓名。
一封代理省主席張翼鵬及許多軍官簽署的自我辯解的電報，指控激進分子計劃對衛戍部隊發動進攻。
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争論，1&mdash5/692、695和700，日期為1927年6月1、4和7日。
一個共産黨員回憶說，共産黨領導人知道進攻正在來臨，并試圖做準備。
《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83頁。
[286]蔣永敬：《鮑羅廷》，第328&mdash330頁，引用6月初湖南長沙幾個人給武漢政治委員會的報告。
蔣永敬把這次聯歡會說成是共産黨的防禦策略。
[287]校注：此時湖南省代理省主席為周斓。
[288]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58頁；布爾曼、霍華德合編：《中華民國傳記辭典》，2，第61頁。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第314頁聲稱，隻有何鍵的嶽父挨了一次打。
他列舉了從5月中到5月21日，除長沙外各地對農會的殺害行動。
我沒有見到證明侵入何鍵家中的當時的文獻。
[289]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争論，1&mdash5/709，1927年6月14日，提供了給委員會的購糧款（大部分損失）的賬目，以及一名目擊者關于攻打省農民協會總部的報道。
[290]吳天威：《評武漢政權的垮台》，第133頁腳注30列舉了許多關于&ldquo馬日事變&rdquo（5月21日）的報道。
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35&mdash236頁提供了關于處決的生動的、但基本上沒有出處的描述。
《從容共到清黨》，第699、702頁，說3000人被捕，70個機關被封閉。
李雲漢提到了三名被處死的共産黨領導人和其他幾個化裝逃走的人的姓名。
[291]湖北省農民協會送出的一份1927年6月15日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列舉了19個具體的地方，并估計有4000至5000人被殺，許多村莊被破壞。
協會請求國民黨政府阻止這些攻擊和懲辦犯罪者。
又《從容共到清黨》，第699頁。
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27頁，引了湖北屠殺農民的一份可悲的報告。
[292]校注：原文為&ldquoP&rsquoengTse-hsiang&rdquo譯彭澤湘，疑為彭澤民之誤。
[293]校注：唐生智指定的兩人，為周鳌山、劉紹茲。
[294]校注：原名為&ldquo中國國民黨湖南省救黨委員會&rdquo。
[295]蔣永敬：《鮑羅廷》，第332&mdash333、337頁。
[296]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3，第302頁。
[297]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文獻史》，第112頁，引了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
[298]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03頁，引5月28日的《人民論壇）》。
[299]《列昂·托洛茨基論中國》，第220&mdash248頁，有托洛茨基在會議期間的講話和文章。
[300]《關于共産國際和中國革命的文獻》，哈羅德·艾薩克斯作導言，《中國季刊》，45（1971年1&mdash3月），第100&mdash115頁，附艾伯特·特雷恩特在1935年所寫但根據1927年11月發表的文本的英文譯文和法文譯文。
英文譯文轉載于格魯伯：《蘇俄主宰共産國際》，第490&mdash494頁（斯大林提議給鮑羅廷的指示不過加強了當時中共既定方針的力量）。
[301]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92&mdash93頁。
他們充分地讨論了5月份莫斯科激烈地展開關于中國問題的争論。
[302]蔡和森和彭述之都指責李停止進攻的命令。
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06頁；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文獻史》，第487頁腳注8。
施拉姆斷言是毛澤東根據斯大林的指令下的命令。
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315頁注。
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辭典》，同意李要為這個命令負責。
[303]《第一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的農民運動》，第338頁，根據柳直荀發表于一年後的回憶。
它的部分英文譯文見李銳：《毛澤東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動》（英文版），第315&mdash316頁。
6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緻函湖南特别委員會，内附湘潭黨部和農民協會發來的電報，描述了第八、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等三個軍的部隊進攻工農組織的情況，使人相信5月31日以前侵略來自軍方。
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争論，1&mdash5/693。
代理省主席張翼鵬于5月30日電報漢口，描述了一些縣的群衆集會和對不同地方的進攻；後來，&ldquo今天上午10時&rdquo&ldquo數百名帶槍的人和數千名攜木棍的人&rdquo進攻長沙。
經過兩小時戰鬥，&ldquo農民被全部擊潰&rdquo。
他引了對俘虜的審訊，大意是省農會已下令在20日突入城市并搶劫。
&ldquo因此，我們才殺人&rdquo。
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争論，1&mdash5/692（日期令人不解）。
[304]電文載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06&mdash107頁，譯自斯大林的兩篇1935年的文章。
又載尤廷和諾思：《蘇俄和東方》，第303&mdash304頁。
1929年，陳獨秀提供了斯大林指示的要點，他說，指示來自共産國際，見《告全黨同志書》，第333&mdash334頁；艾薩克斯在《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45&mdash246頁）用了此信。
不清楚電報是給鮑羅廷的，還是給羅易或中共中央的。
[305]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第234&mdash235頁；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637頁，羅易提供了6月15日發給共産國際電報的電文，羅易說電報是陳獨秀奉政治局之命發出的。
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9，第338&mdash340頁，電報詳述了危急的形勢，表示共産黨目前無力執行共産國際的指示。
[306]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争論，1&mdash5/696和697，6月4、5日，一份請願書，是在武漢舉行的湖北省各界代表大會遞交的，另一份是武漢慶祝攻占鄭州和開封的大會遞交的（有明顯證據，說明是共同起草的）。
[307]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26、27，第314&mdash320頁，6月3、4日。
[308]國民黨檔案館，漢口案卷，湖南争論，1&mdash5/700。
[309]蔣永敬：《鮑羅廷》，第338頁，引6月13日國民黨政治委員會的讨論。
[310]蔣永敬：《鮑羅廷》，第343&mdash344頁，引用文件。
奪取鐵路之事，在6月15日的政治委員會上報告了。
[311]蔣永敬：《鮑羅廷》，第348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07頁。
兩書都引用了政治委員會的會議記錄。
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43頁也有引文。
根據蔡和森的說法，鮑羅廷也是用這種解釋。
湖南農民運動的不法行為，&ldquo是當地的歹徒和哥老會引導的，我們沒有引導&rdquo。
蔣永敬：《鮑羅廷》，第336頁，但沒有說明确切的日期。
[312]唐生智将軍6月26日電報的英文譯文，見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第120&mdash121頁，譯文取自6月29日的《人民論壇》（武漢無此刊物，疑為《武漢評論》之誤）。
中文電文載《從容共到清黨》，第708頁；蔣永敬：《鮑羅廷》，第350&mdash351頁。
[313]校注：朱培德于1927年3月30日出任江西省政府主席。
[314]這一簡要論述系根據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709&mdash715頁）和蔣永敬《鮑羅廷》（第354&mdash368頁）的材料綜合寫成，二者都根據當時的文件。
[315]汪精衛在7月15日向中央執行常務委員會擴大會議報告了日期和情況，根據《從容共到清黨》第736頁和蔣永敬的《鮑羅廷》第403&mdash404頁。
電報要點作為7月19日國民黨政治會議主席團的報告，在1927年8月第一次公開透露，并由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公布。
報告存國民黨檔案館。
見《從容共到清黨》，第745頁腳注94。
1927年11月5日，汪精衛在廣州的一次演講中詳細地談了當時的情況，但說羅易透露的日期為6月1日。
汪精衛的演講發表在11月9日的《民國日報》上，轉載于《革命文獻》，16，第2851&mdash2865頁，有關的部分在第2861&mdash2862頁。
[316]汪精衛在6月13日政治會議的第28次會上提名的主席團成員是譚延闿、顧孟馀、孫科、徐謙和他自己。
汪提到其他與會者是武漢集團的于樹德（唯一的共産黨黨員）、王法勤、鄧演達和唐生智以及馮玉祥、鹿鐘麟和于右任。
國民黨檔案館，005/3。
蔣永敬：《鮑羅廷》，第380頁又加上了張發奎。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和雷納·普羅梅同行；斯特朗小姐在一篇生動的報道中說加倫将軍（布留赫爾）也前往，但鮑羅廷因發燒和傷臂不能起程。
安娜·路易絲·斯特朗：《中國大衆》，第46&mdash48頁。
[317]張發奎在與夏連蔭的一次會晤中，想起了汪精衛報告共産國際決議，即斯大林的電報的内容，以及唐生智報告湖南農民動亂的情況。
張将軍回憶說，于是作出了&ldquo讓共産黨員脫離關系&rdquo的決定。
謝裡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第225&mdash227頁，有根據不同史料寫的鄭州會議的報道。
關于讨論共産黨問題的報道，見該書第7章的腳注50。
可以推測，于樹德和布留赫爾未參加這些會談。
[318]美國國務院893.00/9106，電報，漢口，羅赫德緻國務卿，1927年6月15日，電報報告了鮑羅廷的沮喪和他的信念：如果他參加，會議的結果本來會更有利。
羅赫德補充說：&ldquo出現了一種日益強烈的[意見]，即從這裡的國民黨各委員會中，将逐漸地清除俄國人和中國的激進分子。
&rdquo
[319]蔣永敬：《鮑羅廷》，第393&mdash394頁。
郭華倫：《中共史論》，1，第235頁，有蔡和森的《機會主義的曆史》的摘錄。
[320]争論的熱烈可以從羅易6月9、15日的文件感覺到，載諾思和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第28、31、32号，以及從1927年8月7日《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對中央委員會政策的批評感覺到，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文獻史》，第102&mdash118頁有摘要。
又蔡和森關于以後幾個星期的争論的記述，見他在幾個月以後所寫的《機會主義的曆史》，郭華倫的《中共史論》，1，第255&mdash261頁，蔣永敬的《鮑羅廷》，第393&mdash394頁有摘要。
張國焘在《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647&mdash649頁有回顧性的報道。
快到5月底，共産國際第八次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通過了關于中國問題決議，在指示中預測對蔣介石的一次征讨：&ldquo在蔣介石軍隊的内部和後方極力進行破壞士氣的工作，以圖消滅他們；這自然不是說，在适當時機不采取直接軍事行動進攻蔣介石的軍隊。
&rdquo尤廷、諾思：《蘇俄與東方》，第275頁。
可以設想，這些指示已通過無線電傳給鮑羅廷。
[321]毛以亨：《俄蒙回憶錄》，第244&mdash245頁。
南京、上海一方的會議參加者除蔣介石外，有胡漢民、蔡元培、張人傑（張靜江）、李石曾、黃郭、鈕永建、李烈鈞、李宗仁、黃紹竑、白崇禧和吳稚晖（他主持會議）。
馮玉祥一方與會者為李鳴鐘和何其鞏。
《從容共到清黨》，第718頁，根據轉載于《革命文獻》，15，第2566頁吳稚晖的報告。
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56頁說徐謙和顧孟馀陪馮玉祥去徐州。
[322]毛以亨：《俄蒙回憶錄》，第245頁。
英國駐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爵士在6月30日報告說，在6月份的最後兩個星期，上海曾出現一次大規模的集資活動，他推測這是為了執行蔣介石資助馮以取得馮支持反對漢口和北京的徐州協定。
英國外交部405/254，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第13315号，1927年7&mdash9月，第43号，附件。
[323]蔣介石6月6日的報告，李雲漢：《從容共到清黨》，第718&mdash719頁有引文。
[324]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56頁，他引了1927年7月2日《密勒氏評論報》的電文的一部分。
中文電文見《國聞周報》，7月3日；《從容共到清黨》，第719&mdash720頁；蔣永敬：《鮑羅廷》，第382&mdash383頁。
[325]諾思、尤廷：《羅易之使華》，文件35，第361&mdash365頁。
據羅易，書記處把有這些指示的信送到上海，但是政治局經過漫長的讨論後，以一個反帝鬥争的決議代替它。
羅易沒有引用，而是引述自己的話，政治局推測，他是反對給上海同志們這個蠻幹命令的。
同上，第366&mdash369頁。
[326]中共第五次大會以後，政治局由陳獨秀、張國焘、周恩來、瞿秋白、李立三、李維漢（化名羅邁）、譚平山和蔡和森組成，據李又甯：《瞿秋白傳：從青年到黨的領導（1899&mdash1922年）》，1967年哥倫比亞大學博士論文，第197頁。
[327]《第一次國内戰争時期的工人運動》，第545頁以下有會議和幾個決議的報道；斯特朗：《中國大衆》，第74&mdash88頁有對會議的描述。
[328]《從容共到清黨》，第731頁，蔡和森後來對政治局緊急會議的報道；又見張國焘：《中國共産黨的崛起》，第649頁；蔣永敬：《鮑羅廷》，第397頁，有汪精衛對突然搜查的描述；美國國務院893.00/9159，電報，漢口，羅赫德緻國務院，6月29日，描述了占領的情況。
斯特朗小姐觀察了把全國總工會總部還給蘇兆征的情況，并諷刺地描述了聯歡會，其報道是在莫斯科寫的，見《中國大衆》，第87&mdash88頁，顯然是漢口駐軍司令李品仙下令進行這次突然搜查。
[329]何鍵的言論載《國聞周報》，4.29（1927年7月21日），該報轉載了八篇關于兩黨分裂的重要的武漢方面的文件。
這些文件連續登載在以後的數期上。
蔣永敬：《鮑羅廷》，第399頁引用了《中共八七會議告全黨黨員書》11項決議中的4項。
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59&mdash260頁，列了同一材料的另7項決議。
[330]美國國務院893.00/9128，電報，北京，馬克谟（馬慕瑞）緻國務卿，6月23日，6月22日漢口電報，報告了蘇聯飛行員在早期離去。
維什尼阿科娃&mdash阿基莫娃：《在革命中國的兩年》，第326頁報道了其在6月20日以後不久，遵照鮑羅廷的命令，與幾名軍事顧問離開，其他的人在7月也成批随之離開。
亨利·弗朗西斯·米塞爾維茨：《龍在活動：中國國民黨概述，1927&mdash1929年》；文森特·希思：《個人史》，第240&mdash241頁。
兩書都有對鮑羅廷的采訪。
希思詳述了鮑夫人的逃亡，大約鮑夫人在逃亡中他起了作用（第255&mdash258頁）。
前引卡薩甯著作第295&mdash296頁，補充了希思的報道。
[331]美國國務院893.00/9165/9194/9213，北京發給國務卿的電報，傳送了7月5、11、13日漢口和南京的情報；喬治·索科爾斯基論國民黨，載《中華年鑒，1928年》，第1371頁，内有私下會談的報道，材料可能是宋子文供給的。
[332]蔣永敬：《鮑羅廷》，第401&mdash40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36&mdash740頁。
兩書都引用了會議記錄。
[333]《從容共到清黨》，第735&mdash736頁，引華崗《大革命時期中國共産黨史，1925&mdash1927年》；艾薩克斯：《中國革命的悲劇》，第266&mdash267頁，從《國際新聞通訊》7月28日引了《共産國際執委會關于中國目前情況的決議》，其中有指示，但把通訊日期注為7月14日。
[334]聲明轉載于《國聞周報》，4.29（1927年7月21日），部分英文譯文載于T.C.武：《國民黨和中國革命的未來》，第323&mdash333頁。
陳獨秀的立場在《告全黨同志書》中有叙述。
維什尼阿科娃&mdash阿基莫娃大概根據蘇聯的檔案，對會議作了謹慎的報道。
《在革命中國的兩年》，第331頁。
李又甯：《瞿秋白傳》，第221&mdash222頁。
7月13日《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對時局宣言》的英文譯文，載H.帕克：《中國共産黨文獻集，1927&mdash1930年》，第21&mdash29頁。
[335]《國聞周報》有不同方面的文件，少數幾件載《革命文獻》，16，第2828&mdash2840頁，鄧演達聲明的節錄收入美國國務院893.00/9216，羅赫德7月15日電報。
蔣永敬：《鮑羅廷》，第409頁提供了鄧演達到7月18日在鄭州時的證據。
孫逸仙夫人的聲明轉載于T.C.武：《國民黨和中國革命的未來》，第270&mdash273頁。
根據國民黨文獻，關于分裂的一般叙述，見蔣永敬：《鮑羅廷》，第401&mdash412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41&mdash743頁。
艾薩克斯的《中國革命的悲劇》中有《武漢：它的垮台》一章。
[336]汪精衛此信的起草日期為1927年7月25日，存國民黨檔案館445/35。
[337]校注：按：1927年時的隴海鐵路西端僅修至陝縣，此處所稱隴海鐵路終點站當為陝縣站。
[338]校注：此時甯夏城屬甘肅，所稱甯夏城即甯夏道；甯夏并未設省。
[339]斯特朗的《中國大衆》，有旅途的報道，到達日期據1927年10月7日《真理報》。
鮑羅廷生于1884年7月9日，在莫斯科擔任過勞動副人民委員、塔斯社社長助理、紙張工業的經理；1932年起，任英文《莫斯科新聞》編輯。
路易斯·費希爾在1929年2月26日至6月29日期間，采訪鮑氏10次，據費希爾的《人和政治：一份自傳》第138頁的材料。
《世界事務中的蘇聯人》，2，在第632&mdash679頁的一章中，費希爾間接叙述了鮑羅廷告訴他的關于中國革命的情況。
鮑羅廷在1949年與其他許多猶太知識分子一起被捕，被送往勞改營，在1951年約67歲時死在那裡。
《紐約時報》，1953年9月3日和1964年7月1日。
最近，鮑羅廷的名譽在蘇聯已被恢複，有關其對中國革命貢獻的學術著作已有發表。
[340]本書對南昌起義的描述主要根據這次反叛的計劃者和參與者&mdash&mdash張太雷、李立三、周逸群和張國焘，在戰敗後不久的1927年10月初到11月初所寫的報道，這些報道發表在10月30日和11月30日的中國共産黨的新刊物《中央通信》上。
韋慕庭在他的《戰敗的廢墟》中把它們譯成英文，載《中國季刊》，18（1964年4&mdash6月），第3&mdash54頁。
王健民的《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534&mdash552頁的精彩論述的依據，也是這些文件以及一些國民黨的史料。
他提供了有用的戰鬥序列表。
蕭祚良的《從南昌到汕頭》，載他的《1927年的共産主義：城市與農村之對抗》，是另一篇根據這些原始材料以及張國焘和龔楚的回憶錄整理而成的有價值的論文。
張國焘的《中國共産黨的崛起》，1，第672&mdash677頁和2，第3&mdash55頁，部分地根據他當時的報告提供了帶感情的回憶報道。
又見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0&mdash123頁；雅克·吉勒馬茲：《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49年》，第150&mdash156頁。
[341]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辭典》，第1066頁列出了40名已知的參加制訂計劃和行動的人。
朱德給艾格尼絲·史沫特萊提供了回憶性的報道，發表在《偉大的道路》，第200&mdash209頁。
[342]汪精衛在8月5日向武漢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會議的報告中，提供了起義消息如何報告給這次會議、張發奎想前往南昌而沒有成功和汪精衛對這件事大發雷霆等有趣的内容，根據國民黨檔案館所藏的會議記錄，轉載于《共匪禍國史料彙編》，1，第485&mdash488頁。
[343]韋慕庭：《戰敗的廢墟》，第31頁。
[344]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05頁。
在1937年朱德回憶這件事情時，似乎仍有深刻的印象，說：&ldquo在這所外國醫院中的傅醫生和英國醫生竟照顧我們的傷員。
&rdquo
[345]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辭典》，第247頁。
[346]這些叙述根據李又甯的審慎的研究《瞿秋白傳》，第232&mdash248頁。
李博士确定了14名會議參加者，并指出以下的人為新政治局委員：瞿秋白、向忠發、李維漢、羅亦農、彭湃（缺席）、蘇兆征和蔡和森；候補委員4人為張國焘（缺席）、張太雷、毛澤東和彭公達。
蕭祚良根據未參加會的張國焘的回憶，提出了一張不同的名單，并認為會議地點在九江。
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第39&mdash46頁。
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503頁；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3頁。
都肯定會議地點在漢口。
[347]八七會議的文件發表在《中央通訊》，2，1927年8月23日。
有幾篇轉載或摘登在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504&mdash528頁；《共匪禍國史料彙編》，1，第445&mdash484頁（兩者都避諱而去掉了蔣介石的有關材料）。
《中國共産黨的政治任務和策略決議案》，樸在其《中國共産黨文獻集》中有英文譯文；布蘭特、許華茨、費正清的《文獻史》，第102&mdash123頁有《告全黨黨員書》和各項決議案的摘要。
在這次會議上成為政治局領導的瞿秋白，約在一年後在莫斯科作了長篇報告，内容是會議前的時期和他領導的時期關于中國共産黨的幾個問題。
他報告的後半部被譯成英文，發表在《中國的曆史研究》，5.1（1971年秋），第4&mdash72頁。
[348]起義的基本材料載《中央通訊》，第4&mdash7期和第11期，8月30日，9月12、20和30日，10月30日（1927年11月後期也有可能）。
這個材料中選出的文獻由樸在其《中國共産黨文獻集》中譯成英文：第9号（第59&mdash66頁），《湖南湖北起義計劃決議案》；第12&mdash18号（第87&mdash113頁），關于湖南的文件；第30&mdash32号（第201&mdash215頁），關于湖北的文件；第23号（第133&mdash145頁）起義後的文件。
計劃決議案的摘要及其他内容載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1，第533&mdash560頁。
這個決議和1927年11月14日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未提對失敗的責備）在郭華倫的《中共史論》，1，第462&mdash467頁有譯文。
廣泛詳盡的《湖北秋收暴動報告》，載《中央通訊》，第11期，在日本有錯誤百出的文本，由三上谛聽、石川忠雄和芝田稔譯成日文，載《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資料集刊》，大阪，1916年。
第二手整理的學術著作有小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載《中國季刊》，32（1967年10&mdash12月），第37&mdash87頁，附地圖；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第39&mdash80頁，附地圖；李又甯：《瞿秋白傳》，第249&mdash260頁。
[349]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第51&mdash57頁；蕭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産主義》，第62&mdash67頁。
[350]關于毛澤東與政治局沖突的權威性讨論，見斯圖爾特·R.施拉姆：《論1927年毛澤東&ldquo異端&rdquo的性質》，載《中國季刊》，18（1964年4&mdash6月），第55&mdash66頁，讨論根據當時蘇聯人和中國共産黨的文件。
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第61&mdash66頁；蕭祚良：《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産主義》，第46&mdash53頁，也讨論了這個分歧。
[351]校注：1927年2月，稱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3月27日，正式定名為武漢中央軍事政治學校。
[352]這裡的叙述，是根據前面引用的霍夫海因茨和蕭祚良的著作，以及斯圖爾特·R.施拉姆的《20世紀的政治領袖：毛澤東》（第120&mdash125頁）對毛澤東作用的推想，都是根據《中央通訊》的文件，但細節頗不相同。
[353]1936年，毛澤東生動地向斯諾談了其逃脫的情況，在《西行漫記》中成了不朽之說。
[354]霍夫海因茨：《中斷的浪潮》，第239&mdash248頁。
衛藤沈吉：《海陸豐&mdash&mdash中國第一個蘇維埃政權》，2，《中國季刊》，9（1962年1&mdash3月），第165&mdash170頁。
韋慕庭：《戰敗的廢墟》，第21、36、43頁。
[355]1927年9月底至10月上旬，中共中央領導機關及成員陸續由武漢遷至上海；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召開。
[356]李雲漢根據國民黨的檔案材料，在其《從容共到清黨》第756&mdash812頁探讨了統一的複雜過程。
關于南京和漢口從8月8日到9月20日交換的電報，見《革命文獻》，17，第3104&mdash3109頁。
[357]對蔣介石在此關鍵時刻引退，有不同的解釋，其引退聲明載《革命文獻》，15，第2567&mdash2573頁和《中華年鑒，1928年》，第1380&mdash1385頁。
關于蔣介石代理人在上海勒索性籌款，見小帕克斯·M.科布爾：《國民黨政權和上海資本家，1927&mdash1929年》，載《中國季刊》，77（1979年3月），第1&mdash24頁；又見科布爾博士同一論題著作。
[358]校注：此處為龍潭。
[359]《北伐戰史》，3，第851&mdash916頁；《國民革命軍東路軍戰史紀略》，第94&mdash105頁；喬丹：《北伐》，第138&mdash141頁。
在采訪中，李、白兩位将軍回憶龍潭之役，認為對北伐的勝利是至關重要的。
[360]姓名各細節，見《從容共到清黨》，第766&mdash769頁；又見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68&mdash269頁。
[361]汪精衛的辭職電報載《革命文獻》，17，第3105&mdash3106頁；《中華年鑒，1928年》，第1391頁。
[362]關于名單，見《中華年鑒，1928年》，第1390&mdash1397頁。
[363]《從容共到清黨》，第780&mdash782頁，部分根據《革命文獻》，17，第2996&mdash3064頁，陳訓正關于反唐戰役的報道和文件。
喬丹：《北伐》，第145頁；《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第36&mdash37頁。
[364]校注：此時粵漢鐵路，北段自武昌通車至株洲南渌口；南段自廣州通車至韶關，自渌口至韶關段未修築。
[365]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69&mdash273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77頁稱汪精衛于10月28日抵達廣州。
[36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1927年10月14日、11月1日與8日；又S.伯納德·托馬斯：《1927年的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ldquo無産階級霸權&rdquo》，第21頁。
[367]校注：此處所稱宋夫人，即宋慶齡與宋美齡等之母倪桂珍，其夫為宋耀如，即宋查理，故稱宋夫人。
[368]董顯光：《蔣介石》，第100&mdash101頁，蔣氏的結婚日期是在12月1日，采用民間和基督教的儀式，後來蔣介石即皈依基督教。
[369]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157&mdash158頁，根據日本外務省記錄。
[370]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4頁。
英國外交部405/255，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第13448号，1927年10&mdash12月，第116号附件，廣州總領事璧約翰緻北京藍普森，1927年11月22日，描述了前幾周廣州的政治，包括宋子文的來訪。
[371]李雲漢提供了生動的報道，引了黃紹竑和李濟深對張發奎的尖銳指責，《從容共到清黨》，第790&mdash794頁。
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5頁。
《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第35&mdash36頁。
總領事璧約翰在前面所引報道中的推測，李濟深并非受騙，而是知道自己在廣州的地位不穩才去上海，由黃紹竑來&ldquo背包袱&rdquo。
根據掌握的材料判斷，這似乎不大可能。
[372]《從容共到清黨》，第792&mdash794頁；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5&mdash276頁。
關于有關文件，見《革命文獻》，17，第3113&mdash3122頁。
[373]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6&mdash278頁；《中華年鑒，1928年》，第1400頁；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583，1928年1&mdash3月，第154号附件，上海總領事巴爾敦緻北京藍普森，1927年12月11日。
這是一份準備會議消息靈通的報告，巴爾敦爵士列舉了35名參加會議的人，胡漢民因未參加而最惹人注意。
巴爾敦舉出以下數人為反對汪精衛一派的南京死硬派，為譚延闿、蔡元培、李石曾、李宗仁、李濟深、伍朝樞和吳鐵城，一個有趣的結合。
關于蔣介石對會議參加者的呼籲，見《革命文獻》，16，第2875&mdash2879頁；關于讨伐張發奎、黃琪翔的命令，見《革命文獻》，17，第3122&mdash3124頁。
[374]汪精衛的自辯書和引退聲明，載《革命文獻》，17，第3134&mdash3145頁。
[375]幾乎所有的中共黨史都描述了廣州起義，起義在全世界的報紙上都有詳細報道。
以下是觀察者的報道：J.卡爾文·休斯頓：《1927年12月11&mdash13日中國廣州的農、工、兵的叛亂》。
緻美國駐北京公使馬克谟第699号快信，1927年12月30日，藏于胡佛研究所，斯坦福，加州，J.卡爾文·休斯頓藏件，第2袋第2部分第5夾第20件（第12件是1927年12月11日的中文傳單原件，它宣布成立蘇維埃和一份官員名單）。
總領事休斯頓電報報告的要點可見于《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7年》，2，第39&mdash40頁；美國國立檔案館有它們的縮微膠卷。
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583，第71号，附件1，1927年12月15日廣州詹姆斯·布雷南緻北京藍普森，記事；附件3，12月11日廣州散發的傳單英文譯文；同上，第80号，附件4，香港總督金文泰緻倫敦殖民大臣，12月15日，記事；附件5，12月11日《紅旗》的英文譯文，宣布廣州蘇維埃成立和官員名單。
英國外交部371/13199中有許多金文泰總督發出的快信，提供了12月至1928年2月廣州和廣東形勢的情報。
斯威舍伯爵在起義進行時至粉碎後在廣州，他提供了目擊者的生動報道，報道載肯尼思·W.雷亞編：《革命中的廣州，斯威舍伯爵文集，1925&mdash1928年》，第89&mdash125頁收了文件的譯文和景象可怕的照片。
《共匪禍國史料彙編》，1，第510&mdash565頁轉載了12月13&mdash15日中文報紙的報道，以及一份有價值的文件，1928年1月3日中共政治局決議《廣州起義的意義和教訓》。
廣泛使用回顧性文獻的有學術性和詳盡注釋的著作有：S.伯納德·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ldquo無産階級霸權&rdquo》；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第134&mdash156頁；《從容共到清黨》，第794&mdash799頁。
[376]計劃以11月18日《中央通告第十六号》形式出現，載《中央通訊》，13（1927年11月30日），第1&mdash6頁。
[377]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ldquo無産階級霸權&rdquo》，第21&mdash22頁。
[378]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ldquo無産階級霸權&rdquo》，第23頁。
[379]校注：此處的教導團，為第四軍教導團，團長為葉劍英，稱其為副團長，有誤。
[380]校注：黃琪翔任第四軍軍長的時間為1927年6月15日至1927年12月14日。
[381]《革命文獻》，17，第3124&mdash3125頁。
[382]12月15日，總領事璧約翰報告所言，載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13583，第71号，附件1，見本小節第一條注腳。
[383]英文譯文，載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13583，第71号，附件3；第80号，附件5，照片和斯威舍的英文譯文，載雷亞編：《革命中的廣州》，第99&mdash102頁。
蘇兆征、張太雷、陳郁、澎湃（未在）、楊殷、葉挺和恽代英的傳記，見克萊因、克拉克：《傳記詞典》，名單的其他人物是周文雍、黃平、何來和徐光英。
[384]葉挺後來雄辯地描述了廣州人對起義的敵視和惡感，引于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第141&mdash142頁。
[385]休斯敦：《廣州的農、工、兵叛亂》，第36&mdash38頁，被殺人的照片藏于胡佛研究所，卡爾文·休斯敦藏品，第2袋，第2部分，第3夾，第11号。
收藏品中還有副領事哈西斯的私人文件。
[386]蕭祚良：《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第142頁引了廣東省委1928年1月1&mdash5日通過的《廣州起義決議案》；休斯敦：《廣州的農、工、兵叛亂》，第28頁；托馬斯：《中國革命和廣州公社中的&ldquo無産階級霸權&rdquo》，第27頁引了載于L.P.傑柳辛編的《廣州公社》第207頁的1928年1月的《布爾什維克》第12期材料。
[387]校注：此處所稱&ldquo以前的三個租界&rdquo，即俄、德、英三國在漢口的租界。
漢口德租界于1917年3月16日中國收回，18日改原德租界為特别區。
1925年3月2日，漢口地方當局正式收回俄租界，改為特别區。
1927年3月15日，中國正式收回漢口英租界，設立漢口的第三個特别區。
[388]校注：原文為孫逸仙大學。
1927年2月20日，武漢國民政府正式将前國立武昌大學、商科大學、湖北省立文科大學、法科大學、醫科大學，合并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又稱第二中山大學；1928年7月，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始改為國立武漢大學。
此處所稱的孫逸仙大學，即武昌中山大學，亦即第二中山大學。
[389]英國外交部405/256，機密，13853，第144号附件1&mdash6，代理總領事哈羅德·波特，漢口，1927年12月1日緻北京藍普森，附1927年12月17&mdash21日《漢口評論》關于突然搜查報道摘錄，報告有700多名中國涉嫌者和12名蘇聯人被捕，提供了30名被處死者的姓名，其中5名是女學生，年齡從20歲到26歲。
李漢俊傳記見克萊因和克拉克編：《傳記辭典》；詹大悲傳記見包華德和雷華德《傳記辭典》。
奇怪的是，突然搜查顯然未能抓住12月14日和15日在漢口參加湖北黨代表大會的39名共産黨領導人。
蕭祚良的《關于1927年武漢起義的争論》對此有叙述，載《中國季刊》，33（1968年1&mdash3月），第108&mdash122、133頁。
[390]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81頁。
[391]校注：原第八軍軍長唐生智，因在反唐戰争中遭到失敗後，避居日本。
[392]校注：在改組前停止黨務活動的5個省為安徽、湖北、湖南、福建、雲南。
[393]校注：當選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的共産黨員，為譚平山、林祖涵、李大钊、于樹德、吳玉章、楊匏安、恽代英等7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的共産黨員，為毛澤東、許蘇魂、夏曦、韓麟符、路友于、董用威（董必武）、屈武、鄧穎超等8人；合共15人；13人為誤。
二屆的中監委共産黨員為高語罕，候補中監委為江浩。
[394]校注：1928年1月7日，國民黨中常會決定，停止汪精衛、陳公博、顧孟馀、甘乃光4人中央執行委員職務。
[395]《從容共到清黨》，第804&mdash806頁；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81&mdash284頁。
[396]包括候補委員，兩個委員會有80人，但3人已死亡，15人為共産黨員，8人已被開除或出國，3人是蘇聯人。
開幕式的名單載《從容共到清黨》，第806頁，11名與會者為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共36人），10名為候補委員（共24人），5名為中央監察委員會委員（共12人），3名為候補委員（共8人）。
[397]校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确定，中央常務委員會下設組織、宣傳與政治訓練三個部及民衆訓練委員會。
[398]《革命文獻》，17，第3138&mdash3152頁詳細介紹了丁惟汾、陳果夫和蔣介石的改造國民黨的建議，此建議保存在國民黨檔案館中。
關于簡要的報道，見英國外交部405/257，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2，1928年4&mdash6月，第36号附件3，上海巴爾敦緻北京藍普森，1928年2月16日。
[399]校注：被停止兩位中監委候補委員資格的，為鄧懋修與謝晉二人。
[400]《從容共到清黨》，第807頁；驅逐情況，參見《中國國民黨整理黨務之統計報告》，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部，1929年3月。
[401]校注：1928年2月13日，公布的國民政府組織法，規定國民政府下設法制院、審計院、大學院、考試院、最高法院、工商部、農礦部、司法部、交通部、财政部、外交部、内政部及僑務、蒙藏、軍事、建設四個委員會；當時并未設行政院，各部委均直隸國民政府，監察院與考試院實際亦未設立。
同年10月8日公布的中華民國國民政府組織法，始規定設立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
[402]校注：國民黨二屆四中全會，決定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為9人，暫推蔣介石、譚延闿、戴季陶、丁惟汾、于右任5人為常委，留4人待胡漢民歸國後補齊。
[403]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85&mdash286頁；英國外交部檔案405/257，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2，第36号附件1号和2号（後者列出政府委員會成員名單）。
關于全會在2月8日發表的公告，見《革命文獻》，16，第2887&mdash2896頁；關于其他文件，見《革命文獻》，17，前面的圖版和3153&mdash3155頁。
[404]校注：1928年4月，民政部改稱内政部。
[405]校注：1928年3月13日，任李濟深為參謀總長，由何應欽代；同日，改任何應欽為參謀總長。
[40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278&mdash279、286&mdash287頁；《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8年》，2，第123&mdash125頁。
[407]根據《國民革命軍第一集團軍第一軍團曆史》，1928年3月22日至26日期間，一個委員會對這一軍團作了一次詳細的視察。
第10&mdash14頁的圖表表明，第一軍的第一、第二和第二十二3個師的師部有2681名軍官和30269名士兵，配備16236支步槍、502挺機槍和93門大炮。
也由軍部和3個師組成的第九軍有2810名軍官和24310名士兵，配備12436支步槍、221挺機槍和77門大炮。
但是貴州的第十軍隻有兩個師，有1437名軍官和8263名士兵，配備2953支步槍、19挺機槍和29門大炮。
全部戰鬥人員有70770人，但隻有31625支步槍，再加上軍官使用的1457支手槍。
此外，第一軍和第九軍有5117名搬運工和673匹馱馬。
3個軍的22名指揮官的平均年齡為33歲（從24歲到43歲），如果指的是虛歲，則要減一年。
[408]《北伐戰史》，4，第1170頁一側的地圖顯示了朝北京主攻的四個階段；戰鬥序列在第1180頁後面。
這一卷的全部以及以下幾部分論述這最後的戰役：《革命文獻》，18，第3169&mdash3271頁；19，第3479&mdash3503頁；20，第3671&mdash3773頁；21，第3925&mdash3970頁。
以下幾種著作有簡要的報道：喬丹：《北伐》，第151&mdash168頁；謝裡登：《中國的軍閥：馮玉祥的一生》，第236&mdash239頁；唐納德·G.吉林：《軍閥：1911&mdash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第108&mdash109頁。
[409]《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8年》，2，第323&mdash369頁有漫長的談判和照會的詳細情況。
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第380&mdash384頁作了概述。
藍普森的困難在威爾遜的《英國和國民黨》第644&mdash649頁中有說明。
藍普森和馬克谟緻外交部長黃郛的措辭非常親切的感謝信，轉載于黃的遺孀沈亦雲：《亦雲回憶》，第356&mdash359頁。
[410]以下主要根據入江昭的學術性論述，《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mdash1931》，第193&mdash205頁，此書廣泛利用雙方的文獻資料。
中方的報道和其他文件，載《革命文獻》，19，第3504&mdash3657頁；22，第4443&mdash4537頁；23，第4783&mdash4815頁。
《中華年鑒，1929&mdash1930年》，第878&mdash893頁有各方的一些文件。
最初的美國報告載《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8年》，2，第136&mdash139頁。
英國駐濟南代理總領事發的目擊者報告，載英國外交部405/257，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2，1928年4&mdash6月，第238、239号，附件。
[411]校注：濟南無日租界。
1906年，清政府自辟濟南西關外為商埠，居住日本僑民甚多，遂謊稱此為日租界。
[412]英國代理領事阿弗萊克先生報告說，其在5月5日被領到日本醫院，給看了12具日本人屍體，大部分是已被閹割的男性。
英國外交部405/257，前引第238号，1928年5月7日的《濟南事件的報道》，在5月21日的一份報告中，阿弗萊克聲稱，他認為5月3日事件的引起，應歸咎于搶劫日本店鋪的中國士兵。
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7&mdash9月，第37号，附件，美國副領事歐内斯特·普賴斯因這一事件的發生，譴責中國士兵紀律渙散。
[413]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責備日本人重啟戰端，見《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01頁。
[414]入江昭教授公正地責備日本人重啟戰端，見《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01頁。
[415]白将軍在1962年告訴作者，蔣總司令敦促其援助壓力沉重的馮玉祥和閻錫山，其下面的三名指揮官是李品仙、廖磊和葉琪。
白将軍回憶稱：&ldquo當奉軍看到如此大的一支增援軍到來時，就匆忙撤出關外。
&rdquo
[416]校注：至1903年，天津共有英、法、德、奧匈、意、日、俄、比利時八國租界。
1917年8月，中國收回天津德租界與奧匈租界；1923年，中國收回天津俄租界。
至1928年，天津尚有英、法、意、日、比五國租界。
[417]校注：1860年12月，英國在直隸省天津府城紫竹林地區劃定英租界，美國在英國租界南劃定美租界。
1902年10月，美租界合并于英租界。
[418]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濟南事件》，小節第3段腳注所引，第2号，附件。
這是美國大使館尤金·科曼在會見時所作的記錄，又見《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8年》，2，第224&mdash225、229頁。
[419]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10&mdash211頁，根據日本人的記錄。
[420]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第6号，附件，藍普森緻奧斯汀·張伯倫，北京，1928年5月23日，《與吳晉先生的談話記錄》。
吳晉為當時外交部次長。
[421]《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8年》，3，第226頁。
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321頁。
[422]謝裡登：《中國的軍閥》，第238頁；英國外交部，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第40号，藍普森緻奧斯汀·張伯倫，北京，1928年6月8日，快信。
[423]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第213&mdash214頁，第324頁腳注52、53。
[424]《關于美國外交關系的文件，1928年》，2，第235&mdash242頁。
英國外交部504/258，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3，第50和89号，藍普森的報告。
[425]校注：即北京西山碧雲寺。
[42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0頁，1928年7月2日。
（勝利的國民革命軍在1928年7月的人數約160萬）《革命文獻》，21，第4067&mdash4071頁，有關于蔣介石的初步遣散計劃。
《革命文獻》，第4067&mdash4085頁，有1928年算作組成國民革命軍的師和軍（包括許多未參加北伐的部隊）及指揮将領的名單。
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1928年10&mdash12月，第46号，附件7，《蔣介石備忘錄摘要》，國民通訊社發，北平，1928年7月15日。
[427]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0頁，1928年7月6日。
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9号，藍普森緻奧斯汀·張伯倫，北京，1928年8月1日。
[428]關于第五次全會的一些文件，見《革命文獻》，21，第4092&mdash4100頁。
關于通過的決議，見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5&mdash307頁。
高蔭祖稱參加會議的有24名委員，1名候補委員，8名中監委，1名候補中監委，以及馮玉祥和楊樹莊。
[429]校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中央政治委員會，簡稱中政會，1925年7月11日，在廣州成立，以後名稱多次改動；1926年5月，中央政治委員會改稱中央政治會議；1927年3月，複稱中央政治委員會；1928年2月，又改稱中央政治會議；1928年8月，中央政治會議設廣州、武漢、開封、太原、北平5處政治分會。
[430]除了未參加全會的胡漢民和汪精衛外，原來被排除在第四次和第五次全會的汪精衛的兩名追随者陳公博和顧孟馀被列入名單，孫逸仙夫人和陳友仁也被列入。
重要的軍人，原來不是中央執行委員和中央監察委員而被列入參加中央政治會議名單中的有閻錫山、馮玉祥、楊樹莊、白崇禧和陳銘樞。
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46号，附件3，有根據國民通訊社的一份名單。
[431]關于不斷向上海商人勒索資金和宋子文要建立一個更有秩序的财政制度的情況，見科布爾：《國民政府和上海資本家，1927&mdash1929年》，第14&mdash19頁。
英國外交部405/209，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46号，附件6，有宋子文的建議；第7号，上海代理總領事加斯廷緻藍普森。
1928年9月4日，《革命文獻》，22，第4336&mdash4339頁有預算委員會的章程和任命的人：蔣介石、閻錫山、楊樹莊、王伯群、譚延闿、何應欽、馮玉祥、李宗仁、宋子文、于右任、李濟深、蔡元培和蔣作賓；不能參加會議的委員，可以派代表參加。
[432]英國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蔣介石提交的備忘錄摘要，根據國民通訊社，1928年8月9日。
[433]校注：1927年4月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于7月頒布新的軍事委員會組織大綱，規定軍事委員會為國民政府最高的軍事機關，負全國陸海空軍編制、統率、教育、經理及充實國防之責，設委員若幹人，常務委員5&mdash7人，主席1人，下設總務、參謀、軍務、軍事教育4廳及海軍、航空、經理、政治訓練4處；1928年11月，軍事委員會撤銷。
[434]英國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3，蔣介石提交的備忘錄摘要，根據國民通訊社，1928年8月9日。
[435]英國外交部，前引第46号，附件4，蔣介石提交的備忘錄摘要，根據國民通訊社，1928年8月9日。
[436]高蔭祖：《中華民國大事記》，第300&mdash304頁；博格：《美國政策和中國革命》，第400&mdash402頁。
[437]英國外交部405/259，機密，《關于中國的進一步通訊》，13616，第46号，附件5。
[438]董霖：《中國和外國列強：不平等條約的沖擊和反應》第249&mdash257頁有1931年9月&ldquo沈陽事變&rdquo前條約修改的系統叙述。
[439]關于指導原則和組織法，見《革命文獻》，22，第4356&mdash4363頁；米爾頓·謝：《國民黨：曆史文獻選編》第137&mdash138頁有指導原則的英文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