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即使不是标志資産階級的誕生，至少也是标志其開始成為中國經濟與社會生活中的一個重要力量。
明清兩代商人階層的發展，使得資産階級有可能在沿海大城市中出現。
18世紀的人口增長和區域間貿易的擴展，加速了城市化的進程；城市人口據估計已達2400萬。
[1]商人們在各方面也加強其活動。
各地區的會館在全國猛增，在《南京條約》規定将甯波和上海辟為商埠開放對外貿易之前，各種形式的信貸已經在各地區出現。
[2]
19世紀後半期，西方的勢力進入到中國，給沿海城市以新的推動力，并引起了中國經濟巨大的變化。
在城市占統治地位的各階層，都急于想從中獲利，官僚和商人各有其優勢。
前者握有行政管理權及财政權，有責任感和領導能力；後者擁有個人财富，而且互相團結，并熱心于變革。
在兩者既不情願的合作，又部分地互相融合中，産生了一個界限含混的精英階層，即所謂&ldquo紳商&rdquo。
20世紀初，清政府的衰落，也削弱了官僚士紳在精英階層中的地位。
雖然辛亥革命是反映這一變化，并加速了其發展，但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這個新興的資産階級才真正登上行動的舞台。
大戰時期，外國競争者退出中國市場，為中國的資産階級打開了國内外市場。
活動領域的拓寬和活動方式的多樣化，促進了一代新型的企業家&mdash&mdash銀行家和實業家從商人中分化出來，并奪取了舊式商人手中的領導權。
大戰時期和戰後的年代，成了中國資産階級的黃金時代。
但是1927年的官僚主義和軍事專制政權的複活，開始了一個反動時期。
資産階級中最富有活力、最富有創業精神的人遂即失勢，代之而來的是國家資本主義，基本上是高級官僚的資本主義。
20世紀中國資産階級的曆史，是一段受挫折的曆史；在以後的叙述中，将設法尋找其原因，要從中吸取教訓則更為困難。
我們固然可以回到某些能熟悉的論題，第三種勢力難道不僅是一種幻象嗎？第三世界向自鳴得意的西方去效仿，這不是畫餅充饑嗎？從另外的觀點來看，還可以就資産階級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問：可以不可以繞過這個階段，或者把進行資産階級革命的任務，由資産階級以外的其他階級來承擔？
曆史上每一次失敗的潮流，都可能被當做是無關緊要的偏向。
中國官僚主義的回潮，先是在國民黨的統治之下，後來又是在共産黨的統治之下，但都不能抹殺現代、民主與國際主義三者在中國的傳統；而這個傳統都源于資産階級在五四運動中所作的貢獻。
同樣，官僚主義也不能阻止這個傳統的複興。
說來好像自相矛盾，隻有經過相當長時間的觀察，才能深刻認識并對當年那場為時短暫、範圍有限的資産階級實驗作出公正的結論。
中國資産階級的誕生
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的經濟劇變
中國在對外開放以前的許多世紀，都是繁榮和發達的。
精耕細作的密集型農業，保證糧食産量高于歐洲在工業革命以前的産量。
中國的人口在18世紀增加了一倍，據統計，到1850年已超過4億。
費用低廉而管理良好的内河運輸系統，承擔着日益繁忙的地區之間的交通運輸。
城市化的步伐正在加快，市場網絡日益将農村緊密地聯系在一起，手工業已成為農村裡的第二職業。
傳統技術已發展到極其完美的水平。
如果不進行一場工業革命，看來更進一步的改進是不可能的，而且又無利可圖。
而受到人口壓力，平均收入低下，消費需求不足，勞動力充足，以及相對的原料短缺，則又阻礙了工業革命的實現。
中國的經濟似乎已陷入了&ldquo超穩定的陷阱&rdquo之中。
關于這個問題，伊懋可曾有很好的論述。
[3]
西方勢力的進入中國，對于中國經濟體制的運轉産生了深刻的沖擊。
在過去，由于明清兩代政府抑制貿易和航海事業，使中國的經濟體制變成内向型的。
&ldquo松動并最終打破中國的超穩定的陷阱，是西方的曆史性貢獻。
&rdquo[4]在19世紀中期的戰争和叛亂的危機中，中國經濟發展的許多新動力因素正在聚集。
1860年以後，中國的對外貿易急劇增長，建立了最初的現代企業，包括兵工廠、輪船公司、鋼鐵廠和紡織廠。
這種新發展的中心是在沿海的城市，其中的上海很快即确立其突出的顯著地位。
這些新的港口城市，與中國過去時代的城鎮大不相同。
16世紀至18世紀，以往具有中等重要性的城市，既是市場或行政中心，也是商人們渴望與之合流的官僚士紳聚居之地，似乎政治與社會秩序完美的結合于其中。
而其領袖人物，同時也是這個秩序中的活躍分子和主要受益者。
清末的沿海港口，與上述城市不同之處，不在于其高度集中的人口&mdash&mdash這使上海成為20世紀亞洲最大的城市之一。
馬可·波羅不是早就指出，中世紀的一些中國城市人口已為數百萬計了嗎？19世紀後半期勃興的沿海大城市，由于其已成為技術革新和政治變革中心，遂脫離了中國城市的傳統。
中國沿海城市的這種雙重演變，是由外國人的到來所引起的；中國人從外國人那裡學到新的生産技術和組織方法，并且在外國租界内譴責清政府的暴虐與無能。
盡管清政府雖竭盡全力，但再也不能像過去控制内地城市那樣，來控制這些新興城市了。
誠然，上海&mdash廣州&mdash香港軸線，僅是在這個大陸帝國邊緣形成的一個狹窄走廊。
但是，通過這個缺口，卻湧現出行将被推倒（或許僅是動搖其基礎）持續數千年之久的文明觀念、技術和人才。
中國的資産階級正是在這些新興的城市中誕生的。
其成長過程，和這個邊緣地帶對西方的影響的開放程度，是分不開的。
在有些人看來，這個地帶和孔夫子的&ldquo真正&rdquo農村中國，是格格不入的。
[5]同樣的指責也落到資産階級身上，并因其由買辦組成而遭排斥&mdash&mdash必要時，因其為中國人而獲得諒解。
商埠的概念，也合乎作為航海國家的中國傳統&mdash&mdash這種傳統，與占主導地位的内陸帝國傳統一樣也确實一樣存在，現代資産階級是被嫁接在中國的傳統社會之中的。
複雜的社會基礎
當現代經濟部門開始在19世紀下半葉形成時，占統治地位的城市階層&mdash&mdash官僚和商人力圖對這些經濟部門加以控制，并将由此而來的好處據為己有。
由于容易接近權力和掌握國家資金，政府官員獲得了雙重特權。
實際上，在所有&ldquo不發達的國家&rdquo中，掌握政權的人，都在現代化的過程中起着主導作用。
高級官員以政府的名義進行活動，收集情報，獲得頒授特權&mdash&mdash壟斷權、免稅權和貸款權。
在中國，國家控制整個商人團體的傳統，隻能加強當局對現代化的壓制。
官僚們得到其天然盟友士紳的支持。
從18世紀起，為數衆多的地主已開始走向城市。
由于把料理鄉下田産的事務交給了别人，這些進入城市的新貴們即投身于高利貸和商業，或社會公益事業。
從這一時期起，興起了各式各樣的慈善組織（善堂）和公務部門（局）。
在這些善堂和局中，士紳和較低級的機關合作，實際上負責管理市政。
[6]盡管士紳們的創業意識和管理才能得到政府的關照，但國家資金的拮據和新的生産技術的複雜性，迫使官員常去尋求商人的幫助。
商人階級的傳統可以上溯到帝國的初始年代。
這個階級在中世紀的經濟革命時期，曾得到蓬勃的發展。
自從18世紀以後，這個階級顯出了再度的繁榮，并提高了威信，可以從地方行會與行業同業公會數目的猛增得到證明。
中國商人從漫長的曆史中，繼承了商業和财務兩方面的高度才能，繁瑣的規章，中介人的繁多，以及運轉的專業分工，使得商人能夠将小手工業者和農民的産品成為商品化，并将其納入&mdash&mdash但不是控制本地的，或者是區域的；在較少的情況下，或是全國的市場。
中國商人能有抓住和利用時機緻富的非凡才能，鼓勵其與外國人合作。
在一些開放的港口城市裡，西方人辦的工廠和運輸公司為數衆多。
在1900年前後，将自己的才能為外國企業服務的買辦人數，據估計已達2萬。
[7]通過一些業務上的接觸，中國商人獲得了現代的管理和生産技術。
這些人構成了一個面向外部世界的開拓者集團；其與外國社會的關系，也許比與中國傳統社會的關系更為密切。
但是中國商人在與外國人的接觸中，其民族和社會的特性，并沒有如信奉基督教和流行穿着西裝的人那樣數典忘祖，而是表現為地區行會、行業同業公會和1914年以後的商會之中，并以新的力量來激發這些組織。
但是，各式各樣的障礙，延緩了商人階級轉變為企業家和實業家組成的現代資産階級進程。
這些障礙，部分來自商人傳統自身，如來自銷售和生産兩個系統之間的嚴格區分。
在19世紀下半葉以前，中國幾乎沒有采用由商人将原料分發給手工業者加工的辦法；而在曼徹斯特和裡昂，正是這種制度的廣泛采用，标志着資本主義制度的誕生。
同樣，中國商人嗜好商業投機，為迅速獲得高額的利潤而甘冒風險。
但最主要的還是商人社會地位的低下，阻礙了其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轉變。
當然，不能把儒家對商業的譴責看得過分認真；過去數百年來，實踐一直在與僵化死闆的原則相對抗。
[8]實際上，商人對公共權力的讓步，并不表示商業活動受到壓制，而是表現為各種形式的控制與合作，最典型的例子就是17世紀和18世紀的食鹽銷售制度。
不過，商人這種退讓的主動性，是為發财緻富争取更多的機會。
揚州鹽商的豪富與權力便是明證。
[9]商人階級的成員要想脫離自己的出身，爬上更高的社會階梯，或者是由官僚的提攜，或者是通過科舉考試，或者花錢捐得官銜。
不過這種向上爬的運動，也為一部分士紳從事反方向的運動所抵消。
所謂反方向運動，就是這些人暗中或間接投身于商業活動。
19世紀末，以官僚和士紳階層為一方，與商人為另一方的合作增強了，并且有了部分的相互融合，結果就産生了商業資産階級。
在政府的倡導下，在現代經濟部門中出現了混合企業（官督商辦或官商合辦），由公私兩方共同出資，在上級官員監督之下，由商人來從事經營。
随着歲月的流逝，這種官僚資本主義變得越來越少國家行政色彩了。
當20世紀的最初10年，這種官僚資本主義發展到最佳狀态時，企業領導人亦官亦商的雙重依附關系，構成了官僚資本主義的唯一基礎，例如張謇和嚴信厚。
[10]這一新的城市紳商群體的出現，受到19世紀中葉以來的大量捐官的認可，也受到20世紀初葉（1903年的诏書）商人地位的上升的認可，更使官吏和退職官員對經商表現出日益增長的興趣和鼓勵。
在這個新的混雜的階級隊伍裡，各種力量的對比處于不斷的變化之中；在20世紀始初階段，官吏似乎處于主宰地位。
官僚主持着上海和廣州的各種慈善協會（愛育善堂），也主持着雛形市議會的上海華界總工局，甚至擔任新的商會長（清末商會的總數已達800左右）。
[11]但在以後的年代裡，由于科舉制的廢除（1905年），中央政權的衰落，地方政權的軍事化，官僚階級的勢力因之而削弱。
商人們逐漸在城市紳商中發揮更重要的作用，參加了1905年抵制美貨運動，由此也顯示其在經濟領域和政治領域不可輕視的影響。
加入資産階級隊伍的官吏或其子孫的行為，越來越像公司的首腦和私人資本家。
曾國藩的外孫聶雲台在1920年前後，成了龐大的中國實業家協會的主要領袖和代言人之一。
條約口岸的作用
中國資産階級的形成，也有其外部環境的原因，即由外國勢力的進入和條約口岸租界所造成的。
在明朝，中國最初出現的資本主義萌芽，并沒有開花結果，也沒有促成一場技術革命，更沒有産生現代的資産階級就枯萎了。
曆史學家們對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遭受挫折的原因，至今還沒有清楚地說明。
學者們對此各執一詞，歸咎于官僚主義的壓迫（E.巴拉茲）、制度運轉不靈（費維恺）、原料缺乏，認為是習于按常規辦事的小生産和信息靈通的商人之間缺少配合（伊懋可），甚至還有人認為是缺乏能源。
[12]充其量也隻能像E.巴拉茲那樣指出，在許多世紀中，商人階層的興旺，都是與國家權力和官僚控制的減弱同時出現。
但是，一旦占主導地位的政治和意識形态秩序受到削弱，就會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可是這個萌芽，又将或遲或早為政治和意識形态秩序的減弱，因而為發生的變亂所扼殺。
因此，對于處在癱瘓過程中的專制和儒教政權，唯一的代替物似乎就是具有破壞性的無政府狀态。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資産階級的迅速興起，是由官僚主義控制的削弱（商人将其能量釋放出來），以及相對安全而有秩序的孤島，即&ldquo租界的庇護&rdquo（這種庇護保存了商人的能量）這兩者同時的存在促成的。
[13]盡管居住在租界裡的中國商人，受到二等居民的待遇，長期被剝奪了參與城市管理的權利而又必須納稅，但也因外國人的存在而受益。
租界裡的巡捕，必要時能夠得到從外國居民中招募的義勇隊的支持，使條約口岸免受騷亂的幹擾，也免受19世紀末以來各省連年不斷的小規模叛亂的侵擾。
這些義勇隊的武裝實力并無多大作用，而是停泊在主要口岸，或沿揚子江上下遊弋的炮艦的威脅，足以保持這些&ldquo國中之國&rdquo的安全。
在這種安全避難所裡，各種公共事業（海關和郵局）引進了公正和正規化等行政優點。
&ldquo模範租界&rdquo提供公用事業，如廉價的民用和工業用電，自來水、電車和電話，完全可以和西方的大城市媲美。
但是中國的紳商們在租界内首先尋求的，是财産和人身的安全，把自己的錢财存入外國銀行，其保險庫是北京政府永遠無法打開的；還可以向租界的會審公廨提出申訴，以抵制清政府官員的高壓政策。
[14]外國人為了本地區的商業利益，希望保證其正常發展，不要受到政府當局的幹擾，上海租界工部局于1902年提出，任何在租界内的中國居民，原則上在未被會審公廨審判定罪之前，均不得引渡交給清政府當局，在1903年的&ldquo蘇報案&rdquo中，這個原則得到明确的驗證。
當南京的兩江總督要求立即引渡激進的反滿新聞記者時，工部局中的英國多數派對會審公廨施加壓力，要求按西方法治原則審判，結果隻判處了短期監禁。
[15]
革命的反清運動與中國資産階級的形成，都得益于由租界發展而成的國際飛地的存在；兩者齊頭并進，互相支持。
1911年：不明确的資産階級革命
1911年真有一次資産階級革命嗎？
首先要抛棄或多或少被廣泛接受的假說，認為1911年的革命不是一次資産階級革命。
在1949年勝利的前夕，中國共産黨将其曆史用馬克思主義的詞彙重新作了解釋，把1911年的&ldquo舊民主主義革命&rdquo，或多或少描寫為封建主義和社會主義之間必不可缺的資産階級階段，把資産階級設想成為這次革命的指導者和主要受益者。
這不是事實&mdash&mdash除非放寬資産階級的定義，除了工商界和城市知識分子而外，也包括高級官吏、地主、軍官、秘密會社首領和各種武裝幫夥；而這些社會成分的特點和本性，與馬克思主義關于資産階級的界說是不相容的。
這樣的理解資産階級，會把資産階級與大體上仍然是農民和傳統社會的統治階級混為一談。
[16]根據嚴格的定義，城市資産階級隻限定為和現代工商業相聯系的階級；可是，這個階級顯然在辛亥革命中隻起次要的作用。
武裝暴動，由地方士紳領導的起義&mdash&mdash這次最初的革命，超越了資産階級，并脫離了資産階級的控制。
[17]
革命成功之後，資産階級曾企圖利用形勢為自己牟取好處，但隻獲得了一半的成功，即僅取得了對資産階級利益的尊重；除了局部地區外，并未取得權力。
雖然不能把辛亥革命稱作資産階級革命，但這場革命對資産階級的命運起了重要作用。
這次革命是資産階級第一次卷入于政治，正式登上了中國的曆史舞台&mdash&mdash有人評論中國資産階級第一次亮相說：&ldquo當前的革命清楚指明，強大的商人階層通過商會中介，采取行動所表現出的影響和穩定。
&rdquo[18]然而，在這個特殊的時期裡，資産階級的經濟基礎還很脆弱，而現代經濟還很不發達，并且這些現代經濟還都掌握在外國人手中。
資産階級的社會界限還不明确：因其與官僚集團言歸于好而增強力量，但卻削弱了其獨立性。
既是如此，那麼，資産階級政治作用的重要性從何而來？
1912年，農商部列舉了794個主要和次要的商會，計有196636個會員。
[19]由于商會會員既包括個人，也包括人數衆多而由個人代表的社團、同業公會或者公司，因此加入商會的商人&mdash&mdash作為個人或者通過其指定的代表的人數，顯然比官方公布的統計數字要多得多。
如果連家屬也計算在内，商人階級中最富有和最受尊重的部分，必然已超過150萬人至200萬人，幾乎占全國總人口數的0.5％。
這個百分比看起來并不大，但是與統治階級中的其他集團相比，商人的數目與軍官（1.7萬）[20]、學生（3萬）、歸國學生（3.5萬）[21]、官員（5萬），甚至比上層士紳（20萬）[22]都多得多。
商會多達794個，說明商人階級遍布全國。
由于上述的原因（發财緻富的新機會，财産和人身安全的保障），大多數最有生氣和最富有的商人，都聚居在大的條約口岸，尤其是在上海&mdash&mdash這些人最直接地進人現代社會。
雖然在全國人口隻占少數，但商人階級在統治集團中卻是人數最多的階級之一；和士紳階級聯合在一起，則代表了條約口岸中新的現代化中國的主要精英。
中國資産階級在當時所扮演角色的重要性，可以看作是由意識形态起決定作用的現象。
這個中國階級的出現，正值從西方引進的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在全國傳播；而在18世紀至19世紀的西方，民主思想和民族主義的形成，一般是和民族資産階級取得政權聯系在一起的。
青年知識分子和新軍的一些軍官傳播了這些思想（不是沒有歪曲和遺漏），并作這個思想體系繼承者。
中國資産階級力圖将這種舶來的意識形态，與中國的現實狀況結合起來。
反清運動領袖們所宣揚的民主、憲政和民族主義，正與資産階級的願望相吻合，遂使這個階級急速覺悟的過程相應加快了。
資産階級積極支持革命派；改良派和革命派也都得益于資産階級的援助。
當一種意識形态正在摸索中形成之時，而綱領的模糊不清尚待名人來影響之際，資産階級表現的遲疑不決，是不足為奇的。
在下層資産階級與上層資産階級之間，在買辦和民族企業家之間，并沒有嚴格的分界線；改良派資産階級和革命派資産階級之間的劃分，似乎也很難預測。
這裡也像許多其他領域一樣，私人關系在起作用。
因此，反對派的領袖在繁忙的旅途中與商人社團建立的聯系，就顯得十分重要。
然而，在革命前夕，改良主義似乎赢得大陸資産階級的贊同，而移居海外的華僑則表現得很為激進。
在條約口岸的企業，總是和士紳階級密切結成聯盟；而且與這些士紳一樣，具有十分實際的社會保守主義精神，對整個中國的局勢無疑持更為現實的樂觀看法。
通過商會，商人們在立憲運動中發揮了積極作用；1909年，其中很多人被選入省1議局議員，1910年，又參與速開國會的鬥争。
[23]
海外華僑渴望的，是建立現代化的政治經濟組織形式，來恢複祖國在國際上的威望。
香港、橫濱和新加坡的華僑，首先從經濟上資助孫逸仙的政治活動。
1905年以後，孫逸仙的思想傳播到知識分子和新軍之中，并為其所接受；孫氏與華僑商人的聯系仍如以往一樣牢固。
當然，海外華僑加入激進的反抗運動，也不可強調的太過分。
改良派領袖康有為和梁啟超，也能赢得海外同胞的理解，并從中得到很多經濟援助。
此外，在清政府最後幾年中，有志改良的大臣們也在海外找到可貴的合作者。
如富商張弼士從新加坡回國，幫助盛宣懷發展國家的鐵路系統和建立商部。
[24]在中國境内，條約口岸的商人雖然參加了憲政運動，并支持改良主義政策，卻在時機到來時，轉而投身于革命陣營，支持起義，并負責管理地方事務，以待新政權的建立。
商人與革命起義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是由軍人發動的。
商人們雖然促成了導緻革命爆發的局勢，但并沒有直接參加起義。
1911年的春夏之交，震動四川全省的反對鐵路國有化風潮，得到重慶和成都的商會和各同業公會的積極支持。
當年10月，武昌商人迅速起來支持軍事起義者。
10月12日，起義者對商人作出保證，宣布：
虐待商人者，斬；妨礙商務者，斬；企圖關閉商店者，斬；促進貿易者，賞。
[25]
作為對保證的交換條件，商人須參加維持秩序，并組織商團搜捕搶劫者和縱火犯；商會會長甚至被任命為維持治安的負責人。
商會立即向起義者提供20萬兩白銀的貸款。
在上海，資産階級與革命者的合作不是在起義發生之後，而是在其以前，已為起義鋪平了道路。
[26]
1911年4月，商人們與同盟會領袖陳其美、朱少屏與銀行家沈缦雲建立了聯系。
沈缦雲在新成立的愛國組織中國國民總會任會長，并曾任上海商務總會議董、上海城廂内外總工程局議事會議董，即上海華界自治公所。
同時，1906年建立的商團也進行了改組，由革命黨與商會統一領導。
這支當時估計有350人至700人的武裝力量，到1911年11月初，擴展至2000人左右。
這支隊伍由上海的志願者所組成，與公共租界的義勇隊&ldquo中國連&rdquo至少有政治上的聯系。
這支中國義勇隊由華界自治公所總董李鐘珏（平書）指揮。
李氏是屬于紳商中的官僚派，但是在上海，紳商們已形成統一戰線。
[27]不論其出身是商人還是文人，也不論其居住在租界或華界，似乎都同樣的同情革命。
隻是對清政府的不滿和受愛國心的驅使，是難以解釋這種一緻的。
應該承認，是不是為數不多起帶頭作用的領導人組成紳商組織起的作用呢？這些領導人頂多隻有數十人，卻領導着商會、商團和華界自治公所。
武昌起義後，在沈缦雲資助的革命報紙《民立報》報館中舉行每日例會上，陳其美和李鐘珏兩人之間建立起密切的合作。
商團控制了上海城市，華界自治公所使當地警察保持中立，商會答應給革命者以經濟補助。
[28]當陳其美在11月3日打敗了清軍，并占領了江南制造總局以後，上海即實現了共和。
中國人團結一緻的精神，作為辛亥革命的特征大大爆發了出來，但各省的城市情況也不完全相同。
上海資産階級所公認的特殊經曆，不能被用來評價整個資産階級的作用。
在廣州，10月10日武昌起義的消息，隻不過促使兩廣總督張鳴岐為保住自己的權力，宣布在内戰中保持中立，并加強地方自治。
張鳴岐的計劃得到紳士階層的支持，但卻遭到商人的反對。
士紳們于10月29日在愛育善堂集會，擁護共和，宣布廣東獨立[29]；但商人們卻對其決議不予實施。
直到11月9日，張鳴岐迫于革命的壓力，隻得從廣州一走了之，将權力留給同盟會的代表胡漢民。
因此，盡管廣州在商業上占有重要地位，但廣州的商人在辛亥革命中隻起有限的作用；商人的分裂，為其軟弱無力的主要原因。
商會不能支配其下屬的72個行會和9個善堂，不能成為整個商人階級的代言人；再者，經濟近代化的緩慢，也妨礙了城市紳商的團結。
面對堅持其特權和享有傳統利益的士紳階級，廣州的商人僅組成了一個沒有多大作用的孤立團體。
因此，在不同的城市，資産階級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在新近才移民墾殖的東北地區，資産階級根本不為人所注意，隻滿足于保持秩序和采取&ldquo等着瞧&rdquo的态度。
而在内地各省，例如湖南，軍隊、士紳和秘密會社之間，正在進行互相角逐。
在沿海地區，如山東、浙江、江蘇，或長江中遊大口岸的漢口，資産階級則比較活躍。
一般說，資産階級在辛亥革命的各地起義中，沒有起到領導作用，隻滿足于根據自己的實力，對其他社會集團造成的地方政治形勢，作出自己的反應。
即使是在上海，資産階級也隻是扮演贊助革命的角色。
不過無論如何，資産階級畢竟持同情的态度，滿懷自信的歡迎革命。
革命并沒有帶來任何嚴重的經濟危機。
交通受阻和流動資金缺乏，曾引起商業和工業活動的暫時下降，但沒有發生恐慌。
到12月中旬，上海便很快恢複正常。
中華人民共和國一些曆史學者，強調資産階級自身固有的内在矛盾，資産階級站在知識分子和青年軍官一邊投身革命，然後&mdash&mdash為劇烈的革命激變吓倒，又急劇後退，為保障其階級利益，又站到士紳們一邊去了。
[30]1911年12月在廣州的商人中和1912年初在成都的商人出現的情緒逆轉，使上述說法顯得有些道理。
一般的說，中國商人似乎與其同時代的中國人一樣，并沒能看出起義的保守性，也沒有意識到這種保守性以革命的名義表現出來。
在這裡，是不是可以說，這是&ldquo意識形态的混亂&rdquo和&ldquo政治上的不成熟&rdquo呢？[31]如果我們同意周錫瑞的看法，承認在中國政治傳統中，自由主義不應從個人的意義上說明，而是對中央政府極權主義的反抗。
[32]那麼，地方的士紳們看到其權力已經建立起來，認為自由與民主已經獲得勝利，就沒有什麼不妥之處了。
商人與名流的聯合陣線
在革命的前夜，中央政權的衰落與政府當局的腐敗，緻使城市紳商承擔起管理所在城市的責任。
&ldquo清朝被推翻以後，在長達數月之久的時間裡，中國大多數城市實際是由商會和同業公會聯合管理。
&rdquo[33]
商界介入到地方政治與行政事務，反映了自19世紀以來城市紳商在全國各地（包括内地）已獲得重要地位。
但這并不是新的政治現象，隻不過是延續&mdash&mdash并且擴大了行業聯盟的傳統，其作用在太平天國起義的危機時期已經奠定了。
[34]當時這些行業聯盟已超出社團範圍，緻力于城市公益事業，在儒家公德責任心的驅動下，盡力補救當局的無能，并保護其在城市的切身利益。
1912年，商會在大小城鎮已樹立了自己的權威，其目的都是維護社會秩序，與強盜、土匪、散兵遊勇以及秘密會社進行鬥争。
商人和士紳階級從事的事業是共同的。
在這由一位名流組成的聯合陣線中，雖沒有必要把商人特别突現出來，但其在行動中的活力的确是出色的。
商會和行業公會承擔軍饷，賄賂土匪使其離境，遣散軍隊，并在互争雄長的将領之間進行斡旋和調解。
一位時人評論說，&ldquo在中國社會的各個組成部分中，商界是最團結，也是最保守的&rdquo[35]。
不論商界的介入有多麼廣泛，但其在政治上卻隻獲得了有限的作用。
實際上，商人隻是要打進早已建立的體制框架裡去，力圖糾正其在運轉中的缺點而已。
商人們并沒有為自己謀求權力，而隻滿足于能同現當權者參與協商。
真正的當權者仍是在位的官僚、将領，或者是驟登大位的革命軍人。
這種間接控制的方法包含着不少風險。
地方掌權者經常背叛商人，科以苛捐雜稅，甚至會遭到威脅和綁架。
盡管商人掌握着施加财政壓力的手段（因為商人提供資金，或者為發行紙币作擔保），商人雖為當權者建立政權出了不少力，可是還是成了這個權力的第一個犧牲品。
在大多數情況下，商人并沒有準備直接掌權。
因為傳統上商人是被排斥政權之外的，對革命的介入，也隻是暫時的。
在這場波及整個政治制度的總危機中，這種權宜之計顯然是無效的。
不安全感繼續存在，而且日甚一日。
廣東省完全變成了&ldquo海盜共和國&rdquo[36]。
商人們曾經要求廢除的厘金制度，又在以商捐或統捐的新名目下出現了。
政府缺少正常的國庫收入，商人們也無力獨自長期承擔公共行政費用。
由于地方政權之間缺乏協作，以及對農村的漠然視之，商人們要求安定和統一市場計劃的努力，最終都歸于失敗。
在中國的各個省份裡，商人的力量不足以取代中央和地方官僚的權力，其所能做到的，隻是盡量限制無政府狀态所造成的破壞。
和過去一樣，一旦帝制的王朝崩潰了，取而代之的，仍然是一場無政府狀态的混亂。
上海的資産階級和南京臨時政府
在上海，一個強有力而組織嚴密的商人集團，正從過去的壓抑中擺脫出來，繼續受到租界内相對安全和穩定的秩序保護；并抓住辛亥革命所提供的機會，力求實現其在本地和全國範圍内施展其政治抱負。
1911年，駐守上海的清軍被擊潰後，公共租界和華界的主要商人，毫不遲疑地參加陳其美都督建立的軍政府。
陳都督聘請總商會的董事們擔任其顧問（虞洽卿和周舜卿），将财政事務托付給銀行家朱葆三和沈缦雲等人主管，并由一位買辦郁屏翰辦理；商業管理交給船商和實業家王一亭，市政管理交給公共工程承包商李平書和糧商顧馨一；李、顧二人遂成了陳其美的助手。
[37]
在最适合的環境裡&mdash&mdash即在中國沿海的世界性現代化，資産階級表明自己要成為主導的政治力量。
如果條約口岸真像有的著作指出的那樣，成了國際飛地，缺少與内地的聯系，上海商人也許不會夢想将自己的活動推行到全國。
然而，沿海地帶的經濟發展，既朝向海外，也朝向内地；其繁榮同樣既依賴于各省，又依賴于同國外的聯系。
這種經濟上的一緻性，加強了民族統一的需要和願望。
上海的資産階級接受了孫逸仙的共和政治綱領，并在實現現代化的努力中與其合作。
也像孫逸仙一樣，上海資産階級一道為了塑造一個新中國，并為此目的而向海外華僑呼籲給予援助；更想控制廣袤的内地，将其按沿海形象予以改造，以便資本主義和民主的萌芽，也能在那些地方開花結實。
據估計，上海商人資助了700萬兩白銀[38]，幫助孫逸仙于1912年1月1日在南京成立中華民國臨時政府，由各省代表投票使之合法化。
新政府宣布其為全國性政府，頒布了重複同盟會綱領的内容。
孫逸仙在1912年1月5日發表的宣言中，譴責愚昧的清朝，&ldquo賊害吾民，以圖自利。
宗支近系，時擁特權，多數平民，聽其支配&hellip&hellip又複征苛細不法之賦稅，任意取求，迹近擄劫。
商埠而外，不許鄰國之通商；常稅不足，更斂厘金以取益，阻國内商務之發展&hellip&hellip妨殖産業工之繁興&rdquo。
孫逸仙保證，&ldquo吾人當更張法律，改訂民、刑、商法及采礦規則；改良财政，蠲除工商各業種種之限制&hellip&hellip&rdquo[39]
在新任的實業總長張謇的倡議下，設立了工政司，将中央政府的指示貫徹到各省，并協調其工作。
[40]銀行家沈缦雲自海外華僑中募得500萬美元，在孫逸仙和上海總商會會長周金箴[41]的共同支持下，創辦了中華實業銀行；可是南京臨時政府隻存在三個月，當然不可能有多大成就。
然而，該銀行能不能有更大的成就呢？在孫逸仙就任大總統的數周内，&ldquo銀行家、富有的商人和買辦&hellip&hellip開始感到這個政權的統治不堪忍受&rdquo[42]。
商界和陳其美之間的關系惡化，這位滬軍都督有時為了得到需要的款項，竟采取嚴厲手段。
[43]2月初，臨時政府決定以輪船招商局抵押向外國借款，遭到包括周金箴在内的股東們的強烈抗議。
[44]
1912年在上海發生的沖突，與20年代堅持特殊論的廣東資産階級對國民政府的抵抗，看起來并不相同。
當時的國民政府急于在統一國家的基礎上擴展其活動，甚至不惜以發動艱難的北伐為代價。
上海的資産階級支持孫逸仙要求統一中國的主張；無疑也希望在其資助下建立的南京政府，能迅速擴大基礎，并獲得國内其他方面的支持。
但資産階級的幻想很快就破滅了。
由于缺乏足夠的社會基礎，南京政府很難得到高效率政黨的支持。
同盟會本來就是個松散的組織，早在1912年初就遭到一些新政黨的競争，沒過多久，就隻剩下孫逸仙及其少數追随者了。
在擁有強大正規軍，并得到官僚和舊式士紳支持的北京一武昌聯盟壓力下，孫逸仙被迫妥協，于1912年2月将民國總統拱手讓給了袁世凱。
于是，中國資産階級的第一次政治實驗，于1912年春以雙重的失敗而告終。
的确，在這段時間裡，人們感到了資産階級的分量。
在各省，資産階級曾協同保證商業照常營業，并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社會秩序；其對南京臨時政府的支持，阻止了不得人心的清朝複辟，并為共和政體的建立作出了貢獻。
但是，資産階級沒能建立起對自身發展不可缺少的政治結構；在各省，其社會基礎的界限也定得含糊不清，所采取的行動，也很難與士紳們的行動真正區别開來。
連上海的企業家也無力将全國性政權單獨掌握在自己手中，更無力将新秩序移植到中國内地的農村和官僚社會；這些新秩序是建立在貿易和技術、自由競争和相對和諧的民主态度之上的。
這些新秩序由于外國的參與，在條約口岸有可能建立。
盡管沿海地區已經有了資産階級，但整個國家的命運仍決定在内陸的軍事和官僚政治機構&mdash&mdash隻有這個機構才能控制整個國家。
倒退
袁世凱之就任中華民國總統，開始了中國資産階級的倒退時期。
經過了數月的混亂之後，商業界急于要恢複穩定和安全；在稍作猶豫之後，就表示對袁世凱的擁護。
這标志着政治轉向的開始。
商界與革命的共和派聯系就更為松弛了。
1912年4月，上海&ldquo敢死隊&rdquo總指揮劉福标[45]在公共租界被捕時，就譴責上海總商會的背叛。
資産階級的依附者都被吸引到新的溫和的政黨裡，這些黨派在1912年5月改組為共和黨。
在1912年12月至1913年1月的全國選舉中，上海的溫和派支持共和黨。
此外，袁世凱盡量向商人們提供補償和保證，承擔南京臨時政府與上海商界簽訂合同的義務[46]，并答應賠償漢口商人在1911年10月商店被搗毀所蒙受的損失。
[47]袁世凱長時間出席1912年4月29日在北京召開的臨時參議院會議，為了争取資産階級的支持，宣布了一系列的改革，取消厘金，減低出口稅，統一币制和一項關于發展實業的方案。
度過了1912年初的數月不景氣之後，商業的恢複把資産階級從政治活動中吸引開去。
由于農業的豐收和國際市場的白銀價格上漲，與1911年相比，中國對外貿易總額的下降甚微。
1912年是8.43億海關兩，1911年為8.48億海關兩。
[48]這種繁榮也擴大到實業部門。
1912年，電力的供應必須增加4倍，才能滿足新工廠&mdash&mdash特别是沿蘇州河兩岸正在興建的碾米廠和正在擴充生産能力的紡織廠的需要。
[49]同一時期，面粉業經曆了一次迅速發展（在上海、滿洲和長江沿岸城市，1913年登記的53家企業中，有14家是在1911年以後成立的）。
[50]機械工廠的數目也有大幅度增加，1912&mdash1913年間，新建廠5家，大多都在上海。
[51]漢陽鋼鐵廠的高爐，在1911年10月起義時即被閑置不用，這時又恢複開工。
此後的操作人員全部都是中國人。
[52]在采礦業方面，勘探和開采都有所發展，有時也得到外國資本的援助。
[53]上海華界電車路系統（南道）的建設，從計劃到完工隻用了幾個月時間，完全沒有依靠外國的幫助。
[54]這些業績得到十幾個省區或全國性社團的支持與協作；這些團體都是為振興實業而于1912年組建成功的。
[55]
在這種情況下，工商界最擔心的政治與軍事上的混亂重演。
1913年3月22日，袁世凱唆使人暗殺了宋教仁，在上海的巨商中引起了深深的不安。
[56]然而，比起袁世凱的背叛來，更使巨商們憂慮的是孫逸仙作出敵對反應。
在新的共和國體制和自由處于危急存亡的當頭，資産階級所擔心的，新的危機将會給其帶來直接的麻煩。
對革命實驗的失望，有秩序政權的吸引力，經濟發展激起的希望，三者結合在一起，推動資産階級趨向保持中立。
[57]1913年夏季的危機，将迫使其作出抉擇。
1913年7月，袁世凱與孫逸仙的沖突爆發以後，南方各省都督宣布獨立。
上海也卷入了這次運動，陳其美擔任了讨袁軍總司令。
是公開反對讨袁運動，還是為了維護自身利益而采取機會主義态度？商人們對此猶豫不決。
總商會拒不批準獨立宣言，又不向陳其美提供其所需之資金。
商人們最大的希望，是避免讨袁軍與重新占據江南制造總局的袁軍之間的戰鬥。
&ldquo鑒于上海是商埠而非戰場&hellip&hellip任何一方挑起戰端，均将被視為人民之公敵。
&rdquo[58]商人們一個集團的私利，就如此簡單地等同于全體人民的利益了。
在廣州，廣東都督陳炯明于6月21日宣布獨立，但卻遭到商人們的敵視和冷遇。
[59]國民黨為數不多支持陳炯明的人，都來自海外華僑或港澳。
可是沒過多久，其中最活躍的鄭席儒就被港英當局取消其居住權。
在長江流域的主要港口，如重慶、長沙、蕪湖、南京，商人們也表現得小心翼翼，對讨袁軍抱着不公開的敵視态度。
[60]當地的商會緻力于保全其城市，賄賂讨袁軍士兵，促其速即撤離，并為袁軍的和平返回做好準備。
商人們在這些方面也都獲得了一些成就。
可是商人們在南京的這些做法卻未能奏效，首先被迫交給讨袁軍大量的金錢；而袁軍入城以後，又遭到大肆搶劫而傾家蕩産（1913年9月1日至3日）。
[61]
資産階級對&ldquo二次革命&rdquo的敵視，隻是很小心地表現出來，在那些宣布獨立的省份尤其如此。
各地商人不曾表示公開反對，而隻是拒不給予财政上的合作&mdash&mdash隻要壓力不是太大。
無論如何，鬥争的結局，主要取決于各省都督及其統率軍隊的人數與質量。
袁世凱在這方面占有壓倒優勢。
資産階級對二次革命的反對，毋甯說是袖手旁觀，并沒有起決定的作用。
正如在辛亥革命時期一樣，資産階級的支持革命，對事态的發展并沒有多少真正的影響。
不管是支持還是反對，資産階級對革命都是次要的力量。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敗，帶來了沉重的苛捐雜稅和商店的橫遭搶劫，迫使資産階級去保護自己眼前的短期利益。
袁世凱鼓勵商人回到其在傳統社會的孤立中去，遠離政治。
在挫敗了二次革命之後，袁世凱不再滿足于迫使革命領導人流亡海外，而是首先解散國民黨（1913年11月），然後又解散國會（1913年12月），企圖以此來消滅革命。
袁世凱進而又把目标指向革命以後地方士紳建立起來的代議機構，于1914年2月4日下令解散省議會和地方議會；1912&mdash1913年冬季，這些議會是在擴大選民範圍基礎上（占成年男性人口的25％）恢複的。
[62]自革命以後，這些地方議會接管了許多原本屬政府官僚機構的行政、财政和軍政事務。
[63]此外，議會還成為當時人數逐漸增多的新工業家、教育工作者、手工業者和婦女組織的論壇和活動舞台。
正是這些社會組織，整個社會各階層&mdash&mdash士紳，包括文人學士和小商人都納入國家政治生活之中。
這些地方議會在中國傳統之内，其代表性很似自由主義的内容，起着保護地方利益，也捍衛了被官僚機構拒絕或忽視的社會集團的作用。
在袁世凱心目中，議會對其個人權力和國家的統一構成了威脅，因為此人把國家的統一，看成僅僅就是嚴厲的中央集權。
對于上海的商人來說，二次革命是異乎尋常經曆的結束。
在革命以後，華界的市政當局重新命名為市政廳。
被稱為紳商的上海士紳，曾有機會證明其管理能力和現代化才幹，對民主程序的理解及其對重大問題的興趣。
[64]現在，上海商界将永遠不能恢複其地方行政和政治自治權。
袁世凱用來代替原來市政廳的&ldquo工巡局&rdquo（負責管理公共工程、巡警、捐稅），被置于地方官的嚴格管轄之下。
1914年制定的法律，加強了對商會的控制，剝奪了商人表達政治意見的發言權。
商人們就這樣被剝奪了主動權，失去了過去十餘年中曾鼓舞起對偉大理想的興趣。
由于不能使全國都接受商人在中國所開創的現代化，于是就轉而全神貫注于自身的短期利益。
面對一個雖不曾向往，但也并不難于接受的軍事官僚政權，商人們隻得在外國勢力的庇護下，努力去加強自己地理和社會基礎的自治；因此，要求南京的英國領事将租界[65]擴展到下關碼頭和商業區，以便得到更好的保護。
在上海，華界閘北居住的一些社會名流，則請求公共租界的巡捕進行保護，用一位外國僑民具有諷刺意味的話說，尋求&ldquo我們自治暴政的保護&rdquo。
不過袁世凱接掌權力，并不是簡單舊政權的複辟。
袁世凱在擔任總統期内，表現新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的決心，完成了商業立法，穩定了财政與貨币制度，鼓勵私人企業。
[66]1913年10月至1915年12月，農商總長張謇促使關于商業企業和公司注冊，關于開設公司的法令獲得通過；建立培植棉花和甘蔗的示範站，并計劃統一全國的度量衡标準。
1914年2月，在梁士诒的策劃下，作為統一貨币的第一步，鑄造了袁世凱頭像的銀元。
袁世凱的這種鼓勵商業的意願，與其拒絕給予資産階級最微小的權利，恰形成奇特的對比。
袁世凱本人在清末就是傳統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現在，此人又回到現代官僚主義傳統的老路。
作為一個獨裁者，袁世凱的權力支柱是軍隊和官僚集團，沒有必要去讨好商人。
因此，如果把袁世凱的經濟政策看成是對資産階級的支持，那就完全錯了。
同時，把袁世凱統治時期各大商埠的繁榮，歸因于袁世凱的這一政策，也是錯誤的。
把中國資産階級推向其黃金時代的動力，乃是來自他處，即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對國際局勢的改變。
中國資本主義的黃金時代，1917&mdash1923年
盡管資産階級隻是有限度地參加辛亥革命，對社會的動亂采取保守反應，但這并不足以否定資産階級革命的概念。
于此，還需要進一步研究辛亥革命所産生的影響。
雖然引進資産階級革命的概念，對弄清1911&mdash1913年所發生的事件也許意義不大，但是對中國較長時期社會經濟分析是有用的。
這樣，過渡演變的概念（從&ldquo封建主義生産方式&rdquo到&ldquo資本主義生産方式&rdquo的過渡演變和從官僚主義社會到階級社會的過渡演變），就應當代替革命突變的概念。
這種變化産生于漫長的曆史過程。
在中國，這一過程始于16世紀至18世紀，中國傳統經濟中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
正如已經指出的，這一演變在19世紀變得十分明顯；在辛亥革命之後，繼續成為20世紀經濟現代化和社會變革的一部分。
因此，把資産階級興起的發展過程，簡單歸結為一個革命事件，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10年至15年的時間内，辛亥革命是否加速了中國工業化的進程，是否改變了中國社會内部的力量對比，是否促進了一個真正的資産階級興起呢？一些研究法國大革命的曆史學者，在提到革命正是為了釋放&ldquo野蠻的資本主義制度&rdquo的能量時，總是強調這一進程發展得十分緩慢。
[67]在中國，情形恰截然與之相反。
革命後10年到20年代初，中國的民族資産階級就開足了馬力，出現了新一代從事工業生産和采用工資雇傭制的企業家。
但是，這一都市經濟和社會的巨大進步，更多地來自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經濟奇迹，而很少受惠于被軍閥所長期占有的革命成果。
在半殖民地的中國，資産階級革命的邏輯，必然是受外部國際關系的演變所制約。
戰時與戰後的繁榮，1914&mdash1923年
第一次世界大戰，把19世紀被不平等條約所剝奪的一部分市場，又歸還給了中國；交戰國雙方全力以赴貫注于戰争，無暇顧及于中國。
歐洲的衰落，正有利于中國恢複民族工業的發展，也助長了日本和美國勢力的擴張&mdash&mdash這就為中國帶來新的障礙，并為未來的沖突播下了種子。
同時，戰争使世界對于食品和原料的需求（有色金屬、植物油）。
作為原料的主要産地，中國正适應這一需要的供應。
再者，西方列強不斷在銀本位的中國和印度增加白銀的采購量，自1913年墨西哥關閉諸銀礦以來，刺激了國際銀價持續進一步升值。
這樣，中國的貨币單位&ldquo兩&rdquo變得堅挺，數年之内，在西方市場上的購買力提高了三倍。
可是，雖然中國外債的負擔因此減輕了，但進口，特别是工業設備的進口卻并沒有受益。
因為戰争雖為中國經濟提供了發展的機遇，但對此機遇的掌握和利用，卻受到中國&ldquo不發達&rdquo經濟框架的限制，而且中國經濟的基礎，是深為各種障礙所困擾的半殖民地制度，作這些障礙則來自波及全球的戰争。
由于交戰國征用商船，商業性海運噸位的減少，結果是運費的上升，阻礙了國際貿易的進行。
實行外彙管制，1917年英、法兩國實施的絲綢和茶葉的禁運，使中國傳統的出口商品失去了市場。
歐洲列強優先發展軍火工業，使對中國的設備供應受到不利影響。
正當外國競争減少，刺激中國民族工業增長時，但中國工業發展所需要的機器變得十分困難。
[68]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期，中國的工業發展水平，尚不能使其從外國勢力的撤退中獲得充分的利益。
戰争引起的困難，隻是無利可圖，而不是直接的損失。
對于中國經濟中的現代部門，戰争的年代是一個繁榮時期；但是直到和平恢複以後，中國民族工商業的&ldquo黃金時代&rdquo方才到來。
遲至1919年，中國的現代經濟部門，才開始獲得世界大戰和重新恢複和平所提供的利益；對原料的需求不但沒有減少，反而增加了；戰争的需要被建設的需要所代替。
1919年的上海出口值，較之前一年提高了30％。
在出口的增長中，尤為突出的是銀價的上漲，以及随之而來的&ldquo白銀&rdquo彙率的升高；歐洲買主的迫切需求，使之其不惜高價購買。
由于海運能力的增加和戰時工業又恢複到戰前狀态，中國的實業家能夠重新轉向西方市場，去購買所需要的原料。
其購買紡織設備所花費的白銀，從1918年的180萬兩增加到1919年390萬兩。
[69]由于各種條件異乎尋常的配合，以前由外國進口貨所開拓的國内市場，中國企業能夠從所需求中受益；并從外國競争的減弱，及購自歐美市場的設備和有利的彙率中受益。
在經過1917年以前緩慢發展時期之後，對外貿易總值從1918年的10.4億兩，增至1923年的16.7億兩；出口量和品種兩方面都有進展。
[70]進口增長并不迅速，但結構有了很大的改變，消費品，特别棉紡織品（中國的紡織工業正發展）的進口下降；生産資料的進口則上升了。
1920年，這類生産資料的進口，占中國進口貨物總值的28.5％。
[71]進口與出口貨物的不等量增長，促使貿易恢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