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平衡。
1919年的貿易逆差不超過1600萬兩。
[72]中國對外貿易的結構仍屬于&ldquo不發達&rdquo經濟的類型，但這種貿易已經不再是依賴型的經濟了，大緻相當于現代國民經濟發展的第一階段。
由于受到國内外市場需求的刺激，生産增加了。
傳統經濟部門和現代經濟部門的相互配合，以滿足各種需求。
迄于1919年，遠洋運輸力的不足和設備的缺乏，妨礙了現代工業的增長，但對于傳統的手工業部門卻沒有多少影響。
在1915&mdash1916年期間，華北和華中各省織布機的數量都在增加，生産是面向國内市場。
城市的作坊有所發展；以大都市為中心，商業資本遍及附近的鄉村。
紡織、成衣、針織、玻璃、火柴、榨油等産品取得新的進展，并不隻限于原有生産方法的複蘇。
相反，手工業此時采用改進了的技術，取用工業的原材料（棉紗、化工産品）。
手工業活動表現适應趨勢的能動性。
這種适應趨勢，正是手工業向近代工業過渡很好的例子。
因此，H.H.福克斯所說的&ldquo工業進步隻限于最主要的口岸&rdquo[73]，雖然這個說法為同時代的人所普遍首肯，但我們未敢苟同。
沿海城市現代企業的增長，隻是企業更加普遍發展的一個方面，無疑這是最顯著的一個方面。
從1912年至1920年，中國現代工業的增長率達到13.8％[74]（這樣迅速的增長，隻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才再度遇到）。
在中國現代工業增長中，首屈一指的是棉紡織業。
全國的紗錠數從1919年的658748錠，升至1922年的1506634錠，其中有63％屬于中國工廠主。
[75]1928年登記的120家紗廠中，有47家是在1920年至1922年間建立的。
自1917年至1922年，共開辦了26家面粉廠[76]，還購進了一些原來外商的榨油廠，證明了食品工業的增長。
煙草和卷煙工業也有相當發展。
但是這個黃金時代的狂熱，卻很少影響到重工業領域。
南方各省有色金屬（特别是銻和錫）采煉的短暫繁榮，完全是國際投機引起的，也随其活動的結束而消失。
現代的煤礦和鐵礦，仍然有75％至100％歸外國資本所控制。
機械制造業的進步最惹人注意。
[77]上海及其附近一帶地方，是這一發展的主要受益者；這種發展也波及了天津、廣州和武漢，但受其影響的程度較小。
在整個繁榮時期，貿易和工業的增長都得到信貸發達的支持，并受到物價和利潤上漲的刺激。
外國銀行的衰落，妨礙了對外貿易業務，卻沒有影響到國内市場，因為國内市場的資金一直掌握在中國人手中。
相反，國内金融市場為民族工業提供了大量資金，例如社會顯要和買辦的大量資金，過去出于安全和對利潤的考慮，一直是投資于外國企業，現在卻轉向民族工商業了。
中國的新式銀行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興起的，僅在1918年和1919年兩年，就創辦了96家[78]，其中大多數都與政府當局保持有密切聯系。
官方的中國銀行、交通銀行[79]和數十家省銀行，都屬于此類。
另外，還有許多&ldquo政治&rdquo銀行，其創辦人都來自政界或與政府高級官員有密切關系。
所有這些銀行的活動，都隻限于經營國家的資金和信貸。
另有十多家新式銀行，大部分設在上海，純粹是商業經營；可是當其參與民族工商業金融活動時，卻始終受到市場古老結構的阻礙。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前，中國沒有證券和商品交易所。
設在上海公共租界的股票交易所，經營的隻是外國股票交易。
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的創辦和成功，促使許多人群效仿。
到1921年末，上海共有交易所140家，大多數隻經營自己的股票；數月之後，發生了&ldquo信交風潮&rdquo的股票交易倒閉風，才将這股雨後春筍般的交易所創建浪潮刹住。
[80]
為了向企業提供資金，新式銀行也不得不像舊式錢莊一樣經營直接信貸。
但新式銀行要求顧客以财産抵押或貨物抵押作擔保，而錢莊卻按向來的慣例，在私人關系的基礎上&ldquo靠信任&rdquo提供貸款，這樣就使銀行處于不利地位。
因此，盡管新式銀行規模可觀，但其興起基本是投機性的，真正的商業銀行還是&ldquo錢莊&rdquo。
1920年，上海有71家錢莊；而1913年還隻有31家。
1920年，錢莊所控制的資本為770萬元，是世界大戰前的5倍。
由于缺乏證券交易市場和國家貼現制度，上海金融市場各銀行間互相貸款的利率（銀拆），可以作為經濟發展的晴雨表。
1919年的每月利率平均為0.06（每千兩每日利率一分），1922年升至0.17。
雖然可以将銀價的升值解釋為純财政原因（外國銀行将黃金運回本國的儲備中心，世界市場對黃金的投機搶購），但是毫無疑問，經濟發展的需要也起了作用。
例如，在各大城市的金融市場上，銷售特别指定輸出的農産品，就要籌措越來越多的資金。
根據不同種類的調查和用各種方法推論出的物價指數，不可能加以精确的分析。
[81]但是物價指數的确表明，在第一次大戰期間，批發價格上漲了20％至40％。
和同時期西方國家相比，這并不算大。
因為和工業品價格猛漲相反，農産品價格是穩定的。
在傳統的農業經濟中，除了供出口的産品外，農産品價格之穩定，較多原因表明年景好，而不表明市場疲軟&mdash&mdash也就是表明農業社會的相對穩定。
農産品價格的穩定和工業品價格的上漲，這是繁榮時期的互相補充現象。
在這一繁榮期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工商界。
從1914年至1919年，紡紗廠每支紗的利潤增加了70％。
而錢莊的利潤增加了74％。
[82]一些重要公司的利潤增加了20倍，有的甚至50倍，紅利達到30％&mdash40％，有時甚至90％。
[83]因為企業家們并不與其雇員分享收益，這樣高利潤的意義就更為重大。
實際上技工和壯工的工資，在廣州隻上升了6.9％，在上海上升了10％&mdash20％。
[84]
正是在這物質繁榮的基礎上，都市社會在沿海大城裡，越來越受西方影響發展了。
都市社會的興起和資産階級的轉變
随着經濟繁榮而來的是加速的都市化。
城市人口的年增長率，大大超過了人口的總增長率。
這個現象在上海特别明顯，華界人口在10年之中增長3倍（參看表38）；其他條約口岸，如天津、青島也吸引了許多新來者。
表38 戰争年代中國部分城市人口增加統計[86]
内地城市也經曆了迅速發展，但不那麼明顯。
在山東省的濟南，1914年至1919年的年增長率為3％，而全省人口的增長率隻有1％。
[85]
城市的迅速發展，既不是因為内地發生了饑荒，也不是由于社會動蕩的特别惡化，而實質上是反映了新的發展中心對農業社會的吸引。
貧苦農民，農村中的閑雜無業者，都到城市的作坊或新建的工廠中找工作，或者到碼頭上當搬運工，當苦力，或拉洋車。
許多農村的士紳，也搬到省城或本地區的城鎮去居住，一部分人是想在地方政府或各種自治團體中謀個職位，部分人是為了子女能有受到新式教育的機會&mdash&mdash這是都市居民的特權。
都市範圍的向外擴大，郊外也被納入于建設範圍；而古老城牆和牌樓式的城門，給由郊區進入市中心造成很大困難。
但在許多城市裡&mdash&mdash例如長沙、梧州和廣州的城牆被拆除以修建新區。
雖然新的建築大多是住宅，商業建築卻最宏偉。
漢口的新世界商場大樓，足可以與1919年上海開張的先施公司和永安公司的百貨大樓相媲美。
在廣州，大新商場的9家商店，自1918年起即雄踞珠江岸上。
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在1915年批準41項建築工程（西式建築），1920年批準109項。
包括中式建築、作坊、倉庫以及其他各種建築，工部局在這段時期内批準的建築工程費用，從500萬兩上升至1100萬兩。
[87]
在這些迅速發展的城市裡，人口從未停止增長。
各個社會集團變得更加複雜，階級分化也更加明顯，出現了工業無産階級，從城市士紳中誕生了現代知識階層和現代資産階級。
這一社會演變引起了外國曆史學家的注意，開始注意到這些新的精英是如何對西方經驗作出的反應；同時也引起了馬克思主義曆史學家的注意，将此種現象從其所處的基本的傳統中孤立出來，以便更好證明馬克思主義的理論。
[88]
實際上這些演變是很有限的：不但從整個中國社會的觀點來看是這樣，即使從城市方面來看，甚至在已經現代化的沿海地區，相對來說，看來也是如此。
在辛亥革命前夜，被周錫瑞稱之為&ldquo城市改良派精英&rdquo的一群名流，和法國曆史上被稱之為舊制度的資産階級的一些人物十分相似。
[89]不先研究這些人的固執和演變，就不可能了解新企業家所起的作用（稍大于新型知識分子們所起的作用）。
雖然這些名流所從事的經濟、社會和政治活動，與農村士紳們所從事的很不相同，但其對地産的興趣和與政府的密切關系，仍然和舊制度的結構保持着聯系；辛亥革命普遍使其地位更加重要，其領袖人物總是站在最前列。
例如張謇（1853&mdash1926年），是清朝的狀元，袁世凱政府的實業總長[90]；在其故鄉南通辦的大生紗廠，在1914年至1921年間，紗錠增加了一倍。
[91]再以虞洽卿（1868&mdash1945年）為例，曾任上海總商會和甯波同業公會的董事，在大戰時期投資200萬兩辦輪船公司&mdash&mdash三北（1917年）、甯紹（1917年）、鴻安（1918年）。
[92]還有朱葆三（1847&mdash1926年），在1919年72歲時仍在上海任總商會會長。
第一次世界大戰也鞏固了榮氏兄弟&mdash&mdash榮宗敬（1873&mdash1938年）和榮德生（1875&mdash1952年）的财産。
[93]榮氏兄弟二人出身無錫商人兼小官吏家庭，1901年創辦茂新面粉廠，1913年又創辦福新面粉廠。
在1914年至1920年期間，這兩家公司共開創8家新廠，其中有些廠資金達150萬兩。
榮氏兄弟更将其企業活動伸展到紡織業，創辦了申新紗廠。
這些企業先驅者在經營上的成功，都得力于其個人的優秀品質，在條約口岸通過與外國人的接觸，獲得了經營企業的一些不完全的起碼知識，進而了解到掌握現代技術和管理方法的重要性。
但大多數的城市精英，主要是以其政治傾向和社會影響著稱，而不是由其對現代企業的參與。
辛亥革命後，代表地方利益創立的省議會、商會、教育會和農會等新的權力網絡，取代了官僚政治機構；但這與袁世凱中央集權化的企圖相沖突，在地方上又與互相争雄的野心軍閥相矛盾。
但是城市精英的權力畢竟還是增長了，雖然這些城市精英未能成功地為當地保住1912年至1914年間争得的行政權力（尤其是稅收權），但其對官僚機構的影響，還是比革命以前大多了。
揆其原因，無疑是因為這官僚大多是來自當地；出身本鄉本土官僚的比例，在革命初期曾經很高（1912年的浙江都督府，每7名高級官員中，就有5人是浙江人），後來有所降低（1920年，浙江每8名高級官員中，有4人是浙江人）。
[94]但是&ldquo回避法&rdquo并沒恢複；清代規定，禁止從本地學者中選任地方官。
城市精英或者地方代表機構直接表達意見，或者間接向地方官施加壓力，以保障其利益不受政府幹涉，也不受外國人侵犯，并防止群衆的各種無理要求。
就是這樣，&ldquo舊制度的資産階級&rdquo作為穩定力量，在中國社會出現了。
浙江省的一個地區首府，1925年控制地方政府的人物中，有40％早在辛亥革命時就很活躍了。
不過在這個人群中，各個組成部分之間的力量對比正在發生變化，有功名的文人學士（進士、舉人、貢生）的作用已經減弱。
1918年至1921年間，在浙江省議會中，這些有功名的人數不超過6％，而在革命前夕卻占46％。
[95]死亡為其人數減少的原因之一；而另一原因，為1905年廢除科舉制度，使其人數得不到補充。
原來曆來由其所掌握的慈善團體的賬房和管事的職位，遂逐漸為政府當局和衛生與公共工程的專門人才所取代。
例如在濟南，情況就是如此，1917年，廣仁善局就為政府的善局所代替。
[96]
這種情況的發展，加深了城市紳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會名流之間的裂痕；同時，也擴大了城鄉之間的鴻溝，迫使農村為城市的各種事業提供資金。
以濟南為例，維持一支負責衛生、公共交通、法律與秩序以及消防的警察力量所需費用，其來自全省收入的款數，與來自都市稅收的數額，恰好是相等的。
此後，都市的名流，從商人、地主和新式學校的畢業生中補充力量。
這樣，紳商的界限就不很清楚了；在省議會中會凝為一體，并在省議會中占大多數&mdash&mdash1921年至1926年間的浙江占88％。
[97]這些新的知名人士，繼續維護已重新組合的地主利益，現在更竭力保證商人的利益。
商人們常在省議會中居支配地位，商會會長兼任地方城市議會議長的情況并不少見。
有時城市商會會長竟完全取代城市議會的位置，例如1922年的浙江紹興就是如此。
20年代商會的數目激增，浙江省的嘉興縣原來隻批準設立兩個商會，但到1924年，卻已經有了13個。
商會在地方各種代表機構中，逐漸占據了首要地位。
[98]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都市上流社會中出現了一個人數不多的社會集團，獻身于振興實業，自由企業經營和合理化經濟思想。
這是一個真正現代化的資産階級。
由于受經濟奇迹的影響，在由西方支配的半殖民地環境中，這種轉變的發生是很自然的。
現代的資産階級新一代企業家們曾經在外國留學，對當時世界的現實情況有較多的了解，并且比較少受舊傳統的束縛。
其中最著名的無疑是穆湘玥（穆藕初，1876&mdash1942年），出生于上海，為棉花商之子，學習英語，并于1900年通過考試進入海關工作。
穆氏因1905年積極參加抵制美貨運動，而被迫辭職，遂于33歲時赴美接受技術教育，先後在伊利諾斯大學學習農藝學，然後又轉入得克薩斯農業機械學院學習紡織工程。
在1914年回國以後，穆湘玥努力改進設備，使自己的紡織廠現代化，并引進美國的長絨棉種種植。
穆氏于1915年在上海創辦厚生紡織廠，1916年又創辦德大紗廠，1920年在鄭州創辦豫豐紗廠；1920年，參加組建棉花交易所，任理事長至1926年。
此為極少數經受住1921年投機風潮的交易所之一。
為了幫助培養中國實業界所急需的人才，穆氏給其最好的學徒提供獎學金到美國留學，其中包括1921年赴美，後來成為南開大學經濟學教授的方顯廷。
[99]
銀行家陳光甫（1880&mdash1974年。
原文如此，應為1881&mdash1976年。
&mdash&mdash譯者注）的事業，和穆藕初十分相似。
陳氏生于商人家庭，11歲當學徒，1904年赴美學習商業6年，回國後，找到一些老同學，同精通現代會計方法的海關和郵局職員合作，于1915年創辦了上海商業儲蓄銀行。
在1940年以前，由陳氏自己負責銀行的經營管理，是當時最興旺的私營銀行之一。
還有一批工程師，出生于小康之家，也在外國受過教育，從事雙重職業&mdash&mdash既是公務員，又是企業家。
其代表人物有江順德（1880&mdash？年），是近代油漆染料工業的先驅之一。
地質學家丁文江（1887&mdash1936年），于1921年至1925年間管理熱河的北票煤礦公司。
最後，新一代實業家大量來自華僑，和留學生一樣，對現代世界有實際經驗。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簡氏兄弟&mdash&mdash簡照南（1875&mdash1923年）和簡玉階（1877&mdash1957年）&mdash&mdash在香港創辦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其産品在泰國和新加坡的華僑中行銷。
1912年至1917年間，南洋公司的産量提高了610％[100]，并在甯波、漢口、上海設立分廠。
上海分廠于1919年改為總廠辦事處。
簡照南成為上海最有影響的企業家之一，任上海總商會董事。
簡照南死後，其弟簡玉階繼承乃兄的事業，1949年以後，在共産黨政權下，仍然是一位民族資本家。
馬玉山（1878&mdash1929年）的事業要短暫一些，初在菲律賓以餅幹生産商的身份開始其事業；辛亥革命後，回到廣州和香港，開設了一些新廠；其後居住上海，于滬上置總管理處管理各地分公司。
1912年，馬氏企圖建立中國新式制糖工業，在吳淞開設了國民制糖公司，上海的資本家投資1000萬兩。
1913年，馬玉山遊曆西方各國，收集制糖技術情報，準備在滿洲種植甜菜；但不久試驗失敗，馬氏遂返回東南亞。
[101]
聶雲台在上海商界享有特殊的權威和聲望，為城市名流和企業家二者之間的紐帶。
聶雲台為聶緝槼之子，曾國藩總督之外孫，是上層紳士中的一員；雖是居住在中國，卻對英語有精深的造詣。
當其24歲，其父任浙江巡撫時，命其去管理一家用公款收購的紗廠。
這家名為恒豐的紗廠，在第一次大戰時有了發展；到1919年，資本已達到100萬美元，各車間共雇用1300名工人。
到1921年，聶雲台創建了大中華紗廠，并向益中機器廠投資。
聶氏既是一個組織者，又是一個企業家；1918年，參加創建華商紗廠聯合會，并組建一個改良原棉委員會；成功地促使東南大學和許多美國專家參加改良原棉的工作。
在1919年至1920年的危機中，當上海總商會中的保守派和激進派互相水火之時，聶雲台由于出任會長，得以出面調解[102]，而開辟了和解的道路。
我們的回顧到此為止。
還可以舉出一些其他名字，一些是威望不高的，但是加起來也不會很多&mdash&mdash也許是幾百人。
這些就真能構成一個資産階級嗎？
必須首先指出的，在出現這一群企業家的同時，一個新的知識分子階層也正在形成。
蔡元培、胡适、蔣夢麟、郭秉文等新型知識分子，也大都在外國受過教育，在世界大戰開始時回國，擁有新技能和新思想。
這些新型知識分子，脫離了中國舊社會，并與國家開科取士和政教合一的傳統割斷了聯系；同時提倡以尊重個性主義為基礎的新式教育制度。
[103]這個新的知識階層出現，對新生的資産階級是一個鼓勵。
這兩大集團的聯合，雙方的力量都得到加強；但是其影響，主要在于其繼續與城市名流保持聯系。
這些年輕知識分子和年輕企業家，得到其先輩很大的支持，這既便于其行動，又保證其影響和成功。
如果沒有具有代表性和強有力的江蘇省教育會的支持，蔣夢麟的新教育運動是絕難有所成就的。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德國進口的染料來源斷絕，傳統商人因投機而獲巨額利潤，并将所獲此巨額利潤付給穆藕初。
若非如此，穆藕初到何處去籌措開辦其經營的第一個紗廠的資本？簡照南剛從香港到上海，得到上海總商會董事們的合作。
以城市名流為一方，以知識階層和現代資産階級為另一方之間的團結，是建立在社會保守主義、民族主義和對國家權威缺乏信任感的共同基礎之上的。
新生的資産階級的經濟與政治戰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末期成立的各種商業協會内部形成的。
這些協會與職業或手工業的行會不同，也和同鄉會不同。
兩者隻是某方面代表商人利益的組織，也不同于朝廷強行加給地方團體的商會。
這些商業協會是團結一緻，并且是在自發活動中産生的；實際上，其主動性是來自受益集團自身。
1918年建立的華商紗廠聯合會，使一個保護性團體獲得官方的合法身份，該團體在一年前為争取保留原棉出口稅團結組織起來的。
而當時的日本棉花購買商正要廢除這種稅。
1920年，北京的主要銀行家每周舉行兩次友好聚餐會，在此基礎上建立了銀行聯合會。
華商紗廠聯合會很快發展成為全國性組織。
第一個地區性銀行聯合會成立于1920年12月，與全國銀行總會成立相隔不到三年。
這些新的現代性商業聯合會，表現于對任務的了解，也不再從事宗教或慈善事業的活動；而傳統的行會為這些活動獻出其大部分财力。
現代性的商業聯合會采取了國際資本主義的觀點，以發展、進步和競争為主旨，開始傳播經濟信息，并出版當時最卓越的經濟學家合編的專業評論雜志。
因此，在此後數年中，上海的《銀行周報》（1917年），《華商紗廠聯合會季刊》（1919年），北京的《銀行月刊》（1921年），漢口的《銀行雜志》（1923年）相繼創刊。
這些刊物提供了當時現代經濟部門的活動，在發展途中所遇到的障礙，都有異常豐富而精确的證據。
由于其對外國市場研究的重視，為中國能在世界各種經濟力量的潮流中，獲得發展作出了貢獻。
此時，階級利益呈現出現代面貌，過去行會的團結是基于既得利益之上的，而現在則是為争取尚未得到的利益而團結一緻。
發展的意識取代了壟斷的傳統。
這一群年輕的雇主，雖然隻是代表商業資産階級的一個狹窄邊緣部分，但是這個先鋒隊的影響，卻在商人權力的正式組織中發揮了作用&mdash&mdash各個商會被迫使自己現代化，并且也多少使自己民主化一些。
在世界大戰剛爆發之時，上海總商會好像隻是受強大的甯波幫所操縱的一個幫會聯盟；高達數百兩的年捐認額，将會員名額限制在300人。
除了幫會以外，隻有一些最重要的企業在商會有代表，董事會為35名所壟斷。
作出決定的權力在德高望重的董事長朱葆三。
董事會的董事，大多是從老一代商人和買辦中選出的。
而在1919年至1920年以後，由于受到内外壓力的影響，商會選舉了新的董事會；雖然選舉的範圍并沒有多少擴大，但新選的董事會自後确實有了一些代表性。
自新董事會誕生以後，上海總商會一直是從現代産業部門接納代表，而這些現代産業部門代表一般是仍同傳統商業保持聯系的商人，如王一亭、虞洽卿等。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商會的董事會擴大，包括銀行家（宋漢章、傅筱庵、趙錫恩）、紗廠主（穆藕初、聶雲台）、實業家（簡照南、榮宗敬），其利益及活動完全是朝向現代産業部分。
在商會内，這些董事的活動，繼續沿着各企業聯合會的框架中已開始的方向，傳播經濟情報，鼓勵新技術，發展職業教育，與政府當局談判協商。
不過，&ldquo舊制度的資産階級&rdquo和新式企業家之間的合作，并不完全是一帆風順的。
上海總商會在1919年爆發五四運動時，内部出現了一場危機。
[104]對立面并不是來自新的商業聯合會，而是來自一些舊式的同鄉會。
這些同鄉會和幫會不同，一直讓小業主甚至普通工人參加。
1909年，由陳洪赉組織的甯波旅滬同鄉會，作為甯波幫會的分支，其貴族氣就比幫會少一些。
但是在各組織中最激進的，要數湯富福（湯節之）任主席的廣東同業公會。
在商會内部，約有60名會員組成的反對派，迫使朱葆三在1919年3月辭職；并提出改革方案，要求放寬會員條件，降低每年所交的會費，擴大董事會，成立經濟信息服務機構。
1920年8月，董事會改選，改革派在35席中占20席。
這是一些什麼人呢？其中的一些人&mdash&mdash例如湯富福或者馮少山，都因其廣東籍貫和政治活動而引起重視。
許多人簡直是新一代企業家。
改革派未能将商會吸收會員的條件民主化，但其影響卻可以從1921年創辦的《上海總商會月報》中表現出來，對經濟發展和政治參與提出了新的見解。
最卓越的分析家中包括方椒伯（積蕃），特别是馮少山。
方椒伯1884年生于甯波一個顯赫的家庭，是一名銀行家和實業家，曾于1922年任上海市總商會副會長；馮少山也生于1884年，廣州人，是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股東。
1919年春，偉大的民族主義總動員期間産生的新組織，接受了總商會拒絕扮演政治先鋒隊角色。
1919年5月創立的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自誕生之日起，就是作為地方社會的代言人出現的；廣東籍的活動家湯富福、馮少山在其間起了重要作用。
雖然聯合會的激進主義聯盟，經常與商會的保守主義發生沖突，而在兩個組織中身居要津的卻常是同一些人（特别是虞洽卿）。
兩者的社會結構幾乎沒有區别，隻是代表同一個資産階級的兩個方面。
數月後，許多&ldquo馬路聯合會&rdquo成立，代表上海各主要商業街道的中國商人，動員自己的會員&mdash&mdash擁有自己商店的店主起來反對租界工部局的征稅政策。
因為上海是外國勢力的堡壘，在這一地區發生沖突，對整個民族的解放鬥争具有重要的意義。
因此，上海總商會想對&ldquo馬路聯合會&rdquo加以抑制的呼聲，又在其他場合發生了。
&ldquo上海商會已不能像往日一樣代表中國社會了；其權威性已由其他的組織所代替&rdquo&mdash&mdash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總董1920年作如是說。
[105]這些自己創建的新組織。
或在傳統組織中活動的一代新人的指導下，資産階級正準備要重登政治舞台了。
士紳階級衰落以後，資産階級在城市的紳商中占了主導地位，團結大部分&ldquo舊制度&rdquo的名流和少數新生的現代企業家，組成了一個朝氣蓬勃的聯盟，并從前者繼承了其對社會的穩定作用，從後者繼承了其改革創新精神。
這樣的資産階級絲毫沒喪失其典型性，相反，卻是真正代表了當時的都市社會。
但是這個都市社會，卻越來越孤立于中國的政治社會之外了；其進步和西化&mdash&mdash這必然與其現代化聯系在一起，擴大了其與農業社會之間的鴻溝。
作為一個廣闊的農業帝國，中國怎能為幾個少數新興的沿海城市所統治呢？
資産階級在政治上的失敗
資産階級和袁世凱政權本來就是非情願的結合；沒有持續多久，袁世凱的獨裁作風和随心所欲的苛捐雜稅，在商人中引起的不滿，在上海總商會中引起了反響。
商人的嘴巴可以強行封住，但武力并不能防止其同情心的迅速冷卻。
[106]1915年各省反對複辟帝制的起義，1916年政府在财政上的失敗，加上官辦銀行延期付款的命令，合在一起把市場攪亂了。
其結果是資産階級與政府分道揚镳。
由于無力扭轉政府的施政方向，資産階級中的一部分人隻得獨善其身，夢想在社會中創造出一個繁榮安全的孤島；在博愛傳統的鼓舞下，想像出一個模範社會&mdash&mdash有時甚至達到要實現的地步。
張謇要把南通建成模範城市；朱葆三在上海郊區購買1000畝地，準備在該地建成一模範區。
[107]
走向參政
另一方面，中國工商業的發展要求制度的改革&mdash&mdash統一币制，改革财政，恢複關稅自主。
這些要求，又一次向中央政府提出了挑戰，對中國也是因國際條約造成的半殖民地地位的挑戰。
近代資産階級在經濟上的抱負，必然将其引向更廣闊的戰場。
日益衆多的企業家開始認識到，其命運是與國家和社會的整體發展繁榮聯系在一起的。
&ldquo人不能離開社會獨自生活，吾人不能脫離紛亂而無組織之今日中國社會，而自成一體。
&rdquo[108]
在1921年的商聯會的年會上，湯富福發表了激烈的演說，要求參與政治。
這與過去不同，已經不是支持這個黨或那個黨，擁護這個強者或那個強者的問題；&ldquo我們不能信任任何人&hellip&hellip救世主是沒有的&hellip&hellip&rdquo各商會應當把直接的責任承擔起來。
面對目前境遇的商人們，現在應該是抛棄過時的不過問政治的傳統的時候了！我們長期以來拒絕參與所謂肮髒的政治；但是如果政治是肮髒的，那是因為商人們允許其肮髒。
各商會過去一貫堅持不過問政治，但是在今天，這種不過問已經變得可恥了。
[109]
穆藕初用平和一點的語氣重複了相同的意見。
以前我們認為工商業者隻應該關心工商業，這種陳舊的觀念今天已經沒有了。
團結起來，用一切辦法迫使政府改良内政，已經成了我們工商業者的責任&hellip&hellip我們相信，隻有這樣辦才有希望使我們國家的工商業複興。
如果我們不采取這樣的步驟，其結果将是所有的企業失敗，國民将無以為生，國家将遭到毀滅。
[110]
資産階級在經濟發展中碰到各種制度性障礙，而突然出現的政治覺悟，是受到五四運動奮發精神的激勵而産生的。
國家的前途，國家的經濟發展，中國資本家在國家工業建設中的作用，都成了每次讨論的中心話題。
從中國貧窮和落後這個确定的事實出發，唯一的藥方是發展工業；唯一的辦法是從歐洲和美國的經驗中吸取教益，但必須避免出現勞資沖突。
這些在1918年停戰後，是孫逸仙所寫的《中國的國際開發》[111]一書的主要論題。
這是一本帶有聖·西門式的工業抒情詩情調的著作。
同樣的思想，約翰·杜威于1919年至1921年間，在中國各大學所作講學中，作了進一步發揮。
在杜威影響下，由中國自由派知識分子（張東荪、胡适）加以維護；還在一個短時間内，未來的中共總書記陳獨秀也對此給予支持。
[112]
五四思想家們所設想的，是部分由國家控制的發展；這個發展是建立在新興的階級基礎之上的；而這個新興的階級既包括資産階級，也包括工人階級。
在1919&mdash1920年間，人們強調的不是階級鬥争，而是面對發展任務的中國人民迫切需要的團結。
&ldquo人類進步之基本動力在于互助合作，不在于鬥争。
&rdquo[113]在自由派與激進派于1921年至1922年間爆發争論之前[114]，經濟發展必須與民族主義、工業發展、社會和諧結合在一起。
當時中國的政治思想，以非常典型的方式開始為烏托邦而奮鬥的實現過程。
這些直接或間接以資産階級的作用為中心的論題，引起了商界的密切注意。
上海總商會接待了約翰·杜威和伯特蘭·羅素。
從張東荪主辦的《時事新報》看來，似乎極其靠攏上海的青年企業家們，支持其商會的行動。
孫逸仙在商界也享有崇高的威信，一部分商人準備在上海修建其在《中國的國際開發》書中所描述的東方大港。
[115]
但是總的說來，資産階級的觀念更多的來源于商人的實踐，而不是理論上的推論。
在這方面，大戰時期和戰後具有決定意義的經驗，是政治混亂中的經濟繁榮。
資産階級更多的意識到經濟繁榮帶來的好處，而很少注意到政治混亂帶來的麻煩。
資産階級幾乎還完全不曾經曆過現代的經濟周期，短暫的興高采烈掩蓋了充滿不測的未來；其樂觀主義恰恰與烏托邦的理論合拍；因缺乏經驗而産生的幻想，和政治思想上的猶豫不決，正在融為一體。
偉大的向往
資産階級在商會中所采取的立場，在專業報刊上發表的文章，以及工商業者發表聲明所表達的觀點，全都集中在自相矛盾的主題上，既要民族主義又要國際合作，既要工業革命又要社會安定。
中國資産階級附和所有要求廢除不公正的呼聲，廢除二十一條，取消治外法權，恢複關稅自主。
[116]這些論題沒有一個是資産階級所特有的。
對于當時促使都市社會反對外國侵略的潮流，資産階級的民族主義隻起輔助性的作用。
和大城市中的精英分子一樣，商人們&mdash&mdash如銀行家趙錫恩所說，忍受着&ldquo社會不公&rdquo所帶來的痛苦。
&ldquo外商在上海似乎形成了一個排他性團體，中國的商人或公司沒有和他們來往的權利&hellip&hellip這種貴族式生活方式，全然不顧及其主人與顧客，傷害了我們商人的感情。
&rdquo[117]
但是，外國的擴張雖然損害了被統治國家的一般利益，卻以更直接的方式涉及商業、工業和金融領域，而這些正是工商業資産階級特殊活動的領域。
中國商人因此發現其受到雙重影響，既作為急于救國的公民，又作為競争的企業家。
天津商會的一個負責人，在1912年舉行的銀行公會全國代表大會上緻詞，強調其所負的責任說：我真誠希望大家把發展工業和管理金融事業，看作是自己不可推卸的責任，為中國人謀福利。
[118]
資産階級意識到要控制經濟的發展，并從中為自己謀得利益，有賴于與外國合作，&ldquo如果我們現在想給工業以新的動力，首先必須采取自由貿易的原則，利用外資，從外國引進機器&hellip&hellip如果國家想着隻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工業，這目标是無法達到的。
&rdquo[119]
中國的商人于是寄希望于外國的援助，&ldquo我們希望你們利用一切機會，援助我們的商業與工業企業&rdquo[120]。
但是中國商人對這種援助定下了嚴格的條件。
&ldquo合作決不可以任何形式幹涉我國的财政，也不應妨礙我們的發展。
&rdquo[121]外國不應該是控制，而應該是&ldquo明智的互利行為&rdquo[122]。
為了在中國境内建立法國的商會，主席昂希·馬迪埃主張所謂&ldquo友好的經濟協作&rdquo。
中國資産階級寄希望于外國人的明智和善意，希望&ldquo盟國和友邦中的健康力量，能夠影響其政府，廢除或修改有害于合作精神的條約&rdquo[123]。
由于受到威爾遜幻想的迷惑，中國實業界特别寄希望于美國，1918年，滿懷熱情的美國總統特使、百萬富翁查爾斯·克蘭先生特地從芝加哥趕來中國，以表示其對中國的同情和援助之意。
由于缺乏資金，這種想依賴他人善意的想法，包括本來設想的努力都隻能成為烏托邦的空想。
中國的資産階級在1919年至1920年面對的問題，即不發達國家接受外援的問題，至今仍具有頭等重大的意義。
問題的性質是非常清楚的，如何在取得外援的同時，又使國家的獨立受到尊重，還要照顧到有關列強的相互利益。
這雖然很難付諸實施，但也不是一個新鮮的觀念，而在當時卻是革命性的。
這與19世紀以來追求特權和勢力範圍的國際外交原則，是背道而馳的；同時，也摒棄了儒家傳統的中國為世界中心的觀念。
這種錯誤觀念，對于國與國之間的互惠關系表現為十足的無知。
在國内政治水準上，這種國際合作與工業革命所需要的社會和諧思想，正好可以互相配合。
資産階級對工人階級所表現的關注，可能反映了一些信奉基督教雇主的擔心，像聶雲台、歐鵬（譯音，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創辦人之一）和銀行家徐恩元都屬于此類。
總之，這正與基督教青年會和C.F.雷默、歇伍德·艾地等人，自20世紀20年代起領導的運動巧合。
這些影響與行會自治傳統結合在一起，産生了溫情主義思想，追求将勞動者的福利與雇主的利益調和起來。
1920年創刊的《工商之友》宣傳減少工時、增加工資，工人分享利潤[124]，在提高效率的名義下，社會進步的必要性被人們所普遍承認。
穆藕初在1920年創辦的一家新紗廠開幕式上說，工人的力量是&ldquo工業的看不見的資本&hellip&hellip這個資本決不可以浪費掉&rdquo。
面對艱巨的發展任務，資産階級認為其與工人階級是相互依賴的，主張制定&ldquo民主實業的新制度，實行業主與勞工的互助&rdquo[125]。
這種認識，在某些工人團體中也得到響應。
[126]民族工業正遭到外國的競争，對共同危險的認識則加強了團結精神。
因此，工人階級的進步不是對大家有害的鬥争結果；不是抛開資産階級，而是和資産階級一道取得進步，并要依靠資産階級的主動精神。
胡适認為，&ldquo在充分明智和強大的公衆輿論形成之前，在有效的法律通過之前，要解決中國的勞工問題，隻有靠聰明的雇主如聶、穆諸先生自願地執行一種改善工人境遇的政策&rdquo[127]。
上海的中國報刊一再重複資産階級有&ldquo聰明&rdquo和&ldquo有遠見&rdquo的話題，強調&ldquo中國資本家的覺悟&rdquo的必要性，并為達此目的而努力不懈。
自由主義大報《申報》要求提高工資，并解釋說，這并不會損及股東們的利益。
實業界為大衆教育而作的宣傳，堅持社會團結的主旨，其直接目的顯然是為工業提供所需要的職工。
而1917年創刊的《教育與職業》堅持說，群衆生活條件的改善，是工業與教育協調一緻發展的結果，&ldquo雇主與學校合作，工作與教育并進&rdquo[128]。
在1919年，資産階級的哲學為擴展的哲學，和法國的社會主義（特别是聖·西門主義）以及英、美的自由主義之間，在某些方面頗有類似之處，并不應完全歸之于文化史；把一切都考慮在内，其來源頗為相似的經曆&mdash&mdash成長的經曆。
因此，資産階級黃金時代的烏托邦，在現代中國經濟思想的發展史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反映了那個時代短暫的現實：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戰而産生，但卻是沒有前途的經濟奇迹。
民族主義的動員
資産階級并不是一個單純的階級，其各個組成部分，對于外國勢力和侵略的反應也是不同的。
在這方面，馬克思主義在民族資産階級和買辦資産階級之間的分析，所劃分的界限，看來并不正确。
一方面，大部分新式民族工業都依賴外國人&mdash&mdash即使隻是在财政資金上；外國銀行一直為中國工業提供直接貸款。
例如亞細亞銀行就向鄭州豫豐紗廠投資，還有日資東洋拓殖會社、東亞興業會社、中日實業會社等，也都曾向中國企業投資。
[129]同時，由于缺乏資金（這是當時經營方式所固有的問題），中國企業家不得不向舊式銀行（錢莊）取得短期貸款，而這些錢莊本身又是部分由外國銀行提供資金的。
另一方面，即令有任何純粹的民族資本确實存在，也不能認為是民族資本主義産生的主要條件。
在有些情況下，由于中國企業家從與外國人的經濟合作中獲得利益，自然就傾向妥協。
因此，在五四運動開始時，上海總商會采取的親日立場，可以用其主席朱葆三和主要的理事們，如廣州商人顧馨一、買辦王一亭、甯波的煤炭商人謝衡牕等人，與日本财界和商界的商業關系來解釋。
[130]但是經濟上的依靠，并不意味着政治上的屈從。
就在這同一時期，天津買辦、同業公會的積極反日分子主要支持者，就是天津商會副會長卞蔭昌。
[131]因此，資産階級的愛國主義，并不依賴于純粹華資企業的發展。
各商業和職業團體發表的聲明和采取的立場表明，愛國主義分裂成為激進的和溫和的兩翼。
正如所已指出的，上海總商會在參加五四問題上表現得猶豫不決；當其在5月13日決定參加時，也是十分謹慎；而在6月3日，拒不批準由學生所發起的罷市。
面對這樣的既成事實，商會的主要考慮是維持秩序。
商會的臨時會長虞洽卿對地方軍政當局要求商店開市，努力從旁協助。
6月9日，商會正式宣布罷市，但是商人們沒有服從這個決定。
在整個這段時間内，别的組織在起帶頭作用。
上海商聯會于5月6日緻電大總統[132]，抗議凡爾賽和會的決定稱，&ldquo至學生愛國，起與賣國賊為難，正合全國民意&hellip&hellip應請政府垂念學生，無罪即行釋放&hellip&hellip否則，全國暴動，更難收拾&rdquo[133]。
在5月10日的電報中，商聯會進一步譴責了總商會的親日立場。
6月4日，地區商會就已讨論了罷市的計劃。
正是這些商人在6月5日自行決定關門罷市，并在門上貼出啟事，&ldquo因外交失敗，無心營業&rdquo[134]。
6月9日，甯波、廣州、山東幫會和甯波同鄉會，措辭尖刻地拒絕了總商會要求複工的呼籲[135]。
這些不同聯合會的積極參與和總商會的節制之間的差異，部分反映了其社會組成的不同，銀行家、買辦、工業家和企業家為一方，商人、小店主為另一方。
但是現在隻有極少數會員還能弄清姓名的這些聯合會，到底有多大程度上是代表了資産階級的一個特殊階層？這個階級的結構還很不完善，不同集團之間的聯系很複雜；同是一些人，在積極的和保守的兩類組織中都擔任領袖。
上海總商會會長朱葆三和主要的董事虞洽卿，同時也都是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有影響的董事。
顧馨一是地區的商會會長，同時也是總商會的老牌領袖。
這些人的态度是可以随時改變的，并且顯然是自相矛盾。
5月底，支持改良派的虞洽卿，參與了要求朱葆三複職的活動，朱葆三因其親日的立場于不久前下台。
另一方面，上海商業公團聯合會的創建人之一，廣州買辦兼實業家陳炳謙，卻同時又是保守派的領袖。
[136]
這種政治傾向上的混亂，說明社會組織的階級結構還未能徹底和家族與地區的關系分離開來。
并且，出于對儒家教義的尊重和社會威信的需要，激進派資産階級繼續有賴于其長輩。
在上層資産階級方面，為了不脫離廣大工商業者階層，常常又不得不認可這些長輩們的決定。
在1919年至1920年，公共租界的中國居民和工部局的鬥争中，商會勉強支持馬路聯合會的店主們宣布的抗稅鬥争。
因為按照朱葆三的說法，既然商人們都反對交這些稅，商會也隻好與之采取相同立場；因為我們也是商人，應該與商店主采取共同行動。
[137]
經濟的繁榮和近代商人的出現，促進了商人的團結和儒家式的民主，從而淡化了利益上的差異；但這些企業家有時也和其長輩們一樣保守。
例如穆藕初就堅決反對1919年6月的罷市。
然而這些新式商人甯願作出必要的妥協；調和激進派和溫和派的責任，就落在這些人的肩上。
1920年，聶雲台當選商會會長，為這種妥協打下了基礎。
以同樣的方式，公共租界的商人和居民，在抗議上海總商會&ldquo未經納稅人同意，就自稱為其代表&rdquo以後，卻選舉了穆藕初、宋漢章和銀行家陳光甫進入顧問委員會，負責在工部局中為其代表；穆、宋、陳三人都是商會的董事。
[138]
這種激進分子和溫和分子之間的合作，似乎在天津也重演了。
天津商會頗不願在副會長卞蔭昌的誘導下，去參加抗日運動。
卞蔭昌的支持者有買辦、紗廠，以及各類活動家組成的商會聯合會和一個十人團。
[139]
由于其内聚力，從最激進的一派和學生、雇員以及一些工人形成的聯盟，資産階級從其中得到了好處。
這個聯盟支持城市廣大民衆的要求，而使之得以實現市民作出的貢獻。
正是因為上海總商會和各銀行聯合會的堅持，北京政府才同意于1919年6月10日将三個親日派部長[140]撤職。
另一方面，群衆運動的熱情使資産階級在國家利益和名義下，增強了自己對抗外國勢力的地位。
經濟抵制，是進行國民動員卓有成效的資産階級方法。
1905年的反美運動，1908&mdash1915年的反日運動中，商人們都用其自身的方法，來抗議外國的侵略和不平等行為的反應雖是激烈，但卻為時短暫，且常帶有排外主義，因而在政治上與經濟上之成效均甚微。
1919年以後，在五四運動激起的民族主義鼓舞下，這種經濟抵制遂成永久性的。
緊接在1919年至1921年的運動之後，又爆發了1923年的運動[141]，一直延續到1924年；到1925年至1926年發展成普遍性的運動[142]，其後又成了革命鬥争戰略的一部分。
[143]在這期間，資産階級常力圖利用經濟抵制來争取民族市場，促成一個新的工業社會。
從1919年至1923年，抵制運動完全是針對日本的。
在第一次大戰期間，西方列強自中國撤退，日本的廉價&ldquo劣貨&rdquo潮水般充斥中國市場，直接和中國企業的産品競争。
1919年至1920年，由學生發起，而由商人付諸實施的抵制日貨運動，不失成為缺乏關稅保護的一種補救。
日本在中國新建企業的速度減慢，日貨的進口減少，也許部分是由于這一抵制運動。
不過，除了抵制運動以外，日本當時正經曆着危機複蘇期，很難區分兩方面原因所導緻的後果有何不同。
在抵制日本&ldquo劣貨&rdquo的同時，中國掀起了提倡本國産品和&ldquo服用國貨&rdquo的愛國運動，遂使這一運動的性質發生了根本變化。
抵制運動不再是對某一特定措施，或對某一特定政策的敵視，而是變成了促進中國建立自己工業&ldquo長遠計劃&rdquo的永久性組織原則。
&ldquo當每一個地方都回響着&lsquo中國人自己建立的股份工業公司萬歲&rsquo的口号聲時&hellip&hellip這一次抵制運動的目的才算達到了。
&rdquo[144]資産階級所表現的已不再是排外思想和短暫的激情，而是代之以工業救國思想。
各種情緒的反應必須讓位給&ldquo國策&rdquo[145]。
抵制運動首先要考慮到&ldquo民族經濟利益&rdquo[146]。
這是目的，不是手段。
[147]聶雲台将這個分析引向極端，變成了類似甘地的不合作主義。
[148]
在這樣的環境中，抵制的責任又落到商人的肩上，在此後應實施抵制的各種規定，商人并親自保證加以監督[149]，學生則不應參加進來。
這實際上是為了防止出事故和出現混亂，是為了避免無謂的财産損失，也是使群衆運動為資産階級的經濟發展服務。
在1919年至1920年間的各種經濟報道，充滿了有關抵制對建立中國工業激勵作用的記載。
[150]但是，如何能把構成這種形勢的特定因素，從其背景中孤立抽出來加以考察呢？
資産階級為了特定的具體任務而進行鬥争時，是比較容易評價其結果的。
1920年10月，列強簽署了一項協定，決定組織一個國際銀行團，負責向中國當局提供全部政府貸款。
銀行團企圖以貸款擔保的方式，取得對中國公共收入的控制權，如鐵路的收入，甚至&mdash&mdash根據一再否認的謠傳&mdash&mdash地産稅。
銀行團的條款公然規定，&ldquo歡迎中國資本予以合作&rdquo[151]。
中國的金融團體1920年12月舉行第一次全國會議時，決定不申請加入這個銀行團，自己組織一個銀行團以應對外國的挑戰，并稱：&ldquo國際銀行團一再宣布援助中國的意願&hellip&hellip對此，我們深表謝意。
但是，對中國行政事務進行根本性改革，是中國人自己的事。
&rdquo[152]
《上海總商會月報》發表了一篇措辭強硬的社論，譴責列強包藏禍心，并揭發其&ldquo經濟瓜分&rdquo的詭計，認為中國正受到這一陰謀的威脅，指出&ldquo指鹿為馬，以鸩為醴&hellip&hellip昔之自由割據各獨享受者，今變為合力并吞分贓享受耳&rdquo[153]。
中國官員和财政界堅持不懈的敵視态度，使國際銀行團的投資計劃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