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現。
這是資産階級的一個政治勝利。
在此前的年代中，資産階級力圖在經濟現代化的進程中取代外國人，也獲得一些成就；現在要取代外國人，充當向政府提供貸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
列強由于低估了中國銀行家的力量和決心，犯了一個錯誤。
1921年11月至1922年2月的華盛頓會議，為列強提供了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
在英國支持下，美國的外交政策把賭注押在中國的資産階級身上，推行了預示20世紀後半期的新殖民主義政策，力圖确保中國的權力過渡到地方精英分子，特别是實業界人士手中。
華盛頓公告發表以後，中國的輿論被發動起來了，進行一場聲勢浩大的&ldquo國民外交&rdquo運動，各商會和金融團體在其中起着領導作用。
這種由公衆直接進行的外交活動，宛似一個沒有統一政府的國家，也是在其政府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議時的最後一着。
正是如此，1921年10月12日至17日，教育界和商會代表在上海舉行聯席會議時，蔣夢麟和餘日章兩位代表奉命去華盛頓表示&ldquo民意&rdquo[154]。
這些區别于政府代表團的&ldquo國民&rdquo代表，主要是教師，但這兩位國民代表和商界都有密切關系。
蔣夢麟是一位錢莊主人的孫子，家裡是上海錢莊的股東，在1918年和孫逸仙合作出版《中國的國際開發》一書時，對經濟事業就發生了興趣。
餘日章作為基督教青年會的總幹事，也和實業界的領袖們有着千絲萬縷的關系；同時，作為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議董（在工部局中代表中國居民利益），和銀行家宋漢章、陳光甫以及紗廠主穆藕初都有聯系，都是親密的同事。
[155]
在華盛頓會議中，國民代表們雖是間接的，但卻起了積極的作用，捍衛了中國在山東的主權，要求恢複在國際上的平等地位，而這是金融團體和商會所特别強調的。
華盛頓會議，部分實現了中國民族主義者所寄予的希望。
無疑，這也是由于世界列強外交戰略的互相沖突，才使中國國民外交獲得這一成功的結果。
&ldquo如果一隻瞎眼的貓抓住一隻老鼠，那完全是由于運氣！&rdquo一位英國記者這樣評論說。
[156]但是，畢竟還是需要那隻瞎眼的貓把爪子伸出去。
中國資産階級通過自己的組織，表現了其存在和決心；正是在這一點上，才導緻英美将外交賭注押在其身上。
實際上，華盛頓會議以後，在華的外交官和企業家的呼聲也有所提高。
&ldquo代表中國經濟生活的人們，有責任直接參加中國的政治改組&rdquo&mdash&mdash新任英國駐華公使麻克類爵士到北京就任時就作如是說。
[157]而彙豐銀行總裁A.O.蘭則認為，&ldquo正是中國商界輿論和既得利益集團的主要部分&hellip&hellip将證明其在不久的将來是主要力量。
&rdquo[158]太古洋行老闆兼上海英國僑民組織的中國協會主席E.F.麥凱對此又作了進一步的發揮。
[159]這些呼聲提出的根據，是各埠&ldquo所有&rdquo商人的利益都是一緻的。
要使經濟發展陷于癱瘓的動亂停止，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能從中同樣得到好處。
中國商人有責任保證外國人所企盼的政治改革得以進行；這種改革的動力應來自中國社會内部，但也可有從外部加以援助。
因此，外國人向中國商人發出的這些敦促，充滿了各式各樣提供援助的建議。
《字林西報》社論作者建議，&ldquo一名具備良好資格的顧問，在商界的支持下，能夠代表一個誠實的政府很快改組财政工作&rdquo[160]。
而E.F.麥凱則預言，在清除了腐敗的官僚以後，&ldquo商界将接管權力，必要時可以由外國顧問協助&rdquo[161]。
外國人正在精心策劃一場政治運動，急于利用其潛在力量，動力似乎來自漢口。
1922年11月，在該地曾開了一次萬國公民大會，并且和正在該地舉行全國聯席會年會的中國各商會的代表取得聯系。
[162]雙方就遣散軍隊和建立立憲政權方案達成了協議。
資産階級熱烈歡迎這一政治上的合作，但極力否認其有建立&ldquo一個附屬于他們（外國人）的封建資本主義制度&rdquo的任何意圖&mdash&mdash這是共産黨的《向導周報》對其所作的指控。
[163]&ldquo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系自動的而非被動的&hellip&hellip系暫時的而非永久的。
&rdquo[164]孫逸仙本人在1923年1月26日發表的《和平統一宣言》中，似乎也支持&ldquo和平之要，首在裁兵&rdquo的主張，認為可以&ldquo敦請一友邦為佐理，籌劃裁兵方案及經費&rdquo[165]。
英美外交政策所設想與中國資産階級合作的建議，意在推動中國資産階級逐步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角色；但其這一意圖顯得異常的不夠成熟，因為中國資産階級在當時，尚無力承擔其外國老師夢想賦予的政治使命。
行動中的自由主義
要了解資産階級在20世紀20年代所進行的，但又是失敗的政治遊戲，必須對其發展的環境進行深入的考察。
不掌權的資産階級政治心理的形成，不可避免要受到既定政權性質的制約。
在中國當時，傳統的觀念和名流階層已經衰落，卻又未能引入新的自由予以填充。
在這個失去了已經驗證的組織形式的社會中，在社會和經濟方面已漸趨成熟的中國資産階級，形勢要求承擔起各種責任。
專制主義已不再與帝制或袁世凱的軍事獨裁有緊密的聯系，但其仍然存在，并以軍閥割據的形式出現。
其為數之多，使之反對軍閥者雖付出巨大代價後，所取得的勝利也完全沒有意義。
如果說資産階級的參與常常表現為模棱兩可，毫無章法，而且收效甚微，部分則為其在形成過程中所處之政治環境性質所決定。
軍閥時代是毫無安全感和争權奪利的時代，每個社會集團都受到影響。
處身在條約口岸外國租界的資産階級，可以避免内地商人所受的搶掠和橫征暴斂；但其經濟活動是在地區交流的框架内發展的，因此，資産階級社會關系的可靠性也就每況愈下，并受到交通及貨币混亂的直接不利影響。
軍閥混亂的沖擊對半自給自足農業社會的影響，具有波及面較小的特點。
如果一個村莊被一支路過的軍隊蹂躏，而相距不遠的另一村莊就可能幸免。
但是，這些社會動亂的擴散，盡管發生在廣大的地區在受災難波及之後，卻可以不改變地區性和局部性的基本特點。
這是一場分散災難的積累。
商人也和其他的人一樣，要受到這些事件的損害，店鋪被搶劫，倉庫被焚毀；同時還要遭受發生于别處的混亂之苦，有時甚至是來自相距很遠的地方。
四川的戰争對江蘇的農民不會造成威脅，但卻使上海的工廠主失去了一個重要市場。
在20年代初，商業資産階級的發展與繁榮，是直接有賴于中國國内和平與民族團結唯一的階級。
就這點而言，資産階級可視為是反對和平與統一的軍事獨裁的直接犧牲品。
資産階級所建議的政治上補救方案，各商會和金融團體所通過的決議，在企業界各種專業刊物的社論中都提了出來。
而在許多方面，這些方案和社論緊跟《努力周報》所發表的思想；《努力周報》是胡适及其周圍自由主義理論家們新創辦的刊物。
資産階級和知識分子兩個集團，都同樣呼籲&ldquo好人&rdquo參政，尋求用專門技能來解決專門性&ldquo問題&rdquo，開出了&ldquo好人政府&rdquo的藥方（也就是所謂&ldquo公開的政府&rdquo，必須将财政收支向全國公布），并要制訂計劃，使之能在保存個人主動精神的前提下，确定各個階段的發展。
[166]
這些彼此類似的觀點，可以從各種個人的、家族的和組織的關系中得到解釋，正是這些關系，才将城市的名流們聯合在一起。
例如1922年10月，教育聯合會的代表和商會聯合會的代表，在上海開&ldquo全國商教聯席會議&rdquo，共同拟定政治主張。
[167]但是無論如何，不能将企業家們看作是胡适的信徒，其中的大多數人都是通過妨礙其發展經濟的種種障礙，如軍事獨裁，财政混亂，官吏專橫跋扈的認識，而獨立獲得自己的政治覺悟，不存在胡适成為中國資産階級的代言人問題。
外國的影響在胡适的政治思想中占主導地位，就排除了這樣理解的可能性。
但是這兩股思潮&mdash&mdash文化的和資産階級的卻一直緊密地結合在一起。
中國的自由主義，經常被認為是中國文化史中異常的插曲。
正是由于資産階級的卷入，自由主義才具有政治和社會意義。
雖然《努力周報》的思想家們和商會中的實幹家們，所采取的立場往往是完全相同的；在行動中，自由主義還是被歪曲了，或者說作了必要的修改。
自由主義中國化最惹人注意的特點，就是其以捍衛地區的自由代替了捍衛個人自由。
胡适與其友人由于受了西方模式的影響，主張保持個人的權利。
企業家們則根據其共同的或各自的實踐，将保護其社會集體不受政權的過分幹涉，視此為高于一切的任務。
但是由于接受了辛亥革命失敗的教訓，資産階級隻好采取折中辦法，将自治的願望寄托在更加廣泛的組織體系上，認為隻有如此，才有可能最終保證自由的實現，其結果，就是從傳統的&ldquo自治&rdquo主題轉向&ldquo聯省自治&rdquo。
中央政權的式微，給了資産階級重新規定其與國家關系的機會。
資産階級極力想打破多少世紀以來的惡性循環，即或企業自由和社會動亂并存，或政治穩定和經濟剝削（或壓迫）同在，這一直是設想任何新的國家結構僅有的選擇。
這樣，在一段時期内，自治和聯邦主義成了資産階級實現其政治策略和階級抱負的工具。
自1920年起，自治運動好像把基本上互相對立的支持者聚集到了一起，其中包括保守的名流和開明的士紳，或者是野心勃勃的軍人，革命的知識分子和商會。
資産階級力圖利用自治運動來實現其互相矛盾的願望，即自由與秩序。
商人們鼓吹制定省憲，鼓勵恢複地方政府機構，希望借此來加強自己的權力，以對抗來自政府或軍事官僚機構的幹涉。
在這場運動中，首先受益的是非官方的鄉紳；正如我們所已經看到的那樣，商人階層起着越來越大的作用。
此外，省或地方機構，看來特别适宜開展&ldquo職業主義&rdquo的活動。
這個活動，正是當時從丁文江到武堉幹等自由主義思想家所鼓吹的[168]，部分是受約翰·杜威的行會社會主義的說教所啟發。
職業主義提倡将公共事務的責任，交給專家。
&ldquo工匠、農藝師、教授和知識分子的政府萬歲！勞動者的政府萬歲！&hellip&hellip打倒無所事事人的政府！&rdquo[169]《上海總商會月報》以論戰的口吻重複了這一主題，主張&ldquo職業政治&rdquo，剝奪一切&ldquo無職業者&rdquo的公民權&mdash&mdash指&ldquo貴族、軍閥、官僚和政客&rdquo[170]。
大多數制定省憲的主張沒有走得這麼遠。
省憲在保護職業利益的同時，也給地方當局以廣泛的經濟權力，例如管理鐵路、電話、電報，以及創辦發行紙币的銀行。
[171]
資産階級不隻是希望通過自治從官僚主義下獲得解放，希望按着自己的利益建立控制社會的有效體系。
新近的研究強調，在自治的政府各機關和&ldquo裡甲&rdquo型征稅制度，或發展到&ldquo保甲&rdquo型保安制度之間的共存關系。
[172]20世紀20年代初，商團的發展同樣證明，企業界急于負責保障社會秩序的願望。
1916年，對這類團練組織作了嚴格規定；這是袁世凱1914年解散地方議會的結果，表明了官僚主義複辟。
随着自治運動的發展，商人們要求放寬對團練組織的限制，&ldquo請政府允各商會自練商團而行自衛&rdquo[173]。
漢口商會援引漢撒同盟[174]的先例，要求組織真正的城市聯盟，并認為如果全國各城市能真正團結一緻，商人将擁有極大之權力。
[175]
雖然北京政權的衰落鼓勵了自治的傾向，但商人們也遇到消極影響；沒有任何方法可以維持社會秩序，也沒有辦法引導經濟現代化，因為經濟現代化要加速前進的步伐，要求有統一的貨币和關稅制度。
從各個商會提出要求中央發出命令、禁令、糾正錯誤等議案中，表現出其強而有力對國家的懷念。
因而，即使是要求自治的同時，商人仍不肯放棄中央集權的好處；認為采用聯邦制就能克服這一矛盾，完滿的調節中央政權與地方政府之間的關系。
知識界展開了一場關于憲法知識的較量，不斷地比較德國、奧地利和美國憲法的優劣。
而上海總商會堅持市政管理和警察職能必須歸地方當局負責，主張工礦企業不能由中央政府管轄，&ldquo不但因為這樣會使工業本身的發展陷于癱瘓，而且還會使中央政府有可能将這些企業的權益抵押或出售&rdquo[176]。
因此，資産階級一方面害怕國家政權的專橫行為，另一方面又感到自己不能沒有這個政府。
經過10年的篡權奪位和高壓政策之後，資産階級感到複興1912年《臨時約法》所建立的民國法律實體，是困難的。
1921年10月，商業公團聯合會支持召開國民會議的主張，建議各省議會和各商業、各教育團體的代表聚集在一起負責決定政體，保證統一國家，遣散軍隊和改組财政。
[177]
在1922年3月至9月國民議會開會期間，大會隻限于提出一些憲法草案。
與此同時，自由主義者和資産階級的确都寄希望于吳佩孚将軍。
吳佩孚把1917年解散的舊國會議員，都召回到北京，似乎要以共和國法統的名義打出重新統一全國這張牌。
可是1922年北京的政治春天太短了，不可能出現商界所企求的憲政複興。
重建地區自由和共和原則的努力，遂以完全失敗而告終。
在省一級，自治運動被善于投機取巧的武人所利用，成了變相的軍閥割據。
在國家一級，1923年10月10日頒布的憲法，則是中央集權和單一政府的勝利。
不過，這部流産的憲法，條文比其頒布時的形勢更為重要。
曹锟于1923年6月14日發動政變，解除黎元洪總統職務所引起的最後危機，葬送了這部憲法想要恢複民國的合法實體。
為了解決這一全國性的危機，上海總商會想建立一個商人政權&mdash&mdash其迅速以半喜劇半悲劇的方式而崩潰，說明中國資産階級所起作用的局限性。
6月23日，上海總商會召開非常會議，會上&ldquo宣布獨立&rdquo[178]。
脫離[179]，作為中國曆史上表示反對的典型形式，一般是地區掌權者所采取的行動；從地理的觀點來看，此種現象一般表現為混亂年代政治重心的突然轉移。
現在，像上海總商會這樣一個既無地盤，又無軍隊的組織，竟然采用這種戰略，未免令人感到吃驚。
上海商界在和信譽掃地的民國合法政府斷絕關系以後，又回到這樣的看法，即中國政治要交回&ldquo人民手中&rdquo才能得到解決&mdash&mdash就是召開國民會議。
但商界不願将這個會議擴大，讓各方面的都市名流都參加；自行建立一個由70名委員組成的&ldquo民治委員會&rdquo來恢複&ldquo民主&rdquo，總商會的35名董事成了委員會的當然委員。
這個商人政權，抛開了各省自治的庇護，又無任何憲法根據，實際是要求統治整個國家。
商會的這個膽大妄為的做法，引起了兩位國民黨員徐謙和楊铨的諷刺性批評說：&ldquo最可笑者，上海商會妄欲組織商人政府&hellip&hellip若除商人外無人民者，又若除上海商人外無人民者&hellip&hellip&rdquo&ldquo我國商人向缺乏政治常識，每激于一時之熱情，辄思有所振作，殊不知盲從妄作，根本已錯&hellip&hellip今日上海之商人政府，僅限于商會中會員&hellip&hellip以之辦理本商會範圍内之事，固屬甚宜；若謂其即可處理國事，甯非可笑？&rdquo[180]說來奇怪，唯一的鼓勵來自毛澤東，支持其統一戰線政策，說&ldquo上海商人&hellip&hellip采取革命方法，鼓起擔當國事的勇氣，進步的非常之快&rdquo[181]。
曾經鼓勵商人參與政治的美英外交官們，對事件的發展并不感到慶幸。
《字林西報》諷刺商會要求軍人不要幹涉政治的做法，把商人比做伊索寓言中的老鼠，問道：&ldquo誰去給貓挂上鈴铛呢？&rdquo[182]
商人政權的幻想，事實上很快就消失了。
從8月起，上海總商會又開始和軍閥們談判維持當地和平的問題；民治委員會讓位給一個反對蘇浙兩省戰争的蘇浙和平協會。
[183]
商人們既無建立新的政權，隻好進行談判&mdash&mdash如其一向所作的一樣，和現在的當權者談判。
不過在黃金時代的那些年，傳統的實用主義談判，此時取得了新的意義；除了保護某些集團的利益外，還能通過對具體問題的逐步解決來保證其進步。
在胡适的鼓吹下，這種主張被中國銀行家所采納，用來處理其與已衰弱的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想借此迫使政府接受其主張，&ldquo在進步已不可能的局勢下，總也需要采取某些步驟&rdquo[184]。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北京的中央政府的财政極為困難，又不能向外國貸款（受1920年新銀行團協議的限制），中國銀行家因之處于強勢的有利地位。
中國的新式銀行被外國銀行截斷了向對外貿易提供貸款的渠道，又被舊式的錢莊堵死了向國内貿易網提供資金的通路，于是就利用政府增加國内借款的機會而獲利。
由于國家财政處境艱難，這種投資比表面上看起來往往更有利可圖。
利息實際上是按債券的面額計算的，而債券常常是以極高的貼現率取得的，利潤與風險成正比：二者都很高，因為在政局混亂的情況下，公款的投資與兌現自然是非常危險的。
大多數從事這種業務的銀行，不是具有官方的地位，就是和政界有某種關系。
這些銀行大都設在北京或天津，其董事和貸款人中，就有不少過去的總長或未來的總長，例如周自齊、王克敏、曹汝霖、葉恭綽。
北京的銀行界和政界之間的關系微妙，可以利用交通系的活動來加以說明。
人們會乍然以為自1920年以來，使銀行家們和總長們分裂的對抗，隻不過是掌握統治權的軍事政治官僚集團内部派系鬥争的表現。
[185]這樣的分析也對，但不夠全面，沒有考慮到在銀行家之間已發展至團結一緻，以及其對政府的無能與錯誤的不滿。
北京銀行家協會體現了當地金融界的團結和力量，其在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中的影響，足可以與上海各銀行的影響相抗衡。
1920年12月6日，全國銀行公會聯合會在上海召開第一次代表大會時，警告政府稱，如果想得到資金，就必須縮減軍費開支，調整内債，改革币制。
[186]用張嘉璈的話來說，銀行家們的不妥協态度，隻不過是&ldquo他們愛國心的表現&rdquo，&ldquo他們準備為任何有助于國家的公債提供強有力的支持&rdquo[187]。
1921年1月成立的中國銀行團，在政府同意為國家公共利益而工作的前提下，與其幫助政府的意願是一緻的。
銀行團随即撥給的款項，如車輛借款，滬造币廠借款，北京十月借款，都是在銀行團成立後不久貸與的，并附有嚴格的條款；強制性規定改革币制和整理内債。
政府同意銀行團的要求，指派了一個币制改革委員會，并公布一個償還長期貸款的計劃。
銀行界成為對北京政府高度警惕性的批評者，當時似乎成了代表國家更高利益的發言人。
&ldquo這是一部分民衆的主張&mdash&mdash開始時，勢必隻能是一部分人對其統治者的主張，這就意味着民主&hellip&hellip從财政繁榮和民主的立場來看，近來中國銀行家們的發展應該受到贊揚。
&rdquo[188]但是，為一切人而建立的控制，與為私人利益而建立的控制之間&mdash&mdash即在民主與财閥統治之間的界限是非常不明确的。
銀行團在1922年貸款給梁士诒内閣時，就把自己的原則抛在腦後去了。
在貸款合同中，銀行家們獲得了異常高的利率，放棄了對政府的控制而願為其效勞，并把賭注押在政府身上。
用來代替不徹底的自由主義，是不起作用的實用主義。
于是，資産階級的政治能力成了問題。
中國的商人和銀行家們，是不是應像那些失望的皮格梅隆，如外國批評家所指責的，認為是其缺乏主動性呢？還是真的&ldquo無力作出任何有效的與建設性的集體努力&rdquo[189]嗎？真的&ldquo總是甯願花錢而不願承擔起自己的責任&rdquo[190]嗎？
無疑，資産階級失敗的原因，在于其政治上不成熟的反複無常，有時倉促行動而不能堅持到底。
&ldquo在各商會中不乏遠見卓識之士&hellip&hellip但不能不令吾人引為焦慮者，即休會之後衆人作鳥獸散&hellip&hellip誰将為實現此未竟之業者？&rdquo[191]
這場失敗還可以從所用的方法，所選擇的目标，中國政治生活中一些持久的因素來解釋；方法就是妥協和談判。
商人們相信，其聲明和通電能說服軍閥放下武器。
&ldquo誰會相信軍閥們會充耳不聞，一如既往擴充軍隊呢。
&rdquo[192]也有一部分人清楚地看到這種方法的現實，認為&ldquo與督辦和政客們商談解散軍隊&hellip&hellip這無異于與虎謀皮&rdquo[193]。
但是，這種戰術本身，不正是與其所朝向的目标緊密相連的嗎？這種戰術不正是以此來尋求勝利，保證其為自由主義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嗎？這種戰術不是已經成為自由主義的一種表現了嗎？
在20年代的中國，實現自由主義的出路究竟如何呢？根據曆史上反複出現的理論&mdash&mdash無論熱衷于輸出樣闆的美國公使雅各布·古爾德·舒爾曼，還是急于從中汲取靈感西化的精英人物胡适，都不承認這個理論，在精心設計的自治和議會程序的形式下，自由主義的政體隻有在一個自由主義的社會中才能發揮作用。
這裡指的是一個穩定的社會，在其内部具有最低限度的一緻性，使不同利益的集團即使完全對立，也不緻因其分歧而演變為暴力行為，也不緻引起永久的社會分裂。
認為自由主義對飽經内戰及主權受到威脅的中國，所患病症的醫治無能為力，還是不夠的；實際上，這些病症已十分嚴重，自由主義根本無法在中國紮根。
但是，1920年至1923年期間自由主義的努力，卻不隻是思想史的表現；其與城市社會的興起同時，基礎是大企業和現工業，而且集中在條約口岸。
這個都市社會和廣大的内地農業地區相比，雖享有較多的自治，而在經濟上和政治上卻不能離開内地而生存；但卻又無力确保與内地結合成一個整體，更不能對其加以控制。
事實上，将無數的市鎮、村莊和農民的中國統一起來，并使之發展，不僅是自由主義，即使是中國化了的自由主義，也是無能為力的；需要自由主義之外的意識形态，就是官僚機構和軍事力量。
中國的資産階級在其黃金時代雖然在經濟上逐漸繁榮，始終都未能克服上述矛盾。
從經濟危機到政治上的退讓，1923&mdash1927年
1923年以後，經濟奇迹的結束和革命運動的勃興，使資産階級越來越孤立。
資産階級和外國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潤時，本來已很困難；到經濟危機襲來時，更變成殊死競争。
但是資産階級即使退到反帝國主義的立場，卻也不足以使其與激進的知識界或無産階級結成同盟。
這些人的革命民族主義的社會主張，對于雇用者來說，其危險性并不亞于競争。
資産階級一方面在其外國夥伴已不再裝出合作的樣子時，不肯與之合作中妥協；另一方面又不會走上直接威脅到其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而甯願促使傳統類型的國家權力的重建，即官僚主義和軍事獨裁的複辟。
希望這樣既能保證民族解放，又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
經濟危機與帝國主義卷土重來
資産階級在政治上失敗以後，經濟危機又打破了其與外國進行合作的迷夢。
華盛頓會議的精神消失了。
1923年，西方列強在譴責日本對中國進行擴張政策的同時，仍然重申和日本保持團結。
帝國主義侵略的恢複，粉碎了中國資産階級寄托在外國人的&ldquo通情達理&rdquo和&ldquo良好願望&rdquo之上的希望。
民族工業的危機
1920年以後，影響西方和日本的經濟危機中，中國的情況倒是比較良好；絲茶出口商由于外貿的阻礙而受到打擊，出口總值由1919年的關銀6.3億兩，降到1920年的5.4億兩。
但是巨大的國内市場活力，阻止了危機的擴大和價格的下降；&ldquo本來供出口的貨物，外國人不能購買，都在國内消費了&rdquo[194]。
進口商也經曆了同樣的困難，無力提取已經訂購的貨物（災難性的銀價下跌，導緻銀兩的相應貶值）。
但和19世紀以來的多次投機風潮一樣，條約口岸的市場隻是受到震動，并沒有引起崩潰。
中國經濟的基本情況，仍然是工業還在蓬勃發展，并繼續獲得高額利潤。
可是在1923年，正當西方和日本市場開始出現轉機時，中國卻受到了打擊。
困難在1920年秋季開始，當時棉價向兩個不同的方向波動，原棉價格上漲，而棉紗價格卻下跌。
1920年至1921年，由于氣候惡劣，棉花歉收；而此時正在全速生産的中國棉紗廠對原棉消耗量，卻從1918年的270萬擔增至1922年的630萬擔。
[195]中國紗廠不得不進口越來越多的原棉（1922年達110萬擔，幾乎占其總消耗量的1/3），因之而感受到世界範圍價格上漲的影響。
1920&mdash1922年華北各省的饑荒，1922年吉林、四川、福建的内戰，都減少了棉紗的銷售量。
1921年，紗廠每包棉紗尚可獲得25兩的平均利潤，而到1923年，每包要虧損15兩，許多紗廠都減産。
安裝一兩年訂購的紗錠增加了生産能力，但停工的機器數目也随之而增加。
與此同時，日本的紗廠卻繼續日夜開工，付給股東們30％的紅利，大多數英國紗廠也避開了這次危機。
競争與控制
中國的實業家們對這次危機作過各種各樣的分析，責怪是&ldquo市場不利&rdquo，&ldquo資金不足&rdquo，&ldquo固定資本比例太高&rdquo[196]，&ldquo長期負債&rdquo[197]，&ldquo經營缺乏遠見&rdquo[198]，&ldquo紅利過度膨脹&rdquo[199]。
但是盡管如此，中國的實業家們還是不同意英國商務參贊的意見，認為&ldquo日本和英國的紗廠所以能較好地經受住這場風暴，由于其管理較好和融資健全&rdquo[200]；并稱：即使我們的技術和管理像外國人一樣的好，我們也無法避開他們的競争。
[201]
在中國企業家看來，中國企業明顯的弱點在于總的環境，即是受外人主宰的經濟；而外國企業的優勢，則在于其與世界各地強有力的聯系。
根據這一觀點，中國民族工業的危機，主要是由日本造成的，日本的經濟侵略是十足的殖民主義政策。
&ldquo我們的紡織業有一個敵人，也隻有一個日本這個敵人。
&rdquo[202]這個對日本的指控，不僅反映了日本對中國進行領土擴張和攫取政治權利的野心，也反映了中國資産階級對日本侵略引發的敵意。
日本商人對中國市場超常的進攻，也引起了中國實業界的焦慮。
自1918年至1924年，日本在華紗廠的紗錠增加了388％。
[203]&ldquo他們（日本人）以排山倒海之勢沖向中國。
&rdquo[204]伴随日本在中國的工業投資，也染指中國紗廠的财政。
在1917年至1922年間，中國紗廠所談判的19項貸款中，有14項是由日本公司提供的。
當1922年中國實業家們無力償還債務時，日本的參與投資就變成了控制，1923年的華豐紗廠和1925年的寶成紗廠就是例子。
[205]
使中國實業家們感到驚恐的，還不隻是經濟攻勢的力量；更重要的，是這種攻勢所采取的集中而系統的形式。
實業家們從中覺察到不折不扣的&ldquo紡織政策&rdquo[206]，是一種将&ldquo吾國棉業撲滅則已&rdquo的&ldquo陰謀&rdquo[207]。
他們譴責日本主宰和獨占中國市場的野心。
1923年春天實行的原棉禁運，表明是中日實業家之間的一場力量的較量。
原棉價格上漲，使中國紗廠主遇到了困難，于是要求完全禁止原棉出口。
[208]當時，中國出口的全部棉花，幾乎全由日本紗廠主收買（1923年出口97.4萬擔中的80.3萬擔）。
[209]這些出口的原棉，隻占中國全部産量的10％&mdash13％，但這占全部商品棉的一半。
日本遂奪走了中國紗廠傳統的紡線和絮制衣，留給中國紗廠的原棉隻有1/4。
雖然中國的分析家并非不知道棉花生産不足，由于工業化加速和世界棉價演變，在這次危機中所起的作用，但仍然認為禁止原棉出口是解決原棉價格上漲的關鍵。
[210]毫無疑問，中國的分析家是正确的。
即使禁止原棉出口，不能解決保持農業發展與工業化之間的平衡關系，也不能阻止設在中國的日本紗廠在本地市場購買棉花，但仍能在短期内減輕中國紗廠主們的困難。
中國人自己也說，這是&ldquo暫時解救燃眉之急&rdquo，易于實施并可收速效。
華商紗廠聯合會在1922年底提出禁止原棉出口的請求，得到北京政府的批準，并予以正式發布。
[211]但日本對此提出抗議，并得到外交使團的支持；使團援引其與中國簽訂的條約為據。
面對&ldquo受惠國&rdquo的一緻反對，中國政府隻得于1923年5月取消這一禁令。
[212]
這次為解救中國工業的燃眉之急而禁止棉花出口的嘗試，引起了列強共同陣線的再度出現。
當警報響起之時，帝國主義國家之間的團結，戰勝了其彼此之間的分歧；美國也為日本保衛&ldquo條約權利&rdquo來幫腔。
危機加劇了經濟競争，使之政治上的合作越來越不可能。
在1923年，許多外國觀察家和僑民感到其與中國資産階級的關系在惡化&mdash&mdash認為這種關系太弱，也太死闆，要求在華盛頓會議上制定的外交路線。
除有其他原因外，有一事件引起了這次政策的轉變。
合作進入了死胡同：1923年的臨城事件
1923年5月6日，一列快車在山東省臨城被土匪攔截，并綁架了許多乘客，其中有24名外國人。
這一事件引發了輿論的評議，并觸怒了外僑，要求恢複武力幹涉的老政策。
對于那些一直都批評&ldquo華盛頓錯覺&rdquo的老中國通，認為這次事件為其提供了報複的機會，要求利用這次機會，外國政府應向中國提出盡可能嚴厲的要求。
[213]
外交團于1923年8月10日提出，由所有列強（包括沒有直接受事件影響的國家）簽署的照會，要求在賠償和罰款之外，再建立一支由外國軍官指揮的特别鐵路警察部隊。
[214]
事件的結果，又回到帝國主義最典型的做法。
一系列其他事件&mdash&mdash傳教士被殺害，商人被綁架的清單上，又加了臨城事件。
在19世紀後半期，這類事件一直是列強軍事和外交懲罰的導火線。
外國人信心十足，以為這一次舊傳統的恢複，會得到中國資産階級的諒解和支持。
不管是中國人還是外國人，隻要是商人，都同樣需要安全。
商人知道必須團結一緻，才能重建秩序。
在上海的美國人和英國人完全相信本地資産階級的默契，其商會和僑民協會在加強外國人對中國的控制的共同綱領中，結論性的提到&ldquo中國主要商界和銀行界都同意，他們對局勢的混亂感到不滿，隻是自己不敢采取行動&rdquo[215]。
中國商人真的不敢采取行動嗎？《北華捷報》責備其&ldquo巧妙的裝聾作啞&rdquo[216]。
但是，這恰表明，中國資産階級拒絕參與認為不合于其利益和尊嚴之舉，甚至與其存在聯系在一起嗎？中國商人的确把臨城事件視為國家恥辱，并竭盡一切可能幫助解決這次事件。
各主要商會甚至派出代表，親赴出事地點與綁匪進行談判。
事件固然可悲，但卻不能證明因此就應該對中國實行國際共管。
&ldquo敝會深信，各友邦與敝國均有多年之友好關系，必不緻因地方之騷擾事件而遽損敝國之主權，緻引起敝國民衆有反應之行動。
&rdquo[217]各行業組織和各商會由此更進一步采取攻勢，将此次事件的責任，歸咎于&ldquo各國銀行及軍械洋行&hellip&hellip違反中國商民之公意，接納中國任何方面之軍人，予以助長内亂之借款與軍械&rdquo[218]。
各商會和商人團體的行動，得到共産黨人的稱許，譽之為對&ldquo帝國主義助長中國内亂&rdquo有了認識。
&ldquo我們号召商界的同志，重新走上革命民族主義的道路。
&rdquo外國人采取強硬立場，并且拒絕與中國資産階級合作，豈不是驅之其走向革命嗎？資産階級又怎能适應這兩種勢不兩立的力量呢？但是又怎樣能逃脫得了呢？
革命運動的興起和資産階級日趨孤立
1923年，孫逸仙與共産黨人的合作和&ldquo統一戰線&rdquo政策逐步形成，給了革命運動以新的推動力，并在廣州建立了根據地。
工會主義也随之而興起；1925年偉大的五卅反帝國主義運動，以及上一章所講的北伐，都具有劃時代的意義。
在城市中，大批工人和知識分子協力支持革命。
而資産階級&mdash&mdash既包括&ldquo舊制度的資産階級&rdquo，也包括新企業家資産階級卻與之越來越疏遠。
五四運動時期使人們團結一緻的民族主義口号，再也不能抑制當前各種社會與政治的對立。
于是鬥争疊起&mdash&mdash在商會與孫逸仙之間，在商團軍與國民革命軍的軍校學生之間，在工會與商會之間。
1923年秋季在廣州發生的關餘事件，導緻了孫逸仙與列強之間的直接對抗。
盡管數月前臨城事件造成了緊張氣氛，資産階級還是拒絕支持孫逸仙的行動，因為孫氏選作挑戰的領域，早已被資産階級視為其獨占的禁區。
廣州政府發起的攻勢，實際上有使償還内債的體制受到損害的危險。
在大戰末期，海關稅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的關餘[219]，外國銀行将這筆餘款交北京政府處理。
1919年，廣州護法軍政府要求分得關餘的一部分。
而實際上也的确分得了一部分（13.7％）使用。
1920年，廣州政府被逐出廣州，遂停止了此項要求。
1923年3月，孫逸仙重新掌握廣州政府權後，要求重新獲得這筆款項，并要求清償前兩年的欠款。
但在此期間，北京政府總統于1922年7月29日已頒布命令，将全部關餘撥充償付整理内債的基金。
1923年9月，外交使團以遵守條約為借口，向孫逸仙提出警告，如其要用武力奪取當地海關收入，列強就要用武力進行幹預，并于12月派遣23艘炮艦駛入廣州水域。
在此期間，資産階級始終考慮其當前所負責任的代價；上海和天津的商會和金融團體，請求孫逸仙不要危害其利益說：&ldquo我公手創共和&hellip&hellip素以恤民為宗旨，務懇保全關稅，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損失。
&rdquo[220]
雖然孫逸仙強調，内債是由北京政府所發行的，廣州政府不承認其合法性。
而銀行家們卻不願卷入政治争論，說&ldquo當時南方政府承認與否，以及北京政府發行該項公債時之用途如何，民衆未便過問。
關餘既系整理公債基金之重要部分，無論何方，稍涉牽動，民衆血本所關，均不能予以承認&rdquo。
孫逸仙的共産黨盟友站出來為其政策辯護，力圖提高争論的層次以開導資産階級，使之認識其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來發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對比。
&ldquo孫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關稅主權&hellip&hellip此項政策不僅無絲毫損害商界銀行界的意義，而且是專為國家主權和中流階級的利益設定的&hellip&hellip可憐的中國商人和銀行家及一部分新聞記者，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關心與常識。
&rdquo[221]
但是，中國商人卻甯願向總稅務司安格聯爵士呼籲，請其&ldquo維護公共信用&rdquo。
[222]
如果說臨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極限，那麼，關餘事件則表明了資産階級民族主義的局限性。
在關餘事件中，孫逸仙遭到近代化的大資産階級&mdash&mdash租界裡的商人和銀行家的反對，這些人是政府财政的主要支持者。
但是傳統城市名流的敵對情緒也同樣強烈，在數月後的廣州商團沖突中達到了頂點。
孫逸仙在1922年被逐出廣州，次年初，靠了雲南和廣西的雇傭軍，又重返廣州；此時所建立的軍政府軟弱無力，無法約束軍隊對其提供保護，各路将軍們又不斷向其索要錢财。
為了滿足财政上的需要，孫逸仙設法與廣州商會談判貸款100萬元。
孫氏并開征許多附加稅，允許重開賭場，将其所得交給雇傭軍；還強奪祠堂和數處宗教和地方團體的&ldquo公共&rdquo産業，以及被其&ldquo國有化&rdquo的私營企業。
市政收入在一年之内增加了3倍，在1923年達到900萬元。
但是這種程度的剝削，緻使全市每個債權人和富有的廣東海外華僑，群起反對孫氏及其政府和雇傭軍；而這些華僑在辛亥革命時曾給予孫逸仙以寶貴的支持。
這些反對者感到，自孫逸仙重返廣東以來，土匪流氓雲集如蟻，如何還能希望别人再會為祖國工業化而投資？&ldquo還不如把錢擲到太平洋裡。
&rdquo[223]
孫逸仙和廣東當地資産階級間的緊張關系也繼續加劇。
1924年，商人和經紀人拒絕接受當局發行的期票，并頻繁舉行罷市，還呼籲商團給予支持。
在商會的建議下建立的商團，在廣州迅速有了發展。
1923年末，商團有1.3萬餘人，其經費由各商業負擔，有的商行供養30餘民兵。
[224]這種民兵武裝隊伍遍布廣東省内數百個城市。
1924年6月，所有這些志願人員彙集在一起，結合成了一個省商團，由彙豐銀行買辦廣州商會會長的兄弟陳伯廉指揮。
陳伯廉把商團運動與保護當地利益聯系在一起，說：&ldquo内地交通常被阻絕，貿易屢被中斷，原料不能運抵市場，投資遭到損失，我們對此感到厭煩&hellip&hellip廣東新商團軍隻有一個目的，就是成為一支無黨派的地方自衛部隊&hellip&hellip經驗告訴我們，人民必須依靠自己&hellip&hellip為共同防衛與自治而一緻努力，這是以後考慮并實施其他同樣有益政策的一個開端。
&rdquo[225]
廣州商人在1924年提出的要求，要重複地方自治的話題，将城市治安與金融管理交給行會，并取消苛捐雜稅。
因此，這些商人武裝中所體現的思想觀念和政治傾向，并不是什麼新鮮的東西。
但是孫逸仙政府在1923年至1924年間的迅速激化，使得商團的保守性就突出出來了。
商人們對廣州當局的貪婪和專橫行為的反抗，與全國範圍的地方團體和商會反對軍閥的鬥争頗有一緻之處。
孫逸仙雖也常使用軍閥的手段，但卻與軍閥根本不同。
自從1924年1月國民黨召開改組大會[226]以後，孫逸仙政府一直在努力争取群衆的支持。
1924年五一節，孫逸仙繼續慶祝中國工人和資本家反對外國帝國主義的同盟。
而與此同時，由廖仲恺召開的廣州工人代表大會，要求政府禁止企業職工參加商團，并且為工人申請組織自衛武裝的權利。
以商人組織為一方，以革命政府與工會為另一方，1924年夏天爆發了沖突，挑明了自治口号中隐含的不同選擇。
保護地方權益的鬥争，一旦和民主的概念混同在一起，顯得隻不過是保護那些紳商們；自治口号經常提到的&ldquo民衆&rdquo，隻是少數債權人。
正如上海資産階級1912年拒絕為共和政府的建立提供經費一樣，廣州的資産階級在1924年也拒絕為統一全國的北伐承擔費用。
廣東商人反對孫逸仙的計劃，而且因其親共親蘇傾向而倍加深惡痛絕。
1912年南京臨時政府的失敗，隻反映其社會基礎的狹隘，與孫逸仙的全國性雄心之不相稱；而1924年廣州政府與商人鬥争所導緻的武裝沖突，卻具有階級戰争的全部暴烈性質。
城市紳商一直利用民衆的支持，來維護其自身利益，一旦失去這個支持，遂不得不向外國求援。
廣州商人在英國領事館、彙豐銀行和海關内，為訂購、付款和進口武器來建立商團軍，進行了廣泛的關系網及陰謀詭計，着實驚人。
有了大量的武器進口，自然會導緻最後的武裝對抗。
1924年10月15日，政府軍粉碎了商團[227]，而位于廣州西關的商民總部卻遭到洗劫，并被焚毀。
在中國，保衛自由與保衛地區特權，經常是一回事情，所以，階級鬥争的爆發與省自治與生俱來，就不足為奇了。
被共産黨曆史學者稱之為法西斯分子的商團，證明資産階級對其地區的利益，是非常執着的。
不論1924年粉碎商團事件的意義有多麼重大，但這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
而在下一年，當1925年的五卅運動在中國所有主要城市爆發時，資産階級和革命之間的關系問題，就上升到全國性的規模了。
和1919年的五四運動一樣，1925年的五卅運動，也是在民族主義和反對帝國主義的旗幟下開展起來的。
五卅運動開始于一個地區性事件：一名在上海日本紗廠的罷工工人之死和為對其進行悼念而舉行的示威遊行遭到血腥的鎮壓。
運動迅速擴大到中國其他地區，同樣嚴重的事件，于6月12日在漢口爆發，6月23日在廣州爆發。
五卅運動是外國勢力在中國存在的結果，是不平等條約強加給中國以及租界的行政管理的結果。
由總商會于1925年6月提出13條要求，作為北京政府特派員與外交使團代表之間談判的基礎，除要求懲辦有關人員和賠償受害人的損失外，并提出以下的條件：将會審公廨的司法權歸還中國（第6條），中國居民派代表參加公共租界的工部局（第9條），将越界所築之路歸還中國當局（第10條），取消關于擴大港口權限和檢查權法令的計劃（第11條）。
但是示威者和中國報紙（特别此時在工廠、學校和軍隊中獲得很大成功的地下報紙）[228]卻走得更遠，要求完全廢除不平等條約，并向英國和日本開戰。
行動的方式并沒有改變。
5月31日上海開始的總罷工，持續到6月25日。
罷工擴大到其他城市，在廣州持續了6個月；同時還舉行了抵制日貨，後來又抵制英國貨的運動。
這次抵制運動，引起了學生和商人之間經常發生沖突。
也和1919年的情況一樣，資産階級的内部分裂最後變得明顯了。
一方面是溫和派，如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們，隻把大多數組織提出的17條中，呈交當局其中的13條；在呈報當局過程中，删除了關于工會權利、領事裁判權、撤除外國軍艦等條款。
另一方面則是團結在上海馬路工會和商業公團聯合會中的激進分子，以及在6月7日為統一行動而組成的工商學聯合會中的好鬥分子。
1925年運動的特點，是在中國各大城市，特别是在上海，出現了由列甯主義式的革命政黨領導強大的工人運動。
1925年在上海組成由共産黨控制的總工會，将117個工人組織聯合在一起，會員21.8萬人。
這是一支很有組織的力量。
工人階級強有力的幹預，一方面改變了中國人和外國人之間的對話（或者是對抗）的條件；另一方面，也改變了民族主義運動核心力量的對比。
1925年，在華的外國僑民害怕了。
自義和團運動以來，外國還不曾經曆過如此的驚恐。
罷工使香港的港口和上海的工廠陷于癱瘓狀态，外國卻不能用國際武裝力量的讨伐來解決，隻得要求談判和妥協。
各外國商會，各外僑聯合會，上海萬國商團的官方報紙（特别是《字林西報》，不久前還一直在反對華盛頓會議的&ldquo荒謬的寬宏大量&rdquo），從現在起，都極力表示同情中國的要求[229]，并頻繁與中方保持接觸。
在上海，享有特權的商務關系人，自然是總商會的領袖們。
為了和總商會的一些人結成聯盟，外國願意歸還會審公廨，承認中國居民在工部局中的有效代表權，并答應逐步重建中國的海關自主權。
由于工人階級的介入，民族主義運動獲得了新的銳氣，而資産階級也終于得到自1905年以來一直要求得到的東西。
如果外國僑民想通過這些讓步，來換取中國資産階級的支持，其措施也隻有一半是成功的。
在7月16日所作的第一次努力，被總商會會長虞洽卿和副會長方椒伯接受了。
但是虞、方二人卻受到銀行家宋漢章影響同事的抵制。
[230]而且雖然在達成協議之後，虞洽卿熱烈表示其感激之情，而商會會報對此卻另有看法，認為&ldquo英國人隻是在侮辱了我們，欺淩了我們，并給我們造成了一切損害之後，才采取了這一步驟。
因此我們不能感謝和贊揚他們&rdquo[231]。
1925年夏天，上海資産階級就這樣沿着危機前業已存在的不同路線而分裂了：老一輩的買辦保守派，新一代的銀行家與企業家，和廣州行會或馬路聯合會激進的店主。
這次危機的複雜性，主要來自各個不同集團的态度，存在着分歧和矛盾，而不是由于突然變得驚慌失措的資産階級的急遽變化。
在開始的時候，危機向各商業組織提供了一個居間調停的機會；資産階級為了自身的利益抓住了這個機會。
而公共租界當局無疑正是為了改變資産階級這一種仲裁者地位，迫使其和雇主們組成共同陣線&mdash&mdash從而放棄反對帝國主義的主張&mdash&mdash在7月6日切斷了電力供應，迫使迄今為止尚未罷工的中國工廠關閉。
這一行動真的足以使資産階級與革命運動分裂嗎？換個說法，兩者之間曾有過真正的聯盟嗎？
在1925年，很多報刊都重提民族團結的老話題，并指出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是無産階級的康莊大道。
[232]同時，統一戰線的辯證法提供的理論基礎，認為分别代表工人階級和資産階級的兩個政黨之間，是可以進行合作。
但是當孫逸仙于1925年3月逝世時，資産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關系已變得很松弛了。
盡管孫逸仙不久前曾使工商界感到失望，但因其在1911年創建的共和國偉業，喚起了工商業界人士内心發出感激與崇敬之情，而現在這位衆望所歸的老革命領袖去世了。
在個人威信常常比綱領更重要的政治環境中，孫逸仙的逝世，的确擴大了資産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鴻溝。
但是，由于受到1925年五卅運動巨大愛國熱情的鼓舞，上海資産階級仍然支持罷工者；總商會募集并分配了220萬銀元。
[233]在工會、學生和教育團體的幫助下，總商會組織了一個臨時救濟會，并通過對倉庫中的英國貨、日本貨征收特别稅，籌集到一筆罷工基金。
[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