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但是把這種互助理解為真正的政治聯盟，那就錯了。
事實上在1925年夏季的高漲愛國熱潮中，支持罷工者是個普遍運動，連軍閥和北京政府也提供了資金。
[235]
上海總商會的領袖們傾向于和罷工者談判，正如其願同任何找麻煩的人談判一樣。
和各省城中的名流一樣，這些領袖人物也認為自己有責任維持當地的秩序，并且準備作出可觀的财政犧牲來确保&ldquo公衆的安甯&rdquo。
虞洽卿的出色活動，在危機期間起着主導作用，其行動不隻是作為上海總商會會長和商界的代言人，而是所有談判中的首領。
虞洽卿在2月和3月間曾積極談判建立商埠[236]，并被提名為未來商埠的會辦，使其成為當地利益的官方代表。
[237]虞洽卿急于維護其個人威信，很重視公衆輿論，說&ldquo我們願意聽取很小的中國團體最瑣細的批評&rdquo[238]。
當罷工者要采取暴力行動時&mdash&mdash例如8月13日5000名碼頭工人為向商會索取罷工補貼，搶走了虞洽卿的三北公司的兩艘輪船，虞氏當然更有理由讓步。
[239]
除了雇主們對工人事業的同情外，上海總商會在1925年夏季對罷工者的幫助，反映出其害怕群衆運動，也反映出其以儒家社會的和諧理想而實行的妥協（以及被外國觀察家和曆史學家不客氣的稱之為腳踏兩隻船）的慣常做法。
資産階級在夏季已逐漸脫離運動，反映出是新的力量的平衡，而不是資産階在創造平衡。
采取主動的，是在讓步與恐吓之間搖擺不定的外國人，也是把罷工擴展到中國工廠和行政機構的工會。
和往常一樣，資産階級對事件作出了反映，但沒有在事件中采取主動；采取增加工資，試圖分裂工人組織，并在罷工者和外國工廠主之間進行調停，讓工人回到日本公司（8月）和英國公司（10月）工作進行談判。
這是古已有之的謹小慎微？或是其自身的内部矛盾而處于無能為力？資産階級窮于應付具體的局面，卻又一次未能把握住曆史的進程。
轉向蔣介石，1927年4月
向蔣介石靠攏，使之作為政治力量的資産階級，迅速被排除出去，但這并非1927年革命擴展所留下的最後一條出路。
自1923年至1924年以來，這是資産階級一直在進行政治思考進程所達到的選擇。
這個運動來自接近新資産階級自由知識分子階層。
1924年，蔣夢麟注意到自由主義[240]和新教育已經失敗的事實，兩者都強調個人的發展。
《中國教育改革》在新任編輯陳啟天主持下，宣傳旨在造就對國家有用公民的國家主義教育。
在中國青年黨及其刊物《醒獅周報》支持下，國家主義思潮在五卅運動中的作用，比一般想像的為大。
青年黨領袖曾琦（1892&mdash1951年）和李璜（1895&mdash1991年），可能于20年代初在法國受到查理·莫拉的影響，宣傳國家的&ldquo永恒結構&rdquo，稱其是超越社會變遷的；并号召全民革命，即恢複經濟、政治和文化平衡，而不改組社會秩序。
國家主義運動，是對馬克思主義和國際主義的反動；在某些方面，與自強思想有相似之處。
雖然其内涵确實包含極權主義和法西斯主義傾向，但一開始并不排斥一切民主實踐，其所标榜的精英統治論，實際是被弱化的民粹主義。
在國民黨内，戴季陶（1894&mdash1949年）此時也采取了與之相似的路線。
但由于戴氏曾信仰共産主義，所以強調列甯主義組織方法的重要性，夢想把列甯主義的組織方法應用于民族主義革命（國民革命），以求建立&ldquo一個在中央集權主義政治領導之下的大一統國家&rdquo[241]。
在1927年至1928年南京政府建立以後，大部分民族主義、階級合作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都被國民黨正式采納，因此，很難評價其各自在1927年之前的影響。
在此期間，這似乎在傳統的和現代的城市精英中，都獲得了最大的成功。
這種意識形态保持了某些基本的價值觀念&mdash&mdash反對帝國主義，要求經濟現代化；同時排斥階級鬥争，因而符合資産階級的願望和利益。
在一些基本點上，如社會和諧，民族獨立和物質進步，1925年的綱領使人回憶起1919年綱領；但兩者的精神卻并不一樣。
為了實現這些綱領，資産階級和知識階層以前是寄希望于西方，現在似乎要依靠傳統文化的複興和民族主義了。
在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戴季陶用孔子的語言來重新解釋孫逸仙的學說。
這種向中國本源的回歸，絕不會吓跑資産階級。
聶雲台對城市纨绔子弟宣傳節儉之類的說教，或穆藕初為了企業管理方面的問題，到和尚廟裡去求簽，這都是效仿的做法。
更令人感到詫異的，是資産階級贊同這樣的看法，即由一個有無限權力的政府作為國家統一和繁榮的保證。
這種求助于政府的想法，與新近引進但尚未被完全吸收的自由主義相違背，更與傳統的商人階級的自立精神相抵觸。
如果資産階級竟然把建立民族主義的統一國家作為最終方案，那是因為（正如大多數作家所強調的那樣）把這樣的國家當做對抗工人的要求和革命紛擾的最有效的保障。
但是也許更為重要的，是資産階級認為，隻有強大的政權才能重獲而且保持民族的獨立。
中國資産階級并不完全是由于倦怠和恐懼，不得不聽從蔣介石當權&mdash&mdash如其曾聽從袁世凱當權一樣，隻是希望蔣氏能使其擺脫固有矛盾，從而調和資本主義與民族主義。
蔣介石與資産階級的和解，由于舊的私人關系和上海商人團體的衰落，而更加容易實現。
辛亥革命時期，滬軍都督陳其美随從人員中的私人關系，似乎已經建立起來了。
陳其美死後，其在上海總商會和浙江幫裡的老盟友虞洽卿和張人傑（靜江），幫助了陳氏的門徒蔣介石發了迹。
1920年，虞洽卿為了解決孫逸仙所急需的資金，創辦上海證券物品交易所，讓蔣介石加入了這項經營。
在這裡聚集了所有以後在蔣介石興起中起重要作用的人&mdash&mdash陳其美之侄陳果夫，國民黨卓越理論家戴季陶，上海總商會董事、虞洽卿的朋友聞蘭亭。
這種私人關系的重要性，在1925年孫逸仙逝世後，國民黨核心中的力量重新組合和右派的形成中，顯示了出來。
西山會議派引證戴季陶的著作，反對共産黨人進入國民黨核心。
有證據表明，虞洽卿和張人傑插手了西山會議派滲透進入上海的事。
在廣州，孫文主義學會和企業之間的聯系，比較難于建立。
直到1925年11月商團被擊敗為止，溫和派的商人似乎甯願投向孫逸仙的對手陳炯明。
而且直到1926年3月20日事件[242]，國民政府的激進路線，阻礙了蔣介石集團的右派力量的重新聚集。
但是張人傑和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老闆簡照南到了廣州，并時時參與政府事務，卻暗示國民黨右派，蔣介石與企業之間的接觸，從不曾間斷過。
中國資産階級和國民黨之間的關系，超出了聯盟的範圍；特别是在廣州，這種關系反映出1925年至1926年間所有政治上的矛盾狀态。
對于經過1924年的鎮壓而嚴厲檢驗過的商業團體，國民政府繼續使用引誘（強制性的統一戰線政策和警告性兩種手法），目的在防止要求自治的資産階級力量東山再起，禁止重建商團，一切社會援助和慈善活動被置于嚴格控制之下。
[243]同時，政府設法與準備合作的商人達成諒解，鼓勵其成立新的組織，與原來建立的組織相競争；在等待各商會改變态度的同時，建立起廣州商人協會，以與商會相對抗[244]；還組織了市民團代替商團，由各公司出資，其政治與軍事結構均由政府控制。
[245]任何不順從者，都将被列為&ldquo買辦型商人&rdquo，被置于國民黨商人部的直接管制之下。
[246]南洋公司因拒絕向政府提供貸款，被指控為壓制工會而遭到抵制。
[247]
這些做法不隻是對商人政治上的操縱。
在西方受教育的宋子文，是一位經濟現代化和擴大民主的鼓吹者，此時任廣州政府商務委員[248]，兼1925年成立的中央銀行行長。
[249]宋氏在與商人打交道中，似乎是一位誠懇而友善的調解人。
國民黨&mdash&mdash即使在其激進時期，也并不打算瓦解和毀滅商人團體，隻是要将其置于黨的監護之下，使之其為黨服務（黨化）。
蔣介石在1926年3月20日事件之後，鞏固了其權力，但其政策的指導思想并沒有改變。
早在6月份已經開始，在7月份北伐軍出發後，加劇的工人運動遭受鎮壓一事，卻使資産階級從中得到了好處。
廣州根據地成了此後南京政府的戰略試驗場。
1924年10月，廣州商團被消滅後，最富有的商人因逃避&ldquo赤色分子&rdquo而出走。
資産階級與地主階級聯系多，而與現代企業家聯系較少，這種為時已較久的特點，都有助于這個政策的成功。
廣州的資産階級就是這樣被壓服了，上海的資産階級則正在被争取過來。
伊羅生和安德列·馬爾羅的著名解釋認為，這是資産階級因受到1926年11月和1927年1月暴動罷工的威脅，而作出了反革命的選擇。
事實上，投靠蔣介石是商人集團核心中進步因素的成功。
1926年夏季以來，在北伐勝利進軍與前此和同時的起義之後，群衆運動已經迫使上海資産階級處于守勢。
要就是支持群衆運動，要就是抵制群衆運動，沒有真正選擇的餘地。
可以選擇的，隻是采取什麼方法來抵制。
有的建議，與浙江孫傳芳[250]所代表的本地軍閥結成聯盟；另外一些更精明，或更了解蔣介石真正目的的人，則設法同國民黨内的非共産黨分子聯合。
1926年6月進行的總商會選舉，清楚地表明商人階級内部的政治分化。
在孫傳芳的支持下，1919年至1920年間被排斥在外的老親日派又恢複了活動，重新出現。
為了對這次不公正選舉表示抗議，前任會長虞洽卿離滬到了日本，150名會員拒絕參加投票。
這些人的棄權，反倒幫了倒忙，使代表性不大的清一色董事會取得了權力。
銀行家傅筱庵（宗耀）在履行其使命時，其作用與是否稱職，仍大有争議。
[251]商會核心裡的多數人就這樣被擊敗，被迫從根本上重新調整政治方向。
虞洽卿擔任商會會長時期（1924&mdash1926年），恰值内戰開始及大軍雲集江浙兩省同時，曾想方設法使上海及附近地區維持中立，讓聚集在市内和江南制造局成為撤退敗兵的難民區。
虞氏同樣努力推進淞滬商埠自治區的建立，打算使之成為自治市，擺脫江蘇省的控制。
[252]虞洽卿信守本地士紳的思想與做法，其行動受到上海人，也受到北京政府的歡迎。
孫傳芳急于恢複對上海及其财源的控制，在1926年提出其特殊的大上海計劃，把此計劃交給胡适的一位朋友、地質學家丁文江去組織實施；但在一開始即限制了上海的司法權，以保證上海服從于江蘇省的管轄。
[253]商界的一個大派系反對這個政策，聚集在虞洽卿周圍，開始鼓動自治。
這個運動在1926年秋季變得特别強大。
[254]但自此以後，孫傳芳得到了商會的支持，商會不反對重開江南制造局；會長傅筱庵還将其擔任董事的招商局為孫傳芳運送軍隊。
[255]但是，1927年2月17日起義者罷工，雖被孫傳芳的軍警野蠻地鎮壓下去，卻仍不能吸引資産階級向其靠攏，因為孫傳芳此時在戰場上的敗局已定。
1927年3月末和4月初，資産階級和蔣介石結成了聯盟，幫助蔣氏在上海取得了權力，并不是資産階級右翼，而是資産階級中最擁護民族主義，也最現代化和較具有民主理念的分子。
如同1924年之在廣州，1927年春上海革命形勢的發展，引起了社會結構的普遍重新組合。
20年代初的資産階級激進派，繼續為争取工部局中的華人代表權，廢除會審公廨，反對軍閥的侵犯而鬥争；但此時其在政治棋局中的地位已完全改變了。
在一群買辦影響下，民族資産階級背叛革命的套話後面，隐藏着另外一種現實，即由于社會&mdash政治緊張關系的全面變化，改變了資産階級及其他集團和政治人物的關系，資産階級的激進主義已經變質為保守主義了。
這種保守主義，似乎很像卡爾·曼海姆所解釋的那樣，基本上是一場作為存在的有力運動，對激進主義有意識的否定。
[256]
通過研究1927年春季商人團體結構發生的重新改組，可以證實上述的分析是正确的。
1926年改選後産生的總商會失去了領導地位，讓位于虞洽卿倡導建立的商業聯合會。
正是這個聯合會，在3月26日蔣介石到達上海時，與之取得了聯系，并立即按照蔣氏恢複秩序而需索取的代價，為其提供了300萬元的貸款，實際就是要蔣介石去摧毀共産黨工會的力量。
這個聯合會是上海各主要商業組織的政治代言人，在團結一緻的堅實基礎上，同時又加入了滬商協會。
這個滬商協會，也和所有1926年建立的官方的或地下的商人協會一樣，是屬于1926年1月國民黨第二次代表大會建立的商民部[257]，是一個國民黨組織。
在1927年3月20日滬商協會公開以前，很少有人知道。
但滬商協會好像和馬路聯合會的關系很密切，在1927年4月發生的事變中，為了加速滬商協會的發展，将馬路聯合會的各分會接收了過來。
[258]由此不難看出，商業聯合會與馬路聯合會的融合，前者是為幫助蔣介石起家而成立，後者從五四運動期間出現之時，就被曆史學家認為是進步小資産階級的喉舌。
與資産階級合作，得到大多數商業團體的支持，對蔣介石是至關重要。
商人拒絕參加3月29日在共産黨工會領導下成立的上海特别市臨時政府[259]，使工人組織的政治主動性陷于癱瘓。
[260]給予蔣介石的錢能使其招募衛隊，大多數為青幫分子，于4月12日晨攻擊工人糾察隊，并解除其武裝。
本來是合作的關系，幾乎馬上變成了從屬與被剝削的關系。
4月12日的政變剛一結束，蔣介石馬上又向商人勒索700萬元，強行借貸3000萬元。
蔣氏不放過任何敲詐勒索的機會，在商人中引起了恐慌。
[261]和任何省商會頭面人物被軍閥勒索時一樣，上海的資産階級對此也一籌莫展。
在這種事件中，店主和金融家們在擁有槍杆子人的面前，曆來都是如此，商人卻因内部分裂而引起的分歧更為嚴重了。
商會已失去了以前所擁有的政治威信。
蔣介石和一個組織一個組織的分别談判，使其不可能進行反抗，而逐一被吸收進國民黨的機構中。
另一方面，蔣介石在1927年4月下旬對資産階級的壓迫，又好像是資産階級内部派系自相火并的繼續；向傅筱庵發出通緝令，沒收其大部分貨物，取消其當選的上海總商會會長職務，并将總商會置于管制之下。
這一切都令虞洽卿及其朋友們感到滿意。
傅筱庵這一派在1926年被剝奪了對商會的領導權；1927年4月底，而另一派中的虞洽卿、王震（一亭）、馮少山（培熺）三人，奉命出任負責監督商會活動的政府委員時，又重新控制了商會。
以前每當政府濫用職權時，資産階級總是極力加以譴責，并起而鬥争。
而這次之所以沒有反抗，因為符合其中最大一派的利益。
1927年，資産階級不僅是對無産階級的背叛，同時也是對其自身的背叛。
由于資産階級放棄了一切政治權利，便很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打擊；而這種權力又正是由其幫助才得以恢複的。
官僚政治的卷土重來與資産階級走向衰落，1927&mdash1937年
長期以來，南京政府治理下的十年（1927&mdash1937年），被看作是資産階級發展的極盛時期。
30年代的觀察家和新聞工作者同意這一論點，并且也為研究這一時期的大多數曆史學家所接受。
遲至1975年，瓊·切斯諾還寫道，&ldquo它的（國民黨）權力是建立在保守的管理人員和親西方的企業家階級聯盟的基礎之上&rdquo[262]。
按照這個觀點，商業資産階級，特别是上海的資本家和地主，是這個政權的主要支持者和受益者。
中國共産黨的曆史學者們，一般是采取相似的解釋[263]，隻是在修辭上謹慎地滿足于譴責買辦和官僚資本家，但是事實上是很清楚的，整個資産階級牽連到對蔣介石政權的支持；其實，這隻是一個假定。
在共産黨曆史學者眼裡，的确，正是資産階級對這個政權的支持，才賦予這個或那個企業家以買辦或官僚的特性。
誰也不知道民族資産階級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卻不可思議的從政治和經濟舞台上消失了。
最近的研究[264]，已經開始重新考慮國民黨和資産階級之間的關系這個困難的問題。
在極端的方式上，這種經過修正的觀點認為，&ldquo都市經濟的利益并沒有控制在南京政權手裡，也沒有對其産生重大的影響&rdquo；并認為蔣介石政府關心的，僅僅&ldquo從政治上削弱城市紳商，并從經濟的現代化部門牟利&rdquo[265]。
誠如我們所相信的那樣，這種經過修正的理論是有根據的。
那麼資産階級的國民黨政權看法，為什麼會如此長期的被廣泛接受呢？解釋的困難，顯然證明這個難以分析和描述的政權，确有其模糊不清之處。
當一位曆史學者失去信心時，很可能會問自己：是不是現在論述的是一個沒有階級基礎的政權。
[266]但是這種誤解，似乎是中國人自己故意促成的。
急于把中國的發展，描述為符合馬克思主義客觀規律的中國理論家們，試圖證實存在一個資産階級，無論是買辦的、官僚的，還是半封建的資産階級。
另一方面，蔣介石政府巧妙地創造一個于其最有利的形象，一個可望得到西方的同情并予以财政援助的形象。
正像毛澤東的中國宣揚節儉和友愛，把西方的激進派和左派人士弄得眼花缭亂一樣。
蔣介石的中國，也熱衷于誇大其詞的宣揚其都市化、現代化和自由化的特點。
蔣介石的資産階級特點，以說服和争取歐美民主國家，雙方都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形象。
這說明西方對中國是多麼無知，因為外國人與中國的接觸究竟是有限的，不得不依靠一個中介人或翻譯。
對于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宋子文是擔任這個角色最有名的人物。
宋氏是在哈佛大學受的教育，精通英語。
對其主持記者招待會，接待企業家和外國顧問，正如瓊·蒙内特說，&ldquo我和宋子文打交道很容易，他的文化是歐洲式的&rdquo[267]。
但是，南京政府并不像宋子文那樣關懷資本家，這對蒙内特或其他相似的人來說，就困難得多了。
在宋子文說給其外國友人所制造的神話後面，人們今天開始看到完全不同的情景，資産階級從屬于并被結合進國家機器。
一個轉變中的國家的官僚政治，其目的和手段都是不明确的，其現代經濟部門總是處在國際舞台的各種風險支配之下。
資産階級的異化
自辛亥革命以後，資産階級所享有的政治主動權，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又得到了增強，但卻被1927年後重新建立的極端權力和權威政府剝奪了。
這個官僚機構比起清朝政府，其目标是更具有野心，成功地取消了19世紀商人階級獲得受惠的社會自治權。
在抵禦這些來自政府當局侵奪權利中，外國租界隻能使用愈加脆弱和虛幻的保護。
而中國的資産階級卻别無選擇了，不管是禍是福，隻有把自己的命運系到國家機器上去。
資産階級的組織依附國民黨政權
南京政府為了使商人組織從屬于自己，在1927年至1932年間，采取分化和互相牽制的策略，展開了迫使商人組織就範的進攻：建立平行機構，改組或取消原有機構，逐漸減少資産階級的政治與社會活動。
上海是資本主義的堡壘和國民黨的總部，為這次攻勢的開展與成功提供了最好的例子。
在第一階段：成立于1927年的上海商民協會，成倍地增加了分會：這就造成了傳統法人團體間的某種統一。
從事同種職業活動的行會&mdash&mdash如絲織業和養蠶業，或豆類和稻米貿易業，都被要求改組。
采用統一的組織結構，往往和管理機構的深刻變化是一緻的。
舊式官僚被指責為名流統治論和買辦主義，遂失去人們的信任，被迫讓位給追随國民黨而獲得信任的繼承者。
政府一旦建立起對基層組織的控制，開始攻擊各商會。
在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9年3月）上，曾要求壓服商會，但未獲成功。
在上海，從1929年5月至1930年6月，以虞洽卿為首的委員會改組了總商會。
在統一商業利益的代表借口下，總商會和南道分會[268]與閘北分會合并，給商民協會的代表保留1/3席位。
居住在公共租界裡的大多數領袖人物均被撤換；而正是這些人物在20年代初，使商會成為有威信和有影響的組織。
自此以後，商界受華界小企業主和商民協會的控制，沒有能力或不願反對當權的政府，新的大上海市商會隻不過是上海市政府的一個齒輪罷了。
[269]
根據1927年7月和1930年5月頒布的法令，上海市政府[270]在中央政府直接控制下，享有極其廣泛和重要的行政權與司法權，所有上海市的商業組織都要受到上海市社會局的監督。
自19世紀以來，商業組織的發展得以掌握各都市社區的管理，現在被粗暴地扭轉了。
行會間一切職業上的争端，都要由市政府來解決；收集各種經濟統計資料，辦理各種慈善事業，也都由市政府負責。
資産階級被剝奪了自主的代表機構，失去了對地方事務的管理權，并從其傳統的活動中被驅逐出來；同樣也失去了某些反對外國運動的控制。
20多年來，資産階級曾緻力于發展這個運動，并從中得到受益。
納稅華人協會繼續抗議公共租界工部局強征稅收，不過不再是從商會的顯要人物接受指示，而是從國民黨上海市黨部的商民部接受指示。
[271]抵制運動，本來是商人抗議外國權勢的自發社會抵抗形式，政府終于試圖将其制度化。
政府得到一把雙刃劍，既可以對付帝國主義，同時又可以對付資産階級。
日軍于1927年6月登陸青島所引發的抗議運動中，學生和商人都沒有掌握主動權。
群衆團體集合的地方是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各種規定也都是該部發出，對違反規定者的處分也由該部公布。
雖然準備用來囚禁奸商的牢房似乎經常空着，但這次抵制仍然給當局一次控制商業團體的機會。
抵制的制度化，在以後的運動過程中變得更加正規。
為了反對日軍在山東登陸，1928年組織的抵制運動，從一開始就是由政府控制和指導。
5月初的《中央日報》大字标題下，内容是&ldquo萬衆憤慨反對日本出兵；在黨的領導下集中力量&rdquo[272]。
7月末，舉行的一次全國反日會議，規定了全國所有抵制組織的正當行動。
這次牢房并沒有空着，至少在漢口是如此。
[273]
1931年至1932年的抵制洋貨運動，标志着這一發展的高峰。
反對日本侵占滿洲的全國性抗議鬥争，完全掌握在國民黨當局手中。
日本在國際聯盟中竟稱，是中國當局自己組織了這場運動。
這是确實由中國當局組織的運動。
日本人引證了一份文件&mdash&mdash1931年9月25日行政院發給各省市當局的備忘錄，标題是抗日行動計劃，明确指示各級黨部，都應通過各群衆團體組織&ldquo抗日救國會&rdquo[274]。
C.F.雷默向全世界為中國辯護，說這是一次自發自主的行動，政府當局并未插手。
但雷默也承認，這次抵制運動和以往各次相比，配合得更好。
受控制的&ldquo自發&rdquo群衆運動的策略，并不是&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的新發明。
資産階級被剝奪了主動權之後，發現其長期進行的&ldquo救國&rdquo鬥争，現在卻被用來對付自己了。
事實上在1932年末，對真正的或莫須有的違反抵制規定者的懲罰，都帶有新的特點，不再像以前那樣登記在案，罰款或銷毀貨物。
現在有些秘密團體開始以赤裸裸的恐怖手段對付那些得罪人的商人。
這些團體的名稱，讓人引起曆史的回憶，如&ldquo上海除奸熱血團&rdquo、&ldquo鐵血團&rdquo等等。
在政府官員，國民黨強硬派，以及受國民黨保護的地痞流氓掌握下，抵制運動變成了威吓和進行恐怖活動的手段，變成了迫使資産階級順從國家權力的又一手段。
受到威脅的租界庇護所
租界的存在，曾經促進19世紀中國資産階級的發展；商人們在這些外國飛地裡開設商店，逃避了中國當局的高壓和掠奪。
1927年末，租界制度&mdash&mdash無論是在法理上，還是在事實上，日益受到民族複興浪潮的威脅。
這個民族複興曾是資産階級所鼓勵過的，但是資産階級卻成了這個浪潮的第一批犧牲者之一。
1927年春天，漢口和九江被北伐軍占領，英國被迫放棄在兩地的租界；于是列強都學英國的榜樣，采取了妥協政策，将33個租界中20個交給了南京政府。
[275]當然那些最重要的租界還留着，特别是上海的租界。
但外國人卻不得不将上海會審公廨交還給中國，代之以1930年設立的一個地方法院（上海特區地方法院）和一個省級上訴法院（江蘇省高等法院第二分院）。
在這些法院裡，一切外國的幹預均被排除。
公共租界内的中國居民終于在一場鬥争中獲勝，工部局中有了三名華董，1930年5月又增加到五名華董。
同時，上海特别市政府領導了一場向外國人進行的消耗戰，提出一起起案件和問題，對條約提出越來越有限制的解釋，有時将其幹脆置之不理，外國人也小心謹慎地避免使用武力。
但是外國人一次又一次的妥協，銷蝕了其獲得的特權，中國當局赢得監督租界行政的權利。
[276]
特别是中國當局成功地擴大對輿論的控制，至少控制了輿論在學校和報刊的傳播；要求所有的學校都必須政府立案，然後又要求所有的報紙注冊。
這些都辦到了。
當其重新取得對租界中國居民的司法權時，使外僑社會充分感受到自己手中行政權力的分量。
1927年4月，國民黨和上海的黑社會結盟，就進一步加強其對租界的控制；工部局的行政部門再也不能阻止這些地痞流氓了。
在杜月笙、黃金榮、張嘯林的指揮下，人數多達2萬至10餘萬的青幫分子，也都成了國民黨特務，不但追捕工會和共産黨領導人，或綁架或暗殺拒不向政府交錢的富商。
從1927年5月至8月，恐怖的浪潮席卷商界，被迫為國民革命軍向華北各省進軍提供款項。
[277]
租界越來越容易受國民黨合法或不合法的影響，對中國的居民頂多隻提供虛幻的保護。
中國商人發現其自身與19世紀的前輩一樣，在官僚機器日增的壓力下，已毫無自衛能力。
資産階級：犧牲品還是同謀者？
資本家們對遭受的剝削和屈辱提出了抗議。
1928年夏季北伐結束以後，資産階級因政治上的一些緩和而感到欣喜，并受到當時任财政部長宋子文的庇護，能夠向全國經濟會議（1928年6月）和全國财政會議（1928年7月）提出不滿和要求。
1928年10月改組後的全國商業聯合會，要求該會在立法院中占有5個席位；商人們甚至威脅，如果不滿足其要求，将停止向政府貸款。
[278]
在上海總商會改組之後，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1929年3月）制止了這些資産階級的獨立表現，資産階級也好像是放棄了反抗的企圖。
國民黨向資産階級施加的種種壓力，是否足以解釋資産階級的這種消極态度呢？能不能重新提出國民黨政權的資産階級基礎的論點，就像J.費尤米斯那樣，相信國民黨給了資本家們足夠的補償&mdash&mdash至少是對其中的一部分人，從而才得到資産階級的支持？[279]
在企業家中，國民黨政權對銀行家的個人事業和經濟利益盡力最多。
在民國初年，北京的銀行家與各政治和行政派系的關系密切，靠公債發了财。
1927年末，一直重視自己獨立性的上海銀行家，通過公債成了主要貸款人了，并由此将其事業和蔣介石聯系在一起。
從1927年至1937年，政府所借的多達10億元的内債中，大多數（50％&mdash75％）是上海銀行家提供的。
政府出售債券的價格，遠遠低于其票面值，使各銀行得到的實際利潤約達20％，大大高于8.6％的官方利率。
南京政府的頭幾年，是銀行業的繁榮時期。
但是在1931年至1932年的危機時期，市場飽和，日本侵占滿洲，中國政局的不穩定，導緻了公債價格暴跌。
接着，在1936年，政府又強行規定償還公債打折扣。
同時，政府通過1935年實施的币制改革和在銀行業中的突然行動，使政府控制了主要信貸所。
從此之後，銀行業和信貸就由國民黨官員來經營了。
一部分銀行家由于早已失去了許多特權，又沒有任何進行其他活動的途徑，隻好投身上層政壇的道路。
吳鼎昌（1884&mdash1950年）就是一例。
吳氏于1912年開始其事業，曾在銀行進行過有利于私股的改革，并按照美國模式改組私營銀行，将資源集中到四行儲蓄會。
但自1935年，吳鼎昌拒絕和私人企業的一切聯系，當了實業部長；其後在1937年，又就任貴州省政府主席。
[280]
張嘉璈（1888&mdash1979年）和吳鼎昌相似，當其在中國銀行時，不論是在北京還是在上海，都一貫捍衛銀行經營的自由思想，對上海創建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和《銀行周報》的工作起過重要作用。
作為中國銀團的首領，張嘉璈曾試圖使北京政府接受嚴格的财政控制，并進行預算改革。
在受到打擊下，張氏于1935年被迫離開中國銀行，就任國民政府鐵道部長，1942年奉派赴美研究經濟建設問題。
[281]
錢永銘（1885&mdash1958年）早在1927年選定從事政治和行政工作，反對政府對交通銀行的幹預；在1920年至1922年上海銀行同業公會力争成為強有力的政治力量時，擔任該會會長。
但錢氏很快加入蔣介石集團，接受财政部次長職務，并于1928年出任浙江省财政廳長。
[282]
還有一些銀行家參加蔣介石集團，是為了要以國民黨官員的身份保住其以前所經營企業的地位。
前中國銀行董事長宋漢章就是如此。
1935年中國銀行改組後，在宋子文控制下，宋漢章擔任中國銀行董事會執行委員會的主任委員。
在1915年至1916年，宋漢章曾盡一切可能使中國銀行脫離袁世凱的政治操縱；但在後來，卻為南京政府服務。
有一些人雖沒有參加政府，但也受到敦促，多少要在當局的直接控制下行事，并且通過接受官方業務來保全其事業。
例如陳光甫，在1937年以前，一直經營其1915年創辦的上海商業儲蓄銀行，因其與孔祥熙的關系&mdash&mdash二人在美國留學時是同學，有人說孔、陳二人是親兄弟。
這也許使陳光甫更容易接受财政部長孔祥熙對其金融活動所加的控制。
這種關系，無疑使陳光甫仕途通達。
陳氏被派往美國，就币制改革的中國白銀儲備換算事宜進行談判。
1937年後，陳光甫完全從事公職，負責中國向美國借款的工作；自1938年至1941年，複任财政部對外貿易委員會主任。
[283]
浙江興業銀行的李銘（1887&mdash1966年）的經曆，沒有發生明顯的方向改變，但也帶有較多的官員性質。
1927年，李銘被任命為公債基金保管委員會主任，保證了對内債的良好管理，提高了政府的信譽。
1935年，政府任命李銘負責改革金融部門機構的工作。
[284]
1927年至1937年，南京政府的借款政策，給銀行家帶來了财政利益，經濟部門也向銀行家敞開了官方或半官方的經營前景。
這兩個方面既鼓勵銀行家支持政府，也加快了銀行家由企業轉變為公務員或半公務員。
此外，政府通過1935年在銀行業采取的突然行動，控制了全國銀行66％&mdash70％，并沒有給銀行家留下多少選擇的餘地。
相比之下，實業家和商店主則不是被拉攏，而是一直受到壓制。
1928年開征統一消費，1928年、1929年、1930年又三度修訂海關關稅。
這兩項稅收制度，對資本課稅變得愈發難以承受。
1935年，紗廠和面粉廠大廠主榮宗敬被判為破産時，需要政府給予幫助，榮氏即向政府提出，在前此三年中共交納稅款1000萬元。
[285]穆藕初在1923年的經濟危機中，對其紗廠失去了控制，而在1929年卻接受了财政部次長的職位。
[286]但是，撇開像穆藕初這樣少數的例外，在實業家和店主當中，卻沒有大批轉入仕途的迹象。
而在金融界，這種事是引人注意的。
實業家和商店主，顯然不能像銀行家為政府的赤字提供财政支持，當然也就得不到同等的優惠待遇；1935年以前，還能在自己的企業中保持一些自主權。
當時政府隻控制華資工廠的11％&mdash14％。
[287]但是在以後的歲月中，政府在強有力的國家銀行支持下，把控制伸向已被世界經濟危機削弱了的工商部門，也沒有号召企業家們以其技術來為國家效力。
企業家和商店主通常被排擠出去，受益的是已就任國民政府的官員。
就是這樣，通過強制和授予特權相結合的辦法，資産階級被統一到國家機器中去了；企業家受打擊的最甚，而特權使銀行家受惠更多。
國民黨政權急功近利的觀念，可以解釋其為何給予資産階級中幾個主要集團以不同的待遇。
的确，現代銀行的運營，幾乎完全靠公共開支提供資金作為基金，使企業家有接受官僚政治所加調整的準備，而不可能接受中國商人和手藝人自主和合作傳統的調整。
異化了的資産階級，已經不再是自己的主人。
自此以後，資産階級的命運要由其監護之下的政府所決定。
資産階級的命運取決于政府所作所為，進而言之，取決于政府的真實本能及其對自己應起作用的看法。
對中國資産階級的研究于是轉到對南京政權的分析。
官僚集團與資産階級共生
正像E.巴拉茲曾極其生動地描述過的循環運動那樣，資産階級一旦從屬于國家，勝利的官僚機器再度壓制資産階級的創業精神。
國民黨的文職官員和對政府唯命是從的資産階級，在30年代形成的共生關系，與清末衰落時期的官僚資本主義頗為相似。
在國民黨統治下，也像清朝統治一樣，政府力圖用現代化的企業來加強其基本權威。
而高級官吏則利用在經濟發展的名義，動員人力和物力來為自己牟取私利。
但是，現代化的論題在國民黨觀念中所起的作用，條約口岸的資源在财政體系中所占的關鍵性地位，是否允許把南京政府和儒家的農業帝國相提并論呢？
從國民黨政權所進行的制度改革來看，可不可以認為官僚政治和資産階級共生，是因為企業家階層還很軟弱，國家對其臨時的放松，從而通過國家獨立和國内和平的政策來促進其發展呢？德國和日本的資本主義社會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
或者我們也許認為，國家的幹預根本就不是為了推進私人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宣告由政府實際接管其發展。
資産階級部分的被吸入官僚政府，正好與技術官僚和管理者階級形成的同時，與以企業官僚主義化為特征的清朝官方的資本主義相比，這是一個以官僚專業化為基礎的新的國家資本主義。
在國民黨内部，各種思想流派的矛盾很大，産生了各種不同的論點。
一種論點支持官僚現代化，願意與企業家進行對話，急于幫助其參加政府。
考察1928年至1933年擔任财政部長宋子文的經曆，就可以印證這個論點。
宋子文與資産階級合作的最初嘗試，可以上溯到1928年6月，為促進企業家與高級官員會見而召開的全國經濟會議。
1932年，為了争取企業界支持反對蔣介石關于軍費支出的政策，宋子文在上海總會組織了一次反對内戰的會議，這是資産階級最後一次重要的表現。
第二年，宋子文力圖讓上海資本家參加國家經濟委員會的領導，這是為發展和管理西方國家對華财政與技術的援助設立的政府機構。
宋子文在1933年10月卸去了政府職務，使之合作因而中斷，企業界遂即失去主要代言人。
實際上，國民黨政權仍然繼承着孫逸仙的教義，并因世界經濟危機的經驗，反對資本主義意識形态的強化。
在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期間，重新肯定了其對私人資本主義的譴責。
1930年以後，在自此成為支配力量的蔣介石影響下，這種對私人資本主義的譴責，由于官方的教義中融合了儒家的箴言和法西斯主義的原則，而變得更加嚴厲。
盡管這種反資本主義思潮可以從革命的曆史中找到正當理由，但卻常常是由傳統的反重商主義感情決定的。
例如1930年至1936年任山東省主席的韓複渠對此就說得很清楚，認為為了急于改善農村的行政管理，對過于迅速的工業化與城市化表示懷疑。
[288]
主張現代化的人，則在德國和意大利獨裁者尋找榜樣，在提高效率的口号下，宣揚由國家計劃和協調經濟發展。
例如中國的法西斯主義理論家和主張秘密組織藍衣社的鼓動者劉健群，就是采取這個立場的人之一。
在這些人的懲戒準則中，&ldquo奸商&rdquo被列入應從社會清除的&ldquo敗類分子&rdquo之中。
其目的是将重工業、采礦業、運輸業和對外貿易重新置于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289]；認為推行發展經濟的方針，是以其當做榮耀和國力的構成要素，其本身并非十分優先的目标。
在各種各樣的理念後面，還有許多力量在起作用，如對金錢的貪欲，裙帶關系和宗派主義。
不少高級官員隻不過把經濟建設當做個人發财的機會，最上層的夫人們尤其是如此，特别是蔣介石夫人和孔祥熙夫人。
目标的不明确導緻了政策的分歧，和平與國内安全的重建（特别是在長江中下遊），對罷工和工會運動的鎮壓，鼓勵了企業家的活動。
長期以來，商會和銀行家協會，雇主聯合會要求的一系列組織改革，政府都已付諸實施。
1931年廢除了厘金，中國收回了關稅自主權：進口稅從1929年的4％增至1930年的10％，1934年又增至25％。
1932年在上海開辦的新造币廠，為1933年3月頒布廢&ldquo兩&rdquo掃清了道路。
這個非常古老的計算單位的消失，簡化了币制，此後币制即以銀元為基礎了。
當完成貨币統一之時，适逢世界銀價上漲，迫使中國在1935年采用法币；發行法币，是由國家儲備委員會監督下，四家政府銀行獨有的特權。
[290]
1928年，新的中央銀行和半官方的交通銀行、中國銀行和較晚創立的中國農民銀行[291]，均置于政府的權力之下，将現代金融部門加以改組。
中央銀行從外國人手中收回了對海關收入的保管權，日益增多的收入遂充實了該行的資金。
1933年，上海票據交換所從彙豐銀行手中接管了銀行之間的結算業務。
自1911年以來，厘金的負擔，關稅不能自主，貨币與金融體制的混亂，一直被指斥為妨礙現代經濟部門發展和資産階級興盛的原因。
南京政府的改革廢除了這些障礙，但是馬上卻又制造同樣大的障礙。
在政府管轄的地區，厘金廢除了，卻代之以繁多的産品稅：卷煙稅和面粉稅（1928年）、棉紗稅、火柴稅和酒稅（1931年）、礦産品稅（1933年）等。
新收回的海關自主權所起的作用，主要不是保護本國工業，而是為了充實國庫，對原材料、機器和成品都一律科以同樣的進口稅。
銀行體制的合理化與集中化，導緻了1935年11月等于國有化的實然行動；确立紙币制度，使政府在未來能用增加發行來彌補赤字，但同時也為長期的通貨膨脹開辟了道路。
的确，資産階級所尋求的全部改革，好像都反擊到自己身上。
盡管注意到某些表面相似之處，但卻不能把南京政府的政策，與明治維新時期日本領導人的政策相比。
即使國民政府這些改革曾在有時候有利于資産階級的活動，但是主要目的也不是要建立有利于私人企業組織的體制。
這些改革提供了充分證據，說明其對此并無興趣。
在1932年至1935年工商業蕭條之初，政府不曾給工商業以任何幫助，就是最毋庸置疑的證明。
能不能因此找到南京政府的國家資本主義開端呢？1935年11月銀行的準國有化本身，并不等于對主要經濟活動的控制，因為在中國，現代金融部門的興起，主要是靠公共支出提供資金，而不是靠生産投資。
但是銀行國有化卻大大增加了政府幹預工商工業的機會。
在經濟危機壓力下，工商界自己也要求政府幹預。
這種幹預最初采用貸款形式；遲至1935年，才成立在杜月笙控制的工商業救濟貸款委員會，分配了2000萬元的貸款。
[292]于是中國銀行在新任董事長宋子文的推動下，控制了大約15家紗廠（總計約占中國紗錠數的13％），并将幹預擴展到輕工業的各領域：卷煙、面粉，稻米的加工與貿易。
在孔樣熙控制下的中央銀行，相對來說不是那麼活躍。
但是在這兩個例子中，公私利益錯綜複雜的糾纏在一起。
例如，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是私人企業中國建設銀公司的主要股東。
這家公司創建于1934年，為中國企業吸引外國投資；在1935年以後的主要任務，是在國營銀行和主持發展項目的政府部門&mdash&mdash如财政部和全國經濟委員會之間充當中介人。
後來發現孔、宋這兩位高級官員及其家族，也在該公司進行私人投資。
孔祥熙聯合杜月笙一起創辦的啟新公司，對公債、黃金、棉花和面粉進行投機。
此外還有很多合營公司，其中有些是贖買處境困難的私營企業，例如，南洋兄弟煙草公司到1937年末，宋子文成了該公司最大的股東。
其中還有許多&mdash&mdash中國植物油料公司、中國茶葉公司、上海中心漁業市場，是1936年至1937年任實業部長的吳鼎昌直接組織的，都得到各省政府的合作，并由通常屬于政府幾個派系的私人資本家予以财政支持。
這些公司能得到财政津貼，享有壟斷權和其他特權，常常擠垮與之競争的私營企業。
[293]
隻有蔣介石任委員長的軍事委員會直接領導下的資源委員會，奉行了充公政策，其結果是大部分重工業和采礦業都由政府控制。
嚴格地說，經濟的公有部門仍舊是有限的，但是不能将不屬于公有部門的工商業，看作純粹私有部門的組成部分。
在這些企業中，握有各式股權的政府高級官員所起的作用，使其性質很不明确，這是官僚主義的特點。
盡管國家利益和官吏們的私利之間存在舞弊和混亂，遭到曆史學者們的普遍譴責，但卻不能據此給這種體制下定義。
而且和19世紀&ldquo官督商辦&rdquo企業的相似之處，也隻能說明部分問題。
1930年的官僚們，和1880年的清代官吏是不同的。
盡管有些人想在吳鼎昌與清代總督之間尋找相似之處，但發展後面的動力卻來自中央，而且隻限于少數最高級官員（即使不限于共産黨史學至今仍堅持的蔣、宋、孔、陳四大家族）；其中最活躍的人物，都曾在國外受過教育，對現代世界及工業方法和财政方法的了解，遠非清朝的先輩們所可比拟。
這個官僚集團（至少包括中央政府的上層），由于吸收金融和經濟專家，即加速了其自身的發展。
企業資産階級的衰落，與這個官僚集團的現代化是同時發生的。
出于政治策略上的原因，共産黨的曆史學家們将這兩種現象緊密聯系在一起，将企業資産階級視為官僚集團現代化的結果，并号召資産階級團結起來反對國民黨政權。
盡管如此，但也不能肯定這個雙重發展不遵循普遍的規律；一個巨大的農業國的經濟與技術起飛，必然會有規律。
資産階級在其黃金時代已經證明，沒有能夠維持（或恢複）團結與民族獨立的國家機構，這種起飛是不可能的。
既然中國的曆史傳統不允許強大的（或相當強大的）政府，與多元化社會中各種自主集團同時并存，因此，和官僚共生就成了資産階級求生存的唯一可能形式。
在許多方面，資産階級&mdash官僚混合體，更接近于今天社會主義政權下的&ldquo新階級&rdquo，而不像西方的自由資本階級。
因此，在評價資産階級&mdash官僚混合體時，既不能根據其和私營企業的關系，也不能根據其道德上的腐敗（在所有&ldquo新階級&rdquo中，腐敗都以各種形式普遍存在），而應根據其是否能夠确保國家經濟的發展。
這種混合體是否要對道格拉斯·S.帕俄和易勞逸[294]所指責的停滞負責呢？是否應該将拉蒙·H.邁爾斯[295]和托馬斯·G.羅斯基[296]所描述的功能，應歸功于這種混合體呢？南京10年的經濟平衡表含糊不清，更增加了分析的困難。
不過這種含糊不清，主要涉及農村的演變。
上述諸人對規模不大的現代經濟部門的進步，看法是一緻的。
張長治編寫的工業生産指數表明，南京10年的增長率為8％&mdash9％，其發展速度和民國時期的大部分年份（1912&mdash1937年）相當。
此外，T.羅斯基還是堅決認為，在這一時期内發展中工業，在質量上有進步。
不過在這普遍發展趨勢之下，出現了與20年代相似的周期。
在戰後的經濟奇迹之後，是1923年至1924年的經濟危機，因三年的革命與内戰而延長；到1928年末，現代經濟部門又經曆了一個新的繁榮時期，直到1932年又一次危機。
在1935年，1/4的中國工廠都停工了，到1937年中日戰争爆發才正式複工。
在30年代，也和20年代一樣，這些經濟波動主要是由外界事件決定的。
在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白銀大幅度跌價。
在1928年至1931年的時間内，國際市場上銀價下降了一半以上，這實際上等于中國貨币貶值。
其結果是刺激了出口，從而補償了西方經濟危機的影響，并刹住了有些商品的進口；對于不足以保護本國工業的關稅，也起了補救的作用。
1931年的英鎊貶值和1934年的美元貶值，引起銀價急劇回升；物價下跌對中國制造商立即産生影響。
但是在條約口岸，進口商極力将價格維持在前一時期的水平上。
白銀在中國的購買力，不如在外國市場上升得那樣快；這個差距，引起白銀的大量外流和猛烈的通貨膨脹。
這種通貨膨脹與收縮的浪潮，加上日本入侵滿洲和上海，比起其他所有的因素，都更強烈地動搖了30年代各條約口岸的經濟。
和這種總是從屬于國際市場現象相比，官僚勢力的複起和企業資産階級的衰落，其重要性都是次要的。
不是官僚主義化妨礙了現代經濟部門的起飛，最終妨礙了企業資産階級的發展，而是作為國家的中國太衰弱了。
不進行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使國民黨的資産階級與官僚共生的政權，帶有城市色彩的現象，不可能為經濟的真正現代化開辟道路。
中國資産階級（無論是作為20年代&ldquo自由而西化&rdquo的古典型資産階級，或是作為30年代官僚化的資産階級）的失敗，源出于一個更加普遍的原因，也就是使經濟起飛失敗的同一原因。
如果我們抛棄自由主義者的希望，即把資産階級看作第三種力量源泉的幻想，也抛棄馬克思主義的信條，即誇大的把資産階級看作革命發展的必然階段，那麼，是否有必要把中國資産階級的經曆，看成隻不過是曆史中偶發事件&mdash&mdash一個不會再次出現的插曲呢？在以後的革命階段中，資産階級作為一個階級被消滅了，但是一種傳統卻留存了下來，又是具有城市的、現代主義的、民主和世界性的傳統。
這種傳統&mdash&mdash向世界其餘部分開放的民族發展傳統，激勵着後世的現代化官僚。
中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