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是劃分和分析過去的呆闆而含糊的工具。
無論怎樣精心推敲，近代中國曆史的特點，不可能用寥寥數語來描述。
用得過濫的&ldquo革命&rdquo一詞，有時還不如&ldquo複興&rdquo有用。
而&ldquo近代改革&rdquo，其含義無非就是&ldquo貫穿近時的變化&rdquo，讓我們仍然不清楚究竟是什麼&ldquo時間&rdquo。
不過撰寫這套書第10卷到第13卷的28位作者，每一位都是以不過于簡單化的水準，提供中國從1800年到1949年這一個半世紀的事件和趨勢的概況。
就一些範圍不那麼廣的概括作出範圍更廣的概括，無疑是曆史學家的主要職責，但這四卷的大多數作者都會同意這樣一種看法，即概括的範圍廣一些，很可能離事件具體的事實就遠一些。
根據這種觀點，以包羅萬象的各個過程（如進步或近代化）或以必然的各個階段（如封建主義、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前提，一般地說是屬于超曆史的信仰領域。
盡管我們無須讓那些喜愛這類名詞的人放棄它們，我們還是可以認定這類名詞是超越理性的信仰問題。
[1]
然而，在不很全面的層次上，社會科學的概念能幫助我們闡明曆史事件。
曆史學本身雖不是社會科學，但它的任務是陳述過去發生的事情，并綜合我們今天對這些事情的認識，使我們的認識成為一個整體。
為此目的，隐喻長期成為闡述曆史的主要文學手段。
城市陷落，戰争結束，希望飛騰，起義的條件已經成熟，進步的前景越來越暗淡，等等，等等，我們主要使用來自感官的隐喻描述社會事件。
同樣，社會科學家也不得不用文字寫出結構、水平、下降趨勢、加速或平衡。
然而，來自社會科學分析的中間層次的概念，卻越來越多地被用來闡述事件是如何發生的，把一個事件同另一個事件聯系起來。
例如，第12卷第1章提出&ldquo海洋中國&rdquo&mdash&mdash一個與&ldquo大陸中國&rdquo不同的生态、經濟、政治和文化地區的&mdash&mdash概念，可以用來描述外國影響進入中國社會的渠道。
在這個框架中，本章首先論及大陸中國。
而且，由于第10、11和12卷主要論述政治史、經濟史和思想史，本章力圖闡述迅速發展的社會史領域的新近成果。
讀者會立即注意到，通常把&ldquo中國&rdquo作為單一實體來對待的嘗試，正在為詳細研究所揭示的諸多情況所減弱。
區别于外部世界的&ldquo中國文化的差異性&rdquo，雖仍在打動旅行者的心，但這一陳舊觀念卻正被中國國内所發現的各種亞文化群所打破。
&ldquo中國文化&rdquo作為（中國獨特的經濟、政體、社會結構、思想以及價值觀交互影響所創造的）可視為同一的構成模式，在近代國際接觸的進程中，變得不是那麼獨特的和可以視為同一的了。
随着我們知識的增長，概括變得更加困難，而不是更容易了。
然而我們敢以高度的概括來開始，斷言20世紀的中國革命在兩方面有别于所有别國的革命&mdash&mdash人口規模更大，面臨的變革更廣泛。
中國的人口規模往往使革命放慢速度，而其廣泛的變革也往往延長了革命。
讓我們首先研究連續不斷的事件。
中國在19世紀經曆了一系列的叛亂（白蓮教，1796&mdash1804年；太平天國，1850&mdash1864年；撚軍，1853&mdash1868年；回民，1855&mdash1873年）和一系列的對外戰争（英國，1839&mdash1842年；英法，1856&mdash1860年；法國，1883&mdash1885年；日本，1894&mdash1895年；1900年的義和團國際戰争）。
在20世紀接踵而來的是一系列革命：結束古代君主制度的1911年的共和革命[2]，建立國民黨獨裁的1923&mdash1928年的國民革命，1949年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共産黨革命和1966&mdash1976年的毛澤東的&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
地圖1 中國地形圖
這些裡程碑表明，在滿族的清王朝統治下的中國舊秩序結構極為牢固，自我維護極為巧妙，能夠經受住一個世紀的民衆叛亂和外國入侵。
然而，正是它本身的力量否定了它。
它對工業主義與民族主義近代運動的适應，對科學和民主的适應是如此緩慢，以緻最終必然讓位。
規模宏大促成了這種緩慢。
例如，在19世紀80年代架設電報線路之前，北京與省會福州和廣州間的通信，依靠的是官方騷站，一趟至少需要兩個星期。
清帝國無法作出迅速反應。
19世紀帝國主義的多次戰争，主要取決于中國周圍的外國海軍力量。
例如，四川的5000萬人（現在為1億人）甚至在1937&mdash1945年也未受到日軍的侵襲。
中國的&ldquo四萬萬&rdquo人口（現在為10億人）到不久以前，一直沒有通過掃盲、報紙、電信，或乘輪船、火車、汽車旅行的方便而成為一個整體。
在這塊土地上，農民生活的變化隻能是緩慢的。
對近代中國變革的理解，是線性模式解釋和循環模式解釋兩個曆史學派之間争論的問題。
線性觀點，強調近代增長的影響不僅在人口和經濟方面，而且特别在生産技術、政治民族主義和科學思想方面；所有這一切，都有助于一些人想象為&ldquo近代化&rdquo，而另一些人則願意稱之為全面革命。
循環觀點，看到一些方面的反複：中央政權的衰落，内戰和外國入侵，普遍的混亂和貧困，中央政權的軍事複興，謀生之道的恢複與發展。
我們傾向于認為這兩個模式在不同結合中相互交叉。
革新與複興并非互不相容。
近代中國采用外來的經驗，但更多的還是采用自身過去的經驗。
從1800年到1949年，中國文化的差異性盡管已在減弱，仍頑強地繼續存在。
包括在漢字書寫系統（日本、朝鮮和越南靠增加它們自己表示語音的系統而擺脫出來）之内的中國偉大傳統的種種載體，像清朝保持它的統治權一樣，頑固而巧妙地保持其獨特的文化的同一性。
事實上，中國的古老國家與古老文化的共生現象，是它們共同長久存在的一個秘密。
假如我們看一看中國的思想和意識形态領域，就會發現儒家學說的信條曾使北京的帝國統治和農村的家庭家長制合法化。
王朝君主政體隻是在儒家學說被進化論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信條破壞之後才解體。
[3]國家間适者生存的觀念，意味着滿族統治者和極其莊嚴的儒家學說都缺乏領導中國的能力。
情況很像法國革命，不是依靠啟蒙思想，而是必須往回走得更遠，從抛棄柏拉圖、亞裡士多德、笛卡兒以及聖母瑪利亞開始。
正如一個政治學家所評論的，&ldquo總體革命，如法國在1789年開始的革命，或是在本世紀曾改造中國的革命，目的都在取代全部價值結構與改造全部分工。
法國在1789年與1797年之間，人民使用暴力來改變土地占有、征稅、職業選擇、教育、聲望象征、軍事組織，實際上還改變社會制度的其他每一個特征&rdquo[4]。
在中國，這種表述甚至還可以更進一步。
中國革命的廣泛性，在其對中國全部曆史的重新評價中可以明顯地看出。
引導中國走向工業化和現代軍事裝備的現代科學和技術來自外國，實際上來自帝國主義的西方。
這一事實把中國一代革命者，置于比歐洲革命者（更不要說美國了）所曾面臨的更大的窘境。
美國政治領導人可以引用英國權威的言論，支持他們的革命行動。
法國革命者能夠在他們的歐洲傳統中找到支持。
對于20世紀初的中國政治領導人來說，相比之下，證明他們革命有理的思想權威卻大多來自國外&mdash&mdash而這個革命竟是在一切以自給自足聞名的國土上！這種條件下的革命不管是盧梭的，洛克的，穆勒的，馬克思的，或者是克魯泡特金的，就最完全的意義上說，都是颠覆舊中國的革命。
在實現民族主義要求的同時，革命還對中國曆史成就的價值提出異議。
這些思想上的革命要求，很難為許多愛國人士所接受。
事實上，要求科學和民主，甚至對孫逸仙那一代的許多人來說，也具有過激的含義。
這樣的轉移離傳統太遠了。
對懷戀中國過去富強的愛國人士來說，談論複興要好受一些。
舊瓶裝新酒，其他革命的後期也曾發生過。
我們今天關于中國革命的曆史思考，必然是多渠道的，要使用來自經濟學、社會學、人類學、政治學、文學等等的分析概念。
我們發現在各有關學科中，許多中間層次的概念是很有用的，但是，在一種渠道上似乎有支撐作用的分析模式，可能在其他渠道上沒有确切對應的分析模式。
甚至在它們之間還可能出現某些不一緻。
鑒于每條分析線索都分階段，我們先研究分期。
變革與連續性：分期
盡管連續性很多，中國自1800年至1949年還是經曆了種種巨大的變化。
政治制度，特别是國家與社會的關系，決定性地改變了。
古老儒家的社會結構削弱了，出現了新的社會階級。
經濟的某些部分納入了世界貿易；工業化在城市開始。
知識研究擴大了範圍；這種研究通過對外國觀念的選擇和适應，再次得到調整。
農村生活盡管以大體相同的模式繼續，卻不時為自然災害、騷動、叛亂和戰争所打亂，終于導緻革命。
面對這個國家的規模和地理差異、地方社會組織的不同以及不同領域内發展的不平衡，要努力找到這整個變革動态的單一進程或關鍵，難免要失敗。
不過，把這一個半世紀分為幾個較短的時期，以便揭示某些趨勢或主題，并且揭示一些重要的連續性的中斷，還是可能的。
根據鴉片戰争開始了一個決定性的西方沖擊時期，而把中國近代史的開始定在1840年，這可能過分強調了與變革的國内原因相對立的國外的原因。
我們甯願以1800年作為18世紀繁榮、擴張、自信的中華帝國與19世紀分裂和混亂的中國之間的分界線。
我們分辨出四個時期，分别由這套書中的一卷讨論：1800&mdash1864年，1865&mdash1911年，1912&mdash1930年，1931&mdash1949年。
1800&mdash1864年
地圖2 中國民國各省
第一個時期，以19世紀中期的主要叛亂在60年代中期被平定為止，顯示出許多可視為王朝沒落的傳統征兆：例如水運系統和河防系統開始毀壞失修，部分地由于無人管理，但是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也由于過分擴張。
18世紀在湖南中部圍湖，修建了過多的堤垸，以便為不斷增長的人口造出更多的農田，這就限制了航道，阻塞了排水通道，導緻洪水長期淹沒這個富庶的農業區。
沿長江各地，官吏與鄉紳的利益沖突，阻礙了堤壩的修複。
其他地方的河防系統，也同樣遭受利害沖突和舊設施損壞之苦。
一場最大的災害，是1853年的黃河改道，此後事實上從未恢複控制。
[5]
大城市官吏的腐敗在18世紀末已達到頂點。
乾隆朝是在普遍的騷動中結束的：暴亂、抗租、抗稅、由信仰太平盛世異端邪說的教派和社會經濟脫節所激發的叛亂。
1813年一次其他小教派的暴動攻入皇宮[6]，使朝臣和京城的官吏為之震驚。
[7]到50年代末，叛亂嚴重地顯示出要推翻清朝的預兆。
邊疆少數民族發動叛亂。
[8]海盜在沿海出沒；西方國家開始襲擊沿海城市，并強索政治與經濟的特權。
面臨這些問題，政府表現得軟弱無能。
政府軍隊鎮壓不了叛亂，稅收不夠支付鎮壓叛亂的費用。
大運河漕運的困難，威脅着北京的糧食供應。
19世紀的幾位皇帝，與他們才氣煥發而堅強的前輩相比，表現得怯懦和無能。
官吏的貪污腐敗和玩忽職守普遍存在。
用新組建的地方軍隊鎮壓大規模的叛亂，表明權力分散正在發展，而通貨緊縮促成了政府的财政困難以及更普遍的經濟萎縮。
然而，朝代循環走下坡路的趨勢的慣例，包括不了這個曆史時期的兩個主要方面。
首先，人口增長到了真正空前的水平。
中國在1750年有2億&mdash2.5億人，而在1850年為4.1億&mdash4.3億人。
[9]這種增長的經濟、社會、政治及行政影響，性質上已不可能是簡單的循環。
其次，得力于工業技術與西方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帝國主義的西方，提出了比中國先前遊牧民族入侵者更帶有根本性的挑戰。
僅僅這兩個因素，就意味着變化會超越循環模式。
19世紀中期，接連不斷威脅舊秩序的叛亂失敗了。
重新組建起來的擁有優勢火力的政府軍隊，在19世紀餘下的歲月裡，限制住了民衆動亂的範圍。
然而促進變化的推動力并未因此被切斷，而是在其他渠道重新出現。
1865&mdash1911年
在第二個時期，發展和革新比衰敗和沒落變得更為突出。
當然，衰敗和沒落并沒有消失。
例如19世紀70年代末，在華北平原洪水引起了饑荒；在20世紀的頭10年間，洪水又出現在長江流域和淮河流域。
在19世紀中期的幾次叛亂結束之後，農村的騷動減少了，但是1890年以後再度增加；與此同時，反清的秘密會社也發展起來。
然而，王朝衰敗的這類現象，又伴有延續到20世紀的新的發展。
使人震驚的帝國主義軍事威脅，激起了中國人想通過西方式的工業化和建立現代軍隊以求自衛的努力。
新型的官僚企業家和受過教育的軍官出現了。
在條約口岸出現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産生了買辦、商業資本家、專業人員和産業工人。
與城市裡這些新的社會階級出現的同時，在19世紀80年代，愛國精神所激發的由條約口岸報紙傳播的真正輿論，變成了一個政治因素。
在19世紀90年代的改良運動中，學者名流中間創立了行動主義的政治組織。
這時，各類上流人士與政治當權者發生沖突，并與之疏遠。
有些人轉向外國的榜樣和思想，既謀求增強國力之道，也為了追求政治的或個人的目的。
結果是知識研究的範圍和性質大為擴大，從而對儒家世界觀及社會秩序的基本信條提出了質疑。
[10]
19世紀中期的主要叛亂，起源于邊緣或貧困地區：客家人聚居的廣西丘陵地帶，洪水肆虐的淮北平原，西南苗族部落的故土以及西南與西北的回民區。
然而，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主要的政治活動出現在富庶的經濟中心地區：珠江三角洲，城市化了的長江下遊，擁有富庶的農業區與新出現的工業中心的長江中遊。
主要活動家也包括業已分化的上流人士中的新的社會集團。
清朝的最後10年間，中央政府的官僚首領與有地方根基的社會名流的競争，在中國的政治上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
改良與改革風行一時，均為雙方所接受。
問題是國家新的更大的政治和經濟潛力，應如往日一樣繼續集中在官僚君主政體中，還是應該讓這種潛力擴散，以便政策能反映政府以外上流人士集團的主動精神。
這個問題預示了國家對社會的關系的重大變化。
這種變化保證辛亥革命不會隻是又一次王朝更疊。
1912&mdash1930年
許多人斷言，辛亥革命幾乎沒有改變農村的社會關系；有些人甚至懷疑它到底是不是一場革命。
的确許多社會連續性經過辛亥革命仍然存在。
工業繼續在中心城市&mdash&mdash例如天津周圍、南滿以及長江中下遊和華南沿海&mdash&mdash增長。
盡管中央權力解體，軍閥之間征戰不已，但有些省份，如浙江仍比較穩定，得以免于戰禍。
甚至有的地方，如廣西雖時有戰争，卻常能不誤農時。
政治活動與政治組織仍然集中在城市。
然而，随着新趨向的延續，程度上的不同逐漸變為性質上的不同。
近代經濟部門比農業經濟部門發展得更快。
新的社會階級借助于青年和婦女的解放，繼續改造舊的社會結構。
同時，鄉土文學與民間報紙，思想争論與動員群衆的思想，越來越有影響。
皇帝與舊政權結構的消失，改變了法統，而且深刻地改變了政治的性質。
漢族的民族主義&mdash&mdash對中國的明顯的關切&mdash&mdash代替了對皇帝的王朝的效忠。
其次，由于沒有王朝制度，軍權變成了更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超過了太平天國叛亂結束之後所曾起過的政治作用，而且運用起來不受文官的控制。
這樣的自由，在清王朝下是不可能的。
但是由于軍權太分散，難于赢得對全國的控制，于是出現了這個時期的第三個主要變化，即不當權的城市上流人士努力動員下層階級投身于政治。
這種政治參與的擴展，是力圖鼓勵并控制這種動員的新的超黨派組織所企求的。
與之相伴随的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新政治思想體系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
革命的目标與激進主義的性質都有改變。
辛亥革命主要是一場上流人士反對中央集權的官僚君主制度的叛亂。
政治激進主義從支持反對清朝政治結構的民族主義和種族的主題開始。
社會激進主義也起而反對儒家權力主義的家庭束縛。
這一傾向終于發展到個人主義，要求進一步解放青年和婦女，熱衷于新文化運動的科學和民主。
接着，在&ldquo五四&rdquo運動期間，激進主義被用階級的說法，重新解釋為推動工人和農民反對軍閥、資本家和地主的要求。
革命的意思如今既是擺脫&ldquo帝國主義&rdquo束縛的民族解放，又是反對&ldquo封建主義&rdquo的階級鬥争&mdash&mdash激進分子力圖把這兩個目标結合起來，而保守分子則力圖使之分離。
在20世紀20年代中期，通過把軍事和政黨組織與反帝的愛國精神結合起來，又和在城市知識分子領導下被動員起來的工農結合起來，革命擴大了範圍。
國共兩黨的聯合與北伐，無疑是這一時期的最高潮。
1927年中國共産黨及其同盟者國民黨左派和國民黨右派的決裂，揭示了兩者目标上的矛盾；這個矛盾曾因兩者共有的民族主義和共同反對軍閥而暫時掩蓋起來。
僅僅控制大約兩個省份的南京政府當局對下述問題懸而未決，即由新的官僚體制的現代化國家完成變革，還是在更平等和不那麼集權的基礎上，繼續動員更廣泛的政治參與去完成變革。
[11]
1931&mdash1949年
20世紀30年代初，有三個事件深刻影響了中國曆史的進程。
第一，在1931年，世界經濟蕭條對中國的打擊。
英國和日本放棄金本位，迫使中國的銀本位貨币驚人貶值，而美國政府的收購使中國的白銀大量外流。
生絲及其他出口貨物的國外市場價格暴跌，日貨的傾銷使中國搖搖欲墜的棉紡織業受到打擊。
農産品價格在商業化的中心地區，比普通商品價格下跌得更快，跌到1929&mdash1931年水平的一半左右，既損害了農民，也損害了地主。
[12]資本缺乏，利率上升，城市工人失業，政府稅收遇到各種問題。
1931年長江流域的嚴重洪水，1934年同樣引起災難的旱災使國民黨處境更加困難。
盡管在1936年有些複蘇的迹象，但經濟的改善又為日本的進犯所阻止。
在20世紀40年代，惡性通貨膨脹破壞城市中層階級的生活，而且使國民黨政府的财政陷于大混亂。
農業地區趨于經濟自給自足。
第二，日本人在1931年9月占領沈陽，侵占滿洲，建立傀儡政府，控制河北，并于1937年發動全面侵華戰争。
日本占領的是沿海最發達地區，而不是全中國；這種狀況完全改變了國共兩黨政治鬥争的條件。
問題變成了哪個黨能在這個國家的農業比較重要而現代化程度較差的地區，最充分地動員民衆，建立軍事力量。
戰争使這種競争從官僚政治的現代化轉向社會革命。
第三，中國共産黨1931年初在江西建立蘇維埃政府，而經長征逃到陝西後，在毛澤東領導下于延安建立了新的政權。
盡管存在政策搖擺不定和黨内權力鬥争的長期曆史，中共建立了以農業地區為基地的革命運動。
在抗日戰争時期，農民在許多根據地參加了革命過程，重新組織農村社會秩序，改組政府，使政府進一步參與社會。
這種革命最後于1949年從農村中脫穎而出。
中國經濟的增長和變革
中國經濟在19世紀和20世紀的情況如何，一直是個主要的讨論焦點。
這類問題之所以複雜，因為當時的經濟既反映了諸多原因造成的種種短期的不穩定性和并非與過去全然無關的進展很慢的内部變革；也反映了西方貿易和帝國主義的外部沖擊。
讨論19世紀的經濟，有一種方法是回溯幾百年去考慮商品化、城市化和貨币化的過程，或是考慮農村的社會關系與土地的占有的變化；這些至少可追蹤到16、17世紀的明代。
[13]盡管有些曆史學家甚至仍在争論，晚期帝國的經濟及社會結構的輪廓是不是在宋代固定下來的，可是，其他學者則把注意力集中在19世紀西方國家的入侵上。
20世紀以前的資料貧乏和較近期數字的不完備可靠，妨礙了分析工作。
區域的多樣性與缺乏國内的統一市場，意味着總數字有可能掩蓋重要的區域差異，而局部的研究又難免失之于描述非典型狀況。
情況如此，曆史學家無法取得一緻的看法。
然而，我們确實需要考慮這些問題的争論，如帝國晚期經濟的性質，帝國主義的沖擊，20世紀經濟在何處并是怎樣發展起來的，以及農村生活水平是否并以何種方式處于惡化之中，等等。
對如此廣泛的經濟問題作出的答案，也已影響社會和政治史的解釋。
因此，這些經濟問題構成了邏輯上的出發點。
中華帝國末期的前資本主義商品化
在清代，商品化滲入了農業經濟。
絕大多數從事耕作的民衆，可以自由遷居和聚集在相互聯結并通過市場結構與更大的貿易中心聯結的小村莊裡。
農民很可能既生産基本糧食作物，也生産商品、手工業品來補充他們的收入和購買一些家庭必需品。
地區間長途販運基本商品，補充了地方商業。
例如，到18世紀，江蘇和浙江已不再生産足夠的稻米來養活其大城市的人口，而由長江中遊肥沃的農業區來供應。
[14]在條約口岸開放很久以前，沿海及長江流域的區間大宗貿易就已存在。
在上海和甯波地區，在清代，特别是從18世紀後半期起，集鎮數量大為增加。
原野上逐漸布滿一些集鎮，表明鄉村經濟與大城市中心逐漸成為一個整體。
[15]
當然，商品化及與之相關的城市化，沒有均衡地在全國各地發生。
人口密度與城市的發展，以在長江下遊為最高。
某些估計提出，這一地區盡管太平天國叛亂時期人口大量死亡，但仍然保持了它的領先地位；并且城市化最快與最慢的區域之間的差距，在19世紀擴大了。
[16]長江下遊持續不變的經濟中心地位表明，這是個發展的核心區域；先是從國内其他地方運進糧食，後來又從國外輸入糧食，并把該地的貨物分散到其他區域的市場。
商業的發展促進了各種配合的組織，這些組織到19世紀已很複雜精細。
專門化的商行與經紀人，經營不同方面的商品生産。
同業公會及同鄉會的會館制定商業的常規，并為商人提供幫助。
金融機構随之發展起來，滿足不同範圍的需要。
最早的金融機構之一，是山西商人發展的網狀組織，以便用票号彙票給地區間的交易提供資金。
在19世紀，另外一種通過錢莊的信用延長制度也發展起來，以便為成長中的沿海貿易提供資金。
這類重要的機構，在整個民國時期繼續與規模更大的西方式的銀行一道繼續發揮作用。
較小額的交易，則可通過當鋪和押行通融。
同時，大量的商業習慣法也被制定出來，用以規範商業業務。
[17]
在18世紀大部分時間内，農産品和手工業品的總産量顯著地增長。
這種增長得力于人口的增長、可耕土地的利用、&ldquo最佳&rdquo農業技術從先進地區向落後地區擴散，和對勞動力一般沒有人身限制。
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曆史學者進一步提出，在19世紀從國外引進現代工業之前，明末和清初的經濟是否開始了有本土&ldquo資本主義&rdquo發展傾向的性質上的改革。
他們的研究着重&ldquo生産關系&rdquo的改變。
從以下方面舉出了生産資料所有權與勞動者分離的證據：采礦中有商業投資和使用雇傭勞動；在華北和長江下遊，地主和富農使用雇工經營農業；在絲織業的生産組織過程中，有類似歐洲原始資本主義生産制度的迹象。
[18]
然而，這類迹象合乎&ldquo近代&rdquo以前經濟增長的典型模式：人口與總産量均在增加，但人均産量沒有持續增加。
我們不能說糧食與手工紡織品生産的增長，或貿易及市場範圍的擴大快于人口的增長。
&ldquo資本主義&rdquo&mdash&mdash或者不妨說，以人均及總産量增加為特點的&ldquo現代經濟增長&rdquo&mdash&mdash未在近代歐洲早期（或兩世紀後明治天皇時的日本）出現，是由于僅僅在财産所有制的形式上有了改變。
同樣重要的是科學技術&mdash&mdash包括金融、投資及管理方面的&ldquo技術&rdquo&mdash&mdash的發展，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說，也就是&ldquo生産力&rdquo的改變。
正是在連續運用投資及再投資新方法的基礎上，歐洲才進入資本主義時代。
可以舉出一個強有力的實例&mdash&mdash既是歐洲的也是日本的&mdash&mdash現代經濟增長的關鍵性的起點是&ldquo農業革命&rdquo，也就是切斷了人口規模和糧食生産間古老聯系的技術和組織上的重大進展。
18世紀中國土生土長科學技術的最重要的方面，是對宋代發明的完善。
[19]在有顯著發展的地方，這些發明顯然都未能加以擴散或應用。
限制中國&ldquo近代&rdquo以前科學技術的因素，似乎和它的相當大的成就一樣地突出。
要對這個重要問題作出解釋，怕已超過我們現在的能力。
但是，即使技術的改進增加了生産，例如谷物的大量增産，也很可能由于清代初期人口&mdash土地的比例已經很高，很難使人均産量輕易地增加。
這正像17世紀歐洲的低地國家[20]的情況一樣，由于人口密度過高，采用在人口稀少的英國促成農業革命的新技術在那裡并非有利可圖。
中國曆史學者所發現的農業和手工業中的&ldquo資本主義萌芽&rdquo的例子，或者說就全國而言，在量上是重要的；或者說這些例子接近于沿着資本主義方向啟動社會&mdash經濟大改組，似乎都是可疑的。
中國19世紀的經濟可以更恰當地描述為相當商業化的農業經濟，這種經濟在&ldquo近代&rdquo以前的技術範圍内，是高度&ldquo發展的&rdquo。
它經曆的變革是很有限的，卻照樣能在原有的框架内調節社會和政治的結構。
經濟停滞
由于中國經濟自身未曾經曆過制度的大改組或技術的突破，由此導緻可與近代歐洲和日本相比的人均經濟長期持續的增長，注意力便集中在阻礙這種變革的因素上。
衆多的解釋一般可分為技術論和分配論兩類。
後者關切剩餘産品在民衆中的消費，并較重視各種政治、文化和曆史的阻礙作用。
[21]
分配論者和技術論者均認識到人口增長的重要性，雖然他們對影響的估計各不相同。
似乎很明顯，伴随17世紀和18世紀産量增長的是單位面積農業生産率的顯著上升，這是采用了良種和更好的耕作方法，以及增加耕地和收獲面積的結果（後者是推廣雙季耕作的結果）。
但是，采用傳統方法增産的可能性終究很小，而且在某一時間點上（大緻估計在18世紀末和20世紀初之間），農業單位面積的産量開始停滞，并落後于人口的增長。
[22]這種停滞部分地是由于沉重的人口壓力造成的，它可以破壞生态平衡（如在湖南修築堤垸過多，造成洪水泛濫），[23]或導緻土地占有的不經濟的分散，降低農民的生活水平，以及産生流動的農村貧民的社會邊緣階層。
豐富的廉價勞力，還降低了創造發明和花錢改進技術的積極性。
技術論對于停滞的最複雜解釋，被系統地闡述為&ldquo高水平平衡閥&rdquo[24]。
這種論點斷定，令人注目的高水平的農業、水運技術與人口的增長和未利用土地的消失結合在一起，減少了超出生活所需最低量的可用剩餘産品總量。
即使這種剩餘從未完全消失，人均剩餘的下降也減少了需求。
生産與消費進入僅可維持生存的循環運動，再沒有什麼剩餘留下供投資之用了。
同時，由于主要依靠人力的現有技術的複雜性，也難于以機械動力來取得降低成本所需的巨大進展，并且也難以大量提高人均産量。
因此，這種&ldquo平衡閥&rdquo引起&ldquo近代&rdquo以前的生産技術在高水平之上的停滞。
批評這種理論的學者斷言，事實上在19世紀和20世紀，中國經濟内部頗有剩餘。
[25]他們不僅是指擺闊氣的揮霍浪費，而且指商業投資、地方日常管理的開支以及類似的迹象，它們表明不是缺少金錢，而是未能用來發展經濟。
持這種見解的學者，超越技術問題去尋求阻礙發展的社會、政治和文化的因素。
馬克思主義曆史學者，由日本人領頭，已對農村階級結構及土地占有的性質進行了大量研究；它們都是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實地調查的題目。
[26]雖然這一工作可能提出了相互矛盾的證據&mdash&mdash事實上，由于詳盡說明一個普遍的&ldquo地主社會&rdquo模式，支持了分配論派的觀點；由于通過文獻證明持續缺少投資，也支持了技術論派的分析&mdash&mdash但它至少就20世紀來說還是給中國以外的學者，提供了足資利用的以經驗為根據的最佳數據資料。
對剩餘如何使用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成功的工業化在曆史上不是與早期農業現代化聯系在一起，就是與同時出現的榨取農業的做法有關；不管剩餘的規模如何，或是否有剩餘，中國在1949年以後所經曆的經濟增長，似乎主要來自向農業部門的榨取。
佃農&mdash地主的關系是複雜的，因此，用剝削來解釋為什麼剩餘未用于投資以促進經濟的發展，這一簡單的論斷通常都要加以限定。
在華中和華南（那裡租佃率最高），佃農已獲得各種各樣的永佃權，從而具有很大程度的保障。
租佃本身的确不是促進農村繁榮的好辦法。
在經濟邊緣地區農業過于無利可圖，不足以吸引對土地的投資，那裡的土地所有制更可能是平均分配的。
而另一種情況，像在四川或長江下遊那樣的中心地區，佃農可能很富有，他們租到大片土地以後，或轉租出去，或自己經營。
[27]
地租高低不等，但平均為産量的50%左右，雖然地租實收多少并無定額。
江蘇蘇州周圍的非鄉居地主，在19世紀中期設立了專門收租的租棧，收租時得到官方的幫助。
不過，一些租棧的管事顯然謹慎從事，不違犯公平收租的原則。
太平軍叛亂以後，長江中下遊各省人口銳減，地主一度相對地較弱，收租有困難。
[28]
一些20世紀的觀察家提出租佃正在消失，但在長江下遊直到20世紀20年代或更晚些時候，土地仍然是有利可圖的投資。
盡管地區間不盡相同（特别是北方，租佃率低得很多），全國大約有40%的農業土地出租。
而且所有權分配不均，大約10%的人口劃分為地主或富農，占有50%以上的土地。
[29]若幹地區的詳細研究表明，在民國時期，地主的收租得到政府的幫助較多，而租佃契約給佃戶的保障則較少。
地租的負擔常常很沉重，但很難說租佃具有任何一種經濟影響。
在清代和民國的大部分時間裡，農業經濟為相互勾結的地主上層人物（在清代常為有功名的鄉紳）、商人和高利貸者所把持，這種論點更有說服力。
[30]這一階層通過地租、利息和價格機制，吸取了農民的全部剩餘。
同時，通過借貸和購買土地不公平地為農民的生計通融金錢，并通過購買商品作物，通過向家庭手工業銷售原材料和購買其産品，把農戶與市場聯系起來。
這種經濟循環關系雖然靈活，很可能已經阻礙一個新的階級，即富裕的農民，或其他既有資本又有積極性引進技術改革的人的發展。
人口的壓力和繼承人之間均分土地的社會慣例，造成了占有土地的分散，又進一步阻礙了農業财富的集中。
一般說來，農村的人要求穩定的安排，各個方面從中能夠保護而不是擴大他們的利益。
這樣一些模式很難打破。
在市場結構的城市一端，有種種類似的循環體制的模式。
中國商人在有刺激因素存在時，是很有企業才能的。
甯波的方氏、李氏及葉氏家族開創沿海貿易，而且在上海參與開辦對外貿易。
江南絲商能很快抓住大出口造成的機會。
在19世紀末，有一個有進取精神的市場行為的突出例子，是杭州金融家胡光墉對外商控制蠶絲出口價格的不成功的挑戰，他有兩年收購杭嘉湖地區大量蠶絲，不讓其進入出口市場，終緻破産。
中國商人很善于用利潤再投資，如方氏家族能維持商業利潤數代不衰。
據日本社會學家根岸佶描述，上海商人秦祖澤為人正直、儉樸、忠于職守，比得上最虔誠的日本武士或有道德的新教徒。
[31]
然而，從事經紀業務仍然是清代商業活動的主要模式，并延續至民國時期。
商人們頗喜劃分市場和銷售階段，把他們的資産分散在若幹個企業中，或一種以上的商業行業上，并在遠離家鄉的中心城市營業。
不用于商業再投資的利潤，或不用于維持高生活水平的利潤，被投資于土地、家庭成員教育、宗族機構和鄉裡公益事業。
這類支出，既表現了生産性的有利可圖的經濟利益多種經營，又體現了士紳的價值觀。
然而，在這種經濟行為中，固有的風險和責任的擴散妨礙了财富的組合集中，并且阻止了廣大資本家的企業家精神。
[32]調動财富的公私金融機構，如歐洲的合股公司、股份公司及股票市場或長期公債，在中國均告阙如。
在循環而長存的經濟和社會組織的情況下，國家的作用怎樣呢？不少經濟的發展似乎是發生在國家控制之外。
國家抽取相對少量的剩餘。
清代的田賦比日本明治時期為輕。
[33]清末的厘金及其他商業稅，并未根本改變這種狀況。
清政府力圖控制重要的專賣事業，維持糧食北運供應京城，并由于其利益在于穩定糧價而監督糧食市場。
然而，官倉制度在18世紀以後已在一定程度上破壞。
[34]專賣事業也不起多大作用；不斷增加的市場和萌發出來的商業組織，大多不受清政府的控制，或所受控制極松。
在民國時期，不論是衆多的軍閥政府還是國民黨，都向商人勒索金錢，商人經常抱怨稅收的頻繁和過重。
但是，這些政府都不對經濟進行全面控制。
有一種估計提出，1931年全部政府支出，尚低于1880年日本明治政府支出的水平。
[35]
不論是在帝國晚期還是在民國時期，商人一同政府接觸就要受到勒索。
但是，他們并未受清政府的壓迫，不然他們就不可能享有19世紀時所擁有的财富和地位。
詳細研究表明，清代官吏願意大力鼓勵商人在鹽業等專賣事業中合作。
[36]滿足官方索款要求的商人，常能得到合同、存款或其他間接報酬的益處。
官僚和商人的關系，可以在緩慢增長的穩定局面下達到相互有利。
然而，總的來說，政府的政策并非有利于長期生産性投資。
沒有法律保護，是商人甯願分散他們資産的一個原因。
而且，高利率把資本轉為短期消費導向的貸款，部分原因是朝臣和高級官吏放債得利，不堅持實施反對高利貸的法律。
[37]然而，當政府試圖對此作更積極的或促成的作用時，問題就産生了。
官僚政治要實行控制的願望，就可能和商人在自治和營利方面的利益發生沖突。
雙方行賄受賄會相互影響而破壞企業的基礎。
在19世紀末，清朝官吏創立圖謀自強的公司，顯示非經濟的政治及社會行為可能阻礙工商業的發展。
商人很快學會避免卷入其中。
在1904年以後，同樣的問題妨礙了新政府部門與工商業領袖的合作。
在清末數十年間，政府缺乏财力提供發展現代工業所必需的資本。
政府往往會扼制已參加合夥經營的商人和士紳，而且不能創立有利于經濟增長的财政及其他條件。
[38]與之相類似的缺陷，也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南京政府實行的&ldquo官僚資本主義&rdquo中表現出來，甚至殃及一些無利害關系的改革工作。
例如，改良蠶種和蠶絲生産方法的嘗試受到阻礙，就是因為政府既沒有貫徹政策的手段，也沒有獲得地方民衆的信任。
總之，技術因素與分配因素似乎相互加強，使經濟變革保持在有節制的限度内，不能突破現有的平衡。
變革正在發生，但是，由于缺少對農業成分的重大改變（中國式的&ldquo農業革命&rdquo），那麼，持續的商業化、資本在長江下遊的進一步集中，或與東南亞可觀的貿易（即使在技術上非法）的增長會很快導緻經濟的徹底改組，這似乎就是不大可能的。
事實上，主要的推動力來自海外。
外部因素：對外貿易與帝國主義
幾乎所有曆史學者都認為，西方帝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