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的命運曾經與列強的外交政策糾纏在一起，特别是日本。
雖然今天的曆史學家可以回避有關中國的戰争和條約的詳細編年史（像H.B.馬士的《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那樣），但追溯中國曆史的這個方面正變得更加重要起來。
如芮瑪麗在《革命中的中國》中所指出的那樣，外國人的存在及其在中國土地上的各種活動，畢竟提供了20世紀中國政治賴以展開的部分背景。
此外，不隻是本叢書第12卷所描述的沿海和&ldquo外國的存在&rdquo，還有列強之間的矛盾和沖突，也影響了中華民國内部的發展。
所以，本章和下面的第10章旨在探索20世紀中國曆史外部關系的來龍去脈，這自然要從舊秩序的崩潰開始。
[1]
溯源：作為東亞地區秩序的清帝國的衰落和滅亡
清代的皇帝在維護其中央政權方面曾經很有成效，這個政權統治着滿洲、蒙古、新疆和西藏這樣一些邊緣地帶，以及漢人密集的中心地區。
軍事力量、封建制度、宗教和商業都曾為清帝國的政治服務，混合使用，因地區和民族而異。
在所有這些亞洲腹地，清朝曾經用戰争建立統治，并用駐軍維持統治。
在滿洲和蒙古，皇帝把部族首領變為他個人的附庸。
在西藏和蒙古，他庇護喇嘛教的領袖。
在喀什噶爾（南疆），他任命當地的伊斯蘭教首領（&ldquo伯克&rdquo）為官員，并認可穆斯林的教規和伊斯蘭教的宗教機構。
滿族統治亞洲腹地時，對喇嘛教和伊斯蘭教的利用，像統治中國對儒教的利用一樣，顯示了高超的技巧。
[2]
對外貿易同樣要服從帝國的需要。
北京未能保護蒙古的王公和寺院免于欠下當地漢族商人的災難性債務。
但經由琉球與日本的貿易，與俄國在恰克圖的貿易，與中亞（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以及與英國人、美國人和歐洲人在廣州的貿易，都成功地受到限制和控制。
19世紀以前，隻有從東南亞到廣州和廈門的貿易，由于掌握在中國人而不是掌握在外國人手裡這樣一個簡單的原因，被排除在朝貢體系之外。
像清朝對中國的統治一樣，清帝國由複雜和熟練的制衡系統維持。
例如，以當地的酋長、僧侶和部落王公為一方，與以中央政府的将軍和官員為另一方之間，地方政壇内部的僧俗名流之間，清朝中央政府的文武官員之間，以及地方貿易歲入與軍費之間，都存在這種制衡系統。
隻有當以外國軍事力量為後盾的國際貿易在邊境上增加時，帝國才開始土崩瓦解。
沙俄在中國北部和西部，法國和美國在中國南部和東南的商業、政治和軍事的推進，是最著名的19世紀帝國主義的傳奇之一。
[3]不久日本蠶食了東部和東北。
清朝對蠶食的反應的某些模式，或許可被視為一切圍繞帝國邊界。
首先，清朝的邊境貿易從屬于戰略利益，因為在曆史上中央政府對亞洲腹地邊界的控制，對中國中心地區的安全曾經是必要的。
外國商人盡可能地被限制在邊境的商業中心裡。
因而17世紀90年代俄國人被趕出滿洲，1727年後被限定在恰克圖貿易，偶爾才有商隊被允許前往北京。
[4]同時，因為19世紀早期英國與廣州的貿易增加，清朝沿用不久前在中亞行之有效的各種辦法進行幹預。
一個外邦浩罕在喀什噶爾的貿易，曾引起外國商人的要求和一場由宗教反對派領袖領導的聖戰。
結果是清朝在擊退了浩罕對喀什噶爾的入侵後，謀求穩定；他們向外國商人支付賠償，并接受浩罕代表們的一種治外法權，這些代表監督他們的商人在喀什噶爾的活動，因此貿易在穩定的基礎上繼續進行。
1835年的這種中亞解決方式，與19世紀40年代廣州最後解決方式的相似太令人驚訝了，不可能是純粹的巧合。
[5]
其次，當清朝沿亞洲腹地和東部沿海兩段邊界的政權結構開始瓦解時，它發現它的軍事防衛能力遠遠不夠，所以需要用租界和擴大貿易來羁縻外國人。
這再次令人想起充分成熟的懷柔蠻夷的各種方法。
鴉片戰争以後，清朝沿襲了明代早期的政策，第一，承認一切與中國交往的國家；第二，對這些國家一視同仁。
[6]當中央政權衰弱時，中國确曾習慣于平等主義的對外關系。
[7]這種長期政策，在北京接受了1843年英國附約中的最惠國條款後付諸實施。
清帝對禮儀上的至尊地位的要求，即朝貢制度，依然懸而未決；由于1860年後新皇帝尚在沖齡，外國公使在他面前行叩頭禮的問題隻能推遲到1873年去解決了。
這當然不是中國第一次被迫從軟弱的地位實施對外政策。
在這種形勢下，長期形成的戰略是嗾使一個侵略者去反對另一個侵略者。
幾乎在美國和法國的地理位置尚未弄清以前，廣州管理蠻夷的官員就尋求他們的幫助來制止英國的侵略。
後來，例如李鴻章在制止日本、俄國和法國蠶食的各種努力中，一再試圖得到美國的調停和外交幫助。
在1894年英國未能幫助反對日本後，李鴻章轉向俄國。
&ldquo以夷制夷&rdquo是貫穿近代的主要戰略。
[8]雖然中國人認為有必要放棄中國中心主義，但利用一種外國勢力去反對另一種外國勢力的思想是容易沿襲的。
它與西方的均勢觀念有異曲同工之妙。
1860年後中外關系過渡時期的特點，簡要地可由古老的共同治理的方法說明，這是非中國人的王朝利用其他的非中國人共同治理中國的一種方法。
晚清共同治理的第一個例子，是中國人利用外國統率的洋槍隊保衛上海和甯波，然後是赫德領導下的帝國海關的發展，但赫德隻是19世紀中期後衆多外國雇員和顧問中最為傑出的一位。
畢竟借用外國技術理所當然地一起帶來了外國專家。
這一切都是通過與英國達成某種協議而取得的。
但是這種在北京的共同治理的權力機構和條約口岸中靠把英國人加入蒙古人的行列，以保持穩定的趨勢，隻有按照中國中心主義才有可能。
像蒙古人一樣，滿人熟練地利用西方人幫助統治中國，延長了他們的異族統治；但在19世紀90年代，一旦中國開始認識到自己是世界各國中的一員，這種辦法就失去了效用。
[9]
滿族統治者不能領導一場漢人的民族主義運動的事實，成了一個主要障礙，延緩了中國對國際社會的适應。
清朝領導下的東亞的中國中心帝國，已經确立了中國的優越中心文化和物質力量與圍繞其陸上邊界的較小民族之間的關系。
但當中華民國繼承前帝國時，它面臨極度的窘境。
建立在民族主義原則上的民國總統，幾乎不可能要求以前皇帝曾經擁有對亞洲腹地民族中地方統治者的宗主權。
隻有當人們接受了中國愛國者最反對的西方式殖民帝國主義，民族和帝國的觀念才能相容。
一個新的政權必須統一中國領土的傳統使命，使中華民國背上了一個包袱，她必須保持一個統治以前曾構成清帝國的形形色色的民族和向四面八方延伸的地域的中央政權。
然而，從帝國主義解放民族的思想對此很少支持。
事實上，在1912年2月清朝君主政體的消亡粉碎了它曾創立的多民族和超民族的帝國前，民族主義的新原則已經削弱了它的基礎。
簡言之，民族主義存在于正在使舊的大陸秩序黯然失色的&ldquo沿海&rdquo影響之中。
[10]晚清的政權已經很難控制漢人經濟的不斷擴張。
越來越多的蒙古王公和喇嘛已經淪為中國商人掌握之中的債務人。
中國移民也已擠入内蒙古、西藏東部和滿洲。
用拉鐵摩爾的話說，[11]這種中國&ldquo次帝國主義&rdquo向亞洲腹地的滲透，在商業侵略和野心方面有它的對手，它們從俄國向蒙古和中亞以及從英屬印度向西藏進發。
清帝國偏遠的非漢族地區，于是發現它們自己處于擴張中的俄、英大陸帝國和人口不斷增長的中國漢族的夾縫之中。
結果是亞洲腹地的民族開始兩面提防并培養它們自己的民族個性，同時嗾使歐洲人反對中國人。
1911年前的10年中，在當地晚清改良主義政策刺激下，蒙古和西藏兩地的反清獨立運動已經興起。
[12]
在蒙古，擴張中的中國的蠶食已經結束了清朝利用部落王公和喇嘛上層的回避和間接統治政策。
随着畜牧經濟被引入商業之中，統治階級和普通百姓都變得窮困起來，并向中國放債者借債，而清朝卻減少了補貼和增加了稅收。
[13]清末10年（1901&mdash1911年）的新政向中國殖民和農業移民開放了蒙古，允許通婚和蒙古人講漢語，這種中國化對蒙古人原先保有的家園形成威脅。
地方政府的項目、兵役、鐵路和其他改革，增加了清朝的稅收要求，疏遠了蒙古上層，并激起了民族主義情緒。
1911年7月，一群首領決定謀求獨立并派了一個代表團前往俄國尋求支持。
蒙古和西伯利亞有1700英裡的邊界，在19世紀中葉沙俄就已确定了對蒙古的目标。
俄國從北京獲得越來越多的商業利益，并追求像對保護國那樣的優勢；但是為了這一目的，聖彼得堡贊成蒙古繼續在清朝宗主權下自治，不贊成獨立。
原因是簡單的，獨立将使蒙古開放，與所有其他列強接觸，這些列強的遠期商業權利将與俄國的既得權利競争。
一個獨立國家不可能被作為保護國接管而不與日本等其他列強發生外交沖突；而俄國以中國名義上的宗主權為托詞，卻能獲得事實上的優勢。
中國的民族主義者極力宣稱蒙古是中國的一部分。
1911年俄國的貿易比中國少，在那個地區大約隻有800名俄國人。
因此俄國做出雙重姿态&mdash&mdash反對獨立，但支持自治&mdash&mdash并派遣兩個連的哥薩克去加強在庫倫的領事館的警衛。
1911年10月中國革命的爆發很快促使外蒙宣布獨立。
12月29日，庫倫的活佛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以一種頗為中國化的方式被立為一個新國家的神權統治者，而對中國的債務則被拒付。
然而俄國并未承認外蒙是一個向國際社會開放的主權國家，繼續承認中國的宗主權。
俄國在開始裝備和訓練蒙古軍隊的同時，于1912年1月發布了一個放棄任何領土野心的聲明，并要求北京放棄直接統治、殖民或駐軍。
1912年11月3日的俄蒙條約承認外蒙的自治并确認俄國的貿易特權。
但是俄國拒絕承認蒙古獨立和庫倫領導的包括仍在中國統治下的西部部落在内的泛蒙古運動。
隻有1913年11月5日的俄中條約承認蒙古在中國宗主權下的自治模式；在恰克圖經過漫長而激烈的談判後，1915年6月7日的中、俄、蒙三方協定再次确認了這個模式以及俄國的經濟權利。
俄國實際上已經建立了一個中華民國無力反對的非正式保護國。
然而庫倫的活佛（即博克多汗）的新政府打破了清朝曾在蒙古部族世俗王公和喇嘛寺廟之間保持的平衡。
一旦掌握權力，寺廟&ldquo在牧民、牲畜和牧場等方面增加到與世俗王公不相上下的地步&rdquo，并開始将資源轉用于純宗教的目的。
這種神權政治的保守主義在北京遇到對抗，那裡的中華民國試圖保留古代朝貢制度的外表，并至少在名義上維護蒙古王公的利益。
但蒙古人民革命黨在10年内，在蘇聯的鼓勵和蘇赫巴托爾和喬巴山的先後領導下，于1921年建立了一個新政府，并于1924年活佛去世後宣布蒙古為一個不再在中國宗主權之下的共和國。
[14][15]
在西藏發生了類似的過程，但結局不同。
英印對喜馬拉雅山南麓的拉達克、尼泊爾、錫金、不丹和阿薩姆等山國的貿易和戰略安全的關注促使英國決心不讓俄國勢力波及西藏，這些山國在文化上，有時在政治上是西藏的藩屬。
清朝在18世紀曾用武力确立對西藏以及尼泊爾的宗主權，而在1886年中英《緬藏條約》裡得到英國承認。
然而在1904年，英國感到有必要搶在俄國前頭，它派遣榮赫鵬探險隊開辟通往拉薩的道路，并就英國對西藏的保護進行談判。
但倫敦對這個難以接近的世界屋脊所承擔的義務逐漸減少；1906年英國在中英條約裡再次承認北京對西藏的宗主權，作為保護英國在那裡的利益的最佳方式。
英國的目标是将俄國的勢力阻止在西藏以外，它并不注意西藏人對脫離中國獨立的關心。
這就為1908年清朝再次強硬主張對西藏東部的統治提供了舞台；1910年現代化裝備的中國軍隊終于開進拉薩，一個中國行政當局試圖在那裡統治。
這破壞了北京和拉薩統治者之間古老的保護人與依附者的關系。
這個神權國家傳統的統治者達賴喇嘛逃往印度。
不久，辛亥革命和清朝的崩潰導緻了中國駐軍和官員被逐。
年輕的中華民國難于再次主張對西藏有統治權，而達賴喇嘛于1913年1月宣布西藏獨立，據說還和庫倫的活佛（在喇嘛教等級中名列第三）簽訂了一項條約，互相承認獨立。
這導緻了1914年英國、中國、西藏在西姆拉的漫長的談判，英印試圖承認西藏的獨立，但中國拒絕。
雖然西藏與印度的貿易和文化交往是獨立進行的，但英國從未要求對西藏的保護權或宗主權。
中華民國堅持西藏是中國一部分的主張，而英國則認定中國有宗主權（不是主權）和西藏有自治權（不是獨立）的方案。
這意味着中國不直接控制西藏以及英印與西藏關系的加強，但隻有英國留在印度以及中國依然軟弱和不穩定時才會如此。
[16]
新疆和西藏一樣，缺少與外部世界聯系的鐵路，在民國初期也處在國際政治的邊緣。
1890年的進士楊增新曾在甘肅和新疆供職20年，從1908年起成為阿克蘇兵備道員，1912年他被北京任命為新疆都督，并保持這個職位直到1928年死去。
他用胡蘿蔔加大棒和分而治之的辦法安撫中國的革命者、維吾爾穆斯林原教旨民族主義者和哈薩克部落，禁止官員腐化和鼓勵貿易。
他使新疆事實上處于半自治狀态，非常成功地隔離了中國和俄國雙方動亂的破壞性影響。
1924年楊與蘇聯訂立的貿易協議規定重新開放領事館，在尊重對方法律和司法權方面建立平等的關系。
随着這項貿易協議新疆與蘇聯之間的貿易急劇增長。
從1923&mdash1924年度的340萬盧布猛增到1926&mdash1927年度的2200萬盧布。
在政治分裂、民族衆多的新疆，任何民族主義運動都未能掌權，楊督辦*設法保持政權的統一和與蘇聯的貿易，而又防止它的政治幹涉。
[18]
外蒙、西藏和新疆以各種方式擺脫了北京的控制，而對中華民國隻保留邊際的重要性。
滿洲是一件截然不同的事，因為那是中華民國在一個漢族地區與一個帝國主義強國直接對抗，而中國的國家主權危在旦夕。
日本的蠶食引起了中國在國際體系中位置的總體問題。
已被迫放棄對外來者禮儀至尊傳統要求的中國，怎樣才能擺脫不平等條約所強加的半殖民地的屈辱地位？為此目的，它怎樣才能以平等主權國家的國際秩序的新觀念，來代替以北京為中心的一元世界秩序的舊觀念？在這中間，在中國和圍繞中國而發生的戰争&mdash&mdash不管中國是否直接卷入&mdash&mdash是怎樣影響它的政治和經濟的呢？中國衡量東亞和平和秩序的标準是什麼？當與另一個國家&mdash&mdash大多是日本&mdash&mdash發生沖突時，中國的領導人和輿論是怎樣面對鬥争的？簡言之，他們怎樣看待他們在世界中的新地位？回答這些問題的努力是一個有教育意義的過程，通過這個過程，現代的中國人确立了對他們自己和對現代國際社會的觀念。
日本在滿洲勢力的崛起
共和革命前夜中國的國際地位，深受日本上升到一個強國的地位和西方列強在東亞的作用相對下降的影響。
[19]1901年後，西方列強已經加強了自我約束以保持現狀，并追求它們自己既得的經濟利益&mdash&mdash俄國和德國除外。
甚至随着1917年的革命放棄了原來在中國本部的不平等條約權利後，俄國也繼續滲入蒙古和北滿；而德國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從東亞舞台上消失，直到20世紀30年代東山再起。
相反，日本不僅追求擴大它的經濟利益，而且在外交和軍事行動中運用它的政治力量。
在吞并朝鮮之後，滿洲成了她的主要活動中心。
滿族部落的家鄉（現稱中國東北），在中國所有人口稀少的地區中最為引人注目。
舊中國沈陽以下地區稱為遼東，自漢代以來就是有人定居的中國的一部分。
然而北滿仍處于部落狀态，在滿族征服中國後，清朝把它作為民族禁區保留，并作為軍事邊疆治理。
19世紀中葉，中國人入境已不再能被遏制，而北京也認識到甚至必須對此加以鼓勵，否則俄國将從黑龍江向南擴張以填補真空。
而吉林和黑龍江對移民的進一步開放導緻了經濟的開發，特别是鴉片和人參，伴随着走私和搶劫，由此引起管理和稅收問題，比未充分擴展的清朝軍事管理所能應付的更快。
在滿洲的蒙古人，像在蒙古一樣，易受中國商人剝削，也産生了忠誠問題。
到19世紀90年代，清朝為了自衛，已經開始計劃修建從長城向北的鐵路，以抵禦俄國籌建的西伯利亞大鐵路的威脅，但中國的努力太晚，工作也太少。
1895年日本對中國的勝利，直接導緻了1896年的中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