聯盟和俄國修建穿越滿洲的中東鐵路。
俄國在1900年義和團期間對滿洲的軍事占領在災難之上更加上了災難。
日本誘使其他列強要求俄國撤出滿洲，而沙皇政府卻竭盡全力壓迫北京政府簽訂符合它的利益的秘密協定。
昔日滿族的家園，當今成為大國特别是俄日之間競争的焦點。
[20]與其他主要從海上到達中國的列強不同，這兩個國家正從陸上蠶食。
在下一個五年内，日本已經在遼東半島取代了俄國，并沿鐵路幹線向北推進。
這是1904年2月8日爆發的日俄戰争的結果。
俄國遭受多次失敗，但到1905年夏日本的信心和資力已喪失殆盡，難以再戰。
例如，在1905年2月23日至3月10日的沈陽大會戰中，日軍24萬人和992門大炮與數量上占優勢的俄軍37萬人和1219門大炮對抗。
毫不奇怪，俄軍發射了54萬發炮彈，超過了日軍的35萬發。
當3月9日日軍開始對建有城牆的沈陽發動總攻并于次日占領該城時，俄軍主力隻是由鐵路撤至沈陽以北鐵嶺的新陣地。
日本已經用極大的代價包圍了俄軍，但因缺乏彈藥，隻能眼睜睜地看着俄軍有秩序地撤退。
日本人的後援儲備已經動員起來，他們發現事實上已不可能運送另外的軍隊和彈藥到前線。
至少在5月27日以前，情況似乎有利于俄國人，俄國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駛過好望角，穿過印度洋，并在法屬印度支那金蘭灣停泊作最後補給。
5月27日，這支艦隊在對馬海峽被日本的聯合艦隊殲滅。
這使俄國難于繼續作戰。
同時，1905年1月22日&ldquo流血星期日&rdquo開始的俄國革命，給沙皇體制帶來了進一步的困難。
6月，戰艦&ldquo波将金&rdquo号上的水手在奧德薩起義。
雖然人員和物資繼續沿西伯利亞大鐵路運往前線，但是軍隊士氣低落。
伴随着國内的騷動，這使俄國政府喪失了戰鬥的決心。
地圖4 滿洲（東三省）
5月31日，日本人秘密請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作調解人安排和平會議，這次會議于8月在新罕布什爾州的樸次茅斯舉行。
在此以前，羅斯福尋求有關日本意向的保證，并同意東京堅持滿洲門戶開放以及有意将滿洲交還中國的答複。
在談判進行時，俄國代表謝爾蓋·維特伯爵拒絕承認戰敗，隐瞞了俄國國内形勢，并宣稱俄國準備繼續戰鬥。
在俄國這種強硬路線的壓力下，日本政府認識到它已無力繼續作戰，放棄了财政賠償的要求；了解到對庫頁全島的要求是不會成功的，而決心獲得南半部。
俄國在遼東半島的權益，還有在長春附近一個地點與旅順之間的南滿鐵路，轉讓給日本。
了解日本真正戰争形勢的外相小村壽太郎，與維特伯爵進行了一波三折的談判，他受到許多人的指責，因為這似乎是一場外交上的失敗。
不了解真正形勢的日本公衆被條約的條款所激怒。
報紙譴責政府，而以東京的心髒地區日比谷公園為中心的反政府騷亂，花了三天時間才鎮壓下去。
[21]然而政府領導人明白，樸次茅斯條約提供了他們所能得到的最佳結果，他們試圖獲得中國和列強對條約的認可，以促進東亞的穩定，并減少俄國複仇戰争的可能性。
他們首先接近中國。
小村經過與維特伯爵的令人筋疲力盡的談判後于9月回國，11月前往北京。
他與慶親王（奕劻）和袁世凱進行談判，得到了北京對俄國讓與日本的各項權益的承認。
日本也就一個秘密草案與中國談判，以增加日本的經濟收獲，并包括中國對不修建任何有損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利益的鐵路的承諾。
1905年12月12日《中日北京條約》簽字。
[22][23]但在兩年内，為美、英參加滿洲交通建設而進行的多次讨論發現中國反對這種安排。
日本同時尋求加強與英國的聯盟。
因為最初在1902年簽約時，英、日同盟僅适用于中國和朝鮮，但當日俄戰争期間英俄間的對抗遍及整個歐亞大陸時，英國想加強這個聯盟，同時日本也需要一個更強的同盟來幫助它制止俄國的複仇戰争。
因此，英日同盟于1905年8月12日進行了修改，其範圍擴大到印度。
1907年英俄關系突然好轉後，為了對德國勢力的迅速增長作出反應，英日同盟的性質再次發生變化。
到1911年，在第三次修訂稿中，焦點是對德國和俄國，這份修訂本執行了10年。
與英、日一方簽訂仲裁條約（如英美之間）的各個國家被排除在外，減輕了英國對與美國發生沖突的擔心。
[24]
法國同時也認為有必要為其在亞洲的地位尋求另外的保證。
1907年，日本和法國達成協議，開始确認尊重中國主權和機會均等，并繼續避免幹涉對方的特殊利益和勢力範圍。
以未公布的附加條款為基礎，協議指出法國願意就日本在大陸的新地位達成妥協，也希望東亞政治穩定，使俄國可以再次自由地在發展中的歐洲反德聯盟方面，扮演一個更重要的角色。
作為這次新的熱誠的一部分，同年法國允許日本在巴黎發行三億法郎債券。
在業已加強的在滿洲的作用以及在福建省的經濟優先地位方面，日本現已得到英法的支持。
為了減少俄國複仇戰争的危險，外相林董也準備就懸而未決的問題與俄國談判。
俄國起初似乎不願妥協，但當俄國尋求德國支持的前景變得暗淡時，聖彼得堡被迫在亞洲尋求和解。
俄國與英國的關系改進了，而它的法國盟友希望穩定與日本的關系。
俄國正在把它的外交政策中心轉向東歐。
談判以第一個日俄協議結束，于1907年7月30日簽字。
協議再次保證尊重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以及在中國機會均等的原則，但在秘密條款中，日俄互相承認各自在北滿和南滿的勢力範圍。
此外，俄國承認日本在朝鮮的優先地位；而日本則承認俄國在外蒙的特殊利益。
[25]到1909年，當美國國務卿菲蘭德·C.諾克斯提出南滿鐵路中立化的建議時，日本和俄國的共同反對使它們更為接近。
1910年7月的第二個日俄條約，認為兩個國家有權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來保護各自在滿洲的特殊範圍。
1911年4月，美、英、法、德組成一個财團向清政府提供貸款時，日本和俄國聯合聲明表示反對。
結果組成了六國銀行團。
兩國間的關系變得更親密了。
1912年7月8日簽訂的第三個日俄協議把内蒙分成兩部，并承認日本和俄國各自在東部和西部的特殊利益。
這樣，英、法、俄、日以損害它們曾莊嚴保證要保護和支持的中國為代價，達成了相互間的協議。
同時，日本與美國的關系由于西海岸對日本人的排外運動而緊張起來。
美國加利福尼亞對華工門戶開放的關閉，已經在1882年至1895年間由美國勞工組織者領導的種族主義的煽動而完成。
[26]此後，同樣的種族主義對準了日本人。
1906年，加利福尼亞加緊實施管理日本移民以及把日本孩子趕出公立學校的法規。
為抗議中國人在美國所受的待遇，中國雖在1905年第一次發動了大規模的抵制美貨愛國運動，但清朝外交政策的制定者們卻從美日對抗中看到一個獲利的機會。
袁世凱首先抓住了這個機遇，他從1901年到1907年占據了李鴻章在天津的原職，然後成為北京的顯要人物，直到1909年下台。
袁世凱和那群有志改革的皇太後的臣仆們，設法在晚清發展鐵路、電報、礦山、新軍和警察力量，包括與帝國主義列強的關系。
[27]他們在滿洲仿效20年前李鴻章在朝鮮的戰略&mdash&mdash開放該地區的對外貿易，這樣給貿易大國以既得利益，以保持中國的至尊地位，或者至少反對日本或俄國的蠶食，這是一種門戶開放戰略。
不幸的是貿易大國的商業趕不上俄日對滿洲的軍事和經濟侵入，所以袁世凱不得不回到競争的戰略上來，在中國主辦下推動那裡的鐵路和其他事業。
因此，他希望得到美國的财政援助。
許多方案都在未定之中。
1905年，美國鐵路大王E.H.哈裡曼曾在東京向首相桂太郎建議一個統一的環球的運輸系統，包括日美共同管理南滿鐵路，但外相小村壽太郎從樸次茅斯歸來，反對這項計劃，因而計劃遭到擱置。
同時，東三省總督徐世昌開始發展民事管理的改革。
他和受過美國教育的部下、遼東巡撫[28]唐紹儀建議哈裡曼投資鐵路，與日本接管的俄國修建的南滿鐵路競争。
為了吸引資本，他們建議仿效帝國主義者，建立一個開發銀行以獲取美國和英國的貸款。
他們的計劃在年輕的國務院官員中迅速引起反響，這些官員懷疑日本對中國以及日本對美國貿易的意向。
1907&mdash1908年，中國官員積極推動中美聯盟的設想，一個仲裁條約事實上已在談判，而唐紹儀前往華盛頓企圖解決中國開發滿洲計劃的美方投資問題。
然而，在他1908年11月30日到達華盛頓時，他的希望已因現實政治而成為泡影。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意識到中國的軟弱，現實地對待日本。
作為對日本限制向美國移民的&ldquo君子協定&rdquo的回報，1908年11月30日的羅脫&mdash高平協定試圖緩和美日之間的緊張關系。
兩國認可太平洋地區的現狀，同意相互尊重對方的領土主權，堅持中國的門戶開放，以及以和平手段支持&ldquo中國的獨立和完整&rdquo。
如果其中任何一項受到威脅，雙方同意交換意見。
在将條約通知北京時，東京表明它完善了此前日本與英、法、俄簽訂的條約。
[29]
雖然羅斯福總統對日本的強盛持有現實的看法，而且美國艦隊在1908年訪日時受到熱情款待，但是美國對日本在滿洲擴張的擔心并沒有結束，而且每個國家的海軍領導人都把對方的艦隊作為潛在的敵人。
1907年日本海軍的國防計劃的中心，就是把美國作為日本的假想敵。
[30]
日本在1906年建立了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以管理根據樸次茅斯條約由俄國轉讓的鐵路線，達到了向中國有效滲透的新水平。
公司的首任總裁後藤新平以前曾擔任台灣民政長官，他對滿鐵有雄心勃勃的計劃。
他把計劃看作包括礦山、農業和工業的開發和運作以及鐵路附近土地的管理在内的經濟計劃的中心。
後藤認為用這種方法，日本将能協調其對滿洲實行殖民化的努力，并抵消由徐世昌和唐紹儀組織的中國開發事業的成果。
滿鐵是按照日本商業法建立的一個合股公司，50%的股份掌握在政府手裡。
餘額出售給日本和中國的投資者，但是在1906年10月5日最後期限結束前，沒有任何中國人購買股份。
由于中國人缺席，公司就這樣全部歸日本人所有。
中國政府事後提出抗議，但已為時過晚。
[31]
在日俄戰争之後轉讓給日本的關東租借地的管理機關，設在位于遼東半島南端的小城旅順。
旅順的阿瑟港在俄國占領下已發展成一個給人深刻印象的海軍基地；乃木将軍的部隊圍攻該港，是日俄戰争中代價最為高昂的事件。
然而它的港灣淺，日本海軍在那裡隻保持有限的設施。
關東租借地總督的權力僅僅涉及這一有限的地區。
直到1919年，總督個人指揮那裡的軍隊；當這個職位變成文職時，軍隊控制權傳給統率關東軍的将軍。
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基地在大連。
大連是深水港；在滿鐵管理下，該城迅速發展成東亞主要商港之一和滿洲的門戶。
從那個基地出發，公司幾乎像一個獨立政府那樣運作。
最初管理鐵路的授權不久就擴大了。
俄國時代的寬軌距鋼軌被标準軌距替換，一個野心勃勃的發展計劃開始運轉；而最新鐵路技術，甚至連鐵路枕木在内都是從美國進口的。
由于與俄關系改善，沿南滿鐵路經哈爾濱，以及沿西伯利亞大鐵路經伊爾庫茨克的旅程，成為連接東亞和歐洲的最短路線。
滿鐵從其土地征收的稅款被增添到它的運營利潤上，而大筆款項被用于從城市規劃及道路、水和煤氣管道建設到教育和研究活動的一切事業。
滿鐵的中、小學的設備經常優于那些日本國内的學校，而滿鐵的滿洲醫學院成為全中國最先進的醫學院之一。
滿鐵的中國研究是另一項傑出成就；它集中于現狀的研究，當時很少有學者這樣做，從而為後來大量的日本研究現代中國經濟和社會的著作奠定了真實的基礎。
[32]
如上所述，日本政府為保護它在關東租借地和南滿鐵路株式會社的權益，建立了關東軍。
它的司令部設在旅順，它的各分遣隊駐在租借地以外。
根據樸次茅斯條約，每公裡鐵路線最多允許駐兵15名。
這允許日本在和平時期有一個整陸軍師團駐在滿洲。
這些部隊很快成為日本滲入中國的先頭部隊。
這一系列的活動不可避免地會造成大量摩擦的根源，對此樸次茅斯條約的條款沒有解決辦法。
中日關系在日俄戰争前還算是友好的，但在日本取勝并殖民後，這種關系随圍繞下列四個主要問題引起的沖突而迅速惡化。
第一，間島地區：這個邊境地區曾形成傳統的、沒有标記的中朝邊界。
到1905年11月，當日本把朝鮮變為保護國時，它派軍隊進入間島地區，宣稱擁有領土主權。
然而後來日本把該地區讓給中國，而這一地區朝鮮居民的權利則得到1909年9月關于間島的中日條約承認。
但随着日本在朝鮮推行殖民化，許多反對日本統治的朝鮮人遷到間島，因而這一地區變成朝鮮反日運動的基地。
第二，安奉鐵路問題：日俄戰争期間，日本曾從鴨綠江邊的安東到沈陽修建一條窄軌鐵路，作為通往北部前線的輔助線。
1905年中日北京條約把這條鐵路的管理權委托給日本。
這條鐵路與釜山&mdash新義州鐵路連接将使它成為日本與歐洲間的最快路線，也是一條從朝鮮到滿洲的軍事供應線。
為此，滿鐵試圖把這條鐵路換成标準軌距。
中國強烈反對，因為條約中沒有規定這種變換。
日本最後在1909年夏發出最後通牒，強迫北京屈服後自行其是。
第三，煤礦：俄國已經開始開發南滿鐵路線附近的礦藏。
日本接着開發沈陽以東40公裡處的撫順露天富礦。
日本也經營鞍山以北的煙台[33]高質量無煙煤礦。
因為所有這些煤礦離條約中提到的鐵路地區很遠，所以它們的經營沒有條約基礎或中國的允許；最後中國政府承認這種狀态為既成事實。
第四，營口&mdash大石橋鐵路：俄國原來曾經同意允許修建這條鐵路作為臨時措施，從營口港為中東鐵路建設運送物資，并承諾在後者完工後拆除。
因此中國要求日本拆除這條鐵路。
中國的真正目的是接收這條鐵路，但日本拒絕了中國的要求，并保留此路作為南滿鐵路的支線。
所有這些沖突刺激了中日關系，而日本國力的上升激發了中國民族主義的成長。
在東京的中國學生學習日本國家生活現代化進程中的榜樣，同時清政府有志改革的官員被喚起反對日本的擴張。
[34]這反過來又使日本堅定其走向帝國的道路。
同時，與美國達成妥協的努力正在導緻1908年11月的《羅脫&mdash高平協定》。
1908年9月25日，桂太郎内閣正式通過的外交政策計劃，透露了日本堅持其在滿洲權利的決心，并正式決定使關東租借地成為日本的永久财産。
[35]
日本的二十一條
1911年10月中國革命爆發時，日本政府主要關心的是保持1905年戰勝俄國後在滿洲得到的權益。
由于與清政府訂有協議，而革命黨是未知因素，外相内田康哉和駐北京的公使伊集院彥吉兩人傾向于向清政府提供援助。
甚至在革命遍及長江以南後，他們仍堅持這種主張；許多保守的日本人争辯說，甚至一個由清朝統治北方的分裂的中國，也比一個由民國統治的統一的中國好。
一種遍及全中國的共和制度，将成為日本君主制度的反面榜樣，也将危及日本的利益。
[36]所以日本政府建議英國政府組成聯合軍事遠征隊。
它也同意滿足清政府購買軍火的請求。
英國拒絕了日本的建議。
英國的大部分利益在革命軍控制的地域内，而援助清政府将危及這些利益。
因此倫敦答複說，雖然它贊成中國的君主立憲，但它并不認為外部幹涉是可行的。
當11月13日袁世凱終于回到北京時，英國人已在扮演他與革命者之間的秘密調停人。
因此甚至在袁正對日本外相伊集院宣布他支持君主立憲時，他已開始與革命黨人和談。
甚至北京與革命黨人的談判代表唐紹儀也贊成共和。
形勢向着袁世凱為總統的共和制方向穩步發展。
于是袁世凱的熟練的政治手腕赢得了英國的支持。
日本覺得在所有列強中它在中國利害關系最大，但沒有英國盟友的支持，它不能派遣軍隊，也不能要求保持清朝的君主立憲。
幹涉失敗後，日本政府開始與英國協力并轉向不幹涉。
不少日本民間人士堅定地支持孫逸仙的革命運動。
據說有600多人曾到中國參加革命。
有些人曾活躍于日本的民權運動，并認為中國革命符合中國的民主化利益。
多數人相信，一個強大的中國對于從西方統治下解放亞洲是必要的。
然而其他許多人，是以他們自己的利益至上作為&ldquo革命者&rdquo去中國的。
最初這些日本人受到中國革命黨人熱烈歡迎，但不久他們被當作麻煩的肇事者而受到冷落。
有影響的右翼分子頭山滿等知名日人跑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