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試圖控制冒險家們的活動和行為。
[37]
中國的革命力量部分由于财政原因，終止了與袁世凱議和。
例如，孫逸仙抵達上海後，立即與三井公司上海辦事處接觸請求武器。
它的負責人同意幾筆大的貸款；日本的目标是把漢冶萍公司置于中日共管之下。
[38]1912年3月10日，袁世凱作為臨時總統在北京上任後不久，日、美、英、德、法、俄組成了銀行團，簽字同意貸款給中國。
日本已經采取了不幹涉政策，外務省試圖通過在北京的談判穩定中日關系。
這種努力，被未來幾十年将會損及日本對華政策的那種獨立軍事行動所削弱。
戰場上的軍人比外務省的代表更具侵略性，而日本對侵略分子的專擅行為普遍接受，并縱容了他們。
政府以外的日本人對政府政策的第一次挑戰，是滿蒙獨立運動。
一個曾參與清朝警察改革計劃名叫川島浪速的活動分子，已經與滿族貴族成員發展了親密的私人關系。
1911年革命期間，川島和一群日本軍人密謀使滿洲和蒙古獨立，并勸說滿族肅親王（善耆）領導這次行動。
根據計劃，肅親王離開北京前往關東租借地的旅順，于1912年2月2日到達。
但由于日本外務省一再向軍隊提出抗議，肅親王被迫脫離這次運動，并隐居旅順。
（他的女兒與川島結婚。
[39]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作為日本人的合作者而被處死。
）
川島小組成功地從日軍獲得了一大批武器和彈藥。
仇視漢人的強烈情緒在蒙古人中間流行，而且很少有人歡迎将來接受袁和他的政權統治的想法。
兩個蒙古王公受到川島的誘惑，參加了滿蒙獨立運動。
然後，武器在日本人護送下運進内蒙，用馬車從南滿鐵路的公主嶺站西運。
然而，這支護送隊受到中國政府軍隊的攻擊，13名日本護衛人員和9名蒙古人喪生，這次周密的冒險就這樣結束了。
但是，直到1931年滿洲事變，日本人繼續卷入滿洲和蒙古的獨立運動。
[40]
非官方幹涉的另一端，是日本人幫助革命黨人反袁。
當1913年7月稱為第二次革命的反袁運動爆發時，它在7周内就被鎮壓了；而孫逸仙、黃興和軍事領導人李烈鈞不得不逃命。
袁世凱政府請求英國和日本不要接納中國的政治避難者進入其領土。
盡管外務省作了最大努力，日本民間人士和軍官還是幫助了革命黨領導人逃跑。
黃興乘日本軍艦&ldquo龍田丸&rdquo從南京到上海。
從那裡他乘日本私人輪船逃到香港，然後轉到另一艘開往日本門司的日本輪船。
孫逸仙從上海到福州，日本輪船&ldquo撫順丸&rdquo在那裡把他接走，經台灣把他帶到神戶。
李烈鈞在戰鬥失敗後，于1913年9月1日獲準在長沙的日本領事館避難，然後乘日本輪船前往漢口，從那裡他乘軍艦&ldquo伏見丸&rdquo逃脫。
[41]
二次革命因三次意外事件而受到損害，這三次事件影響日本輿論反對他們政府的謹慎政策：扣壓一名日本陸軍上尉，逮捕一名陸軍少尉，以及袁軍進入南京時的暴力行為導緻三名日本人死亡。
東京外務省尋求以溫和外交來解決這些問題，但被這些&ldquo侮辱&rdquo激怒了的日軍要求懲罰那些責任者。
當壓力升級時，外務省政治事務局局長阿部守太郎被一名強硬派青年殺害。
幾千名憤怒的東京市民示威反對外務省的政策。
這些壓力迫使外務省向袁世凱政府交涉。
[42]東京政府最後占了上風，但在此過程中中國的知識分子，包括革命黨人在内，廣泛顯示了反日的猜疑和敵意。
當1914年7月28日第一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爆發時，中國馬上提出了一項二十四點聲明，表示不介入戰争。
聲明的要點是交戰國不能占據中國領土或領海，或在中國領土或領海上交戰；以及不能利用中國領土作為發動進攻的地區。
交戰國的軍隊和武器如經過中國領土，将依法扣留或沒收。
至于日本，第一次世界大戰提供了穩定其帝國主義利益的機會。
日本從俄國獲得的滿洲的利益隻要短時間去經管，而對德國曾于1895年組織三國幹涉的有意侮辱現在能夠予以反擊。
然而，英國試圖勸阻日本方面對德國采取軍事行動，而澳大利亞、新西蘭和加拿大等自治領甚至更反對日本卷入。
英國以保護太平洋上英國商業航運免受德國武裝商船襲擊的方式，試圖限制日本參加海上行動。
然而日本不願接受這樣一個受限制的角色，并于8月15日向德國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德國不遲于9月15日&ldquo無條件并無償地将膠州租借地全部交給日本帝國政府，以便最後将其歸還中國&rdquo[43]。
外相加藤高明的看法是，如果無償得到膠州租借地，可以在相當時間内歸還中國；另一方面，如果以鮮血和金錢的高昂代價獲得，日本不會輕易将其放棄。
由于德國沒有對最後通牒作出答複，日本宣戰，并封鎖了德國租借地内的青島。
為了盡量減少損失，日軍決定從背後進攻德國防區，但這樣做需要通過中國領土，違犯了中國的中立。
東京向北京施加很大壓力，要求把山東省排除在中立區之外，但被外交部總長孫寶琦堅決拒絕。
相反，中國在山東集結了大量軍隊。
盡管中國懷疑日本在以武力占領後會信守諾言将膠州歸還中國，但中國最後屈服了。
1914年9月2日，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
然而日軍不是全力進攻德國在膠州灣的防區，而是以部分兵力占領濰縣，然後西向，占領通往濟南的山東鐵路全線。
日軍随後又攻占青島。
然而，甚至在德國投降後，日本仍沿鐵路全線留駐軍隊。
在整個過程中，中國處境孤立。
英、法、德全神貫注于歐洲的戰争，沒有時間和資源關心亞洲。
英國也感到日本的利益集中在華北，可能有助于穩定英國在華中和華南的利益。
此外，因為協約國在歐洲受到很大的壓力，英國愈來愈感到需要日本的幫助，所以默許日本向中國施加壓力。
俄國自己正在策劃向中國的滲透，也不反對日本的行動。
隻有尚未卷入歐洲戰争的美國，給中國一些同情。
但即使是美國，主要關心的仍是歐洲的戰争，不希望為中國而與日本對抗。
由于不能指望外部的幫助，最後外交部次長曹汝霖向日本人轉達了袁世凱就日本的經濟要求進行談判的意願；作為回報，希望日本嚴格控制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
于是戰争年代為日本提供了一個穩定其與中國關系的良機。
由于用武力攻占的山東需要重新談判，似乎這是重新談判滿洲租借地的适當時機，不需很長時間去進行。
歐洲不可能幹涉。
許多日本團體煽動與中國全面解決；老政治家們認為，鑒于歐洲自相殘殺，意見一緻是重要的，同時，各種各樣的激進團體提出了全面推翻中國政權的理由。
甚至再度在日本避難的孫逸仙，也認為他看到了幫助反對袁世凱的機會。
不消說，軍隊領導人态度特别堅決。
外務省及時制定了十四條要求表，列為四号和七點&ldquo希望&rdquo（第五号），大隈政府在11月11日的内閣會議上正式通過。
1915年1月18日，日置益公使在北京直接把它們交給袁總統，并以一種傲慢的方式對它們進行解釋；他向袁保證，如果它們被接受，日本将控制在日本的中國革命黨人和留學生。
日置益要求袁對要求内容和談判過程保密，但北京政府通過年輕的外交官顧維鈞很快把要求的内容洩露給美國公使保羅·芮恩施。
孫寶琦辭去外交部總長，由陸征祥接替。
然後開始了緩慢的談判過程，其間袁耗盡了日本人的耐心。
在84天中，進行了25次正式談判和20次非正式談判，作了許多修改。
[44]在談判過程中，美國政府對日本的要求以及談判的方式越來越不安，而美國輿論則轉向反對日本。
國務卿威廉姆·詹甯斯·布賴安最初準備接受日本大體上不談&ldquo第五号&rdquo的保證，但當明白日本人并未對他坦誠相告，以及芮恩施公使應中國的警告從北京發回日本人侵略的緊急預告時，威爾遜總統接過來指導美國的反應。
[45]最後東京放棄了&ldquo第五号&rdquo，并于1915年5月7日發出最後通牒。
于是中國屈服了。
5月9日晨一時，新任外交部總長陸征祥和次長曹汝霖來到日本使館，并按他們的最後修訂文本接受了要求。
最初要求與最後要求之間的區别，包括它們的長期效應，可以用下表概括。
按帝國主義的先例來看，二十一條并不包含什麼新東西；除滿洲租借地的擴張外，它們也不意味日本在中國更有地位。
它們符合列強在華所獲特權的順序，也沒有直接威脅美國的經濟利益，或直接與貿易方面&ldquo門戶開放&rdquo的總原則對抗。
[46]日本人把第五号&ldquo希望&rdquo，看作是給予他們的同胞以西方傳教士已經享受的權利；中國大多數派系都已尋求日本的顧問和武器。
日本外交的遲鈍和愚笨是要求的特色。
全世界特别是美國注意到一個詭計多端的日本在西方列強全神貫注其他地區時欺負虛弱的鄰邦。
由于要求保密，日本外交官使中國政治家因洩露假定并不存在的要求内容而惶恐不安。
1915年5月，日本人向袁世凱提出的最後通牒，使其感覺遲鈍到了頂點。
在中國人原來不同意的各個方面，這份最後通牒并沒有使日本有多少收獲，但為每年5月25日成為國恥紀念日提供了象征。
日本企圖阻止中國的共和民族主義保衛自己的地位，而這種企圖以推進民族主義并使其集中為反對日本而告終。
二十一條使中國和美國大衆如此激憤的原因是它們的不合時宜。
它們是按照19世紀90年代帝國主義的掠奪精神炮制的，但晚了20年，在中華民國和美國的進步運動興起之後。
從任何意義上說，它對日本是一次得不償失的勝利。
二十一條
續表
日本的影響和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從世界大戰一開始，英國就希望中國加入協約國一方。
日本政府不贊成這樣做，認為中國參戰将增強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從而降低日本作為中國的領導者和代言人的地位。
與日本磋商後，英國決定在沒有日本預先同意前不就中國參戰進行談判。
日本強迫中國簽訂二十一條就是這種諒解的結果，而且日本政府繼續欺騙袁政府。
同時，日本在野人士繼續利用滿、蒙少數民族反對中國人的情緒，陰謀把滿洲從中國分離出去，而另一些日本人則繼續公開同情孫逸仙周圍的南方反袁革命力量。
于是，當1915年末袁世凱企圖建立一個以自己為君主的新王朝時，日本政府和在野人士同樣強烈反對。
日本尋求英國支持，然後尋求美國、俄國和法國支持，逼迫袁推遲實行君主制的計劃。
除美國外，所有國家都贊成。
1915年12月反袁運動在華南發動，而且勢力增強以後，日本政府于1916年3月決定承認南方革命力量為與北方平等的交戰團體，并暗中支持那些幫助南方革命力量的日本活動分子。
同時，在中國北部，日本活動分子得到日本軍方秘密提供的軍火，再度策劃圍繞當時隐居旅順的肅親王的一次滿蒙獨立運動。
日本外務省本身暗中支持這些做法，向袁政府施加壓力。
但袁世凱于1916年6月逝世。
日本軍方認為這次運動成功希望微乎其微，因而撤回了它的支持。
獨立軍瓦解，結束了第二次滿蒙獨立運動。
随着袁世凱去世，控制軍隊的段祺瑞迅速加強了内閣的行政權，但幾乎在每一個問題上不僅與黎元洪總統，而且也與國會發生沖突。
為了增強他的政治影響以及鞏固他個人的權力基礎，段計劃與政情也在變動之中的日本發展更為緊密的關系。
1916年10月，大隈重信首相由寺内正毅取代，而加藤高明外相由本野一郎取代。
寺内計劃通過他任朝鮮總督時代以來的密友西原龜三接近段内閣。
在這一時期，美國與德國之間的關系繼續惡化。
1916年4月，美國抗議德國的潛艇攻擊後，德國保證限制潛艇。
然而1917年1月31日它改變了立場，宣布準備恢複無限制的潛艇戰。
威爾遜總統立即斷絕與德國的外交關系，美國于2月3日号召中國和其他中立國也這樣做。
北京政府要求美國提供一筆貸款作為酬勞。
随着戰争進行，歐洲協約國面臨法國勞工短缺，于是從中國招募了14萬勞工。
1917年2月，一艘載有900名華工的法國船在地中海被德國潛艇擊沉，542名華工喪生。
為了對付德國的潛艇活動，協約國求助于日本海軍。
英國在上月已請求日本派驅逐艦進入地中海，而日本則乘機要求英國支持日本獲得以前德國在山東的權益，以及德國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領地。
日本政府向俄、法、意提出了同樣的要求。
所有四國都私下保證，在将來任何和平會議上支持日本的要求。
此外，中國的段政府目前正準備改善與日本的關系，而戰争突然加強了日本的經濟實力，也恰好使歐洲特别是英、法在東亞的勢力突然削弱。
基于這種新的原因，日本政府現在改變了政策，同意中國參戰。
[47]
1917年1月，西原安排了500萬日元的貸款給段政府。
于是開始了&ldquo西原借款&rdquo。
在短期返日後，西原于2月回到北京，并通知中國政府如向德國宣戰，可望得到充分得多的援助。
西原多次會見段總理，強烈要求他參戰。
段不顧副總統馮國璋的反對以及黎總統更強烈的反對，最後同意了。
1917年8月14日，段政府向德國和奧匈帝國宣戰。
馮最後在這個問題上與段取得一緻，但黎元洪仍堅決反對，促成一場激烈的内部權力鬥争。
作為中國參戰的交換條件，段希望從列強得到财政援助，以增強他本人在國内的領導地位，并提高中國在國際社會中的地位。
段的政策得到中國内部三種勢力的支持：第一，段本人領導的北洋軍閥的皖系；第二，曹汝霖周圍的集團，西原借款的主要渠道；最後，議會中梁啟超周圍保守的共和黨人。
後者反對革命黨和孫逸仙的國民黨。
積極反對中國參戰的是那些有商業利益的人，他們希望從中立中保持繁榮，而國民黨則擔心參戰會使段政權得到加強。
在日本駐北京公使林權助的推動下，日本政府決定全面援助段祺瑞，首先通過增加西原借款，并禁止一切給南方國民黨的借款、軍火和民間幫助。
段和南方革命者之間的沖突加劇了。
到1917年8月末，134名反段國會議員在廣州開會，選舉孫逸仙為新的軍政府的大元帥。
随着段政府宣戰，日本對他的援助大量增加；在1917年和1918年兩年間，向段政權提供了約14500萬日元，相當于約7250萬美元的共八筆西原借款（其中隻有500萬日元得到償還）。
這些借款受到以國民黨為首的反段分子的猛烈攻擊，因為這使國内的不和升級，而且支持了反動政權。
于是這項借款成了中國民族主義運動成長的催化劑。
[48]
段與寺内政府之間的勾結并未就此結束。
當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革命爆發，新的蘇維埃政府通過《布列斯特&mdash立托夫斯克條約》中止了與德國和奧匈帝國的沖突時，日本懷疑蘇維埃與德國結盟。
出于對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擔心，它尋求阻擋西伯利亞的布爾什維克主義浪潮，并為此建議與段政權結成軍事同盟。
1918年3月25日，日本外相本野和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在東京同意合作以對抗俄國境内敵對勢力的增長。
5月16日，兩國簽訂了一項秘密的軍事互助協定，接着又分别簽訂了一系列詳細叙述陸軍和海軍合作的協定。
這些協定的條款中日雙方都秘而不宣，兩國隻聲明談判在進行中。
這種神秘狀态加深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擔心，他們擔心中國軍隊基本上正被置于日軍控制之下，也擔心這些協定隻是日本滲透的另一種表現。
全中國爆發了反對協定的示威，而大量中國留日學生在抗議聲中回國。
[49]
日本政府積極維護段祺瑞的立場，事實上從财政和軍事兩方面加強了段政權，并對華南以國民黨為中心的反段力量造成了不利影響。
因此1919年2月20日在上海召開的南北和會，一開始就面臨難以逾越的障礙，歸于失敗。
無論如何，日本和段政權之間簽訂的軍事協定，随20年代中期段政權的倒台而失去所有影響。
1921年1月28日，中國通知日本全部廢除這些協定。
與上海的南北和會幾乎同時召開的是巴黎的凡爾賽和會。
當和會拒絕中國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利的要求時，中國代表團退席，1919年5月4日北京爆發了遊行示威。
外交事務對國内政治的沖擊再清楚不過地得到了證明。
[50]
華盛頓會議與中國
英國、法國和荷蘭盡管被戰争所耗竭，但仍想維護在太平洋和遠東的利益。
但這樣做需要美、日兩國的合作，這兩個國家不隻沒有受到歐戰損害，而且也從那裡獲得了經濟利益。
加拿大、澳大利亞和新西蘭正警惕日本近期的擴張，英國也感到有必要獲得美國的好感以遏制日本。
然而，英國同時需要它的同盟者日本的友誼，來保護自己在中國的利益。
為此種種，英國人希望召開一次廣泛的會議，一攬子調整與自治領、美國和日本的關系。
[51]
自從日俄戰争以來，美國與日本經常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