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而發生争執。
然而，雖然兩國政府作了最大努力，移民問題仍使緊張加劇。
當戰争削弱了歐洲經濟時，這兩個經濟繁榮的國家在太平洋上進行激烈的海軍競賽。
日本雖然缺乏美國那樣的自然資源、資本積累和生産能力，但仍實施軍備擴張計劃以對抗美國的海軍建設，把沉重的負擔強加給它的人民。
1920年，軍費占日本政府全部經費的48%，1921年占49%。
為了減輕這種負擔，緩和與美國的緊張關系是絕對必要的。
美國也覺得海軍競賽是個經濟負擔。
它更進一步看到需要以某種方式回擊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中國的突然推進。
1917年11月2日，國務卿羅伯特·藍辛企圖于《藍辛&mdash石井協定》的換文裡，以同意承認日本某些特殊權利的方式來保持中國的門戶開放。
在華盛頓進行的藍辛與日本大使石井菊次郎之間的幾輪談判，其結果有兩個基本點。
第一，承認有相鄰邊界的國家之間存在特殊的關系。
在此基礎上，承認日本在中國有特殊利益。
第二，保證中國的獨立和領土完整，并信守工商業機會均等的&ldquo門戶開放&rdquo原則。
然而，戰争一旦結束，美國就修改了它的調和立場，并開始試探各種選擇，認為舊的帝國主義外交現在應當由東亞國際新秩序取代。
1918年，美國曾建議應設立一個美、英、法、日銀行團向中國提供借款。
1920年華盛頓又要求廢除英日同盟，因為這是保護日本向中國滲透的手段。
作為這個過程的一部分，華盛頓會議于1921年11月到1922年2月召開。
軍備和遠東關系在平行的小組會上讨論。
中國代表施肇基緻力于廢除不平等條約體系。
他保證各條約國在中國工商業機會均等的門戶開放，但要求所有有關中國的協定必須公布，簽約時必須有中國參加，有指定的期限，并作出有利于授予者的嚴格解釋。
[52]
這時日本自己正在經曆一場民主運動（例如，男子普選權在1925年成為法律），同時蒙受1918年以來在西伯利亞的反共幹涉的負擔。
由此日本需要與美、英協調關系，并尋求與美英的中國政策步調一緻。
日本就最終恢複中國的全部主權采取合作态度，同時擁護在中國的無限制、無條件的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同意将來談判廢除治外法權。
最後，通過審議關稅、勢力範圍、門戶開放和禁止向中國提供軍火等16項個别的條款，産生了有關中國的兩個條約和九項決議。
英日同盟結束，四國條約（英、法、日、美）取而代之，但是沒有任何軍事條款，隻承諾進行磋商。
海軍限制條約同意英、美、日艦隊的比率為5∶5∶3，這會把日本封閉在它的領海裡。
關于中國，列強最後同意單獨召開一個目的在于廢除治外法權的會議。
關于關稅事務，鑒于中國政府嚴重的财政困難，主要目标是增加中國政府的歲入。
同時有一個條約準備修改關稅稅率，倡議将來召開會議修改整個關稅體制。
最重要的是1922年2月6日關于中國的九國公約，它把嚴格的和具體的關于門戶開放和機會均等的條款結合起來，并反對關于中國鐵路的不公正待遇。
從1921年11月1日到1922年2月4日，日本和中國通過直接談判解決了山東問題，兩國簽訂了一個條約，把以前德國的膠州租借地歸還中國。
日本從山東撤回所有軍隊。
青島海關并入中國海關，膠濟鐵路及所有财産移交中國。
華盛頓會議提出了很高的理想，但是沒有提供實現的方法。
中國的主權仍受不平等條約體系損害，部分是因為中國在1922年分裂為北京和廣州兩個政權，沒有一個單獨的政府能行使主權。
同時，蘇聯和德國被排除在新體系之外。
初看起來，主要的實際結果是消極的，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擴張已被壓回1905年的邊界。
列強的擴張已被放棄，但隻是由九個簽字國而且隻是在紙上被放棄的。
另一方面，一些曆史學家争論說&ldquo華盛頓列強&rdquo&mdash&mdash特别是美、英、日&mdash&mdash成功地結束了敵對和互相猜疑的年代，并終于正在嚴肅地采納在遠東合作行動，把動蕩減少到最小程度的思想。
在這一點上，英&mdash美&mdash日外交可以被看作與戰後歐洲的發展相仿佛，近來的曆史學家已在其中發現了一種在表面仇恨下的國際主義合作的模式。
&ldquo非正式協定&rdquo一詞适用于戰後英、美中東關系的模式，也許也适用于華盛頓會議後的東亞事務。
的确，沒有固定的機構來推行集體行動；但三國選擇了以協定代替敵視，并以合作的競争代替單方面的或個别的行動。
[53]
人們對華盛頓會議時期的說明，大概最後以其對20年代的看法為轉移，或者看作短視和失敗，為以後10年帶來災害的10年，或者看作一個認真緻力于重建國際秩序的時代，這種努力一直持續到今天。
按照後一觀點，這次會議代表了對遠東新秩序的一種探索，與在歐洲、中東和拉丁美洲的類似探索是平行的。
于是，中國外交事務的曆史作為争取規定全球體制以保證國際安全和國内穩定的一章而呈現其意義。
華盛頓會議體系應當成為這樣一種體制。
不幸的是，它從來不可能穩定。
首先，中國的政治和财政動蕩威脅着它。
甚至當1922年會議閉幕時，西方和日本宣布中國正處于政治崩潰的邊緣；北京政府不再能發全薪給它的官員；教師的薪水已欠了幾個月；不能開課；北京市場狀況急劇惡化。
政府财政看來無法修補，内閣五次更疊。
然後在1923年5月6日，津浦鐵路的藍鋼皮快車在臨城受到了一千多名土匪攻擊，[54]土匪殺死了一些中國旅客，并帶走了一百多人，包括約16名外國人，其中一名婦女屬洛克菲勒家族。
北京政府驚慌失措，命令釋放外國人質。
最後土匪在12日釋放了人質，但這使每一個人想起北京政府軟弱無能。
外國政府共管中國的争論又被認真地提出來了。
如果一個政府不是作為徒有虛名的中央政府而存在，那是因為列強願意承認它這樣。
因為列強需要一個中央政府來償還中國的借款，就外國的新利益進行談判，并按照國際法處理各種事務。
如果沒有一個溝通它們利益的主渠道，列強将不得不與大量地方軍閥分别談判。
因此，北京政府作為中央政府是一種嘲弄&mdash&mdash實際上隻不過是一種虛構&mdash&mdash但它是由列強扶持的。
盡管政治動蕩，它們還是在1925年召開了一次特别關稅會議，按照華盛頓會議協定來讨論修訂關稅。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這次會議的召開與國民黨及其共産主義同盟者所領導的國民革命北伐恰好同時，他們譴責華盛頓會議是帝國主義的共謀，并要求把全部主權無條件歸還中國。
同時軍閥與外國的勾結正一浪高過一浪，張作霖和段祺瑞與日本的關系，吳佩孚和陳炯明與英國的關系，以及馮玉祥和國民黨與蘇聯的關系就是例證。
莫斯科與中國的雙重接近
在華盛頓會議列強已籌劃逐步改革，在将來某一時間廢除條約體系的時候，蘇維埃革命更加積極地接近中國的國内問題和國外問題。
列甯很早就陳述了落後國家可以作為無産階級革命後備軍的觀念。
1913年5月18日，《真理報》刊登了一篇題為《落後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的短文。
列甯的主要觀點可做如下概括：（1）垂死的歐洲資産階級仍然通過它的政府控制着一切。
而且，歐洲資産階級是唯一先進的無産階級的死敵。
（2）這些資産階級政府聯合亞洲中世紀反革命的控制力量統治亞洲殖民地。
其結果是殖民地資産階級和無産階級的聯合反殖民運動推進了這些亞洲殖民地的民主運動。
因此，亞洲的資産階級民主運動是進步的，而控制歐洲的資産階級則是落後的。
因此，列甯相信歐洲的無産階級與亞洲的資産階級民主運動可能結成同盟。
同樣的觀念鼓舞約瑟夫·斯大林在1918年寫下了《不要忘記東方》。
這一思想在1920年莫斯科第二次共産國際大會上被具體采納。
落後的殖民地民族資産階級于是就有了革命者的身份。
這就是說，他們被看作是民族主義的旗手。
但在某一階段，殖民地的資産階級會走向反面，成為無産階級的壓迫者。
大會同意隻有在資産階級是真正的革命者時，落後的殖民地無産階級運動才能支持資産階級的民族解放運動。
莫斯科裁定，土耳其基馬爾帕夏的民族主義運動是資産階級民族解放運動，并積極支持它。
下一個是中國。
大約在辛亥革命時，列甯就認為孫逸仙卷入的政治形成了資産階級民族主義。
莫斯科的主要中國政策就這樣形成了，中國的無産階級與革命的資産階級結成聯盟，共同奮鬥，莫斯科援助這項事業。
由共産國際負責執行計劃。
莫斯科的第二個計劃是直接做北京政府和各個軍閥政權的工作。
[55]革命工作的基本原則就是把敵人減少到最小限度，把同盟者和朋友增加到最大限度。
列甯在1920年的文章《共産主義運動中的&ldquo左派&rdquo幼稚病》裡，解釋了他的思想，即利用敵人營壘中的一切分歧和利益沖突，尋求與群衆聯盟的一切可能。
（斯大林在1924年的著作《列甯主義基礎》裡作了類似的論述。
）因此，在1917年11月布爾什維克掌權後，盡管他們的權力基礎還不穩固，并受到内部反革命勢力和外部幹涉的擾亂，但他們有責任以某種方式與鄰國結盟，或者撇開這點，至少同那些國家建立友好關系，使它們與莫斯科的敵人，即反對革命的俄國軍隊和日、英及其他幹涉國斷絕關系。
此外，甚至北京政府和軍閥也能在受民族主義感情驅使他們與日英帝國主義對抗的範圍内，扮演配角。
按最大限度減少敵人的說法，與北京政府改善關系的主意看來确有希望。
蘇聯政府本身對此承擔了責任。
簡言之，莫斯科試圖以雙重接觸的政策來支持和擴大中國的社會主義勢力：通過第三國際幫助中國的革命力量，同時通過蘇聯政府促進與中國革命力量的國内敵人（如北京政府和軍閥們）的友好關系。
十月革命後，蘇俄立即主動接近北京政府，并呼籲恢複外交關系。
然後在1919年7月，蘇俄通過外交人民委員會副委員加拉罕果敢地宣布終止對庚子賠款的權利，并準備放棄舊沙俄在中國的一切其他權益；接着在1920年9月提出了更具體的建議。
兩個聲明放在一起稱為加拉罕宣言。
加拉罕宣言在緊接着&ldquo五四運動&rdquo來臨，當時收回權利運動在中國正接近高潮，這項宣言在中國朝野引起了相當大的轟動。
但它留下了主要的中東鐵路問題沒有解決，蘇聯幹脆地拒絕放棄它。
1922年，一位蘇聯高級外交官越飛開始在北京讨論恢複外交關系。
（當時他在北京從後藤新平那裡接到訪問日本的邀請，他在日本恢複蘇日外交關系中扮演了主要角色。
後來他被指控為托洛茨基分子，并于1937年自殺[56]。
）接着在1923&mdash1924年間，加拉罕在北京主要與中國外交部總長顧維鈞進行了漫長的談判，于1924年最後完成了以下列三條準則為基礎的恢複外交關系的協議：（一）廢除不平等條約；（二）中國對外蒙古的宗主權；（三）中蘇共管中東鐵路。
蘇聯政府和共産國際先後努力接近國民黨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者，考慮組織中國的革命力量。
[57]1920年春，格利高裡·維經斯基以共産國際遠東部負責人的身份出現在北京，并會見了李大钊。
由于李的熱情介紹，維經斯基前往上海會見陳獨秀。
1921年7月，在上海法租界秘密召開了中國共産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國共産黨正式成立。
按照共産國際的形勢分析，國民黨是一個革命的資産階級政黨。
由于它是革命的，共産黨作為中國無産階級的代表必須與它合作。
問題是應采取怎樣的合作方式。
1922年8月，中國共産黨中央委員會的會議在杭州對此進行了讨論。
共産國際在中國的代表馬林（亨德裡克斯·斯内夫利特）[58]主張合作應在國民黨内部進行，共産黨員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ldquo内部跨黨&rdquo戰略）。
陳獨秀表示反對，他主張與國民黨的合作在黨外進行。
經過激烈的争論，馬林宣布黨應當嚴格遵守共産國際的指示，于是他的觀點占了上風。
[59]
然後，越飛拜訪了當時從軍閥陳炯明那裡逃亡上海的不幸的孫逸仙；結果于1923年1月26日發表了《孫文越飛聯合宣言》。
宣布共産主義制度不适合中國條件的條目表現了越飛的一個主要讓步。
孫于2月再次被邀請到廣州領導一個新政府，這個政府與莫斯科的交往變得出乎意外地主動。
8月，蔣介石和張太雷被派往蘇聯幾個月，學習蘇維埃的軍事組織及政治代表制度。
政治顧問鮑羅廷大約于11月啟程來到廣州，軍事顧問瓦西裡·勃魯徹将軍（在中國稱為加倫）随後于1924年抵達。
與他們同來的是援助和軍火。
在這種背景下，國民黨在1924年1月召開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
按照國民黨新的&ldquo聯俄容共&rdquo基本政策的規定，李大钊和另外兩名共産黨員被選為由24人組成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正式委員。
毛澤東的名字出現在17名候補委員的名單上。
随後的共産國際&mdash國民黨聯盟的變遷，深深地留在了1923年到1927年中國民族革命的偉大戲劇之中。
這次中蘇合作進行革命的社會政治内容，已在本書上卷中詳細論述。
這裡我們可以注意到它似乎是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的開始，這種影響以不同方式延續了整整一代。
它也建立了另一種國際秩序結構；這種結構的基礎，是保證莫斯科牌的共産主義将不可避免地席卷世界。
由于國民革命軍從廣州北伐，華盛頓會議列強處于守勢并進行各種調整。
中國的國民革命和列強
蔣介石總司令領導的國民黨國民革命軍以統一全國為目标，于1926年7月經湖南北上。
長沙于8月12日，嶽州于18日，漢陽于9月6日，漢口于7日，武昌于10月10日，九江于12月4日，南昌于12月7日相繼陷落。
潛伏在這種攻無不克的軍事掃蕩背後的，是國民黨左派與蔣介石周圍的反共新右派之間不斷增長的不和。
共産國際認為奪取中國革命領導權的時機已經成熟，因此它發出指示，實行徹底革命的方針。
在此以前，英國曾采取反對中國民族主義的強硬路線，1926年12月改變方針，并且宣布了溫和的對華新政策。
然而，随着民族主義潮流更加洶湧澎湃，英國尋求緩和的希望破滅了。
1927年1月4日和9日，大量的示威者分别沖進了漢口和九江的英國租界。
英國無法派出援兵，最後通過一個歸還租界的協議，放棄了這些租界。
[60]
南京于3月24日陷落時，六名外國人在革命軍士兵的暴行中被殺。
長江上的英、美炮艇從江中轟擊這座城市，幫助他們的同胞撤退。
集合在南京領事館的日本人，遭到了革命軍軍官和部隊的搜查。
一些人受到粗暴對待，另一些人受到槍托的敲打，财物被毀，但未作任何抵抗。
碰巧在領事館建立通訊聯系的海軍官兵拆掉他們的機槍，并應日本平民的要求把他們的武器藏在一間後房裡，以免他們的武器刺激中國士兵。
其結果是雖然發生了暴行，但未死任何人，全部被救，平安無事。
這次南京事件的後果是，英國加強了在上海的防衛，并要求日本和美國也這樣做。
美國派遣了援軍，但試圖避免刺激中國的民族感情。
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要求立即貫徹他的不幹涉中國的原則。
由反對黨政友會領導的對币原溫和對外政策的批評，在一段時間裡曾有所加強。
此外，軍部和參謀本部雙方都支持與英國采取聯合軍事行動，認為英國今天的困境可能就是日本明天的困境。
币原的想法有所不同。
他認為，第一，日本真正的在華利益不在領土而在市場。
第二，如果國民政府确實想把全中國置于它的控制之下&mdash&mdash看來這是可能的&mdash&mdash日本應該避免摩擦。
第三，正在出現分裂的迹象，因為國民政府内部親共分子與反共分之子之間的沖突加劇了。
最後，如果中國不答複日本的最後通牒，并拒絕日本的要求，怎麼辦？外國支持蔣介石會使之像一個叛徒。
除了讓蔣介石自己把共産黨清除出國民政府外，别無其他有效的辦法。
當然這是他在1927年4月的流血政變以及随後的剿共行動中所做的事。
由于蔣的反急進政變，華盛頓會議體系可望最後到位。
中國終于有了一個有希望保持穩定的中央政府，這個政府反對蘇聯&mdash&mdash一個留在華盛頓框架之外的強國。
華盛頓列強雖有分歧，但它們并沒有完全放棄在中國互相協商和合作的原則。
不幸的是，1927年後的歲月表明，在國内動亂不僅席卷中國而且波及日本和西方國家的時代，在遠東創造一個穩定的國際秩序是多麼艱難。
這段無休止的動蕩曆史，将在下一章中論述。
在這裡，1927年後中日關系的梗概應足以說明，實現一個被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