勢力所接受并為其所支持的國際秩序模式是極端困難的。
蔣介石采取反共行動，展現了條約國和他的新南京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在同一個月裡，日本内閣易手。
日本的新首相兼外相是退役陸軍大将田中義一。
作為反對黨的領導人，田中從來沒有放棄過批評其前任币原對華政策軟弱的機會。
現在田中突然有了采取他的強硬對華政策的職位。
[61]
在北伐的1927年階段，當革命軍于5月迫近山東省時，田中以保護日本僑民為名派軍隊到山東。
中國軍隊撤回魯南，避免了一場沖突。
1928年4月北伐重新開始，田中再次派兵進入山東。
較早占領濟南的中國軍隊與那裡的日本軍隊遭遇，經過一些小事件之後，雙方于5月3日發生沖突。
受反帝情緒驅使，有些中國士兵出來殺了11名日本平民。
日本軍隊對中國軍隊發動大規模的行動，并把他們逐出濟南近郊。
中國軍隊繞開了日本人，北上向北京進軍。
雖然未與日軍發生進一步沖突，但是濟南的戰鬥，甚至在蔣的政治上溫和的部隊中，也滋生了深刻的反日情緒。
張作霖大元帥被這些中國軍隊打敗，于6月3日乘專列離開北京，前往他的沈陽大本營。
第二天清晨，恰好在沈陽這一邊的一場大爆炸中喪了命。
他的被暗殺是由一小撮日本軍官策劃的。
他們的想法是，張作霖的死将使滿洲群龍無首，并陷于混亂。
然後日軍将以恢複秩序而幹預，并占領滿洲。
[62]但與此相反，滿洲并未陷入混亂。
當時在北京的張學良趕回沈陽，他對父喪一直秘而不宣，直到7月21日年輕的張學良繼位。
暗殺不久就被确認是關東軍幹的，但張學良認識到發布這條消息可能使他受日本擺布，所以保持了沉默。
在提防日本搗亂的同時，這位滿洲的新統治者也發現他被中國民族主義收回主權的要求所吸引。
首先他與他父親的宿敵國民黨拉上了關系，然後他在滿洲升起了國民黨的&ldquo青天白日&rdquo旗。
與南京政府的秘密談判結束後，滿洲于1928年12月29日易幟。
張加入國民黨，并被任命為東北邊防軍總司令。
此後，張逐漸采取反日政策，而中國人在滿洲的反日運動趨于公開化。
日本商人受到損害，甚至實力雄厚的南滿鐵路株式會社也出現赤字。
接着1929年末的大蕭條時期來臨了。
一系列的事件标志着滿洲的形勢正在惡化。
在滿洲的朝鮮農民據說一度曾達到200萬人，主要從事水稻種植。
但是1931年中國的反日運動更廣泛組織起來了，來自朝鮮的農民在1910年是日本的臣民，他們生活在日本政權難以到達的邊遠地區，忍受着無數事件的沖擊。
滿洲的朝鮮族人下降到大約80萬。
1931年，大約400名朝鮮農民租佃了長春以北萬寶山的土地，并開始以艱苦的勞作把它改成稻田。
然而，中國當局禁止他們定居，并命令他們離開。
由于日本領事的抗議，命令暫時撤銷了。
但是在7月1日，大約800名中國農民襲擊了這片土地，并開始破壞新的灌渠。
侵入者與從長春附近趕到出事地點的日本警察之間爆發了一場沖突。
這成了日本報紙的頭條新聞，而在一段時間裡，朝鮮各地的朝鮮人對當地的華僑采取了激烈的報複行動。
這時日軍的頭号假想敵是蘇聯。
萬寶山事件期間，日軍參謀本部派遣軍官中村震太郎上尉進入西部滿洲測量地形，為對蘇戰争作準備。
張學良部下狂熱反日的士兵抓住了中村，并槍殺了他。
被指控的兇手最後于1931年9月18日被帶到沈陽，而且日本領事得到了通知。
但是太晚了，因為9月18日是沈陽事變之夜。
一小撮關東軍軍官炸毀了一段南滿鐵路；并以此為借口，向中國軍隊發動了進攻。
不到半年，全滿洲已落入日軍之手，并被從中國分離出去。
日本已成為中國對外政策的焦點。
在僅僅20年内，清朝的東亞地區秩序、華盛頓會議條約國所設想的國際法律秩序，以及莫斯科所夢想的世界革命秩序，作為中華民國的國際模型，都已證明是徒勞的。
***
[1]本章著者非常感激道格拉斯·雷諾茲、馬裡烏斯·詹森和入江昭協助完成本章的英文譯本。
[2]見約瑟夫·弗萊徹：《1800年前後清代的亞洲腹地》，《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2章。
[3]W.L.蘭格：《帝國主義外交：1890&mdash1902年》仍是這方面的名著。
[4]馬克·曼考爾：《俄國與中國：1728年以前的兩國外交關系》。
[5]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7章（約瑟夫·弗萊徹文）。
[6]王赓武：《明初與東南亞的關系》，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傳統的中國對外關系》，第50&mdash60頁。
[7]莫裡斯·羅薩比編：《中國在對手之中：中央王國及其鄰國，10&mdash14世紀》。
[8]韓德：《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見該書第4章《李鴻章外交政策中的美國，1879&mdash1895年》。
[9]理查德·J.史密斯：《雇傭兵與官吏：常勝軍在19世紀的中國》；費正清：《依靠條約的共同統治》，載費正清編：《中國人的世界秩序觀》。
[10]本書上卷第1章。
[11]見拉鐵摩爾：《中國的亞洲腹地邊疆》，第143&mdash145頁。
[12]關于這些趨勢，見莫裡斯·羅薩比：《1368年迄今的中國與亞洲腹地》。
[13]關于這個過程，見約瑟夫·弗萊徹：《衰落中的蒙古遊牧社會》，《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8章。
[14]托馬斯·E.尤因：《處于兩大國夾縫中？中國和俄國在外蒙古的政策，1911&mdash1921年》，第39頁和各處。
見彼得·S.H.唐：《俄國和蘇聯在滿洲和外蒙古的政策，1911&mdash1921年》第7&mdash13章的全面叙述；又見羅薩比：《中國與亞洲腹地》第9章更近的概述。
1917年以後的事件在B.希倫德夫和M.桑吉道爾吉編的官修《蒙古人民共和國史》第3卷《現代時期》中有叙述。
[15]中華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1月5日，國民政府承認蒙古獨立。
&mdash&mdash譯者
[16]H.E.理查森：《西藏簡史》第7章《1914年西姆拉條約》；克萊夫·克裡斯蒂：《英國、中國與西藏的地位，1914&mdash1921年》，《現代亞洲研究》季刊第10卷第4期（1976年10月），第481&mdash508頁；阿拉斯泰爾·拉姆：《中印邊界：邊界争端的起源》。
[18]入江啟四郎：《中國邊 疆與英俄角逐》和羅薩比：《中國與亞洲腹地》，第220&mdash229頁。
又《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4卷，第11&mdash13頁。
楊增新在新疆保持的中國統治，在國民黨政府的控制于1943年得到重申以前，由1933年奪取權力的盛世才繼續，盛世才是蔣介石下面的一個日本 訓練的軍官，他處決了許多反對者，并與俄國人交往。
關于最近研究得到的評價，見陳福霖：《盛世才在新疆的改革計劃：理想主義還是機會主義？》。
[19]所以理查德·斯托裡為他1979年的著作選用書名為《日本與西方在亞洲的衰落，1894&mdash1943年》。
關于這一節的一般環境，見馬裡烏斯·B.詹森：《日本與中國：從戰争到和平，1894&mdash1972年》，又見喬舒亞·福格爾：《政治與漢學：内藤湖南（1866&mdash1934年）個案》。
[20]見約瑟夫·弗萊徹：《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7章，《東北滿洲的喪失》。
又見羅伯特·H.G.李：《清史中的滿洲邊疆》和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第1章。
[21]關于英日同盟和日俄戰争，見伊恩·尼什：《英日同盟：兩個島嶼帝國的外交，1894&mdash1907年》；岡本俊平：《日本寡頭政治集團與日俄戰争》；約翰·A.懷特：《日俄戰争的外交》；鹿島守之助：《日本外交，1894&mdash1922年》第2卷《英日同盟與日俄戰争》。
[22]秘密草約收入約翰·馮·A.麥克默裡編：《1894&mdash1919年與中國締結或涉及中國的條約和協定》第1卷，第554頁；懷特：《日俄戰争的外交》第341頁和韓德：《邊防與門戶開放》第159&mdash161頁讨論到這個草約，但對草約的效力表示懷疑。
[23]該條約的簽字日期應是12月22日。
&mdash&mdash譯者
[24]關于條約中心點和措辭的含糊，見伊恩·H.尼什：《同盟在衰亡：1908&mdash1923年的英日關系研究》第70頁，尼什斷言&ldquo1911年條約基本上是消極的&rdquo。
[25]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280&mdash281頁。
[26]韓德：《特殊關系的形成：1914年以前的美國和中國》第3章《排外政治和外交，1879&mdash1895年》。
[27]斯蒂芬·R.麥金農：《清帝國末年的權力與政治：袁世凱在北京和天津，1901&mdash1908年》。
[28]GovermorofLiaotung，應為奉天巡撫。
&mdash&mdash譯者
[29]赫伯特·克羅利的《司戴德》和芮恩施的《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的叙述已為韓德的《邊防與門戶開放》的叙述所取代。
又見雷蒙德·埃斯瑟斯：《西奧多·羅斯福與日本》；查爾斯·E.諾伊：《不可靠的友誼》；入江昭：《太平洋上的疏遠》。
條約文本收入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12&mdash313頁；美國國務院：《美國對外關系，1908年》，第511&mdash512頁。
[30]角田順：《滿洲問題與國防方針》，第705頁以下。
[31]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第39集第1冊，第650頁以下；鶴見祐輔：《後藤新平》第2卷，第732&mdash809頁，載有後藤新平關于滿鐵的專題報告和10年計劃。
這個地域的管理引起軍部領袖和文官領袖之間争奪最高權力的尖銳沖突。
[32]約翰·揚：《南滿洲鐵道會社的調查活動，1907&mdash1945年：曆史和書目》。
[33]此處的煙台，不是山東省的煙台。
&mdash&mdash譯者
[34]馬裡烏斯·詹森：《日本與中國的辛亥革命》，《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6章。
[35]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05&mdash309頁。
同一報告強調指導将來日本移民到大陸以加強日本在大陸的地位之重要性。
[36]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文書·中國事件》特卷，第382頁以下。
又見馬裡烏斯·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和池井優：《日本對辛亥革命的反應》，《亞洲研究雜志》第25卷第2期（1966年2月），第213&mdash227頁。
[37]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第2卷，第476頁。
又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
關于孫逸仙的親密合作者宮崎滔天的情況，見宮崎滔天：《我三十年的願望》。
[38]中島正郎編：《續對華回顧錄》第2卷，第153頁以下。
然而，孫逸仙先往英國力請英國政府反對日本政府所提出的幫助清政府的建議。
關于這個建議和其他借款建議的讨論，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第146頁；艾伯特·A.奧爾特曼和史扶鄰：《孫逸仙與日本人：1914&mdash1916年》，《現代亞洲研究》第6卷第4期（1972年10月），第385&mdash400頁；韋慕庭：《孫逸仙：壯志未酬的愛國者》，第78頁以下。
[39]善耆的女兒金碧輝（日本名川島芳子）為川島浪速的養女，曾遭川島強奸，但并未與川島結婚。
&mdash&mdash譯者
[40]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日俄戰後起至大正期止》，第139頁以下。
又見緒方貞子：《在滿洲的挑戰：日本對外政策的形成，1931&mdash1932年》。
[41]關于第二次革命，見薛君度：《黃興與中國革命》，第159頁以下；詹森：《日本人與孫逸仙》，第154頁以下。
[42]栗原健編著：《對滿蒙政策史的一個方面》，第87頁以下。
[43]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書》第1卷，第381頁。
[44]馬德琳·池：《中國外交：1914&mdash1918年》；馬德琳·池：《曹汝霖》，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崛川武夫：《遠東國際政治史概論》；朱葆瑨：《顧維鈞：中國外交官與民族主義外交個案研究，1912&mdash1966年》，第10頁；詹森：《日本與中國》，第209&mdash223頁。
[45]芮恩施的記事，在他所著《一個美國外交官在中國》；華盛頓的反應在阿瑟·S.林克：《威爾遜》第3卷《為中立而鬥争，1914&mdash1915年》中得到可靠的論述。
[46]詹姆斯·裡德：《傳道精神與美國東亞政策，1911&mdash1915年》第5章。
[47]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第104頁以下。
[48]見鈴木武雄編：《西原借款資料研究》。
[49]臼井勝美：《日本與中國：大正時代》，第127頁以下。
[50]見本書上卷，第8章（史華慈著）。
[51]見羅傑·丁曼：《太平洋的軍事力量》；托馬斯·巴克利：《美國與華盛頓會議》；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mdash1931年》。
[52]《華盛頓限制軍備會議》，第866&mdash868頁；田村幸策：《大東亞外交史研究》第2卷。
[53]見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第1章；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曆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mdash645頁；邁克爾·霍根：《非正式協約》；伊恩·尼什：《英日疏遠，1919&mdash1952年》。
[54]陳劉潔清（音）：《臨城事件》，《東方研究雜志》第10卷第2期（1972年7月）。
[55]關于蘇聯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交往，參考王聿鈞：《中蘇外交的序幕：從優林到越飛》；梁肇庭：《中蘇外交關系，1917&mdash1926年》。
[56]越飛自殺時間應是1927年。
&mdash&mdash譯者
[57]關于共産國際與中國革命派打交道的詳情，見韋慕庭和夏連蔭編：《有關共産主義、民族主義及在華蘇聯顧問的文件，1918&mdash1927年》；理查德·C.桑頓：《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黨，1921&mdash1931年》；艾倫·S.惠廷：《蘇聯在中國的政策，1917&mdash1924年》；羅伯特·C.諾思：《莫斯科和中國共産黨員》。
[58]道夫·賓：《斯内夫利特和初期的中國共産黨》，《中國季刊》第48期（1971年10&mdash12月），第677&mdash697頁。
[59]這些發展在本書上卷第10章（陳志讓著）和第11章（韋慕庭著）得到更充分的論述。
[60]關于這些發展的詳細情況，見本書上卷韋慕庭著：《國民革命：從廣州到南京，1923&mdash1928年》。
[61]威廉·F.莫頓：《田中義一與日本對華政策》。
[62]加萬·麥考密克：《中國東北的張作霖，1911&mdash1928年》；馬場伸也：《進退維谷的日本外交：關于日本對華政策的新見解，1924&mdash192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