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權是在派系鬥争和流血中誕生的。
1927年4月12日清晨，黑手黨[1]似的青幫歹徒沖上上海街頭，捉拿共産黨人和共産黨嫌疑分子，把他們就地槍決或用大刀砍死。
當時和以後的一個月内，被屠殺者達數千人。
蔣介石已同共産黨分裂；第一次統一戰線就此結束。
六天後，在4月18日，國民黨政府于南京宣告成立。
新政府面臨的挑戰極為嚴酷&mdash&mdash不亞于要力挽百餘年來遍及全國的國家分裂的浪潮。
全國性的中央政府實際上早已不複存在。
政治權力久已落入地方軍閥之手，他們同樣也是常常不關心民衆的福利，隻求依靠軍事實力來增加個人的财富和權力。
道德社會的意識&mdash&mdash即有關文化和社會生活的價值觀和适當關系的廣泛而深入的共識，它對傳統中國的穩定曾作出過重大貢獻&mdash&mdash已經崩潰，取而代之的是混亂和争鬥。
甚至傳統政治制度的經濟基礎也已遭侵蝕。
權力初步鞏固
因為中國人對國家的凄慘情景、軍閥紛争造成的破壞和外國侵略帶來的屈辱非常敏感，國民革命軍北伐，從南方的廣州（始于1926年7月）到北方的北京（1928年6月占領），沿途受到民衆熱烈的歡迎（見第12卷）。
對許多中國人來說，國民黨統治表明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個新時代裡，中國将重新統一和強盛，全民經濟富足，民衆不再以做中國人為恥。
然而，早在1929年，這些奢望即黯然失色。
因為國民黨人在把注意力轉移到新時代的建設任務之前，首先必須決定黨内何人掌握新政府的權力。
自孫逸仙1925年3月逝世以後，為争奪國民黨運動的領導權，國民黨内一直存在殘酷的、甚至流血的鬥争。
這些權力的争鬥在北伐時曾被掩蓋起來。
然而，到1927年初，在全國政權唾手可得的誘惑下，黨内鬥争遂以新的和空前的暴烈行動恢複。
所以，在南京政權十年統治開始之時，國民黨運動便已混亂不堪。
事實上在1927年春，中國有兩個國民黨政府（蔣介石及&ldquo中間派&rdquo的南京國民政府和仍與共産黨人聯合的左派國民黨的武漢國民政府）和三個要求國民黨領導權的總部（除漢口和南京的總部外，極右翼西山會議派要求它們在上海的中央執行委員會擁有唯一的合法性）。
使這種局面複雜化的是，這些權力中心的背後都有一個或幾個省的軍閥的支持。
這些軍閥隻是新近才宣布擁護革命；他們很少，或完全不受國民黨運動的意識形态目的的約束；他們如今隻是耽于玩弄政治手腕，希望即便以此不能擴大，也可保全他們個人和地方的權力。
在這些鬥争之初，蔣介石幾乎被排除在競争之外。
僅僅在南京政府成立三個月之後，蔣介石的軍隊當其正着手北伐進軍北京時，為軍閥孫傳芳的軍隊所擊敗；在他們潰退中，孫傳芳的軍隊甚至威脅要占領南京。
結果蔣介石的威望大損，南京政府内以李宗仁和白崇禧的桂系為首的新聯盟，在1927年8月逼蔣介石下野。
與此同時，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左派國民黨，效法蔣介石也清洗自己隊伍裡的共産黨人。
随着蔣介石的下野和對共産黨人的清除，黨内争吵的兩個主要原因已經排除，敵對派系和解的道路得以打開。
1927年9月，南京政府、武漢政府及西山會議派的代表組成了&ldquo中央特别委員會&rdquo，中央特别委員會在南京建立起新的、表面上統一的國民黨政府。
這個新政府并不比前兩個政府更穩定。
國民黨運動的兩個最有實力的領袖&mdash&mdash蔣介石和汪精衛&mdash&mdash被排除在外。
新政府在财政上一籌莫展。
到1928年1月，特别委員會的政府垮台。
蔣介石在下野五個月（這期間他同美麗的宋美齡結婚）後複職，權力比以前更大。
2月，他被提名擔任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和國民革命軍總司令。
10月，他又擔任國民政府主席（于是成為國家的首腦）。
他如今控制了國民黨三位一體政權的全部三條腿&mdash&mdash黨、政、軍。
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南京政府變成了軍事獨裁政府。
在蔣介石掌握領導權以前，國民黨運動（不論是國民黨還是其前身）從來不是個團結的、思想統一的，或有嚴格組織紀律的政黨。
孫逸仙最初在1894年組織興中會，他的追随者包括具有各種不同意向和動機的人。
事實上，孫逸仙似乎未曾拒絕過任何申請人入黨。
至少有一個例子，孫逸仙甚至接納軍閥陳炯明的全體軍人加入國民黨。
因此，國民黨員湯良禮寫道，1924年改組前的國民黨不是一個政黨，隻不過是個&ldquo各種各樣政客組成的集團，他們大多數很少關心孫逸仙所擁護的主義，隻是為達到各自的目的利用孫逸仙在民衆中的崇高威望&rdquo[2]。
國民黨的凝聚傾向，随着革命運動走向奪取全國權力的關頭而變壞了。
由于當時各種政治派别的野心家和政客看風使舵，國民黨黨員數量從1926年的僅15萬人增至1929年的63萬人。
從未受到嚴格控制的黨組織，完全不顧新申請人的背景、品質或是否信奉革命目标，就接納他們入黨。
蔣介石部隊的參謀長何應欽在1928年1月抱怨說，&ldquo各級黨部隻關心（新黨員）數量，不注意（新黨員）質量。
因此，黨的精神日益衰敗&rdquo[3]。
這樣，國民黨黨員的構成狀況在1927年已混亂不堪，蔣介石因而開始把許多不符合他需要的黨員清洗出黨。
在審查黨員過程中，他從根本上改變國民黨運動的性質。
首先受到清洗的是共産黨人。
如果沒有孫逸仙在1923&mdash1924年同中國共産黨人和蘇聯組成的統一戰線，國民黨人十之八九不可能取得全國的政權。
國民黨借助于共産黨人的建議、物資支援和組織技巧，按照俄國共産黨的模式改組；一支由黨領導和受過政治灌輸的軍隊得以建立起來；青年革命幹部到軍閥割據地區的農民和工人中去，鼓動和組織農工支持革命。
有意義的是，那些曾從事困難而又危險的組織群衆工作的人，被認為更接近共産黨人而非國民黨人。
何應欽承認&ldquo國民黨員不願做實際的下層工作，結果共産黨人很自然地把這項工作擔負起來，使我們的黨同農工分離&rdquo[4]。
那些較少承擔革命義務的人避免在群衆中工作，從而避免了共産主義的感染。
所以，清洗共産黨人具有過濾的效果，使得求私利的人可以不受影響；而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出去的，是那些曾在革命期間向國民黨灌輸活力、紀律和獻身精神的人。
然而，甚至在清洗共産黨人之後，依然留下了主張采取比蔣介石所贊成的更為激進的解決全國問題辦法的廣大的國民黨員階層。
國民黨左派在1928年和1929年間，是蔣介石最難對付的政治對手；隻是在經過近兩年的殘酷鬥争之後，蔣介石才把他們鎮壓下去。
左派分子大聲指責蔣介石正在建立的&ldquo個人軍事獨裁&rdquo，要求國民黨恢複1924年孫逸仙領導革命時期激勵革命運動的政策和精神。
他們主張應由黨而不是由軍隊來控制和提供政權的方向。
左派分子同共産黨人不同，他們拒絕接受階級鬥争的觀念和政策；但是他們認為黨必須通過農、工及其他群衆團體以保持和加強同民衆的關系。
他們堅持，隻有有了這樣的群衆基礎，他們才能阻止革命成為官僚和軍閥的玩物。
[5]
許多國民黨員，也許是大多數黨員，支持這些激進觀點。
但是，身為國民黨左派的湯良禮的估計，即這個時期80%的黨員屬左派，确實是誇大了。
[6]然而，很清楚，許多下層和青年黨員（1929年1/3國民黨員年齡在25歲以下）是同情左派觀點的。
汪精衛是左派公認的領袖，但是他1928年和1929年寄居歐洲，并且至少在表面上與反蔣運動無關。
所以，左派組織的幕後策動者是陳公博，汪精衛的忠實夥伴，一度曾是共産黨人；1928年5月他創辦《革命評論》周刊作為左派喉舌。
雖然該刊發行量從未超過1.5萬份，但聲望和影響是如此之大，以緻南京政府在該刊創刊僅四個半月以後，就在9月勒令其停刊。
面對政府鎮壓的前景，陳公博決定，左派&mdash&mdash它至今依然是一群無組織的汪精衛的支持者&mdash&mdash應當組織起來。
雖然，汪精衛把自己視為國民黨全黨的領袖，而不隻是派系領袖，他本人對這項計劃搖擺不定，但是，陳公博在1928年末組織了中國國民黨改組同志會&mdash&mdash這個名稱象征該會擁護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時通過的革命原則。
改組派正如它的名稱所示，是一個有書面黨章的正式組織，在上海設有總部，在全國許多地方設有分部。
1928年，陳公博又在上海組織大陸大學，建校宗旨是向青年灌輸左派的政治觀點，并為改組派培訓幹部。
左派分子雖然都承認汪精衛是他們的領袖，但并不團結一緻。
在改組派内，顧孟馀派顯然不如陳公博派激進。
顧孟馀在他本人主辦的刊物《前進》上發表他的觀點，不贊成陳公博強調以農、工、小資産階級為國民革命的核心。
顧孟馀還對群衆運動表示更大的疑惑。
其他左派分子如何炳賢，不喜歡陳公博，而置身于改組派之外，雖然他們仍忠實于汪精衛。
這樣，國民黨左派也一如蔣介石所領導的右派，同樣受到内部分裂之苦。
[7]
國民黨左派反蔣和反南京當局，不限于意識形态的理論讨論和宣傳，因為這些往往在地方黨部和省黨部占主導地位的激進分子，狂熱地工作以求實現革命。
例如，在浙江，左派分子組織抵制洋貨，領導民衆遊行示威反對外國教會和醫院。
他們組織特别法庭審判和懲辦反革命分子。
他們也開始實行減租的方案，激起了地主階級的敵視，從而損害了南京當局從那一群體籌款的工作。
同樣，在江蘇，激進分子組織民衆，并沒收寺廟，改為本地人的福利中心，也引起南京當局的不滿。
[8]
激進分子的活動及汪精衛含蓄的政治挑戰，使國民黨右派深為不安。
所以，緊接着蔣介石于1928年1月重新掌權之後，南京當局開始大力鎮壓國民黨左派，盡管一般沒有流血。
例如，在2月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上，所有&ldquo不為黨帶來榮譽的&rdquo省黨部都奉命解散，命令黨員重新進行登記；要求全體黨員必須按黨的領導&ldquo精神&rdquo行事。
重新登記黨員的措施，顯然是為了清除有激進思想表現的分子，保證黨員能順從地接受當權者的命令。
民衆運動事實上也已中止。
此後，民衆團體将充當南京當局進行控制的工具，而不是表達民意或創制的喉舌。
在浙江，地主反對土地重新分配的政策極為兇殘，至少有一個左派領袖被暗殺，另一些被打傷和刺傷。
地主可能對這種暴行負有責任。
但是，浙江省政府在蔣介石的親密支持者張人傑（張靜江）的主持下，通過逮捕不服從的左派分子，并勒令為左派分子控制的省黨報《民國日報》停刊，[9]以此來袒護地主。
青年最易受左派理想主義和激進主義的影響，他們明确地受到告誡要遠離政治。
四中全會宣言（1928年2月）稱：&ldquo最不幸的事實是，如今未成熟的學生參加我們的政治社會鬥争。
準許這些尚未成熟和沒有足夠的知識和經驗的少男少女自由參加國家事務，不僅會犧牲我們民族未來的生命，而且也會使他們視整個國家和人類社會為兒戲。
&rdquo[10]
國民黨右派的最高權力的地位，終于在1929年3月國民黨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正式确立。
蔣介石派注意到黨的下層組織充滿左派的支持者，采取特别措施保證右派對大會的控制。
以黨員重新登記尚未完成和地方黨組織尚處于混亂狀态為由，大會代表隻有1/4是由黨員選舉的，其餘代表全由中央黨部指定。
[11]左派分子強烈譴責這一破壞黨内民主原則的行為，宣布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為非法。
然而，這些指責終歸徒然，因為蔣介石已經安置好他的支持者控制國民黨，把他本人的革命觀念強加給黨和政府。
左派領袖因不服從而受到處分，陳公博和甘乃光被&ldquo永遠開除&rdquo出黨；顧孟馀被停止黨籍三年；汪精衛因&ldquo跨黨&rdquo錯誤受到警告。
[12]其後，左派的論點，革命建設時期政府應該隻是黨的行政部門，黨應該是最高的機關，最後被拒絕。
相反，在1929&mdash1931年間，黨被剝奪了大多數權力，不論在制定政策上，還是在充當監督機關上，都不再有所作為。
更早一些時候，蔣介石已廢止了軍隊内的黨代表制度。
[13]無可奈何的是，左派受到壓制，而黨的地位也相應降低。
正當蔣介石把共産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分子清洗出國民黨運動時，他也越來越依賴舊式官僚和軍隊。
革命一旦成功在望，過去各個軍閥政權的官僚紛紛南下南京，謀求有利可圖的新職。
蔣介石面臨管理一個全國性政府的挑戰，歡迎他們投入他的陣營。
到1929年，十個部中至少有四個部長由這些新歸順革命事業的舊官僚擔任。
他們還塞滿了官僚政治的許多其他職位，以緻國民黨老黨員郭泰祺憤怒地辭去外交部次長職務，指責說，&ldquo黨在去年被共産黨人篡奪，現在差不多被舊官僚勢力所篡奪，實無二緻&rdquo[14]。
舊官僚勢力對新政權的影響深遠。
這些舊官僚帶來在他們先前職位中表現出來的同樣的人生觀，同樣的權力貪欲而不顧公益。
官僚政治變得程序化了；官僚寫出數不清的公文，倒騰文件，但很少注意政策的實際貫徹；貪污腐敗迅速浸透了行政機關。
這樣，舊軍閥政權的價值觀、态度和做法，一起注入了新政府。
甚至18年後，在1946年，一些想革新國民黨的黨員調查了他們政府的腐敗，并把腐敗歸因于當時湧進國民黨的政治投機分子和舊官僚。
[15]
或許，确定國民黨運動未來方向的更具有決定意義的因素，是軍人的普遍影響。
孫逸仙在世時，軍人在國民黨運動中比較受到輕視。
然而，在蔣介石領導下，孫逸仙的排列順序&mdash&mdash首先是黨，其次是政府，最後是軍隊&mdash&mdash已被颠倒了過來，軍隊如今成為首要的組成部分。
在下列事實中可以看出這種狀況：1929年，在國内國民黨一半以上的黨員是軍人，而不是平民。
在黨的領導人&mdash&mdash中央執行委員&mdash&mdash中，在1935年有43%是軍官。
在1927到1937年間，國民黨人控制的33個省份的省主席，有25個是将軍。
[16]在這10年間，政府支出的大約2/3撥充軍費和償還債務（大部分債款是根據契約應付的軍事費用）。
[17]然而，軍人統治的真正程度，還不完全表現在這些統計數字上，它更表現在蔣介石這個軍人的巨大存在上&mdash&mdash他的存在，随着南京政權10年的發展，變得越來越重要。
各省的鬥争
随着對付左派取得了勝利，蔣介石在南京政府各委員會内的權力也穩固起來。
然而，這時互相沖突的主要舞台轉移到了各省。
時至1929年，國民政府的旗幟已在中國本土全境和滿洲飄揚。
國民黨軍已于1928年6月占領北京，北京改名為北平。
1928年12月29日，滿洲四省軍閥張學良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
随着國家這時自1916年以來第一次名義上實現統一，南京當局可以為和平建國謀劃了。
然而，一個主要障礙依然存在。
革命的軍事階段獲得成功，在很大程度上不是因為許多省的軍閥在戰場上戰敗，而是因為他們歸附了革命運動。
雖然這些軍閥獲得了國民黨黨籍，并接受了南京政府等級制中的顯赫職位，但是他們不相信蔣介石，妒忌他日益擴大的權力，而且大多對國民黨運動的思想意識漠不關心。
緻力于國家統一和中央集權的蔣介石及南京當局，在北伐期間，有必要容忍地方軍閥的自主權力。
他們事實上甚至設立了一些當地的政治分會，使各省軍閥的地位合法化。
這些在1928年設立的政治分會，名義上隸屬南京中央政治會議；然而，事實上它們是自治的行政機關，至少是暫時使大軍閥集團的地方統治合法化。
于是，控制甘肅、陝西和河南三省的馮玉祥，主持開封的政治分會；閻錫山的山西政府，因太原政治分會而得以合法化；所謂的桂系控制着漢口、北平和廣州的政治分會，分别由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濟深主持。
張學良在東北易幟之後，第六個政治分會在沈陽成立。
[18]
蔣介石把在各地設立政治分會看作權宜之計，因為他一心想把所有行政的和軍隊的權力都集中在南京政府的控制下。
因此，不久以後，他向地方軍閥的自治權力挑戰。
首先，在1928年末，南京宣布各地政治分會将在1929年3月撤銷。
然後，在1929年1月，全國編遣會議在南京召開，中央政府當局在會議上提出裁減中國軍隊的方案。
編遣軍隊的必要性普遍得到承認。
自清朝覆亡以來，中國軍隊已經驚人地膨脹。
1929年，大約為200萬人（而清朝約為40萬人；1922年約為120萬人）。
如今革命的軍事階段已經結束，龐大的軍隊已無必要，并且也是國家财力無法支持的負擔。
例如，在1928年，南京嫡系軍隊約為24萬人，年需軍費約3.6億元。
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償債務後）僅為3億元。
[19]此外，雖然地方軍閥的軍隊不構成南京的直接财政負擔，但是，他們卻截留本來可以納人中央政府财政收入的稅款。
人們因此認為，除非裁減軍隊，政府将無法進行國家的社會和經濟重建工作。
在編遣會議上，中國大軍閥&mdash&mdash蔣介石、馮玉祥、閻錫山、李宗仁及其他的人&mdash&mdash同意全國軍隊裁減至80萬人，限制軍事支出占政府财政收入的41%，并設立統一指揮機構。
然而，編遣會議是一個失敗的會議，因為軍閥們對蔣介石的疑慮在會議期間加劇了。
蔣介石的黃埔系軍隊事實上是中國訓練和指揮得最好的軍隊，蔣介石利用戰鬥力差的軍隊應予首先複員的原則，要求地方軍閥比他本人作出更大的犧牲。
因為軍隊是地方軍閥政治權力的主要泉源，地方軍閥認為蔣介石不過是利用軍隊編遣問題來建立對他們的政治優勢。
不管地方軍閥多麼可能願為國家的利益作出貢獻&mdash&mdash這當然是可争辯的&mdash&mdash他們可不想放棄自己的野心，而讓蔣介石增強他的實力。
因為他們并不覺得蔣介石比他們更有權利來要求掌握國家權力和充當領導。
所以，他們在1929年1月末鼓掌贊成軍隊編遣原則之後，離開了編遣會議，卻決心為保持他們的軍事地位和政治地位而進行反蔣。
至于蔣介石，他同樣決心建立中央政府對各省的統治。
結果是連續不斷、損失慘重的内戰。
編遣會議閉幕僅兩個月後，第一次内戰即在1929年3月爆發，當時桂系&mdash&mdash危機表面上是蔣介石挑起的&mdash&mdash反叛南京政府。
這是一次很難對付的挑戰，因為桂系領袖是很有才能的戰術家，指揮軍隊約23萬人。
馮玉祥&mdash&mdash他指揮22萬人，大概是蔣介石最有能量的軍事對手&mdash&mdash也有可能加入叛軍一方。
這次挑戰可能毀滅一位次要的人物，但它卻适合蔣介石發揮他的天才。
因為蔣介石收買了馮玉祥，據說花了200萬元和答應他控制山東省。
然後，蔣介石以他的優勢部隊在不到兩個月内擊敗桂系軍隊。
李宗仁和白崇禧在河北、湖南&mdash湖北的絕對統治随即瓦解。
他們倉皇退回廣西省老家，懷着屈辱，以待來日。
1929年5月，僅一個月後，蔣介石違背把山東交給馮玉祥控制的諾言，激起了馮玉祥的反叛。
在這次較量中，馮玉祥一半的軍隊&mdash&mdash全部最精銳的部隊10萬人&mdash&mdash突然投奔中央政府，這又是一次由大宗賄賂引起的突然變節。
在這場角逐中，馮玉祥殘部被逐出山東和河南，閻錫山在山西消極觀望。
随着馮玉祥軍隊受到中央軍的重創，華北的力量均勢顯然轉向有利于南京政府。
閻錫山因此感到威脅，于1930年2月和3月，與大為削弱的馮玉祥共同組成新的反蔣運動。
這就是北方聯盟，對蔣介石權力迄今最嚴重的一次挑戰。
因為閻錫山和馮玉祥如今已形成一個廣泛的反蔣力量聯盟，桂系李宗仁和白崇禧允諾從華南配合他們的進攻。
蔣介石的許多文職對手&mdash&mdash包括形形色色的集團諸如汪精衛及其改組派和極右的西山會議派&mdash&mdash為反蔣運動提供行政和思想意識方面的力量。
不久，這些根本不相同的成分開始創立一個獨立而永久的政權所需要的組織機構。
&ldquo國民黨擴大會議&rdquo&mdash&mdash在職能上與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相當&mdash&mdash于1930年7月在北平召開。
同年9月，一個新國民政府成立，閻錫山任國民政府主席。
新政權頒布約法，包含保證各項人身自由的條款，也吸引了相當普遍的支持，特别是開始感到受南京政治壓制刺痛的全國知識分子的支持。
然而，早在同年7月，蔣介石就命令他的軍隊對付北方聯盟。
在這次内戰中，作戰不同于軍閥老一套的戰鬥方式。
南京軍隊和北方軍隊戰鬥十分激烈。
物資損失巨大；在四個月的戰鬥中，雙方傷亡約25萬人。
截至同年9月，正當北方聯盟宣告組成新政府時，南京方面即将在内戰中取得優勢，反叛政府從北平逃到太原。
然而，最後，北方聯盟和南京政府的領袖都認識到奉系軍閥張學良能夠轉變戰争形勢，于是雙方都讨好張學良。
最後，南京政府賄賂張學良1000萬元并許以管理黃河以北全境，把他争取過去。
張學良在9月中旬發表宣言擁護中央政府。
北方聯盟從而失敗。
可是南京政府從此次戰役的勝利中得益甚少。
原因是張學良迅速率領10萬東北軍開入北平、天津地區，控制了主要鐵路及天津海關的巨額關稅收入。
因此，華北依然處于南京政府行政統治之外。
反叛事件依然不斷發生。
在逼蔣介石下野方面，下一次的反叛實際上成功了&mdash&mdash共六個星期。
這次反叛的基本原因與前幾次相同，妒忌蔣介石日益擴大的實力和害怕南京政府中央集權的要求。
然而，總是有些次要問題給反叛提供道德上有理的外衣。
這次激起反叛的事件，是蔣介石扣留胡漢民。
蔣介石痛感北方聯盟因頒布約法而得民心，他決定于1931年2月宣布頒布同樣的文件。
他堅定地說：&ldquo沒有約法，民衆的生命和财産就沒有保障&hellip&hellip沒有對人身和财産的保障，就沒有國家的真正統一和内戰的結束。
&rdquo[20]
然而，胡漢民激烈反對這一提案。
他公開宣稱頒布約法是違反孫逸仙的意圖&mdash&mdash雖然他反對的真實原因，很可能是害怕蔣介石意在根據新約法出任總統以擴大權力。
為反對蔣介石單方面決定頒布約法，胡漢民辭去立法院長職務。
于是蔣介石扣留了胡漢民，因為&mdash&mdash據蔣介石解釋&mdash&mdash&ldquo隻有采取這種辦法他的光榮的過去才可以保全無損&rdquo[21]。
表面上為抗議蔣介石扣留胡漢民，兩廣軍閥和蔣介石的各類文官對手（如汪精衛、西山會議派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