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逸仙之子孫科），于1931年5月在廣州建立了一個分裂主義者的新政權。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ldquo非常會議&rdquo組成，由此進而在1931年6月1日創建了新的國民政府。
[22]實權則握于地方軍閥之手，特别是廣東省主席陳濟棠之手。
新廣州政權和南京政府互相斥責和非難。
廣州政權聲稱隻有獨裁者蔣介石在南京辭職，它才放棄反對立場。
若不是日本軍隊在1931年9月18日進犯滿洲，這場沖突可能像前幾次一樣要兵戎相見。
由于中國民衆，特别是學生的抗日激昂情緒，要求停止黨内紛争和組織聯合政府共禦外侮的壓力變得不可抗拒。
經過非常秘密的談判和複雜的會議&mdash&mdash包括在南京和廣州分别召開的兩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和在上海舉行的甯粵和平統一會議&mdash&mdash之後，兩個對立政權達成協議。
12月15日，蔣介石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和陸海空軍總司令職務，隻保留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的身份，&ldquo引退&rdquo回到他的故鄉浙江溪口。
新政府于是在南京組成。
德高望重但無能力的老革命家林森，被提名出任國民政府主席。
孫科出任行政院長，成為新政府的實際首腦。
孫科政府在1932年1月1日就職，僅存在25天。
國民黨三大人物&mdash&mdash汪精衛、胡漢民和蔣介石&mdash&mdash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拒絕與新政府合作。
新政府未能取得上海金融界的支持，因此不能履行它的财政職責。
中央軍依然效忠蔣介石。
新政府的領導人被面臨的種種緊急問題壓得一籌莫展&mdash&mdash甚至早在1月2日就懇求（但未成功）蔣介石和汪精衛回南京，以便政府聽取他們的建議。
孫科政府的境況日益惡化，蔣介石看準這種困境是他重新掌權的機會。
然而，反對他的&ldquo獨裁&rdquo一直如此強烈，他知道不可能恢複引退前所擁有的職位。
蔣介石、汪精衛和孫科在杭州經過三天緊張的談判後，研究出解決困境的方案。
1932年1月21日，三人一同回到南京。
不久談判紀要公布。
1月25日，孫科及行政院各部會官員辭職。
三天後，汪精衛宣誓就任行政院長；1月29日，[23]蔣介石出任新成立的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作為&ldquo總理&rdquo的汪精衛，形式上是這個政權分管民事的行政首長。
然而，漸漸變得很明顯，實權掌握在蔣介石的手中。
從1932年直到1949年，蔣介石是國民黨政權中統治一切的領袖。
有助于蔣介石政治統治的諸因素
人們對蔣介石的評價，在他漫長的生涯中變化很大。
有些中國人尊崇他為完美的民族領袖；另有些中國人辱罵他是封建軍閥。
有些外國人稱贊他是基督教徒和民主的捍衛者；另有些外國人痛斥他是老式的儒家和殘忍的獨裁者。
然而，不論敵友，都承認蔣介石是個非凡的人。
由蔣介石來繼承孫逸仙的衣缽，比如說，在1925年孫逸仙逝世時，是無從預見的。
那時，國民黨領導權似乎注定要給汪精衛、胡漢民或廖仲恺；他們三人都比蔣介石有豐富得多的革命經曆，與孫逸仙的關系也更為親密。
然而，蔣介石對于政敵有三大優勢，他之所以能當權多歸因于此。
首先，他是軍人，而軍隊當時已成為主要的政治工具。
他上台的最重要的一步，是他在1923年受孫逸仙指派指揮國民黨在黃埔的軍校。
作為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監督千萬名軍校學生的訓練（在1924&mdash1926年間僅在最初四期就有5000名學生畢業），他與許多學生之間形成了中國師生之間的強有力的聯系。
畢業後，這些青年軍官取得黨軍的指揮權，而黨軍一般比軍閥部隊訓練有素，裝備精良。
這支軍隊成為效忠蔣介石的有力的工具，他得以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有效地加以運用。
例如，蔣介石在1927年8月被迫下野之後，他繼續得到黨軍的效忠，從而有效地控制了黨軍。
所以，沒有蔣介石的合作，中央特别委員會實際上無力對華北進行北伐。
此外，在1927年12月20日，18個将領由何應欽領銜聯名打電報給特别委員會，要求重新任命蔣介石為最高軍事司令官。
[24]利用軍隊的支持&mdash&mdash連同各種政治和金融勢力的支持&mdash&mdash蔣介石迫使特别委員會辭職，并在1928年1月恢複了他在黨政軍中的統治地位。
蔣介石又在1928年開始聘用德國軍官，如馬克斯·鮑爾陸軍上校為軍事顧問和教官。
鮑爾及其他德國軍官給予蔣介石軍隊的軍事訓練和軍事知識（雖然按照西方标準通常隻是初步的），連同軍隊對蔣介石效忠的結合力，使這支軍隊無疑比他的任何政敵的軍隊在軍事上更有戰鬥力，在政治上更可信賴。
例如，汪精衛1927年夏在武漢主持對立的國民黨政府，他的最有力的軍事支持者是湖南軍閥唐生智。
可是，唐生智有他自己的政治目标。
結果，汪精衛在1927年9月突然被剝奪權力，被迫謀求同他的主要政敵蔣介石聯盟。
同樣，胡漢民在1932年以後把他的命運寄托在廣東軍閥陳濟棠身上。
陳濟棠覺得胡漢民有用，因為胡漢民是國民黨主要理論家，能給陳濟棠的純軍閥政府塗上合法的色彩。
然而，胡漢民決不能把他的意志強加給陳濟棠，也不能有效地影響廣州的政策。
蔣介石在政治鬥争中享有的第二個優勢，是優越的财政基礎。
北伐期間，一些革命領導人向蔣介石建議，繞過重兵據守的上海去占領華北。
他們認為到那時上海将會不戰而落入革命軍手中。
然而，蔣介石像1913年以後的孫逸仙一樣，把這座長江沿岸的大城市看作主要軍事目标。
蔣介石比國民黨大多數其他領導人更加認識到上海在财政上的重要性，知道控制上海稅款收入勝過指揮許多個師的軍隊。
在1912年和1922年間，蔣介石有很多時間在上海。
他和那裡的金融界領袖人物有密切關系，據說同青幫&mdash&mdash這是個控制上海下層社會的秘密團體&mdash&mdash頭子也有密切關系。
當然，上海的财源必須加以發掘。
這點起初不會遇到困難，因為上海的資本家在1927年春被共産主義日益逼近的幽靈弄得驚慌失措，他們聯名上書，要求蔣介石防止過激的革命行為發生。
這正合蔣介石之意。
雖然蔣介石過去有時唱過左派過激的高調，但是，他也被越來越激進的共産黨人所困擾。
或許，甚至更加使他心神不甯的，是由鮑羅廷和中國左派分子在武漢謀劃的對他領導權的政治威脅。
由此可見蔣介石和資本家互相需要。
上海資本家在3月末同意向他提供首批預付款300萬元。
作為回報，他答應制止上海勞工騷動，并從革命運動中清除共産黨勢力。
1927年4月12日黎明前，蔣介石以大舉鎮壓上海共産黨領導的工會，來忠實地履行這宗交易規定的義務。
數以百計，或許是數以千計的共産黨人和工人，在這次血腥的清洗中被殺害。
可是資本家卻如願以償；共産黨人不再成為上海的威脅。
然而，上海商人和銀行家還須酬勞蔣介石。
4月25日，他們再給蔣介石700萬元。
但是，這筆款項僅僅提起了蔣介石的财政胃口，因為他的軍費每月約達2000萬元。
他派出專人逐店逐廠要求捐款。
例如，命令南洋兄弟煙草公司捐款50萬元；華商電氣公司捐款30萬元；先施公司捐款25萬元。
當資本家回避時，蔣介石的代理人就采取恐吓、敲詐，甚至綁架的手段。
歐文·查普曼報道，&ldquo富有的中國人會在家中被捕，或神秘地失蹤于街頭&hellip&hellip百萬富翁以&lsquo共産黨&rsquo的罪名被逮捕。
在近代，上海從沒有在以前的任何政權之下，經曆過如此恐怖的統治&rdquo[25]。
蔣介石的财政部長宋子文甚至在北伐後公開承認，&ldquo戰時，我們或許迫不得已采用了非常手段籌款&rdquo[26]。
雖然國民黨在1928年中期以後已不再采用這種手段籌款，但是，上海及其周圍地區繼續承擔政府歲入的主要來源。
在南京的10年時期，政府從全國經濟的貿易和制造部門&mdash&mdash大多集中在上海地區&mdash&mdash取得政府稅收的近85%。
政府在财政上還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發行公債來彌補赤字。
這樣，又是上海的資本家認購公債的大部分。
由于能夠發掘中國這個最大、最現代的城市的财富，蔣介石比他的政敵享有一種值得羨慕的優勢。
例如，馮玉祥痛感他所以不能與蔣介石競争，是因為國民黨軍隊的薪饷、給養和裝備都比他的軍隊優越。
他聲稱，蔣介石還非常富有，足以用錢收買對方軍隊歸附以挫敗對手。
[27]
第三個為蔣介石在國民黨運動中取得優勢的因素，是他對派系和軍閥政治的權術運用自如。
蔣介石很少對一種思想意識的立場或派系政策矢志不渝。
隻要在政治上有利，他能很容易地适應任何派系，而不成為該派系的一員。
例如，在1927年末和1928年初，他與左派國民黨和元老（一批以前的無政府主義者和老政治家，以張人傑、吳稚晖、蔡元培和李石曾為代表）合作；到1928年8月，他又與元老和右派結盟反對左派；而到了1929年3月，他又與右派聯合既反對元老又反對左派了。
于是在一年半之内，他聯合過國民黨政治派系的各個集團。
他又有使相互敵對的派系都為之效忠的才能。
例如，在30年代中期，CC系與藍衣社[28]準備火并&mdash&mdash可是兩派都尊他為領袖。
而CC系和藍衣社都蔑視政學系&mdash&mdash可是蔣介石最親密的顧問和受到信任的官員，有許多是政學系成員。
這種政治操縱技巧，也可在蔣介石同地方軍閥的關系中看出。
這些以前的軍閥妒忌和不信任蔣介石，并且幾乎都不時舉起過叛蔣的旗幟。
情況總是，反蔣軍閥希望其他地方軍閥與他們聯合，并且可以肯定，如果蔣介石的敵人行動一緻，蔣氏是會被打垮的。
可是他能把對手們孤立起來逐個消滅。
他勝過任何其他軍閥，是使用&ldquo銀彈&rdquo&mdash&mdash用賄賂誘使對方軍隊叛變&mdash&mdash的能手；在不使用銀彈時，他以欺騙、許諾和恐吓來取得地方上的對手支持，或至少保持中立&mdash&mdash直到他準備好轉過頭來對付他們。
雖然蔣介石的思想意識靈活多變，但是，他對權力的追求卻堅定不移。
不過，他的權力野心并非全由追求個人的滿足促成的，他深以謀求中華民族的幸福為己任。
不管怎樣，他深信他的無私和道德純正，認為他的權力利益就是國家的權力利益。
所以，什麼對蔣介石有利，就是對國家有利。
而且，在蔣介石看來，反對他就是反對國家的最高利益。
他聲稱，這類人&ldquo剛愎自用&rdquo、&ldquo投機&rdquo和缺乏&ldquo固有美德&rdquo[29]。
在蔣介石的世界裡，沒有忠誠的反對派的餘地；反對他，僅根據這一事實就是不忠于國家。
這種自視正直的特點是蔣介石的一大長處，使他面臨批評和逆境時充滿信心。
然而，這也是他的性格中的悲劇因素，因為它不可避免地把他推向1949年的失敗。
南京政權的意識形态、結構和職能的行使
1927年以後，在蔣介石手中形成的這個政權，既不是極權主義的，也不是民主的，而是在政治領域中不穩定地處于二者之間。
它的結構建立于1928年10月政府的改組中，即使1949年以後，在台灣依然保留了它的基本特點。
新政府的藍圖是由孫逸仙在三民主義的講演和在《建國大綱》中草拟的。
政府整個結構的基礎，是孫逸仙的訓政概念。
孫逸仙矢志于民權目标，但他也深信中國民衆尚未準備好擔負起自治的責任。
所以，他曾論斷國民革命有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軍政時期，這時革命黨人要依靠軍事力量鞏固政權。
1928年6月占領北京後，國民政府宣告革命的第一階段完成，此時已進入第二階段，即訓政時期。
在這個階段，革命黨，即國民黨，代表民衆行使國家主權；同時，要在各地訓練民衆實行自治。
通過選舉縣長、召開縣代表大會和制定法律，以便縣一級能充分實行自治，這樣民衆才能受到教育，準備進入革命的第三階段，即民主的憲政時期。
訓政表面上的意思是國民黨代表民衆實行&ldquo以黨治國&rdquo。
黨治在制度上表現為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政治會議被授予的權力。
中央執行委員會是黨的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代表大會短暫的會期除外；在南京的10年，隻召開了三次）。
中央執行委員會特别是其常務委員會，負責制定黨治的指導原則和全面指導黨務。
中央政治會議是聯結黨和政府機構的橋梁。
雖然它隻是中央執行委員會的一個下屬委員會，但它至少形式上是指導國民政府的最高權力機關，兼有立法和行政職能。
作為立法機構，它能創制法規或傳達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決定給政府。
作為行政機構，它有權向政府提供一般指導和監督政府。
于是，從理論上說，中央政治會議對政府的文職部門實際上行使無限的權力。
事實上，中央政治會議也是政府權力之所在，因為中央政治會議的主席是蔣介石。
[30]
按照孫逸仙的具體規定，在中央政治會議之下，制定了政府的五院制。
五院制與孟德斯鸠的政府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權分立說相似。
然而，除政府的上述三個分立部門外，孫逸仙又加上兩個顯然來自傳統制度的部門。
這兩個部門是考試院（通過文官考試決定政府雇員資格）和監察院（類似舊王朝監察政策和官吏品行的禦史制度）。
在五院中，行政院居首。
行政院院長充當總理，指導所屬各部，如外交部、财政部、教育部、商業部[31]等等的工作。
然而，隻注意國民黨政府的結構，或者比如說，隻注意行政院和立法院的表面關系，将是錯誤的。
因為無論蔣介石在黨、政、軍中擁有何種正式職位，他都對整個政體行使最高權力。
他執行這一權力極少顧及正式的指揮系統。
何廉曾任蔣介石顧問，[32]他回憶說：&ldquo委員長走到哪裡，政府的真正權力就行使到哪裡。
就職權而言，他領導一切。
&rdquo[33]或者，正如一位美國外交官在1934年觀察到的，&ldquo蔣介石的影子遍布各個角落。
[如果沒有來過南京]我将不願相信他控制政府達到如此明顯的程度。
他的利益觸及哪裡，哪裡就有政府的活動；而在别的地方，如果不是癱瘓，至少是聽任政策放任自流&rdquo[34]。
由于蔣介石對政權實行高于一切的控制，和他好置正式指揮系統于不顧，政府&mdash&mdash作為制定政策和進行管理的機構，日漸失去活力。
官員們确實制定了很多社會的和經濟的重建計劃，立法院也努力起草了新的法律和憲法草案，然而，許多這類政府活動都與政治現實關系不大。
因為民事機關既無經費支付其各種計劃，也無權實施其各種決定。
例如，在30年代，隻有全部預算的8%到13%撥充民事官僚機構的管理維持費&mdash&mdash而軍費支出卻大得多。
[35]宋子文&mdash&mdash任财政部長直到1933年&mdash&mdash竭盡全力限制蔣介石的軍費開支，以便政府能把和平時期重建的任務進行下去，但是，蔣介石不予理會。
這樣，文職政府仍始終從屬于蔣介石和軍隊的利益，從未發揮自己的作用。
由于蔣介石把革命運動改造成軍事獨裁政權，黨&mdash&mdash國民黨&mdash&mdash甚至比政府的行政機關更萎縮。
孫逸仙把黨看作權力的根本所在，看作憲政以前兩階段管理民權的受托者，而蔣介石卻使黨軟弱無力。
1929年以後，由于黨的左翼受鎮壓，國民黨沒有起到獨立的作用。
它隻不過成為南京政權的宣傳、新聞和曆史研究的機構。
黨的削弱，連同舊式官僚和軍閥在南京政權裡的地位顯赫，使先前理想主義的黨員士氣低落。
一位以前的國民黨員回憶，他&ldquo和許多&hellip&hellip同學一樣，原來參加國民黨，是相信國民黨是唯一能在中國摧毀地方軍閥，長期掌握權力的力量&rdquo。
然而，由于蔣介石對國民黨運動的非激進化，他和像他的許多人一樣，&ldquo可以理解地對國民黨感到幻滅，我們中許多人事實上退了黨&rdquo[36]。
黨員資格仍然是政府聘用人員的必要條件，但是，在30年代，黨成了空殼；它的作用&mdash&mdash正如楊格所說&mdash&mdash正在變得&ldquo幾乎有名無實&rdquo[37]。
然而，國民黨繼續存在，因為該黨的委員會和全國代表大會為蔣介石作出的決定提供合法的圖章。
因此，不管多麼容易識破，黨也提供了一點實質性的東西，使這個政權能夠聲稱它不是軍事的和個人的獨裁政權，而是&mdash&mdash依照孫逸仙的教導&mdash&mdash代表民衆的一黨獨裁政權，直到民衆能擔負起自治的責任為止。
國民黨政權在性質上是矛盾的：有時它專橫暴虐；有時它又屈從軟弱。
國民黨政權以集權主義為借口，它的權力主要來自控制了一支優勢的軍隊。
因此，隻要為國民黨軍警力量所能及，不論個人或團體向它的權力挑戰，或批評它的政策，往往會受到它強有力的壓制。
例如，工會在20年代中期力量強大，組織嚴密，高度政治化；1927年以後，這些工會的領導人就被撤職，而由這個政權的代理人接替。
工會的指導原則已不是階級鬥争，而是與雇主和政府合作。
獨立工會活動受到禁止，工會變成了這個政權的軟弱順從的工具。
自五四運動（1919年）以來，學生運動是全國政治中的一個有力的因素，如今也受到壓制&mdash&mdash雖然不如對待工會有效和持久。
[38]例如，1930年，國民黨的訓練部取締一切非學術性的學生團體，除非受到黨的嚴格管理。
同時，學生被要求專心讀書，避免參加政治活動。
然而，學生依然是這個國家最熱心的愛國群體之一。
在1931&mdash1932年和以後在1935&mdash1936年，當日本帝國主義的壓力上升，而南京當局看上去是躲在綏靖政策之後時，學生的愛國熱情迸發為遊行示威，抵制日貨，甚至毆打政府官員。
南京政權對學生的這些抗議，最終一概以武力回答。
它不信任任何非政府發動和控制的政治運動，而對學生鼓動者中有少數共産黨人的事實又過分敏感，至少有一千，很可能有好幾千學生被投入監獄。
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現，出其不意地搜查學生宿舍和同學突然失蹤，使學生感到恐怖。
這樣，南京政權在控制作為一股政治力量的學生運動方面，基本上是成功的。
然而，為取得這種成功，南京政權同學生疏遠了，在政治上把學生推向左傾，其中許多人終于變成了共産黨員。
政治鎮壓是國民黨統治的一個主要手段。
早在1929年和1930年，當時貪污腐化、派系傾軋和管理無能再也掩飾不了，南京政權就不再能得到民衆的支持。
《北華捷報》在1930年5月寫道，&ldquo與不到18個月前的熱情相比，今日所有中國人中的絕望感，也許是最糟的一點&rdquo[39]。
三年後，頗有聲望的《國聞周報》評論說，&ldquo民衆厭棄國民黨之心理，為不可諱言之事實&rdquo[40]。
南京政權決心鎮壓這股正在興起的不滿浪潮，加劇對批評政府者的控制。
政治上的反對者遭暗殺；愛報道缺點的新聞記者被逮捕；報紙刊物受檢查。
因為政府對領土的控制依然受到限制，批評政府者可以避居到外國人管理的租界，或者是蔣介石的政敵控制的省份，如張學良的湖北省或陳濟棠的廣東省，以求相對地安全。
所以，南京的10年時期，中國不乏智力的和政治的活力。
然而，在南京控制的華中地區，對蔣介石政策的反對卻是沉默的。
任何組織和群體，若要對該政權的權力或政策加以限制，不是被解散，就是被該政權強加控制，使之無害。
然而，正如陰陽之間的關系一樣，南京政權獨裁主義的性質，也由它本質上的虛弱予以平衡。
派系活動和貪污腐化，腐蝕了國民黨運動早期的革命精神；蔓延的官僚作風窒息了它在政策上的積極性。
所以，甚至這個政權本身也缺乏足以使它實現孫逸仙綱領目标的動力、獻身精神和效率。
但是，南京政權之虛弱，還因為它在社會上缺乏穩固的基礎。
所有強大的現代民族國家的一個特點是，人口相當大的部分被動員起來支持政府的政治目标。
而國民黨人在重視政治控制和社會秩序的同時，不信任民衆運動和個人的首創精神；所以他們不能創造出那類基礎廣泛的民衆擁護，在20世紀，民衆擁護才能導緻真正的政治權力。
由于存在這些固有的弱點，南京政權有時不得不勉強地遷就現存社會秩序的領袖，最顯著的是地主和資本家。
确實，這種自我适應引起了許多&mdash&mdash也許大多數&mdash&mdash非國民黨作家斷定，國民黨政權是那些階級的階級工具。
[41]而且，事實上，資本家和地主的利益有時的确與這個統治政權的利益頗為一緻。
例如，由于地主的反對，南京政權甚至對溫和的減租法令也不予執行。
而且，南京的領導人有時竭盡全力維持地主制度。
例如，收複了共産黨人曾實行土地重新分配的那些地方以後，國民黨人的慣常做法是剝奪耕種者，把土地歸還原地主。
這種政策有時格外難以實施，因為共産黨人在一些地區掌握土地已達六年以上，界标和地契在許多情況下早已被毀。
南京政權也與國内更有實力的銀行家關系密切。
在把重要的土地稅征收權交給各省之後，中央政府從未設計出一種以稅收或國營企業支持财政的辦法。
因此，它就借款，政府歲入約有1/5來自公債或銀行貸款和透支。
所以，南京政權一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銀行和銀行家。
而銀行則從這種關系中獲得巨大的利益，特别是因為政府通常以低于面值價&mdash&mdash往往僅為面值的60%至75%&mdash&mdash把公債出售給他們。
這樣，銀行給政府貸款往往可得12%到25%的年利潤。
[42]許多同時代人，從而斷定國民黨政權代表資産階級的利益。
的确，資産階級及地主階級的利益與南京政權的利益是部分一緻的。
它們都反對社會革命，都害怕共産黨，都對動員農工表示懷疑。
但是，它們的利益有時也相互沖突。
1927&mdash1928年，當南京政權采取恐吓、敲詐和綁架的手段為北伐最後階段籌款時，資本家第一次知道了這一實情。
1935年，政府又剝奪銀行家行使的一切政治權力。
僅僅憑借發行新政府債券，迫使私有的中國銀行和交通銀行接受這些債券充當資本，孔祥熙一舉使政府成為兩家銀行的大股東。
采用相同的策略，孔祥熙迅速控制了幾家規模較小的私人金融機構；截至1937年，南京政府控制了全國銀行資産總額的近70%。
[43]這些金融策略，有效地結束了銀行家作為政治壓力集團所起的作用，并且确定無疑地表明，是南京政權控制了資本家，而不是資本家控制了南京政權。
地主的長遠利益也常常與南京政權的長遠利益相沖突。
這些地主通常希望維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