乃至增強對地方的控制。
他們組織民團，開辦學校，經辦工程等地方項目。
他們也收稅，表面上用于支持這些事業，可不知有多麼大的部分稅收落入了地方士紳的腰包。
形成對照的是，南京政權竭力擴大其控制，繼續不斷地把它的行政、财政和軍事權力推行到村。
例如，已提出的稅制改革預示要恢複對地主擁有的土地的稅收，而多年以來，甚至幾十年以來，這些土地是不為稅收官員所掌握的。
中央政府試圖把它的幹部安置在地方政府的職位上，同樣預示着要把地方士紳逐出能帶給他們權力、晉升和财富的位置。
[44]因此，在南京政權和這些地主之間，在利益及目标上有着根本的矛盾。
然而，在南京的10年，這些矛盾引起的沖突常常被緩和下來，要麼也僅限于局部，因為當時南京政權的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在共産黨和日本的問題上，而不在地方行政問題上。
因此，在這10年當中，政府和地方士紳的關系，可以說成是相互容忍和有限的合作。
但是，徑直把階級性質歸于國民黨政權，而不提它與地主及資本家的重要分歧，就掩蓋了它的根本性質。
因為它首先依賴的是軍隊的支持，其他一切都是由這一事實産生的。
國民黨政權并不在任何基本方面對這個或那個社會&mdash經濟的階級負有責任，或者對它本身之外的任何力量負有責任。
在許多方面，國民黨政權就是它本身。
這是一個根本的原因，說明為什麼國民黨政權的現代化和發展的沖力那麼微弱；為什麼國民黨的官僚政治，盡管貪污腐化和行政上無生氣，卻能維持那麼久；為什麼國民黨政權以那麼少的新面貌或新思想，卻能維持二十餘年。
當然，國民黨政權的有些成員是開明、能幹、具有獻身精神的。
然而，大多數成員卻利用這個政權的制度性質，來盡量擴大自己的權力、聲譽和财富，而不是為國家的幸福奮鬥。
國民黨諸派系
一個政權習慣上不受輿論的約束，容不得任何它未控制的有意義的政治活動，那麼在這種政權裡，為掌握政治權力的競争就不會在整個社會進行，而是在這個政權本身的各委員會内進行。
此外，由于政治權力的分配更多地不是由正式的指揮系統決定，而是由蔣介石本人或他寵信的助手個人決定，權力分配必定過分地取決于個人的影響。
例如，一般的做法是，新任部長或局長解除原有人員的職務，而代之以自己的親信。
因此，政治上成功的關鍵更多地不在于掌握專門技術知識，而是在于與政權的領導人維持個人的關系。
換言之，派别活動是政治鬥争的主要手段。
派系林立。
例如，國民黨内有汪精衛系、宋子文系、孔祥熙系、何應欽系、朱家骅系、孫科系&mdash&mdash這個單子還可以一直開下去。
然而，最大的派系和在制定政策的過程中一般最具有影響力的派系，是CC系、政學系和黃埔系。
CC系在陳果夫和陳立夫兄弟周圍結合在一起。
他們二人因極親密的私人感情聯系而與蔣介石關系密切&mdash&mdash他們是陳其美的侄子，而陳其美在1916年被袁世凱暗殺以前，一直是蔣介石的良師，蔣對其事之如父的人物。
在1926年以後，二陳兄弟領導蔣介石統治的國民黨的組織工作。
1927年6月，他們首先建立以CC系聞名的秘密團體&mdash&mdash據認為&ldquoCC&rdquo代表的若不是&ldquo中央俱樂部&rdquo，就是代表&ldquo二陳&rdquo。
這個團體的實際名稱也許是青白團或國民黨忠實同志會，盡管有關CC系的名稱、結構和活動的詳情知之甚少。
[45]
陳氏兄弟利用國民黨的組織部作為他們的組織基礎，把他們的追随者安置在遍及全黨和政府的機關，特别是在那些組織的中下層。
這樣，CC系成了該政權民事部門的統治勢力，控制多數官僚政治的行政機構、教育部門、青年團體和工會。
CC系也控制各種出版物，如《時事月報》和《文化建設》，主持中央調查統計局，該局是蔣介石兩大秘密警察組織之一。
與面向文職人員的CC系相對照，黃埔系則主要由軍官組成，但是，它對政治的關心也極為廣泛，至少是潛在地觸及國家生活的所有方面。
不嚴格地說，黃埔系概指黃埔軍校的教官和學生，他們保持着對蔣介石效忠的強烈結合力。
然而，如此稱謂的黃埔系并無組織，其中一些成員&mdash&mdash如何應欽、陳誠及青年軍官&mdash&mdash相互嚴重對立。
因此，黃埔系起作用的核心，至少在1932&mdash1938年期間，是一個有嚴格紀律的秘密團體，一般稱為藍衣社。
[46]
藍衣社在1932年初由為數不多的青年軍官組成，他們是蔣介石在黃埔軍校的學生，對國家及國民黨運動的現狀感到擔憂。
日本軍隊正在侵犯中國領土；共産黨軍隊雖曆經幾次圍剿依然在内地生存下來；而且，也許最令人驚恐不安的是，國民黨運動成員已變得腐敗，更多關心擴大自己的權力，而不是關心實現革命的目标。
根據藍衣社的看法，革命已經失敗，國家處于危險之中。
這些青年軍官&mdash&mdash以胡宗南、戴笠、鄧文儀和康澤為代表&mdash&mdash在得到蔣介石的同意、财務支持及至少形式上的領導的情況下，組織起一個有三個基本層次的金字塔式團體。
在高層，由主要領導層組織成力行社；中層命名為革命青年同志會；運動的普通成員來自軍隊的下層、學生和政府機關，組織成中華複興社。
鑒于國民黨組織混亂和紀律松弛，藍衣社強調有必要無條件地絕對服從團體領導人；同時還強調儉樸、廉潔和嚴守秘密。
由于墨索裡尼的意大利及希特勒的德國的力量日益增長，法西斯理論漸漸引起藍衣社領導人物的注意。
蔣介石也大力了解納粹的組織及活動方法。
據報道，大約在1935年，他在藍衣社的一次集會上宣稱，&ldquo法西斯主義&hellip&hellip是衰退中社會的一服興奮劑&rdquo。
&ldquo法西斯主義能救中國嗎？我們回答：能。
法西斯主義就是現在中國最需要的東西。
&rdquo[47]由于法西斯主義在歐洲獲得明顯的成功所産生的魅力，藍衣社同樣地提出極端民族主義、領袖崇拜、清除自由主義和個人主義及社會&ldquo軍事化&rdquo。
藍衣社在30年代成為頗有影響的團體。
他們控制軍隊内的政治訓練，從而有助于保證蔣介石得到這政治權力最終泉源的持續的支持。
藍衣社也涉足于民事活動，如學校、童子軍[48]和警察。
他們提供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新生活運動的幹部。
他們手中也掌握着隸屬于蔣介石軍事委員會的令人生畏的軍事調查統計局[49]。
這個以戴笠為首的秘密警察組織，對蔣介石判定的敵人（從日本人和共産黨人到貪官污吏，甚至國民黨内的政治對手）進行情報活動。
它參與新聞檢查；還要對這10年間許多最聲名狼藉的暗殺活動負責，如1934年對史量才&mdash&mdash上海的主要報紙《申報》的編輯[50]的暗殺。
和CC系及黃埔系的形成相對照，政學系全是首腦而非小卒；它的成員個個都是顯赫人物，在政權的基層沒有追随者。
它沒有組織，或明确的領導層，而是非正式地由一群朋友，或朋友的朋友組成的，但一般具有相似的政治見解。
政學系的兩個最重要的代表黃郭和張群，是蔣介石的結拜弟兄&mdash&mdash這種關系在中國标志着家庭之外可能最為密切的忠誠紐帶。
大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通過這種關系，政學系在蔣介石顧問小集團及主要行政官員中影響巨大。
例如由黃郭和張群推薦，蔣介石在1932年任命楊永泰為軍事委員會秘書長。
在那個職位上，楊永泰&mdash&mdash直到1936年被暗殺&mdash&mdash是全國兩三個最有權勢的政治人物之一。
政學系的其他成員有王寵惠、熊式輝、吳鼎昌、張嘉璈、翁文灏和黃紹竑。
提到這些以及其他政學系成員，意在列出這個國家及政權的許多主要人物。
然而有重要意義的是，這些成員與國民黨的關系充其量也不過是微弱的。
例如，黃郭甚至堅決拒絕加入國民黨。
他們不是政客而是專家&mdash&mdash經濟學家、實業家、銀行家、出版家、知識分子&mdash&mdash他們不服膺任何思想意識的教義，而是支持專門技術知識和官僚政治的專業主義。
這幾個派系間的關系很複雜。
每個派系都公開解釋孫逸仙的三民主義，都擁護蔣介石為這個政權的領袖；可是彼此打交道有時卻非常緊張，因為他們是黨内權力鬥争的主要工具。
例如，陳果夫和陳立夫非常妒忌政學系在行政機構中的地位，并同他們競争政府職位。
藍衣社把其他派系看作腐敗的文官政客；尤其敵視CC系，因為這兩個派系在政治、教育及情報方面的工作重疊，不時産生激烈的摩擦。
有意義的是，思想意識及政策上的分歧，不是這些摩擦的主要原因。
雖然這兩個派系的分歧常常在政策的确定上表現出來，但是，根本問題是權力和地位。
例如，藍衣社和CC系的分歧表現為如何執行孫逸仙的民生主義。
然而，一個前藍衣社領導人承認，&ldquo任何[派系]鬥争都不是由政策分歧引起的鬥争，而是為了飯碗的鬥争&rdquo[51]。
蔣介石知道這些黨内沖突，但是隻要它們不爆發為暴力行為&mdash&mdash如1934年藍衣社和CC系之間的一次&mdash&mdash他都不加幹預。
的确，蔣介石實際上鼓勵派系之間的競争。
因為派系間的鬥争使任何一個派系不緻過于強大，蔣介石從而得以确保他對所有派系的至高權力。
國民黨統治通常被認為是&ldquo保守的&rdquo。
然而，這易于使人誤解，因為這個政權的領導人事實上強烈不滿足于現狀，他們期望驟然地，甚至&ldquo徹底地&rdquo與中國當前的民族衰老狀況分手。
例如，他們贊美西方科學及工業的進步，熱切期望運用西方技術來改善中國民衆的經濟福利。
他們也希望重建中國的社會、政治秩序。
蔣介石理想的社會模式不在中國的往昔，而是在日本、意大利及德國獨特的軍國主義。
他回想起他在日本軍校的學生時代，聲稱那裡嚴格的兵營紀律，大體上恰恰體現了他對中國社會的理想。
[52]他認為法西斯的意大利和德國實現了那種理想。
他羨慕地聲稱，&ldquo按照法西斯主義，組織、精神和活動都須軍事化&hellip&hellip在家庭、工廠和政府機關，每個人的活動必須和在軍隊中一樣&hellip&hellip換句話說，必須有服從、犧牲、嚴格、清潔、準确、勤奮、保密&hellip&hellip大家在一起必須堅定地、勇敢地為團體和國家做出犧牲&rdquo[53]。
蔣介石熱切希望在中國創造的，正是這樣一個具有嚴格紀律和無條件服從領袖意志的軍事化的社會形象。
他在1934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并自吹自擂地說它能為醫治中國的痼疾提供基本良方、從他下面的言論可以看出新生活運動的目标。
&ldquo什麼是我現在提倡的新生活運動？&rdquo蔣介石問道。
&ldquo簡單地說，就是把全國公民的生活徹底軍事化，以便他們能培養勇敢敏捷，吃苦耐勞，特别是一緻行動的習慣和能力，以便能在任何時候為國家做出犧牲。
&rdquo[54]顯然，他的法西斯主義形象實際上完整無缺地轉變成了新生活運動。
然而，蔣介石及國民黨領導人也尊崇儒家的道德标準；正是這一點使得許多觀察家确信，國民黨政權實際上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動的勢力。
例如，蔣介石通常宣稱新生活運動的目标是儒家的道德禮、義、廉、恥。
蔣介石非常敬佩晚清保守的儒家官吏曾國藩和胡林翼。
而且，在蔣介石的支持下，正式恢複了尊孔，宣布孔子誕辰為國定節日，鼓勵學生和軍官學習儒家經典著作。
國民黨政權的傳統主義，可以與法西斯意大利和納粹德國提倡的古典主義相比。
也就是說，儒家思想本身不是提出的目标，而是以之作為中國民衆向新社會前進時有助于增強凝聚力的道德因素。
正如CC系的一個成員所說，儒家思想提供一個&ldquo中心信念&rdquo，沒有這個信念，中國民衆在政治上就會陷于無政府狀态，道德上就會陷于混亂。
[55]于是，蔣介石常常以中國傳統的慣用語講話。
事實上蔣介石的許多方法和觀點&mdash&mdash如強調傳統道德，他的教育的政治功能的觀念和傑出人物統治論&mdash&mdash确實顯示出他的現代世界的眼光十分有限。
但是他的政治目标，即一個徹底管轄起來的社會的目标，與中國儒家的往昔并無相似之處。
他要成為一個極權主義者，一心想把他的政權一直控制到地方，使社會上的每個人都服從這個政權，達到清朝曆代皇帝甚至未曾夢想到的程度。
這絕不是一個保守的理想，因為它從根本上既不同于往昔的理想，也不同于往昔的實際。
國民黨政權的成就
對南京10年國民黨的成就看法不一。
一些曆史學者斷定國民黨人建立了基本健全的統治制度，并為建設一個強大、民主和繁榮的國家奠定了基礎&mdash&mdash雖然這個充滿希望的開端由于1937年中日戰争的爆發而夭折。
另有一些曆史學者則堅決認為國民黨人建立的政府腐敗無能，國民黨領導人不理解他們所面臨的問題；他們對可供抉擇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戰略一無所知。
因此，根據這種看法，即使日本人不發動侵略戰争，這個政權也注定要失敗。
[56]
這些都是熱烈辯論的問題；也許永遠也解決不了，因為如果日本當時不進攻中國，可能會出現什麼情況，這一點就其實質來說是無法證明的。
然而，有兩個事實很明顯。
第一，國民黨人面臨的任務&mdash&mdash即扭轉國家分裂的潮流&mdash&mdash是巨大的。
第二，他們試圖完成這項任務所處的環境，對成功或迅速地解決這項任務極不相宜。
經濟不景氣、外國侵略和内讧&mdash&mdash這些狀況大多是國民黨人無法控制的&mdash&mdash妨礙執行有意義的改革。
此外，因為南京10年的頭四年主要緻力于鞏固政權，他們隻有大約六年的時間去完成這些改革。
國民黨人顯著的成就是扭轉了領土走向分裂的趨勢。
他們在1927年取得權力時，僅控制了江蘇、浙江及安徽的一部分。
由于1929&mdash1931年的内戰，中央政府的勢力威震各省軍閥，從而保證了南京政府的生存；但是，中央政府的政令在1931年仍然被限制在星座般的華中的幾省或其一部分（最顯著的是在浙江、江蘇、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及福建，各省程度不同）。
[57]
然而，在蔣介石對共産黨人進行第五次圍剿之後，南京的有效權力擴展得很快。
蔣介石戰略思想的主要前提，是攘外必先安内。
他喜歡說，&ldquo日本人如皮膚之疾，共産黨人是心腹之患&rdquo。
為治心腹之患，蔣介石在1930年10月，緊接着平定閻錫山和馮玉祥的反叛之後，在江西對共産黨人發動了第一次圍剿。
然而，共産黨人運用遊擊戰的機動戰術，在1931年1月1日擊退了國民黨進攻者。
其他各次圍剿接連進行。
但是，直到1933&mdash1934年第五次圍剿&mdash&mdash這次蔣介石動用了大約80萬軍隊，由德國及日本軍官擔任顧問，并對共産黨區域實行嚴格的經濟封鎖來加強軍事進攻壓力&mdash&mdash才對共産黨人取得幾近決定性的勝利。
共産黨人在軍事上失敗，特别是糧食、鹽極為匮乏，最後集合他們的後備力量，鼓起勇氣，突破了國民黨軍的包圍，并于1934年10月開始了長征。
成為共産黨革命史傳奇的長征，給蔣介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會，把他的軍事力量和政治權力打入華南及華西各省。
蔣介石裝備精良的軍隊尾追撤退的共産黨人，進入湖南、貴州、雲南及四川。
地方軍閥感受到共産黨軍到來的危險，歡迎國民黨軍&mdash&mdash并非全心全意，因為國民黨軍也威脅到他們的地方自治，不過是兩害相權取其輕而已。
蔣介石充分利用了這一機會。
因為蔣介石剿匪軍一旦進入一個省，他的人員就開始強行實施旨在打破該省隔離狀态的&ldquo改革&rdquo。
例如，在四川，曾作為幾個軍閥活動的軍事及經濟基地的防區被廢除，開始實行更中央集權化的地方行政制度。
一個旨在政治上和軍事上把四川與全國結合起來的大規模的公路建設計劃已開始實施。
由于廣泛使用國民黨的法币以取代四川幾家銀行發行的鈔票，四川也納入了南京的經濟軌道。
[58]中日戰争以前，這類改革已經減弱，并未打破西南各省習以為常的獨立，地方當局繼續竭力抗拒中央政府不斷加強的觸手。
例如，1937年春，蔣介石與四川大軍閥劉湘的關系非常緊張，一場新的内戰僅得幸免。
然而，由于蔣介石1934&mdash1935年反共戰役的結果，湖南、雲南、貴州及四川四省地方軍閥的自治和政治機動性都大為減弱；而南京政府的權力和威望則大為增強。
反共戰役之果，直到1936年廣東最後完全受制于中央政府之時才算成熟。
雖然北伐以前廣東曾是國民黨的革命根據地，但是，它從未有效地合并到南京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的體系中去。
特别是自1931年軍閥陳濟棠成為廣東省主席以來，廣東實際上即自行其是，完全不理會中央政府。
陳濟棠與桂系領袖李宗仁和白崇禧一起，在1931年末建立起西南政務委員會和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
這些黨、政機關構成了強大的反南京的地方聯盟的基礎，把廣東富裕的經濟資源與廣西的軍事技術和戰鬥素質結合起來。
這一反南京聯盟的政治挑戰，又由于國民黨大理論家和革命老前輩胡漢民（雖然在1932年僅52歲）的加入而大為加強；他賦予所謂的西南分離運動以合法性，而這是其他反蔣運動所缺乏的。
五年來，蔣介石忍受着廣東和廣西的痛罵和批評，因為兩廣是一股難以對付的政治、軍事力量，尤其是因為兩廣有福建、湖南及貴州等半自治省份形成的緩沖地帶保護。
然而，由于蔣介石尾追共産黨的長征，到1935年末已消除了那一緩沖地帶。
蔣介石還在兩廣邊境集結軍隊，在相鄰的湖南修建機場，并加速粵漢鐵路的工程以期早日完工。
1936年5月，胡漢民突然去世，蔣介石抓住胡漢民治喪的機會，向兩廣領袖挑戰，要求他們服從中央政府。
最後通牒遭到拒絕，西南當局在6月初開始調動軍隊向北進入湖南省。
他們公開宣布的目的是與華北的日本侵略者作戰。
然而，蔣介石推斷陳濟棠及桂系領袖在計劃進攻，企圖推翻南京政府。
這個推斷或許是實情。
蔣介石政治操縱的天才，在這種局勢中大顯身手。
他一方面收買廣東空軍，使之在7月全部投奔中央政府；然後又對反叛的領袖兼施軍事威脅和許以高官，終于使反叛在9月歸于失敗。
結果，在南京政權時期廣東第一次被置于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轄之下。
廣西仍保留了一些以前自治的痕迹，但已被制服，不再能向南京挑戰。
因此，到1936年末，蔣介石已經鞏固對全國較大地區的政治控制&mdash&mdash中國本土18個省中，僅有7個保持基本自治&mdash&mdash從而為一個可行的政治制度奠定了基礎。
然而，他為取得政治控制所付出的代價是巨大的。
他堅決依靠武裝力量，不僅使國家受到生命财産的重大損失，而且把這個政權的注意力從迫切需要社會、經濟及政治的改革轉移開去。
蔣介石的顧問有時告誡他，不要過分依靠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
他在反省時甚至也承認這一缺點。
然而，他是一個軍人，達到國家統一的其他戰略似乎從沒有引起他的興趣。
例如，他本可滿足于各種地方軍閥隻是名義上的擁護，然後努力在自己控制的地區建立政治、經濟及社會改革的樣闆。
這樣去做，他就可以避免流血的代價很大的内戰，就可以建立經濟及财政的穩定，并且可以發揮行政及技術的專門知識。
這樣的專門知識，在其他省份漸漸納入南京政府的經濟及政治軌道時，肯定會有助于蔣介石。
也許在長江下遊省份建立模範區的這一方案&mdash&mdash事實上它是南京政府的經濟顧問楊格在當時設想的，[59]顯示了知識分子的天真，而不是實幹家的現實精神。
然而，這10年的曆史使人想到，這種方案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不會小于蔣介石奉行的政策。
因為蔣介石想要控制的太多，以緻什麼也未控制好。
這一點在經濟方面表現得最為明顯。
壓倒一切的中國經濟，是農業的和傳統的經濟。
例如，在1933年，現代制造業、采礦業及公用事業部門僅占國内生産淨值的3.4%左右。
而在另一方面，每五個中國人中就有四個從事農業，生産占國内生産淨值的65%左右。
農民生活的貧困駭人聽聞，遇上疾病流行或天氣惡劣的年份，他們的生存就會受到威脅。
貧困的程度難于測度，但是，從下列事實可以粗略地看出中國民衆的悲慘境地，1930年中國死亡率大約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國死亡率2.5倍，甚至顯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
[60]
許多當代中外觀察家認為，中國農村貧困的根本原因是土地分配不均。
他們強調說，少數地主擁有多得太不相稱的耕地，把它們以過高的租率租給佃戶。
正如國際聯盟駐中國首席農業專家路德維希·賴赫曼在1934年說的，&ldquo在[造成農村危機的]經濟及社會因素中，也許租佃制度是最令人不安的因素&rdquo[61]。
在胡漢民的領導下，立法院起草了土地法來解決這一問題。
1930年頒布的土地法，規定了最高的佃租率（收獲量的37.5%）。
土地法還提出了消除地主所有制的前景，規定不在鄉地主的佃戶，若已耕種該土地10年以上，有權購買他們的耕地。
1930年的土地法始終不過是一份極好的表達意向的文件，因為南京政府從未執行過。
佃戶繼續繳納主要收獲量50%至70%的地租；中國大約一半的農民繼續租種其全部或部分土地。
國民黨人害怕搞亂農村的社會經濟關系。
正如楊格所暗示的，他們可能為地主階級設身處地地考慮，所以不希望通過重新分配土地剝奪或疏遠地主。
[62]或者，像另外暗示的那樣，他們害怕解決租佃制度會引起社會革命，其結果他們既不能控制，也無法預見。
[63]不論是什麼理由，租佃率在南京的10年事實上一直未變。
然而，租佃制隻是中國農村社會和政治不公平的一個直接原因。
農村貧窮的根本原因，是人口和糧食生産間的不适宜的比例，而這是國民黨人首先要着手解決的問題。
主要通過全國經濟委員會&mdash&mdash得到國際聯盟著名專家賴赫曼和阿瑟·索爾特爵士的幫助&mdash&mdash和實業部的有關農業的主管局，南京政府着手推行一項提高農民的生産率的廣泛計劃。
這項計劃倡議進行種子新品種、殺蟲劑及肥料的研究。
為防止水災，在長江、黃河及淮河流域疏浚河道，加固河堤。
建設灌溉系統，并通過采用抗病植物和改進銷售技術，努力使絲、棉及茶的生産恢複生機。
這些改革計劃對農業地區影響輕微。
例如，1934&mdash1936年政府開支總額不到4%用于經濟發展。
[64]而且，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