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筆微薄的款項也大多亂花在官僚政治的無價值的項目中，積極成就微不足道。
正如一個國民黨支持者在1937年所寫：&ldquo前年，工作是調查某某地區；去年，工作也是調查某某地區；今年，工作依然隻是調查、收集統計數字，畫地圖和召開會議。
然而，由于撥款已用完，實際工程卻無法進行。
&rdquo[65]
有迹象表明，南京的農業專家在研究領域确實取得了一些進步，但是，那些研究成果沒有有效地交給農民。
何廉寫道：&ldquo從1927到1937年這一時期，在農業發展上，就全國而言沒有超出過計劃階段。
&rdquo[66]灌溉工程項目與中國的需要相比也完全微不足道，灌溉面積總共隻有大約6000平方英裡。
1937年，一位政府的辯護士承認，&ldquo[政府建設措施]給民衆的直接利益很小&rdquo，因為&ldquo政府并不謀求通過徹底的變革給民衆以即刻的和直接的幫助，而是甯願遵循緩慢的、漸進的政策，以避免國家動亂太大&rdquo[67]。
他的話概述了國民黨農村建設政策的不成功和南京政權害怕引起社會革命。
可見國民黨人在南京的10年為改善農村的貧窮狀況做得很少。
然而，農村問題那麼嚴重，而給南京政權的時間又那麼短，以緻期望在1937年以前農村經濟能得到改造是荒謬的。
而且，經濟因素和氣候因素結合起來，使中國農民在1932&mdash1935年甚至陷入更加貧困的境地。
造成這個危機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随着世界經濟蕭條而來的給中國以打擊的通貨緊縮趨勢。
農産品價格因而猛跌，在1934年下跌到低于1931年水平58%的最低點。
通貨緊縮使得農民特别艱難，他們必須以現金還債、納稅或付租。
在這同一時期，全國大部分地區又遇到記憶所及的最壞天氣。
特别是在1934&mdash1935年，金融蕭條處于低谷，旱災、水災、風災和雹災造成大範圍的破壞。
據中央研究院一位非常受人尊敬的農業專家測算，1934年稻米收獲量低于1931年收獲量的34%；大豆幾乎下降36%，小麥下降7%。
棉花是當年唯一超過1931年水平的主要農作物。
[68]國民生産總值中，農業産值從1931年的244.3億元下降至1934年的130.7億元（時價）。
[69]這些數據在細節上不完全可靠，但是，當時目擊者的報道證實了農村嚴重貧困，特别是在1934年和1935年。
[70]
不論是中央政府，還是各個地方政府的政策及行動，都不是造成這種農業危機的原因。
不過，政府的政策及行動在許多情況下，通過增加新的負擔加重了農民的困境。
由于國民黨人竭力把他們的控制擴展到鄉村，縣級或區級的機關規模增大。
任命了更多的行政人員及稅務員；警察及民團的規模也擴大了。
這些新的地方當局很少提供明顯的使農民受益的服務，可卻要給這些人支付薪金。
這樣，就在農村正陷于不景氣的時候，農村的稅款負擔卻增加了。
在主要的土地稅之上又增了附加稅。
攤派金額不斷增加。
還有間接稅&mdash&mdash鹽稅、煙草稅、酒稅及火柴稅；豬鬃、皮革銷售稅；豬、雞屠宰稅；發票和合法協議的印花稅&mdash&mdash名目繁多，騷擾村民。
這些間接稅中有些不是新稅。
無法概括在30年代農民的稅款負擔增加了多少，因為各地的差異往往很大。
然而，蔣介石在1935年的評估卻能反映一般狀況：
政府開支日見增高。
每當計劃出籠，新稅又起。
附加稅常随需要加于正稅之上，又創各項雜稅。
有時，[地方當局]随意逐戶征集不明之稅。
稅目繁多。
民衆稅負沉重大受其苦。
[71]
農民不僅得承受稅務員越來越多的要求，還常要應付政府及軍隊随時提出的一些繁重的要求，如提夫役、補給品及土地。
例如，南京政府軍特别是在行軍或作戰時，往往給養不足，于是就地征用糧食。
軍隊所到之處，往往像一場瘟疫降臨到這片原野，強征民房、糧食、大車及夫役。
一位作家聲稱（也許帶有情有可原的誇張），這樣的一些征用，使農民遭受&ldquo四十倍于地丁正稅&rdquo[72]的負擔。
試圖制作國民黨記錄中農村部門的資産負債表，真是困難重重。
國家那麼大，地方狀況如此不相同，可用數據又那麼不足且不精确，以緻明确的結論都令人難于捉摸。
而且，在1936年和1937年，農業的危機結束。
這兩年風調雨順，中國獲得了20年來最好的收成（廣東和四川除外）。
主要由于1935年末開始出現通貨膨脹的趨勢，農産品價格同時提高。
由于這些偶然的境況，中國農民10年來普遍第一次享受到繁榮。
不過束縛農民的政治、經濟及社會制度的基本性質并未改變，所以，1936&mdash1937年的相對繁榮，隻是暫時現象。
南京政權的領導人大多對農民的問題漠不關心。
就關心經濟問題的程度來說，他們主要了解現代經濟部門。
他們一心想建立起重要的工業基礎，提出許多計劃，發出無數的指示來實現這種熱望。
一個顯著的事實是在南京的10年，工業的增長速度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據一個可靠的估計，從1931年到1936年，中國的工業（滿洲除外）以年率6.7%增長。
經濟發展的其他數字一般也支持這個估計。
例如，發電量在這10年增加了一倍，年平均增加9.4%；棉布增加16.5%；銀行存款（按1928年物價）增加15.9%等等。
這些數字與世界大多數其他國家相比，是很好的。
例如德國，1936年生産僅高于1929年的水平6%；而在美國和法國，1936年的生産尚分别低于1929年水平的12%和21%。
[73]
然而，為評估這些數字的意義，必須指出計算生産增長所根據的基數非常小。
例如，1928年中國發電量僅為88萬兆瓦小時&mdash&mdash而同年俄國為500萬兆瓦小時，美國為8800萬兆瓦小時。
[74]因此，相對增長顯得大，而絕對增加量與更先進的工業國家相比，以及與中國的實際需要相比，依然是很小的。
不過，鑒于30年代影響中國經濟的各種不利因素&mdash&mdash世界經濟蕭條、内戰及日本侵略等的影響&mdash&mdash南京的10年居然出現了工業增長，實出意外。
國民政府在30年代對中國工業發展的影響，是引起熱烈争論的話題。
例如，經濟學家約翰·K.張堅決認為增長是政府采取&ldquo誘導增長的措施&rdquo的結果。
[75]與之相比，道格拉斯·帕烏夫則說中國經濟在南京的10年停滞不前，&ldquo政府在1937年比10年前更無能力促進經濟的發展&rdquo[76]。
帕烏夫所持中國經濟工業部門停滞的論點不再能支撐下去，但是約翰·K.張所持工業增長是政府政策所緻的結論也令人懷疑。
的确，政府曾進行若幹改革，有助于奠定統一的、現代的經濟制度的基礎。
例如，在1929年，政府擺脫了列強依靠不平等條約強加在關稅率上的限制。
1931年，政府廢除了19世紀中葉以來阻礙地區間貿易發展的厘金（通過稅）。
政府通過禁止使用銀兩，在1935年宣布法币為唯一法定貨币，開始整頓貨币制度上的混亂&mdash&mdash凱默勒委員會在1928年把當時中國的貨币制度，描繪為&ldquo無疑是最糟的通貨，為任何重要國家所僅見&rdquo[77]。
政府禁止對口岸間的貿易課稅，并公布統一的度量衡制度。
政府還明顯地改進了全國各種交通網絡，拓展郵電業務，開辟定期航線和修建鐵路2300英裡&mdash&mdash比1927年軌長增加47%。
[78]
可惜的是，這些改革僅部分奏效，因為&mdash&mdash如國民黨政府的其他方面一樣&mdash&mdash在政策的制定和實施之間常常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廢除了厘金，但是各省政府往往用&ldquo特種消費稅&rdquo或某種其他委婉的代用名稱取代厘金。
統一度量衡僅在政府部門執行。
而各省地方銀行，如雲南、廣東及山西的地方銀行，仍繼續發行本省的鈔票。
此外，政府的一些措施，看來與工業增長的要求背道而馳。
例如，政府大量依靠借款，并且通過付給政府債券和借款以高利息，使全國投資資本足有70%流向政府，從而流出了工商企業。
私營工業為與政府競争獲得貸款，不得不付高達一分八厘至兩分的年利率。
弗蘭克·M.塔馬格納評論說，像這樣高的利率是&ldquo中國大多數工業無法支付的；結果工業活動轉入商業投機&rdquo[79]。
納稅也使工業遭受困難。
由于中央政府在1928年把土地稅的收入下放給省政府，中央政府的稅收收入幾乎要完全依靠制造業及貿易部門。
南京政權稅收政策的全部影響還有待研究，但是，像統稅（對卷煙、棉紗、面粉、火柴等課征貨物稅）和營業稅（對商業企業資産課征，部分代替厘金）之類，顯然給國民黨控制區的企業家造成嚴重困難。
例如，1927年上海182家華商煙草公司，截至1930年足有2/3歇業&mdash&mdash業主一般認為主要原因是南京政權的稅收過重。
棉紡廠家也感受到棉紗統稅的沉重負擔；并于1934年再三懇求減低稅率。
棉紡廠家的稅款負擔至今不明；但是，1936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的納稅額足占總收入的38.7%&mdash&mdash這樣的負擔是這個家庭的業主們不堪承受的。
除法定稅收外，各公司還不時受到給政府或官員以報償或&ldquo送禮&rdquo要求的折磨。
[80]
所有這些事實引起人們大為懷疑稱之為南京的&ldquo誘導增長措施&rdquo的功效。
從1912到1936年整個期間，工業生産通常以一個不變的速度增長，[81]這一事實也讓人認為南京政權的政策不可能顯著地促成工業的增長。
它表明，基本的社會和經濟力量正在朝着工業發展的方向起作用，而與政權或政府的政策無關。
在南京的10年，國民黨政府在管理經濟企業方面越來越起着直接的作用。
這種趨勢的經濟影響還不清楚，但是政治含義卻很明顯。
最初在1927年以後，政府很少參與經濟企業。
然而，1935年對銀行業漂亮的一擊之後，政府迅速插足經濟的其他領域，截至1936年底，在全國至少取得了中國人擁有的工業的12%的所有權。
政府甚至更廣泛地插手商業企業，在中日戰争爆發前幾個月，政府在現代經濟部門所占份額正在迅速增長。
政府參與工業經濟的主要工具，是中國建設銀公司。
該公司是宋子文在1933年組織的一家私人股份公司，宗旨是籌集中外投資，支援中國的經濟發展。
該公司起初因未能吸引到大量資金而陷于困境。
然而，在政府控制了銀行業之後，由政府控制的銀行向該公司大量投資。
該公司資産從1934年末的1260萬元躍至1936年6月的1.15億元，政府控制的銀行提供了所增資産的約9000萬元。
[82]擁有這筆資金，該公司向電力、采礦、水利及其他企業提供貸款，并共同管理。
由于該公司資金大部分來自政府，多數大股東不是政府官員（如孔祥熙），就是政府控制的銀行主管人員（如宋子文），政府從而直接地、積極地插手經濟。
政府參與工商業的其他重要工具，是中國銀行和實業部。
中國銀行當時由宋子文主持，在1935年政府控制了銀行業之後，該行是政府控制的銀行集團的主要成員。
1937年戰争爆發時，中國銀行經營紗廠15家，占華商紗廠紗錠總量的13%。
此外，該行還在面粉、肉類加工、電話、造紙及植物油等公司擁有投資。
孫逸仙在他的有關經濟建設的演講中曾教導說，隻有重工業、運輸及通訊系統應國有化。
但是孫逸仙的規定未能受到尊重，常常是破壞多于執行，因為政府直接間接插手經濟，大多不是在輕工業就是在銷售和投機方面。
例如，由宋子文主持、政府間接控制的中國棉花公司，在1936年和1937年是中國最大的商品貿易公司之一。
實業部也在上海設立了中央漁業市場。
這一政府與私人合營的企業，實際上完全壟斷了華中的魚類貿易，為實業部及獲準投資該企業的私人獲得巨額利潤。
實業部還經營植物油、紙張、茶葉及各種土産。
[83]
南京政府追求總收入&mdash&mdash加上官員個人謀求緻富&mdash&mdash顯然是這些冒險企業插手輕工業及商業的主要原因。
在政府的大量經濟企業中，隻有蔣介石的國家資源委員會似乎既與孫逸仙的經濟模式一緻，着重發展重工業，又嚴格受國家經濟發展的利益推動。
資源委員會創立于1935年，是蔣介石的軍事委員會的隸屬機構，宗旨是建立支持國家武裝力量的工業基礎。
為完成這個目标，資源委員會在1936年拟定了工業化的五年計劃，計劃投資2.7億元。
資源委員會的工作重心是在被認為是安全的内地建立工業區，遠離易受敵方攻擊的沿海中心城市。
在中日戰争爆發前兩年，資源委員會最有雄心的項目定在湖南，并開始建廠，生産鋼鐵、重型機器及無線電和電氣設備。
生産煤、鐵、鋅、錫及銅的礦山，也計劃建在湖南、湖北、江西及四川。
然而，從一開始資源委員會就深感财力不足；計劃投資2.7億元，該委員會僅收到3000萬元。
由于資金短缺，該委員會僅建成三個新工廠，15個設計項目仍處于計劃階段。
值得注意的是，該委員會最明顯的發展要歸因于幾家原有的私營企業&mdash&mdash幾處煤礦、一處銅礦、一處油田及一家電氣公司&mdash&mdash這些企業，部分地通過沒收由該委員會接管，然後經營。
不然的話，該委員會的工作在戰争爆發時就仍基本上處于籌備階段。
[84]
由國民政府參與這些經濟企業，在中國曆史上并非沒有先例。
在整個清朝時期，很多時候商人被降到次要地位，往往受皇帝的官吏支配和恐吓。
在19世紀末自強運動時期，官吏深深插手經營若幹受西方啟發創辦的經濟企業，即使有些企業表面上為私人所有和管理。
在這些企業中，政府的利益和錢款與領導官員的私人利益和錢款混在一起，無法區分。
然而，在軍閥時期，政府和經濟的這種密切關系已經松散。
由于政府權能的削弱，私人企業家得以少有地免于官方的幹預和控制。
但是，在國民黨人至少部分地恢複了政府權力的時候，政府又開始參與經濟。
像宋子文和孔祥熙這樣的官員，既在職務上又在私下開始插手經濟企業，與李鴻章在19世紀90年代的作為并無二緻。
所以，國民政府作為企業家的作用日益增長，實際上是再次堅持傳統的政治行為方式。
[85]
中國的新心态，1936&mdash1937年
從1936年秋開始，一種新的樂觀情緒及國家統一感彌漫全國。
轉折點是南京政權在同年6月至9月平定了兩廣反叛。
兩廣是公然宣告反對南京統治的最後兩個省；随着兩廣的失敗，中國自1916年以來第一次出現了統一。
而且，這次平定反叛基本上是和平的，使許多中國人&mdash&mdash這時深深厭倦内讧&mdash&mdash相信南京當局并非隻是一些軍人，并且相信蔣介石是一位英明能幹的政治家。
形成這種新的國家心态的第二個原因，是蔣介石本人如今似乎已與當時盛行的抗日情緒一緻。
而在此之前，蔣介石一貫強調中國太弱和四分五裂，無法抵抗帝國主義的侵略；他并且還利用所能調動的一切手段，包括秘密警察和檢查官員，鎮壓批評他的綏靖政策的人。
然而，兩廣反叛者的抗日姿态迫使蔣介石在7月13日宣稱，中國不會在領土上對日本再度讓步，準備作出&ldquo最大犧牲&rdquo，全面抗戰。
雖然蔣介石無疑安排好時機發表這一宣言，以便解除民衆對反叛者的潛在支持，但是，宣言很可能事實上來自蔣介石堅定了抵抗日本進一步侵犯的決心。
例如，1936年日本企圖在綏遠省建立附庸國，傅作義将軍指揮的國民黨軍堅決抵抗，未讓其得逞。
同年11月和12月，中國外交部長張群又毫不畏懼地拒絕了日本一系列的要求，從而顯示出國民黨在南京時期從未有過的對抗日本的姿态。
無疑，蔣介石仍然希望推遲一般認為不可避免的對日戰争。
然而，在民衆間，也許還特别在他的軍隊内，強烈的愛國情緒促使蔣介石采取從未有過的堅決抗日的姿态。
第三個促成中國新的國民心态的因素，是中國從1931&mdash1932年冬季以來的經濟蕭條困擾中解脫了出來。
1935年11月，由于白銀為外國人收買而大量外流&mdash&mdash從而嚴重損害公衆對法币的信賴&mdash&mdash南京政權放棄銀本位，改為管理通貨。
這一措施使南京政權得以增加鈔票發行量以滿足财政上的需要；僅在一年半之内，法币流通增加了兩倍以上。
其影響是助長了通貨膨脹趨勢，從而到1937年中期使農産品價格恢複到了1931年的水平。
農場信貸如今也更容易獲得并且利率下降。
這樣，雖然币制改革引起的通貨膨脹是南京财政專家沒有預見到的，并且事實上也不是他們所需要的，但是，這一改革卻啟動了整個經濟走上複蘇之路。
與1936年和1937年農産品價格上升同時出現的，是幾乎20年以來最大的豐收。
由于豐收和高價雙喜并臨，1936年中國農産品收獲值高于1933&mdash1935年的平均值達45%。
随着農村的相對繁榮，農民開始購買1931年以來從不敢企望的工業品。
這對城市經濟也是一個新的刺激。
1936年秋的經濟好轉，連同國家統一的加強和政府的決心抗日，這些都對國民精神産生了極其巨大的影響。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納撒尼爾·佩弗在1936年10月報道：&ldquo這時，中國人處于自信和愛國的熱情之中。
&rdquo[86]同樣，中國一家持獨立立場的大報《大公報》社論，也在同年12月說：&ldquo在最近幾個月内，國人的信心好像又死而複蘇了。
&rdquo[87]
蔣介石是這種新國民心态的主要政治受益者。
在這10年之初，蔣介石被普遍視為缺乏教養、隻追求個人權力的軍人。
如今他被譽為有遠見的領袖，隻要國家因内亂而四分五裂，他就英明地避免與日本對抗。
蔣介石第一次成為一名頗孚衆望和似乎不可缺少的領袖。
然而，南京政權在處于這種新的聲望之巅的時候，卻因蔣介石于西安被扣，而突然被投入一場雖為時短暫但從未有過的危機之中。
蔣介石雖曾表示決心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犯，但他所懼怕的仍然是共産黨人。
他确信隻要再進行一次戰役，共産黨人&mdash&mdash在完成長征後駐在陝北，武裝人員減到3萬&mdash&mdash可被最終消滅。
但是，他派往去進行這一戰役的西北剿匪部隊拒不執行他的進軍命令。
張學良統率的這支部隊主要由東北當地人組成，對反共戰役缺乏熱情。
他們深信，真正的敵人不是他們敬重的真正的愛國者共産黨人，而是侵占他們家鄉的日本人。
蔣介石無法從南京推行他的命令，于12月4日乘飛機前往西安，規勸張學良發動進攻。
然而，東北軍堅定不移，認為他們應同共産黨人一緻抗日。
當懇求失敗時，東北軍在12月12日黎明前制服了蔣介石的衛隊，扣留了自己的陸海空軍總司令蔣介石。
蔣介石在西安被軟禁兩星期。
激進的東北軍青年軍官要求處死蔣介石，但是，張學良較冷靜的意見占上風，他并不謀求除掉蔣介石，而隻求改變他的政策。
張學良已達到這一目的的說法從未得到正式承認，雖然現在已很清楚，蔣介石确曾口頭答應停止進攻共産黨，并抵抗日本的侵略。
最後，在12月25日，在參與不斷商議的共産黨代表的同意下，蔣介石獲釋，乘飛機返回南京。
[88]
西安事變對中國人來說是一個創傷性的插曲。
公衆的反應&mdash&mdash表現在蔣介石被扣時極為痛苦和關心，獲釋時則是無比的寬慰和高興&mdash&mdash證實了蔣介石享有廣泛的聲望，同時也加強了他在政權内部日益增強的獨裁權力。
雖然他聲言未對扣留他的人作出任何讓步，但是，已不再進一步進攻共産黨人。
事實上南京與共産黨之間導緻統一戰線形成的談判不久開始進行。
中國人似乎是10年中的第一次為抵禦外侮而把内部争吵放置一邊。
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估
國民黨人從在南京建立政府到全國陷入漫長的毀滅性的戰争，僅被給予10年時間。
為建立一個全新的全國性政府，為扭轉一個半世紀以來殃及國家的政治分裂和民族恥辱的逆流，10年時間委實太短暫了。
即使條件理想，新政府所能做的也不過隻是着手政治、社會及經濟改革而已。
盡管有種種對國家不利的條件，在這10年中還是有進步的。
到了1937年中期，中央政府似已穩操政權，從而出現了自1915年以來政治上從未有過的穩定。
經濟正在好轉；政府正在大力推進種種運輸及工業計劃；貨币比以前更統一了。
許多中外觀察家認為，國民黨人僅用10年就扭轉了分裂的浪潮。
例如，美國大使内爾森·T.約翰遜在1937年4月寫道：&ldquo觀察家&hellip&hellip不會不為中國政府在農業、工業及交通等方面推行經濟建設計劃的活力而留下深刻印象。
&rdquo[89]英國大使館商務參贊在大約同一時間，特别提到&ldquo中國人自己及全世界對中國前途的信心都在日漸增長，這種信心的基礎是最近幾年取得的顯著的穩定發展，以及關于政府和私人事務的政治、财政及經濟行為都有改進&rdquo[90]。
然而，産生這一漸增的樂觀情緒的條件，很具有近期收獲的性質&mdash&mdash戰争爆發前出現還不到一年&mdash&mdash曆史學者若武斷地堅持那些條件必然預示該政權的長期成功和穩定，那将是愚蠢的。
例如，經濟形勢的改善與中國天氣難以預測的變化有直接關系，也與建立管理通貨引起的通貨膨脹的趨勢所固有的不穩定性有直接關系。
國家的政治統一和軍事統一也極脆弱，這一點後來在戰争的年代變得非常明顯而令人痛心。
此外，蔣介石的聲望來自他公開聲明的抗日決心，而不是由于這個政權自身的任何根本改革。
換句話說，中國的新心态主要是由表面的，而且可能是短暫的現象造成的。
透過那些表面特點去觀察，人們看出即使在南京10年之末，這個政權依然是國家複興的一個笨拙的和靠不住的工具。
行政官僚機構仍然腐敗無能。
政府機關充滿因裙帶關系而任命的人，他們很少有任職資格，不過讓政府機構充滿冗員和謀求私利的人員而已。
政府雇員薪俸低，所以工作中貪污盛行。
遲至1936年9月，蔣介石還悲歎官僚機構無能，他說：&ldquo如果我們不清除當前機構的腐敗、受賄、敷衍塞責和無知，而代之以建立廉潔、有效的行政，有朝一日革命會很快起來反對我們，像我們過去反對滿清一樣。
&rdquo[91]
官僚機構中的一些文職領導人是受過教育、有新思想的人。
特别是1935年以來，蔣介石把一批受人敬重的銀行家、記者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