識分子如張嘉璈、翁文灏、吳鼎昌、蔣廷黻招攬到政府中來，這批人一般很有能力，也比較進步。
然而，這批新人對政府的基本政策所能施加的影響很小。
而那些事實上控制政權的人，卻很少了解如何妥善處理社會及經濟複興的任務。
何廉在1936年成為蔣介石的一名親近的政治和經濟顧問，他回憶說：&ldquo發現位居高層的人物對正在進行的事多麼無知，對國家的實情知道得多麼少，而對那些實情的理論上的基礎甚至知道得更少，人們隻能感到驚訝。
&rdquo[92]這些位居高層的人們有些是訓練有素的技術專家，但是，他們往往幾乎隻面向城市社會的現代化部分。
因此，他們對農業地區的問題或潛力了解得很少，而農業地區構成了國家的靈魂。
例如，宋子文和孔祥熙是訓練有素的金融家和預算專家，但是，他們從來沒有正視這樣的問題，如果中國要在運輸及工業發展的方案中發掘出任何動力，該如何動員農業部門的資源&mdash&mdash它提供了國民生産總值的2/3。
軍方繼續在國民黨政權中握有最大權力，并且決定政權優先考慮的事。
因此，無論文職行政官員多麼開明，他們也隻是軍方的工具。
軍人往往遠不如文職官員世故，而且過問社會及經濟重建的問題更要少得多。
他們主要以專制主義和政治鎮壓來解決國家問題。
楊格說道，這些軍人&ldquo很無能、反動和/或腐敗，這種情況實在太平常了&rdquo[93]。
有這類人盤踞在政權的上層，很難期望政府對國家的迫切問題作出創造性的回答。
例如，正如楊格指出的，國民黨領導層不能解決的問題之一是，&ldquo政府不能與民衆同一認識，而是高高站在他們之上&rdquo[94]。
這個政權是個獨裁政權，建立在軍事實力之上，并靠軍事實力來維持。
這個政權的領導人唯恐失掉他們的權力，不願與他人分享權力和随之而來的額外所得；對于政敵和批評者則采取壓制的态度。
在一個現代化和民族主義愈益增強的政治形态中，公民必然變得更有政治覺悟，這種大權獨攬的做法，一般地說是自我毀滅。
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需要采取英美的民主制度，因為這些東西當時的确不适合中國國情。
然而，國民黨本應允許，甚至應該鼓勵，政治上已動員起來的人士參與政事。
例如，它本來可以準許工會、學生團體、職業協會和地方自治議會成為政治動員的工具。
或者它還可以通過把國民黨變成監督政府的工具，将活力注入黨内，而不是讓它充當這個政權的萎縮的肢體。
在極度政治危機時期，國民黨政權确曾作過擴大政治參與的姿态。
例如，由于政府對日本進攻東北和上海的不抵抗，1932年輿論已轉向強烈反對政府的時候，政府召開過全國緊急會議，[95]旨在讓政權外的知名人士向當局提出意見。
然而，危機一過，國民黨政權故态複萌，又采取極權的、排他的統治方法。
有些政權，如在佛朗哥的西班牙或薩拉查的葡萄牙，獨裁主義的統治非常穩定。
然而，中國比那些歐洲國家大許多倍，所以控制就困難得多，無法相比。
加劇國民黨政權固有的不穩定性的因素，是中國農村的種種未解決的問題。
一些學者目前正在辯論，民國時期農民的生活水準是在下降，還是保持着大約相同的水平。
然而，認為農民的生活一般說來很貧窮，有時甚至和牲畜一般，卻沒有什麼争論。
結果，農民造反、盜匪橫行以及其他形式的社會病态，已成為農業地區特有的流行病。
然而，這些持異議者的活動缺乏政治覺悟，也缺乏把這些活動轉變為革命運動所需要的組織。
不過，到20世紀30年代，既給農民帶來了希望，也帶來了組織。
由于中國現代化的過程越來越快，農民正在學會與他們原來的生活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
主要是通過商業流通，農民知道了他們村莊以外的形形色色的世界，而商業到30年代也已急劇擴大。
例如，在1935年，中國約54%的家庭購買火油；香煙和香煙廣告甚至深入到最偏遠的省份。
此外，農村青年被招收到城市工廠做工，由于受城市及來自其他省份的工人的影響，大大地拓寬了他們的智力範圍&mdash&mdash而且，他們也定期回鄉，把他們知道的東西傳播給同村人。
[96]收音機和報紙也在進入偏僻地區，傳播着各種可供選擇的生活方式的信息。
塞缪爾·亨廷頓說：&ldquo沒有什麼比這種了解更具有革命性質。
&rdquo[97]雖然尚未就現代中國變化中的農民态度和看法問題進行研究，但是，農民正在不僅認識到他們在蒙受苦難，而且認識到這些苦難并非不可避免；這種可能獲得的認識表明，農村裡有一個潛在的、巨大的不安定因素。
此外，共産黨已經開始提供組織工作，可使農民的不滿情緒變成政治力量。
若沒有日本的侵略，國民黨本可繼續運用鎮壓手段對付共産黨。
但是，國民黨如此不急于消除造成農民不滿的社會經濟原因，而共産黨又已經顯示出很強的生存能力，這樣的事實也表明，即使沒有中日戰争，國民黨中國的農業地區也注定仍是個易着火的地方。
這幾個因素&mdash&mdash國民黨人施政無成效，他們不了解國家重建的任務，不能把政治上日益覺醒的廣大階層的民衆納入自己的政治過程，以及農村問題持續存在&mdash&mdash凡此種種并不意味着國民黨政權注定要被推翻；然而，卻無疑預示着持續的不穩定。
***
[1]黑手黨&mdash&mdash20世紀初，一些在美國的意大利人的秘密犯罪組織。
&mdash&mdash譯者
[2]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0頁。
[3]《晨報》1928年1月11日。
[4]何應欽：《今後之中國國民黨》，《中央半月刊》第2期（1927年10月），第102頁。
[5]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第133&mdash199頁；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1&mdash333頁；阿裡夫·德裡克：《群衆運動與國民黨左派》，《現代中國》第1卷第1期（1975年1月），第57&mdash59頁。
[6]湯良禮：《中國革命秘史》，第334頁。
這時這個主要左派組織（改組派）的實際成員約1萬人。
見江上清：《政海秘聞》，第72頁。
[7]江上清：《政海秘聞》，第68&mdash73頁；司馬仙島：《北伐後之各派思潮》，第140&mdash152頁；陳公博：《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第178&mdash190頁。
[8]諾埃爾·雷·邁納：《浙江：國民黨在農村改革和建設方面的努力，1927&mdash1937年》，第64&mdash79頁；帕特裡克·卡文迪什：《國民黨的&ldquo新中國&rdquo》，載傑克·格雷編：《現代中國對政治形式的探求》，第158&mdash159頁；布拉德利·肯特·蓋澤特：《權力與社會：國民黨與中國江蘇省地方名流，1924&mdash1937年》，第96&mdash131頁。
[9]蕭铮：《土地改革五十年：蕭铮回憶錄》，第27&mdash29頁；《中華年鑒，1929&mdash1930年》，伍德海編，第1163&mdash1173頁；邁納：《浙江》，第64&mdash79頁；卡文迪什：《國民黨的&ldquo新中國&rdquo》，第158&mdash159頁；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44&mdash166頁。
[10]《中華年鑒，1929&mdash1930年》，第1170頁。
[11]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中國國民黨的政治，1923&mdash1937年》，第325頁。
大多數選舉的代表是海外華僑。
所以，事實上隻有1/10的選出的代表是代表國内各地黨部的。
[12]《益世報》1929年3月21日；《反蔣運動史》，第46&mdash47頁。
[13]政治委員制度在1932年初重新設立。
見小約瑟夫·H.海因萊恩：《政治戰：中國國民黨模式》，第268&mdash330頁。
[14]《北華捷報》1928年4月14日，第48頁。
[15]例如，見程元斟：《革新運動隻許成功不許失敗》，《革新周刊》第1卷第5期（1946年8月24日），第3&mdash5頁；李達（音）：《革新運動的偉大精神》，《革新周刊》第1卷第6期（1946年8月31日），第5頁。
[16]羅伯特·C.諾思：《國民黨與中國共産黨精英》，第53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572頁；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mdash1937年》，第140頁。
[17]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mdash1937年：财政和經濟記錄》，第75、147頁。
[18]李友華：《地區和國家：中國政治鬥争中的桂系，1925&mdash1937年》，第117頁。
[19]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15頁。
[20]《中華年鑒，1931&mdash1932年》，第529頁。
[21]同上書，第530頁；雷嘯岑：《三十年動亂中國》，第205頁。
[22]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439&mdash444頁。
[23]此日期有誤，應為3月7日。
&mdash&mdash譯者
[24]羅家倫編：《革命文獻》第18卷，第10&mdash11頁；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295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96頁。
[25]H.歐文·查普曼：《中國革命，1926&mdash1927年》，第232頁。
[26]《中華年鑒，1929&mdash1930年》，第629頁。
[27]馮玉祥：《我所認識的蔣介石》，第17&mdash18頁。
[28]複興社重要發起人之一的康澤，在《複興社的緣起》一文中說：&ldquo複興社自始至終就是複興社，并無其他名稱。
後來社會上有藍衣社的傳說，它的由來是這樣的：
&ldquo南昌行營&hellip&hellip主任秘書是劉健群&hellip&hellip于1932年3月間到南京來&hellip&hellip由我和桂永清兩人介紹他參加複興社。
&hellip&hellip蔣介石&hellip&hellip任命劉為軍委會政訓處長&hellip&hellip籌辦了軍委會政訓班&hellip&hellip開課以後不久，我發現他個人野心特别突出，有自成一個系統的傾向。
他寫了一本小冊子，名叫《我對黨的一點意見》，主要的内容是要把國民黨起死回生，挑選一批優秀黨員組織 &lsquo藍衣社&rsquo，一律着藍色制服，以區别于普通黨員&hellip&hellip對于他這本小冊子，蔣介石和複興社南京總社看過之後，未加可否。
他沒有取得蔣介石和南京總社的同意，就擅自印發給學生。
（複興社總社）訓育組知道後，報告總社，才制止他發。
&ldquo1932年10月&hellip&hellip蔣介石決定成立華北宣傳總隊，命劉為總隊長，率隊北上。
劉到北平後，又大量印發他所寫的那本小冊子。
原來華北方面已經風聞有個法西斯組織，但不知究竟，看到這本小冊子之後，就傳說是 &lsquo藍衣社&rsquo，并有人認為 &lsquo藍衣社&rsquo的頭子就是劉健群。
他也樂得以此作為自我宣傳而出名。
不久，先在廣州，後在全國各大城市都傳開了 &lsquo藍衣社&rsquo。
南京總社知道這種情況後，曾下命令給他，要他收回這本小冊子，但已收不回來了。
&rdquo見台灣《傳記文學》第59卷第4期。
&mdash&mdash譯者
[29]《自述研究革命哲學經過的階段》，《蔣總統言論彙編》第10卷，第50頁。
[30]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39&mdash145頁。
由于政府形式上隸屬國民黨，由于實際權力常常在黨、政府和軍隊的不确定的關系之中，本章常常宜于使用國民黨政權而不使用國民黨政府。
使用政權一詞并無貶義。
[31]行政院下面未設過商業部，曾設工商部和實業部。
&mdash&mdash譯者
[32]何廉曾任行政院政務處長。
&mdash&mdash譯者
[33]何廉：《何廉回憶錄》，第160頁。
[34]美國，國務院文件893.00/12824，高斯緻約翰遜，1934年9月16日，第1頁。
[35]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mdash1937年》，第221頁。
[36]王成（音）：《國民黨：道德堕落的社會學研究》（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53年），第150頁。
[37]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4頁。
[38]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mdash1937年》。
[39]《北華捷報》1930年5月20日，第297頁。
[40]劉振東：《中國出路問題》，《國聞周報》第10卷第24期（1933年6月19日），第2頁。
[41]例如，見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19&mdash123頁；小巴林頓·穆爾：《獨裁和民主的社會根源：現代世界發展因素中的土地和農民》，第187&mdash201頁。
[4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98、507&mdash508頁。
[43]小帕克斯·M.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1927&mdash1937年》，第161&mdash207頁。
（譯者按，此書有中譯本，題為《江浙财閥與國民政府（1927&mdash1937年）》，蔡靜儀譯，李臻校，南開大學出版社1987年7月出版。
）一項最近的研究詳細地表明，上海地區紡織廠主對于國民政府絕非無能為力，但是他們也不控制政府。
見裡查德·布什第三：《國民黨中國的工業和政治：國民黨政權與長江下遊的中國紡織廠主，1927&mdash1937年》。
[44]蓋澤特：《權力與社會》，第167&mdash242頁；孔斐力：《民國統治下的地方自治：控制、自治和動員諸問題》，轉載于魏菲德和卡羅林·格蘭特合編的《中華帝國晚期的沖突與控制》，第284&mdash298頁。
[45]陳敦正：《動亂的回憶》，第29頁；陳少校：《黑網錄》，第290&mdash291頁。
然而，陳立夫否認這樣一個團體的存在。
見淑文：《陳立夫談CC》，《新聞天地》第20期（1937年2月1日），第13頁。
[46]見前譯者注：康澤：《複興社的緣起》。
[47]《藍衣社之組織及反滿抗日之實例》，載《藍衣社資料》，第11頁。
[48]中華複興社僅在1935年後的應屆高中畢業生及大學學生中發展成員；童子軍限于初中和小學學生參加，中華複興社未在初中和小學學生中發展成員。
&mdash&mdash譯者
[49]沒有軍事調查統計局，應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
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前後成立過兩次。
第一次成立于1935年，下設三個處：第一處由原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處改組而成，第二處由戴笠所控制的中華複興社特務處改組而成，第三處為丁默村控制的郵檢處改組而成。
第二次成立于1938年8月，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在武漢進行改組；該局所屬第一處改組為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通稱的&ldquo中統&rdquo），該局所屬的第二處改組為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即通稱的&ldquo軍統&rdquo）。
&mdash&mdash譯者
[50]史量才為《申報》總經理，不是編輯。
&mdash&mdash譯者
[51]劉健群訪問記，台北，1969年5月27日。
[52]蔣介石：《新生活運動之要義》，《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第12卷，第110頁。
[53][日]岩井英一：《藍衣社調查》（日文），第37&mdash38頁。
[54]蔣介石：《蔣總統思想言論集》第12卷，第111頁。
關于新生活運動，見阿裡夫·德裡克：《新生活運動的思想意識基礎：反革命研究》，《亞洲研究雜志》第34卷第4期（1975年8月），第945&mdash980頁；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66&mdash70頁。
[55]方治：《民族文化與民族思想》，《文化建設》第1卷第2期（1934年11月10日），第20頁。
[56]看法對國民黨人有利的研究是多梅斯和楊格的著作；對國民黨人不甚有利的研究是田弘茂和易勞逸的著作，均已在上面引用。
[57]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486頁。
[58]羅伯特·A.卡普：《四川與中華民國：地方軍閥與中央政權，1911&mdash1938年》，第99&mdash120頁。
[59]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5頁。
[60]劉大中、葉孔嘉：《中國大陸的經濟：國民所得與經濟發展，1933&mdash1959年》，第66、69頁；蔔凱：《中國土地的利用》，第387頁。
[61]國際聯盟，國際聯盟與中國技術合作委員會理事會：《理事會技術人員關于從任命日直到1934年4月1日為止在中國使命的報告》，第18頁。
[62]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389頁。
[63]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217頁。
[64]從載在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37、439頁上的數字計算出來。
（&ldquo建設&rdquo是用來表示經濟發展的術語，見楊格著作第77頁。
）
[65]高廷梓：《中國經濟建設》，第122&mdash123頁。
[66]何廉：《改造中國農業的最初嘗試，1927&mdash1937年：評論》，載薛光前編：《緊張的10年：中國建國的努力，1927&mdash1937年》，第235頁。
[67]W.L.霍蘭德、凱特·L.米切爾編：《太平洋諸問題，1936年：太平洋國家社會經濟政策的目的和成果》，第166頁。
[68]張培剛：《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農業經濟》，《東方雜志》第32卷第13期（1935年7月1日），第134頁。
[69]劉大中：《中國國民所得，1931&mdash1936年：初步研究》，第10、35、40頁。
[70]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190&mdash194頁。
[71]田弘茂：《國民黨中國的政府與政治，1927&mdash1937年》，第168頁。
[72]陳振漢：《政府、銀行、學術機關與複興農村》，《國聞周報》第10卷第46期（1933年11月20日）文章，第4頁。
[73]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310、396&mdash399頁。
[74]約翰·K.張：《共産黨統治前中國的工業發展：定量分析》，第119頁；艾布拉姆·伯格森：《蘇聯計劃經濟》，第84頁；《美國統計摘要，1929年》，第367頁。
[75]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1912&mdash1949年》，《經濟史雜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3月），第73&mdash81頁。
[76]道格拉斯·S.帕烏夫：《國民黨與經濟停滞，1928&mdash1937年》，《亞洲研究雜志》第16卷第2期（1957年2月），第220頁。
[77]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163頁。
[78]同上書，第317頁。
[79]弗蘭克·M.塔馬格納：《中國的銀行業與财政》，第211&mdash212頁。
[80]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卷煙工業中的中外競争，1890&mdash1930年》，第188&mdash190頁；布什：《國民黨中國的工業與政治》，第250頁；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155頁。
[81]約翰·K.張：《大陸中國的工業發展》，第66&mdash67頁。
[82]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20頁。
[83]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45&mdash246頁。
[84]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35&mdash240頁。
關于（地質學家翁文灏領導的）資源委員會的秘密來曆及國民黨利用德國軍事及工業支持的計劃，見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中的全面研究。
[85]科布爾：《上海資本家與國民政府》，第259&mdash260頁。
[86]《紐約時報》1936年10月4日，第25頁。
[87]《大公報》1936年12月13日，第1張第2版。
[88]吳天威：《西安事變：現代中國史的支點》，第142&mdash148頁及各處。
[89]引自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19頁。
[90]引自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19頁。
[91]《北華捷報》1936年9月16日，第482頁。
[92]何廉：《何廉回憶錄》，第144頁。
[93]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第423頁。
[94]同上。
[95]1932年初，上海&ldquo一·二八事件&rdquo發生後，國民政府曾臨時遷都洛陽，召開過&ldquo國難會議&rdquo。
&mdash&mdash譯者
[96]珀金斯：《中國農業的發展，1368&mdash1968年》，第111&mdash112、126&mdash127頁；讓·謝諾：《中國勞工運動，1919&mdash1927年》，第48&mdash49、66&mdash70頁；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第18&mdash22頁；費維恺：《外國在中國的存在》，見本書上卷，第3章；楊懋春：《中國的社會結構：曆史研究》，第339頁。
[97]塞缪爾·亨廷頓：《變化中的各種社會的政治秩序》，第29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