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統一戰線與第二次統一戰線之間的10年，即從1927年中期國共分裂到1937年中期，對于共産主義運動來說，是一個充滿災禍、痛苦和磨難的時代，它使共産主義運動瀕于毀滅。
然而從這個時期出現了一個經驗豐富并經受過考驗的領導層，他們不僅有能力生存，而且有能力獲得權力。
我們先查看一下黨員和組織的危機，就可以很清楚地了解這些年中國共産黨所遇到和解決的問題是何等嚴峻。
黨的重建和領導
簡言之，中共從1922年第二次代表大會起，就是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盡管中國領導人偶爾發表不同觀點，但在整個1923&mdash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共産國際能随心所欲地行事。
但是，在1927年以後，共産國際的威信一落千丈，需要花大力氣來恢複這種威信。
這意味着要罷黜和批判陳獨秀，撤換和譴責瞿秋白，審查李立三；更重要的是，這還意味着要在莫斯科召開第六次代表大會，并在帕維爾·米夫主持下重新建黨。
從1927年秋到1931年1月，共産國際對中國共産黨事務的幹預實際上使中國黨降低到&ldquo殖民地&rdquo的地位。
然而1931年1月四中全會以後，由于各種複雜的因素，共産國際對中共的影響實際上下降了，這些因素包括斯大林越來越專注俄國和歐洲的事務，1934年夏季國民黨警察破壞了共産國際在上海的聯絡組織，以及斯大林的血腥清洗，到1937年共産國際已不可能傳達他的政策。
在這段時期内，陳獨秀對中共的領導已于1927年年中結束。
接替他的是一些比較年輕的人：1927年下半年是瞿秋白，1928年夏到1930年夏是李立三，而1931年1月到1935年1月是國際派（即28個布爾什維克，二十八宿）。
在共産國際的指導下，他們着手重建被破壞的黨，并制定一種新的實際可行的革命戰略。
黨員數量由1927年4月高峰時期的近6萬人下降到同年年底可能不足1萬人。
或許應歸功于陳獨秀，才使中共在1927年的災難中沒有被完全破壞。
有些人把共産黨的複蘇歸因于不斷灌輸&ldquo共同心态&rdquo，換句話說，歸因于黨的機關刊物&mdash&mdash主要是《向導周刊》和理論性雜志《新青年》[1]&mdash&mdash所傳布的意識形态的力量。
由于這種意識形态已深深紮根于知識分子的頭腦之中，他們面對反共高潮堅定不移，繼續高舉革命火炬。
用一位1927年受迫害的幸存者的話說：&ldquo失掉了與黨或[共青]團的聯系，就像失去了親愛的母親。
&rdquo[2]正是這種情懷，使政治上彼此疏遠的人轉變成兄弟般的同志，并使他們毫不留情地與黨内外的敵人作鬥争。
當1927年風暴突然襲來時，黨的注意力已經轉向一個年僅28歲的年輕人，在行動上他可能沒有陳獨秀那樣果斷，但他肯定掌握了更多的列甯主義和有冒險精神，并且頗精于理論。
在陳獨秀離開領導崗位前，瞿秋白曾一度在幾個問題上反對陳獨秀的領導。
作為他所編輯的黨的機關刊物的一位多産的評論家，他俄語熟練，因而能讀列甯的《怎麼辦》、《兩個策略》之類的關于黨的組織和黨的戰略的著作。
瞿秋白在1927年7月至8月接任書記職務後，着手使中共布爾什維克化。
此後，在1928年，他認為黨是優秀分子的組織，完全不同于它領導下的任何群衆組織。
它的先鋒隊地位來自它能通過黨内鬥争揭露自己的錯誤，并從中吸取教訓。
[3]在這些方面，瞿秋白重複列甯和斯大林1925年給布爾什維克化下的定義。
[4]1927年9月在汕頭及12月在廣州（&ldquo廣州公社&rdquo）舉行的暴動都失敗了。
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被大批殺害。
在現存的黨組織被來自外界的打擊所破壞和黨内的派别活動所分裂的時刻，瞿秋白隻能在環境許可的情況下盡力而為。
他企圖至少在上層采用民主協商的程序，但當時政治局往往很少能達到法定人數，他的嘗試反而加劇了派别紛争。
[5]但是由于瞿強調土地革命，黨從城市的地下活動逐漸伸向萌芽狀态的農村根據地，大約有15塊根據地當時正在形成。
階級成分
被稱為秋收起義的一系列冒險行動失敗後，1928年4月瞿辭去黨的書記的職務，讓位給一位無傾向性的無産者向忠發。
在白色恐怖和戰争條件下，随時随地要關心安全及叛變，黨中央面臨一系列的組織問題。
第一，黨員的階級成分已從城市工人和知識分子轉變為農民占優勢。
[6]這種變化有改變黨的階級基礎、工作方式和黨的政策的危險。
因此，1928年7月&ldquo六大&rdquo的決議和1929年2月8日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的信都強烈要求增加城市黨員。
第二，為了鞏固黨的無産階級基礎，中央不得不與那些曾經與黨組織失去關系的黨員重建聯系。
黨必須為那些1927年6月前公開活動時期暴露了自己而當前靠黨的菲薄的财力為生的積極分子找工作，并将他們安置到非黨的群衆中去。
首先它必須統一對激進工會的控制，這些工會掌握在何孟雄、羅章龍等工會領袖領導下的&ldquo實幹&rdquo派之手。
第三，農村支部長期與省委和中央失去聯系。
例如，地處長沙東南偏僻山區、位于江西和湖南交界處的井岡山的前敵委員會，曾用五個月時間才恢複與湖南省委的聯系。
1928年6月4日中央送交當時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的信六個月後才到達。
湘鄂西的賀龍直到1929年春才獲悉&ldquo六大&rdquo的決議！第四，在中央領導層内，宗派主義特别是陳獨秀&ldquo右&rdquo的影響依然存在。
随着1927年下半年多次失敗後，形勢惡化，鞏固黨組織的希望益發渺茫。
[7]
中共第六次代表大會于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郊外舉行，大會責成新的領導（主要是李立三，湖南人，曾到過法國和俄國）恢複黨的下列路線：黨必須通過吸收大量工人入黨并進入領導層來實現無産階級化。
這樣做不應以犧牲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統一為代價，如允許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繼續存在，上述情況就會發生。
要抑制地方主義和宗派主義，必須加強對黨員的教育和培訓，同時實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而不危及黨和黨員的安全。
在很分散的農村根據地，應盡一切努力喚起廣大群衆投身于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和蘇維埃運動。
群衆的反映是政策和作風的正确性的主要标準；盲動主義和命令主義容易失去群衆支持，被認為是錯誤的。
在根據地，共産黨人本身隻應作為思想上的領導者從事活動，不應作為蘇維埃的行政人員，以便給群衆以權力來監督他們自己的政府，雖然不是監督黨本身。
[8]
遵照這些決議，李立三立即采取步驟加強了中央的領導。
雖然六大表現出對知識分子的不信任，而且李立三自己也注意到黨内工人與知識分子之間的隔閡，但是他似乎沒有形成敵視知識分子的立場。
李維漢、鄧中夏和在河南的有文化的工人都是李的堅定的支持者，人們很難說他們不是知識分子。
[9]起初，對李立三領導地位的威脅主要來自工會領導人，對他來說疏遠其知識分子同事将是不明智的。
[10]
在李立三領導的最初幾個月，當小塊的農村蘇維埃仍在為其生存而鬥争時，影響黨的統一和穩固的主要問題不在于農村根據地。
問題在于幸存下來的黨領導的工會及其領導人，李譴責這些領導人的極端民主化、平均主義、官僚主義和無原則的宗派主義。
[11]為保證黨在&ldquo白色恐怖&rdquo下的安全，他努力抑制黨内民主，這可能導緻了更大的集權。
黨内抱怨他與陳獨秀一樣搞家長制。
[12]他本質上是一個活動家而不是學者，主要靠加強紀律來達到統一。
既然六大重新肯定了中共的地位為共産國際的一個支部，李就借共産國際的權威以推行這一行動路線。
他常常用撤職的方法清除反對派。
有時甚至為同一目的而解散整個省委。
[13]直到1930年9月，在李立三路線失敗後，他才企圖制定一些限制黨内過火鬥争的規定。
[14]甚至這時他仍以生硬和權威的态度明确地強調紀律。
他為了實現黨的統一，還利用了黨的機關報。
《布爾什維克》是瞿秋白于1927年10月創刊的，仍在繼續發行，李在1928年11月又創辦了《紅旗》周刊，從1929年10月到1930年7月，每周出版兩期。
最後他還成立了由黨團、工會負責人組成的總行動委員會。
[15]
李立三與毛澤東之間讨論得最多的分歧較多涉及他們對革命形勢的估計及相應的戰略，較少涉及黨的組織。
許多人擔心農民黨員增加可能造成農民意識彌漫黨内，但在毛看來這是一種沒有根據的擔心。
毛和蘇維埃其他領導人在偏遠的農村根據地工作，隻能在有限程度上依靠發展小規模的工業來增加蘇維埃黨的無産階級成分。
毛尤其不得不憑借政治教育使農民無産階級化。
農民是處于黨的影響下的唯一的群衆，也是新黨員的唯一的重要來源。
然而憂慮依然沒有消除&mdash&mdash李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在工人中開展黨的工作。
在1928&mdash1930年前後，李在這方面的努力效果不大。
李立三領導下的中共在地區上極度分散，并遭受到嚴重的破壞，要實現統一與其說是組織上的工作，還不如說是意識形态上的工作。
然而李根本不是一個大理論家。
随着莫斯科先發生斯大林與托洛茨基的決裂，後來又發生斯大林與布哈林的決裂，李必須或者逐漸形成自己的路線，或者像共産國際那樣遊移不定。
但不管他遵循誰的指導，他必須說服他的追随者。
當說服工作遭到失敗時，未被說服的人離開他而走向莫斯科，或完全離開黨。
但是向忠發、李維漢、賀昌、鄧中夏和其他幾個人支持他，形成一個強有力的核心，足以有效地控制黨中央。
[16]
盡管王明苛刻地抨擊李立三的組織路線，[17]但是共産國際撤換李并不是基于這個原因，而是因為他在戰略上的錯誤（參見下面的注釋）。
在短時間的混亂後，經過共産國際的許可，中央轉到&ldquo28個布爾什維克&rdquo&mdash&mdash王明是他們的領袖&mdash&mdash之手。
于是在中央出現了這樣一種情況：共産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對&ldquo實幹&rdquo派的工會領導人。
這些人堅持反對李立三，他們發現自己的力量基礎由于蔣介石的迫害而損失嚴重。
[18]在農村，共産國際的權威被用來反對蘇維埃領導人，自六大以來，他們控制的幅員和人口已有巨大增長。
在所有嚴酷的黨内鬥争中，引起28個布爾什維克與何孟雄和羅章龍領導的&ldquo實幹&rdquo派之間争論的問題可能是最含糊的；含糊得出乎常理。
當這些争論爆發時，何孟雄與李立三原有的争論已經解決。
兩次争論之間僅有的聯系似乎是黨的重建方式以及由誰來重建黨。
從查閱現存的文件&mdash&mdash大多傾向于反對&ldquo實幹&rdquo派&mdash&mdash看出的唯一可以理解的要點是何孟雄、羅章龍和他們的支持者建議召開緊急會議，其代表性比28個布爾什維克和他們的顧問帕維爾·米夫建議召開的四中全會更為廣泛。
緊急會議建議從基層重建黨，而六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的四中全會&mdash&mdash實際上于1931年1月召開&mdash&mdash隻有狹窄的代表性，他們則甯願從上層來重建黨。
根據&ldquo實幹&rdquo派的判斷，後一條道路對黨以及對整個革命運動将産生極為可怕的後果。
[19]還有一些個人的因素，例如争奪領導地位，不信任缺少經驗的年輕&ldquo布爾什維克&rdquo，也肯定進入争論；然而它們不可能是決定性的因素。
當這些争端彙集到一起時，結果是何孟雄和羅章龍兩人過高地估計了工會反對派的力量和團結，這種估計錯誤導緻他們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完全失敗。
何孟雄和另外22人，包括五位年輕的左翼作家，顯然被出賣給警方，接着在1931年2月7日被槍殺。
28個布爾什維克在攫取了中央的領導權之後，可能曾企圖實現黨組織的&ldquo布爾什維克化&rdquo&mdash&mdash一方面要求絕對忠實地執行共産國際的政治路線；另一方面實行&ldquo民主集中制&rdquo。
[20]由于他們是一批雄辯者，[21]有理由假定他們甯願通過委員會進行讨論，而不是采用家長式的命令主義或他們似乎不喜歡的懲罰制度。
然而事實上緊接四中全會之後國民黨與中共特工人員之間的秘密鬥争在1931年加劇，而黨在&ldquo白區&rdquo的工作遭到災難性的挫折時，委員會會議能否召開以及民主集中制能否實行是很令人懷疑的。
[22]
然而，28個布爾什維克比李立三更為成功地集中控制了15個左右的農村蘇維埃。
四中全會後不久，曾管轄蘇維埃的&ldquo前敵委員會&rdquo由政治局直接領導的蘇區中央局取代，其下管轄六個蘇區。
這六個蘇維埃中至少有四個各設分局&mdash&mdash位于江西東部與福建邊界處的中央蘇區（1928年底毛澤東和朱德從井岡山轉移到此），鄂豫皖蘇區，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
[23]另外兩個蘇區可能曾由一個特别委員會領導。
[24]新機構可能削弱了毛澤東在中央蘇區日益增長的權力；28個布爾什維克當然可能利用這個機構來消除李立三在鄂豫皖蘇區的殘餘影響，以陳昌浩、沈澤民和張國焘接替許繼慎和曾中生，而在湘鄂西蘇區夏曦取代了鄧中夏。
[25]
當&ldquo白區&rdquo活動幾乎無法開展時，黨中央逐步轉移到中央蘇區，黨員也随之遷徙。
中央的轉移于1933年初完成，隻在上海留下基幹聯絡人員，他們不久被國民黨警察逮捕。
這次轉移不僅加劇了論點和權力之争，而且引進了許多城市黨員在開闊的農村從事日常的管理工作，這項工作與秘密的城市工作有很大的不同。
由于他們現在與廣大農民有密切的聯系，他們舊的生活、工作和寫作的方式都必須經曆适當的調整。
雖然他們面臨類似的困難，但他們與按回避原則必須是外地人的舊王朝官員不同，因為他們并不想有意識地養成官僚主義。
但他們也不同于蘇區的老幹部，這些新來的人既沒有參加過根據地的創建工作，也沒有學會農民的生活方式和當地的方言，包括客家話。
而一旦他們掌握了政權，他們并不消除對農民的蔑視，也不防止官僚主義的滋長。
[26]
群衆路線
各地的遊擊戰士，從阿爾及利亞到古巴，都曾依靠他們為之而戰的群衆的支持。
但是通過宣傳和行動以赢得群衆支持的實踐，并不必然含有概念化的&ldquo群衆路線&rdquo。
誠然，自中共六大以來，黨中央和蘇維埃領導人都優先考慮動員群衆。
事實上，六大的政治決議甚至提出，黨在蘇區應把自己擴大為一個群衆組織，[27]而毛澤東在1927年《湖南報告》中評論道：&ldquo嘴裡天天說 &lsquo喚起民衆&rsquo，民衆起來了又害怕得要死&hellip&hellip&rdquo[28]當1927年中共第一次轉移到農村遇着中國農村的人民時，動員群衆就成為一件緊迫的事情。
這時黨員必須明确：誰是農民？他們支持革命的積極性如何？如果失去紅軍保護因而面臨反動派的報複，他們驚恐到什麼程度？通過組織和技巧，或者通過政策和宣傳，如何更有效地把群衆動員起來？
一旦28個布爾什維克與農民群衆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他們的觀點也開始轉變。
他們現在在黨内已不再形成鐵闆一塊的集團，并且他們也沒有全部遷入中央蘇區。
但是他們中間沒有一個人已完全接受毛提倡的群衆路線的全部内涵。
雖然1931年9月1日的中央指示要求中央蘇區竭盡全力動員群衆以鞏固根據地，[29]但是它的要旨明确地在于通過激烈的階級鬥争來動員群衆。
它對用反對&ldquo壞人&rdquo代替專門反對地主、富農、商人的那種措辭含糊的軍隊口号的批評，它對富農分壞田的堅決主張，以及它對忽視反帝工作的不滿，全都說明了這一點。
中央以為，隻需激勵階級特性和階級鬥争，蘇維埃就能喚起廣大的被壓迫群衆。
這些批評和建議反映在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第一次黨代會的決議裡，這次大會宣布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成立，以毛澤東為主席。
[30]在這些早期的指示中沒有迹象表明這些運動可能是一種動員群衆的方式，沒有提到關心人民和愛護人民，也沒有允許人民監督和批評政府和黨的工作。
甚至在1934年1月28個布爾什維克路線鼎盛時期召開的五中全會上以及在1934年的決戰前，關于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的決議還提出：&ldquo中國革命鬥争的勝利首先直接依靠共産黨，依靠黨的正确的布爾什維克的政治路線和實際工作，依靠黨的行動上思想上和政治上的一緻，依靠黨員的布爾什維克的紀律，依靠黨領導群衆鬥争的能力。
隻有堅決地奮鬥，反對一切離開和曲解國際和中國共産黨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黨才能勝利的領導争取蘇維埃中國的鬥争。
&rdquo[31]隻是在當年初次遭受嚴重的軍事挫折後，甚至在當權的28個布爾什維克的言行中也出現了分歧和動搖。
例如一般被認為是長征前28人中最接近毛澤東的張聞天一方面說：
我們都要采取發動群衆、經過群衆、依靠群衆的路線。
因為在這裡的問題，不[是]簡單的捉幾個人或殺幾個人，或沒收征發一些地主和富農的東西，而是一個怎樣在執行我們的明确的階級路線中發揚群衆的積極性、提高群衆的覺悟程度、團結與組織群衆在蘇維埃政權的周圍[的問題]。
[32]
另一方面，他加緊了&ldquo赤色恐怖&rdquo。
&ldquo赤色恐怖應該是我們對于這些反革命分子的回答！特别在戰區邊區，我們對于任何反革命的活動，必須立刻采取最迅速的處置。
&rdquo[33]
毛澤東對這一類問題的看法和解決辦法顯然尚處于發展階段，它們表現出極大不同。
他作為那塊根據地的創建者，曾與群衆一起工作、戰鬥和生活，時間比28個布爾什維克中任何一個都長。
雖然他可能還沒有将他的經驗概括成一條政策路線，但1929年12月的古田會議決議強調了兩個基本點&mdash&mdash群衆有批評紅軍的錯誤、幫助紅軍改正錯誤的權利，以及黨的決議應當通過群衆來貫徹實施。
[34]當然，當時紅軍是由黨的政委們控制的。
[35]批評紅軍的錯誤等于批評黨。
毛以毫不含糊的方式說明了黨的正确領導的智慧和能力的源泉：&ldquo上級組織必須清楚地了解下級組織的情況和群衆的生活情況。
這就是正确領導的社會根源。
&rdquo[36]在1932年，這樣的思想導緻了以下結論：&ldquo所有脫離群衆的[政治工作和經濟工作]的方法都是官僚主義。
&rdquo[37]
反對官僚主義（即命令主義和自命一貫正确）過去是，現在仍然是毛澤東的群衆路線的最重要的一個組成部分。
要求的态度是心甘情願地做群衆的小學生，而不隻是他們的領導者，并且不能把群衆視為愚蠢笨拙的鄉巴佬，而應當信任他們，讓他們參加行政管理和政治運動。
隻有采用這種方法才能發動群衆而不損害他們的意願。
根據毛在1933年清楚形成的群衆路線的概念，不論是先鋒隊還是階級，沒有誰是完美無缺的，因此，每個人都有必要接受教育。
每個人，包括幹部和群衆，通過接受教育，就能消除壞的習慣和作風，使正确而可靠的情況能從基層反映上來，成為正确的決策的基礎，并使決策得以貫徹。
在實踐上，這意味着一旦蘇維埃制度由軍隊建立，在這一制度下要盡可能地關心人民生活和社會公正。
在重新分配土地和其他财産、懲辦反革命和反動派，以及提供救濟時，軍隊本身為建立政權要擔負起宣傳和組織群衆的任務。
[38]政權鞏固後，它的經濟和政治措施都應以增加生産、促進貿易和合理分擔賦稅為目的。
在某些情況下，這可能需要經濟結構的改革，如合作社和互助組。
[39]它有時還可能需要生産運動和&ldquo勞動模範&rdquo的慣常做法。
有時甚至紅軍戰士也參加農業勞動。
[40]為了動員婦女，蘇維埃共和國引進并通過了1931年12月的《婚姻法》，而婦女的活動從鍋台擴大到田間和戰場。
[41]1934年紅軍從中央蘇區撤離提高了婦女在殘存的遊擊區中的作用。
婦女活動分子并不那麼害怕國民黨軍隊和還鄉團，她們搜集情報，為遊擊隊運送糧食和其他必需品，護理傷員，并且參加戰鬥。
[42]
在執行法律方面，群衆必須與他們的敵人劃清界限，并使法律能為他們所理解。
《婚姻法》和《勞動法》顯然是為保護他們而設立的，而管制反革命活動的法律和法規則是為了捍衛蘇維埃政權。
[43]在運用群衆路線方面，蘇維埃政府不那麼關心做得是否公正，而更關心看起來是否公正。
因此審訊是在群衆監督下公開進行的，同時教育并告誡群衆。
[44]不管蘇維埃的司法制度可能有多少缺點，它恰給中共的主要敵人陳誠将軍以深刻的印象：&ldquo它的力量在于它周密考慮排除個人感情。
它的好處表現在很少出現貪污腐化的案件。
&rdquo[45]
假定毛提出的群衆路線已赢得黨的領導人的贊同，那麼其他蘇區接着也會接受它，連同它的一切組織和機構。
的确，在鄂豫皖蘇維埃，動員群衆的基本模式是相似的，與中央蘇區相比，或許不那麼注意經濟工作，而更多注重解放婦女。
[46]但是那裡的領導人張國焘不那麼相信重新分配土地作為喚起群衆的一種手段的功效，而更相信紅軍保護群衆工作的力量。
所以他或許更多依靠強制，而較少依靠細緻的說服；以緻軍事上的挫折常導緻他的群衆工作的崩潰。
[47]張國焘的概念既然如此，他的群衆路線就不同于毛澤東的群衆路線。
根據極有限的材料判斷，湘鄂西蘇區在魯莽而頑強的賀龍領導下，在1930&mdash1931年間似乎曾建立起一個比較周密的群衆組織的網絡。
他的蘇區通過開展生産和墾荒運動及反對迷信、吸毒和賭博的運動來解決生産和社會福利問題。
但是夏曦，28個布爾什維克中的一個，似乎曾反對這種方法。
[48]在别的更小的蘇區，材料更為缺乏。
人們所知的隻是在東北的工廠裡日本人對中國婦女的歧視，驅使她們投身遊擊隊。
而在海南島，20世紀30年代早期有一支由馮增敏指揮的120名婦女的紅色分遣隊[49][50]&mdash&mdash這一英雄事迹後來被改編為一個革命歌劇中的情節。
宗派主義和叛變
中國共産黨的曆史表明有過多次派别鬥争，目的是試圖控制革命進程的領導權。
[51]從一開始黨就建立在主要是師徒式的追随關系上，有李大钊和陳獨秀這兩個受人尊敬的人物。
雖然未經小心考證和分析，但他們之間缺少合作是明顯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理論上的差異和個人間的不和。
李大钊和陳獨秀兩人都堅信馬克思主義，都在嚴酷的受迫害的情況下工作，但他們卻并沒有像其他一些早期黨員那樣幹脆脫離黨。
從1927年起，整個革命形勢出現了逆轉。
持不同意見的人得不到法律保護；他們隻需經過一個屈辱而痛苦的過程，向國民黨的警方或秘密警察自首，就能叛黨，他們常常需要出賣以前的同志，但又難保自身的安全。
如果他們拒絕這樣做，可能危及他們的生命。
在這種情況下，持反對意見的黨員隻要不脫黨或叛變，往往采取宗派鬥争的方式。
但是，如果認為隻是出于怕報複才使黨盡管有宗派主義仍能維持統一，那就低估了意識形态的力量。
這些宗派主義者，無論意見多麼分歧，仍然是共産主義者，為一個共同的目标而戰鬥。
他們之間的決裂主要與組織路線和政治路線有關；個人的特性和追求權力是第二位的。
除意識形态外，還有黨的&ldquo鐵的紀律&rdquo。
的确，滿懷階級仇恨的共産主義者具有好鬥的性格。
然而，這隻是其個性的一個方面；另一方面是超過了追随關系的同志式的愛。
那種認為冷酷無情引起了中國共産黨内宗派主義的觀點不足以令人信服。
[52]
極端的宗派主義通常是分裂或叛變的前兆，兩者都包含思想上的再定向。
分裂者可能從黨内居主導地位的思想轉變到另一種思想，如陳獨秀和彭述之轉向托洛茨基主義，而叛徒則看到了信仰和現實之間的不一緻，如李昂、龔楚和張國焘。
陳獨秀被開除黨籍後，組織了托洛茨基反對派，因為在20年代後期和30年代初期他認為1927年的潰敗主要是共産國際的責任，而他贊同托洛茨基對共産國際的批評。
[53]1929年春，彭述之收到了托洛茨基的兩篇文章：《中國革命的過去和未來》和《六大以後的中國革命》，他毫無保留地表示贊同。
加上他早些時候反對瞿秋白的盲動主義，這導緻他和陳獨秀兩人走向托洛茨基主義并反對中國共産黨。
[54]他們信仰的轉變需要很大程度的理性上的誠實。
[55]李昂卻迥然不同。
他以一種令人難以置信的天真的措辭為其叛變行為辯解&mdash&mdash他要始終站在真理一邊，他要揭露共産主義運動的黑暗面和陰謀。
他強烈反對&ldquo毛澤東的獨裁&rdquo，說他&ldquo比希特勒更暴虐&rdquo[56]。
龔楚是廣西根據地的早期領導人之一，他在黨處于革命最低潮時離開了黨。
除去他個人的不滿以外，他的行動的主要原因是中國共産黨11年來從未為國家的獨立、民主和繁榮而奮鬥。
與此相反，黨卻一直讓人民遭受極大的苦難，遠遠背離了革命的宗旨。
它隻不過是蘇聯的&ldquo爪牙&rdquo，&ldquo大騙子&rdquo。
1971年在香港《明報》月刊的另一系列文章中，他重複了他叛變的理由。
[57]
分裂和叛變的過程未必拖得很長，通常從意見分歧開始。
當這些分歧增強時，行動者的信仰體系本身瓦解，導緻逐漸背離以前接受的思想，而他自身則經曆一個否定并與同志疏遠的過程。
在這個階段，分裂主義者需要一種可替代的思想信仰，而叛徒則必須找到一個生存的機會。
如果這種轉變是從比較連貫的邏輯上的思想轉向不那麼嚴謹的思想（如從共産主義轉變為孫逸仙的&ldquo三民主義&rdquo），那麼這種轉變的理論基礎可能是不恰當的，令人想到機會主義和十足的背信棄義。
龔楚的例子很好說明了這一過程。
他似乎難以讓國民黨确信他的真誠，因此國民黨派他去破壞贛粵邊界的一些紅色遊擊隊，甚至試圖搜尋贛南的項英和陳毅。
[58]其他的叛徒，如顧順章、孔荷寵等，或者被國民黨捕獲，或者向國民黨投降，幾乎與思想無關。
張國焘既是一個分裂主義者，又是一個叛徒（關于他的分裂主義，見本章《蘇區的毀滅》一節）。
他于1936年12月2日，即蔣介石在西安被扣前10天抵達延安，當時他在1935年毛兒蓋會議上提出的政策路線已徹底失敗，他感到被疏遠了，情緒消極。
然後是1937年2月和11月對他鬥争（即&ldquo對張國焘的清算&rdquo）的公開羞辱。
在這場鬥争中，他被指控犯有各種可怕的反黨罪行。
在王明從莫斯科回國以前，張有一線希望與王明結盟反對毛澤東，但當王明回國并指控他&ldquo是托洛茨基分子的工具&rdquo時，他對中國的共産主義事業完全失望了。
這個黨已不是他曾經幫助建立起來的黨，也不是他所需要的黨。
張國焘早期就對農村蘇維埃運動的可行性持懷疑态度。
他認為蘇維埃沒有無産階級基礎，在性質上隻是小資産階級，所以蘇維埃隻不過是要求權力和占有地盤的一種借口，對國家的富強無益。
[59]張從一種思想跳躍到另一種思想，他發現了民族主義和蔣介石。
他贊同毛澤東的關于抗日統一戰線的十大綱領，但指責毛背叛了他自己的奪取政權和地域的原則。
他認為毛隻不過是&ldquo一個披着共産主義外衣的叛徒&rdquo，而蔣在抗日戰争中所作的努力應當無保留地得到支持，因為這場戰争是反對帝國主義的，同時蔣的統一中國的工作也應得到支持，因為它是反封建的。
當張國焘從&ldquo左派白日夢&rdquo中猛醒過來，看到蔣介石完全符合反封建和反對帝國主義的資産階級民族革命的模式時，他對自己的轉向問心無愧。
根據黨章，黨員是可以自願離黨的；因此張認為既不存在出賣，也不存在變節的問題。
在個人對黨疏遠和意識形态上的考慮之下，他對毛的敵視也不容否認。
在他離開中國共産黨整整30年之後，他仍懷着強烈的感情描繪他的這位老對手&mdash&mdash&ldquo專橫跋扈&rdquo、&ldquo不講理達到野蠻的程度&rdquo、&ldquo狹隘&rdquo、&ldquo自私&rdquo、&ldquo目光短淺&rdquo、&ldquo冷酷&rdquo、&ldquo詭計多端&rdquo、&ldquo虛僞&rdquo，甚至&ldquo渴望成為中國的帝王&rdquo[60]。
農村蘇維埃的創建
自第一次統一戰線在1927年7月崩潰以後，中國共産黨的首要任務一直是在中國農村建立避難所，在那裡有可能繼續進行革命，并有希望引導革命走向最後勝利。
對一個被查禁和受迫害的黨來說，似乎沒有其他途徑可供選擇。
這些避難所實際上是國中之國。
它們的創建需要一支軍隊，這就是1927年4月在漢口召開的中國共産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兒戲般地提出三點意見的原因。
這三點意見是：從華中向東推進，擊敗蔣介石；向南進軍，奪取廣州；或者加強湖北和湖南的革命力量。
沒有武裝力量，這些目标都無法實現。
[61]後來，到1927年5月底，共産國際執委會才指示中國共産黨為武裝革命而策動兵變和組織工農武裝。
[62]這一思路發展成為共産國際7月舉行起義的号召。
1927年的起義
在這一年餘下的時間裡，為響應共産國際的号召，中國共産黨發動了一系列的起義：8月1日江西南昌起義，8月到10月主要在湖北和湖南的秋收暴動，12月廣州公社。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些起義都是第五次代表大會首次提出的三點意見的繼續，是根據城市必須領導農村，決戰必須在城市展開以及革命高潮正在來臨等設想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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