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麼選擇南昌？共産黨人和親共産黨的軍事力量（特别是在左派張發奎的軍隊中）的優勢，可以說明中國共産黨所組織的第一次武裝起義的地點選在南昌的原因。
當時甯、漢分裂，南昌地處甯、漢之間，共産黨人可能希望奪取這座重要城市以左右全局。
[63]然而，南昌并非一座很重要的工業城市，不能提供無産階級的基礎，也沒有農民參加。
在周恩來的指揮下，參加起義的人大部分是受共産黨影響的國民黨軍隊及湖北和湖南的革命青年。
[64]
盡管有人指責軍隊的訓練和組織很差，又缺乏配合和群衆支持，導緻了起義的失敗，然而在葉挺、賀龍和朱德領導下從南昌撤退的這支軍隊，卻表現出後來成為紅軍特征的最初迹象。
朱德的第25軍由大量革命青年擔任下級軍官，[65]以連和排為單位分散開展政治宣傳和沒收土地。
[66]葉挺和賀龍則在廣東的潮汕地區實施他們的土地綱領，沒收地主和公共的土地分配給貧苦農民，并将地租減少到不超過30%。
[67]即使在這初期階段，這些軍隊已不同于中國的其他軍隊。
南昌起義失敗後，中國共産黨在1927年8月7日召開了有曆史意義的緊急會議&mdash&mdash這種會議形式後來在1931年1月被&ldquo實幹&rdquo派追究過。
不能肯定黨是否在理論上為共産國際的代表B.羅明納茲及其繼任者H.紐曼所說服。
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與其說是封建的，還不如說是以小型、分散的生産單位為主要特征的亞細亞方式的。
因此，中國的資産階級（以國民黨為代表）也是軟弱和不團結的，完全沒有能力領導完成資産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如果能得到外國無産階級的援助，它很有可能不間斷地被直接推入社會主義階段。
[68]緊急會議後發布的《告全黨同志書》，一方面拒絕承認土地革命是一種反封建的起義，但另一方面又斷言中國革命具有資産階級民主革命的性質。
[69]從現階段向下一階段的過渡被視為可能是不間斷的。
會議還強調了國家革命與社會革命之間的相互關系；反帝和反封建的鬥争互相聯結，使農民的參加成為絕對必要。
按照這種觀點，在沒有有計劃城市起義支持的情況下，1927年的秋收起義從農村向城市發動進攻，這與一星期前的南昌起義有很大的區别，而且它還提供了反抗國民黨鎮壓的唯一可行的手段。
[70]
&ldquo利用當年的收獲季節強化階級鬥争&rdquo的秋收起義，旨在推翻國民黨左派的武漢政府，以創建一個國中之國，使中國共産黨得以生存并繼續進行革命。
這次起義計劃包括湘贛邊界、鄂南、湘鄂邊界、贛南、贛西北以及從海南到山東的其他地區。
[71]戰略的三個組成部分是：利用各種武裝力量充當盾牌來保護并武裝農民，奪取地方政權，将它轉變為農民協會或改建為蘇維埃，分配土地。
這一戰略成功的關鍵在于期望農民能夠成為一種有效的戰鬥力量，使起義的成果得以保存和擴大，以奪取一省或數省的勝利。
由于這種設想被證明是無效的，起義注定要失敗。
地圖5 30年代初中國共産黨的地區
然而，這并不是說農民，特别是山區的農民不準備起義。
如果他們沒有準備，其餘的土地革命就無法解釋，除非是難以令人信服的巧合。
起義失敗也不是由于領導者有意輕視農民。
例如，黨中央和毛澤東都把工人和農民看作起義的主要力量。
[72]這裡有許多戰略錯誤。
黨設想從農村進攻城市隻是一個短暫的過程；軍隊從縣城開始奪取大城市，然後推翻武漢政府隻是幾個月或幾周的事。
當黨發現即使縣城也在嚴密防守或頑強抵抗，難以被毛澤東和其他起義領導人下面混雜的隊伍攻克時，它随即把它的目标向下調整到在井岡山這樣的偏遠農村地區，開展較為謹慎的和長期的遊擊戰争。
[73]毛澤東從失敗的餘燼上把他的部隊整編為一個團（與鄂豫邊區和湘西的同志們所能召集的相比，這部分兵力是龐大的），并重整旗鼓。
直到1928年夏天，他才擁有包括一兩座縣城在内的比較穩固的根據地，但仍依托山區地形以求安全。
未來的鄂豫皖根據地直到1929年冬才奪取并保有第一座縣城&mdash&mdash商城，并且遲至李立三推行冒險主義的前夕才正式建立根據地。
[74]賀龍在1927年底隻帶着8枝槍和20個黨員返回他的故鄉，直到1929年5月才集結到足夠的追随者攻克兩座縣城。
雖然政治局的11月會議承認這些戰略錯誤，但它體會不到戰鬥在山區和丘陵的遊擊隊領導人的孤獨感和革命低潮感。
在革命的這一階段，如毛在他的報告中指出的那樣，&ldquo你們 [指黨中央]要求我們不要管軍事，可同時又想要群衆武裝&rdquo[75]。
這似乎表明當時黨既缺乏軍事行動經驗，又過于猶豫不決，證實了毛在1938年所說的話，&ldquo黨的工作重心還沒有放在戰争上面&rdquo[76]。
在群衆工作方面也缺乏經驗。
關于應當在何時以及如何建立蘇維埃式政府的讨論，似乎一直停留在下列準則上，如1927年的中國是否能與1905年的俄國（即為資産階級革命作準備），或1917年的俄國（社會主義革命）相比。
湖南醴陵在秋收起義開始時建立了第一個蘇維埃。
[77]這個蘇維埃以及以後的蘇維埃大都是利用以士紳階層&mdash&mdash例如宗社、農村學校和民團&mdash&mdash為中心的舊的社會關系建立起來的。
有時甚至利用秘密會社。
激進的受過教育的青年人從受壓制的城市回到本村，他們滲透到這些組織中去，既是為避難，也是為了進行鼓動。
他們從這些組織得到了創建蘇維埃根據地所需的人、武器和錢财。
他們犯錯誤，并為自己的錯誤付出了高昂的代價。
但是，到1927年底，在中國明顯地出現了兩股共産主義之流，即農村蘇維埃和城市領導；前者必須接受後者領導，否則整個運動就會陷入中國農民起義的傳統模式。
由于農村蘇維埃仍然弱小而不穩定，建立中央權威并不特别艱難。
瞿秋白和城市領導人一直認為革命高潮正在興起，他們繼續在江蘇的宜興和無錫、湖北的武漢、河北的南口和天津等地發動起義，結果都遭到慘敗。
[78]接着在1927年12月11日出現了廣州公社。
這次起義的背景是斯大林&mdash&mdash通過共産國際表達&mdash&mdash面對托洛茨基的批評，想用中國的勝利來證明他在那裡的政策是正确的。
葉劍英回憶說：&ldquo一個革命者必須找到前進的方向。
&rdquo南昌起義失敗後，廣州似乎是可以證明中國共産黨不為敵人所吓倒，以及仍能在一個省取得勝利的唯一希望。
[79]發動這樣一次起義的決定實際上是在黨中央的11月會議上作出的，但行動是由處于負責地位的人指揮的，這些人再次對張發奎的合作抱有幾乎無法實現的希望。
[80]廣州起義失敗後，攻占主要城市的企圖被擱置起來，直到1930年夏李立三采取新的行動。
革命顯然處于低潮，不可能期望大的行動。
建立根據地的必要性
在接近1927年年底時，隻采取了一些小規模的行動，包括在人迹罕至的地方建立根據地，如井岡山、大别山、洪湖地區、川北和廣西的左右江，在這些地方造反者可以安身和堅持鬥争。
[81]但是，革命者卻不得不問：有建立根據地的必要嗎？他們能得到農民的支持嗎？從偏僻山區的角度看，革命的前途是什麼？
在井岡山蘇維埃建立初期，毛就告訴他的戰士們：
我們鬧革命，光是跑來跑去是不行的，一定要有一個家，不然就很困難。
有了這個家，就可以作為同敵人進行革命鬥争的根據地。
敵人不來，我們就在這裡練兵，發動群衆，敵人來了，我們就靠這個家和敵人作戰。
我們以家為依托，不斷向外發展，把我們四周的敵人一點點地吃掉、趕走，我們的日子慢慢地就好過了。
[82]
事實上，從事建立根據地的紅軍戰士和他們的黨需要人和錢，這隻能靠沒收富人财産并分一些給窮人來取得。
貧苦農民由于害怕報複，不願參與土地和财産的沒收和分配，除非紅軍的防衛強大到足以保護他們，并對新的财産制度采取永久性措施。
一旦新制度建立，紅色政權就能合法地征兵并向人民征稅。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像軍閥的轄區，但軍閥保護豪紳而不保護貧苦農民。
黨希望通過建立一支能維護新财産制度和紅色政權的足夠強大的軍隊，進行社會和經濟上的變革，以收到激發窮人和被壓迫者的忠誠的效果。
毛澤東和其他少數像方志敏這樣的人是相信這一戰略的，而張國焘卻認為農民是觀潮派，而且隻關心自身的生存；隻有當紅軍取得勝利時，他們才會支持紅軍。
按照張國焘的觀點，發動農民完全取決于中國共産黨的軍事力量；與土地政策無關。
[83]
由于重新分配了土地，農民積極響應中國共産黨。
這來自另一消息和評論來源&mdash&mdash掌握華中共産黨人第一手情況的傳教士和外國記者。
早在1931年，《教務雜志》（一份首要傳教士雜志）上一篇文章承認，這些共産黨人&ldquo盡管不信神，卻得到成百萬農民和工人的支持&rdquo[84]。
像《密勒氏評論報》（一份上海出版的美國雜志）那樣的期刊曾在1933年和1934年全年報道過農民對共産黨人的支持。
[85]當共産黨出發長征時，亞朋德和A.J.比林漢考察了共産黨原先統治過的地區。
在那裡他們發現農民們喜歡的是共産黨，而不是國民黨。
[86]正是這種支持使紅色政權在長征前得以生存，并使遊擊區在長征後得以保持。
令人不解的是，在讨論這一問題時，學者們普遍忽視了來自湖南、江西、福建以及受蘇維埃運動影響的其他省份的外國傳教士的報告。
建立根據地的基礎工作一旦就緒，革命者必須在兩個長期戰略之間作出選擇。
第一個是放棄山區的小根據地，代之以在農村打遊擊，因為小根據地的經濟資源難以滿足大規模作戰的需要。
這一戰略是通過宣傳和經濟混亂來擴大黨的政治影響，直到遊擊隊得以在全國範圍起義中奪取政權。
第二個戰略是在根據地堅持下去，并在組織和武裝群衆的同時，波浪式地向外擴大根據地。
這一戰略的目的在于有秩序地增強紅色政權的勢力，同時施惠于農民，并促進革命高潮的來臨。
[87]
按照類似井岡山的模式，沿中國南部和西部高原與北部和東部平原之間的丘陵地帶，出現了鄂豫皖、湘鄂西以及其他少數幾個蘇維埃。
這些地區有蘇維埃存在，内戰頻繁，因此是軍隊的集結地，這意味着蘇維埃的建立與農民的悲慘境遇之間的關聯，對此應作細緻而系統的研究。
1910年至1920年間，這一地區的内戰和軍隊集結所造成的社會和經濟混亂，可能比中國的平原等地區更為嚴重。
研究平原地區而不研究這一地區就得出結論說農民的悲慘境遇與造反的關系不大，無異于品嘗白垩而把它當作奶酪。
到1930年，13個左右蘇維埃約有300個縣在共産黨不同程度控制或影響之下。
那些沒有建立蘇維埃的遊擊隊，如1929年7月至10月間在四川由邝繼勳所領導的遊擊隊，則銷聲匿迹，被人遺忘了。
[88]
富農問題
蘇維埃着手沒收土地并動員貧苦農民，這項任務通常由革命委員會或村和區蘇維埃承擔，這些組織最初都為來自城鎮的知識分子所支配。
[89]這一事實意味着缺乏政治經驗的農民隻起被動的作用，而黨的基層組織有超越行政機構的傾向。
[90]要農民打消他們的被動和懷疑态度，在正常情況下需要6個月的時間，首先他們涉足缺糧和征稅等經濟問題，然後才涉足諸如階級鬥争等政治活動。
[91]一旦被動的障礙消除，土地革命就會幫助窮人把長期深藏的對富人的仇恨發洩出來，并激發他們更積極地參加軍事和政治活動。
調動農民的這種積極性是土地革命的實質所在。
當時中共的理性思考對貧農的政治化和行動化重視不夠，這不能不說是個嘲弄。
黨始終把它的注意力和熱情貫注于城市無産階級，但無産階級卻陷入經濟鬥争的泥沼，要求更多的工資和更好的工作條件，而這兩種利益的政治意義都很有限。
中共的土地政策成為斯大林和布哈林之間權力之争的犧牲品。
根據列甯對待富農的态度，根據俄國的經驗，即富農對群衆的剝削甚至比地主更加殘酷和野蠻，共産國際于1929年6月20日指示中共對富農采取更為激烈的政策。
因此，江西蘇維埃于1930年2月通過了一部《土地法》，規定沒收全部公共的、地主的和富農的土地；而1930年5月召開的蘇區代表大會（毛澤東未參加）提出沒收富農出租給他人耕種的那部分土地。
[92]
下到蘇維埃一級，富農問題成為一個棘手的實際問題。
當富農的至關重要的利益受到威脅時，他們便阻撓分配土地的工作。
根據地與鄰近城鎮之間的貿易在他們手中，他們可能停業，給共産黨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
這方面的經驗在1928年12月井岡山《土地法》中有所反映。
[93]後來在1929年4月興國《土地法》中，對富農采取了較為溫和的态度。
[94]可能出于同樣的考慮，鄂豫皖蘇區的富農直到1931年，仍保有他們的土地。
不論湘鄂西或湘贛蘇維埃都沒有對富農實行嚴厲的政策。
[95]
當28個布爾什維克取得黨中央的權力時，富農問題變得尖銳起來。
毛澤東所采取的遏制富農權勢的方法，是在第一次分配土地時拿走富農的&ldquo剩餘土地&rdquo（抽多補少），然後在第二次分配土地時再拿走富農的&ldquo好地&rdquo（抽肥補瘦），[96]而不違背平等的原則。
但這一做法在1931年1月的四中全會上受到嚴厲的批評。
[97]1931年9月1日黨中央的信指示他改變政策。
誠然，富農問題在中央的階級路線中構成了重要的一環。
這條路線對動員貧苦大衆是重要的。
中央想做的是隻給富農分壞地，而不考慮給地主以補償。
從理論上講，毛并不認為所有的富農都是剝削者。
他們可能是半個地主或半個資本家，但他們也可能僅僅是潛在的剝削者。
[98]在另一方面，28個布爾什維克把富農定義為&ldquo在革命前出租部分土地，放高利貸和經常雇工&rdquo者。
因此，很清楚他們是剝削者。
[99]如果寬厚地對待他們，就模糊了階級路線，或完全放棄了階級鬥争。
[100]
拿走富農的部分&ldquo好地&rdquo與隻給富農&ldquo壞地&rdquo之間的差别似乎微不足道。
然而，有些事實卻應引起注意。
首先，蘇區已擴大到包括市鎮，蘇維埃政府下的或合作社形式的貿易體制的成長，使富農在貿易中的作用急劇下降，他們的利益可能因動員群衆而受到損害。
第二，富農利用宗族關系來掩蓋他們實際擁有的土地量，以阻止土地革命徹底實施。
這在1933年查田運動期間很明顯。
第三，他們從孤兒、寡婦、老年人或年幼的人那裡租到土地，因為他們家中有較多的強勞力，較多的耕畜、農具和流動資金。
第四，通過謊報階級成分，他們可能混入并控制貧農團、合作社和其他群衆組織，使土地革命和動員群衆在某些地方成為鬧劇。
[101]因此從1931年起新建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接受了28個布爾什維克的階級路線，隻給富農分壞地，而沒收他們多餘的農具、牲畜和房屋。
[102]這一新的反富農路線貫徹到何種程度無從查考。
在鄂豫皖，張國焘接受了這一路線，并似乎大力推行了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代表大會（在1931年11月舉行）的政策。
在他的蘇維埃于1933年轉移到四川北部以後，他和他的同志們加強了反對富農的運動。
[103]在其他地方，這條新的路線隻是半心半意地執行。
[104]正是為了加速反對富農的鬥争，發動了查田運動。
查田運動
确切地講，很難說誰應對發動這場運動負責。
對于這麼一件重大的工作，說黨中央未參與決策是不可思議的，而沒有整個蘇維埃政府機構的卷入，也難以相信這項決議能夠執行。
1933年黨中央牢牢地掌握在28個布爾什維克手中，但沒有人能肯定中央對基層的影響達到何種程度。
另一方面，在1934年以前，毛澤東在政府中仍居支配地位，在群衆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很可能，這場運動的開始是黨的權力和毛澤東的威信共同作用的結果，是階級路線與群衆路線的結合。
[105]在1933年6月至9月間運動的第一階段，顯然毛澤東在負責。
接着，在10月，黨中央插手，宣布了新政策，使運動中斷并擱置了一段時間，直到1934年1月至2月召開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代表大會。
此後，張聞天作為人民委員會主席，接管了這一運動。
[106]
這一運動開始時，正值國民黨第四次圍剿末期，軍事形勢對中國共産黨有利，盡管缺糧已成為嚴重問題。
自從1933年3月以來，已經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來打破國民黨的封鎖，例如建立糧食調劑處，調查各縣的糧食供應情況和禁止商人囤積谷物。
[107]由于官員和幹部的主要精力放在其他方面，蘇維埃政府還鼓勵群衆幫助他們耕種他們的那份土地。
[108]最後，政府發布了開展查田運動的命令。
這一運動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再次分配土地，[109]除非群衆要求這樣做；更确切地說，它是為了在不影響生産的情況下查清盡可能多的人的階級出身。
[110]政府希望通過這種方式查出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封建分子，同時提高群衆的熱情以加強蘇區對即将來臨的第五次圍剿的防禦能力。
以貧農團為例，在某些地區貧農團徒有其名，而在其他地區，在開展這一運動前，甚至未組織過貧農團。
[111]
階級成分的劃分顯然是個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特别在确定誰是富農，誰是富裕中農的時候。
按照毛澤東在1933年6月29日所下的定義：
富農一般占有土地，但也有自己占有一部分土地，另租入一部分土地的。
也有自己全無土地，全部土地都是租入的。
富農一般都占有比較優裕的生産工具和活動資本，自己參加勞動，但經常地依靠剝削為其生活來源的一部或大部。
富農的剝削方式，主要是剝削雇傭勞動（請長工）。
此外，或兼以一部土地出租剝削地租，或兼放債，或兼營工商業。
富農多半還管公堂。
有的占有相當多的優良土地，除自己勞動之外并不雇工，而另以地租債利等方式剝削農民，此種情況也應以富農看待。
富農的剝削是經常的，許多富農的剝削收入在其全部收入中并且是主要的。
[112]
人們可以想象，如此複雜的定義是難以運用的。
事實上1933年8月8日黨中央的第二個決議指出了該定義造成的混亂。
[113]随後，人民委員部承擔責任讨論土地鬥争中出現的一些問題。
富農被重新定為其剝削收入超過總收入的15%。
依據這一新定義，有必要重新調查和重新劃分階級。
僅勝利一縣，[114]3125戶中就有1512戶從地主或富農改為中農或貧農；這樣，調查階級出身蛻化為計算階級出身。
形勢極為混亂。
[115]
如果毛澤東的統計是可信的，這一運動到1933年9月已成功地收回能生産307539擔糧食的土地[116]（在江西的某些地方是通過糧食産量來計量土地的），并沒收價值606916元的财産。
他還報告說，某些縣1932年到1933年的糧食産量增加了15%&mdash20%。
[117]為了對這些數字有适當的認識，請注意蘇維埃政府在1933年7月發行了300萬元公債，在1933&mdash1934年間發行了1000萬元貨币，并在1933年7月向人民借谷60萬擔。
[118]查田運動作為一種經濟措施，不能被描繪成一項新的成功。
1934年1月重新開始查田運動時，目的已不再以經濟為主了，甚至也不是為了紅軍的糧食供應，而是政治性的。
它成為一場反對反革命分子的運動，一場反對地主和富農的紅色恐怖。
[119]直到中央蘇區崩潰，運動就是這樣進行的。
紅軍
如毛澤東所說，邊區的鬥争&ldquo完全是軍事的鬥争&rdquo[120]。
但自秋收起義失敗，随後于赴井岡山途中在三灣改編了他的部隊後，毛澤東同其他的邊區創建者一樣，統率着由激進的知識分子擔任政治軍官的前國民黨官兵。
在井岡山，這些雇傭兵中又混進了地痞流氓（或遊民分子），他們都是出色的戰士，但完全不守紀律，也不知道革命的政治目的。
貧苦農民則持觀望态度，不願參與他們正在做的事。
[121]
1928年4月，朱德和他的追随者來到；他們也是以前國民黨的部隊。
事實上，在1928年和1929年，國民黨軍隊的叛兵似乎成了紅軍補充新兵的一個重要來源。
首先，國民黨軍隊薪饷少并受到軍官的虐待；其次，國民黨軍官間的妒忌和傾軋常常被共産黨人利用。
[122]1928年7月，兩個國民黨軍官，彭德懷和黃公略，帶着他們的部隊投奔毛澤東。
一年後，羅炳輝的部隊在吉安，邝繼勳的部隊在四川，相繼發動兵變。
[123]然而到1930年，農民們表現出願意參軍，其中有些甚至被提升為軍官。
[124]可能這是第四方面軍中級軍官中隻有極少數人能夠讀書寫字的原因。
[125]1934年春第一方面軍的階級成分表明，30%是工人，而68%是農民，後者的大多數（不少于77%）來自中央蘇區本身，而國民黨的逃兵和叛兵不超過4%。
[126]
紅軍與軍閥和國民黨軍隊的不同之處在于優先考慮政治訓練。
由毛澤東起草的1929年12月古田會議決議中列舉的許多錯誤傾向能被概括為：缺乏紀律，不了解革命的政治目的以及不知道紅軍的任務&mdash&mdash作戰、籌款和動員群衆。
政治訓練要求紅軍建立一種雙重的組織體制，分别負責戰略指揮和政治工作。
就在紅軍提出成立士兵委員會的同時，蔣介石廢除了他軍隊中的政治代表，這真是一種巧合。
士兵委員會在紅軍中是保證實行民主的一項措施，使士兵不緻受到上級像牲口一般地對待。
[127]紅軍也有政治軍官，但他們的職責沒有明确規定過，因此直到古田會議時他們的職責還沒有得到确切的叙述。
他們的主要工作是幫助紅軍發動群衆和建立新政權。
[128]除此之外，黨代表還在每個班建立黨小組并在每個連建立黨支部，因為毛堅持在軍隊中黨員和非黨員的最佳比率必須是1∶3。
事實上，這一比率在1934年是28%對70%。
[129]指揮系統和政治系統是分開的，有獨立的經費和相似的等級制度；他們之間有完善的聯絡渠道。
在政治系統内部，1931年2月建立的總政治部既控制各級政治軍官，也控制各級黨代表（當時稱為政治委員），但政治委員地位常在同級政治軍官之上。
[130]在兩個系統中，規定的薪水并沒有區别。
軍隊中的每一個人，不論其級别如何，都領取相同的薪金，并過着相同的生活。
[131]在戰鬥和維持治安時，軍隊得到赤衛隊和農民自衛軍的支援。
[132]經過如此訓練的軍隊自然與同時期内其他中國軍隊大不相同。
除1930年12月的富田事件&mdash&mdash在那次事件中一支紅軍嘩變并受到鎮壓，幾百人被處死&mdash&mdash外，紅軍從未自相殘殺；也極少感到需要平息農民對它的敵意。
由于黨掌握一切意識形态上的職權，而政治軍官掌握财權，紅軍常常受黨的控制。
它是一支得到群衆支持的政治化的軍隊。
群衆路線滲透于紅軍之中，這支軍隊被反複提醒要遵守毛和他的同事們一起制定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因此士兵們不會背離他們為之戰鬥的群衆。
他們對人民進行宣傳并保護人民，還幫助生産性勞動。
他們通過這種方式鞏固了同人民的關系，因此他們能得到敵人活動的可靠情報；而在戰敗時他們能依靠群衆安全地隐蔽起來。
1934年10月第一方面軍出發長征後，這種相互依存關系顯得尤為重要，當時隻有小規模遊擊隊被留下來騷擾國民黨軍隊。
[133]
根據各種估計，紅軍在李立三領導下組織得比原先好，在1930年約有5萬人。
1931年增加到10萬人以上，1932年增至20萬人，1933年增至50萬人。
在1930年李立三冒險路線前後，紅軍曾進行兩次具有重大意義的整編。
那年夏天前，軍隊被改編為軍團；此後，又建立了方面軍。
雖然在1935年7&mdash8月重新整編，方面軍一直延續到改編為1937年轄3個師的八路軍以及1938年的新四軍。
[134]
尋找一種戰略
紅軍創建于1927年革命處于低潮之時，被看成是中共奪取政權，甚至促使革命&ldquo高潮&rdquo在不遠的将來到來的重要工具，但是在1928年六大的政治決議中，沒有地方提到軍事鬥争當時已成為鬥争的中心形式，也沒有提到軍隊是勝利的決定性因素。
認為下一次高潮的到來依靠一系列外部和内部的因素，也許這些因素比軍人更重要。
斯大林新造的詞語&ldquo革命高潮&rdquo盡管含糊不清，但有&ldquo左&rdquo的傾向。
承認革命進入低潮，而不同時宣稱它會再次上升，在強烈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情況下相當于&ldquo取消主義&rdquo。
根據六大決議的精神，下次革命高潮到來之時，即工人運動擴大其規模、增加其強度，帝國主義威脅太平洋和平，中國統治集團内部鬥争更加殘酷，以及紅軍進行的遊擊戰進一步發展之日。
[135]決議反複強調中國革命形勢的不平衡性，限定不同地區、社會不同部分不平衡地上升到高潮。
隻要革命形勢依然是不平衡的，全國範圍的革命形勢就不存在。
至于高潮何時升起，淹沒部分地區還是全國，誰也不能準确預料。
李立三路線
1929年下半年頻繁的内戰使國民黨内派系糾紛惡化，而美國華爾街金融市場的崩潰給共産國際提供理由，認為中國的民族危機正在&ldquo加深&rdquo，并指責中共&ldquo比起群衆不滿情緒底增長還是落後&rdquo[136]。
若把這一點解釋為共産國際号召采取行動，那就錯了；[137]然而，這确實鼓勵了李立三擺脫他早期的悲觀主義，過于樂觀地估計了形勢。
他繼續制定他的軍事戰略，形成了所謂李立三路線的核心。
到1930年初夏，共産國際斷定中國的革命高潮是&ldquo不可争辯的事實&rdquo，盡管仍然是不平衡的，&ldquo事變發展的趨向是：最近将來革命形勢即使不能夠包括整個中國，但至少也要包括幾個有決定意義的省份&rdquo。
在這種情況下，中共應該為迫在眉睫的解放戰争作準備，而最緻命的錯誤就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傾向。
[138]
受到共産國際模棱兩可指示的激勵，李立三開始利用國外日益惡化的經濟蕭條和國内的軍事混亂。
他深受鼓舞，甚至走得更遠，斷言革命的成果并不決定于有關的政治力量，而決定于所要完成的任務。
因此，中國的資産階級革命可以由無産階級來領導。
無産階級一旦奪取了政權并實行領導之後，革命向社會主義階段過渡就可以開始。
&ldquo在過渡之前，并不需要等待奪取全國的勝利。
如果這樣做，就是犯了右傾錯誤。
&rdquo[139]1930年6月11日中共政治局會議通過了一項至關重要的決議，即關于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決議号召首先的勝利并不意味保衛中共占領的一省或數省的長期戰争。
除東北和西南外，奪取一個或數個&ldquo重要省份&rdquo，包括關鍵的行政和工業城市，将不可避免地威脅中央政府的安全并引起政府與造反者之間的一場殊死決鬥，直到交戰雙方中的一方被消滅為止。
[140]因此，長期的地方割據是不可能的；因此，形勢上的不平衡很快就會平衡起來。
當時李立三的問題不在于否定不平衡；對他來說，問題是多久才能把不平衡變為平衡。
畢竟1930年6月或7月共産國際的信确實提到最近将來的一場決定性的戰争，并且提到中國從資産階級革命轉化為社會主義革命會比當年俄國快。
[141]共産國際對形勢的估計和它的政策建議的含混，這一方面反映了共産國際缺乏清晰的思考，另一方面也允許李立三有自行解釋的充分餘地。
[142]
确實，李立三在1928年夏天當權以後的最初幾個月中，曾約束自己沒有給蘇區領導人發出軍事方面的指示。
[143]這或許是因為剛開始領導時他仍對革命前途抱有悲觀情緒。
直到1929年下半年，他才開始制定自己的軍事戰略。
[144]他堅持城市的領導權，而把單獨依賴紅軍奪取勝利的觀點斥為&ldquo嚴重錯誤&rdquo[145]，他認為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一目标是在六大通過的）的關鍵在于大城市工人的鬥争，同時由紅軍、農民起義和國民黨軍隊的兵變來支持。
工人鬥争的爆發标志着革命形勢趨于成熟。
換言之，1930年2月李想象工人将開始罷工和武裝起義，同時紅軍向城市進軍給他們以支持。
[146]一旦取得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不平衡的形勢很快會變成足以使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平衡。
在李的這一階段的戰略計劃中，目标城市是武漢，這一計劃表現為1930年4月3日給紅四軍前敵委員會書記的一封信，這封信指示紅四軍沿贛江向沿江城市九江進發，并奪取它。
[147]
紅軍的支持作用不是通過開展遊擊戰，而是通過進攻大城市和破壞國民黨軍隊的運輸線來實現。
按照1930年6月11日的政治局決議，紅軍要占領長沙、南昌、九江、沙市和黃陂等行政中心和中等城市，最後攻打武漢。
[148]
另一方面，共産國際在1929年2月、6月、10月和12月給中共的指示中，從沒有講清楚自己的戰略計劃，更不必說行動綱領了。
或許被1930年春李立三的報告和政治局的決議中的不安情緒所驅使，共産國際在同年6月或7月給中國黨的指示或信中至多也隻是說：&ldquo必須集中注意去編成和鞏固紅軍，以便在将來依照軍事政治的環境，而能夠占領一個或幾個工業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rdquo[149]就奪取中心城市而言，共産國際和李立三在看法上并無不同；至于如何奪取這些城市，共産國際沒有提出任何戰略；關于促使革命形勢成熟，共産國際的指示含混不清；&ldquo将來&rdquo一詞的含義可以任意猜測。
這些疑問看來隻能讓當地的領導人、戰場上的指揮員自己去弄清。
這正是李立三所做的，他一旦弄清了這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