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問，就制定出他的行動綱領。
這也是共産國際的官方刊物《國際時事通信》在1930年8月7日一期上對李立三占領長沙的短暫勝利感到高興并加以贊賞的原因。
按黨中央一位領導人的看法，城市鬥争和奪取城市在理論上和實踐上都比分散在偏遠山區的遊擊活動意義更大、更具有決定性。
但在遊擊隊的領導人看來，保住他們的根據地是一件生死攸關的大事。
甚至在第一次統一戰線崩潰前，毛澤東就已得出農民問題是中國革命的中心問題的結論。
[150]1928年他和他的同志們在井岡山根據地周圍的進展，恢複了他們對革命前途的信心。
毛并不擔心農民鬥争超過工人鬥争。
[151]然而他認識到這種鬥争是漫長而艱苦的，因為地主和軍閥的統治不同于一小撮資本家在少數中心城市的統治，前者滲透到中國農村的廣大區域。
[152]這種鬥争的矛頭指向&ldquo封建&rdquo政體的心髒和大腦，而不隻是它的四肢。
毛根據1928年到1929年初的成就，在1929年5月18日的瑞金會議上樂觀地預言，他指揮的紅軍一年内可能占領江西全省。
1930年初，當毛澤東寫下那封著名的緻林彪的信時，[153]他不僅糾正了他早先的急躁，而且明确了他的戰略：集中兵力占領縣城，擴大紅色地區，以擴大黨和紅軍的政治影響，加速革命高潮的到來。
江西仍然是他的目标，這就是他所理解的在一省或數省首先取得勝利，這種勝利能給中共一個穩固的地方政權，作為今後發展的基礎。
至于城市鬥争，這是将群衆團結在黨的周圍的時候，還不是武裝起義的時候。
毛在分析形勢時，幾乎沒有注意世界經濟蕭條，也沒有注意中國軍事派系間的較大規模的沖突。
不管情況如何，他都反對解散他的部隊，也反對派遣他們去攻打像長沙那樣的城市。
[154]
毛澤東勉強接受了李立三的命令，這是李的計劃的一部分。
1930年7月底毛試圖奪取南昌，當時彭德懷的紅三軍團攻陷長沙，但又被守軍擊退。
在不到10天裡，彭不得不撤出湖南省會。
随後從9月1日到13日，毛和彭的聯軍第二次攻打長沙。
當毛看到這場鬥争沒有希望時，他勸說他的同志們撤退，并把他們的力量用于重建和擴大蘇維埃根據地。
[155]在毛澤東看來，1930年夏李立三的戰略指示[156]就像是虛構的小說。
王明的&ldquo兩條路線&rdquo
随李立三路線失敗而來的是蔣介石對蘇區的一系列圍剿。
但中共的想法卻在完全不同的思路上。
王明在1931年7月的著名的小冊子《兩條路線》中設計出這一時期中共戰略的理論框架，這本小冊子大肆宣傳戰後的資本主義危機正處于第三個發展階段，這時帝國主義列強之間的矛盾正日益尖銳。
[157]似乎為支持這種論點，1931年9月18日後日本關東軍占領了滿洲。
反對帝國主義的鬥争突然領先于反對封建主義的鬥争。
1932年1月日本對上海的侵犯不可避免地把那裡的無産階級卷了進去，雖然卷入的程度難以确定，卻給28個布爾什維克帶來了讓革命重新回到成市的一線希望。
反對帝國主義的論點和城市革命的戰略一直是28個布爾什維克在30年代前半期的貫徹始終的政策，直到1937年第二次統一戰線形成為止。
在他們的領導下，戰略依然是奪取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但此時以農村蘇維埃的紅軍為唯一武器。
這一戰略的第一階段是鞏固和協調現存的和新建的蘇區。
隻有完成了這一階段，中共才能為第二階段奪取全國政權而戰鬥。
[158]1931年9月以後的反日高潮給28個布爾什維克以新的希望，他們在1932年1月9日的戰略計劃《關于争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再次考慮攻占中心城市的可能性。
&ldquo過去正确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
&rdquo[159]長江以南所有蘇區都應争取與中央蘇區連接，而長江以北也應這樣，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
經過這樣調整和協調，紅軍能在不久的将來向南昌、福州和吉安進軍，而長江以北的紅軍将威脅武漢、平漢鐵路和長江航運的安全。
要做到這一點，紅軍不能隻等待敵人進攻，要誘敵進入蘇區，然後消滅他們。
這種戰術被批評為出自&ldquo農村學究&rdquo之手，不是由馬克思主義革命家策劃的。
[160]周恩來本人在其著名的1931年少山報告中，對這種戰術表示強烈的不信任。
1931年9月1日黨對蘇區領導人的指示，也認為遊擊戰術的重要性隻是次要的，輔助的。
紅軍必須在統一的政治和軍事領導下受不同的訓練，使之能适應陣地戰，以赢得在一省或數省的勝利。
[161]
新的戰略需要新的軍事領導。
在1932年8月蘇區中央局甯都會議上，周恩來接替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政治委員，後來又成為整個紅軍的政治委員。
[162]
蘇區的毀滅
蔣介石發動前三次圍剿時（1931年底和1932年），毛澤東依然牢固地掌握着軍事領導權。
蔣介石很輕視紅軍的力量和技術，又不了解群衆政治工作的重要性，他企圖用軍閥的雜牌部隊對付共産黨，在消耗戰中達到一石兩鳥的目的。
這些&ldquo被流放的&rdquo雜牌軍不熟悉當地的情況，他們容易被誘入蘇區并被打敗。
[163]另一方面，紅軍則依靠快速運動和群衆支持，&ldquo通常是夜晚行動&rdquo并&ldquo突然出現，迅速消失&rdquo，國民黨官方的《剿匪戰史》對這種情況作了很好的描繪：
當國軍進入一個地區，那兒幾乎沒有人。
剩下的老弱病殘被共匪的地下組織所控制，因而不敢和政府軍隊談話。
有時他們甚至幫助共匪阻礙軍隊前進&hellip&hellip國軍對共匪的情況知道得太少了。
[164]
第二次圍剿（1932年5月至6月）出現的情況大緻相似，在這期間共産黨的群衆工作有了明顯的進步。
國民黨的官方記載抱怨說：&ldquo共匪把糧食和人都帶走了&rdquo；老百姓破壞政府軍後面的橋梁，不向他們提供消息，甚至伏擊他們；老百姓還騷擾政府軍的供應線，以緻需用整團的兵力來保護政府的傳令兵和軍需官。
[165]
蔣介石現在認識到他正在對付一個棘手的敵人。
在第三次圍剿時（1932年7月&mdash10月），他把總司令部設在南昌，并調集他自己的精銳部隊，而把&ldquo雜牌&rdquo軍降到後備地位。
在陳誠将軍（甚至毛澤東也承認他的素質）[166]的有效指揮下，政府軍長驅直入蘇區，使共産黨人感到懊喪。
與此同時，蔣意識到縣以下沒有政府機構，他無法搜集到關于共産黨人的可靠情報。
他也開始了他的群衆工作，禁止強拉挑夫和勤雜工。
[167]但1931年9月18日&ldquo沈陽事變&rdquo後，正在加劇的對日關系中的危機終于迫使蔣介石很突然地結束第三次圍剿。
在暫時的喘息中中共回顧了戰争形勢，并對毛在消滅敵人前誘敵深入蘇區的戰略提出疑問。
結果，在賀龍的洪湖地區蘇維埃遭到國民黨軍隊蹂躏後，周恩來于1932年夏代替了毛澤東。
[168]
日本引起的民族危機平息後，蔣介石重新執行&ldquo攘外必先安内&rdquo的政策，于1933年發動第四次圍剿。
但是紅軍繼續采取躲避戰術，速度之快使&ldquo政府軍在追擊中精疲力竭&rdquo。
紅軍的群衆工作現在已使政府軍&ldquo無人可用，讓我們成為既聾且瞎&rdquo[169]。
這是中央蘇區周圍的戰争形勢。
在鄂豫皖，群衆工作雖然做得很好，但每當紅四方面軍受挫撤退時，卻往往變得沒有活力而消失了。
[170]從1932年5月起蔣親自指揮圍剿；9月，鄂豫皖蘇區被破壞，迫使張國焘和徐向前進行可說是他們的第一次長征，前往四川北部。
在那裡，本省第24軍和第29軍之間的戰鬥為紅四方面軍提供了一個建立新蘇區的機會。
[171]
蔣介石的第五次圍剿
1933年底第五次圍剿開始時，中央蘇區已失去鄂豫皖和湘鄂西的支持，雖然賀龍正在湖南西北部開辟另一個蘇區，方志敏在湖南和江西邊界及蕭克在老井岡山根據地仍有較為弱小的蘇區。
現在蔣學對手的樣子，比較重視政治工作，并改變了他的戰略。
在政治方面，他在1933年夏組織軍官訓練團作為基礎；大約有7000名軍隊幹部接受了訓練。
然後他在中央蘇區各處實施行政、經濟、社會和教育等工作的軍事化，使國民黨政府、黨和軍隊通力合作，全力擊敗共産黨人。
在基層，他對1934年的春播給予幫助，恢複被稱為保甲的聯保制度。
[172]生活在蘇區各處的老百姓被迫搬進标準的&ldquo戰略村&rdquo，并被置于保甲之下，以建立一圈無人地帶，意在封鎖和餓死共産黨人。
[173]他們開始實施一項築路計劃，雇傭了2萬名工人修築700英裡公路，以增加蔣介石軍隊的機動能力。
同時廣泛采用了無線電設備、電話和飛機來改善部隊之間的協作。
在執行這一切的同時，蔣介石的軍隊穩固而緩慢地向前推進，沿入侵的路線構築碉堡。
換句話說，這是戰略上的進攻伴以戰術上的防禦，它使毛的誘敵進入蘇區的老戰略過時。
&ldquo沒有必要去尋找共匪的主力部隊，我們隻要去占領共匪一定會出來作戰的戰略要地。
&rdquo這就是蔣在1933年10月17日下達的指令。
在這種情況下，紅軍被迫把進攻性的運動戰轉變為防禦性的陣地戰。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蔣把他的這一戰略描繪為愚公移山。
的确，紅軍并不願意打一場單純的防禦戰，雖然毛在1935年1月的遵義會議上就此指責當時的軍事領導人。
但是，根據周恩來的看法，防禦性的陣地戰已不可避免。
這[堡壘戰，陣地戰和夜戰]在當時是避免不了的，所以我們就這樣做了。
但是我們主要的作戰形式當然仍是運動戰。
在目前[1934年2月]的形勢下，我們常常看到一次運動戰的遭遇戰很快轉變成為陣地戰。
[174]
國民黨的堡壘戰術經曆了兩個重要的階段。
起初隻有少數碉堡，每個碉堡由一個連或者一個排的正規軍守備。
在1933年11月，修築了較多的碉堡，碉堡之間僅相距2/3英裡，通常由一個班或者最多一個排守衛。
在這種情況下，堡壘形成一個支持網，而一個團的兵力能防護13或14英裡長的戰線。
第二個變化發生在1934年初，當時民團受命守備堡壘，而正規軍則轉向承擔進攻的任務。
在這一階段，紅軍的火力已大為削弱，以緻國民黨軍隊構築的土碉堡比磚碉堡多。
當碉堡線收緊時，紅軍把他們的陣地戰轉變成聞名的&ldquo短促突擊&rdquo，這一戰術是林彪發明的。
[175]紅軍依靠構築&ldquo支撐點&rdquo&mdash&mdash這是共産黨人的碉堡&mdash&mdash在距國民黨幾英裡的範圍内運動。
紅軍希望利用其速度和良好的組織在敵人構築碉堡時進行攻擊。
在支撐點周圍協調作戰的部隊需要電話，但紅軍幾乎沒有電話。
支撐點本身很難經受國民黨重炮的轟擊。
總之，這種戰術行動沒有達到紅軍的戰略要求。
1934年4月廣昌決戰後，看來是最後手段的遊擊戰重新引起黨中央和軍隊的注意。
[176]但在這一鬥争階段恢複遊擊戰，主要是為牽制敵人，意在赢得時間最終從中央蘇區撤退，并再次動員群衆在紅軍撤退後重建遊擊根據地。
1934年8月20日，周恩來在軍隊的機關報《紅星》上發表文章指出：共産黨戰略的最薄弱的環節在于遊擊戰沒有深入敵後；在撤離後二年，毛評論說：
當&ldquo圍剿&rdquo已經證明無法在内線解決時，應該使用紅軍主力突破敵之圍攻線，轉入我之外線即敵之内線去解決這個問題。
堡壘主義發達的今日，這種手段将要成為經常的作戰手段。
[177]
可能出于這種考慮，1934年7月方志敏的紅十軍團奉命從江西東部轉向浙西和皖南，表面上是對日作戰，但事實上是轉移蔣對中央蘇區的注意力。
[178]8月，蕭克的紅六軍團奉命突破封鎖線，與賀龍在湖南西北部會師。
[179]最後，當時已大為縮小的中央蘇區于1934年10月被放棄，留下項英、陳毅、粟裕等人在分散的遊擊&ldquo飛地&rdquo孤軍作戰數年，直到1938年新四軍成立。
在華中，隻留下賀龍和任弼時領導下的小塊蘇區。
更北方有張國焘在川北的蘇區以及劉志丹和高崗在陝北的蘇區。
在蔣介石的壓倒優勢下，紅一方面軍開始長征時，1927年以來艱苦開創的局面現在已被摧毀。
長征
這一史詩般的逃亡，行程約6000英裡，在大約一年的時間裡翻越十幾座大山，跨過了二十幾條河流。
曆史上很少有意志征服環境的偉績能與之相比，曆史也不能提供一個更好的不間斷的即時行動的例子。
幾乎沒有疑問，長征的第一個目标是與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會合&mdash&mdash這一意圖沒有逃脫蔣介石的估計。
[180]蔣似乎已經意識到在蘇區西南角上的包圍圈有缺口，這可能給紅一方面軍潛入粵北和廣西提供機會。
當收緊包圍圈為時過晚時，蔣希望利用紅軍入侵的新形勢，解決由軍事反對派領導的西南政治分會的棘手問題。
[181]但廣東和廣西的領導人沒有進行多少戰鬥就讓紅軍通過了。
他們僅實行焦土政策為即将到來的紅軍制造困難。
因此他們不需要蔣用來誘使他們聽命的軍事援助。
[182]在确信紅一方面軍的意圖後，蔣在紅一方面軍與賀龍之間布置了四道防線，[183]使兩支紅軍決無可能會合。
紅一方面軍渡過湘江，10萬戰鬥員和非戰鬥員損失近2/3後，政治局領導人在貴州邊境附近的黎平（現屬貴州）舉行了長征中的第一次會議；與紅二方面軍會合的計劃被放棄，而采納了進入貴州的決定。
[184]這是1934年12月的事。
四川北部紅四方面軍的張國焘和徐向前，接到了關于這一決定以及中央拟在川西北某地與他們會師的計劃的通知。
[185]計劃中的路線将在宜賓（叙府）渡過長江。
地圖6 到陝西的長征
紅軍于1935年1月到達遵義後，突然出現從北面、南面和東面威脅四川的态勢。
[186]這種令人驚恐的形勢，給蔣一個機會把自己的軍事和政治勢力插入這個省；而紅一方面軍自10月以來才得以第一次喘息。
紅軍是在1935年1月7日占領遵義的，并于19日離開這個小城，[187]在這段時間，軍隊得到整編，而黨的領導人召開了曆史性的政治局會議。
遵義會議決定取道桐梓、松坎和赤水，按原計劃進入四川并在宜賓渡過長江，與紅四方面軍會師。
當這個計劃因敵人加強防守而受挫時，紅一方面軍不得不選擇另一條路線。
據政治安全局局長鄧發說，北上與紅四方面軍會師的目的是逼近日軍，并在沒有蔣和他的聯盟者參加的情況下進行一場民族解放戰争。
另一個目的可能是尋找&ldquo與俄國聯系的可能性，這樣也就不會[再]被包圍了&rdquo[188]。
在戰略上，遵義會議标志着一個新階段的開始。
在這以前，紅一方面軍不得不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對敵作戰，因而遭緻巨大傷亡和離隊。
[189]經過11天休整後，紅軍主要擔心的不是前面不堪一擊的黔軍，而是後面尾随不舍的國民黨軍。
整編隊伍和抛棄辎重使軍隊能夠重新進行運動戰，并運用快速和佯攻擺脫了尾随在後的薛嶽将軍和周渾元将軍統率的部隊。
[190]
張國焘的分裂活動
在這個時候，張國焘雖然沒有受到來自中央和地方軍隊的不尋常的重大軍事壓力，卻放棄了他的蘇區。
他自己對這一行動的辯解是為了迎接即将到來的紅一方面軍，而毛澤東主義的曆史學家們則指責他犯&ldquo逃跑主義&rdquo。
[191]張采取的路線引導他的部隊渡過嘉陵江，取道Nan&mdasht&rsquoung、[192]劍門、劍閣、梓潼，然後渡涪江經江油，最後渡過岷江到達理番和懋功。
[193]張面臨另一種選擇，北上與劉志丹和高崗會師。
如果他真這樣做，并聽任毛澤東和賀龍在南方受命運的擺布，那麼整個共産主義運動在政治上可能會降到無足輕重的地位。
張的實際行動削弱了紅一方面軍又保存了它，然而這給了他一種軍事上的優越條件，從而有可能導緻他赢得黨的最高政治權力。
以後的事件足以證實，1935年2月張的明顯的狡計原來是他在長征路上所犯的第一個主要錯誤。
然而，哪一種選擇都意味着他是一定要放棄他的蘇區的。
就已知的情況而言，遵義會議避免了政治上的争論，集中批判了導緻喪失蘇區和長征開始階段嚴重失敗的軍事路線。
在毛起草的決議中，他無情地抨擊了&ldquo單純防禦&rdquo戰術：在1933年冬至1934年福建事變中，不願利用蔣介石集團中的矛盾，拒絕作戰略撤退，并為擊破包圍而将主力轉移到敵方堡壘線後面，以及長征準備不足。
[194]由于王稼樣負重傷、周恩來承認錯誤、張聞天向毛靠攏，以及德國顧問奧托·布萊恩受貶，黨的領導陷入極度混亂。
在回憶1927年8月7日會議往事的氣氛中，遵義擴大會議&mdash&mdash包括對領導層不滿的軍方代表&mdash&mdash選舉毛澤東為三人領導小組的第一把手，這個小組還包括周恩來和王稼祥，以代替黨的軍事委員會，而蘇維埃政府軍事事務委員會仍由朱德領導。
此外，毛再次進入政治局，可能是張聞天領導的中央書記處的一名書記。
[195]
當紅一方面軍與紅四方面軍于1935年6月12日在懋功會師時，有兩個要點引起了争論&mdash&mdash第一點，是遵義會議的合法性，因為那時有幾名政治局委員甚至不是1928年六大選出的中央委員。
他們包括秦邦憲、張聞天、王稼祥和朱德。
第二點，也是更重要的一點，關系到中國蘇維埃運動的前途，但在遵義會議上回避了。
在懋功，形勢有所不同。
張國焘想向包括毛在内的新領導的合法性挑戰，并改變革命的進程。
一般認為在兩軍會合時，與毛澤東的精疲力竭的紅一方面軍相比，紅四方面軍兵員多，裝備好，隻是訓練較差。
張國焘完全知道中共缺乏通過委員會讨論解決黨内争端的民主傳統，但他同意召開1935年6月24日的兩河口會議。
由于他的軍事優勢和确信蘇維埃運動注定要失敗，他或許希望他能使黨的大多數領導人支持他，因為這些人，也隻有這些人，處于能使他的政治建議合法化的地位。
這時張依然和黨一起工作；他還不是一個分裂主義者。
他的親密同事陳昌浩曾問他一個關鍵性的問題：&ldquo如果你弄清并批評中央的錯誤以促使領導垮台，結果會是什麼樣呢？&rdquo[196]張沒有記下他的回答；他也沒有批評領導。
他甯願在會上争論蘇維埃運動過去是否成功，讨論如果他們全部北上與高崗、劉志丹會師，前途将如何。
[197]換句話說，他在會上所提出的不是他的最高要求&mdash&mdash要中央領導做檢查，而是他的最低要求&mdash&mdash從小處着手，在一次高級幹部會議上決定以少數民族聯合為基礎的西北自治政府代替蘇維埃政府。
據推測高幹會議将包括較多的紅四方面軍代表。
如果他的自治政府的建議被采納，他将獲得他所觊觎的黨的最高領導權。
但張國焘的建議将會抹去共産黨領導的政府的階級基礎。
盡管這個政府有一個溫和的社會綱領，包括重新分配土地和廢除苛捐雜稅，但它将不再是一個社會主義政府。
[198]因此他的政策建議無異于把中共改變為一個少數民族黨。
毛獲勝并不令人驚奇。
但為了團結，采取了一個折中辦法，改組了軍事委員會，毛繼續擔任主席，張國焘和朱德擔任副主席。
張愉快地接受了這一折中方案。
[199]
為了彌合其他分歧，8月5日召開了毛兒蓋會議。
當時在那裡沒有人知道徐海東的紅25軍團的行蹤，也沒有人聽到莫斯科正在制定新的統一戰線戰略的傳聞。
會議沒有再次考慮張的建立新政府的建議；它集中研究北上問題。
張國焘要求召開高級幹部會議的建議當場被否決，因為涉及黨的事務不應隻由兩個方面軍的代表讨論，代表的正當權限在于軍務，如指揮系統和北上本身。
[200]關于指揮系統，朱德任命自己為總司令，以張為總政治委員。
一切戰略問題都由總司令部決定，最後由以毛為首的黨的三人軍事小組批準。
[201]因此，作為握有最後決定權的軍委主席的毛澤東位居朱和張二人之上。
不存在毛不服從張的問題，隻是張蔑視毛。
這一蔑視表現在張國焘對&ldquo北上&rdquo的不同解釋上。
毛澤東的目的地是陝北蘇維埃，但是張在會上争辯說，在決定長征下一步之前，部隊至多隻應到達甘肅的岷山和甘南。
[202]張最為惱怒的是，毛開始與東路軍[203]一起前進，張認為這是毛輕視他的權威。
在毛看來，張要求返回阿壩完全是不服從命令。
[204]這場争執後面隐藏着關于蘇維埃運動前途的争論。
如果這場運動被評定為成功的，而且繼續下去會有前途，那就有充分理由前往陝北。
如果蘇維埃運動被判定是一次失敗，那麼最好重視張的勸告，把自己封閉在偏遠的西康一甘肅的群山之中，以待來日。
從個人的角度考慮，接受張的判斷和建議将導緻接受張的領導以及所包含的一切。
毛不能這樣做。
由于毛澤東拒絕返回南方，中共分裂了。
此後不久，張國焘在卓克基召集了蓄謀已久的高幹會議，成立了臨時黨中央，以張為書記。
[205]部隊由臨時中央指揮。
三個月後，張的西路軍遭到厄運&mdash&mdash天氣開始轉冷，而四川軍閥劉湘一再擊敗張的部隊，迫使他們撤退，深入西康和青海。
[206]同時陳昌浩進軍甘南的企圖遭到蔣軍阻撓。
[207]使張前途更加暗淡的是，他向西北軍閥楊虎城提議訂立一個互不侵犯協定，但受到冷遇。
[208]
同時，賀龍領導的紅二方面軍于1935年11月12日開始長征。
如果沒有國民黨在湖南西北部重兵防守，賀龍可能一路向北與毛澤東會師，不必跋涉半個中國。
[209]另一方面，廣東和廣西的混亂狀況給賀龍入侵南方提供了機會。
[210]他大緻尾随紅一方面軍的足迹，到達西康與張國焘會師，當時受挫的張國焘被迫與毛的中央再度聯合。
林彪的叔父林毓英曾從莫斯科帶回重新統一的折中方案。
新到的領導人任弼時、關向應和賀龍利用這個機會聯合朱德和劉伯承，催促張北上。
[211]張解釋說，他長時間推遲重新開始長征是因為要訓練他的部隊，使他們能在甘肅走廊對付回族将軍們的騎兵。
[212]當然他并沒有這樣做。
直到他被說服重新長征以前，他并未着手制定一項準備渡過黃河與回族騎兵作戰的訓練計劃。
[213]但是現在他的目的地不是他的勸說者們所期望的陝北，而是黃河以北甘肅走廊某個地方。
這個狡猾的計劃是把毛的陝北根據地作為他的抗日前線，同時利用新疆或蘇聯作為他的後方。
如果拟議中的統一戰線形成，抗日戰争爆發，毛的軍事力量将消耗在作戰上，而張在毛後面保留自己的部隊，又有俄國人支持，将成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中唯一的強人。
從另一方面考慮，渡過黃河對西路軍也是必要的。
如果要避免與蔣介石的軍隊進行艱苦的戰鬥，并避免冒被趕回毛兒蓋陷入絕境的危險，西路軍決不能留在黃河南岸。
渡河後發生的事情出乎張的意料之外。
西路軍被國民黨的回族騎兵殲滅。
張向毛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希望也随之破滅。
在政治上，他已不再是一個有分量的人了。
随着他的分裂主義破産，他的背叛開始了。
[214]
&ldquo白區&rdquo的地下工作
自創建農村蘇維埃之日起，&ldquo白區&rdquo工作與土地革命之間的緊張和合作都在發展。
前者在理論上領導後者；而後者在力量上和重要性上一直比前者增長得快。
然而，如1945年《關于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215]中所總結的那樣，黨中央固執地拒絕&ldquo白區&rdquo工作服從農村工作。
黨中央繼續堅持一種關于無産階級領導的機械的解釋，完全漠視這樣一個事實：無論無産階級的理論還是無産階級的政黨都不是無産階級的領域。
不可否認，在瞿秋白和李立三時期，城市工人運動已成為狹隘的經濟運動；而農民，特别是武裝的農民，卻正在開展政治和社會方面的鬥争，以破壞他們稱之為&ldquo封建中國&rdquo的堡壘。
在文學藝術方面&mdash&mdash許多年輕人通過它變得激進起來&mdash&mdash中共的影響較大。
1925年五卅運動以後，中國的文藝創作開始了本身的激進化過程，這種趨勢清楚地表現在魯迅的著作和&ldquo創造社&rdquo等文學團體的改組方面。
1930年3月，在左翼文學影響下發展起來的不同派别聯合在一起，成立了左翼作家聯盟。
它影響下的雜志對學院式的評論家，對&ldquo為藝術而藝術&rdquo的辯護者和民族主義作家提出了挑戰。
左聯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上海的電影業，把它的注意力從古裝武打戲轉向當代社會問題。
在抗戰之前，無論在文學界還是在電影界，這都是最值得贊美的時期。
在殘酷的迫害下，藝術家和作家創作了值得稱道的作品。
他們的許多作品被國民黨查禁，許多作家本人不是被捕被殺，就是逃往蘇區。
[216]（參見第九章。
）
令人難以置信的是，1931年7月共産國際對&ldquo白區&rdquo工作的指示，幾乎沒有注意到文學和藝術，也很少注意學生運動，但十分注意工會和反帝。
執行這一指示的一個結果是1932年1月日軍入侵時，黨努力組織上海工人到士兵中去進行鼓動，并企圖把戰火引入外國租界。
這一切都沒有效果。
[217]中國共産黨城市工作中的宗派主義，導緻了與汪精衛領導的國民黨改組派、鄧演達領導的第三黨和陳獨秀領導的托洛茨基派的鬥争。
在與&ldquo黃色&rdquo工會的關系上，中共有意無意地覺得幾乎沒有合作的共同點。
[218]
1931年至1933年黨員向蘇區遷移，進一步削弱了&ldquo白區&rdquo工作。
黨于是有意識地開始努力扭轉這種趨勢，并使城市與農村之間達到表面上的平衡。
根據記載，大約有150名幹部被派回城市。
但從整體上看，劉少奇指責&ldquo左派&rdquo（28個布爾什維克）開展城市工作失敗是有充分理由的。
[219]
當然，中共開拓城市工作的障礙之一是國民黨的反諜報活動。
為了對付它，中共在六大後不久建立了自己的特别安全機構。
它由向忠發、周恩來和顧順章負責。
在這些秘密人員之間的地下鬥争中，上海的中共中央被發現并被破壞不下14次。
國民黨的調查科[220]對中共的地方組織、青年團、上海總工會、共濟會、反帝團體、文化組織采取的恐怖行動，使它們的活動減少或停頓。
由于顧順章和向忠發在1931年4月和6月先後被捕，黨中央幾乎不能在上海存在和活動，因此遷往中央蘇區。
至少共有2.4萬中共黨員被捕或被殺，另有3萬人不得不向國民黨警察局履行自首手續。
[221]然而由于國民黨的特務人員腐敗無能，用錢收買以擺脫困境也不是不可能的。
例如，柳甯隻花60元錢就使一箱文件銷毀，而本人也從監獄獲釋。
[222]
在蘇區，康生組織了約2.4萬人的五支别動隊來搜集逃兵，封鎖貿易，檢查旅行者和郵件，并訓練和組織群衆。
[223]就其本身而言，中共在各蘇維埃加強了政治安全制度。
他們有肅反委員會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和營救被捕的同志，幫助被捕者的家庭，搜集情報，建立從江西到上海和香港的情報網，并對國民黨特務采取報複行動。
[224]
劉少奇
1934年底或是1935年初，劉少奇收拾&ldquo白區&rdquo工作殘局的任務遠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不說豐富的勞工運動經驗，劉曾收拾瞿秋白盲動主義後城市工作的爛攤子，并接替羅章龍擔任上海總工會負責人，然後撤往中央蘇區。
在1935年到1936年，他當時把注意力集中在學生、青年和作家，而不在死氣沉沉的工會。
由于城市裡的黨支部力量單薄，而左翼同情分子不願接受極端的激進主義，劉對&ldquo一二·九&rdquo運動&mdash&mdash由北平學生于1935年12月9日組織的抗日示威（見第八章）&mdash&mdash中表現的冒險主義持批評态度。
他采取的第一個步驟是明确區分秘密工作與公開工作，并緩和政治口号，以改善黨及其外圍組織與群衆之間的關系。
他希望黨員能在合法的組織中工作，從而能與群衆保持密切的聯系，而在實際上不觸犯法律規定的馬克思主義罪。
[225]劉的作風是嚴格的統一戰線作風，他組織學生學習小組和藝術團體，建立學生的民族救亡協會，并聲援駐在北平地區的第29軍。
&ldquo一二·九&rdquo運動後組織的有400至500名學生的農村宣傳隊（南下宣傳團）在劉看來似乎是太激進了，隻會起暴露左翼青年運動的核心的作用。
因此他鼓勵組織半公開的民族救亡先鋒隊（&ldquo民先&rdquo）&mdash&mdash在1936年2月創立時隻有300人，但到7月已發展到1300人。
[226]在學生聯合會中，左翼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有彭真、陳伯達和黃鎮在幕後工作。
黃甚至設法使自己被推選為清華學生會主席。
[227]劉少奇用這種方法保存了他的寶貴的幹部，并将學生和河北駐軍置于他們的影響之下。
這批人就是聞名的&ldquo一二·九&rdquo幹部，戰争爆發後他們轉移到河北和山西農村地區做農民工作，幫助八路軍建立根據地。
1927年的經曆就這樣重演了。
在城市的地下工作和農村的公開工作中，劉為今後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帶着這樣的成就，他于1937年勝利返回延安，而且有足夠的聲望批評28個布爾什維克，并獲得政治局一個席位。
劉和毛的聯盟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建立的。
然而，劉在&ldquo白區&rdquo工作時沒有日常的行政事務要處理，沒有官僚主義要應付。
他在理論上的追求表現為研究一種道德哲學，這是秘密工作所需要的。
他是敢于踏入其他馬克思主義守護神害怕踏入的哲學禁區的第一個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