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共産黨人。
第二次統一戰線的準備
1935年9月，當徐海東的部隊最終到達陝北根據地時，那裡的蘇維埃才重建兩年。
這個蘇維埃聲稱有六個縣，首府在瓦窯堡，曾一度被蔣破壞，這主要由于有中國華洋義赈會修築的公路。
這也曾阻止它和張國焘在川北的蘇維埃連成一片。
[228]當10月毛澤東和他的東路軍到達時，他們增強了蘇區的力量，并給它一個發展的機會。
1936年中它的首府遷到保安，接着于1937年1月遷到延安。
到第二次統一戰線建立時，它大約管轄3.5萬平方英裡面積和150萬人口。
[229]張學良的東北軍恰巧也在1935年10月調往西安與共産黨人作戰。
在國民黨計劃的最後的殲滅戰中，隻有8000名健壯的紅軍與17個國民黨師對抗。
[230]
主要由于長征中28個布爾什維克和張國焘本人的錯誤和笨拙的策略，他們在長征中衰落，終于給了黨自陳獨秀領導結束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定程度的統一。
中共處于窮鄉僻壤的時期快要結束了。
在對方，蔣以鎮壓&ldquo共匪&rdquo為由，設法把他的軍隊、政治機構和經濟制度滲透到西南，使之取得了自1916年袁世凱去世以來從未有過的一定程度的國家統一。
西南各種地方勢力在鞏固其地位的過程中，不得不在國家政治方面作出抉擇&mdash&mdash要麼與中共談判以阻擋蔣的勢力，要麼屈服于蔣的壓力不讓共産黨進入他們的地盤。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個鞏固的過程對中國是有利的，或許幫助中國經受住了八年抗戰的緊張和壓力。
1931年9月後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加劇，曾引起中共的第一次反應，這就是1932年10月發表的關于建立統一戰線的号召。
在這個決議中，黨想象蔣介石的政權在日本的壓力下可能分崩離析，所以沒有考慮與蔣介石的聯合。
但是這次号召在蘇區以外幾乎沒有引起注意，因為國内一般認為這主要是保衛社會主義祖國的一次行動，而不是保衛中國。
決不能讓這次号召成功地使中共分享國民黨對民族獨立鬥争的領導。
在許多人看來，中共依然隻是俄國的工具。
1934年4月蔣介石最後一次圍剿期間廣昌陷落後，中共的統一戰線的建議有了新的意義，這次建議成為扭轉日益惡化的内戰形勢和拯救中共走出困境的一種嘗試。
1934年4月10日中央委員會緻國民的信，故意對國民黨在統一戰線中的作用含糊其詞。
國民黨沒有明顯地被排除在聯盟之外；推翻國民黨的目的也沒有被放棄。
[231]戰争形勢惡化使中共對國民黨的态度變得溫和起來，這表現在1934年7月20日周恩來的六點建議中，[232]它提出建立一個包括一切抗日力量&mdash&mdash甚至蔣介石的軍隊&mdash&mdash的統一戰線。
盡管這個新建議全然是實用主義的，但它并不完全是機會主義的。
它在萌芽狀态就包含了指導革命從衰敗的蘇維埃走上較有希望的道路的新的理論定則。
舊的列甯關于民族統一戰線的論點顯然值得重提。
在列甯的概念中，民族可能沒有終極的價值；但在處于日本侵略壓力下的中國，中華民族的存在是一件極其重要的事。
換句話說，民族的解放鬥争（反對帝國主義）會逐漸掩蓋社會的解放鬥争（反封建）。
在重提這種思想時，中共還記得1923年至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的痛苦經驗，特别是據信由蔣介石代表的資産階級和大地主的&ldquo叛變&rdquo。
如果中共為了反帝鬥争要緩和他們的土地革命，那麼必須回答下列問題（用當時的話說）：這是一種民族政治水準的包括一切與蔣有矛盾的抗日力量的統一戰線呢？還是一種以動員工農兵為基礎的某種社會革命的統一戰線，他們有很高的政治覺悟足以監督領導人物以确保統一戰線的鞏固和成功？這兩種途徑的矛盾是明顯的。
那麼中共在策略上應該在動員和武裝群衆之前建立統一戰線呢，還是相反？第一次統一戰線的失敗在很大程度上歸咎于沒有獨立的中共武裝力量。
在1935年至1936年，中共确有一支軍隊和一塊地盤。
為了團結抗日，黨應當放棄它們，還是應當讓抗戰去鞏固民族團結，不使兩個主要政黨中的任何一個犧牲它的自主權？與這後一問題緊密相關的是這個統一戰線的性質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
如果它隻是暫時的，那麼這兩個對立的政黨為民族的生存建立聯盟無需同時放棄各自的長遠目标，而完成這些目标需要雙方繼續進行軍事和地盤的擴張。
如果它是永久的，中國必須經曆一次基本的政治變革，以容許各政黨用和平的方式為他們的長遠目标競争。
這一變革需要全部軍隊的國家化，建立民主的議會，保障基本的自由等等。
首先，在1935年到1936年，最困難的問題是：考慮到蔣的敵意和反複無常，與蔣搞統一戰線是不是有意義和有效？這些問題在1935年夏季的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會議上被認真地考慮過，當時共産國際号召建立廣泛的反帝統一戰線，以遏制西方法西斯主義的增長和東方日本的侵略。
根據這次号召的精神，王明在莫斯科以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表了《八一宣言》。
[233]
宣言中設想的統一戰線的範圍是很廣泛的，足以包括一切抗日力量。
然而，宣言依然攻擊蔣介石是民族的敵人，應被排除在聯盟之外。
但宣言在重點上有一個變化&mdash&mdash最可怕的敵人已不是蔣介石，而是日本。
[234]把蔣排除在拟議中的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之外，帶來了進一步的問題：蔣會不會站在一旁，注視聯軍與日本作戰而不采取任何行動？在抗日戰争的過程中，他會不會繼續與中共和别的反對派作戰？無論他采取行動或不采取行動，他有什麼正當的理由？他是否會在抗日戰争中宣布中立，或扮演日本的一個同盟者的角色？宣言的非邏輯性不久就被意識到了，并由王明于1935年8月7日在共産國際七大上的講話中作了糾正。
&ldquo如果蔣放棄他的反共圍剿并參加對日作戰，道路對國民黨是敞開的。
&rdquo又過一些時候，王明在他的文章《新形勢和新政策》中稱蔣為&ldquo蔣先生&rdquo，他說：&ldquo如果蔣先生願意改變他的态度，中國共産黨能夠和他合作。
&rdquo按照王明的觀點，民族矛盾遠遠超過了階級矛盾，&ldquo中國共産黨除了中國人民的利益之外再沒有别的利益&rdquo[235]。
在黨的真正權力&mdash&mdash即使不是真正的權威&mdash&mdash所在地陝北，想法似乎并不相同。
1935年11月13日紅軍的抗日宣言非常明确，既抗日也反蔣。
[236]兩天以後毛澤東起草了十點建議，在1935年12月25日經瓦窯堡政治局會議讨論，未作多少修改就通過了。
毛把蔣介石描繪成為中共所反對的日本&ldquo走狗&rdquo。
[237]
瓦窯堡會議設想建立一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和蔣介石領導的賣國集團的所有革命階級的廣泛聯盟。
為了喚醒和動員這些階級的人，必須滿足農民的土地要求，以及工人、士兵和知識分子改善生活的要求，隻有這樣他們的革命熱情才能持久。
這需要沒收包括蔣在内的賣國賊的财産并重新分配；廢除苛捐雜稅；增加工資和薪金；并組織救濟工作。
就這場民族戰争的戰略而論，紅軍和紅區無論如何不能取消。
相反，在日軍和國民黨軍隊占領區應建立革命根據地，應當從這些根據地開展反對國内壓迫者和外國敵人的兩條戰線的鬥争。
依據瓦窯堡會議的設想，抗日戰争同時也将是一場社會革命戰争，否則它決不可能成為确保勝利的群衆戰争。
從組織上講，第一步是建立抗日政府，這與王明提出來的國防政府相似。
但組織的發展并不到此為止。
在根據地，革命委員會将作為通向建立蘇維埃政府的一種過渡形式。
創立根據地的先決條件是擴大一切抗日武裝力量和遊擊隊。
如果形勢按照這種方式演變，蔣介石的中國将受到來自日本的外部壓力和來自反對者的内部壓力；它将變得虛弱并分崩離析。
這時中共将與蔣介石集團中的反對派結成新的聯盟。
[238]
在瓦窯堡決議中，有兩點是清楚的&mdash&mdash陝北還沒有與蔣談判的願望；而農民戰争依然是鬥争的主導形式，并以城市無産階級鬥争作為最緊密的同盟。
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将繼續執行，幾乎不作修改。
但在一場民族戰争中，這個戰略的應用回避了一個理論問題和一個實際問題：怎樣才能喚起農民進行反帝鬥争？沒有蔣介石參加的抗日統一戰線是否可行？
當時國民普遍認為共産主義運動已處于窮途末路，它的宏偉計劃已不值得認真對待。
中共為加強其建議的分量于1936年2月至4月&ldquo東征&rdquo，渡過黃河進入山西，表面上是去河北和熱河對日軍作戰。
當劉志丹的部隊向太原推進時，那裡的老省主席閻錫山向蔣介石求援。
随後劉在戰鬥中去世，紅軍撤退，但這并不意味這次冒險完全失敗。
除了表明中共對日作戰的決心外，這次行動征集了8000名新兵，并從背後打破了蔣介石部署的由雜牌軍組成的圍剿。
[239]（參見下面第十二章。
）
&ldquo東征&rdquo另一有意義的結果是西北的地方軍事領導人，包括張學良在内，開始相信中共的愛國主義的諾言；随後他們不想與紅軍作戰。
張和中共的關系開始改善。
[240]就在這個關鍵時刻，林毓英從莫斯科帶回共産國際新的政策建議。
所以毛能在1936年3月14日向國民黨宣布，如果政府軍隊停止進攻蘇區，紅軍準備與他們締結停戰協定。
[241]黨的政策從而發生了急劇的轉變，從既抗日又反蔣的兩條戰線鬥争轉變為逼蔣參加統一戰線。
逼蔣的方法是挑起對日軍的戰鬥，以鬥争求團結。
這是十足的毛澤東主義。
[242]
現在兩大政黨之間至少有了一個商讨的基礎。
他們可以施展手段取得最為有利的地位以确保抗日的勝利，并在抗戰結束後取得統轄和治理中國的領導權。
蔣介石在1936年4月用進攻蘇區作為回答，毛澤東和朱德則以激烈的言詞還擊。
一旦蔣放棄了進攻，紅軍的軍事委員會就建議為了團結停止内戰。
[243]同時周恩來和其他中共代表正在上海與國民黨領導人如張群和陳立夫進行接觸，商讨合作的條件。
[244]
自1935年底日本成立&ldquo冀東防共自治政府&rdquo開始，蔣介石在對日關系中尋求緩和的努力已進入死胡同。
[245]張群和日本駐中國大使川越茂的談判陷入僵局，同時關東軍唆使僞蒙軍入侵綏遠。
北平的學生、上海知識界名流和兩廣的軍事領袖，都用更加嚴厲而刺耳的聲調批評蔣對日本的遷就态度。
蔣不可能遏制日本軍國主義，又不可能消滅中共，這一困境使他準備最終向外國侵略者攤牌。
這種可能需要蘇聯&mdash&mdash唯一願意幫助中國的大國&mdash&mdash道義上和物質上的援助。
根據蔣自己的話，[246]他派了一名使者前往維也納，試探俄國人的援助意向，而兩國政府之間關于互不侵犯條約和軍事援助的各種談判，在1936年整整進行了一年。
正是在普遍的抗日情緒、日益惡化的中日關系、不斷改善的中俄感情，以及中共對蔣态度較為緩和的環境下，1936年12月12日發生了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西安事變。
[247]
西安事變
在西安扣留蔣介石的密謀是在極其秘密的情況下進行的。
事變的發生震驚了世界，震驚了全國，也震驚了中共。
可以理解的是，根據不完整的材料，中共最初的反應表現出恐慌的迹象。
從有關的一切抗日力量&mdash&mdash蘇聯、中共和扣留蔣的人&mdash&mdash看，蔣如在事變的任一階段死去，都将使他們建立統一戰線的目的遭受失敗。
蔣在被扣的最初幾個小時（在12月12日晨的混亂之中）幾乎喪生，此後，在羁留西安期間，他的安全是有保障的。
既然扣留蔣的張學良沒有下令殺蔣，不妨說他從沒有想過要暗殺蔣。
莫斯科給中共的指示明确要保護蔣。
在張學良和楊虎城的軍隊和中共的隊伍中，可能有強烈的仇恨，要求殺蔣，但是這幾乎不反映領導人的明智。
實際上，據說毛見到莫斯科的指示後勃然大怒；[248]這也可能是他安撫追随者的一種方式，或者是對莫斯科幹涉中共内部事務的憤慨的一種表示。
随着蔣被扣押，統一戰線的建立顯然已為期不遠了。
談判的問題涉及戰略、組織和思想體系，這将長期影響蔣和共産黨人的革命前途（參見第三章）。
在南京，以何應欽将軍為代表的親日派主張對西安事變作出強硬反應，讨伐叛亂者和紅軍，并請回汪精衛以加強與日本和睦相處的可能性。
[249]但是有影響的報刊如《大公報》則要求釋放蔣介石，用和平手段解決南京和叛亂者之間的分歧。
[250]在事變發生地，周恩來、葉劍英等與蔣會談，堅決主張建立一個統一戰線。
[251]雙方最棘手的問題在于如何在既往的敵視和将來的友好、團結和鬥争、革命和反革命之間取得調和。
直到這時為止，蔣解決這些矛盾的方法是在對付中日之間的緊張關系之前消除中共主張的階級鬥争&mdash&mdash這個解決辦法與19世紀60年代恭親王和曾國藩對付太平天國叛亂的政策是一緻的。
王明的方法是使階級鬥争服從于民族鬥争，以達到國家的團結，因為沒有團結中國将不能抵抗日本。
然而毛澤東認為團結隻有通過鬥争才能達到，不可能輕易獲得。
如果團結來得太容易，它不會持久，不足以支持一場民衆抗日戰争。
西安事變使蔣介石放棄了原來的方式。
此後，在中共内部開展了一場辯論，王明主張為了鬥争以廣泛的合作達到團結，而毛則主張通過鬥争以有限的合作達到團結。
由于王明抱有農民缺乏政治覺悟這樣一種較為傳統的觀念，他急于把民族革命帶回國民黨統轄的城市。
他最初計劃建立民族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這并不意味全面改造南京政府，隻是讓它容納其他政黨和群衆團體的代表。
後來他甚至進一步倡導抗日聯軍統一指揮，統一訓練，統一供給，統一裝備和統一計劃。
[252]按照他的觀點，沒有真誠合作的團結不能确保抗日的成功。
[253]所以對他來說，一切必須為了抗日，為了團結。
的确，在他的黨内，他仍然有相當多的追随者，還有共産國際和蘇聯的權威的支持。
中國需要俄國的幫助，這有助于增強王明在中共黨内的地位。
此外，在華中和華南，遊擊隊不久集合在一起組成新四軍，由王明的追随者項英領導。
王明在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中的個人聲望、他的口才以及他的實權，使他成為能向毛澤東領導地位挑戰的重要人物。
在另一方面，毛澤東幾乎不相信蔣是一個同盟者。
戰争可能是局部的；它可能會和平解決并迅速轉變成日蔣聯合反對中共的鬥争。
在這次意外事件中，放棄紅軍和蘇區完全是蠢事。
中共不僅應保持它的自主權和自衛能力以防不測，還應促進毛所稱的民主和進步以改善人民生活和發動群衆投入戰争，把它轉變為真正的人民戰争。
為民主和進步的鬥争本身就是民族團結的保證。
在群衆戰争中，即使大資産階級和大地主放棄抗日，中共依然能單獨堅持下去，不會重演1927年的曆史悲劇。
動員群衆進行人民戰争的關鍵在于适當的土地政策和經濟改革。
黨的注意力再一次集中到富農身上。
1935年王明在他的《新形勢和新戰略》中提出的土地政策比毛在1931年以前提出的更為溫和：隻沒收地主的土地，而富農可以保留他們的農具并分到一份相等的土地，不隻是壞地。
[254]的确，在這一階段王明因土地革命的失敗而沮喪，但他認為土地革命僅僅是一種武裝鬥争，極少社會意義和政治意義。
[255]在瓦窯堡會議上這種更溫和的土地政策被接受。
富農、中農和貧農都能得到數量相等的一份土地，而不觸動富農對工商業的投資。
他們的牲畜、動産和農具無需重新分配。
[256]到1936年夏，中共調整了他們的土地政策，使它更加接近王明的觀點，以促進兩個主要政黨之間的合作。
[257]
中共土地政策的緩和，也有實際原因。
陝北的基本土地問題不是高地租和渴望獲得土地，而是缺少勞動力以及如何有效地組織勞動力以達到高産，整個華北都是如此。
早些時候在那裡推行的極&ldquo左&rdquo土地政策已證明是不利于農業生産的。
[258]51935年12月土地政策發生了變化，它隻沒收富農出租的土地，消除了土地分配中的極端不平等，并激發了中農和貧農對群衆工作的熱情。
他們的積極性在于結束地主和富農對地方權力的壟斷。
當時強調的不是重新分配土地，而是更公平地分配糧食。
[259]
毛澤東的另一種戰略并不是一種未經深思熟慮的&ldquo既打敗日本又打敗蔣&rdquo的政策，像張國焘所描繪的那樣。
[260]他的要點是如何使蔣繼續抗戰，以及假如蔣介石與日本媾和，中共将如何獨立戰鬥下去并赢得這場革命。
由于軍事力量處于劣勢，隻有動員群衆建立并保衛和擴大根據地，才能确保勝利，從而加速全國範圍革命形勢的到來。
抗日戰争的總戰略，與以前内戰的總戰略一樣，必須是農村包圍城市，以切斷城市賴以生存的基礎，從而把革命引向城市。
與此同時，農村的社會革命仍由共産黨的軍隊加以保護，并由共産黨的群衆路線加以指引，不斷地取得進展。
1937年初，如1936年夏&mdash&mdash當時毛澤東與斯諾正在進行系統的談話&mdash&mdash一樣，他的戰略可能尚未完全形成。
但是基本觀點都已經有了。
毛澤東的許多同志，特别是王明，不同意他的觀點，黨内仍在繼續辯論。
同時，有關民族陣線的事态急劇發展，迫使兩個主要政黨在1937年4月締結了正式的聯盟，距抗日戰争爆發還不到三個月。
***
[1]本章是同一作者的《1927年以前的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劍橋中國史》第12卷（即本書上卷）第10章的續篇。
又見同書第8章《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傳入》（史華慈）和第11章《1926年初以前俄國所起的作用》（韋慕庭）。
關于概述，見詹姆斯·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其他重要著作是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49年》。
[2]《紅旗飄飄》第6集，第15頁。
[3]黨内分歧以前從未達到這個方面。
見《告全黨黨員書》，《紅色文獻》，第96頁。
關于瞿秋白的背景和文學愛好，見史景遷：《天安門：中國人及其革命，1895&mdash1980年》，第145&mdash148頁和各處；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第3&mdash54頁；和本書第9章。
[4]刊載在1925年2月3日《真理報》上并收入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mdash1944年》，第269&mdash271頁。
[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0頁和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24頁。
[6]散見各處的中共黨員數字都是有疑問的。
我引用官方統計數字作為粗略導向。
例如，《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2頁上的黨員數字。
一般認為，在所有這些報告中，城市黨員的數量是誇大的。
反之，許多中共黨員離開城市去到農村，也可能誇大了農村黨員的數量。
許多在農村蘇維埃工作的人員顯然是城市出身的。
[7]1929年2月8日共産國際執委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的報告，《毛澤東集》（竹内實編）第2卷，第25、28頁；《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03&mdash614頁。
[8]《中國共産黨第六次代表大會底決議案》，《紅色文獻》，第169&mdash191頁。
[9]王明：《〈兩條路線〉跋》，《王明選集》第3卷，第140&mdash141頁。
[10]理查德·C.桑頓：《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黨，1928&mdash1931年》，第34頁。
[11]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172&mdash173頁。
[12]金一平（音）：《中國共産主義政治：蘇維埃統治下的江西》，第183&mdash184頁。
[13]《中共（六屆）二中全會決議案》，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43&mdash44頁。
這種趨勢在1929年11月開除陳獨秀、彭述之及其他許多人黨籍時達到頂點。
見王凡西：《雙山回憶錄》。
[14]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1930&mdash1934年》，第55&mdash56頁。
[15]考慮了所有的事情後，可以認為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對李立三的組織成就的贊揚表現出普遍的樂觀，但不是真實的記述。
常注明日期為1930年7月23日的《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政治秘書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案》（見《紅色文獻》第354頁）是在4月至5月起草而在6月通過的。
[16]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70、100、108、140&mdash141和143&mdash14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34頁。
我舉出這些人名是為了糾正一種認為李立三在1929&mdash1930年幾乎完全沒有支持者的印象。
[17]王明：《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68&mdash71頁。
[18]《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6頁；北平社會調查所：《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前言》，第2頁。
[19]《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何孟雄同志問題決議案》（1930年12月16日），載于《黨的改造》第1期（1931年1月25日）。
見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95頁。
又《中共中央政治局關于開除羅章龍中央委員及黨籍的決議》（1931年1月20日），載于《黨的改造》第3期（1931年2月15日）。
全文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18&mdash221頁。
又見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135頁。
[20]王明：《中國現狀與中共任務》（1934年在莫斯科的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三次全體會議上的講話），第78頁。
關于中央集權主義，見王明著名的《兩條路線》小冊子的末尾，載《王明選集》第3卷，第111頁。
[21]1939年我有機會在成都基督教青年會網球場聽王明的公開講演，當時王明同吳玉章和林祖涵一起在出席國民參政會的會議後首途回延安。
我以前和以後從未聽到比王明更有口才的中國人講演。
[2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50&mdash259頁。
[23]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151頁；《社會新聞》第6卷第19&mdash20期（1934年2月27日），第264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183&mdash184頁。
[24]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503頁。
[25]《紅旗》第29期（1932年1月25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35和367&mdash368頁。
[26]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64頁。
[27]《紅色文獻》，第194頁。
[28]《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44頁。
[29]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12頁。
[30]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165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06頁。
[31]《鬥争》第47期（1930年2月16日）。
[32]《紅色中華》1934年6月28日。
[33]《紅色中華》1934年5月25日。
[34]《毛澤東集》第2卷，第82頁。
[35]1931年9月1日中央給蘇區的指示，收入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02&mdash304頁。
[36]《毛澤東集》第2卷，第82頁。
[37]《毛澤東集》第3卷，第168頁。
[38]《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2卷，第123頁。
[39]王觀瀾向斯諾提供的情況，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38頁；《紅色中華》1934年7月26日；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52&mdash154頁；斯諾：《西行漫記》，第183、253頁。
[40]《紅色中華》1934年6月30日；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52&mdash154頁；《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頁；《紅旗飄飄》第13集，第65頁。
[4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33頁；錢塘：《革命的女性》，第13&mdash15頁；《紅旗飄飄》第11集，第166、171、210頁。
[42]《紅旗飄飄》第1集，第74頁；第7集，第79&mdash108頁；第9集，第176&mdash178頁；第11集，第151、200&mdash208頁。
《星火燎原》第4集，第266&mdash268頁。
[43]蘇維埃法典在1933年10月15日頒布。
見陳誠檔案第16卷；特呂格弗·勒特菲特：《中國共産主義，1931&mdash1934年：民政經驗》第5章B節；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04&mdash406頁。
[44]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13&mdash414頁。
[45]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353頁。
[46]《星火燎原》第2集，第462頁和第6集，第379&mdash380頁；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192頁。
[47]《剿匪戰史》第4卷，第685頁。
[48]《星火燎原》第2集，第100&mdash102頁；賀龍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17頁。
[49]陳學昭：《漫走解放區》，第94&mdash95頁；《星火燎原》第2卷，第510&mdash522頁。
[50]根據1991年7月31日《文彙報》，馮增敏為紅色分遣隊第二任連長。
&mdash&mdash譯者
[51]關于理論上的處理，見黎安友：《中共政治的宗派主義模式》，《中國季刊》第53期（1973年1&mdash3月），第59頁；又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49&mdash151頁。
[52]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49頁；埃茲拉·沃格爾：《從朋友關系到同志關系》，《中國季刊》第21期（1965年1&mdash3月），第46&mdash59頁。
[53]陳獨秀：《告全黨同志書》，1929年12月10日，第7&mdash8頁。
關于陳獨秀分裂主義的其他原因，見林進的文章：《社會新聞》第9卷第8期（1934年12月11日），第296&mdash300頁；托馬斯·C.郭：《陳獨秀（1879&mdash1942年）與中國共産主義運動》第8章。
[54]彭述之：《讓曆史的文件作證》，《明報月刊》第30期，第18&mdash19頁。
[55]正是這個原因，中國分裂主義文獻應當受到與中國叛徒文獻不同的看待。
在這方面中共的學者沒有分享他們的俄國同事所擁有的方便，後者可利用大批翔實的叛徒文獻。
[56]李昂：《紅色舞台》，第189、192頁。
李昂甚至自稱是中共一大的參加者：同上書，第75&mdash76頁。
李昂這部書大概是這類著作中最不可信的之一。
[57]龔楚：《我與紅軍》，第2&mdash10、445頁。
[58]《星火燎原》第4集，第117&mdash118頁；《紅旗飄飄》第3集，第229&mdash233頁。
[59]《明報月刊》第57期，第95頁；第61期，第83&mdash84頁。
見載在《明報月刊》第62期上的《張國焘敬告國人書》（1938年5月20日）；一種較早的版本發表在張國焘、柳甯等：《一個工人的供狀及其他》，第4頁。
[60]《明報月刊》第56期，第86、93頁；第59期，第85&mdash86頁；第60期，第85頁；第61期，第93&mdash94頁；第62期，第85&mdash88頁。
又見張國焘為龔楚《我與紅軍》所作的序（第ⅲ、ⅳ頁）。
[61]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105頁。
[62]簡·德格拉斯：《共産國際，1919&mdash1943年：文獻選編》第2卷，第390頁。
關于南昌起義的叙述，我主要依據韋慕庭：《戰敗的廢墟》，《中國季刊》第18期（1964年4&mdash6月），第3&mdash54頁。
[63]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29頁；參看雅克·吉耶爾馬：《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49年》第12章。
[64]粟裕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9頁；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第10&mdash11頁；《南昌大事記》，《近代史資料》第4期（1957年），第130頁。
這些青年大多是中共黨員或共青團員。
[65]經查核，參加南昌起義的部隊中并無第25軍的番号，朱德所指揮的是第9軍；在葉挺所指揮的參加起義的第11軍中有第25師，但該師由周士第指揮。
&mdash&mdash譯者
[66]楊成武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01頁。
[67]《華字日報》1927年9月28日和9月30日。
[68]桑頓：《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黨，1928&mdash1931年》，第5、15&mdash16頁。
[69]《紅色文獻》，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