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mdash135頁。
[70]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118頁；向忠發曾在武漢發動一次中途夭折的罷工以支援起義，見《華字日報》1927年8月5日。
[71]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122頁；關于這個地域的暴動計劃，參看羅伊·霍夫海因茨：《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32期（1967年10&mdash12月），第37&mdash87頁。
[72]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122頁；《中央通信》第6期（1927年9月20日），收入《毛澤東集》第2卷，第13頁。
[73]甚至像湖北黃安這樣的縣城也受猛烈攻擊，以緻共産黨人不能長期占據。
見徐向前和鄭維山文，載《星火燎原》第2集，第363&mdash377頁和第1集下冊，第743&mdash755頁。
又見羅榮桓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mdash140頁和黃永勝文，載《紅旗飄飄》第13集，第7頁。
[74]徐向前文，同上；陳伯祿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795&mdash799頁。
[75]賀龍文，載《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603&mdash614頁；蕭作梁：《1927年的中國共産主義：城市與鄉村的對抗》，第110頁。
《中央通信》第5期（1927年8月30日），收入《毛澤東集》第2卷，第13頁。
[7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36頁。
[77]《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64頁；關于激進知識分子的作用，見J.M.波拉切克：《江西蘇區的道德經濟（1928&mdash1934年）》，《亞洲研究雜志》第42卷第4期（1983年8月），第805&mdash829頁。
[78]瞿秋白：《中國現狀與共産黨的任務》，在十一月會議上的報告，收入胡華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00&mdash222頁。
[79]葉劍英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96&mdash197頁。
[80]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147&mdash148頁。
[81]關于中國共産黨成功的&ldquo環境适應學&rdquo，見羅伊·霍夫海因茨以此為題的論文，該文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産黨的現行政治》。
在霍夫海因茨的這篇論文和較早的論文《秋收起義》（《中國季刊》第20期）中，他忽略了井岡山農民協會的存在。
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61頁）中，提到在他到井岡山前一年多時間裡黨在當地群衆中的基礎工作。
關于井岡山根據地的創建，見陳志讓以《意識形态與曆史》為題報道的1980年7月7日和8日與井岡山博物館館員的詳細讨論（靜電複印供交流用）。
[82]黃永勝記錄的講話，《紅旗飄飄》第13集，第8頁。
見毛澤東1928年11月25日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28、47&mdash48頁。
[83]張國焘文，載《明報月刊》第46期，第99頁。
[84]《教務雜志》第13期（1931年6月），第468頁。
[85]例如，見《密勒氏評論報》1933年7月22日、1933年11月18日和1934年1月13日。
[86]亞朋德等：《中國能生存下去嗎？》，第238&mdash239頁。
[87]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毛澤東集》第2卷，第128&mdash129頁。
[88]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30頁。
規模、人口和紅軍實力的估計出入很大。
确實，如霍夫海因茨已經指出的那樣（見本書此處注釋），甚至&ldquo共産黨占據&rdquo的概念也需要嚴格界定。
雖然邝繼勳失去四川蘇區，但據上海《時報》時常報道，他在川鄂湘邊區繼續進行遊擊活動。
[89]關于蘇區政府的結構和職能，見勒特菲特：《中國共産主義，1931&mdash1934年：民政經驗》和金一平（音）：《中國共産主義政治》。
[90]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51&mdash52頁。
[91]博古（秦邦憲）向斯諾談到這一經曆，見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9頁。
[92]關于共産國際指示，見《紅色文獻》第324&mdash327頁和桑頓：《共産國際與中國共産黨，1928&mdash1931年》，第87&mdash91頁。
與桑頓的印象相反，共産國際的這個指示和其他指示措辭含糊不清。
這個指示說，在反對帝國主義者和反動派的戰争變得激烈時，可把富農問題放在第二位。
大概就是在這種限制下李立三在1930年夏改變了他的土地政策。
關于這些法律的全文，見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357&mdash361頁。
但如認為李立三的1930年5月土地法體現了向反對富農的激進政策的急劇轉變則是錯誤的。
因為這部土地法不堅持消滅富農，是符合共産國際指示精神的。
[93]《毛澤東集》第2卷，第67&mdash69頁和第47、56頁。
[94]同上書，第73&mdash75、179&mdash184頁。
[95]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191&mdash192、245&mdash248頁；《星火燎原》第2集，第99&mdash100頁。
[9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43頁。
該書中文版比該書1960年出版的英文版好得多。
[97]《紅色文獻》，第236頁。
[98]前委閩西特委聯席會議決議第二号（1930年6月），收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mdash1934年：文獻研究》，第153&mdash155頁。
[99]1932年1月10日中央來信，收入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508頁。
[100]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mdash1934年》，第49頁。
[101]《毛澤東集》第2卷，第166&mdash167頁；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508頁。
[102]《毛澤東集》第2卷，第259&mdash262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192&mdash193、495頁。
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mdash1934年》，第53頁。
然而，在王明的《兩條路線》（《王明選集》第3卷，第61頁）中，土地交易是準許的。
按照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一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的土地政策，地主和富農是不許購買土地的。
不久以後，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發布的第2号通告，規定富農有買賣土地的權利，但不得以壟斷方式買賣土地。
問題是：在蘇區什麼人确實在買賣土地？什麼人有錢購買土地？見《毛澤東集》第2卷，第262頁。
[103]《明報月刊》第40期，第98頁；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262頁。
[104]關于湘鄂西蘇區和湘贛蘇區的經驗，見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245、249&mdash251頁；《星火燎原》第2卷，第99頁。
[105]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409&mdash412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203&mdash205頁；勒特菲特：《中國共産主義，1931&mdash1934年》，第154&mdash184頁。
[106]例如，所有關于查田的指示當時由張聞天發布。
[107]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示（1933年3月4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195&mdash196頁。
[108]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指示（1933年4月14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207&mdash208頁。
[109]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指示（1933年6月1日），《毛澤東集》第3卷，第223頁以下。
[110]《毛澤東集》第3卷，第254頁。
[111]《毛澤東集》第3卷，第223、257頁；《鬥争》1934年5月24日；王觀瀾文，載《星火燎原》第2集，第211頁。
[112]《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122頁。
[113]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211&mdash212頁。
[114]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政府劃江西省雩都縣西北部與興國縣一部為勝利縣，治銀坑圩。
&mdash&mdash譯者
[115]《鬥争》1934年5月26日；張聞天指示，《紅色中華》1934年3月15日。
[116]經查核資料，該數字有誤，應為317539擔。
三擔合地一畝。
&mdash&mdash譯者
[117]《紅色中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第二次全國工農代表大會特刊，1934年1月26日。
[118]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360、368頁。
[119]張聞天文，《紅色中華》1934年6月25日；蕭作梁：《中國土地革命，1930&mdash1934年》，第285頁。
[120]《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5頁。
[121]31928年11月25日毛澤東給中共中央的報告，《毛澤東集》第2卷，第37頁；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mdash140頁；《紅旗飄飄》第1集，第57&mdash59頁。
[122]《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465&mdash470頁。
[123]方強文，《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431&mdash436頁；《紅旗飄飄》第10集，第186頁；斯諾：《西行漫記》，第273頁；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第270頁。
[124]《紅旗飄飄》第1集，第57&mdash59頁。
[125]陳錫聯文，《紅旗飄飄》第3集，第90頁。
[126]《第二次國内革命戰争時期史事論叢》，第63&mdash64頁。
[127]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39&mdash140頁。
[128]《古田決議》，《毛澤東集》第2卷，第123&mdash124頁。
[129]羅榮桓文，《星火燎原》第1集上冊，第140頁。
[130]《毛澤東集》第2卷，第124、253&mdash254頁。
[131]《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67頁。
[132]同上書，第68&mdash69頁。
[133]《星火燎原》第1集下冊，第309&mdash310和第2集，第145&mdash148頁；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37頁。
[134]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99&mdash100頁；董顯光：《蔣總統傳》第1卷，第203頁。
[135]《紅色文獻》，第152&mdash153、166頁。
[136]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關于國民黨改組派和中共任務問題的信，1929年10月26日（《紅色文獻》，第334、340頁）或1929年12月末。
[137]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引證史》，第180頁。
[138]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給中共中央的信（1930年7月23日或1930年6月），《紅色文獻》，第346&mdash355頁。
[139]李立三：《反托》，第9頁；又見毛澤東關于這個問題的評論，《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82頁。
[140]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42&mdash51頁；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22頁以下。
[141]《紅色文獻》，第335、358頁。
這封信的日期籠統地寫成1930年6月（見A.M.格裡戈裡耶夫文，L.P.傑柳辛編：《共産國際與東方》，第334&mdash335頁）。
日期的差異無助于斷定這封信是在1930年6月11日有重大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以前還是以後對中共戰略計劃的反應。
[142]例如，見庫西甯在共産國際執行委員會第十次全會上的報告和L.毛焦爾文[《國際時事通信》第5期，第40頁（1929年8月20日）和《國際時事通信》第10期，第18頁（1930年4月10日）]。
[143]江蘇省委關于中央工作的意見，《中共的政治工作》第1集，第166&mdash167頁。
[144]《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
[145]《紅旗》1930年3月29日；《中央通信》第15期（1928年11月8日）。
[146]《中央通信》第70期（1930年2月26日）。
[147]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15頁。
[148]《紅旗》1930年8月16日。
[149]史華慈：《中國共産主義與毛澤東的崛起》，第143頁。
着重點是我加的。
[150]《毛澤東集》第1卷，第175頁。
[151]《毛澤東集》第2卷，第133頁。
[152]同上書，第59、128頁。
[153]同上書，第135、139頁。
[154]《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54和61頁。
[15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99頁，注四；斯沫特萊：《偉大的道路》，第278&mdash279頁；陳志讓：《毛澤東與中國革命》，第156&mdash159頁。
第二次進攻長沙不是由共産國際下令的。
見哈裡森論李立三文，《中國季刊》第14期，第187頁和《王明選集》第3卷，第75頁。
[156]《王明選集》第3卷，第56頁。
[157]同上書，第246&mdash269頁。
[158]同上書，第50、74頁。
[159]《實話》第3期（1932年4月20日）。
[160]劉伯承文，《革命與戰争》第1期（1932年8月1日）。
[161]周恩來文，《紅星》第4期（1933年8月27日）；《王明選集》第3卷，第74頁。
[16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45&mdash348頁。
學者一般認為毛澤東與有周恩來支持的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進行了一場權力鬥争，而金一平（音）（《中國共産主義政治》）卻提出&ldquo分工&rdquo理論，說毛澤東專門負責政府，秦邦憲專門負責黨的工作，周恩來專門負責軍隊工作，形成集體領導。
金一平的基本假設是：二十八個布爾什維克沒有實際權力基礎，隻有理論言論，不敢向軍隊領導人（包括毛澤東在内）挑戰。
幾乎沒有文獻證據支持這種說法，金一平的論點看來是不能接受的。
見勒維菲特著《中國共産主義，1931&mdash1934年》第86&mdash97頁中的關于中共人員及其職分的分析。
[163]《剿匪戰史》承認這點不妥當，該書第1卷第93&mdash94頁；唐生智和孫科也批評蔣介石的意圖，見孫科等：《讨蔣言論集》，第41、133頁；又見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第42頁。
[164]《剿匪戰史》第1卷，第107&mdash114頁。
[165]同上書，第28&mdash44頁。
[166]《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22頁。
[167]《剿匪戰史》第1卷，第54&mdash67頁。
[168]賀龍認為這個損失是夏曦的&ldquo山頭主義&rdquo造成的；見缪楚黃：《中國共産黨簡要曆史》，第90頁。
[169]《剿匪戰史》第2卷，第170和239頁；蔡廷锴在《蔡廷锴自傳》第1卷第375頁上說，人民一轉向共産主義，就團結而高興。
[170]關于第四方面軍的群衆工作，見《剿匪戰史》第3卷，第467頁和第4卷，第683&mdash685頁。
[171]關于第四方面軍創建新蘇區，見《剿匪戰史》第4卷，第519頁和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207&mdash211頁。
[172]這裡采用的情況大多來自《剿匪戰史》第2卷和第3卷各處；以及湯良禮：《中國征剿共匪》，各處。
[173]劉培善文，《中國共産黨在江西地區領導革命鬥争的曆史資料》第1卷，第188頁。
[174]《紅星》第29期（1934年2月18日）。
[175]國民黨政府出版的官方戰史（《剿匪戰史》）談到&ldquo逐漸收緊碉堡圈&rdquo（第2卷第266頁），王健民著《中國共産黨史稿》也支持這種說法。
按照第五次圍剿的總戰略計劃，國民黨軍把由碉堡守護的道路修進蘇區。
關于李德的戰術，見胡繼喜（音）文，《中國季刊》第43期，第34頁。
斯諾關于這種戰術是林彪的貢獻的說法近由《紅旗》1975年第1期的一篇文章證實。
又見李德（奧托·布魯恩）：《中國紀事，1932&mdash1939年》，第68頁。
我本人1980年在北京軍事博物館看到一本林彪關于這個問題的小冊子。
[176]《紅星》第55期（1934年7月25日）。
[177]《毛澤東選集》第1卷，第230頁。
[178]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258&mdash259頁；缪楚黃：《中國共産黨簡要曆史》，第92&mdash93頁；盛裡予：《中國人民解放軍三十年史話》，第16&mdash18頁。
[179]蕭克談話，載于韋爾斯：《紅色塵土》，第139頁；王震談話，同上書，第101頁；缪楚黃：《中國共産黨簡要曆史》，第93頁。
[180]李天佑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9頁；劉伯承文，同上書，第4頁；缪楚黃：《中國工農紅軍長征概述》，《曆史研究》1954年第2期，第88頁。
長征的經過在迪克·威爾遜著《長征，1935年：中國共産主義幸存的史詩》中有詳細的叙述。
[181]賀國光談話，載于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624頁。
賀國光當時為蔣介石的行營主任。
[182]張國平：《白崇禧将軍傳》，第62&mdash64頁；《春秋》第49期，第14頁。
[183]金帆：《在紅軍長征的道路上》，第45頁。
[184]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5頁。
[185]《明報月刊》第48期，第85頁。
[186]《剿匪戰史》第5卷，第883頁；薛嶽：《剿匪紀實》第3冊，第13&mdash14頁。
[187]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5頁；薛嶽：《剿匪紀實》第3冊，第7&mdash9頁。
[188]《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48、50頁；蕭華文，《紅旗飄飄》第13集，第87頁；安德烈·馬爾羅：《反回憶錄》，第533頁。
[189]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4頁。
[190]同上書，第6頁；《紅旗飄飄》第14集，第102&mdash103頁。
[191]《明報月刊》第49期，第78頁；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9頁。
[192]Nan&mdasht&rsquoung，未詳何地。
&mdash&mdash譯者
[193]徐向前談話，載于韋爾斯：《紅色塵土》，第161頁。
[194]陳志讓：《遵義會議決議》，《中國季刊》第40期。
在福建，蔡廷锴指揮的因1932年1月上海抗戰而馳名的十九路軍，于1933年10月26日與共産黨簽訂協定（見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49頁）後，于1933年11月在福州建立&ldquo人民革命政府&rdquo。
（全稱為&ldquo中華共和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rdquo。
&mdash&mdash譯者）這次行動嚴重削弱了蔣介石在東北角的包圍。
由于許多政治問題錯綜複雜，這個形勢并未導緻任何形式的十九路軍與中國共産黨的合作，而福州政府不久即被蔣介石擊破。
[195]迪特爾·海因齊格文，《中國季刊》第46期，第287頁。
毛澤東的&ldquo三人軍事小組第一把手&rdquo的新地位，現在被中國各大博物館館長和中國人民大學胡華教授這樣的權威視為毛澤東在黨的軍事等級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見胡華：《中國革命史講義》第1卷，第363頁。
[196]《明報月刊》第51期，第79、82頁。
[197]柳甯：《一個工人的供狀》，第12頁。
[198]《明報月刊》第49期，第80頁。
[199]《明報月刊》第50期，第88頁。
[200]《明報月刊》第51期，第81&mdash82頁。
[201]同上月刊，第79、82頁。
[202]《明報月刊》第52期，第83頁。
[203]即右路軍。
下文西路軍即左路軍。
&mdash&mdash譯者
[204]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頁。
[205]《明報月刊》第52期，第96頁。
[206]劉伯承文，《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頁。
[207]《明報月刊》第54期，第88頁。
[208]《明報月刊》第48期，第85頁。
[209]《星火燎原》第4集，第264頁。
[210]《剿匪戰史》第6卷，第997頁。
[211]《明報月刊》第53期，第91頁和第54期，第88頁。
關于這個方案，根據未經證實的情況，林毓英提議把毛澤東的中央改為西北局，張國焘的中央改為西南局，由林毓英本人充當兩局之間的調解者，以達到重新統一。
見《明報月刊》第53期，第89頁。
[212]《明報月刊》第50期，第86頁。
[213]《明報月刊》第54期，第88頁。
[214]關于紅軍在長征中的給養問題，隻有片斷的資料。
學者似乎有把握認為向地主和富農征糧是通常的來源（《星火燎原》第4集，第179&mdash180頁），這是一種與秋收暴動後遊擊隊征糧相似的形式。
劉伯承與彜族酋長結為盟兄弟的著名故事（韋爾斯：《紅色塵土》，第71頁）不是典型的。
紅軍在廣西龍坪鎮苗區逗留10天左右，軍營附近每晚起火（《紅旗飄飄》第11集，第32頁）。
在草地，賀龍和羅炳輝沿途進行後衛作戰，受到藏人的騷擾（韋爾斯：《紅塵》第130頁）。
有部落時，紅軍千方百計從它那裡獲取糧食（《星火燎原》第4集，第128&mdash130頁）。
自然，紅軍宣傳國民黨施行惡政，幫助窮人和交不起租稅而被關進監獄的人來讨好彜族和其他部族（《星火燎原》第4集，第118&mdash121頁）。
[21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78頁。
[216]程季華：《中國電影發展史》；傑伊·萊達：《電影：中國電影和電影觀衆記事》；劉绶松：《中國新文學史初稿》；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2卷，第137頁；夏濟安：《黑暗之門：中國左翼文學運動研究》。
[217]《紅色文獻》，第386&mdash392頁；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7頁；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326頁。
[218]《王明選集》第3卷，第51&mdash52頁。
[219]《明報月刊》第58期，第87頁。
[220]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正式成立于1928年，1932年擴大為黨務調查處，該處同時對外用特工總部名義。
同年，中華複興社特務處成立。
1935年，黨務調查處與複興社特務處合并組成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原黨務調查處為該局一處，原複興社特務處為該局二處。
1938年，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進行改組，該局一處改為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稱&ldquo中統&rdquo），該局二處稱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通稱&ldquo軍統&rdquo）。
&mdash&mdash譯者
[221]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28&mdash261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
潰》，第408&mdash414頁。
[222]柳甯：《一個工人的供狀》，第66頁。
[223]董顯光：《蔣總統傳》第1卷，第208&mdash209頁；易勞逸：《國民黨中國的法西斯主義：藍衣社》，《中國季刊》第49期（1972年1&mdash3月），第1&mdash31頁。
[224]郭華倫：《中共史論》第2卷，第228&mdash238頁；曹伯一：《江西蘇維埃之建立及其崩潰》，第408&mdash414頁。
這裡的資料未經證實，隻應極小心地采取。
我已謹慎地不采用龔楚和李昂文章中提供的情況，因為我認為應盡量避開這兩個作者。
[225]劉少奇：《論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共産黨人》第1期。
胡佛研究所有這篇論文的手抄本。
[226]李昌：《回憶民先隊》，《一二·九回憶錄》，第16頁。
[227]同上書，第187&mdash189頁。
[228]《抗日戰争時期解放區概況》，第6頁；《紅旗飄飄》第3集，第168&mdash180頁。
[229]韋爾斯：《紅色塵土》，第75頁；美國陸軍部軍事情報處：《中國共産黨運動》，第2355頁。
[230]《星火燎原》（香港三聯書店版），第10&mdash11頁；《中華年鑒，1936年》，第425&mdash426頁。
[231]蕭作梁：《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内部的權力關系》，第226頁。
[232]《紅星》1934年7月20日，第1頁。
[233]胡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史參考資料》，第263&mdash269頁。
在毛兒蓋會議上，甚至無人提到建立抗日統一戰線的可能性；無人知道《八一宣言》的發表。
張國焘文，《明報月刊》第50期，第85頁。
[234]關于第二次統一戰線各個方面的讨論，見L.P.範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産黨曆史中的統一戰線》；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産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
[235]《王明選集》第1卷，第9&mdash10、11&mdash13、25、53頁；範斯萊克：《敵與友》，第53&mdash54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3頁以下。
[23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87頁。
[237]《毛澤東集》第5卷，第10、13&mdash14頁。
[238]《瓦窯堡會議決議》，《毛澤東集》第5卷各處。
[239]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0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35&mdash37頁。
[240]斯諾：《西行漫記》，第370&mdash378頁。
[241]範斯萊克：《敵與友》，第60頁。
[242]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302頁。
[243]同上書，第194頁；《紅色中華》1936年5月26日。
[244]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第72&mdash73頁。
[245]董顯光：《蔣總統傳》第2卷，第225頁。
[246]董顯光：《蔣總統傳》第2卷，第245頁。
[247]查爾斯·麥克萊恩：《蘇聯政策與中國共産黨，1931&mdash1946年》，第79&mdash91頁；蔣廷黻教授應蔣介石之請于1934年末訪問莫斯科；見查爾斯·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mdash1935年》。
[248]斯諾：《紅色中國雜記》，第1頁以下。
[249]重光葵：《日本及其命運》，第222&mdash223頁。
[250]1936年12月14日《大公報》社論，收入張熾章：《季鸾文存》（1962年台北版），第222&mdash223頁。
[251]貝特蘭：《中國的危機：西安兵變真相》（又名《中國的第一幕》），第170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46頁。
[252]《王明選集》第1卷，第168&mdash169頁。
[253]《明報月刊》第61期，第91頁。
[254]《王明選集》第1卷，第97&mdash98頁。
[255]同上書，第81頁。
[256]何幹之：《中國現代革命史》第1卷，第191頁；《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執行委員會指示（1935年12月15日）》，《毛澤東集》第5卷，第13頁。
[257]《毛澤東集》第5卷，第63&mdash65頁。
[258]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第8&mdash9、12頁。
[259]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第12&mdash15頁。
[260]《明報月刊》第60期，第8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