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少的家庭貢獻少一些，收益也少一些）；他們由一個包括有經驗的農民治水人員體系管理，輪流履行自己的職責。
[64]森田明在對清代治水情況的權威性研究中，總結了六個以上省份的治水經驗，這些經驗也沿用到民國時期。
在河北邢台縣，為了利用河流，在這個地區建立了兩個治水組織。
這兩個組織以水閘作為治水的标準單位。
每座水閘的職員都是擁有土地的農戶；他們被稱為連戶。
因為這些農戶支付了修理水閘和供水渠道的費用，交稅，還提供了無償勞動，所以他們參加治水的管理，他們也得到用水的利益。
即使在綏遠和山西也有由水澆地主人組成的治水組織，這些農戶和上面提到的農戶一樣，也是土地的所有者。
這些有土地的農戶提供建設和維修治水設施所需要的勞務。
他們灌溉土地的用水量，按各戶擁有土地的多少來分配（按地畝澆水）。
管理這些治水組織的基本原則&mdash&mdash諸如職員是擁有土地的農戶，他們根據擁有土地的量分擔費用和分享利益&mdash&mdash與華中、華南的治水組織并無二緻。
[65]
當然，在農民能被引導到把他們的資源用于這類事業之前，他們必須了解利益會超過費用。
局外人對農村合作的潛在利益所做的估價可能與居民十分不同，後者習慣地忽視某些費用。
但是不管怎麼說，合作在農村生活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為它使農戶得以共享不足的資源。
在這方面，它所起的作用與家庭間的私人契約是一樣的，即它能使他們用其資源得到比其他辦法更高的收入。
農業的商業化
到20世紀初，鐵路修建了，口岸城市也擴大了。
這些發展對農民來說，意味着新的機會。
但是在20年代早期，正當農業資源的新供應（美國棉花種子及化肥等）出現，農民的觀念開始變化時，農業遇到了第一次大危機。
結果，這些新的投入在内地依然很少，并且難以看見，沒有真正影響到大多數農村。
然而，在這個短暫時期裡，貿易的增長和作物的專業化造成了上市剩餘農産品的增長。
二者是運輸的急劇改進促成的。
在1894年至1911年間，鐵路路線增加了26倍。
與此相對照，1911年至1927年間僅增加35%。
[66]鐵路加速了遠距離交貨，侵害了水路和陸路運輸，在某些地點的許多定期集市消失了。
[67]鐵路不僅使經傳統運輸到口岸城市的貿易路線改道，而且還把新的貨物帶進内地，并為海運收集農産品。
對上市剩餘農産品的新的需要，首先來自對外貿易。
農産品的出口在1890年到1910年間，比别的時期增長更快。
在1876年到1890年間，糧食和經濟作物出口總值僅分别增長26%和38%。
[68]但在1890&mdash1905年期間，相應的數字為300%和600%。
到1911&mdash1915年，糧食作物出口年增長率為12%，而經濟作物出口年增長率為11%。
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30年間，所有出口總值的增長率每年僅為4.8% 。
[69]
新的需求，其次來自大、中城市的擴大。
在世紀之交，多數大城市的人口仍不足25萬。
在1900&mdash1938年間，住在超過10萬人的城市裡的城鎮人口年增長率約2%，而中、小城市增長率更快一些。
[70]在20世紀30年代至40年代，除了作為省會的一些城市以外，在1895年至20世紀第二個10年末期，中心城市在其開始擴張階段，增長速度超過了任何别的時期。
在這最初階段，城裡新來的人主要是農民，特别是18歲至45歲的男性，他們是來找工作的。
[71]由于這些家庭的食品消費模式仍與他們住在農村時相似，在此期間城鎮對糧食的需求一直很大。
[72]
增強的資源專業化
如果說由鐵路和外貿促成的新的需求，使得更多的農民通過出售農産品而獲利，那麼，在供應方面有了哪些發展使得上市的剩餘農産品得以增加呢？答案在于農民資源的專業化提高了，相關的勞動報酬也提高了。
下面假設的例子可用來闡明這樣的發展。
設想一種主要是農業而沒有外貿的經濟，其中城鎮與農村人口的增長率相同，而糧食和經濟作物以一定的組合由農村銷往城市。
這種經濟很像鐵路革命之前的中國。
再設想運輸改進了，外貿發展了。
這些新的市場需求使某些農作物價格上漲。
但是由于所有的好地都已耕種，而開墾貧瘠的土地費用又過高，農村已不能增加它們的耕種面積。
因此，農民開始專門生産某種能帶來較高收入的農作物，而運輸和銷售的改進，又使他們能以買得起的價格得到某些他們需要的貨物。
有些地區專門生産糧食，另一些地方專門生産經濟作物。
在這種專業化增強的情況下，農民勞動獲得的産品數量增加了。
這種經濟出口初級的或經過加工的經濟作物。
因為新的就業機會吸引了農民到城市來，城市人口開始比農村人口增加得快了。
城鎮對食品的需求上升了，但是當鄉村不能供應足夠的糧食時，可以從國外進口少量的糧食。
在這種情況下，農戶增加了他們農田的總産量，同時也增加了上市的餘糧的比例。
甚至在生産糧食的勞力得到恒定報酬的假定下，這樣的發展依然是可能的。
[73]
在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第二個10年的末期之間，中國的狀況就是這樣。
但是在1920年以後，這個過程不斷地受到破壞。
19世紀70年代後，作物專業化的證據是什麼？大豆的種植很快越過滿洲中部；膠濟鐵路沿線農民種植了更多的煙草；在山東西北部、河北南部、河南北部、江蘇和安徽，農民們種植花生。
[74]在1900年至1937年間，油菜的種植面積大約擴大了五倍，特别是在四川、安徽和河南。
中部和南部的省份生産了更多的桐油，河南、安徽、江蘇、湖北、河北、山東和江西生産了更多的芝麻。
[75]棉花的種植也遍及華北，特别是在山東、河北和山西。
新的市場需求，使許多地區的農民轉種新的作物有利可圖。
弗裡德裡希·奧特觀察到20世紀第二個10年裡農村的這些發展：
中國農民如果不受幹擾，并且确信自己勞動的果實将屬于他自己，就能相當快地注意到他們自己的利益。
即使華北農民消極，也決非由于感覺遲鈍。
要了解這一點，人們隻需提出下列事實：在膠濟鐵路線附近大量增加了花生的種植，或者沿滿洲鐵路全線大量增加了大豆和小麥的種植；還可以提出上海周圍農業種植的變化：他們種植小麥和棉花替代水稻。
[76]
然而有些地區農民似乎對新的市場信息沒有反映，在土地利用方面也沒有什麼變化。
一個日本人調查了沈陽郊外的三個村莊，雖是在1939年進行的，但涉及的時間超過25年。
他發現甚至在已大規模發展的城市附近，也有一些村子忽視了新的商業影響。
我們考查了土地占有關系，以及伴随的非農業勞動和農田作業的狀況，把民國初期與1939年&mdash&mdash這時農村處于城鎮迅速擴大的沖擊之下&mdash&mdash之間農村的變化作了比較。
與民國初期相比，近年（在沈陽周圍）運輸、商業和工業已有相當大的發展。
但在另一方面，我們可以說農業并沒有發生什麼變化：沒有受過教育的農民所運用的同樣耕作技術繼續沿用到現在。
我們調查的蘇家屯鎮附近的村，離沈陽很近，農民們本可以把農田經營得更好一些。
不幸的是，這裡的黏土非常不适合種植蔬菜。
目前這些農民自已還要購買蔬菜。
如果農民反過來為蘇家屯和沈陽供應蔬菜，我們知道他們就能夠極大地增加他們的農田收入。
但是，他們既不努力改進土壤的質量，也不努力提高蔬菜之外的農作物的産量。
幸運的是，離村僅僅幾公裡有一條河，農閑時節河裡的船運沙。
農民們不是可以用這種辦法取一些表土加到他們的黏土地上，從而改良他們的土地嗎？但是農民們說他們不能這樣做。
&ldquo錢從哪裡來？我們的勞力不夠。
&rdquo
情況就是這樣，沒有人有任何改進村社的計劃。
單從這個實例來看，難道就沒有機會逐步改進耕作方法了嗎？相反，農民繼續依靠傳統的耕作方法，并不積極進取。
在這種情況下，農業是沒有進步的希望的。
[77]
許多農民，像沈陽城外的村民一樣，對新的市場擴大毫無反應，因為他們對生産更多供出售的剩餘農産品費用和利益的認識&mdash&mdash不是用其他方法利用他們的資源&mdash&mdash與局外人（像這些日本研究人員）完全不同。
有些農民像沈陽周圍的農民那樣，甯願去城裡工作，而不願意合作種蔬菜。
在城市，他們的報酬可能會高一些，在那裡他們也可能遇上更多的社會機會。
一般地說，農民的認識不一，意味着某些地區能從市場對糧食和特種作物的新需求得到很大的利益，而另一些地區則否。
更有一些地區趨于衰落，因為新城鎮的成長和鐵路的發展全都繞過了它們，或者破壞了它們傳統的市場銷路。
新的市場發展，也影響到農村的手工業生産、就業和收入。
例如，從日本、印度和英國進口機紡細紗，隻是在1870年至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有增加，此後下降了。
[78]情況是進口棉紗便宜，比農家紡的本國棉紗拉力大。
村民織布（土布），開始用更多外國棉紗替代國産棉紗，特别是用作緯線。
[79]許多商人開始向農村和集鎮上的農民織工提供外國棉紗和現金，以交換他們的布。
這一新的農村投資體系，第一次出現在濰縣（山東）、高陽（河北）、郁林（廣西）、興甯（廣東）和常州（江蘇）等縣。
19世紀70年代之後，發生了一次複雜的農村資源再分配：在某些地區家庭紡紗衰退了，而在另一些地區家庭織布卻有所增加。
[80]茶葉、絲綢和陶瓷産地的經曆也有相似的過程，因為擴大的貿易和新的商品迫使手工業生産逐漸改造。
從19世紀70年代至20世紀第二個10年期間，這些變化對各種類型的農村手工業的淨效應是極端複雜的。
總的印象是，并且也僅僅是，擴展大于收縮，但是這一課題仍需更多的研究。
新出現的農村經濟
盡管各村之間供應市場的剩餘農産品在數量上差别很大，但是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的農村調查表明，平均說來，家庭向市場提供的産品比例是很高的。
例如，在北滿的一次調查（1922&mdash1924年）發現，農民出售他們48%的農産品。
[81]同樣，蔔凱在1921年至1925年間搜集華北和華東的農田資料，也發現大約50%的家庭收入來自市場銷售，不論這些家庭是租入土地，部分擁有，抑或全部擁有耕地。
[82]
但是，把這些家庭加以分類，并按耕地規模和财力對它們加以比較時，可以明顯看出大農戶賺的錢是小農戶的二至五倍，同時他們從市場銷售賺得的錢也高得多。
事實上，一些對豐潤縣（河北）典型的華北農村的調查表明，富有農民的總收入中，非農業收入來源所占的份額是很小的。
[83]扣除包括消費支出、賦稅、折舊和意外費用在内的全部農本後，最富有農戶的剩餘部分要遠遠超過其他的農戶。
雖然這些農戶提供該村上市剩餘農産品的最大部分，但是與擁有部分耕地的農戶和佃農相比，他們對每單位谷物産量的投入也少一些。
由一小群富有農戶提供全村上市餘糧多達一半或更多，這種模式絕非罕見。
[84]
另有幾個其他市場特性與農戶的規模有關。
農戶調查資料表明，小農戶為上市農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勞力要占更高比例，同時，這樣的專業化&mdash&mdash專門生産經濟作物或特種糧食&mdash&mdash要求農戶投入更多的勞動。
[85]另一方面，大農戶為上市作物投入的土地和勞力比例比小農戶要小一些。
看來，這一時期農戶的數量成倍增加，農戶的平均規模繼續下降。
同時，更多的小農戶利用農地價格的上漲，開始從事專業化生産。
勞動報酬的提高使小農戶能從市場購買糧食，因為他們生産規模小，不能在自己的土地上生産糧食。
由于專業化生産和交換的增加，無論大、小農戶，單位土地一年中投入的勞力都比過去多。
但是，這樣的發展使小農戶僅能支持下去，不妨說，僅免于遭沒頂之災。
如果遇上歉收、意外債務或市場交換價格不利，他們的生活立即就變得悲慘而無保障了。
總之，從19世紀70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特别是在興建鐵路之後，農業迅速商品化，使得大多數村民能夠供養更多的人口，并且支持小的城鎮逐步發展。
這種土地制度針對新的市場壓力，作了許多調整，沒有造成農村的嚴重失業，沒有從國外進口大量糧食，也沒有産生嚴重的通貨膨脹。
但是這是一種脆弱、複雜和相互嚴重依賴的農村經濟，一旦面臨外界的嚴重打擊，就會迅速波及整個農業，從而成為生産和交換嚴重脫節的犧牲品。
農業危機
在1920年以前，觀察農村情況的人，幾乎沒有誰對農業即将發生的災難發出過警報。
不論是查閱中國知識界的非官方的印象，還是查閱海關特派員&mdash&mdash他們每年都熱心地記錄下他們供職的周圍地區的情況&mdash&mdash的官方報告，農業情況都在逐步向前發展，隻是有時因歉收而減慢下來。
就是在地方這一級上&mdash&mdash偶有農村長期情況的僅有記錄&mdash&mdash也看不到農業生産或收入持續地有過較大下降。
江蘇省以租佃關系普遍、地租沉重以及佃戶與地主間暴力沖突頻繁而聞名，該省為财務管理做的土地記錄表明，隻是在1920年以後才發生收租和交納土地稅的大幅度波動，而在1890年到1920年期間一直是相對穩定的。
[86]
可是在1920年以後，文字記錄普遍顯示，實際的困難困擾着農業。
海關官員一直提到法律和秩序遭到破壞，運輸和市場銷售混亂，以及遍及全國廣泛失控的水旱災害。
W.R.邁爾斯1931年從山東膠州報道：&ldquo回顧這10年（20世紀20年代），山東省經曆了一系列自然的和政治的災難；多數鄉紳逃往城市尋找臨時的避難處，而較窮苦的階級則遷徙到滿洲。
&rdquo[87]到1931年，農業形勢已變得十分嚴峻。
一項關于14個省，包括大約2.8億人口和全國主要農業區的糧食問題的研究報告說，就需求而言，供應短缺5%。
3[88]
危機的确定與叙述
這不僅僅是個農村人口暫時性的生存危機，而是一系列持續發生的混亂，結果産生了兩種新現象。
一方面，城市與農村發生了周期性的經濟分離，因而城市得不到從農村來的糧食和纖維時，更加依賴對外貿易。
另一方面，農村的苦難急速加重。
大批人群從一個省遷徙到另一個省；饑荒，農民逃入城鎮乞讨，婦女淪落，父母被逼賣兒鬻女，大量農村人口失業，農村普遍欠債和被迫出售土地，凡此種種，都足以證明上述論斷。
這些事從前是很少的，現在則是司空見慣。
的确，糧食和棉麻的供應中斷波及市場，進而波及城市和别的地區，在清朝也時有發生，但并非持續不斷，不像1920年至1949年期間那樣。
盡管統計材料貧乏，謹提供我們現有的材料如下。
首先，在1921年至1941年間，中國變得更加依賴進口糧食。
事實上，在這20年間進口糧食之多是空前的，因為農業生産和農村集市銷售均遭到破壞，使大城市的糧價相對于其他物價上漲了，從而使得外國糧食第一次變得反而便宜一些。
由表1可看出，在1886年至1920年間，每年淨進口糧食在20萬公噸至35萬公噸之間。
1906&mdash1910年間進口糧食的增加，可以追溯到1907年超過80萬公噸這一極高的進口量。
在1880年以前，糧食進口有波動，但一直較低，可能每年在2.5萬公噸以下。
1886年以後糧食進口突然上升，是由于條約口岸城市的成長，以及華北鐵路沿線内地新城市的建設。
糧食逐漸從外國購買，直到農民能把更多的資源用于專業化生産為止。
1920年以後，糧食進口急劇增加，在那10年裡，每年進口接近100萬公噸；然後，在1931&mdash1935年間跳到200萬公噸。
抗日戰争開始以後，糧食進口再一次跳躍；但1941年後下降，當時中國被封鎖于國際貿易之外，國内的農業資源也由纖維和特種作物轉到糧食生産。
在飽受戰争創傷的20世紀40年代，中國僅能自給。
總之，我們的外貿統計表明，1920年以後，中國比先前任何時期更加依賴外國的糧食。
表1 中國年平均糧食進口和出口（公噸）1867&mdash1949年a
續表
a糧食進口包括稻谷、小麥和面粉；糧食出口包括高粱、小米、小麥和面粉。
1867年到1949年之間資料單位為擔，以20擔＝1公噸的比率換算為公噸。
資料來源：1867年至1949年間的資料來自蕭亮林（音）：《中國外貿統計，1864&mdash1949年》，第32&mdash33、83頁。
雖然中國在1920年到1930年間的出口，比1890年到1920年間有更快的增長率，但這卻不是農業出口的情況。
在出口總額中，農産品和主要由農業原料制成的手工藝品的價值份額，在1920年、1925年和1930年，與1913年相比要低一些，并且下降了。
[89]在20世紀20年代後期，出口貿易中手工藝品、糧食和纖維的數量與前20年相比，是停滞和下降的。
與前10年相比，20世紀20年代價格結構上也開始變化。
在1913年至1920年間，南開大學44種糧食商品的價格指數上升了，但是與同期綜合物價指數上升的比率相同。
此外，糧食與纖維、金屬、燃料和建築材料之間的相對價格沒有變化。
然而在1925年至1930年間，糧食的價格比綜合物價指數上升得更為迅速。
[90]在20世紀20年代，相對價格的類似變化在上海和廣州也能看到。
[91]價格變化的這種趨勢，深刻地反映了20年代主要城市糧食短缺的狀況，比前幾十年更為嚴重，這也證實在這10年間從農村運往大城市的糧食和纖維下降了。
衆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農作物統計不可靠，因為作物播種面積明顯少報，而産量測算來自很小的樣本，可能完全不能代表全國。
假定在20世紀20年代農産品和手工業産品轉向出口貿易，可以想象糧食和纖維的綜合農業産量，在這10年裡圍繞固定的趨向線波動，但是除了貿易趨勢以外，确證是不存在的。
然而在1929年至1937年期間，情況更為清楚，糧食和纖維的産量是停滞的，僅圍繞穩定增長的趨向線波動。
[92]在1937年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