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間，農業總産量，包括牲畜和特種作物下降了，但是在這期間糧食的産量可能很好地保持了穩定。
[93]原因在于農民把他們的資源從生産特種産品和牲畜，轉向維持生活必需的糧食産量。
盡管我們掌握的資料不完整，看來似乎有一個明确的趨向，1920年以後供應外貿和大城市的糧食和纖維，與1920年以前相比要少一些。
而且1929年以後糧食的生産全然停滞不前。
有大量的資料記述了農村經濟狀況長期内普遍惡化，短暫地恢複後又進一步惡化，據推測總的模式是大多數人的社會經濟福利下降了。
在這30年間造成農村市場更為不穩定有四個主要原因。
第一，不論是國内還是國外，需求結構的變化是迅速的，常常是不可逆轉的，能迫使經濟組織把土地和勞力資源分配到其他用途。
如果資源所有者不能像需求變化前那樣充分利用這些資源，農戶的收入就會下降，土地和勞力就會閑置，資金就會從農業抽走。
第二，農戶的資源或收入無償地或以低于現行交換價值的價格被占用，使得農民不得不減少其開銷和積蓄，因而影響到下一輪的生産和交換。
這種情況發生在國家或軍閥的軍隊征收新稅、沒收農民資财，或征集農民勞力從事非農業活動的時候。
第三，是市場對農村經濟組織的産品總需求的突然下降。
這種總的市場需求下降可能來源自白銀出口，和随之而來的貨币供應短缺。
通常這會很快地伴随貨币周轉率下降，而後者又對所有商品和勞務的支出産生不利影響。
市場需求下降也由于因軍事行動而喪失重要市場，或破壞了貿易和運輸。
經濟組織于是被迫舉債或出賣财産，以支付生産費用。
清理财産常常帶來對财富重新分配的要求，這又使收入和土地所有權分配模式更不平等。
最後一個原因，是市場活動因經濟組織對自然災害不能預防，或無法自衛而遭到破壞。
洪水和幹旱，迫使農民降低銷售，使下一季莊稼的種子退化，驅使許多人到别處尋找工作，甚至引起饑馑。
一個地區餘糧的最終下降，嚴重影響與正常貿易地區的交換，以緻農産品的價格以及糧食和纖維的分配都受到不利的影響。
造成市場不穩定的這四個因素發生在1920年後的不同時期，強度也不盡相同。
使它們的沖擊不同于前幾十年的原因，是國家和私人的經濟組織既沒有能力，也沒有充足的時間，從前一次爆發的市場不穩定中擺脫出來，就被另一次市場不穩定所壓倒。
正是由于農村市場的不穩定更加頻繁，農民在這30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折磨。
我們不妨查閱這一時期的曆史資料，對造成市場不穩定的原因及其後果作一簡要的考查。
20世紀20年代
1924年以後，至少有七種主要的出口手工産品開始在數量和價值上下降了；另外六種既沒有增長，也沒有下降。
[94]最重要的手工業&mdash&mdash養蠶業和織布業&mdash&mdash在這10年中下降了；其他農村工業如刺繡、地毯編織、草編、高檔花邊、榨油、造紙、茶和糖生産，也下降或停滞。
影響養蠶業和織布業需求的變化，有必要評論一下。
首先，合成纖維開始取代中國絲，而中國絲曾長期用于生産在西方主要市場出售的服裝。
1923年至1930年間，中國絲在紐約的價格下降了67%。
[95]這一更替迅速減少了浙江、福建、廣東外貿公司對絲線和綢緞的需求。
[96]此外，合成纖維大量輸入中國，以緻逐漸把國産絲從杭州這樣的市場排擠出去。
[97]西田伯太郎，一個絲織業的日本考察者指出，20世紀20年代後期，增長的合成纖維對中國的出口，是&ldquo最近期間&rdquo對蕭條的中國絲織業的又一個嚴重打擊。
依他看來，這已使日本成為世界上主要的絲生産國。
[98]
中國的棉紡業也未能逃脫困境。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棉布價格上升給新的農村織布中心帶來了繁榮，商人們提供了更多的織機和棉紗以擴大布匹的生産。
但是1920年以後，外國棉織品重新開始與手工布（土布）競争。
[99]在天津和青島的日本紗廠，以前把他們的大部分棉紗賣給中國商人，由他們提供給織布中心。
但在1920年至1924年間，這些紗廠裡的機械化織布機增加了三倍多。
到1924&mdash1925年，這些紗廠已開始生産優于土布的機制布。
當日本紗廠在口岸城市擴大生産時，中國紗廠僅能維持，受困于工人罷工、經營困難和缺少周轉資金。
少數像濰縣（山東）那樣的織布中心，設法獲得了便宜的機紡棉紗供手工織布的需要，還能繼續經營下去。
但是這損害了别的像高陽（河北）那樣的織布中心，它們廉價銷售。
[100]1926年高陽僅生産了544125匹布，而1921年卻超過100萬匹。
[101]其他織布中心也受到同樣的影響。
[102]
這一時期引起市場不穩定的主要根源可能是内戰。
1924年至1927年發生了恐怖的暴行，使千百萬農民遭難。
明争暗鬥的軍閥們向農民征收各種新稅和派款&mdash&mdash這一負擔又由于鐵路阻塞和貯藏設備減少造成銷售下降而加重。
[103]就是在1916年，22省中也隻有9個省斷斷續續地爆發戰争，但是在1925年至1928年間，暴力看來嚴重影響了大約15個省。
[104]山東遭到特别沉重的打擊，每年有幾十萬農民由于害怕喪命而逃往别的省份。
一份日本人對這一時期軍事活動和農民自衛組織的研究報告，描繪出一幅各階層遭受恐怖和苦難的情景。
不僅到處有縱火、偷竊、強奸，猶如野獸在肆虐，而且謀殺和綁架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幹的。
此外，征集的軍糧被匪幫們搶走之後，各種軍閥部隊又強奪更多的糧食。
就這樣，同一個地方的農民遭到外來者接二連三搶劫。
土匪和軍閥的隊伍逃走時雞犬不留。
人民流離失所，無以果腹，處境極為悲慘。
他們離棄自己的家園；老人、青年和婦女都在向滿洲和南方逃去。
移民潮水般向外湧去；不管時光怎樣流逝，同樣的情況仍在繼續。
[105]
頻仍的自然災害襲擊各個省份，其嚴重與頻繁即使在古時的中國也是不平常的。
1918年大旱席卷了北方六個省，50萬人喪生，317個縣的莊稼嚴重受損。
同年2月，陝西和甘肅發生大地震。
1921年，六個省遭受大水侵襲。
[106]次年，台風襲擊汕頭；第三年，12個省份經受水旱兩種災害。
到1924年和1925年，自然災害的範圍更大，沖擊加重，因為大量勞力被投入戰争，不能動員起來準備自救。
雲南在遭受嚴重地震後又遇洪水。
另有六個省的莊稼遭受蟲災，洪水在黃河流域泛濫。
[107]
這些災害，加上暴力與戰亂，造成一個多世紀以來最大的逃亡運動，幾百萬人從北方各省逃往滿洲。
[108]國内的許多地方農田荒蕪。
災難的受益者是軍閥的軍隊，他們的隊伍由于增加了很多年輕人和老年人而膨脹起來。
這些軍隊裡的烏合之衆和歹徒，像成群的蝗蟲一樣麇集在一起，掠過鄉村，破壞沿途的一切。
這個國家的主要糧倉之一的湖南，實際上停止了向長江下遊的城市運送糧食。
[109]
所有這些發展造成了普遍的農村失業。
糧食進口突然增加，以供養大口岸城市。
盡管政府的就業統計是極不可靠的，但它提供了災難的一些征兆。
據報道，1925年失業人口超過1.68億，估計其中8700萬是農民和鄉村勞動者。
[110]稻米、小麥、面粉、煙葉和原棉的進口自19世紀70年代即有增加，但是速度很慢。
然而1921年以後，它們的進口量達到空前的水平。
在1921年和1922年間，稻米的進口量一度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間幾乎又增加一倍。
更令人吃驚的是，1923年至1924年間小麥進口增加一倍，而在1925年至1926年間增加七倍。
面粉和原棉的進口也出現類似的猛增。
[111]
南京十年
正當農業危機看起來似乎沒有盡頭的時候，國民黨和它的軍隊打敗了北方軍閥。
1928年和平降臨到這個國家的大部分地方。
與此同時，氣候也變好了，帶來了豐收。
但是新的困難又擺在前面。
雖然零星的戰争還在一些省份繼續進行，農民交納的稅收也較重，但是這些對農業人口不像1932年至1934年間某些事件那麼令人不堪。
從1921年到1931年，當西方國家在世界範圍的經濟蕭條的打擊下而步履維艱時，中國卻受益于它的銀元貶值，從而在出口的數量上和總值上都有提高。
[112]第一次打擊随1932年失去滿洲市場而來。
第二次打擊在1933年至1934年接踵而來，因為美國提高銀價之後中國白銀大量外流。
出口下降，銀根激烈緊縮，商品價格暴跌。
結果農村經濟大規模蕭條。
絲織和棉紡手工業原已深深陷入困境，在1932年至1935年間又遭到特别嚴重的打擊。
&ldquo失掉東北市場對于紹興（浙江）絲綢的銷售有極大的影響：1931年絲綢的産量是15.6萬匹，每匹價32元，總值為507.52萬元。
這與1929年相比減少了4.3萬多匹，損失超過200萬元。
&rdquo[113]日本人占領滿洲後，他們提高了進口稅。
這一行動，根據同一資料來源，&ldquo有效地阻斷了從煙台（山東）進口絲綢&rdquo[114]。
大連和整個南滿的棉布進口商不再從中國市場購進棉布。
對河北的饒陽、定縣、玉田、靈壽縣和江蘇的通州、常德[115]縣，後果極為嚴重，足以使整個棉紡織業受到很不利的影響。
[116]村民對紗廠的棉紗需求銳減。
在1931年和1932年，當世界貿易開始緊縮時，中國手工制品出口也是如此，其中包括絲、特種絲織品、棉布、草編、紙、瓷器、毛竹、油料和麻布；這些品種一起構成了出口總額的大約50%。
農村勞力大量用于提供這些産品，手工業品收入下降使農戶不得不改變他們的消費。
至1936&mdash1937年，這些手工業品的出口，不論在數量上還是在總值上，仍遠低于1930&mdash1931年的曆史最高水平。
事實上，它們的價格比糧食價格下降得更快。
[117]在1931年至1934年間，天津和上海的茶、煙、酒、牲畜、糧食、棉制品和油料的價格指數持續下降。
不久産地的價格也下降了，農民們很快發現較低的銷售價格不敷他們的單位生産成本。
1934年陳翰笙的報告說，廣東農民毀掉桑園，以緻桑園面積下降30%以上。
[118]一項研究茶業的報告表明，該作物面積的下降相似。
[119]棉花生産的經濟狀況對農業人口來說，也同樣令人沮喪。
近來，（1932年左右）世界經濟崩潰更為廣泛，已導緻農産品價格下降。
中國主要的棉花市場遭到世界棉花市場狀況的嚴重打擊，以緻在我國各個棉花市場上生産成本都得不到補償，因為在市場上買方已經下降。
[120]
同一資料來源，繼續描述了陝西的棉花生産成本如何超過了市場價格的三倍。
湖北和浙江棉花價格暴跌，也榨幹了處于居高不下的成本和市場銷售下降之中的農民。
但并不隻是世界貿易的收縮摧毀了農村經濟。
1932年大量的銀元開始從内地流向沿海城市，這是一個由美國銀價上漲引起的金融資本流出農業的前所未有的動向。
這正好發生在農村經濟亟需貸款的時候。
伴随着白銀的外流，農業投資利潤率急劇下降。
1932年至1933年，上海的銀行存款增加了一倍多。
[121]
農民們還得忍受另一個打擊。
過去中國不同地區因為旱澇災害而遭受周期性的歉收時，地方官員有責任開倉放糧，或從外省購進糧食。
但在這一時期，行政權能受到削弱，已不能像過去那樣成功地采取這樣的措施。
有些地區甚至開始出現饑馑。
1933年一個中國農村調查團來到陝西，在日志中描繪了鄉村的悲慘情景。
7月4日（1933年）。
我們調查了西碴磨村。
西碴磨村有水澆地，水來自一條小河。
當幹旱發生時，小河幹涸，水澆地變成了旱地。
在這片水澆地上常種植鴉片，縣政府從這塊地上收稅。
今年三月農民不得不吃樹皮草根。
五月以來，他們除了草以外，幾乎沒有任何東西可吃。
他們還吃油料的渣滓和麸糠等等。
現在正在收割小麥，他們才見到面粉。
他們将面粉與麥糠混在一起，加上水做成湯，稱為&ldquo盆湯&rdquo。
一個人一頓吃不到兩塊面餅，有些天一人一天隻吃一頓。
餓死、病死、逃荒、賣身為奴，是為常事&hellip&hellip7月15日。
小唐村比别的村莊更窮得多。
在1928年秋，這個村就有農民餓死。
這個縣小麥的價錢，是每鬥八、九元，隻有有錢的人才能買得起。
縣城的城門緊閉，以防農民進入。
城裡人擔心一旦農民進得城來，他們就會偷走一切。
[122]
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這種情況在許多農村地區是常事，這與列區荷芬和金所描繪的鄉村多麼不同啊！
在1931年至1933年間，富人和窮人一樣不得不出賣他們的土地。
引起的土地所有權的再分配極其複雜；許多人家把有錢人的地位讓給了别人。
1933年，國民政府行政院農村複興委員會在陝西、江蘇、浙江、雲南和廣西的17個地區，抽樣調查了15.5萬戶。
抽樣涉及的時期是從1928年至1933年。
委員會發現，在八個地區内地主戶數增加了，在四個地區内地主戶數減少了，有五個地區沒有變化。
[123]抽樣還發現，富裕人家在14個地區減少了，僅在三個地區有增加。
擁有一些土地但還獲得工資收入的中等人家數，在13個地區下降了，在三個地區有增加，另一地區保持不變。
貧窮的戶數&mdash&mdash指的是收入主要來自工資的人家&mdash&mdash在17個地區的14個中有增加。
許多富裕家庭既失去了土地，也失去了經濟地位。
對獲得土地的較深入調查也表明，江蘇許多中等水平的人家，就在這一水平的人家總數下降的情況下，擴大了他們所有的土地。
[124]在1928年至1933年間，土地分配究竟變得怎樣不平等，也許永遠無法确定。
但是這些變化的基本原因顯然是席卷農村的市場不穩，而不是地位牢固的地主階級上層人士控制了農村經濟。
戰争年代
1937年，日本入侵中國。
在以後八年裡，中國人與強大的對手進行了殊死的戰鬥。
其後，在和平終于到來之前，他們又不得不經曆了四年自相殘殺的内戰。
一個戰争中的國家不僅損失許多正常生産的貨物和勞務，也要冒喪失将來生産能力所依靠的資本的風險。
戰争的時間越長，要求人民為填補損失或消耗掉的資本作出的犧牲也就越大。
生産和經濟組織的破壞，伴随着社會的變化，使人們逐漸無視道德和習俗，并趨向以強淩弱。
1937年，日本人對華北的入侵，吓壞了商人和放債者，他們關閉店鋪相率逃命。
如此衆多的軍隊沿大路和鐵路運動&mdash&mdash中國人逃跑，日本人推進&mdash&mdash很快引起征募農村勞力和征用他們的大車和役畜。
在以後幾年裡，除了幾次大的戰鬥外，中國北方的形勢很快就穩定了。
但是1941年以後，中國的遊擊戰加劇，而日本人以大掃蕩報複。
戰争對華北農村總的影響很難确定，因為對破壞從未進行綜合調查。
一位中國學者根據1938年至1943年間的地方性調查，試圖就戰争對農業生産的廣泛影響做一個總的估計。
至于作物區的變化，我們可以說由商品作物轉向主要的糧食作物。
棉花種植面積是下降得最多的；小米、白薯等的種植面積擴大了。
高粱是農家的主要口糧，日本軍隊阻止大規模地種植這種作物，以消除遊擊隊利用莊稼地作為保護屏障。
所以高粱的種植面積下降了。
但是耕作總面積下降得很少。
[125]
1939年收成特别差，主要是因為氣候惡劣。
但是到1941&mdash1942年總産量和單産量又恢複到1937年的水平。
然後，從1942年開始，農業生産呈現嚴重下降。
在1943年以後，日本人強化他們的戰争，征募了更多的人，造成了巨大的生命、财産損失。
失去農時、役畜和人力短缺，以及農民大力轉向更加自足，使耕作質量惡化，并使産量降到一個比較低的水平。
可能從1940年到1942年的這三年是整個戰争期間北方農業最穩定、最好的時期。
[126]
改變土地使用的模式以及勞力和役畜愈來愈缺少，也出現在中國的其他部分。
1938年和1939年國民政府撤退到四川和雲南，結果，像重慶這樣的城市一夜之間擴大到三倍以上。
新的城市居民大多出身于中産階級，喜愛豬肉、雞、蛋、面粉、蔬菜和水果等食品。
城市周圍的地區生産不了足夠的産品以滿足需求。
價格上漲了，農民于是把他們很大一部分土地和勞力投向這些産品，而不是糧食，從而糧食又供應不足。
[127]到1941&mdash1942年，稻米、小麥和其他糧食的價格開始比照特種農産品的價格上升。
于是農民開始把更多的土地轉用于生産這些糧食。
與此同時，戰時對勞動力的需求使許多青年脫離務農，而去工廠和到運輸業做工，更不要說在前線服務了。
到1943年，許多迹象表明，西南的農業經濟已經發展到了它的極限。
農業生産在下降，盡管是逐漸下降。
發生了幹旱，但是主要的原因是缺乏農業勞動力。
[128]
在和平、穩定時期，農業生産可能會短暫下降，但會很快恢複。
而在戰時的條件下，當勞動力在播種、田間管理或收獲時被抽走，生産就會持續下降。
當然勞動密集的作物所受的打擊最重。
作物的種類和種植周期有很大的地區差異，以緻在北方或南方抽掉同樣多的勞動力對生産的影響很不一樣。
供應最大部分上市餘糧的農戶，通常要雇用非全日的勞動力。
雖然對農作物的需求引起了農産品價格上揚，但是在農忙季節雇用農業勞動力的費用比許多作物的價格上漲得更快。
我們知道，在1941年以後，這種情況在四川是非常嚴重的。
[129]可能在這個國家的其他地區情況也是一樣。
到1943&mdash1944年，許多農戶受困于價格和費用的嚴峻壓力，不得不削減他們的播種面積。
大的、富裕的農戶仍有足夠的土地養活他們自己。
然而，削減播種面積造成了總産量下降和土地利用模式的變化。
其後果是需辛勤管理的作物的上市量下降得最厲害。
甚至向城市銷售的糧食也下降了。
戰争的負擔主要仍落在農民身上。
格雷厄姆·佩克1941年在陝西南部和河南北部進行了廣泛的旅行，他報告說，軍隊到處征用農民的大車，甚至農民的家庭成員。
不管作者走到哪裡，他發現&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