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農民真正關注的一個緊急問題就是國民黨征用大車&rdquo[130]。
沒有大車，秋收的莊稼不能運走；沒有大車，冬季就不能為土地上肥；沒有大車，農民就不能把糧食運到市場，也不能買回他們需要的東西。
另一個沉重的負擔就是周期性的征糧，全村要交大緻固定的數量。
幾乎沒有一個村能免除。
雖然像鄭州、洛陽這樣的城市被日軍占領了，但是那裡的生活似乎不像農民那樣艱難。
佩克描繪了40年代早期華中北部農村普遍的殘酷景象。
賦稅和征用如此沉重，一般農民都知道，如果天氣不如人意，或者如犁頭折了，牛死掉，他就要陷入嚴重困境。
大批體格健全的年輕人被征走了&mdash&mdash有些村莊約占他們的3/4&mdash&mdash隻有老人、孩子和孕婦在地裡正常勞動，大多數家庭才能夠維持下去。
[131]
在1949年和1950年，共産黨的土改隊來到北方農村，實地檢查土改的進程。
他們報告說，他們到達的每一個村莊，在1937年至1949年間，牲畜、農具、耕地面積和糧食産量都出現大幅度的下降。
在平原縣（河北）[132]，1949年糧食産量仍低于1937年。
[133]對山東省49個村的一次調查，發現1949&mdash1950年每戶的平均耕地面積低于1931&mdash1936年的平均水平。
農具供應量也下降了，糧食産量也低一些。
[134]
這些年的曆史記錄呈現出的農村貧困的慘淡情景，已被許多評論者加以說明&mdash&mdash與我們在這一章前面部分提出的觀點相左&mdash&mdash作為情況從來沒有什麼不同，鄉村從來沒有過過好日子的證據。
顯然，農業中國為這30年政治上和軍事上的災難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
[1]費迪南德·保羅·威廉·馮·列區荷芬：《中國旅行日記》，老原正雄譯，第1卷，第139頁。
[2]F.H.金：《四千年的農人：中國、朝鮮和日本的不變的農業》，第233&mdash234頁。
[3]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910頁。
[4]益子呈輔：《中國中部》，第29頁。
[5]葛敬中：《五十年來中國農業史》，載梁啟超等：《晚清五十年來之中國》，第210頁。
[6]李文治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1輯，第22頁。
[7]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第2卷，第68頁。
[8]原文P&rsquoeng&mdashte譯音為彭德，河南省無彭德其地。
據後文稱袁世凱在Peng&mdashte購買土地。
根據中國文獻記載，袁世凱所購土地系在河南彰德。
疑原文作者以字形近似，誤彰德為彭德。
&mdash&mdash譯者
[9]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第3卷，第22頁。
[10]史堅雅：《農業中國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2部分》，《亞洲研究雜志》第26卷第2期（1965年2月），第18&mdash19頁。
[11]吉爾伯特·羅茲曼：《中國清代的城市網和德川時代的日本》，第103&mdash104頁。
[12]艾伯特·馬謝：《中國的貿易組織和貿易管理》，《美國經濟評論》第6卷第2期（1916年6月），第309&mdash323頁，見第309頁。
[13]東亞同文會編纂局：《中國經濟全書》第7卷，第225頁。
[14]調查浙江經濟所統計課：《浙江建德縣經濟調查》第1卷，第6頁。
[15]東則正編：《華中經濟調查》第1卷第1冊，第361頁。
[16]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河北和山東的農業發展，1890&mdash1949年》，第177&mdash178頁。
[17]吳華寶：《陝西永樂店的農業經濟》，《南開社會經濟季刊》第9卷第1期（1936年4月），第171頁。
[18]W.Y.申：《中國山東濰縣的農業類型，生産費用和年勞動分配》，《中國經濟雜志》第3卷第2期（1928年8月），第653頁。
[19]《中國經濟雜志》（1927年11月），第921頁；《中國經濟全書》第8卷，第31&mdash32頁；《中國經濟月刊》（1926年8月），第295&mdash299頁。
[20]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第2頁。
[21]原文如此。
&mdash&mdash譯者
[22]W.Y.申：《中國山東濰縣的農業類型，生産費用和年勞動分配》，第667頁。
[23]見前有關彰德的譯者注。
&mdash&mdash譯者
[24]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第118頁。
[25]實業部：《農業經營續篇》，第88&mdash89頁。
[26]蔔凱：《中國土地的利用》，第293&mdash294、291、306、297、295頁。
[27]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江蘇省松江縣農村實态調查報告書》，第158頁。
[28]馮·列區荷芬：《中國旅行日記》，老原正雄譯，第2卷，第79&mdash80頁。
[29]明恩溥：《中國農村生活：社會學研究》，第18&mdash19頁。
[30]甘博：《定縣：一個華北農村社區》，第22頁。
[31]行政院農村複興委員會編：《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江蘇省農村調查》，見第1、2卷附錄。
[32]詹姆斯·W.海斯：《九龍的古老生活方式：鄭沙灣村》，《東方研究雜志》第8卷第1期（1970年1月），第154&mdash188頁，見第154、157頁。
[33]根岸勉治：《華南農業經濟論》，第196&mdash197頁。
[34]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業經濟論》第1卷，第28&mdash31頁。
[35]阿部良忠：《安徽土地調查日記》，《滿鐵調查月報》第19卷第1期（1939年1月）第2部分，第129頁。
[36]研究華北這種複雜的土地租佃制度的最佳成果是東亞研究所：《有關經濟的中國習慣調查報告書：華北的租佃制度》。
關于華中，見孫文裕等編：《豫鄂皖贛四省之租佃制度》。
關于四川，見孟光宇和郭漢鳴：《四川租佃問題》。
[37]嚴中平等：《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62頁。
[38]馬若孟：《清代和民國時期滿洲農村的社會經濟變化：若幹初步結論》，《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4期（1976年），第591&mdash620頁，見第614&mdash615頁。
[39]景甦和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底社會性質》，見附錄。
[40]河地重造：《中國地主經濟》，《經濟年報》第18期（1965年），第48&mdash124頁。
[41]《新湖南報》：《湖南農村情況調查》，第48頁。
[42]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調查部：《華北農村概況調查報告：惠民縣第一區和平鄉孫家廟》，第62&mdash63頁。
[43]大公田（ta&mdashkungtien），即族田。
&mdash&mdash譯者
[44]陳翰笙：《廣東農村之生産關系和生産力》，《滿鐵調查月報》第15卷第6期（1935年6月），第175頁。
[45]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棧》，見第5章。
[46]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第17&mdash21頁。
[47]内田智雄：《中國農村之分家制度》，第413&mdash414頁。
[48]馬傑裡·沃爾夫：《台灣鄉村的婦女和家庭》，第36頁。
[49]岩佐舍一：《北滿農村大家族分家之一事例》，《滿鐵調查月報》第20卷第12期（1940年12月），第66&mdash95頁。
[50]熊代幸雄：《華北農家之分家和土地之轉移》，《農研報告長編》，第167&mdash266頁。
[51]牧野巽：《中國家族研究》，第10&mdash11頁。
[52]費孝通：《中國農民生活》，第27頁。
[53]中國農村慣行調查刊行會編：《中國農村習慣調查》第1卷，第236頁。
[54]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農村的親屬關系、人格和社會流動》，第9&mdash10頁。
[55]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農村的親屬關系、人格和社會流動》，第249頁。
[56]仁井田陞：《中國之農村家族》，第151頁。
[57]費孝通：《中國士紳：城鄉關系論集》第4、5章。
[58]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主義的社會學研究》，第25&mdash35頁。
[59]費孝通和張之毅：《鄉土中國：雲南農村經濟研究》第27章。
[60]馬若孟：《中國的農民經濟》，第153&mdash158頁；本書第5章。
[61]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319&mdash332、333&mdash336、343&mdash367頁。
[62]陳張富美和馬若孟：《習慣法與中國清代的經濟增長》，《清史問題》第3卷第5期（1976年11月），第1&mdash32頁。
[63]馬若孟：《傳統農業中的合作及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協力耕作中的含意》，載珀金斯編：《從曆史角度看中國近代經濟》，第261&mdash278頁。
[64]馬若孟：《近代中國的經濟組織和合作：河北省邢台縣的水利管理》，載《中國之政治與經濟：故村松祐次教授追悼論文集》，第189&mdash212頁。
[65]森田明：《清代水利史研究》，第399頁。
[66]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190頁。
[67]史堅雅：《農業中國的市場和社會結構，第2部分》，第211&mdash228頁。
[68]黃炎培和龐淞編：《中國商戰失敗史》，後以《中國四十年海關商務統計圖表1876&mdash1915》為書名再版發行。
[69]鄭毓貴（音）：《中國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1948年的曆史綜合分析》，第258&mdash259頁。
[70]珀金斯：《1368&mdash1968年中國農業的發展》，第155頁。
[71]林頌河：《統計數字下的北平》，《社會科學雜志》第2卷第3期（1931年9月），第385頁。
[72]關于在戰後菲律賓進行類似的城鎮人口構成模式觀察，見艾倫·C.凱利：《需求模式、人口變化和經濟增長》，《經濟學季刊》第83卷第1期（1969年2月），第110&mdash126頁。
[73]R.T.香德：《在原始經濟中的買賣和專門化的發展》，《經濟紀錄》第41期（1965年6月），第193&mdash206頁，見第200頁。
[74]天野元之助：《中國農村之諸問題》第1卷，第103頁。
[75]滿鐵上海事務所調查室：《華中農村的社會狀況》，第2頁。
[76]弗裡德裡希·奧特：《中國谷物産量與谷物進口的相互關系》，《中國經濟雜志》第15卷第4期（1934年10月），第338&mdash414頁。
[77]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調查室：《都市發展影響下的一個農村的變化》，第44&mdash45頁。
[78]馬若孟：《棉紡織手工業與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經濟史評論》第18卷第3期（1965年），第614&mdash632頁；見第619頁。
[79]布魯斯·L.雷諾茲：《緯線：中國手紡紗線的技術禁區》，《清史問題》第3卷第2期（1974年12月），第1&mdash19頁，見第1頁。
[80]馬若孟：《棉紡織手工業與中國近代棉紡織工業的發展》，第621&mdash624頁。
[81]滿鐵太平洋問題調查準備會：《從農家之經營和經濟狀态所見滿洲農家和華中農家的比較》，第60頁。
[82]蔔凱：《中國農家經濟》，第65&mdash80頁。
[83]滿鐵北支經濟調查所：《昭和十二年度農家經濟調查報告：豐潤縣宣莊鎮，米廠村》，見附錄。
[84]馬若孟：《近代中國農業的商業化》，載W.E.威爾莫特編：《中國社會的經濟組織》，第173&mdash191頁，見第186頁。
[85]同上書，第184&mdash185頁。
[86]村松祐次：《近代江南之租棧》，第723、725&mdash727、732、734&mdash737頁。
[87]海關總稅務司：《十年報告，1922&mdash1931年》，第442頁。
[88]張心一：《中國糧食問題》，第33頁。
[89]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第3卷，第63頁。
[90]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編：《南開指數資料彙編》，第14&mdash15頁。
[91]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1921&mdash1957年）》，第126、184頁。
[92]章有義編：《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922頁。
我已從該書列舉的生産數據編出出産指數，并利用1935&mdash1937年價格權數算出糧食出産價值以證實這一說法。
[93]這類趨勢在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的《中華民國統計提要》第15&mdash16頁列舉的九省農産品收成報告中是明顯的。
[94]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第3卷，第64&mdash65頁，貿易統計數字取自海關報告。
[95]彭澤益編：《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第3卷，第4頁。
[96]同上書，第7頁；東亞研究所：《中國缫絲的世界地位》，第63頁。
[97]同上書，第5頁。
[98]同上。
[99]同上書，第17頁。
[100]同上書，第18頁。
[101]同上。
[102]同上書，第19&mdash25頁。
[103]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559&mdash589頁。
[104]同上書，第609頁。
[105]（滿鐵）小澤茂一：《中國的動亂與山東農村》，第3頁。
[106]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19頁。
[107]沃爾特·H.馬洛裡：《中國：饑荒的國家》第1、2章。
[108]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59&mdash660頁。
[109]同上書，第632頁。
[110]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mdash1949》第3卷，第66頁。
[111]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674頁。
[112]吳大業：《世界經濟衰落中之中國》，載方顯庭編：《中國經濟研究》第1卷，第45&mdash56頁。
[113]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1840一1949》第3卷，第392頁。
[114]同上書，第393頁。
[115]查彭澤益《中國近代手工業史資料》第3卷，第396頁無江蘇棉織業，亦無常德棉織業；第397頁有常熟棉織業，第398頁有南通（即通州）棉織業。
據此，原文&ldquoChang&mdashte&rdquo（常德）疑為常熟之誤。
&mdash&mdash譯者
[116]同上書，第396頁。
[117]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615頁。
[118]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3輯，第627頁。
[119]同上書，第629&mdash630頁。
[120]同上書，第678頁。
[121]同上。
[122]行政院農村複興委員會編：《陝西省農村調查》，第164頁。
[123]古島和雄：《舊中國土地所有制及其特點》，載山本秀夫和野間清編：《中國農村革命的發展》，第41頁。
[124]行政院農村複興委員會編：《中國農村調查資料五種：江蘇省農村調查》第1卷，第25、28、30頁。
[125]馬黎元：《戰時華北農作物生産及敵僞對糧食之掠奪》，《社會科學雜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65頁。
[126]馬黎元：《戰時華北農作物生産及敵僞對糧食之掠奪》，《社會科學雜志》第10卷第1期（1948年6月），第71&mdash72頁。
[127]董時進：《抗戰以來四川之農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2月15日），第48頁。
[128]同上書，第51頁。
[129]王銀元：《四川戰時農工問題》，《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4年6月），第107&mdash108頁。
[130]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關于中國投入革命的親身經曆》，第260頁。
[131]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關于中國投入革命的親身經曆》，第312&mdash313頁。
[132]應為山東省。
&mdash&mdash譯者
[133]中央農業部計劃司編：《兩年來的中國農村經濟調查彙編》，第149&mdash150、160&mdash161頁。
[134]同上書，第224&mdash23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