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quo你看到我的肚子就會明白。
&rdquo确實是這樣，在對他執行死刑後進行屍體解剖時，發現他的胃裡除草以外，沒有其他東西。
[83]另有些人僅限于犯輕微的偷竊，希望被捕并在監獄裡得到飯吃。
[84]在其他地方，出于同樣的原因，警察來逮捕欠稅的人時，鄰居們懇求警察把他們也帶到監獄裡去。
[85]更多的是農民乞求地區官員沒收他們的土地，以解除繳納超過他們财力的稅款的義務（如1931年春湖北羅田縣兩三個村四五十個農民的案件）。
[86]
農民可能對一種新的形勢或一次外來的攻擊作出強有力的反應，但他們從不采取主動。
可以這麼說，他們任憑對手作主。
這些外來的侵犯者在某個時候，或者同時，就是當局（增加稅收，不得人心的行政措施），地主（歉收後堅持要押金或交租），老天爺（歉收或其他自然災害），鄰居（縱向運動），土匪&mdash&mdash或派去鎮壓土匪的士兵。
基本點是農民自己很少為了改善他們的命運，或更有理由，為了結束他們所受的剝削而主動拿起武器。
隻有當形勢惡化，[87]或他們受某種新措施威脅時（即使這種措施實際上是一種改革），農民們才會起來反抗，而唯一目的就是恢複原先的形勢。
在每一次農民風潮或動亂的根源裡，幾乎總有一種被認為是不能容忍的特殊的革新。
農民絕不會攻擊現行秩序，盡管他們自己是現行秩序的主要受害者，他們會發動武裝起義，隻是為了重建現行秩序，為了糾正某些錯誤，或者為了恢複先前的規範&mdash&mdash他們很容易将其理想化。
與那些參加諸如太平天國那樣大規模造反的人或某些秘密組織的&ldquo頭子&rdquo不同，中華民國的農民和那些組織的一般風潮和動亂（也就是說除共産主義革命以外）的領導人似乎沒有被宏觀的社會洞察力所激勵，也沒有對這一社會的組織基礎産生過疑問。
農民騷動的狹隘性和自衛性是互補的。
大多數農民風潮和動亂的目的是為了保衛地方集團（它的組成往往是龐雜的多，單純的少）和維護其不穩定的存在。
這種保衛大體上與保護收成免遭搶劫或保衛自己免遭土匪襲擊并無不同。
假使當局常常缺乏效能，為了抵抗土匪，村民們（更确切地說，村裡的地主們）被迫建立自衛團，或在面對大股土匪時，建立名副其實的連莊會、連村會。
自衛與騷動之間的聯系，從廣東東部的紅旗會和烏旗會的情況（見上文）也能看出，當情況屬于&ldquo不安全的動亂&rdquo[88]時&mdash&mdash這時對土匪的抵抗領先于（并發展成為）騷亂或者暴動&mdash&mdash甚至更為明顯。
一般講來，組織暴動的人也正是那些原先組織自衛的人（地主或者村裡的頭面人物）。
由此得出三個具有否定意義的結論：
1.組織大多數&ldquo農民動亂&rdquo的人并不是農民本身。
盡管這些運動很不相同，但大多數都是由村、鄉甚至是區的頭面人物鼓動并組織的。
嚴格說來，一般所指的農民騷動應該稱為農村騷動：它們往往涉及整個農村社區，而不隻是農民。
被卷入的農民構成了&ldquo軍隊&rdquo的大多數，換句話說，群衆被組織者操縱，至于組織者自己，他們很少親自種田。
同1789年的法國第四等級一樣，參與騷亂的中華民國的農民們，隻是跟在一個不同的階級後面被拖着走的。
2.無論是&ldquo農民&rdquo騷動還是&ldquo農村&rdquo騷動，它們都不構成一場運動。
我們隻能說，那是一系列沒有配合、大多組織得很差和沒有什麼準備的地方性行為，是憤怒的突然爆發，或者不妨借用一下早期用過的措詞，是&ldquo狂怒&rdquo的例證。
[89]這些騷動對當局并不構成多大的威脅。
20世紀的中國農民的行動和武器與他們17世紀的先輩們相近，而中央政府卻掌握20世紀的武器、運輸和通信工具。
至少可以說造反的農民與治安力量無法相比。
所以，如此迅速被平息下去的地方性風潮不能與&ldquo農民運動&rdquo等量齊觀。
風潮之多和反複發生表明了既廣泛又持久的不滿，不過那往往是假定的，幾乎沒有資料可以證實。
正是這種不滿情緒，共産黨人以他們自己的方式予以表達并加以利用。
3.最後，我們提出的關于這些農民鬥争的目标的分類，對那些參加鬥争的人們來說，可能沒有多大意義。
無論農民是同土匪、士兵甚至稅吏鬥争，他們覺得是在自衛，抵抗攻擊者，抵抗像寄生蟲一樣侵害鄉村的社會機體的外來分子。
正如我們已經注意到的那樣，政府往往象征這樣的寄生蟲。
當共産黨人着手把農民的某種革命潛力引向革命的時候，如果中國農民确實蘊藏着這種潛力，那麼這種潛力幾乎完全在于鄉村居民疏遠政府（以及由城鎮統治的整個社會）這一事實。
這種潛力在于一種混亂但根深蒂固的、頑強的感情，對農民來說政府是外人，政府所體現的，确切地說，是剝削和壓迫鄉村這個封閉世界的外部世界。
[90]共産黨人在克服那些乍看起來似乎是不可克服的困難的過程中，完成了把這種潛力轉變為行動的傑作（隻是許多可能性中的一種）。
農民們的行為方式（如果聽任他們自行其是，他們本會繼續按這種方式行事），同共産黨最終要使他們達到的行為方式之間有巨大的差距，上面講到的困難與這一差距成比例。
或者，換另一種說法，是地方自衛與革命行動之間的差距，後者含有一個全面的抱負和一個進攻性的戰略。
說實在的，共産黨人無需讓他們的農民軍隊超越整個差距。
進攻性的戰略一直是他們唯一關心的。
他們利用農民人才締造了革命大軍：不多，也不少；但這本身就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農民與共産黨人：不相稱的聯盟
&ldquo完全是空想&rdquo，這是一位學者對毛于1926&mdash1927年冬在家鄉進行的一次考察後所寫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的評論。
[91]正當中國共産黨準備進行他們的農村變革運動時，毛根據願望的想法使他傾向于北伐軍抵達湖南引起騷動的能動的觀點。
他對現實的描述是與他那種創造者能用農民人才造就幹練革命領袖的想象分不開的。
事實上1926&mdash1927年湖南農民的行動（或者，更為确切地說，少數農民&mdash&mdash其中有些人仍由他們傳統的主人所操縱&mdash&mdash的各種分散活動）既沒有在事後證實毛在《報告》中所說的那種熱情，也沒有證實毛事先所抱的那種希望。
被派往湖南的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所的畢業生們在北伐軍到達前發動群衆并不成功。
相反，農民協會的數量、成員和活動的增加，是軍事力量的進展和勝利的直接結果。
盡管為中國共産黨的曆史編纂學所充分贊頌，農民實際參加戰鬥的罕見事例，除少數例外，完全沒有戰略上的重要性：&ldquo這些戰鬥隻是主力戰的外圍戰。
&rdquo[92]随後，1927年秋收暴動的可悲的失敗證實了農民武裝沒有準備的狀況和缺乏戰鬥力。
[93]1928年3月，20多萬造反的農民未能攻下湖南東部的平江縣城。
[94]再後一些（1928年8月），在紅四軍第二十九團于一次戰鬥中完全潰散後，毛在井岡山遭受了一次失敗。
組成這個團的農民思念家鄉，決定返回他們在湖南南部的宜章老家。
[95]這些少量的例子表明，在中國共産黨人的農民英雄故事的前夕和早期，他們極少能信賴農民士兵，但正是由于有這些士兵，20年後，他們征服了整個中國。
彭湃與海陸豐農民（1922&mdash1928年）
職業革命家與村民在廣東東部兩個縣初次相遇，是由共産主義農民運動的先驅彭湃領導的。
[96]他最初取得的成功是令人矚目的。
他早在1922年創建的農民協會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
幾年以後，他在海豐和陸豐（合在一起稱海陸豐）這兩個人口稠密的縣保持了蘇維埃統治達數月之久（1927年11月至1928年2月），這時毛澤東仍在嘗試在人口稀少的井岡山立住腳跟。
但是共産主義者發動海陸豐農民所面臨的困難預示着他們以後還将繼續碰到這些困難。
而他們所采取的方法預示着以後從江西到陝北他們将繼續完善這些方法。
為了把海陸豐的嘗試與随後20年的&ldquo農民&rdquo革命聯系起來，我們現在總結一下這第一次的實驗，它有10個顯著的（中國式的）特點：
1.最初的懷疑。
彭湃最初的嘗試是令人沮喪的，它顯示出把村民與革命家隔開的一條鴻溝&mdash&mdash農民們十分正确地把他看成上層社會的一員。
[97]家家戶戶當着他的面關上了門，狗對着這個闖入者狂吠，而村民們驚恐地離去。
他們懷疑這個從城裡來的衣冠楚楚的先生是來收稅的，或是來讨債的。
當彭湃回答，現在是地主向受剝削的佃戶還債的時候了，開始沒有人相信（&ldquo不欠别人什麼已經夠好的了；怎麼可能有人欠我什麼呢？&rdquo），接着向他提問的人表現出驚恐，匆匆辯解了一下就離去了。
村民們根據長期的經驗，對這個陌生人最初的反應是害怕和懷疑。
這個陌生人正在力勸農民們把自己從鎖鍊中解放出來，這完全不起作用&mdash&mdash仿佛命運并不隻此一次就定下來誰應種田，誰來收租！如果彭建議的事不可能實現，他準是瘋了，事實上他的家庭散布的謠言就是這麼說的，而許多農民也相信。
2.适應和實際利益。
彭很快适應了這種形勢。
[98]在開始對農民演講之前他換了裝束和說話方式，通過一個村民介紹，一直等到傍晚（這時田裡工作已結束），他還注意不冒犯他們的神靈。
他像一個變戲法的人和魔術師那樣去誘導他們，使他們開心，教孩子們唱他自己譜寫的歌，讓他們聽他帶去的留聲機和演木偶戲。
[99]成年人也開始喜歡這些娛樂了，與此同時，也服下了彭湃為他們準備的政治藥劑。
在早期建立農民協會是困難的。
但一旦起步，成員們便紛至沓來，從協會提供的服務中得到好處：免費醫療，實際指導，以及進行仲裁以調解他們的糾紛。
由協會管理的藥房和小診所很快受到歡迎，以至必須檢驗會員證&mdash&mdash它們從一個人手裡傳到另一個人手裡。
農民們學會了寫農具和農産品的名稱，學會了檢查簡單的計算，而以前全由地主和糧商們計算，無從監督。
協會不滿足于單純地調解婚姻、債務和土地所有權方面的糾紛，也對它的成員提供人身保護，就像秘密會社那樣。
一個童養媳&mdash&mdash按照習慣住在她未來的公公家，後者是農會會員&mdash&mdash意外地溺水而死。
彭和别的會員成功地脅迫多名為淹死者報仇的尋釁者（女孩的家屬）折回，從而增強了協會的權威。
地圖7 海陸豐地區
對第二段的總結：這位革命家使自己适應農民社會，有時要以讓步為代價，如對他們的迷信妥協，給一群受惠者（協會的會員們）某些适合他們日常需要和急需的實際利益，以赢得支持者參加他的組織&mdash&mdash且不說他的事業。
發動大多數被争取過去的人參加的實際利益的象征，可能就是彭湃借給兩個最初追随者的三塊銀元。
這兩個人的父母看到他們不在地裡幹活，卻跟着一個說漂亮話的人跑很是生氣，于是他們就在父母耳邊把這三塊銀元敲得丁當作響。
3.激起階級鬥争。
看到這銀元使最早的一位戰士的母親怒氣平息，甚至高興起來。
但事實上這個戰士和少數别的人是因相信澎湃而追随他的，不是出于個人的利益。
他們團結在彭湃周圍，要保衛和增進的是他們的階級利益（不僅是個人或小團體的利益）。
對于彭湃來說，他認識到這一點，并立刻稱這些由于社會原因第一批改變信仰的人為&ldquo同志&rdquo。
至于别的群衆，彭湃努力以他們自己不能自發地想到的目标來動員他們，從而吸引農民投入名副其實的社會革命。
農民協會首先向頭面人物對商務的控制挑戰。
在上面提到的實際利益方面，農會在公共集市上設立了自己的秤，以防止商人們在稱收獲物時進行欺騙。
協會還幫助一個拒絕交納增租的佃戶在法庭上得以被宣判無罪。
另有五個農民曾聲稱與這個佃戶一緻行動，也獲得釋放。
這種團結是階級覺悟的第一個裡程碑，受到農會的積極鼓勵&mdash&mdash若不說是由農會激發的。
農會終于得以禁止其成員租種被地主奪佃的任何土地。
這一紀律性的措施扭轉了佃戶之間為租種一塊土地相互競争的通常情況。
這樣的團結首先是執行進攻戰略的一種手段，目的在于把農民卷入新的沖突。
為了這一目的，階級關系的實際狀态被故意抹黑。
協會散布一種過分簡單的圖表，誇大地主對農民的剝削。
[100]最微小的沖突都被立即抓住，并被故意加劇，以導緻少數剝削者與被剝削的農民群衆的對抗。
農民的貧困和痛苦用啟示錄式的詞彙加以描繪。
1926年7月一場台風造成的破壞被誇大，要求減少地租70%。
大多數佃農本可滿足于接受傳統的做法：減租與所受損失和減産程度成正比。
一些地主同樣準備協商，但是控制農會的極少數知識分子和農民故意制造對抗。
[101]地主中的一個強硬分子也斷定農民協會的過分要求已無法容忍。
彭湃可以慶賀自己已經把海豐縣的整個民衆分成兩個階級了：一邊是農民，另一邊是地主。
農民協會失敗後，由1925年2月和10月的兩次東征引起的戰争風雲維持着緊張狀态，并最後把這兩個階級轉變成兩個敵對的陣營。
每一次反複都要處決一些人，有時是必然會遭報複的屠殺。
在1927這一年，4月和9月的兩次起義為11月建立蘇維埃政府鋪平了道路。
很清楚，在這個政府的統治下&mdash&mdash實際上是專政&mdash&mdash農民對共産主義事業的信仰的問題，已不再用同樣的措詞。
即使我們考慮到有強迫的成分，考慮到有超過5萬的居民從這兩個縣逃到香港、汕頭和廣州（并非全是有錢人，遠非如此），也考慮到有許多農民确實主要出于狹隘的原因參加了叛亂，[102]事實依然是，大量的農民支持這個取消了他們的債務，廢除了他們的地租的政權（雖然支持的程度有所不同，從積極到被動的同路）。
即使他們并非有意識地尋求革命，他們發現自己登上了革命之舟，并且與其說他們是集體化的支持者，還不如說他們是恢複舊秩序的支持者，但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從這一變革中獲益匪淺，而害怕地主統治複辟。
4.由恐怖而極化。
還有更緊迫的理由害怕複辟：許多人可能已沒有逃避報複的希望，因為他們曾卷入搶劫、放火和殺人，總之，他們實施了&ldquo紅色恐怖&rdquo。
[103]蘇維埃當局曾有計劃地采取恐怖活動&mdash&mdash像往常一樣，着眼于動員農民。
農民既需要鼓勵，從心理上擺脫屈從的枷鎖（通過變得确信舊秩序已經被摧毀，決不可能恢複），也需要使之參加破壞和屠殺的行動，使他們不可能後退或開小差。
總之，這個計劃是從海陸豐消除一切中立和一切保留：&ldquo誰不和我們站在一起就是反對我們。
&rdquo因此，在一大群被邀去喝彩和提出意見的人中，出現了公開的、甚至戲劇性的處決反革命的場面：&ldquo這些罪犯該不該殺？&rdquo甚至被邀積極參加屠殺。
從而也有了組織&ldquo人頭會&rdquo的習慣，它預示着（通常這是從相反的方向）詩人普雷韋爾所描繪的&ldquo人頭宴&rdquo。
[104]但是在海豐沒有宴會；隻是把新近砍下的頭穿在講壇上方的一根繩上，為演說者激烈的言詞提供一個恰如其分的布景。
不過，在海陸豐實際上也有宴會。
有時（例如在捷勝）甚至出現拒絕吃受害者心肝的那些人被斥為&ldquo假兄弟&rdquo。
但首創這種人肉宴的是農民自己，而不是蘇維埃當局。
彭湃故意制造的恐怖主義（不可能有憐憫和饒恕的問題，因為那意味着對革命者的冷漠和殘忍）使人聯想到聖茹斯特冷冰冰的推理，[105]但這與農民恐怖主義的虐待狂式的歡床、豐富和巧妙發揮無關。
公開行刑嗎？公開行刑比示衆好；是許多農民參加，不應錯過的節日，由于高喊&ldquo殺，殺，殺&rdquo而嗓音嘶啞。
至于（更大量的）不公開示衆的處決，到兩星期過了以後，蘇維埃政府也無需給行刑者以報酬：赤衛隊員（大多是青年農民）非常樂于執行這種令人羨慕的光榮任務。
對一個反革命來說，沒有受拷問就被殺死是一種恩典。
那些被砍下一肢，親眼看到他人被煮熟吃掉，然後被殺死的人是幸運的。
有些人被大卸四塊，另一些人（例如捷勝地區的一個地方官）被關在一個闆箱裡，被慢條斯理地鋸成一塊塊，而行刑者們還不時停下來喝茶休息，以延長其痛苦。
折磨這些受害者的農民們感到是在報仇。
那個捷勝的官員曾處決100多位農民，并在處決捷勝農會主席時強迫他的父親和兄弟親臨刑場。
一不做二不休，有時親兄弟被迫處死親兄弟，偶爾還要讓親兄弟和兒子吃一塊父親的肉，讓還沒有死的父親看着。
5.地方主義的動機。
複仇者們就這樣對官員和地主以牙還牙，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由彭湃和他的共産主義同志們煽起的行動不可否認成功地激起了階級仇恨。
但是，正如1927年至1928年冬在海陸豐所表現的那樣，這種複仇需要被壓迫階級報複的氣味少于不久前氏族或村莊血仇的氣味。
它使曾挑起紅旗會和烏旗會之間沖突的敵對和報複的傳統永遠存在下去。
精心安排的折磨和吃人肉隻是以相似的方式，重複這些沖突的記錄所一再證明的做法。
[106]這樣的記錄決沒有被&ldquo現代的&rdquo農民運動所打斷；恰恰相反。
宗族和社區的領導人通過恢複他們傳統的組織，作為對共産主義者到來的反應。
他們甚至利用這個機會來和對手或可恨的鄰居算舊賬。
但是這些自覺的反應和蓄意的考慮，與自發的對共産主義鬥争的評價相比，并不那麼重要。
它隻是他們所熟悉的唯一沖突（或者說最熟悉的沖突之一）&mdash&mdash紅旗會和烏旗會之間的地方戰争&mdash&mdash的一段新的插曲。
1928年1月當革命軍打着它的紅旗從海豐出發，經過陸豐的一些村莊時，受到包括地主在内的所有人的熱情歡迎。
這些村莊是屬于紅旗會的，他們款待自己的夥伴，确信這是來幫助他們反對依靠烏旗會的敵對的村莊的。
在這種環境下社會鬥争的情況怎樣呢？的确，有時地方上的沖突和相鄰社區間長期的對立實際上掩蓋了社會的對抗。
讓我們考慮一下1926年1月發生在廣東東部普甯的戰鬥，它使一邊為強大的方氏家族與另一邊為鄰村農民相互對立。
兩個陣營的地方主義動機都是強烈的；但方氏一姓就占縣裡這個主要市鎮2萬居民中的半數，他們控制了全縣大部分經濟活動。
[107]當地方主義使城鎮與農村對立時（上面提到的捷勝的情況也是這樣），它自然帶有一種社會性色彩。
當整個村莊，不論貧富反對其他村莊時，上述說法就是不真實的。
堅持當地的地方主義實際上從傳統上由烏旗會控制的陸豐縣某些村莊排除了共産主義農民運動，隻能被農民協會和當地積極分子的地方主義所強化，甚至當他們實際上在發洩私憤時，還聲稱他們是以蘇維埃政權的名義在行動。
兩個強大的宗族（侯姓在捷勝，林姓在梅隴）特别為他們所剝削和虐待的農民所痛恨。
對他們的報仇沒有什麼可挑選的：不管他或她的社會地位多麼低下，隻要姓侯，在這個地方，或姓林，在另一個地方，必然會被殺害。
集中在某些地方的中國基督徒在1927年聖誕節被害，也是地方主義的犧牲品，或者&mdash&mdash換一種說法&mdash&mdash是排斥&ldquo異類&rdquo的犧牲品，宛如麻風病人逃跑時會像兔子一樣被射殺，或者他們不想逃跑時就在麻風院裡被活活燒死。
總的來看，農民們的殘忍行為有利于革命知識分子的計劃，而不是打亂他們的計劃。
另一方面，後者極有理由擔心地方性的團結或敵對會産生不利于動員的作用。
因此，彭湃選擇一面紅黑兩色的旗作為海豐的第一個農會的标志，并不是沒有道理的：它象征農會所進行的社會鬥争超越紅旗會與烏旗會間&ldquo縱向沖突&rdquo的觀念。
後來，在蘇維埃政權時期，無論是誰，隻要保護一個反革命分子，都可能被處死刑。
這一措施主要指向藏匿家族中富有成員财産的農民家庭；這些富人很可能在幾周前就受到他們從農會内部加以的攻擊。
6.農民的崇拜。
依共産黨人的看法，當地的地方主義和宗族權力是封建主義的殘餘，與農民的宗教信仰和迷信習慣無異。
如果說在開始發動農民的英雄時代，彭湃曾小心地遷就鄉村的神靈，那麼到了蘇維埃專政已建立時，這樣的謹慎已不再适宜了。
但是，從勝利的歡欣中首先采取的各項措施，十分自然地會引出對&ldquo封建&rdquo思想和行為的攻擊，現在還很難對彭湃個人對這種攻擊負多少責任作出評價。
城鎮的名稱被改變了（這些名稱大多數都變成&ldquo赤&rdquo或&ldquo紅&rdquo）；街道的名稱也是如此（這時海豐有以馬克思、列甯、羅莎·盧森堡，或卡爾·李蔔克内西命名的街）；孔廟被更名為紅宮（而且海豐也以紅場、紅橋和紅旗自豪）。
這隻是從這兒向偶像進攻的一小步。
這是赤衛隊、先鋒隊和共青團的支隊很快對偶像采取的一步，他們在&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前40年發動了一次小型的文化革命，摧毀了廟堂裡的神像，燒毀了宗教建築物，并向依賴農民的輕信而生活的一切算命先生、巫師或風水先生進攻。
[108]赤衛隊員們自己是青年農民，但是他們的長輩卻拼命反對破壞已用紅漆小心塗過的&mdash&mdash以表示對蘇維埃有好感&mdash&mdash神像。
他們把地主家的神像塗成白色，以表明這些是應該受到懲罰和破壞的，但是他們卻努力保護由大多數道教和佛教寺廟所代表的民間宗教的中心。
他們甚至崇拜一個新神，對這個新神幾乎像對佛一樣地崇拜和順從，這個新神就是彭湃，他是由上天選來建立新秩序的，一旦他成為皇帝，和平就能普照大地。
對這些農民來說，參加革命主要是盲目地追随一個領袖（正如他們過去在彭之前追随陳炯明一樣）；當然，這并不妨礙他們祈求神（其他的神）保佑他們的神聖的領袖的事業。
正當國民黨的軍隊、民團和警察即将粉碎海豐蘇維埃建立（在1927年9月25日）前的第二次暴動的關鍵時刻，成群結隊的農民帶着供品來到廟裡，祈求增援部隊盡快到達；的确，這可能代表了他們最後的希望，即葉挺和賀龍的部隊。
這是南昌起義的紅軍殘部，在經曆一次小型長征（另一英雄史詩的另一預示）後，已經抵達汕頭。
7.依賴軍事力量。
在第二次暴動被粉碎整整三個星期後，南昌起義的逃亡者的一部終于到達海陸豐山區，他們必須改變态度：依靠這些由于一連串的失敗，也由于未能獲得來自農民的合作而疲憊和沮喪的逃亡者，肯定不可能發動一次新的攻勢，而據這些農民的領導人說，他們已準備武裝起義。
[109]然而，不到兩周以後，海豐再次落入共産黨人之手（1927年11月1日），并維持了四個月之久。
這次輕而易舉地占領不像早先幾次那樣短暫，主要是由于兩個将軍（李濟琛和張發奎）之間的對抗，而他們本可以很輕易地防止或粉碎這次暴動。
對于這兩個對抗者而言，甚至無需聯合用兵，就能趕跑紅軍：他們兩人不論哪一方，隻要對遠離廣州的海豐和陸豐給予對廣東中心地區同樣的戰略重視就足夠了。
簡言之，他們雙方把跟蘇維埃算賬推遲到不再為更嚴重的事情纏身時再說。
當這一時刻來到時，蘇維埃就像用紙牌搭成的房子一樣坍塌了（1928年2月29日）。
[110]
蘇維埃的誕生、生存和覆滅于是說明了那些控制地方或省周圍的權力（或軍事力量）的人之間的關系具有決定性的重要作用。
一般地說，共産黨的農民運動能夠紮下根來并存在下去，不是由于有權勢的人之間的對抗（1927&mdash1928年在廣東，除李濟琛和張發奎之間的鬥争外，還有許多其他的對抗），就是由于他們之間所采用的複雜的策略（如1924年以前，鼓勵陳炯明長期容忍海豐農會活動的策略）。
還有一種補充的方式，一旦那些在地區或省一級掌握較大權力的人斷定威脅已過于嚴重而無法再容忍下去，或它正有利于他們的對手，[111]那麼力量如此懸殊的事實事先就決定了革命者的命運。
在1924年3月官方解散海豐農會至1927年11月建立蘇維埃之間的這段時期，彭湃在廣東省其他地方的活動不僅證實中國共産黨（和國民黨）最初的&ldquo農民&rdquo事業的不穩定性，以及地區或地方政治形勢的決定作用，它們還說明了所謂的&ldquo依賴性政治&rdquo是怎麼回事，它就是許多&ldquo農民&rdquo事業所固有的缺乏自主性，這些事業隻是由于省當局的庇護，才得以一再免于失敗。
如1924年廣甯（位于該省的西北部）的事例，作為同盟者甚或是保護者出現的正是世俗的當局。
這次出來說情的正是彭湃本人，新近在廣州掌權的國民黨的農民部書記。
正是他說服了省長把敵視農民運動的廣甯縣長撤職，這甚至發生在後一任省長之前，更為合作的後一任省長廖仲恺派去一支突擊隊，幫助廣甯的革命新手們的農民事業。
[112]
對外部支持的依賴性自然使農民運動極為脆弱；在廣東的革命軍啟程北伐後，廣甯的農民運動并沒有維持多久。
8.非農民的領導層。
廣甯農民運動的倡導者是一些在廣州接受過中等教育的當地人；[113]簡言之，是&ldquo留學生&rdquo彭湃&mdash&mdash他屬于海豐巨富家族之一&mdash&mdash的樸實的複制品。
這些從該省東部到西部發動和組織廣東農民運動（這一官方标記在大多數情況下掩蓋了共産黨的控制）的人，無論其智能、地位和社會等級如何，都共有社會精英的身份，這就把他們與農民分開了。
這固然會使他們與農民的初次接觸較為微妙，卻大大地方便了他們滲透到當地政界中去。
毋庸置疑，海豐的地主們本會立即鎮壓一次純粹的農民運動，但是他們在回擊農會在彭湃的指導下越來越放肆的積極活動之前，仍然等待了很長一段時間，無疑，這是因為他們意識到不能依靠陳炯明所體現的地方當權者的堅定的支持，而且顯而易見，也因為彭湃和他的同伴們都出身于當地最好的家庭并且都曾受過教育。
人們不能把彭湃這位海豐縣的前教育局長（年僅26歲！）當作粗俗的農民領袖來對待。
如果彭不是上層社會的一員的話，這位海豐農會領導人與陳炯明之間的關系簡直就不可思議，彭曾在陳的司令部拜訪過他，為農會的事業辯護。
誠然，陳本人曾是一個革命者（從1911年的第一次革命開始），仍保留很多改革傾向，而不是一般的軍閥。
但是，在那些地方，即使地方當權者出身于更為傳統的官宦階層，而革命者來自比彭低的知識階層，革命者依然會從有影響的家庭之間的關系網中（從這些家庭的受過教育的後代之間的友誼和共同利益中）得到好處。
這些家庭的大門對他們是打開的，而對農民卻是關閉的，并且這些家庭還保障他們，至少在起初，相對地不受損害。
有時，城市化的知識分子從外部操縱的已作準備的農民運動在學校假日或學生返鄉時發動。
[114]然而，無論這些知識分子對農民群衆的贊助是多麼真誠和深切，它幾乎總是尾随并源出于一種更為普遍的反抗。
1921年秋，由彭湃和海豐激進青年知識分子創辦的刊物在名稱上（《新海豐》）或内容上都與他們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