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機構不僅教育後代，而且創造、引進和傳播技術與文化。
現代國家的學校和學院、圖書館和實驗室，通常通過履行這些重要的職能，對國家以及一般對社會起着重要的中心作用。
而在中國，從很早的年代起，教育就一直是政府所關心的一個主要問題，所以它注定要成為1949年以後中國革命的一個中心問題。
同時，在20世紀上半葉，教育在多種國外的影響和參與下，以各種形式在中國急劇發展起來。
大量的資料散落在各處，人們剛剛開始進行研究。
[1]例如，新的研究表明普通人當中的職務性學識比過去設想的要普遍得多。
20世紀中國教育的許多重要方面需要注意&mdash&mdash從在晚清發揮作用的成千個書院那裡繼承下來的社會時尚和教育方法，現代學校制度和通過報刊的城市公共教育的成長，婦女的正規教育，出版社的興起（如商務印書館，1896年創立于上海，是一所很大的出版機構，出版刊物和教科書），以及建立教育協會和作為改良與革命溫床的新學校。
[2]在如此廣闊的領域中，本章的中心限于高等教育。
這一事實本身證明了民國時期對重要的初級和中級教育史在學術上過于忽視。
它也反映了中國的教育革新者對創立能造就新的上層領袖的高等學術機構所做的努力更為引人注目。
1911年後，中國政府長期軟弱無能，為中國的教育革新者提供了一個難得的機會。
他們是熱情的愛國者，并且仍然是享有學者聲譽的一個階層，得以率先創立了現代社會所需要的學術機構。
他們的新作用既有知識方面的，也有制度方面的。
在知識方面，他們面臨的是必須把中、西文化傳統調和起來&mdash&mdash就其廣度而言，大多數思想家從來沒有面臨過如此艱巨的任務。
這一知識問題的巨大規模以及它被如何對待曾經在本叢書的其他卷中加以評估。
[3]所以本章隻集中讨論20世紀上半葉學術界及其機構所取得的成就。
我們在這裡面臨一個極為複雜而大半未探讨過的問題，包括三個主要方面。
首先，中國的思想史超越了其學術機構史，相比之下，我們對新儒家思想的晚清學派&mdash&mdash宋學和漢學，今文和古文，甚至桐城派&mdash&mdash的了解超過對學院、圖書館、印書館網絡以及孔學研究的贊助人的了解。
第二，在中國對日本的關系上，政治大大地掩蓋了學術情況。
幾千名到東京去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回國服務，他們并非都成了革命家，很多人無疑在晚清繁育起來的新式法政學堂任教，但教授的内容和範圍，同日本對中華民國在其他方面的影響一樣，大量仍是未知的。
第三，從歐洲和美國流入中國的教育影響構成了種類繁多而且有些部分尚未探讨的廣大領域。
幾乎所有國家和所有學科都被卷入這場規模最大的文化移動之中。
例如，各種各樣的天主教和基督教傳教使團是中國教會學校的後台，但它們隻是一方挂氈裡的若幹細線而已。
現代西方處于不斷的變化中，而中國本身也開始了多方面的變革。
來自日本、歐洲和美國的教學方法、課程設置、教科書和教育制度都為教育的旋渦添加了刺激因素，在這個旋渦裡中國舊式文人學士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和社會功能都經曆了逐漸适應現代需要的過程。
鑒于需要發現的領域超過了已知的領域，本章僅試圖對新領域的主要方面加以概述。
然而，有一個特點是清楚的&mdash&mdash面對日本的擴張，包括治外法權在内的不平等條約體系的體制結構保持下來了；盡管中國的民族主義迅速高漲，外國尤其是美國，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達到了很高的地步。
20年代尤其是中美兩國在科學和高等教育方面的合作顯得生氣勃勃的時期。
現代教育機構的出現，1898&mdash1928年
為了便于分析，我們将依次考察人員培訓，某些主要教育機構的形成，以及研究和财政資助。
對每一情況，我們的探讨都試圖從尚未充分考察的領域把有代表性的例證提供出來。
省辦和市辦的教育機構以及技術、職業教育機構大都處于我們的視界之外。
[4]
人員：海外培訓的精英
高等教育建設的領導者們是真正傑出的一群，他們對非常時代的需要作出了反應。
當中國的現代變革需要創立一個可以與出現在其他國家的新制度相比的高等教育制度時，這意味着培養學貫中西的新的學者階層&mdash&mdash一種對悠久傳統的真正革命性的決裂。
中國人能夠而且确實必須向外國人學習，這一觀點極富革命性，但與日本和印度等國相比，1860年後中國在這一方面的努力，卻顯得比較少而收效不大。
清政府無法在國内提供現代學校，也無力控制派往東京的中國留學生，事實上這成為清朝覆滅的一個主要原因。
新的教育精英從而在這個變革的時代裡成熟起來。
在建立新學校的過程中，他們感到自己是新世界的創造者，決不是現有機構的維護者。
當纏足作為保持婦女順從的一種古老方法，仍在中國廣泛流行時，不難想象那些涉足高等教育的中國婦女的冒險精神和決心。
多種因素塑造了這些教育家。
首先，他們一般都是在外國受教育的男子和婦女。
以梁啟超（1873&mdash1929年）為代表的一代到日本尋求西學，以胡适（1891&mdash1962年）為代表的一代則到西歐和美國。
這次留學的規模有多大還不完全知道，因為，舉例來說，在日本院校注冊的中國學生大大超過畢業生。
據估計，1900&mdash1937年的注冊生為13.6萬人，而1901&mdash1939年從日本各類學校畢業的中國學生的最适當數字是1.2萬人。
[5]留日學生所作的政治貢獻在1911年的革命史中極為突出；他們在學術上的貢獻卻普遍受到忽視。
1915年後日本的擴張政策導緻反日運動日益高漲以及中國的民族主義日益上升，都掩蓋了中國在學術上受惠于日本；今後的研究無疑會發掘這一問題并予以評價。
[6]
中日對抗有助于共和中國的學者轉向西歐和美國。
中國學生長途跋涉來到西方，需要更多的經費，因此選拔得更加仔細，具有更明确的義務，也更有可能完成學業。
有一個估計數字是1854&mdash1953年一個世紀内中國留美學生達2.1萬人。
[7]
然而，這些數字可能需要進一步推敲和分析，很明顯，20世紀從西方回國的兩萬左右中國留學生是一個人數甚少但頗有能量的群體。
他們在大約四億人口中所占的比例與舊政權的進士一樣少。
他們的前輩三年一次在北京考試，習慣地接受對皇帝&mdash&mdash他名義上主持殿試&mdash&mdash效忠的人身約束，而這些民國的學者們則覺得，他們的國外經驗堅定了他們對中華民族的忠誠。
這些新的&ldquo留學生&rdquo精英更加銘記宋代改革家範仲淹的格言：&ldquo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
&rdquo[8]留學生涉足政府、工業、自由職業、藝術和教育等領域的比例尚不清楚，但顯然他們都享有從舊習俗和現代革命得來的特殊地位。
他們在廣泛的人際關系網中發揮作用。
那些選擇從事建立高等教育制度的人堅持傳統，認為學者并非僅僅是技術專家，他必須像政治家那樣代表整個社會&mdash&mdash亦官亦民&mdash&mdash去思考。
這種社會責任感有助于從歐美回來的新的領導者建立起來早期共和國的學術機構&mdash&mdash一個20世紀的國家所需的學院、大學、圖書館、實驗室和研究所。
他們是遴選出來的（或自我選拔出來的）少數在學術上達到了最高水平的人，然而他們的這種特殊地位并非完全是幸事。
他們的國外經曆&mdash&mdash為了獲得博士學位，通常需要幾年時間&mdash&mdash導緻了這些自由化的知識分子陷入世界性不可避免的矛盾心理狀态。
[9]同所有在國外學習的人一樣，他們在某種程度上具有雙重文化，既熟悉中國的精英文化，也熟悉外部世界的精英文化。
他們作為學者的精英地位，加上熟悉異國方式，使他們與鄉村中國愈加格格不入。
他們建立了與西方人文學科傳統的共同紐帶，這一事實保證了新文化運動在教育方面不僅促進傳播技術，而且它尖銳地引出了一些問題，即在事實上，也在（同等重要）中國的軍政要人的眼中，如何使他們在外國受到的訓練發揮作用，并切合中國的實際。
正是這些要人被要求給予教育家們以不斷的支持。
[10]同時，有些學者感到他們的外國傾向有使他們脫離自己背景的危險，即一種遊離于祖國社會的失落感，簡言之，即精神上的頹廢和情感上的疏遠。
雙重文化的經曆能攪亂一個人的個性。
這一問題的程度有多深尚不清楚。
它對于許多&ldquo五四&rdquo運動的一代人可能更為突出，他們事實上具有三重教育背景：中國的（傳統的和早期現代的），日本的和歐美的。
因此，引進外國知識（技術方面的和價值觀方面的）的任務無論在内還是在外都很複雜。
在内，他是受過外國訓練的教育家，必須設計出如何作出最大貢獻的自我形象。
同時，處于他的環境，他可能面對他應該如何作為的十分不同的期望。
[11]現代教育的一個新特點是行政負擔。
住宿學校和不久出現的男女同校是一種新現象，有一種能誘發導緻罷課和政治運動的學生輿論和組織的無限能量。
共和國的新學生與教師一樣關心民族命運并負有責任感。
他們時常要求采取政治行動。
教育精英們從事的活動從注表可略見一斑。
隻有極少數人能夠潛心追求純學術。
維持學校運轉始終是個問題。
教育家作為一個群體遲早也會面臨他們與政府當局的關系問題。
持續了1200年的政府考試制度到1905年才被廢除，受西方訓練的教育家在它的陰影下勞動，他們繼承了多少代以來困擾着中國舊學者的價值觀和問題，同時他們又有在國外遇到的新的價值觀和新模式。
到30年代，他們成功地創造了較為自主的和多樣化的高等教育體系，較少直接受到政府和官方正統觀念的控制。
然而這隻是軍閥混戰年代既無中央政府也無正統觀念的暫時情況。
由于學者一政府的傳統，中國的教育一直與政治糾纏在一起。
高等教育過去一直是為統治階層的，不是為平民百姓的。
要使它從國家的正統觀念解脫出來是不容易的。
這就不難理解脫離政治的較為獨立的教育形式的成長為什麼時斷時續，遊移不定了。
此外，民國初年教育不僅得益于中央政權的軟弱，也得益于帝國主義列強的多元化影響。
外國人在華利益包括通過基督教教會院校以及設立自主的教育基金二者來扶植現代教育，二者都受治外法權保護。
1912年至1949年中國的學術發展可以被看作世界範圍的現代知識興起的一部分，南北美洲人、俄國人、日本人和印度人或遲或早全轉向西歐尋求啟蒙。
然而受過教育的中國精英們涉足國際世界的一個副作用是他們易遭排外者的攻擊，被指責為受外國指揮。
這些在外國受過教育的接受雙重文化、能講兩種語言的精英所付出的代價是，在祖國有時感到或顯得是陌生人，甚至像是受雇于外國的人。
歸國留學生在中國和國外的經曆所形成的心理上和知識上的壓力，使他們一代中某些有政治頭腦的一翼轉向馬克思主義。
傾向于學術的一翼也需要新的信仰體系、新的指導原則。
許多教育家強烈地信仰科學的功效。
确實，19世紀90年代和新文化運動時期，&ldquo科學&rdquo的普遍真理在改革家的思想中曾占重要地位，這種真理成為中國趕上外部世界的法寶。
中國的教育家尋求通過運用&ldquo科學方法&rdquo解救祖國，這種方法不僅存在于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之中，而且也存在于人文科學和中國曆史研究之中。
對某些人來說，它是幾乎具有宗教色彩的信條。
一位教育家王風喈教授，表達了20年代頗為流行的态度，聲稱：
舊的教育體系和舊的民族習慣被破壞了，新的教育&mdash&mdash根據科學的教育&mdash&mdash已經開始&hellip&hellip我們必須知道教育制度不能通過模仿得來，必須從思考與實踐中得來。
西洋教育不能整個的搬到中國來；必須斟酌中國國情，作出适當的選擇。
所以我的結論是，新的教育必須以科學為指導，理論要有科學的依據和證明，實踐要遵循科學的方法，結果要有科學的統計。
[12]
民國初年作為教育現代化基礎的主要命題是：随着帝制的崩潰，舊秩序已經無可挽回地失去作用；中國必須着手建立自己的新的教育制度；以及&mdash&mdash随着新文化運動的興起&mdash&mdash&ldquo科學&rdquo和&ldquo科學方法&rdquo将證明是新制度得以建立的最堅固的基礎。
[13]
大學：機構的建立
讓男女青年進入由系裡職員管理的公共宿舍，不亞于工業中出現工廠制度。
同樣，這在中國漫長的教育史中不乏先例，雖然其連貫性還缺乏研究。
那些建立高等教育的人常常有意識地要模仿外國模式。
然而選擇哪種模式恐怕要受制于外國模式能否與中國的傳統或需要共鳴。
遺憾的是，傳記材料雖很豐富，但校史卻至今不多。
下面我們将先看北京大學，然後是私立學校、技術學校和教會學校，最後是外國基金所起的作用。
北京大學 1912年新共和國從退位的清王朝繼承的事物中，有一座規模小而且頗不穩定的稱為京師大學堂的機構。
京師大學堂誕生于1898年的改良運動。
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現代化的日本模式，試圖滿足創辦者們所察覺的中國的迫切需要：讓清朝的某些學者&mdash官吏進修，使他們對現代世界的事務和狀況有适當的了解。
在1898年慈禧政變中，京師大學堂得以幸免。
1902年這所學堂經改組增加了師資培訓部，同時合并了同文館，并在原有的課程中又增加了基礎科學和五門外語。
[14]
20世紀初，北京大學的學生主要是官吏，授予極為有限的現代課程，但在辛亥革命前，對他們的成就評價極低。
[15]學生質量參差不齊。
有些人的思想仍牢固地紮根在舊式文官考試制度中，他們把在新學堂的學曆當作通向另一種資格的台階，從而使學堂以頹廢聞名。
另一些人則在觀點上較為進步和大膽，雖在輕薄和放蕩的環境裡，他們真正關心當前的問題，并在校園内展開生動活潑的讨論。
[16]然而政府這一層次仍缺乏一緻的高等教育政策，因此在建立教育體系的各級相應機構方面沒取得進展。
1912年蔡元培被任命為教育總長後，他召開了全國臨時教育會議，作為&ldquo國家教育改革的起點&rdquo。
各省代表于7月在北京開會，制定了新的政策和相應的法規。
[17]他們得出結論，中國教育有三個方面的問題有待解決：需将它建成一個完整的系統，擴展到全國各個角落，以及提高到現代水平。
高等教育第一次成為完整的國家體制的一部分（至少在紙上）。
在以後的20年内，在中國普遍出現了一批國立、省立和原來私立的各種學院和大學，目标各不相同。
然而，這些學校呈現的經曆顯示它們具有某些共同的特點。
一般認為高等教育構成了國家建設這一重大任務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為它是未來領導者的訓練基地；同時，那些積極參加發展高等教育的人都是年富力強的知識分子，他們曾在晚清現代學校讀過書，并曾與政治運動有聯系。
作為一個整體，他們一般都出身于書香門第。
許多人為共和革命工作過。
他們開始相互視為不僅是昔日的同窗，而且是追求民族目标的同志。
因此，沒有人反對1912年正式發布的管理院校的《大學令》中的第一款：&ldquo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闳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
&rdquo[18]
1912年的《大學令》規定，大學裡的高等教育由文學院和理學院實施，另設商、法、醫、農、工等職業學科。
一個機構要取得大學資格，必須有文、理兩學院，或文學院和法學院和/或商學院，或理學院和/或醫學院、農學院或工學院。
京師大學堂在嚴複任校長時改名國立北京大學，從1912年至1916年底是教育部直屬的唯一的國立大學。
[19]
處于新的地位的國立北京大學&mdash&mdash簡稱北大&mdash&mdash并非一帆風順。
事實上，五年間學潮疊起，校長頻繁更換，而校園生活普遍不安定。
所有這些反映了整個國家政治環境的不穩定。
[20]蔡元培就任校長是北大的轉折點。
蔡身為清末進士和翰林院編修，出于堅定的信念，在20世紀初與革命黨人共命運，由于他學貫中西，并堅定地獻身于自由化的理想，他受到廣泛的尊敬。
1916年末蔡元培應召從法國辍學回國，1917年1月就職。
在50歲時，他得以實施早年在歐洲學習和參加革命活動時期即已設想的藍圖。
[21]
蔡元培上任伊始，就得到教育總長範源濂&mdash&mdash蔡元培的老友和革命同志&mdash&mdash的支持，精力充沛地改造北大，此外當時大學校長有相當大的行政權。
[22]他首先提高教學人員的質量，聘請教師隻根據學術能力，不論其政治觀點或學術傾向；結果許多蔡元培時代的青年教師在以後若幹年内成為學術和職業圈内的知名人士，同時他們也提高了北大的學術水平。
蔡元培其次處理的問題是學生的态度和生活方式。
他在就職演說中激勵學生接受&ldquo世界上和生活中的新觀點&rdquo。
在校期間他們應當&ldquo把緻力于學習當做不容推卸的責任，不應把學校當做升官發财的墊腳石&rdquo。
[23]他還支持娛樂和學術社團以及校園刊物，認為這些都是可取的課外活動。
第三，北大結構合理化。
到1923年北大完全擺脫了從過去時代承襲下來的&ldquo預科學校&rdquo的基調。
它的三個主要部分現在是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語言文學。
1919年開始采用選修課程，1922年由教育部批準在全國推廣。
1920年北大還率先準許女生來到一向是清一色男生的校園。
[24]公立小學曾于1911年錄取女生，到1920年已成為全國性潮流。
據中國國立大學報告，截至1922年，在10535名學生中有405名女生。
[25]
其他革新還包括1918年起草的幾項計劃，這些計劃旨在制定人文科學、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和法律等方面的本科教學計劃。
蔡元培不得不使這些新的教學計劃與有效的方法相适應。
例如，組建法律系時，當時中國的司法制度正在着手修訂，高質量的教師非常難得，蔡決定以&ldquo比較法律&rdquo為起點。
首先應聘的兩位講師是王亮疇和羅文幹，他們都是司法部的成員，不能受聘為專職教授。
如蔡元培後來所講的那樣，所有這些因素使開設每一門法學課都極為困難。
隻是好幾年後，出現了王世傑和周鲠生這樣的法學家，一個合格的法律系才得以建立。
[26]在注意研究生的學習和研究時，蔡元培深受他在德國的經曆的影響，在那裡他受到柏林大學和它的創始人威爾海姆·馮·洪堡的鼓舞。
在北大他的努力得到了熱情的支持，部分由于新的教師質量高，部分也由于師生有讨論學術問題的傳統，這種傳統可追溯到京師大學堂時代，當時大部分學生都是有一定學識的成年人。
[27]
北大在&ldquo五四&rdquo運動中所起的領導作用，似乎再次肯定了青年學者和國家命運之間的聯系。
20年代初，北大作為一所大學，可以代表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的大方向：課程是按照現代西方普遍實施的訓練方針設置的，教師隊伍具有學貫中西的背景，能超出本科課程繼續進行學習和研究。
北大作為第一所國立大學的地位，明顯地标志着高等教育與國家建設的關系。
更全面地進行研究時，南京的國立東南大學（後改名中央大學）等其他主要大學的發展應能提供有啟發性的比較和對照。
私立學校：南開 并不是所有的著名大學都與政府有關系。
各種類型和性質的私立學校紛紛成立，特别是在北京和上海以及一些省城。
最著名的教育家的活動例子是南開，這是張伯苓（1876&mdash1951）領導下在天津成長起來的中等學校和高等教育的聯合體。
與晚清的許多現代教育先驅者相比，張伯苓不是古典學者，而是一所現代學校&mdash&mdash北洋水師學堂的優秀畢業生，當時他隻有18歲。
然而1898年中國海軍基地威海衛成為英國的租借地，張目睹中國國旗降落和英國國旗升起，斷然結束了他的海軍生涯。
極度的羞辱給予他以創傷性的打擊。
離開海軍時，他發誓要獻身于教育這條&ldquo自強之路&rdquo。
[28]如他在回憶錄中談到的那樣：&ldquo南開學校誕生于災難深重的中國，所以它的目标就是要改變舊的生活習慣，培養救國青年。
&rdquo教育家的任務就是清除中國衰敗的五大弊端：體弱多病，迷信和缺乏科學知識，經濟貧困，由缺乏集體生活和活動而出現的渙散，自私自利。
張後來在南開制度中所訂的綜合教育計劃，就是為适應中國在這五個方面的需要而設計的。
[29]
張伯苓漫長的教育曆程，開始于謙遜地擔任嚴修&mdash&mdash一位傑出的天津紳士，與蔡元培一樣也是一位思想進步的翰林&mdash&mdash孩子的家庭教師。
張也曾在天津另一位著名紳士王益孫家任教。
在這兩個關系的基礎上，張伯苓得以建立他的第一所學校。
1904年，嚴、王二人聯合資助建立一所中學和一所師範學校。
第一屆師範學校學生畢業于1906年，第一屆中學學生畢業于1908年。
雖然當地士紳子弟大量出現在第一批學生中&mdash&mdash韓、嚴、陶、卞和鄭等姓在最初的學生名冊中都很突出&mdash&mdash但學校的新課程很快吸引了越來越多的人前來注冊。
1908年當地第三個捐助人鄭菊如慷慨地捐獻了土地，而嚴修又再度捐款，學校得以遷入&ldquo南開窪&rdquo的永久校舍，南開學校因此得名。
[30]
清末政治動蕩，然而張伯苓思想專一，不允許他和他的學校卷入革命活動。
他集中精力進一步發展學校。
1917&mdash1918年張在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學習一年後，得到嚴修和範源濂的贊助，他們支持他辦大學的計劃。
通過發動他與天津上層社會（如嚴家和鄭家）和國内知識界（範源濂是前任教育總長，蔡元培的密友）的關系，還有與國際教育團體（張于1909年皈依基督教，并與基督教青年會建立聯系）的關系，他籌集了足夠的資金，得以建造南開大學的第一座校舍。
第一批四十餘名新生于1919年秋入學。
[31]南開大學開設了三科：文科、理科和商科。
第一屆學生于1923年畢業後，南開大學遷入八裡台的更為寬敞的校園直至今日。
當南開大學遷到這處郊外的校園時，一座新的科學大樓同時啟用，這是一位私人捐助者的另一件禮物。
[32]
張伯苓曾幾度赴美考察高等教育制度和籌集資金。
1928&mdash1929年出訪歸來後，他将南開大學改組為三個學院：文學院由政治、曆電和經濟三系組成；理學院設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四系；而商學院包括财務管理、銀行、統計和商業四系。
[33]
張伯苓的雙重文化的業績是來自天津上層社會、留學歸國教育家的國内知識界和國際（特别是英美）教育團體的支持的結合。
其他教育活動家的成就盡管不那麼著稱，但可相提并論。
例如，另一所私立大學&mdash&mdash上海複旦大學，是由一所天主教學校的退學生于1905年建立的一所學校發展起來的；這所天主教學校便是震旦大學。
在這些發展中一位感人的人物是天主教徒馬良（馬相伯，1840&mdash1939年，見後）。
還有另一所私立學校廈門大學是華僑實業家和慈善家陳嘉庚于1921年建立的，他已經成為新加坡橡膠、菠蘿和海運業的百萬富翁。
從1921年到1937年，廈門大學在第一任校長林文慶的主持下發展起來。
林文慶是一位頗具天賦的新加坡醫生，在愛丁堡獲得醫學學位，并且也成為一位古典學者和記者。
[34]中國私人贊助教育具有悠久的曆史傳統，值得進一步研究，更不用說近代海外華人對教育的影響了。
廈門确實曾經是中國與東南亞貿易的一個主要貨物集散地，&ldquo海上中國&rdquo的一個焦點。
這在第12卷中讨論過。
技術學校 教育在應用科學和工程方面的發展是緩慢的，這在早期大學的課程中可以看出。
長期以來考生是憑書本知識鑒别的，鐵路建築之類的實用技能，無論多麼引人注意，都不能很快獲得書本知識那樣的聲譽。
然而清代末年，随着現代教育運動的興起，一些專門技術學校和職業學校确實出現了，其中許多學校達到學院或大學水平。
下面幾個例子可以表明現代中國一些最著名的技術學校有不同的起源。
1895年盛宣懷贊助建立天津中西學堂（亦稱北洋西學堂），課程偏重于電氣、礦業和機械工程等領域的專業。
八年後重新評價國家教育制度時，這所學堂被改組為北洋大學堂，并遷到天津城外的新校園。
[35]另一所盛宣懷贊助建立的學校是上海的南洋公學，開始時偏重政治學，但最終發展成聲譽卓著的交通大學，[36]在工程教育方面被視為天津北洋大學堂在南方的對手。
除公立技術學校外，現代教育的倡導者們在私人資助下，偶爾也能建立這樣的機構。
工業和社區的開發者張謇順應時代潮流，于1906年在江蘇建立了南通大學，試圖将課堂教學與實際經驗結合起來。
該校提供的課程包括農業、紡織技術、工程和醫學，并與一個紡織廠、一所醫院以及供農業實驗用的1.6萬畝土地挂鈎。
[37]技術學校的另一資金來源是外國在華現代工業部門内獲得的商業利潤：1909年一英國公司&mdash&mdash河南福中公司&mdash&mdash在焦作這一正在發展的現代煤炭工業所在地開辦了焦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