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礦學堂。
在1912年政治動蕩中短期關閉後，于1914年恢複，改名福中礦務學堂。
1928年後在國民政府管轄下學校又改組為焦作工學院，[38]聲譽日隆，直到1937年中國的學術進展因戰争再次中斷。
上述例證隻是加速走向技術和工程教育的一部分，在民國時期這類教育将受到進一步重視。
教會學校它們大多數是從中學水平開始的，原來的目的是幫助傳播基督教。
然而，後來它們在人文科學方面作出主要貢獻。
有記載的最早一所中國境内的教會學校可追溯到1845年。
19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在早期自強運動中，又出現了幾所教會學校。
19世紀末舊秩序在中國的崩潰不可避免地給教會學校一個機會，在科學和外語等幾個非傳統教學領域采取主動。
這些學校從而展示了新型的學識。
1900年後，由于對現代教育的需求增長，一些教會學校通過擴設課程和合并這一複雜過程逐步演變成具有學院水平的學校。
1906年新教傳教士擁有2000多所小學和近400所中等水平的學校，而到20世紀20年代已有12所（最後是16所）學院或大學逐漸從其中出現。
[39]然而，在中國擴大和深化基督教事業仍一直居優先地位。
例如，上海聖約翰大學校長蔔舫濟認為：學校應保持小規模，這不僅為了保持教員與學生接觸的質量，而且因為&ldquo不信教學生成分過大會沖淡學校的基督教氣氛&rdquo。
他還把宗教課程和禮拜定為必修，并辯解說，如果學生不想信教，他不必進這所學校。
[40]
天主教高等教育是在上海郊區徐家彙（明末著名教徒徐光啟的老家）特别設立的耶稣會獎學基金之上建立的。
一位富有朝氣同時不乏權力的人物馬良長期任耶稣會傳教士，他是一名清政府官員，又是一位改革家。
他于1903年建立震旦學院，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天主教大學。
1905年他建立複旦公學，這所學校後來成為一所私立大學。
這在前面已經提到。
[41]
教會學校學術質量參差不齊。
[42]有些大學在教學、計劃改革和教員業務成就方面成效卓著。
其中有些教員是國内或國際上的知名人士。
如北京燕京大學有個新聞系，它從全國各地招生，而這個系的教員包括下列著名學者，如中國史方面的洪業（威廉·洪），顧颉剛（民俗學），徐淑希（政治學），吳文藻（社會學），文學方面的許地山、謝婉瑩（冰心）和熊佛西，以及宗教方面的趙紫宸。
燕京由于地處北京，知名度高。
當然同時還有其他教會學校，如金陵大學和嶺南大學（前身為廣州格緻書院），也取得許多真實成就。
然而，無論這些教會學校的學術成就如何，它們都會發現自己處于矛盾狀态。
雖然傳教士的最初目的是傳教，但有些傳教士很早就發現傳播世俗學識也是可取的。
中國的現代化運動使他們的學校超越了改宗的界限，并使他們逐漸緻力于有利國家發展的一般世俗計劃。
對于大多數在教會院校注冊的學生來說，這些學校僅僅是現代高等教育的中心。
學生們改信基督教的為數不多，不足以引起注意；[43]他們也不會讓自己脫離橫掃全國的&ldquo新潮流&rdquo。
事實上，其中有些人，特别是那些在北京和上海的，[44]常常站在學生運動的前沿。
[45]
表3 中國主要學院與大學及其分布，1922年
續表
注：37所大學有40個校園。
資料來源：《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mdash1931》，第99&mdash100頁；盧茨：《基督教院校》，第531&mdash533頁；中國基督教院校一覽表。
*交通大學屬交通部，向不列入國立大學。
&mdash&mdash譯者
**原文如此，疑為武昌高等師範學校。
&mdash&mdash譯者
***系哈同設在愛俪園内規模很小的大學。
&mdash&mdash譯者
****30年代并入嶺南大學醫學院。
&mdash&mdash譯者
到20年代早期基督教學院和大學曾達到頂峰。
如表3所示，1922年它們建成了将近一半的主要高等學府。
這正是新文化運動蓬勃發展時期，因此甚至在教會學校數目增長時，它們也不得不面臨來自中國社會的新的挑戰。
&ldquo五四&rdquo運動使中國知識分子與基督教改宗發生沖突。
1922年在北京舉行的世界基督教學生聯合會，在全中國青年學生中觸發了一場反宗教和反基督教運動。
如胡适于1925年在燕京講話時指出的那樣，基督教在華教育面臨三種新的困難。
首先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以來中國人的新的民族主義精神，&ldquo對列強的恐懼消失了，而自我意識已逐漸增強&rdquo，因此出現了恢複主權的運動，同時相信&ldquo帝國主義列強在文化侵略上采用的方法是傳播宗教和開辦學校&rdquo。
第二，青年知識分子的&ldquo新認識的理性主義&rdquo會向基督教信條本身提出挑戰，要求&ldquo拿證據來！&rdquo[46]最後，胡适認為整個傳教事業充滿内在弱點。
（中國的愛國者們注意到，從學院的曆史發展中看，它們是由一批有時主要資格是在宗教方面而不是在學術方面的人員創辦的。
）因此胡适極力主張教會的教育家要有辦法回答兩個問題：他們是否不能集中人力和物力發展少數真正優秀的高質量的院校，而不是發展大量平庸的或低劣的院校？他認為北京協和醫學院是一個傑出的範例。
其次，教會學校能否放棄傳道，用全力辦好教育？胡适認為宗教和教育二者不可得兼。
[47]
胡适和與他氣味相投的其他學者直言不諱地反對傳統的教會教育，他們認為宗教宣傳危險地缺乏理性，并為之困擾。
在這方面，他們與西方理性主義以科學的名義對天啟教的攻擊相一緻，并且也與儒家不可知論的學術傳統相一緻。
然而，與此同時，那些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視之為新&ldquo社會科學&rdquo的中國人，也參加了愛國反基督教運動，把它作為一般反對帝國主義活動的一部分。
到1920年，在某些教會的圈子裡仍将排外和反基督教情緒的增長歸咎于孫逸仙和他在廣東的&ldquo激進分子的溫床&rdquo[48]。
科學與研究的開端
1900年前後的幾十年，中國開始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多種現代科學機構的發展在世界範圍内也大步前進。
參與發展中國高等教育的中外人士于是參加到一個極其複雜的過程中去，這個過程需要與世界其他地區相比較。
1916年農商部地質調查所的建立，無疑是一個裡程碑（見後）。
開始強調科學知識則是另一個裡程碑。
1918年12月蔡元培宣稱：&ldquo我們所說的&lsquo大學&rsquo并非僅僅是個按照課程表授課，培養出大學畢業生的地方；它實際上是在共同關心的知識領域裡從事研究&hellip&hellip從而創造出新知識，以便提供給國内外學者的地方。
&rdquo[49]
一般都同意，新知識要通過科學方法取得。
到20年代這已成為一種信仰，即視科學觀點為粉碎傳統秩序，并為中國達到現代國家開辟道路的利器。
青年知識分子有感于中國在國際上缺乏成就，開始相信科學是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
這一信仰如此深刻而廣泛，以緻幾十年後他們仍然真誠地說：&ldquo科學是西方文明的源泉。
&rdquo[50]&ldquo如果我們真地希望發展新文化，我們就應該特别注意發展科學。
&rdquo[51]
民國初年科學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大多認為是由于許多教師在日本接受的訓練不充分。
除了少數例外，總體條件直至20年代早期才有所改進。
[52]20年代中期，有幾個因素導緻了比較大的進步：一些大學，如南開、清華和交通，開設了較有分量的科學課程，由歐美留學生任教；其他組織形式也促進了科學，并随之建立起高級的研究機構。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海外的中國學生中出現了許多組織，其中最積極或最有影響的莫過于科學社。
它是由為數不多的中國學生于1914年在康奈爾建立的。
[53]它的英文全稱為&ldquoChineseAssociationfortheAchievementofScience&rdquo，以便與類似的美國組織相應，但其中文名稱為&ldquo中國科學社&rdquo。
&ldquo社&rdquo是一種志願的組合，一種由活動家、精英分子領導的團體。
過去士紳們常常組織這樣的團體以建立地方學校或灌溉工程，或征集民兵抵抗太平軍或廣州的美國侵略軍，後來着手&ldquo自治政府&rdquo的各項計劃。
科學社的目标不僅在于&ldquo促進科學，鼓勵工業，統一翻譯術語，傳播知識&rdquo，而且它希望用十字軍的熱情通過科學最終再造中國的整個社會和文化。
[54]科學社在美國草創時期有成員55人，1918年随主要創建人回國而遷至上海，到1930年成員曾增加到千人以上。
社員包括留學歐美和日本的歸國學生和在中國培養的青年科學家。
科學社的活動範圍也擴大了：除1915年創辦刊物《科學》外，科學社還召開會議宣讀研究論文，出版科學譯著，并建立科學圖書館；1931年這家圖書館從初址南京遷至上海，它一直是那裡的一份主要财富。
同時在1922年，科學社曾在南京建立生物實驗室。
促進科學在中國面臨着兩線作戰：既要複制和擴大從國外獲得的知識，又要讓它适合中國的現狀。
中國青年科學家不可避免地要依賴國際學術界，他們也試圖對國際學術界作出貢獻。
同時。
他們又面臨将科學思想與實踐引入中國人民生活的任務，以減輕中國的落後程度。
依賴和落後二者後來都有可能被污蔑為殖民地的症狀。
[55]
提供基金與美國的影響：清華
考慮到中國古代強調高等教育要為國家服務，1916&mdash1928年軍閥混戰時期對中國高等教育的主要影響來自美國，當時聯邦政府在教育方面所起的作用還微不足道（農學例外，它受到撥土地給各州立農學院的補助），這是具有諷刺意味的。
美國高等教育當時仍由私立大學而不是由州立大學領導，實際上新英格蘭和中西部的教派學院曾經是在華傳教士主辦的教會學校的樣本。
但美國的影響是通過一些不尋常事件的結合而形成的，遠遠超過了基督教會的努力。
1901年自清政府強索的庚子賠款中，美國要求從中分到2500萬美元，當時美國負責官員私下認為數量過大，可能比正當數目高出一倍。
然而它隻占整個賠款33000萬美元的一小部分。
[56]這是一個使中國政府一蹶不振的過高的數目，而且幾乎從任何角度看，這個數目都可以被視為帝國主義掠奪頂峰的可恥标志。
1908年美國國會對中國減免了賠款中超出實際損失的那一部分，計11961121.76美元。
這筆款子将被用于在美國教育中國人，而且它創造了一個支持中國高等教育的有效機制。
1909年中國政府向美國派送了第一批庚子賠款學生47名，1910年70名。
到1929年總數達1268名。
[57]領取庚子賠款獎學金的學生名單中不乏才華洋溢的青年。
同時，政府也拟訂了訓練計劃，為學生赴美學習作準備。
1909年一個配備外國人員的大學預科被建立起來，1910年舉行了入學考試，後來成為清華大學的清華學堂于1911年正式開學。
[58]它成功的秘訣在于每年的預算有保證，當時其他院校則依賴軍閥政權，毫無保障，此外，直至1929年它一直強調要為在美國大學學習做好專門的準備。
一個通過入學考試的11&mdash13歲的小學生必須學習五年初級部課程和三年高級部課程，以後才會被送往美國院校學習。
第一批學生是1912年入校的，經學習八年标準現代中學課程（如英語、法語、德語、曆史、地理、生理、物理、化學以及一些音樂、美術和體育課）後于1920年畢業。
[59]1926年清華的預科地位結束，改組為達到學士學位的四年制的清華大學。
至此美國對中國教育的影響已達到頂峰，在很大程度上這是通過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的渠道實現的。
許多有能力的攻讀博士學位的中國人曾經在那裡與約翰·杜威教授以及其他人一起工作。
杜威在華講學的兩年（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恰與英國數學哲學家和社會主義者羅素的訪問（1920年10月至1921年7月）重合。
杜威在11個省講演大約70場，由胡适翻譯，但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對狂熱的中國愛國者來說并不是政治上的靈丹妙藥。
後來他的同事孟祿教授也訪問了中國，而主要大學的校長們&mdash&mdash北大的蔣夢麟，國立東南大學（後為中央大學）的郭秉文&mdash&mdash都自稱是杜威的信徒。
然而杜威的通過教育自我完善的典型美國式的教谕，很少提供在尋找中國教育道路的過程中能立竿見影的東西。
留美歸國學者從1919年到1924年領導了一場教育改革運動，他們既利用最初由蔣夢麟主編的《新教育》等主要刊物，也利用中國國家教育促進會；但這些計劃和希望不久即在政治動蕩中煙消雲散。
郭秉文被夾在反杜威保守派的民族主義浪潮與國民黨在江蘇與軍閥的對抗之間，他被迫于1925年1月辭職。
獨立于執政者的自主的高等教育尚難預見。
在軍閥時代，高等教育隻能在當地軍閥的支配下發揮作用。
[60]
然而，就清華而言，這株美國移植的植物生了根。
1928年北伐勝利結束後，國民政府将清華定名為&ldquo國立清華大學&rdquo[61]，羅家倫&mdash&mdash北大校友，曾留學英國和美國&mdash&mdash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
1928年9月他在就職演說中，贊揚清華取得國立大學地位是國民政府&ldquo在華北建立新的文化力量&rdquo的結果。
[62]他提出在文、理、法三院上增加工學院，并加強研究生學習和高等研究。
他還建議從國外邀請有成績的學者擔任較長時期的客座教授，&ldquo不要一時轟動，而要教學&rdquo；不要&ldquo像前幾年那樣，将國外著名學者（顯然是指杜威和羅素）請來隻講課幾個月或一年&rdquo，因為那個時代已經過去了。
[63]在羅家倫和他的繼任者梅贻琦的管理下，清華在規模和實質上都穩步發展，成為以後十年中傑出的高等學校之一。
美國影響的另一方面是以1925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中華基金會）的出現為序幕的，這是一件具有曆史意義的大事。
1924年美國國會根據聯合決議，将庚子賠款餘額歸還在中國使用。
于是兩國政府達成協議，将這筆大約12545000美元的款項交給一個基金會掌管，用于中國的教育文化事業。
幾個月内中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國人和5名美國人組成的第一任董事會，中華基金會于1925年6月正式成立。
[65]10名中國董事中有3人是高級外交官（顔惠慶、顧維鈞和施肇基），其餘的是著名的科學家或現代教育界的知名人士：範源濂（範靜生），黃炎培（江蘇省教育界領袖），蔣夢麟（北大校長），張伯苓（南開校長），周贻春（清華校長）和丁文江（農商部地質調查所主任）。
5個美國董事是與中國教育界有關的著名人士：杜威，孟祿（兩人都是哥倫比亞的），顧臨（洛克菲勒基金資助的北京協和醫學院代理院長），貝克（中國華洋義赈會）和貝納德（花旗銀行）。
[66]董事會任命範源濂為基金會第一任幹事長，他邀請中國科學的熱情倡導者任鴻隽擔任行政秘書。
[67]
中華基金會執掌的不僅有1924年歸還的庚子賠款，還有1908年歸還的供獎學金和清華大學使用的款項。
它又被授權掌管靜生生物調查所的基金以及其他學術捐款。
它的主要任務第一是資助學術機構的高質量活動，如黃炎培領導的中華職業教育社；其次，支持公私機構的新項目，如合作事業；第三，基金會本身開發新項目，[68]所有申請項目必須按現代方式得到董事會或專門委員會的批準。
[69]範源濂和任鴻隽意識到中華基金會的革新任務，認為它不應僅僅是基金管理辦公室，也應是現代科學的強有力的推動者。
[70]基金會坐落在北京一所以前的親王府内，1926&mdash1927年批準把研究補助金給予13所院校、3所研究所、5個文化教育組織以及一個未歸類的領款單位，總金額達419906元。
[71]當有人責備基金會不通過政府當局而由少數幾個人處理大宗款項時，任回答說，這正是中華基金會的力量所在：它杜絕了政府濫用基金去打内戰。
[72]總有一天，當日、英、加、法、德和其他西方國家在華教育活動經過較為充分的研究時，[73]人們可能在較為寬闊的範圍内評價美國的影響，這種影響将包括洛克菲勒基金會對中國醫學和其他科學的支持。
英、法、意退還的庚子賠款部分也用于教育。
南京十年期間的高等教育和國家建設
盡管20年代國民革命處于危機之中，所有這些非政府事業的成長已經在新文化運動的推動下出現了。
外國人為發展中國新教育建立基金和提出意見的活動程度，被馬克思主義者譴責為文化帝國主義，并不可避免地成為渴望建立完全主權國家的一切愛國者關心的根源。
國民政府于1928年成立[74]時，這個國家經曆了一個相對和平的難得的間歇期。
在南京政府的統治下，名義上的和平和統一給了青年知識分子較大的機會，他們曾經作為新文化的開路先鋒開始其生涯，而現在已經臻于成熟。
許多人覺得國民政府重大政策的立場大多是可以接受的，而從30年代中期開始，明顯地有一個補缺的過程，學者正在進入政界。
多年來這些知識分子保持着密切聯系。
在他們奮鬥的一切領域&mdash&mdash不管是促進科學和現代醫學，社會改革，研究中國經濟，或發展新思想和新文學&mdash&mdash他們感到現在終于抵達真正的國家發展的門口。
他們認為，軍閥時代的結束可以被看成是一個更大的曆史過程的積極成果，他們自己曾經在不同程度上參加了這個過程。
中央政府的領導
南京政府教育部的政績至今還沒有得到評價。
這當然涉及識字、學校、師資培訓和高等教育以外的一系列問題。
從1928年起，南京政府的即期目标是表現新上升的中國民族主義，并開展&ldquo恢複教育權&rdquo運動，即要求一切外國設立的教會學校在教育部登記，以及所有這些院校中的領導人都必須是中國國民。
一個結果是維護國家在教會學校中反對強制性宗教教育的權威&mdash&mdash這一目标既體現了自由主義西方的科學理性主義，也表現了現在掌權的國民黨獨裁制唯恐喪失的民族主義。
對教會院校這一世俗性的挑戰是在1925年首次提出的。
1927年後這一政策延續下來，而且執行得更加嚴格。
它不僅涉及外國對中國的政治控制問題，而且在更深層次上涉及世俗的價值觀或宗教福音的價值觀究竟誰應居于支配地位的問題。
在中國比較有遠見的西方教育家們，如在燕京大學，能預見這一政策所涉及的實際問題，因為
如果大學在可能的時候不向政府登記，它的畢業生就會被關在公共事業的門外，而且他們不會得到允許在登記過的學校或學院裡任教。
因此教師和學生雙方都有被孤立于國家教育生活之外的危險，從而失去影響。
[75]
結果，燕京于1927年2月第一批服從登記。
政府對教會院校的法令之一是禁止把宗教課程列為必修課，因而燕京将所有宗教課程改為選修。
然而，在其他地方宗教教育的地位并未得到順利解決。
例如，上海的聖約翰大學把國民政府要求變宗教課程為&ldquo自由&rdquo選修視為登記的主要障礙，學校領導并且強烈抵制政府和國民黨在校園活動的前景。
聖約翰大學持拖延态度&mdash&mdash無疑在上海這樣做比在北京或其他地方要容易一些，因為在上海外國利益處于支配地位，而在其他地方外國院校與中國環境較為協調。
例如東吳大學是在中國校友的壓力下向教育部登記的。
到1933年，所有主要教會大學和學院都完成了向國民政府登記。
[76]不久，國民黨有關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政治教育進入院校，并要求開設有關課程和訓練。
國民政府的其他要求是教會學校應有中國理事占有優勢的理事會和中國校長，這些要求導緻燕京大學有一個二元系統：在紐約美國理事們在校長司徒雷登領導下，掌握預算的主要部分和外國教員，而在中國的管理委員會（1928年後中國人占多數）在中國校長領導下負責其他政策事務。
吳雷川于1929年就任後一職務，因政策分歧于1934年辭職；1934年後校長職務主要由陸志韋擔任。
[77]因此，盡管還有一些局部問題，學校的傳道意向被削弱了，它們都被納入中國教育體系的正式結構之中。
另一項政策是在全國加強或建立國立大學，直接由南京教育部監督。
例如，1928年清華被指定為國立大學後，校長羅家倫立即着手重大改組和改革，如終止清華作為美國院校預科的功能，并将它改為能提供四年正規大學課程的男女同校的大學。
他還使清華脫離由教育部和外交部共管的狀态，将它置于教育部單獨管轄之下；一個新的建設計劃也在開始了。
[78]
高等教育是中央政府擴張權力的一個渠道。
1931年，成都大學、四川大學和成都高等師範學校合并為國立四川大學，便說明了這一點；國民政府還進一步下令該省的鹽稅歲入應當撥歸該校。
[79]這些措施是在日本入侵滿洲後五個星期采取的，并成為所謂&ldquo大後方建設&rdquo長期計劃的各種步驟之一。
這項計劃要在幾年之内把政府的國家建設功能與全面戰争所要求的活動結合起來。
國立四川大學的校長不僅應當有專業才能，在學術界有影響并能與新知識界共事，他還應當理解作為南京政府與地方軍閥之間的橋梁的附加作用。
1935年政府請任鴻隽（當時任中華基金會幹事長）擔任四川大學校長。
[80]考慮到西南不發達地區文化教育的發展極端緊迫，任鴻隽接受了任命，并立即着手數項工作，在兩年中進行了如下改革：重新設置課程，并使它趕上時代；撥款300萬元開始一項建設計劃；改進師生的教學态度；而最重要的是從全國各地聘請著名學者和作家，以提高大學的教學質量。
[81]雖然任鴻隽任期不長，但他首倡的改組和改革工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為國立四川大學的今後發展奠定了基礎；而這所大學所處的地區在未來的戰争年代是至關重要的。
在這所大學裡發生的事情，标志着當時在中國内地發生的雙重過程：高等教育作為國家複興的一個方面，有了進步；而在不斷努力實現國家統一方面，中央權力得以向内地擴張。
這種努力包括推廣華語的标準華北（主要是北京）發音作為&ldquo國語&rdquo。
政府還推廣國家的羅馬字化系統，以拉丁字母書寫華語。
同時，國立編譯館多年來已在編纂與外國技術詞彙對應的中文标準詞彙，以利吸收現代技術。
國民政府的一個主要教育目标，是使各大學的教學計劃标準化。
從1933年開始，政府發布法令以管理必修課、選修課和大學入學考試程序等事宜。
最後，還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數，以鼓勵更多的學生學習自然科學和工科。
[82]雖然到1937年戰争爆發時教學計劃的調整尚未完成，但政府的努力已初見成效：根據教育部的統計，1930年文科畢業生總數為1.7萬人，而農、工、醫、理合在一起隻有8000多一點，[83]但到1937年，文科的人數為15227人，而理、工科則為1.52萬人。
[84]
至于學士學位以上的學習，1933年教育部頒布了關于研究院的組織和實施臨時條例，以便在具有授予碩士學位能力的現有大學内建立研究院。
有資格在教育部注冊為适合建立研究院的機構必須在以下範圍内至少有三個系：文學、科學、法律、農學、教育、工程、醫學或商學。
各系有自己的主任，共置于研究院院長的領導之下，該職務可由該大學校長兼任。
[85]然而在事實上，中國大學的研究生訓練停留在相對落後的水平上。
20世紀30年代的中國批評家已經意識到國家的高等教育在數量和質量上都有缺陷。
[86]對大學教育的共同批評是它的發展未能适應國家的需要，大學的規劃存在着不平衡，文學和法律等科目發展過快，與落後的理、工科&ldquo不相稱&rdquo，以及高等教育的撥款總的說來遠遠不足。
事實上，在整個南京時期，學院和大學從各種來源籌措資金始終處于困難狀态。
20年代初國立大學的經費有90%依賴中央政府預算，學費、雜費和捐贈合計不足10%。
1934年，中央政府預算規定年支出的15%應當用于支持教育文化事業，但這隻是一個實際上從未達到過的目标。
例如，1936年教育文化預算總額曾達到4.5%的高度，而同年軍事撥款占32.5%，公債還本付息占24.1% 。
[87]
使國立大學成為問題的是中央政府沿用前清政權的慣例，常指定用省稅歲入的某些部分支持省内國立大學。
不論由于何種原因，一旦省财政陷入混亂，支付分配給大學的經費會變得極不可靠。
[88]此外，早期缺乏撥款的統一标準，因此在不足的教育預算總數内，政府的公正可能成為問題。
請看1929年北平幾所大學的請願：&ldquo廣東的中山大學和南京的中央大學每個學校隻有學生1000至2000人，月撥款為15萬至16萬元；而北京大學共有七所學院，注冊學生為3500人，可是月撥款僅約為9萬元&hellip&hellip&rdquo[89]
省級大學和學院在獲得公家撥款方面還遇到其他障礙。
1929年後，國民政府集中國家财政的努力，是一個時間拖得過長的過程。
在稅金的收支上，南京政府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