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政府之間必須解決手續問題以及官僚政治的相互關系問題。
這導緻了幾個省有臨時撥款的必要，而自然災害之類的局部意外事件也不利于省稅歲入。
[90]
私立大學（包括教會學校）的資助來源十分廣泛，從中央政府撥款到私人捐贈和學費、雜費，而以後者最為重要。
依賴政府資助的私立學校面臨困擾公立大學的同樣問題，而那些主要依賴私人來源的學校則受國内外經濟狀況的影響。
[91]于是财政上缺乏保障對學術界構成了持續不斷的挑戰。
學生們在特有的經濟危機中煩躁不安，他們還被指責為&ldquo過分熱衷于政治争端&rdquo，他們常以鬧風潮和罷課發洩不滿，校園裡的行政危機此伏彼起。
[92]1931年日本入侵滿洲，1932年接着在上海不宣而戰，而國共關系則進一步惡化，發展為30年代初期長期的反共軍事圍剿。
在這樣一個時期，這種&ldquo熱衷于政治争端&rdquo反映了整個中國社會的基本的失落感。
他們的騷動為愛國熱情所激勵，勢必在1935年和1936年的學生運動中得到表現。
[93]
1934&mdash1935年高等教育機構的分布和類型（表4），表明高等教育自1922年以來有了大幅度增長（表3），但也顯示了它的局限性。
最引人注目的是國立部分的增長，1928年後從5所增加到23所；增長率居第二位的是省立院校和技術專科學校，以及私立專科學校。
然而這種發展大都出現在少數地區，集中在東部城市和沿海省份。
到1934年，上海在全國110所高校中占24所（21%），北平次之，占17所（15.5%）。
在各省中，河北的省立高等學校數量最多，以9所（8.2%）居首位；廣東以8所（7.2%）居第二。
在地理分布的另一端，是新疆、陝西、甘肅和雲南等邊緣省份，1934年各省隻有各類高等學校一所，通常是一所省立大學或技術專科學校，而貴州竟一所也沒有。
顯然，這些地區隻是剛開始計劃建立高等教育。
但是安徽，一個總是積極從事進步運動的長江下遊省份，表現之差令人驚訝。
它的落後向我們表明了30年代早期中國許多地區高等教育的一些問題。
首先，該省資源貧乏，與更東面的太湖區域完全不同。
太湖區域許多世紀以來就是中國物産最豐富的地區之一，而安徽則是長江下遊的一個窮姐妹，境内丘陵起伏，淮河橫貫其間，自然災害頻仍。
安徽的邊際經濟妨礙了高等教育的迅速發展。
第二個因素是由于一方面省内派系之間的權力鬥争，以及另一方面國民黨當局與地方勢力之間的權力鬥争而引起政治不穩定。
安徽省内反複無常的政治鬥争造成了極度的動蕩，在1929&mdash1930年間省主席換了六任，外加一次軍事暴動，這些事件導緻了省立大學的人事變動；此外因為高等教育在省城地位低下，[94]大學僅領到預算的一半左右。
同時，中央政府企圖實現在安徽的真正權威，開始通過國民黨機構和政治教育計劃把省立安徽大學與國家的權力結構結合起來，使形勢更為複雜。
表4[97] 中國大學院校分布，1934&mdash1935年
*中央政府直轄市。
（1928年6月，國民政府改北京為北平。
&mdash&mdash譯者）
資料來源：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圖1和統計表9。
有助于解釋安徽高等教育窘況的一個深層次因素，是青年知識分子的大量地區性流動。
學生們往來于各地，如果認為當地的學校不合适，較有抱負的學生就赴外地就讀于知名度較高的大學。
資金不足的地區經常會看到他們的青年學生投向較大的中心城市。
1934年一份不太完全的中國大專院校學生省籍的報表表明，有945名安徽學生在全國各地注冊，44%在省外國立大學就讀，另一大部分分布在私立大學和教會院校。
[95]最後，還有全國範圍的教師流動。
例如，聞一多在1926&mdash1930年間流動于上海、南京、武昌和青島的著名大學。
最後于1931年在清華大學安頓下來。
他如此遷動的原因，主要是學校的經費困難和學生的騷動。
[96]
在民國成立後的1/4世紀裡，中國的教育仍然規模甚小。
1932&mdash1933年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注冊人數是42710名，1933&mdash1934年增加到46785名。
[98]31933年大學畢業生總數是7311名，1934年為7552名，難以與政府的發展保持同步。
就國家的規模而言，這些成果太不足道了。
在教育部1935年編制的26個國家高等教育對比一覽表裡，中國排在最後，1934年每萬人中隻有0.88名大學程度的學生。
[99]正在中國前面排在第25位的土耳其，1928年（凱末爾政權的第5年）每萬人中有3名大學生。
總之，居于共和中國之巅的受過大學教育的人，依然構成頂上的薄薄一層現代精英，其人數幾乎不超過往昔士紳階級中的高功名獲得者。
同時，現代高等教育的詳細資料、課程内容以及教學質量迄今知之甚少。
學校的記錄幾乎全部來自教授和行政人員，而不是來自學生。
我們至今對實際進行的講授，它對中國當時需要的适合程度，甚至達到的數字，幾乎沒有概念。
高級研究
随着國民政府的來臨，學術界為創辦中央研究院即中國科學院的希望所鼓舞。
建立國家研究院的計劃在1927年，最初由蔡元培、張人傑（張靜江）和李石曾讨論過，他們都是在現代教育界服務有年的國民黨元老。
他們的共同目标，是在中國創立多年前蔡在德國受到如此強烈印象的政府資助的高水平研究模式。
随後一些較年輕的科學家和學者，包括胡剛復、王琎、王世傑和周覽（周鲠生）被邀請參與籌劃。
1928年6月9日中央研究院在上海宣布正式成立，蔡元培由政府任命為院長。
[100]研究院直接受中央政府的監督，設三部分：研究部，由各研究所組成；管理部，由總幹事負責；以及一個稱為評議會的顧問機構，由當然評議員和特邀評議員兩部分組成。
[101]研究所一成立，學者和科學家在中國現代化的前景和對世界知識積累做貢獻的鼓舞下開始了他們的研究項目。
[102]有兩個特征很突出：大多數研究所屬于自然科學，中央研究院的大部分領導人曾積極投身中國科學社的工作以及興辦各種專業協會。
然而，中央研究院并未獨攬最高水平的科學家和學者。
由于蔡元培和李石曾（李煜瀛，他曾在法國接受高級訓練）在高等教育和研究的合理結構上分歧擴大，李離開了原來的中央研究院，并于1929年建立了國立北平研究院。
這是一個獨立實體，在它的領導下，後來20年中，有六所科學研究所從事高級研究和出版。
後來李書華作為副院長加入了這個機構。
[103]
在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兩方面的一個重要新發展，是年輕的歸國學者堅持實地調查與實驗室分析和資料研究要受到同等注意。
但是運用現代科學方法進行的實地研究，必須向隻受過文獻訓練的中國老派學者展示其價值。
這種展示開始于精通史前青銅器銘文的中國古文獻專家于19世紀90年代發現安陽地區出土的&ldquo蔔骨&rdquo上刻有史前漢字。
這些學者從商人那裡收集了成千上萬的蔔骨，開始破譯史前文字并着手進一步發掘。
實地考察的另一促進因素來自工商部[104]于1916年建立中國地質調查所，以繪制全國地圖并調查國家的自然資源。
[105]在丁文江、翁文灏、李四光等人（他們主要在英國受過訓練）的強有力領導下，繪制地圖和勘探設立了新的标準。
該所還贊助古生物研究，終于發現了&ldquo北京人&rdquo。
北京協和醫學院建立了一個新生代實驗室，它在20年代顯示了從紐約州（葛利普，地質調查所古生物顧問）、加拿大（步達生）、瑞典（安特生）、德國（魏登瑞）和法國（德日進）來的考察者和科學家如何能幫助訓練新一代中國考古學家，其中包括裴文中，他領導了北京西南周口店的發掘，并于1929年發現&ldquo北京人&rdquo。
繼&ldquo北京人&rdquo之後最著名的發現是對以前僅出現在傳說中的河南安陽商代都城的發掘。
傅斯年曾是北大五四運動學生領袖，在他領導下的中央研究院曆史語言研究所，1928年增加考古學于其曆史和語言工作。
傅邀請李濟&mdash&mdash1923年曾獲哈佛大學人類學博士&mdash&mdash領導安陽項目。
從1928年到1937年在那裡進行的發掘，李濟的傑出著作《安陽》一書作了描述。
該書詳叙了一個英勇的傳奇&mdash&mdash他們如何在十多年戰争和混亂之中圓滿地進行了實地工作、實驗分析以及對成果的科學研究。
這是一項偉大的學術成就。
[106]
北京協和醫學院樹立了醫學教育的最高标準，它經傳教士在醫學方面一個世紀的努力之後，從1915年至1947年得到了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支持，成為一個從事研究兼培訓的醫院。
它的三百多名畢業生，在1924年後幫助國家公共健康機構配備了人員，同時該學院的研究工作，特别在寄生蟲學以及治療血吸蟲病、鈎蟲和黑熱病等傳染病方面做出了貢獻。
[107]
大學也有助于拓寬知識領域。
第一個是1921年在沈尹默領導下建立的北大國學研究所。
雖然它在北大的計劃包括出版研究成果和努力吸收通訊研究員，但該所事實上一成立就更像一所西方的研究生院，研究生與個别教授一起獨立工作完成所給課題。
[108]進入研究所首先不是由具有學位，而是由提交以前的專業出版物決定的。
撇開理想、熱情和專家計劃不談，20年代學術界的工作仍遇到一個經常性的障礙，即财政支持不足。
當時的記載不止一次實事求是地談道：&ldquo中國正處于内戰之中，公立院校的經費時有拖欠&hellip&hellip&rdquo[109]一些教授為了維持生計，不得不同時在兩所以上院校授課。
在這種情況下，要得到研究撥款是困難的，因此，朋友和外界的資助至關重要。
有關知識的社會學可望從推動中國現代學識的私人組合、群體、小集團和派系的詳細研究中得到好處。
首先，留學國外的為數不多的精英，按照傳統組織了學生互助會互相支持。
這些互助會的目标和方式與唐人街商人之間的秘密會社（堂）全然不同，它們挑選新會員，向他們提出建議，在避暑地開會并建立以後在國内可能有用的信任和友誼的個人聯系。
在幾個這樣的組織中最有名的是&ldquo成志會&rdquo（也稱&ldquo十字架與劍&rdquo）。
[110]
年輕的博士回國後成為教授，像所有的教授一樣，他們需要重新塑造自己的形象；少數幸運者能在大學研究所裡繼續從事他們的專業，給他們當助手的比較年輕的學生同時接受了訓練。
例如，北平地區的北大，清華和燕京以及廣州的中山和嶺南等大學都建立了專門的研究所，成果通常是高質量的，刊登在他們自己的學術刊物上。
這類突出的研究所中有南開經濟研究所，它在何廉領導下建立于1931年。
何作為南開大學财政和統計學教授，開拓了南開對華北工業的系統研究。
這為中國的經濟學教學指出了新的方向；這種對中國經濟生活的研究根據從國内收集的數據，而不是利用西方的經驗和實例。
何利用他在美國作研究生時建立的個人聯系，包括成志會的成員（張伯苓也是其中一員），并能吸引其他受過良好訓練的年輕的經濟學者。
例如，方顯廷是1928年的耶魯博士，他在1929年加入了南開的教師隊伍，并成為由經濟研究所演變而成的社會經濟研究委員會的委員。
[111]吳大業、李卓敏、林同濟和丁佶不久加入了何和方的行列，他們都成為知名的經濟學研究員。
南開是一所私立大學，它具有财政獨立和行政穩定的優點，然而它的财力仍不足以适應何仿照倫敦經濟學院制定的雄心勃勃的研究所計劃。
為了辦成研究所，何個人捐贈500元和自己的藏書，而1929年太平洋學會的2000元贈款使研究所得以生存。
這也标志着南開研究所圖書館的開始，這個圖書館後來以中國經濟方面的藏品豐富而聞名。
[112]這時倫敦的托尼教授來到南開大學從事研究，并在1929&mdash1930年間的冬天講學。
[113]這樣獲得的國際知名度以及中國經濟學家中有高學術水平的證據，導緻洛克菲勒基金會在1932年給予一筆為期五年的資助。
研究所得到這些幫助後，在1937年戰争爆發及南開校園被破壞前，出版了大約20種頗有見地的專著（包括大量的實地數據）。
[114]
康乃爾大學開創的土地利用研究，在20年代由蔔凱等人在金陵大學繼續進行，他們關于中國農業經濟的抽樣數據展示了農藝技術的全部領域。
從1934年起，這項工作由沈宗瀚等人在中國中央農業實驗所繼續進行。
[115]
社會學在燕京大學得到發展，從社會調查開始，起初這是受基督教青年會一位幹事的啟發，這位幹事在1912年組織了北京學生社會服務俱樂部，使會員更多接觸中國生活的現實。
到1915年，這個團體已對北京320名人力車夫進行了首創性研究，這是對人類生活的第一手資料，後來小說家老舍使之永垂後世（參看第9章）。
1928年燕京社會學系的&ldquo社會調查之翼&rdquo，在北京西北燕京大學新校址以北三英裡的清河農村建立了農村研究站。
[116]受西方訓練的中國社會學家以這次社會調查為起點，在燕京繼續為中國的這門科學奠定基礎。
它在燕京的成長是由1929年從哥倫比亞大學歸來的吳文藻領導的。
吳在該校遇到步濟時，并研究社會學。
吳文藻的領導和規劃以及派遣學生出國培養了一批發展本專業的主要人物。
美國和英國著名社會學家訪問燕京，并在那裡授課也刺激了它的成長。
[117]
社會研究往往需要曆史知識和制度知識的基礎。
陶孟和（1912年獲倫敦大學文學士學位）于1928年負責由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資助的北平社會調查所。
[118]該所研究人員除其他事務外，開始為社會和經濟制度史查閱新開放的清朝檔案。
1934年該所與中央研究院的社會科學研究所合并。
中國營造學社也從事實地考察。
該社于1928年由一位傑出的前官員（朱啟鈴）建立，但在1930年前主要從事圖書資料研究，此後才由兩位賓夕法尼亞大學培養的建築學家梁思成和他的妻子林徽因，以及另一位由日本培養的同事劉敦桢領導該社的實地調查，以發現古迹&mdash&mdash廟宇、塔、橋。
在這裡，得到了引進的方法幫助的新的科學興趣又一次導緻了曆史性的發現。
[119]
研究的資助
30年代早期，研究和出版事業迅速擴大。
中央研究院的10個研究所的所長（見表5）是五四年代的知識分子，他們非常嚴肅地肩負起了他們的責任。
由不同的研究和專業機構主辦的科學雜志及其他出版物（見表6）增加了好幾倍；在主要期刊中有9種屬地質學和古生物學，6種屬生物學，兩種屬氣象學，兩種屬化學和化工，還有一種屬物理學。
[120]這些科學家的終極目标是把中國科學放在與其他現代國家平等的基礎上，并對科學界作出創造性的貢獻。
同時在地質學、有機和無機化學以及營養學等先進領域中，其進步受到工業化目标的直接鼓舞。
[121]在傅斯年的領導下，中央研究院的《曆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及其特刊樹立了中國曆史和文化學術研究的高标準。
表5 1928&mdash1940年蔡元培主持期間中央研究院主管人員
續表
引自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第33&mdash36頁。
*紫金山天文台，不是氣象台。
&mdash&mdash譯者
**傅斯年任中山大學曆史系教授兼系主任，不是中央大學。
&mdash&mdash譯者
表6 主要研究機構和專業刊物，1916&mdash1944年
續表
資料來源：根據任鴻隽：《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88&mdash189頁；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第7頁。
這裡不可能評價南京教育部的非常廣泛的工作（前武漢大學校長王世傑在1933&mdash1937年間曾任教育部長）。
該部負責推行全國學校體制，開展識字運動，以及制定中學畢業和大學入學的标準。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與教育部無關，在不平等條約體系的保護下得以從中央政府獲得穩定的資金，負責資助高級訓練和研究。
由于基金會的發展是獨立的，它的活動不斷擴大并滲透到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基金會的資助計劃涉及廣泛的學術領域。
基金會在1926&mdash1945年的20年間撥款一覽表顯示，有96個機構，包括大學和學院、研究機構和文教組織，得到總數達24250893元和392795美元的資助。
由該基金會發起或資助的項目有下列數類。
[122]（1）從1931年到1937年與國立北京大學直接合作，每個項目每年由此捐贈20萬元以補助教職員薪金并支持他們騰出時間從事研究。
基金會的資助大幅度減少了在其他學校兼職的教授人數；而教授們因薪水增加得以有更多的時間從事自己的學術研究。
北大的精神狀态大有改進，有多位傑出的學者被吸引來任教。
（2）按照地理差異在沈陽、南京、武昌、廣州和成都選定6所主要高等師範學校，并設立理科教授職位。
（3）向高級科學家提供研究基金以資深造；這些資助（表7）是長期的，給予專業成就已得到廣泛承認的數量有限的個人。
（4）向年輕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家提供科學研究基金，以便在國内或國外接受高級培訓。
在1928&mdash1945年共撥研究基金723筆，特殊獎金3筆（表8），其中327名研究人員在國内從事高級研究；在出國的研究人員中，208名去美國，64名去法國，56名去德國，39名去英國。
他們的專業分布甚廣，從農業和考古學，經植物學、化學，以及數十種其他領域，到動物學。
值得注意的是土壤技術，這在中國是一個比較新的專業，在這期間收到15筆研究基金，而在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方面沒有一個領域超過10筆。
戰争開始後，工程學作為頒獎領域嶄露頭角。
（5）在中華基金會贊助下建立了一些機構和組織，其中有幾個逐漸演變為科學文化界的主要研究所，如1928年為紀念基金會首任幹事長範源濂而建立的靜生生物調查所，1934年與中央研究院一個研究所合并的北平社會調查所，以及在美國管理庚子研究基金的華美協進社。
表7 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科學研究基金，1930&mdash1945年
資料來源：根據《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8頁。
表8 中華教育基金董事會研究基金的專業分配，1928&mdash1945年
資料來源：《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10頁，表1。
教會院校的教師根據特長可獲得該基金會的支持，而另一個基金會，即哈佛燕京學社，則特别支持教會學校中的漢學研究。
這個以哈佛為基礎的機構于1928年由燕京大學負責人（司徒雷登）和哈佛商學院負責人（沃利斯·B.多納姆）發起建立，它支持燕京大學洪業領導下的漢學經典文史方面的學術培訓和研究計劃。
目的是按照歐洲漢學采用的方法運用現代标準和裝備（如索引）以促進在中國的研究。
撥款還幫助其他教會學校研究漢學；基金還提供給中國學者在哈佛接受訓練。
1931&mdash1949年間為大衆所知的國立北平圖書館起初是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的一個特别項目，後來發展為一項中國文化的主要财富。
[123]
1928年，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董事會出資建立北京圖書館，作為建立國家圖書館的第一步，把臨時館址設在北海公園，并任命袁同禮（1923年紐約州立圖書館專科學校畢業）為館長。
三年後該基金會提供137.4萬元建造了一棟寬闊的新圖書館大樓，同時教育部建議北海圖書館與原國立圖書館合并；後一機構于1909年建立，藏有由前帝國翰林院和軍機處大庫轉來的珍貴圖書。
這樣，1931年新樓落成時，國立北平圖書館也成立了。
[124]袁同禮使北平圖書館成為中國圖書館活動中心，帶頭引進新技術，如編輯聯合目錄、聯合期刊表、館間互借、影印服務，與其他國家的機構交換資料以及交換館員。
[125]此外，國立北平圖書館還發起出版研究工具，其中《圖書季刊》、文獻彙編，以及漢學、文學和曆史地理學方面的索引受到高度評價。
袁在1925年協助建立中華圖書館協會後，在出版兩種圖書館學期刊方面也起了作用。
[126]袁和30年代其他有遠見的圖書館員大力參與中國現代化，認為他們的作用對發展科學和現代教育是不可或缺的。
1933年國民政府建立了國立中央圖書館，它最終成為接受别國政府交換資料的官方收藏所。
1936年召開了&ldquo最後的也是最大的&rdquo科學會議。
這次會議由科學社和中國數學、動物學、物理學、化學和植物學等學會聯合發起，在分組會上提出了250篇論文，其中大約60%反映了接受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财政資助的機構所做的工作。
[127]
到1937年，學術界領導人物通過積極努力和相互支持，已能在很大程度上影響教育政策，并在發展現代研究機構方面取得重大進步。
[128]從表面看，中國似乎已經到達起飛點，新一代知識分子在日益增多的大學和研究所裡忙于學習和研究，并把他們的活動擴展到新的研究領域。
30年代中期大多數領導人物深受西方模式的影響。
他們作為自由主義者&mdash&mdash一個具有多層含義的名詞&mdash&mdash堅信進步是可能的。
他們也是有意或無意仍保留儒家社會倫理的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同樣相信他們有義務承擔國家建設的責任。
在中國建立堪與西方國家一流學校相比的學術機構，是大多數這些學術帶頭人共有的理想。
例如，胡适在康乃爾大學學習時，形成一個終生不渝的理想：為發展成一個現代國家，中國應當建立一批必不可少的學術機構，如達到哈佛、牛津、劍橋、巴黎大學水平的大的國立大學，以及地區、省和國家級的公共圖書館，後者可與美國國會圖書館、法國國家圖書館和大英博物館媲美。
羅家倫在1927年負責中央政治學校時表示，他想把這個學校變為四年制的學校，兼具倫敦經濟學院和法國政治學院的特色。
[129]有幾年，第一代現代知識分子認為，他們為現代中國所做的設計是頗見成效的。
然而，這個互相聯系并緊密結合的學術帶頭人的世界的消極面是一個不能忽視的現實，因為全部學術機構是建立在一個自相矛盾的形勢之上的。
盡管這些科學家和學者竭盡全力從事機構建設，但把他們的目标轉變成現實的機會卻取決于他們左右政權的能力，1928年後，這是指國民黨。
許多學術領導人參加過孫逸仙領導的共和革命，他們能依靠這種聯系來幫助他們的教育工作；民族主義是遍及社會各個角落的共同語言和普遍情緒，它也能緩和自由主義的個人與政府當局之間潛在的破壞性對抗。
然而矛盾卻時有表面化的危險，例如在國民政府和中華文化教育基金董事會董事之間，關于控制基金會基金卻有低度的然而接連不斷的緊張現象出現。
[130]
1933年，自由主義的危機在中國突然出現。
法西斯主義在意大利和德國的崛起正在鼓舞中國的效法者（見第3章），獨裁主義的學說正在湧現，而五四運動的學術派雖然避開了革命政治，但決不可能完全不知道選擇了馬克思主義革命道路的以前的同事們。
這兩種黨派專政的持續對抗，使國民黨動員和鎮壓的力量增強了。
恰恰蔡元培的右臂是楊铨（楊杏佛，1898&mdash1933年），他曾一度擔任孫逸仙的秘書，畢業于康乃爾和哈佛大學，1919&mdash1922年任科學社幹事，自1928年起任中央研究院第一任總幹事。
在楊的衆多活動中，他曾與宋慶齡一起投身人權事業，并曾幫助建立短暫的中國民權保障同盟，深得自由主義者和左派的支持。
1933年6月楊铨在中央研究院他的辦公室外公然遇刺，兇手随即被南京的警察殺死。
與1913年宋教仁被暗殺不同，這次行動的指使者從未受到追查。
蔡元培雖然在1940年去世前一直擔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但1933年後他選擇了保持低的公開形象。
[131]謀殺楊铨後，國民政府開始了消滅江西的共産黨的最後戰役，并于1937年最終發動了中國抵抗日本侵略的戰争，當時國民黨的主要組織者陳立夫擔任教育部長。
總之，自由主義教育家在共和中國的成就，是在來自國内外的暴力尚未占優勢的短暫時期取得的。
學術界的領導人主要是在志同道合的同事中間工作，他們的相對成就足以助長他們的信心，這種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并不為現實所支持。
然而這種自信和共通的意識，在這些領導人與他們朋友圈外的世界之間樹起了一道屏障。
除少數專家外，中國廣大民衆的生活和問題依然未被學術工作觸及。
黃炎培昔日是張骞的信徒，他緻力于把職業教育辦成一種向需要職業訓練者開放的自由選擇；然而，因為與農村社會的聯系并未有效地建立起來，這個運動的影響主要限于部分城市居民，而且1928年後職業學校變得越來越像普通學校了。
[132]30年代中期，鄉村建設運動在陶行知、晏陽初（在河北省定縣）、梁漱溟（在山東鄒平和南京附近的一個模範縣）等人領導下剛剛開始。
[133]蔣廷黻，一位在清華任教的中國對外關系史的開拓者，在1935年向倫敦聽衆說，&ldquo我們有過失，在生活上脫離人民&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