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lip&hellip我們不能使自己被中國的鄉民所理解，更不能使自己被接受為農民領袖&rdquo[134]。
就學術界的領導人而言，使中國古代文化在更高的教育水平上現代化，是一項值得全力以赴的知識更新和機構建設的任務。
他們按照傳統，相信學者有責任過問政府的政策。
30年代有關輿論的雜志中，《獨立評論》是著名的。
這家周刊是由一批北京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編輯的。
包括許多學術界和研究界知名人士，如丁文江、胡适、胡先骕、陶孟和、任鴻隽、陳衡哲、蔣夢麟、蔣廷黻和陳之邁。
編輯部會議每月輪流在一名成員家召開，讨論可能持續到深夜。
編輯們對當前的政府政策或适合于中國的發展模式的不同意見，适足以增強《獨立評論》作為30年代早期中國自由主義改革家觀點的發言人的作用。
[135]
對日戰争的威脅形成了愛國的大團結。
以前避免為南京國民黨政權服務的知識分子現在接受了蔣介石下面的職位。
翁文灏和蔣廷黻成為國民政府行政院的行政秘書[136]（蔣夢麟戰後也擔任同樣職務）。
胡适出任戰時駐華盛頓的大使，而其他人則在重慶任職。
同時，平津地區的學生帶頭喚起國人反抗日本侵略。
1935年12月9日和16日反對成立由日本授意設立的冀察政務委員會[137]的示威，再次使清華、北大、燕京和北平其他大中學校學生與警察和憲兵發生沖突。
[138]日本人發現大學生和培養大學生的院校是反日情緒的根源，他們召喚北大校長蔣夢麟到使館區的日本兵營，并指責他進行&ldquo廣泛宣傳&rdquo反對日本。
蔣指出，如果日本停止侵略，反日情緒自然會消除；蔣被迫表示個人意見時，他回答說，&ldquo我是日本人民的朋友，但是反對日本軍國主義&hellip&hellip&rdquo[139]恐吓的努力失敗了，但它預示了1937年7月戰争爆發後日本對中國大學校園的野蠻破壞。
戰時和戰後的變化，1937&mdash1949年
戰時的高等教育和研究
戰争迫使就高等教育應否給軍事工作讓路，或應否繼續追求它的學術目标展開争論。
但是到1938年學術界已經接受了繼續從事教育工作的任務，認為這對中國的未來是必要的。
在大範圍的軍事動亂和人民流離中，主要大專院校選擇了遷往内地較為安全地區的戰略。
幾十所高等教育機構的遷徙&mdash&mdash包括遷移計劃，為目的地校址談判，為運送教師、學生、職工、圖書設備籌措資金和後勤以及沿途必要的準備等各個階段&mdash&mdash本身就是一部激動人心的傳奇。
它的實施需要決心、組織技巧、協調和适應。
在戰争的第一年内學術界就完成了這一任務，并在這個過程中把現代教育帶進比較不發達的内地。
東部各省的遷移路線各不相同，但都指向西部、西北或西南。
幾年前張伯苓已在重慶獲得一塊校址，以建立南開系統内的第二所中學；因此天津的南開中學毫無困難地遷到了它的重慶新校園。
另一方面，南開大學由教育部命令與北大和清華合并，起初在湖南長沙組成臨時大學，然後從1938年的晚些時候開始在雲南昆明組成國立西南聯合大學。
其他北方大學，包括北洋工學院，遷往西北，并在西安合并組成戰時國立西北聯合大學。
成都華西協合大學的校園成為其他七所教會大學的家園。
還有一些其他學校單獨遷移，每一所都在完全陌生的新址重建：例如，國立浙江大學在貴州山城遵義單獨辦學，國立中央大學則在重慶郊區。
[140]
表9 戰時教育機構的損失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學生都能随他們的學校遷移，教師也是如此；戰争的破壞使1937&mdash1938年成為受挫和損失之年。
1938年全國學生注冊總數比1936年減少約2萬人，而教師數量減少約2000人，分别降低約50%和30%，當時高等院校的數量則減少到91所。
[141]從物質和心理方面看，更具毀滅性的是被損害或破壞的校産的損失并非由于戰争的機運，而主要由于日本軍人的蓄意行為。
戰争開始時以南開大學為目标的轟炸使它淪為一片廢墟，這一破壞已廣為人知，但幾乎所有的其他學校在日本占領期間也因轟炸或破壞性使用，而蒙受财産損失。
據教育部彙編，到1940年底高等教育機構在建築和設備方面的損失示于表9。
[142]
相比之下，官方報告的1940年國家直接稅收入僅為92441020元。
[143]然而面對如此重大的破壞，學校生存下來了，并努力繼續發展。
恰在數量增加之時，嚴酷的戰時條件不可避免地導緻了學術活動的質量下降。
院校總數從1937&mdash1938年的低點91所開始上升，超過了1936&mdash1937年的水平，在1940年達到113所。
1945年戰争結束時，高等院校已增至145所，同年注冊學生增加到73669名，[144]再次達到戰前高峰年份的一半以上。
為了弄清所遷學校在八年戰争期間的作用，讓我們看一下其中最著名的國立西南聯合大學（聯大）。
整個學術界頑強堅持是支撐戰時教育的關鍵因素。
1937年秋，即當戰争擴大到中國更多地方時，聯大的課堂教育恢複了：長沙臨時大學以其北大、清華和南開大學師生之衆，于11月1日開課。
校舍一部分是借用的房屋，一部分是計劃中的未來清華大學農學院的校舍，恰在長沙城外，是戰前不久獲得的。
然而，在秋季學期結束時，日本人更迫近長江中遊地區，學校決定遷往西南邊陲省份雲南。
沒有人提問如此遠距離、大規模搬遷中的人力和物力消耗是否适當：高等教育機構顯然是國家最有價值的資源，所以隻要形勢允許，當然必須搶救和重建。
1938年秋，師生在雲南昆明重逢（由于容納不下，文學院和法學院已先在蒙自住了幾個月）。
大約300名學生，由幾個教授随同，從長沙步行兩個月，行程近1000英裡，而更大的隊伍則乘車船繞道香港和滇越鐵路到達。
人員會齊之時，聯大随之誕生。
[145]同時，還舉行了入學考試，招收一年級新生，以擴充來自華北的現有學生隊伍。
聯大教員包括中國一些最有名望的學者。
到1940年，注冊學生增加到3000多人。
學生的增加迫使聯大于1940年開始在四川叙永建立新生分校。
昆明的設施負擔過重，既有借自當地學校的舊建築，也有在1938&mdash1939年倉促建起的廉價的&ldquo新校舍&rdquo。
在原有的文學校、理學院、法商學院和工學院等四個學院之外，增了師範學院，課程的範圍擴大了。
[146]蔣夢麟、梅贻琦和張伯苓，他們分别是戰前北大、清華和南開的校長，顯示了政治家風度的分工合作才能。
蔣和張在重慶度過了大部分時間，與政府保持經常聯系以照顧聯大的利益，而梅則在昆明負責學校的日常管理。
教師努力從教，同時使自己的學術工作适應極不相同的地理環境和知識環境。
例如，社會學家費孝通已重新就職于省立雲南大學，雖然有時也被邀在聯大講課，但他把對長江下遊農村的研究轉移到考察中國西南的少數民族；南開經濟研究所切斷了與華北基地的聯系，轉而發掘不發達的内陸的經濟。
随着戰争的延續，嚴重的實際困難加劇了。
一個長期的難題是怎樣獲得圖書和設備。
經搶救并運到雲南的遠遠不夠，而新的供應品又難以獲得，特别在1940年滇越鐵路中斷之後。
1939&mdash1940年國民政府提供了100萬美元為各大學購買圖書和設備，但到1945年&ldquo仍未全部到達&rdquo。
政府下令中學的自然科學課程應隻用國産品作實驗以便把進口貨留給大學實驗室，但是這些措施遠遠不夠。
[147]這類物資匮乏使科學和技術科目的課程作業質量下降。
同時，圖書館書本不足使大多數大學課程嚴重依賴課堂筆記和基本教科書，結果教學雙方都受到嚴重的限制。
另一個問題是師生生活水平持續下降。
由于通貨膨脹惡化，教授的創造力常被轉向維持生計。
政府特許教育和公務人員每月以固定的低價購買定量的大米。
[148]許多大學生處境更為困難。
戰争初期政府開始向與家庭切斷聯系而确實貧窮的學生提供貸金，到1941年1.6萬多名學生接受過這種幫助。
[149]補貼僅能使接受者勉強維持生存，整年食不果腹，衣不蔽體，更不用說書籍和其他必需品了。
1941年初聯大有一種說法，抵押冬衣買春季用書，然後在秋季抵押書本贖冬衣。
第三個問題雖然不那麼迫在眉睫，卻是最根本性的困難，那就是現政權與自由知識分子之間的關系，後者把自己視為現代中國建設者之一。
建設國家的努力現在不得不用戰時極為珍貴的資源來實現，這一事實加劇了自由主義知識分子與國民黨專政之間的目标分歧。
教育部長陳立夫渴望擴大自由中國的學生隊伍，并使他們信奉孫逸仙的三民主義，希望借以阻止心懷不滿的青年轉向共産黨。
由此産生的國民黨對師生思想的控制，在聯大導緻了尖銳的沖突。
由于昆明物價的上漲高于其他地方，政府的配給在聯大益顯不足。
反對國民黨獨裁的聯大教授得到地方軍閥雲南省主席龍雲的支持，他阻礙了中央政府代理人控制大學校園政治思想的措施。
在這種形勢下，表面上對實際問題的分歧有可能導緻觀點上的分化。
例如，1940年政治學教授錢端升表達了對政府以損害人文學科為代價過分強調大學課程的功利主義部分的不滿，他說：&ldquo大學的基本目标是求知，它不是功利的。
如果大學能同時生産一些有用的東西，那是一種附屬功能而不是它原來的目标。
&rdquo[150]這個聲明顯示新文化運動固有的兩重性：哪一個更重要，是通過知識的追求發展個人的心智，還是為了民族的集體目的而使用有用的知識？
高級研究的困難與高等教育類似。
中央研究院的各研究所重新安置在數處，包括昆明、重慶和四川的其他地方，在那裡科學家和學者盡其所能進行研究。
1941年9月中國的天文學家組織了一次遠征，到西北觀察日全食。
為适應戰争的需要，某些新的技術領域得到了發展，如工業化學和運輸的木&mdash油燃料的利用。
[151]但總的說來，戰時的學術和科學工作是一種維持活動。
戰後的變化
戰争早已把中國高等教育驅出了具有外國色彩的象牙之塔。
戰後的歲月使它陷入革命的混亂之中。
當1945年11月昆明學生領導反内戰示威時，雲南的政治氣候已在變化；雲南省長龍雲雖然在戰時與中央政府合作，但也保護了學術界。
戰争一結束，對該省的權力之争接踵而至。
龍被鬥敗，重慶政府以盧漢取而代之，盧同意中央政府在雲南行使更多的權力。
所以學生的反内戰運動使他們與國民黨當局發生正面沖突，當局采取迅速行動，禁止表示任何不同政見。
在學術界和自由職業界有廣泛代表性的民主同盟采取了支持學生的堅定立場，并要求建立聯合政府。
11月末，陣線已經分明。
聯大學生于11月25日領導了一次大會，抗議國共重開内戰，但被武裝軍隊驅散。
當時政府仍在重慶與中共領導人談判，它斷然聲稱反戰情緒是共産黨煽動的。
然而，學生們堅持鬥争，12月1日，一幫武裝分子，其中一些身穿軍服，侵入了幾個校園，這時幾乎昆明所有的大中學生都被卷入一次大示威的計劃。
戰鬥爆發了，石塊對抗槍械和手榴彈。
戰鬥結束時有三個學生和一名音樂教師被殺，十幾名學生受傷。
[152]
如果政府開始謹慎地疏遠知識分子，它不會取得像1945年12月1日那樣強烈的結果。
疏遠已是一個公開的事實，同盟國勝利後不到一年，昆明正在變成知識分子的&ldquo恐怖世界&rdquo：首先，謠傳政府已列了一份&ldquo黑名單&rdquo，然後發生了兩起對兩位教授的暗殺：李公樸于1946年7月11日被害，而聞一多于7月15日在一次公開悼念李的大會上發表一篇激動人心的講演後被害。
[153]10名民盟其他領導成員，包括潘光旦教授（清華教務長），費孝通（人類學家，雲南大學）和張奚若（政治學家，聯大）立即前往美國駐昆明領事館避難，直到他們的安全得到一個來自重慶的特使保證為止。
[154]
在這種變化莫測、憂慮和對現權力結構越來越不抱幻想的境況中，學術界的主要任務是收拾行裝，把學校遷回原來的校園。
搬遷工作完成得極其迅速。
例如，1946年秋季學期，南開大學在天津郊外的八裡台校園重新開學。
八百多名學生在原址恢複學習，那裡70%的建築已被毀壞，但一年後恢複工作就完成了大約30%，而管理人員為重建學校仍有一段漫長的路要走。
政府繼續執行其統一和理解的政策，把全部第一流大學，包括南開在内，變為國立。
增設和改組也在進行。
例如，北洋工學院戰後從陝西遷回，1946年重新命名為北洋大學，人員被配置在兩個部分，即一個理學院和一個工學院。
幾所教會大學從四川遷回後聯合組成華東大學，設在上海前聖約翰大學的校園裡。
[155]
1944年，撥給高等教育的經費總數已達180億元（1937年為3000萬元），但它的真正購買力隻相當于1937年期間的180萬元。
40年代末期學生人數較多，學校也較多，這意味着質量急劇下降。
[156]從總體看，在戰争年代數量的增長沒有帶來相應的質量的提高，雖然在某些學校某些專業領域的大學教學仍設法保持世界标準的高水平。
從1941&mdash1942年開始教育部對大學員工進行個别正式登記和任命的政策也引起了争議。
[157]
1946年9月一份新周刊《觀察》的出版可以被看成20世紀中期中國自由主義分子的最後抵抗。
主編儲安平得到來自像十幾年前曾向《獨立評論》投稿的那樣的知識分子的積極支持。
為第一期《觀察》寫作的名單是一份高等教育和現代專門職業界領袖的部分點名冊：王芸生，《大公報》總主筆，該報當時是一份最受重視并廣泛傳播的日報；伍啟元，清華經濟學教授；蔡維藩，南開曆史學教授；馮友蘭，清華哲學教授，文學院院長；張東荪，燕京大學政治學教授；陳之邁，政治學家，當時是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的參事；卞之琳，詩人，南開大學文學教授。
[158]
儲安平宣布《觀察》是&ldquo一個發表政論的刊物，而不是政治鬥争的工具&rdquo，這份雜志&ldquo除大體上代表着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廣大人民群衆說話以外，我們背後另無任何組織&rdquo。
儲提出了可以作為中國自由主義墓志銘的四個信條：首先，在中國發揚民主。
&ldquo國家政策必須容許人民讨論，政權進退必須由人民決定，而一切施政必須對人民負責&rdquo。
第二，支持各種基本人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第三，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工業化，以及科學精神和現代思想的成長。
最後，推動用理性解決各種紛争避免感情用事和使用武力。
&ldquo抗戰雖然勝利，大局愈見混亂。
政治激蕩，經濟凋敝，整個社會已步近崩潰的邊緣&hellip&hellip&rdquo[159]在這樣的逆境中，戰後年代的學術界隻能試圖保留過去10年軍事、政治和經濟動蕩中幸存下來的東西。
到1949年，中國自由的或自治的高等教育的前景似乎十分暗淡。
學者和政治當局的關系長期以來就是共和國辯論和鬥争的主題，今後也不會松弛或放任。
然而新中國的建立，包括國家權力的重建，不會減少對學術創造力的需要。
***
[1]江勇振、柯文、默爾·戈德曼、賈祖麟、威廉·J.哈斯、約翰·伊斯雷爾和蘇珊·佩珀等人對本章提出寶貴的意見，我們深表謝意。
教育這一課題的文獻資料十分豐富。
舒新城的早期主要文獻彙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第4卷，1928年；《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3卷，1962年）以及多賀秋五郎編的最近文獻彙編（《近代中國教育史資料》第3卷，1976年），都将在下面參考書目中提到。
[2]關于識字教育，見伊夫林·S.羅斯基的《清代的教育和民衆識字》。
關于書院，見蒂爾曼·格林：《廣東的書院與城市制度》，載史堅雅編：《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475&mdash498頁。
關于1911年前的新學校制度，見薩利·博恩威克：《中國的教育與社會變遷：現代時期的開端》。
關于商務印書館在教育方面的業績，見王雲五的《商務印書館與新教育年譜》，它包括了1897&mdash1972年該館的大事、出版物和報告書等。
關于一個省份（山東）的教育變遷，見戴維·D.巴克：《濟南教育的現代化，1899&mdash1937年》，載伊懋可和史堅雅編的《兩種世界之間的中國城市》，第171&mdash212頁。
現代中國教育的綜合問題将由蘇珊·佩珀在《劍橋中國史》第14卷第4章論述。
[3]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和《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7章和第8章。
關于更近的新成果，見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叙事史》。
[4]1922年中華教育改進社會的調查報告全國有職業學校1553所。
到1925年中華職業教育社由一百餘個教育團體組成。
《中華年鑒，1926年》，第423頁。
[5]見《劍橋中國史》第11卷M.詹森著第6章，引用實藤惠秀：《中國人留學日本史》，這是這位研究中日教育關系的日本第一号專家的主要著作。
[6]汪一駒著：《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mdash1949年》綜述的主要内容，實際包括晚清努力向日本學習以及關于這個題目的以後許多方面的大量資料。
中日學術關系各個方面在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中得到研究。
[7]有多少人畢業不明。
見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mdash1949年》，第119&mdash120、167、185頁引用華美協進社的資料。
[8]劉子健：《宋初改革家：範仲淹》，載費正清編：《中國的思想和制度》，第111頁。
[9]這種矛盾心理已由李文森特别加以說明。
他的最後一部著作是《革命與世界主義：西方階段和中國階段》。
[10]為獲得民國革命一代的教育家所受訓練的形式的印象，我們考察了75人的經曆如下：
上述資料根據包華德和理查德·C.霍華德編《中華民國傳記詞典》和《辛亥革命回憶錄》（全8卷）中名人的代表性抽樣。
不可避免在分類時有重複。
對《中華民國傳記詞典》中參加過各種自由維新運動的全部名人的社會背景的進一步調查，表明1/3以上是學者官僚階級出身。
弗吉尼亞·E.雷諾茲：《社會運動：中國領導階層分析，1895&mdash1927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3年，部分VB：數量綜合。
[11]為獲得1912&mdash1949年學術界名人事業活動的印象，我們統計了173人所從事的工作的類型。
大約1/3的人從事一種以上的活動。
此表根據《中華民國傳記詞典》中173人的傳略，他們的專業活動範圍從部分從事（如僅短期從事高等院校教學）到畢生從事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的諸方面工作。
人們公認這群人是有選擇的，但它包括那些最積極地影響近代教育界發展的人物。
[12]王風喈：《中國教育史大綱》，第5頁。
王是時在長沙晨光大學任教。
[13]關于新文化運動中對&ldquo科學&rdquo的各種見解，見史華慈在《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8章中的概括；又見郭穎頤：《1900&mdash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
[14]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清代轶聞》卷5，第1&mdash2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59&mdash160頁。
關于同文館，見畢乃德：《中國最初的官辦洋學堂》。
在1901年簽訂《辛醜各國和約》後清政府試圖在各省設立大學堂，如谷如墉領導下的山西大學堂：見周邦道：《近代教育先進傳略》第1部，第295頁。
然而，H.S.布倫納特和V.V.哈格爾斯特羅姆1910年在所著《今日中國政治組織》一書中記載，隻有一所新大學設在北京（第223頁）。
在20世紀20年代，年鑒列舉6所省立農科大學或工科大學。
例如伍德海編：《中華年鑒，1926年》列舉這些大學設在浙江、福建、湖南、江西、江蘇和山東（第434b頁）。
[15]邱玉麟（音）：《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2頁；喻長霖：《京師大學堂沿革略》，第160頁。
[16]俞同奎：《四十年前我考進母校的經驗》，載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5集（1976年），第268頁。
[17]我一：《臨時教育會日記》，載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296&mdash297頁。
[18]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頒布的《大學令》，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647頁。
在《大學令》中，&ldquo宗旨&rdquo在1917年修訂時隻抹去一個逗号，所以新版本為&ldquo大學以教授高深學術，養成碩學闳材應國家需要為宗旨&rdquo。
同上，第671頁。
[19]教育部在1912年10月頒布的《大學令》，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647頁；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第271頁。
[20]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第270&mdash271頁。
中國共産黨對北京大學校史的看法見蕭超然等：《北京大學校史，1898&mdash1949年》。
[21]陶英惠：《蔡元培年譜》（上），第473&mdash474頁。
蔡元培擔任校長時，與一些友人的忠告相反，引用德國統一的曆史。
他相信普魯士&ldquo成效卓著的高等教育&rdquo培養出優秀的小學教師，這些小學教師又以使他們成為現代愛國公民的品質教導學生，終于導緻在普法戰争中打敗法國。
據說孫逸仙也在督促蔡元培接受北京大學校長任命的人之列；見羅家倫：《蔡元培先生與北京大學》，載《逝者如斯集》，第55頁。
[22]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第276&mdash279頁。
1920年北京大學成為中國第一所聘請女教師擔任教授的大學，當時陳衡哲出任曆史系教授。
當時北京大學著名學者中，有哲學教授胡适和沈尹默，語言學教授錢玄同，英國文學教授辜鴻銘，以及經濟學教授馬寅初，王寵惠講授憲法，而俞同奎講授化學。
[23]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第280頁。
[24]同上書，第291&mdash296、297&mdash298頁。
[25]傑西·格雷戈裡·盧茲：《中國教會大學史1850&mdash1950年》，第136&mdash137頁。
[26]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第296&mdash297頁，和蔡元培任北京大學校長時的自述，同上書，第276頁。
[27]羅家倫：《逝者如斯集》，第57、64&mdash65頁。
[28]張伯苓：《四十年南開學校之回顧》，載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83頁。
《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1卷，第101頁。
[29]胡适：《教育家張伯苓》，載蔔凱等：《有另一個中國》，第10頁。
[30]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7&mdash9頁。
南開學校師範班在1906年停辦，所以隻有一屆師範畢業生。
然而在這屆十個畢業生中，有幾個後來成為教育界的著名人物，其中有陶孟和和梅贻琦。
[31]同上書，第8&mdash10、13&mdash14頁。
[32]同上書，第14&mdash15頁。
私人對南開财政贊助的重要意義與當時其他主要大學形成鮮明的對照。
[33]王文田等：《張伯苓與南開》，第17頁。
[34]見《林文慶傳》；又見王增炳和餘綱：《陳嘉庚興學記》。
[35]蔡元培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mdash1931）》，第66&mdash67頁。
丁緻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
比較《劍橋中國史》第11卷，第5章。
[36]《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mdash1931）》，第68頁。
[37]朱昌峻：《近代中國的維新人物：張謇，1853&mdash1926年》。
[38]安東尼·C.李：《中華民國私人管理的高等教育史》，第10&mdash12頁。
[39]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mdash1950年》，第531&mdash533頁，從19世紀中葉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後16所教會高等院校發展順序圖。
關于深一層概括，見《劍橋中國史》第10卷，第11章（柯文著）和《劍橋中國史》第12卷，第3章（費維恺著）；又見威廉·珀維安斯·芬恩：《變化中的中國的教會高等教育，1880&mdash1950年》；和一部發人深思的研究專著，簡·亨特：《上流階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