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信仰：美國女傳教士在世紀轉換時的中國》。
[40]瑪麗·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mdash1951年》，第65頁。
[41]見張若谷編：《馬相伯先生年譜》。
[42]例如，中國官方《教育公報》第8卷第1&mdash2期（1921年1&mdash2月）譯載一篇日本報道，把上海震旦學院列為學術質量很低的大學；見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103頁。
[43]克拉倫斯·伯頓·戴的《之江大學：簡史》記載，1930年的調查顯示學生對宗教集會和課程不感興趣，隻有25%左右的大學生是信教的基督徒。
[44]屬30年代初期最著名的學生運動中心之列的是燕京大學、滬江大學和之江大學；見盧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mdash1950年》，第330&mdash333頁。
[45]關于1935年燕京大學學生運動的第一手報道，見參加過抗日示威宣傳的燕京大學美國學生休伯特·弗雷恩所著的《戰争序幕：1935&mdash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又見約翰·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mdash1937年》。
[46]胡适：《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1925年在燕京大學的講話），《胡适文存》第3輯第4卷，第728&mdash733頁；關于有用的述評，見傑西·G.盧茨：《中國民族主義與20世紀20年代的反基督教運動》，《現代亞洲研究》第10卷第3期（1976年7月），第395&mdash416頁；又見山本澄子：《中國基督教史研究》；關于詳細情況，見葉家哲：《宗教、愛國心和中國學生：1922&mdash1927年的反基督教運動》。
關于反教會運動與收回教育權之間的聯系，見傑西·格雷戈裡·盧茨：《民族主義、中國政治和差會》（未刊文稿，1984年）。
[47]胡适：《今日教會教育的難關》。
[48]1927年北伐期間，青年軍官們告訴杭州的一位西籍教師，一打完仗，中國将&ldquo注意收回教育權&rdquo。
戴：《之江大學：簡史》，第56、59&mdash60頁。
參閱盧茨：《基督教院校》，第225頁。
[49]舒新城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第1049頁，《北京大學月刊》創刊号（1918年12月）上蔡元培的發刊詞。
[50]任鴻隽：《五十自述》（未刊文稿，1938年）。
[51]蔡元培：《三十五年來中國之新文化》，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第297頁。
[52]羅傑·S.格林：《科學教育諸方面》，載蔔凱等：《有另一個中國》，第101頁。
[53]中國科學社9名創辦人中有4人（包括胡适）起初曾在農學院學習。
9人内有任鴻隽（1908年曾在東京加入同盟會，在美國攻讀化學前曾于1912年在南京協助孫逸仙）和楊铨（1909年在上海一所新學堂時曾經是胡适的學生，以後在美國攻讀工科前也曾于1912年任孫逸仙的秘書）。
[54]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mdash1936年》，第94&mdash95、169頁。
[55]同上書，第216&mdash226頁。
[56]邁克爾·亨特：《美國退還庚子賠款：再評價》，《亞洲研究雜志》第31卷第3期（1972年5月），第539&mdash559頁。
[57]見賈祖麟：《中國近代知識分子與國家》，第210&mdash212頁上的數據。
[58]汪一駒：《中國知識分子和西方，1872&mdash1949年》。
關于該校1949年前多達500頁的校史，見清華大學校史編寫組編：《清華大學校史稿》。
[59]劉師舜：《一九二○級在校時代之清華》，第3&mdash4頁。
[60]巴裡·基南：《中國的杜威實驗在中國》第5章，指出教師之間以及教師與軍事當局之間派系糾紛的極端複雜性。
1921年6月3日，北京八所高等院校教師欠薪數月後，學生和教師示威遊行到總統府請願，被開槍驅散，多人死傷。
《教育雜志》第13卷第7期（1921年7月20日）第2&mdash4頁報道了這一事件。
在運用美國自由派理想于革命中國的道路上的困難，可從一系列著名的傳記研究中看出：W.J.迪克：《蔡元培：近代中國的教育家》；勞倫斯·A.施奈德：《顧颉剛與中國新史學》；賈祖麟：《胡适與中國的文藝複興》；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艾恺：《最後一位儒家學者：梁漱溟與中國關于現代性的困境》；斯蒂芬·N.海：《亞洲東部和西部的思想：泰戈爾與他在日本、中國和印度的批評者》；又見R.W.克洛普頓和歐俊臣（音）編譯：《杜威在華講演集，1919&mdash1920年》和孟祿：《中國：一個發展中的國家》。
[61]陳之邁：《求學與治學》，載《蔣廷黻的治事與生平》，第19頁。
[62]羅家倫：《學術獨立與新清華》（1928年9月接任校長時的講話），載《逝者如斯集》，第7頁。
[63]《逝者如斯集》，第9&mdash12頁。
[65]任鴻隽：《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1&mdash2頁。
[66]任鴻隽：《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以後增補進董事會的有在近代中國教育及文化發展中同樣知名的人物，其中有趙元任、傅斯年、胡适、司徒雷登、蔣廷黻和翁文灏。
[67]任鴻隽後來回憶，自1918年從美國歸來後，&ldquo我堅持使同胞知道科學的重要性&hellip&hellip如今有了這個有贈款維持的機構，每年有大約一百萬美元的預算用于促進科學事業；&hellip&hellip所以，我欣然接受&hellip&hellip&rdquo（任鴻隽：《五十自述》中&ldquo1925年&rdquo項下）。
1929年他接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執行董事。
[68]《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4頁。
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mdash1927年》，載《現代中國》第4卷第2期（1978年4月），第168頁。
[69]1981年8月15日葉良材（音）私人通信。
葉良材任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财務秘書（1932&mdash1978年），助理司庫（1935&mdash1978年）和理事（1962&mdash1978年）。
[70]任鴻隽：《五十自述》，&ldquo1925年&rdquo。
[71]《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5頁。
[72]《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2卷，第221頁。
[73]例如，1922&mdash1923年德國生物學家兼哲學家漢斯·德裡施在南京和北京講演形而上學，而主持人張君劢挑起關于&ldquo生命的科學與哲學&rdquo的學術論戰，見費俠莉：《丁文江：科學與中國新文化》，第94&mdash135頁；郭穎頤：《1900&mdash1950年中國思想中的唯科學主義》，第135&mdash160頁；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mdash1936年》，第190&mdash196頁。
[74]國民政府成立于1927年4月。
&mdash&mdash譯者
[75]艾德敷：《燕京大學》，第129頁，又130、149&mdash151、155頁。
又見菲利普·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1916&mdash1952年》第3章。
[76]蘭伯頓：《上海聖約翰大學，1879&mdash1951年》，第106&mdash109頁；又見下列中國教會大學聯合董事會史：羅德裡克·斯科特：《福建協和大學》；文乃史：《東吳大學》；德本康夫人和魯思·M.切斯特：《金陵女子文理學院》；L .埃塞爾·華萊士：《華南女子文理學院》；劉易斯·C.沃姆斯利：《華西協合大學》。
[77]韋斯特：《燕京大學與中西關系》，第91&mdash109、129&mdash135頁；艾德敷：《燕京大學》，第130、209、120&mdash211頁。
作為世俗國家政權在&ldquo使燕京大學中國化&rdquo方面取得進展的進一步證據，燕京大學不得不在1930年解散宗教系，教育部申明宗教哲學和宗教史等課程可分别在哲學系和曆史系講授。
[78]《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2卷，第430頁。
[79]丁緻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254頁。
[80]受南京政府任命在四川等原先半自治省份任職的人暗中受到怨恨，并被指為&ldquo中央人&rdquo。
[81]任鴻隽：《五十自述》中&ldquo1935&mdash1937年&rdquo一節。
[82]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内之教育措施》，《傳記文學》第239期（1982年4月），第125頁。
[83]王聿鈞和孫斌編：《朱家骅先生言論集》，第139頁。
[84]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6頁。
[85]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内之教育措施》，第125頁。
[86]《朱家骅先生言論集》，第125、138頁；何炳松：《三十五年來中國之大學教育》，載《晚清三十五年來之中國教育（1897&mdash1931）》，第130頁；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載《抗戰前十年之中國》，第503頁。
[87]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曆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3&mdash176頁。
[88]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曆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5&mdash177頁。
這種狀況的例子可在1928年至30年代初國立中山大學、武漢大學、浙江大學和四川大學的事件中看到。
[89]陳能志：《戰前十年中國大學教育經費問題》，《曆史學報》第11期（1983年6月），第179頁。
[90]同上書，第183&mdash190頁。
[91]同上書，第191&mdash201頁。
[92]許多事例中的一個：1932年6月27日國立青島大學學生罷考期終考試，導緻該校校長楊振聲辭職；丁緻聘：《中國近七十年來教育記事》，第263頁。
[93]見伊斯雷爾：《中國學生的愛國心，1927&mdash1937年》第5章；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關于社會背景，又見葉家哲（音）：《愛國精神與革命：20世紀20年代學生積極行動的性質和原因》，載陳福霖和托馬斯·H.埃特佐爾德編：《中國在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民族主義和革命》，第94&mdash170頁。
[94]楊亮功：《早期三十年的教學生活》，第73&mdash75頁。
楊亮功曾任省立安徽大學校長（1929&mdash1931年），該校學生注冊人數約為400人。
[95]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表60，第100&mdash101頁。
可惜，該表未單獨列出省立安徽大學的學生注冊人數。
[96]梁實秋：《談聞一多》，第73&mdash101頁。
[97]注：（1）&ldquo私立&rdquo類包括教會大學院校；（2）數字僅包括已向教育部注冊并得到教育部立案的高等教育院校；（3）當時日本占領下的東北的數據在官方數字中缺；（4）黃建中：《十年來的中國高等教育》，第504&mdash514頁給出稍微不同的一組數字。
在黃建中的表中，院校總數達108所，未給出确切年份；然而，各類的相對規模與教育部的1934&mdash1935年數字相同，因此：國立，24所；公立技術，2所；省立，28所；市立，2所；私立，52所。
這些總數可同1928&mdash1931年院校86所的官方數字比較，該數字包括大學59所，其中國立15所，省立17所和私立27所；技術學校27所，其中公立21所和私立6所。
見教育部高等教育司編：《全國高等教育統計（1928年8月至1931年7月）》，表1。
[98]柯樹屏：《王雪艇先生在教長任内之教育措施》，第4頁。
[99]教育部統計室編：《二十三年度全國高等教育統計》第2部分&ldquo表&rdquo，第2&mdash3頁，其中表1《中國和世界主要國家的高等教育》所列年份從1928年到1934年；與中國和土耳其對比，美國（1932年）居第一位，每一萬人有大學生73人，而日本居第22位，每一萬人有大學生9人。
[100]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mdash1940）》，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頁。
[101]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mdash1940）》，載《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6&mdash7頁。
全國科學評議會在1935年完全設立起來時有當然評議員11人，即中央研究院院長及該院10個研究所的所長，同上，第9&mdash11頁。
[102]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mdash1940）》，載《近代史研究集刊》第7集（1978年），第33&mdash36頁。
例如楊铨、丁文江、任鴻隽、王琎、周仁、竺可桢和王家楫，全是中國科學社矢志不渝的成員。
[103]陶英惠：《蔡元培與中央研究院（1927&mdash1940）》，《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7集（1978年），第17頁。
[104]應為農商部。
&mdash&mdash譯者
[105]任鴻隽：《五十年來的科學》，載潘公展編：《五十年來的中國》，第190頁；《中華民國傳記詞典》第3卷，第67頁；李濟：《安陽》，第34&mdash48頁。
[106]李濟：《安陽》；張光直：《古代中國考古學》第3版，1977年，第3&mdash18頁綜述中國考古調查的發展。
[107]見瑪麗·布朗·布洛克：《美國移植》（英文）；瑪麗·E.弗格森：《中國醫學理事會與北京協和醫學院》；約翰·Z.鮑爾斯：《中國一座殿堂裡的西方醫學》。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檔案表明，除大量醫學事業外，該基金會還扶助平民教育、農業研究、圖書館及其他方面的事業，特别是在30年代。
[108]陶英惠：《蔡元培與北京大學（1917&mdash1923）》，第397頁。
[109]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31頁。
[110]&ldquo成志會&rdquo出版了會史和會員名錄，現在已不再是秘密。
會員有冀朝鼎、蔣廷黻、蔣夢麟、方顯廷、何廉、孔祥熙、郭秉文、孟治、鄒秉文、翁萬戈、晏陽初。
據1979年8月翁萬戈私人通信。
[111]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36、39&mdash40頁。
方顯廷指出，張伯苓為南開大學聘請了許多有能力的教職員，&ldquo特别從他自己的團體成志會的會員中聘請&rdquo。
同上書，第38頁。
[112]同上書，第41&mdash42、45頁。
[113]同上書，第45頁。
托尼的研究寫成了《中國的土地與勞動》（1932年）一書。
托尼又同C.H.貝克爾 [柏林]、M.法爾斯基 [波蘭]和P.郎之萬 [巴黎]一起寫了一份國際聯盟報告，題為《中國的教育改革》，報告提出許多問題，包括美國教育模式對中國的适應性。
[114]方顯廷：《一個中國經濟學家七十歲的回憶錄》，第45&mdash47頁。
贈款使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得以增聘六名剛從美國回來的研究人員，其中有吳大業、李卓敏、林同濟和丁佶。
[115]見蔔凱：《中國土地的利用》； 又見沈宗瀚：《沈宗瀚自述》，這是一個在康奈爾大學受過訓練的本領域的帶頭人的著作。
[116]在這項調查中，普林斯頓大學中國項目代表步濟時同許世連（音）一起工作。
步濟時和甘博在1921年出版《北京社會調查》一書。
見江勇振：《燕京大學社會系：從社會服務到社會工程，1919&mdash1945年》（未刊論文，1984年，得到著者同意引用）。
又見戴維·阿庫什：《費孝通與革命的中國的社會學》。
[117]吳文藻的學生有費孝通（《中國農民生活》的著者）、林耀華（《金翼：中國家族主義的社會學研究》的著者）和楊慶堃（《中國社會的宗教》的著者）、又見許烺光：《在祖宗蔭庇下：中國的文化與人格》。
[118]見《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中的檔案。
[119]見威爾馬·費爾班克為梁思成著：《中國建築畫史：其結構方式的發展和其形式演變之研究》寫的序。
[120]任鴻隽：《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91&mdash198頁。
[121]任鴻隽：《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5頁。
[122]這一說明根據任鴻隽：《中國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6&mdash16頁；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16&mdash1936年》，第221、224頁。
[123]到1926年，據報中國最大的圖書館是國立北京大學圖書館（176000冊），清華第二（87000冊），嶺南第三（68000冊），金陵第四（61000冊），以下是交通、南開及其他。
《中華年鑒，1926年》，第430頁。
[124]任鴻隽：《中華教育文化基金董事會活動總結報告（1925&mdash1945年）》，第12&mdash13頁。
袁成（音）：《袁同禮：贊頌》，第53&mdash54頁。
[125]《袁同禮：贊頌》，第55頁。
[126]同上書，第56&mdash57頁。
[127]《袁同禮：贊頌》，第234頁。
[128]胡适：《胡适留學日記》第3卷，第583頁。
羅家倫：《我所認識的戴季陶先生》，載《逝者如斯集》，第146頁。
[129]見《逝者如斯集》，第146頁。
[130]彼得·巴克：《美國科學與近代中國，1876&mdash1936年》，第223&mdash224頁。
[131]見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50年回憶錄》，第71&mdash76頁。
艾倫·B.林登：《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和教育：大學院個案，1927&mdash1928年》，載《亞洲研究雜志》第27卷第4期（1968年8月），第763&mdash776頁提到蔡元培與陳果夫間的不和。
[132]馬戈·S.格武爾茨：《社會現實與教育革新：中華職業教育社個案，1917&mdash1927年》，第157&mdash174頁。
[133]見孔斐力在本書第7章關于鄉村建設運動的論述；又見吳相湘：《晏陽初傳》，第3、5、6章；和查爾斯·海福：《中國的鄉村建設：晏陽初與平民教育運動》（哈佛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3年）。
[134]蔣廷黻：《中國之現狀》，《國際事務》（1935年7月14日）；關于蔣廷黻在清華大學培養研究近代中國對外關系史專門人才，見查理斯·R.利利：《蔣廷黻：在兩個世界之間，1895&mdash1935年》（馬裡蘭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79年）第8、9章。
[135]《獨立評論》的主張的傾向在尤金·盧博特《不自由時代的自由主義：中華民國的新文化自由主義者，1919&mdash1937年》中有分析。
[136]翁文灏于1935年12月任行政院秘書長，蔣廷黻于1936年3月任行政院政務處處長&mdash&mdash譯者。
[137]确切名稱為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
&mdash&mdash譯者
[138]弗雷恩：《戰争序幕：1935&mdash1936年中國學生的反抗》；伊斯雷爾和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
[139]蔣夢麟：《來自西方的潮流》，第204頁。
這個情節羅家倫在《蔣夢麟先生傳略》中也提到，見《逝者如斯集》，第98&mdash102頁。
[140]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讨》，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3頁；又見《教育雜志》第31卷第1期（1941年1月10日），抗戰以來的高等教育特輯。
[141]莊澤宣：《抗戰十年來中國學校教育總檢讨》，第3頁。
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mdash1941年）》，第3頁。
陳立夫接着又說，在校學生減少的部分原因是一些學生參加軍隊或與戰争有關的工作，見第29頁。
[142]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mdash1941年）》，第22&mdash26頁。
因為得不到10所院校的數據，而且有些數字隻報告設備損失，此表不完全。
[143]《戰時中華志》，第189頁。
根據另一計算，1936年全國高等院校校産總值為國币39275386元，不及估計損失之半；見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7頁。
[144]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mdash1941年）》，第3頁。
朱家骅：《抗戰第八年之教育》，載《朱家骅先生言論集》，第172頁。
[145]見約翰·伊斯雷爾的西南聯大校史原稿。
[146]張起鈞：《西南聯大紀要》，載《西南聯合大學》（學府紀聞叢書之一），第25&mdash39頁。
[147]《朱家骅先生言論集》，第173頁。
[148]突出的例子是詩人和聯大文學教授聞一多被迫在當地中學兼課并刻、賣印章養家。
見梁實秋：《談聞一多》，第109頁，引自西南聯大曆史教授吳晗：《悼亡友聞一多》。
關于戰時中國學術界大多數人的生活狀況和身體虛弱見費正清：《專心研究中國》。
[149]陳立夫：《四年來的中國教育（1937&mdash1941年）》，第30頁。
[150]錢端升是聯大政治學教授；引自約翰·伊斯雷爾的手稿。
錢端升後來的一部研究專著《中國的政府與政治》，分析了國民黨軍國主義的成長。
[151]任鴻隽：《五十年來的科學》，第197&mdash198頁。
[152]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内戰：1945&mdash1949年的政治鬥争》，第44&mdash50頁。
又見本書第13章。
[153]《觀察》第1卷第1期（1946年9月1日），第22&mdash24頁。
[154]同上書，第24頁。
關于全情，見葉文心：《異化了的高等學府：中華民國的高等教育》。
[155]《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1947年1月15日），第108頁。
[156]歐元懷：《抗戰十年來的中國大學教育》，載《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
[157]關于戰後兩年來的中國教育狀況，見《中華教育界》新1卷第1期，第12&mdash13頁；又《中華教育界》新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和新2卷第2期（1948年2月15日）的特輯。
關于高等院校的損失、人員、現狀和1947年可望實施的補救措施之詳情，見威爾馬·費爾班克：《中國的教育需求及在美國的機構為滿足這些需求的計劃：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報告》。
同一作者的《美國在中國的文化實驗，1942&mdash1949年》是一部官方的40年代美國國務院文化關系計劃史，顧臨任國務院顧問，是計劃的設計者之一。
[158]《觀察》第1卷第1期，第3頁。
68個知識分子的姓名作為&ldquo投稿人&rdquo出現在《觀察》創刊号的扉頁上，其中有些是學術界最著名的人士。
[159]同上書，第3&mdash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