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20世紀30年代起，中國是一個無助的遭受侵略的國家，很少得到國際社會的援助；它作為戰勝的全球聯盟的一名成員國而結束第二次世界大戰，赢得了世界強國的地位。
但由于内戰，它的地位受到了損害。
要稍稍詳細地追溯這一發展，需要了解國内事務與國際事務之間的密切聯系、當時的中國與有可能出現的中國之間的密切關系。
世界經濟危機：中國的邊緣地位
研究中國在20世紀30年代的國際事務，必須從1929年爆發的世界經濟危機入手。
這次危機主要殃及先進工業國家，它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竭盡一切努力以重建貿易、投資及其他形式的經濟活動戰前模式的國際秩序。
20世紀20年代的重大曆史事件&mdash&mdash美、英等國恢複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德、法、意抑制可怕的通貨膨脹螺旋上升；協商解決債務和賠償問題&mdash&mdash與中國幾乎沒有什麼關系。
中國貿易從來沒有超出國際貿易總額的一個很小份額，而外國在中國的投資，與在日本或在歐洲國家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作為戰後國際經濟體系主要支柱的美國，沒有擴大對中國的貿易和投資。
美國商品和資金找到了其他更有吸引力的出路，特别在德國和日本。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20年代世界經濟舞台上無足輕重的中國，卻安然度過了那場全球性經濟蕭條的災難。
作為一個農業占壓倒優勢和以白銀作為法定貨币經濟的國家，中國起初沒有受到工業國家間危機的影響。
物價的急速波動、長期的失業以及低增長率在中國并不新鮮；然而像擠兌黃金、彙兌不穩定以及數以百萬計的工廠工人失業之類的資本主義困難所造成的具有破壞性的沖擊，并沒有在中國出現。
當美、英和其他工業國家失去一切秩序感和平衡感，忙于采取各種補救辦法和應急措施以應付危機時，中國在1929年後仍然能一如既往地堅持下去。
外貿量在1929&mdash1930年之間保持穩定，而在1930&mdash1931年之間則增長20%以上，1929年，新的關稅稅則[1]生效&mdash&mdash這是國民政府采取斷然外交政策的産物&mdash&mdash海關稅收增加了一倍多。
此外，1930年後改以黃金代替白銀征收進口稅，使政府從國際市場銀價波動的影響中解救出來。
盡管實際上銀價下降了，但它的直接效應是減少了中國的長期逆差，并使中國對外國投資者更具吸引力。
在工業國家正經曆嚴峻的苦難時，上述種種導緻了相對的穩定感。
[2]
對歐洲列強來說，國内穩定是由1925年洛迦諾公約[3]産生的國際合作的框架維持的，1929年後開始瓦解。
德國改革派[4]從左右兩個方面重新對戰後條約結構進行攻擊，要求徹底與外部事務脫離。
這些人聲稱現在德國必須大膽地設計自己的道路，而不要保持國際合作。
在正常情況下，德國的這種傾向會引起英、法和其他國家竭盡全力維護戰後國際主義[5]的框架，并通過密切磋商和國際聯盟處理出現的危機。
非常不幸，國際合作曾被視為與1929年後面臨嚴重危機的經濟關系體系是同一回事，以緻不久即在歐洲各改革派團體間喪失信用。
國際主義代表了很快失去信任和威望的領導層的觀點。
[6]
日本的情形與此相似。
在那裡，政治和經濟的領導層也曾限定該國的外部事務按西方資本主義工業國之間的合作方式來處理。
他們對這種方式的忠誠使政府遲至1930年才采取步驟&mdash&mdash證明是不明智的&mdash&mdash恢複與戰前等價的金本位。
日本是最後幾個采取這一步驟的國家之一，而在1930年正受全球性蕭條沖擊的事實，使政治領域對現狀不滿的兩個極端的團體都不喜歡政府。
因為美國曾經是戰後日本經濟和外交關系的支柱，所以國内危機明顯受外交的牽連。
遲至1929年，鶴見祐輔這位有頭腦的戰後日本國際主義的代言人還寫道，美國時代即将來臨，那時美國的價值觀，觀念以及商品将成為全世界的模式。
[7]但正是這種觀點在經濟危機爆發後受到了攻擊。
當美國正在經曆嚴重的經濟困難，它在世界貿易中的地位正在動搖時，日本政府、商業和學術界的領導人似乎過于傾向美國。
左右兩派的評論家不斷提高他們的調門，反對這一現狀。
1930年11月首相濱口雄幸在東京火車站遇刺身亡，顯示出他們也會采用暴力。
四個月後，下級陸軍官中的一個陰謀被揭露，這個陰謀籌劃一次政變，以摧毀政黨政府，代之以軍事獨裁。
正當德、日兩國國内力量如此反對戰後國際合作體系，并削弱那些支持該體系的人們的力量時，中國的政治卻正朝着另一個方向發展。
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在十幾年裡，至少在名義上第一次建立了全國性的政府。
因為有些集團和黨派不願服從南京政府，所以反蔣情緒強烈。
盡管如此，南京政府因在修改不平等條約方面赢得了列強明顯的讓步并奠定了國家建設的基礎，享有聲望和地位。
盡管軍閥、國民黨反對派、共産黨人及其他人士繼續阻撓蔣介石及其政權，但是應當指出，并沒有嚴格界線區分這些人是當權者還是非當權者。
蔣介石能達成臨時協議獲取一些潛在對手的合作，而不少曾為其他政權工作的官員和将軍願意加入新政府。
[8]
上述兩種因素&mdash&mdash中國在國際經濟關系中相對的無足輕重與其國内日益統一&mdash&mdash提供了1931年後國家困擾的背景。
在滿洲事件前夕，蔣介石的權威，在經曆了來自某些軍閥和國民黨反對派的嚴重挑戰後，穩步擴大。
在經濟上，中國的财政比很多工業國家好得多。
由于銀價下跌，貿易收入确實開始下降。
但是這有在短時期内增強工商業活力的效果。
毫無疑問，沒有什麼能敵得上正在影響工業強國間國際貨币和貿易的混亂。
中國肯定需要海外貸款和投資，但可以預料，這場經濟危機将在長時期内使得從國外借款變得困難。
不過，中國可以指望重新獲得對外國企業的控制，并通過對關稅、國内稅、貨币以及管理系統的改革，籌集到足夠的資金來着手十分需要的建設項目。
由于所有這些原因，中國的領導、官員和政論家在20世紀第四個十年初展望國際事務時，抱有樂觀和堅定的信念。
恰恰相反的感覺、期望和設想導緻日本人采取侵略中國的行動。
按日本改革派&mdash&mdash陸軍軍官、右翼反對派、某些知識分子以及通常對領導不滿的人&mdash&mdash的觀點，中國正變得越來越團結和強大，而日本卻在無望地摸索走出國内困境的道路。
有了這樣的感覺，沈陽事件[9]的設計師們&mdash&mdash石原莞爾、闆垣征四郎等&mdash&mdash得出的結論是簡單而直截了當的。
他們應排斥國際主義作為國家政策和生存的基礎。
他們也應摒除中國以足以威脅日本權利和利益的統一強國出現的可能性。
不論怎樣，國際主義似乎正在整個世界消失，而與此同時，中國正在努力維護它的主權。
如果日本要繼續作為一個能生存下去的國家，唯一可行的解決辦法似乎就是大膽地将中國置于日本的徹底控制之下。
為建立對整個中國的統治是否有一個系統的計劃&mdash&mdash一個在1945年後審問戰犯時所說的&ldquo陰謀&rdquo&mdash&mdash是難說的。
的确，如果日本人&mdash&mdash無論軍人還是老百姓&mdash&mdash沒有把國家的命運與某種程度的控制中國聯系在一起，就不會出現滿洲危機。
這一過程開始于19世紀末，而日本的幾代人逐漸認為這種控制是必要的。
然而這種支配勢力有許多因素。
一個是軍事和戰略的，與日本的實力與其他強國實力的對比有關。
他們認為中國之所以重要，并不在于它自己有權利成為一個軍事強國，而在于它可能成為日本面臨的潛在敵人，特别是俄國的一個基地。
第二個是地理和經濟的，反映了一個缺乏自然資源和完全依賴外貿的國家的生存條件。
很簡單，中國曾經是大豆、鐵、棉花和其他貨物的主要供應者，同時還是占日本出口總量1/5到1/4的市場。
第三個因素更多是心理和文化的。
日本人認為，作為一個曾成功地進行自我變革并結束了西方支配的亞洲國家，日本有義務，甚至有權利，來領導其鄰國，特别是中國，走向類似的變革道路。
最後，也許比上述因素更為重要，是國内因素：以這樣的方式來理解國内與國外事務之間的聯系，要求強硬的外交政策隻不過是重新調整國内社會和政治優先事項的運動的反映。
改革派的進攻采取要求國内改造的方式，以便在日中關系中推行新政策。
在1931年9月的沈陽事件之前出現的陰謀、暗殺和武裝政變的企圖不是偶然的。
這是将結束商業、官僚和&ldquo自由&rdquo知識分子統治的國内改造運動的對外對應物。
然而這并不意味改革派想回到工業化前的過去。
除少數幾個&ldquo平均地權論&rdquo的鼓吹者外，那些陰謀家和他們的支持者認識到經濟增長的需要。
事實上，他們的想法是利用滿洲的空間和資源來實現國家的工業化，提高農業産量以及普遍的福利。
沈陽事件前夕，在滿洲的23萬日本平民既是日本經濟衰敗的象征，也是日本經濟希望的象征。
在陰謀家們的眼裡，他們也體現了國家領導層的失誤，後者似乎忽視了在滿洲的同胞們的利益。
在本土的政府似乎很滿足，不關心他們的處境，隻想到國内的穩定和秩序是國際秩序的前提。
[10]
然而，當滿洲的日本人發現自己正在成為被喚醒的中國愛國主義的靶子時，形勢變得更加嚴峻了。
到1931年，滿洲的對外事務已被置于南京的控制之下，東三省成立了新的運輸委員會，計劃建立一個統一的鐵路和電訊系統，并在滿洲各省會建立了國民黨分部。
[11]尤其明顯的是中國人熱心于建築自己的鐵路來削弱南滿鐵路，開發葫蘆島港與大連抗衡，并通過拒絕延長租借地或阻止本國勞工為其工作以逐步遏制日本的礦業和林業。
在滿洲的高麗移民是數量最多的在中國的&ldquo日本人&rdquo，他們在從事農活時遇到愈來愈多的困難。
正當間島的高麗農民為逃避日趨惡化的經濟狀況被迫遷越鴨綠江時，中國當局禁止當地居民出賣或出租土地給外國人。
于是，中日在滿洲的沖突是一場正經曆嚴重經濟困難的工業國與決心恢複并維護國家主權的農業為主的社會之間的力量的抗衡。
由中國人襲擊在滿洲的高麗農民而引發的直接對抗是象征性的。
高麗人是日本迅速工業化的受害者，殖民政權使他們無家可歸，無地可種。
在日本人看來，這些高麗人是最無足輕重的一部分人，但他們在滿洲的狀況，卻受到日本當局的關注，因為他們指望該地區能減輕國内的經濟困難。
另一方面，在中國人眼中，為了國家的重建和國内的穩定，防止外國進一步的蠶食是至為重要的。
日本的經濟困難是它自己的事，而解決這一困難不應以犧牲中國的主權為代價。
中國人也許會說：真是太糟了，日本在滿洲企業的收入下降，幾萬名日本人失業，南滿鐵路正經曆曆史上最嚴重的危機。
但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全球性衰退的結果，不應責備中國的收複主權運動。
然而日本人卻相信，如果沒有中國對他們既得權利的攻擊，他們就不會這麼痛苦。
日本的旅館、餐館、建築承包商以及娛樂場所的營業額都在急劇下降，而且他們确信，這都是中國造成的。
隻要日本采取有力行動并抵制中國的抗日運動，一切都會恢複正常，而日本的權利也會得到保障。
世界經濟危機就這樣為滿洲事件的爆發提供了直接的背景。
對于被卷入這一事件的日本人來說，滿洲不是中國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應是日、韓、滿、漢和其他民族&mdash&mdash在日本引導下&mdash&mdash共存共榮的一個區域。
他們确信，日本有必要的軍事力量、資金和技術，足以使這個地區變為經濟發達、安全和穩定的樂土。
引用1931年7月滿洲青年聯盟[12]發表在小冊子上的話說，在日本的控制下，滿洲不僅會減輕在本土的日本人的苦難，也會減輕中國&ldquo無産大衆&rdquo的苦難。
首先果斷的行動會給日本帶來光榮、威望和擴展，現在就亟須采取這種行動，為人民提供目的意識和民族自豪感。
顯然，按照這種想法，國際性這種考慮就沒有多少餘地了。
滿洲的關東軍及其支持者把戰後國際體系等同于文人政府的&ldquo屈膝&rdquo外交政策&mdash&mdash旨在華盛頓會議條約的框架内，通過和平談判，安撫中國的民族主義者和解決棘手的争端。
由于這些條約涉及與西方列強也有關系的問題，遵守華盛頓體系曾使日本願意同這些強國合作以維持東亞的和平與穩定。
因此，對外相币原喜重郎來說，中國不是日本面臨的最根本的問題。
最關鍵的問題是日本的國際主義外交：與美、英和其他先進工業國家合作的外交政策，隻有執行這種政策才能保證日本成功地進行工業化和和平地發展經濟。
當然，作為市場和原料基地，中國也是重要的，但是，中日關系本身不會是孤立的；它是國際關系總體系的一部分，而日本作為一強對這一體系承擔責任。
這樣在滿洲的對抗就成為全球發展的一部分，國際秩序與國内秩序之間微妙而不穩定的平衡在全球發展中不斷遭到腐蝕。
日本的&ldquo激進分子&rdquo和别處的激進分子一樣，不願緻力于維持國内和國際秩序。
他們決心無視這一切考慮，并大膽地實施他們自己的國内政治事務的計劃和作為這個事業一個不可缺少部分的日本在滿洲統治的計劃。
1931年9月18日的沈陽事件是第一個決定性的步驟。
滿洲事件：日本改革派的軍國主義，1931&mdash1932年
滿洲事件由預謀的對沈陽站北約8公裡處的南滿鐵路的攻擊組成。
按幾天前詳細制定的計劃，限定由關東軍軍官用炸藥破壞二到三英尺路軌。
這次爆炸用來作為鄰近各分遣隊行動的信号。
夜間11時左右事變後僅40分鐘，關東軍高級參謀官闆垣将軍發布了向該地區中國軍隊進攻的命令。
在旅順口司令部的日本陸軍司令官本莊繁将軍近午夜時接到這些進展的報告并予以批準。
其實，幾天前他就與闆垣和其他共謀者商議過，所以這個消息不會使他感到驚訝。
無論如何，他決心抓住這個機會采取更廣泛的軍事行動，并于9月19日打電報給參謀本部：關東軍&ldquo大膽行動并對全滿洲法律和秩序負責&rdquo的時機已成熟。
[13]盡管他沒有立刻行動，因為内閣和參謀本部起初對是否批準關東軍野心勃勃的計劃猶豫不決，但是沒有多久，關東軍完成了一個又一個軍事業績，幾周内南滿大部分已陷于日本控制之下。
滿洲事件對東京的文官政府和它所主張的國内外政策明顯地是一次挑戰。
盲目批準滿洲的既成事實不僅會破壞日本合作外交政策的基礎，而且也會傷害其國内的政治結構。
外相币原清楚地了解這種挑戰的性質；他意識到，除非大陸的軍事行動受到抑制，它會損害日本同美、英的關系。
他相信，由于全球性的經濟危機，這種關系現在變得比過去更重要。
他還意識到，如果讓軍官們的片面行為合法化，大陸的軍事行動還會引起國内的激進運動。
不幸的是，币原的政界和軍界同僚幾乎都對保持國内與國外秩序之間的脆弱聯系不感興趣。
他們沒有從國際主義外交和議會政治的聯系看待沈陽事件，而是傾向于在中日關系的雙邊框架内對它作出反應。
由于關東軍嚴守其共謀的秘密，包括首相若槻禮次郎在内的文官都傾向于把滿洲危機看作中國侵犯日本權利的必然結果。
币原終于無力說服别人把保持日本與國際聯盟和華盛頓會議列強之間的友好關系放在首要地位。
12月若槻内閣辭職，結束了日本外交政策的這一勢态。
[14]日本人無視華盛頓條約的框架，并企圖代之以用武力和通過雙邊談判來解決與中國的嚴重争端，這就暴露了當國際合作準則不能為其目的服務時，日本人準備抛棄這一準則。
接下來，擺在其他列強面前的問題是：繼續把日本看作國際社會的一員，還是把它作為國際主義原則的一名冒渎者而将其排斥在外。
無論哪一種選擇都會帶來風險。
如果把日本繼續看作華盛頓條約的列強之一，其他列強為了不疏遠日本，就不得不默認其在滿洲的行徑。
否則其他列強就必須對日本施加足夠的壓力，使其恢複理智并保持其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強國。
不管采用哪種方法，這些強國都有必要正确運用規勸和強硬相結合的手段，以維護華盛頓框架作為最佳選擇。
在上述策略中存在這樣一種危險：過分規勸可能會使日本大膽采取進一步侵略行動，而過分強硬又可能驅使日本放棄任何國際合作的意向。
另外一種選擇，即在國際社會中對日本進行懲罰，最好，将失掉日本作為一個華盛頓強國；而最壞，則将對改變東亞事态進程幾乎不起作用。
如果其他情況都相同，就有理由期望美、英會在一起找出一條解決滿洲危機的合理途徑和一個以延續的國際主義為基礎的解決辦法。
起初美國和英國确實試圖合作以便在國際框架内處理滿洲局勢，這是華盛頓會議體系的潛在力量的明證。
美國在1931年末尤其極為活躍，人們有理由認為這是戰後美國國際主義的最好時光。
英國遠不如美國主動，但它的确還是同意美國的倡議，盡管半途而廢。
美國對沈陽事件的初始反應是将其國際化。
考慮到曾制約戰後東亞外交的概念框架，這是最在意料之中的反應。
然而總統赫伯特·C.胡佛、國務卿亨利·L.史汀生和國務院裡他們的助手們在多大程度上贊同國際合作這一觀點卻不那麼容易預測。
在他們心目中無疑日本是錯的；如史汀生所叙述，關東軍采取魯莽的行動正在公然違抗華盛頓會議條約的秩序。
因此，必須呼籲日本政府譴責軍方的侵略行徑，并同意和平解決與中國的一切争端。
史汀生在9月18日後的三個月外交活動抱着這樣的目标。
他果斷地與國際聯盟密切合作，當時中國政府已向該組織提出申訴。
美國再沒有如此主動地與國際組織合作過。
史汀生派了一名觀察員出席理事會，與國聯官員保持密切聯系，并主動促使國聯采取行動作為結束敵對行為的基礎。
國際聯盟通過一項決議，要求中日雙方停止進一步戰鬥并恢複戰前狀态，這與美國政府的願望是一緻的。
11月，國聯成立了一個調查委員會，負責調查滿洲形勢并提出建議。
美國支持這一步驟，并任命法蘭克·麥科伊将軍作為該委員會的美方代表。
該委員會由英國的李頓勳爵領導。
[15]
美國在滿洲危機時期的外交，不是被看作沒有必要地使性子，就是被認為勞而無功。
當然，最終美國所做的一切都未能阻止日本的軍事行動。
但華盛頓政府的主要目标是保持一個國際框架來解決地區性争端。
對政府内外的國際主義團體來說，這裡是美國為國際主義而起作用的罕有機會，它強調先進國家的責任，如外交家兼學者埃勒裡·S.斯托威爾1931年所寫的那樣，&ldquo充當維持人類治安和保護公正和平的代理人&rdquo。
美國積極準備與國際聯盟合作當然是一件令人振奮的事，日本一意孤行，正在失去列強社會中成員國的地位。
簡言之，美國外交的主要關注不是中國，而是國際性的原則。
[16]
英、法以及其他國家贊同美國的主張。
英國作為一個亞洲主要強國，與美國基本一緻，同意必須維護國際合作框架。
然而，倫敦更願意遷就日本在滿洲的權利作為這種合作的一個方面。
在本土和東亞的英國官員傾向于同意日本對中國民族主義的抱怨是正當的，為保持日本在世界社會中的合作夥伴地位，向日本作出讓步比無情譴責它的做法更有利。
[17]于是到1931年末，美、英和國際聯盟都有意在國際合作的框架内解決滿洲危機，而不疏遠日本。
後者仍将作為解決争端的國際努力的一方。
這當然不是中國人所要求的，中國人要求立即終止戰鬥并直截了當譴責日本，迫使日本恢複戰前狀态。
但是，中國人對國内事務和國際事務之間的微妙平衡也很敏感。
蔣介石的南京政府不斷地把它的權威擴張到中國其他地區，并開展各種經濟項目以實現現代化，而滿洲危機卻迫使蔣政府更關心外交争端。
可以想象，大膽反抗日本能激發中國人的愛國主義和鞏固它的權力。
但當洪水泛濫餓殍遍野時，過分卷入滿洲軍事沖突會耗盡複興經濟的資源。
最重要的是，蔣介石擔心對外戰争會有助于共産主義者和其他反對派成為民族解放的鬥士，并且會削弱南京政權。
隻要主要強國，包括日本，遵守國際主義框架，那就符合中國人的意向，因為那樣南京政權就能繼續努力以恢複主權。
按照這種方式，沈陽事件不僅要求日本，也要求中國利用國際主義這一手段。
[18]
日本蔑視為繼續保持其國際主義角色所提出的全部建議，無論是實際的，還是潛在的。
1932年1月以後，當關東軍占領錦州而海軍陸戰隊在上海登陸時，日本的一意孤行已經明白無誤了。
與此同時，關東軍推動滿洲獨立，得到當地各種日本組織的支持，這些組織曾充當單方面解決各種懸案的急先鋒。
對所有這些組織來說，滿洲獨立不僅具有戰略意義，而且還有象征意義。
獨立将保留該地區的豐富資源和戰略地位供日軍使用。
它還象征日本領導下的亞洲統一的理想。
擴張論者接受石原的觀點，主張把滿洲變成一個中、日和其他民族&mdash&mdash東亞的&ldquo五個民族&rdquo&mdash&mdash和睦相處的和平而穩定的地區。
這是作為一個比西方帝國主義、蘇聯共産主義或中國民族主義&mdash&mdash它們曾毒化中日關系并隻有利于西方影響在東方長期存在&mdash&mdash更有生命力的替代方案提出來的。
[19]
這樣，1932年3月宣布的滿洲獨立就成為戰後國際關系的一個界标。
日本正采取單方面的步驟來照顧它自己的利益，并建立了一個在它統治下的穩定的地區，據稱這是世界上沒有分裂和剝削勢力的地方。
文官政府盡管不滿意，但實際上沒有阻止過這種擴張。
[20]在關東軍的推薦下，内田康哉繼币原擔任新外相，他毫不猶豫地贊成承認滿洲國。
這發生于1932年9月15日，在國際聯盟調查團提交報告兩周多以前。
沒有什麼更清楚地暴露日本對國際權威的蔑視了。
李頓的報告包含很多安撫日本的章節，假如當時有一個願意繼續與西方合作的強有力的領導，那麼東京接受這份報告并不困難。
但這種情況已不複存在，報告的發表激怒了日本的官員和政論家。
若遵守報告的建議，日本就得與列強合作以重新規定他們在中國的權利和利益，同意滿洲保持半自治的而不是完全獨立的存在，并同中國和其他國家協力推動滿洲的經濟發展。
這樣一個解決方案将延續東亞外交的國際性框架，而這正是日本軍方當時竭力想要避免的。
日本将走自己的路不管列強有何反應。
列強的反應也開始變化。
在同一個水平上，他們繼續在現有條約框架和國際聯盟内合作。
但由于這條途徑開始顯得越來越無效，美國和英國不得不尋找其他替代辦法，美國主張把國際性和單邊行動結合起來，從而使日本就範。
如史汀生1932年6月所說，&ldquo我相信，新的聯盟方法與&lsquo老外交&rsquo的明智混合能獨自獲得我們正為之奮鬥的實際效果&rdquo[21]。
&ldquo新的聯盟方法&rdquo将包括繼續與其他國家合作以維護和平。
它的表現之一是史汀生在1月向英國建議，兩個大國共同譴責日本在上海的行動違反了1922年的九國公約，指望日本會在這種壓力下被迫退卻。
所謂&ldquo老外交&rdquo，史汀生起初并不指聯盟或戰争計劃，而是指美國單邊行動以維持現狀。
這種想法包含在1932年1月7日發表的史汀生原則裡面，它宣布美國不會承認&ldquo通過使用與巴黎和約的條款和責任相悖的手段所産生的任何局面、條約或協定&rdquo，這裡巴黎和約是指1928年的凱洛格&mdash白裡安公約。
這項沒有英國合作的單邊宣言表明了華盛頓與倫敦之間正在趨向明朗的微妙分歧。
美國正在超越迄今采用的徒勞無功的步驟，采取進一步迫使日本遵守國際合作準則的措施。
盡管沒有暗示美國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