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的措施将被用來實現這個主義，但含義是明顯的。
史汀生的聲明使美國這個現存國際體系的維護者與向這一體系挑戰的日本對立起來。
顯然，兩個這樣的強國有可能發生激烈的沖突。
國際主義的瓦解
在國際性和單邊性這兩種方法中，第一種正變得越來越難以實現。
關于日本将讓步并在國際社會中恢複其責任感及和平立場的假想，在沖擊下，一天天地維持着。
更麻煩的是，英國不傾向堅持這個超出它1931年所做的事的方法。
盡管在滿洲及其他問題上與美國合作被認為是重要的，倫敦不願與華盛頓聯合而過分強烈地譴責日本。
外交大臣約翰·西蒙爵士強調，英國将繼續通過國際聯盟去做工作，使日本人不緻把英國的外交看作是傾向于針對他們的英美聯盟。
作為國際聯盟的會員國，如果所有的活動都在日内瓦進行，日本更可能願意合作。
然而日本已經指責李頓調查團。
因此，英國反對與美國的聯合行動等于拒絕加強現有的國際性框架。
華盛頓與倫敦之間的這一分歧是由全球性的經濟區域主義的傾向造成的。
建立在以金本位及商品和資本的自由流通為基礎的國際經濟體系已在20世紀30年代初開始瓦解，而在1932年其崩潰的迹象已明白無誤。
日本在1932年抛棄了僅在兩年前重新采用的金本位。
在滿洲，日本顯然打算将這一地區變為本土的經濟腹地。
在日本控制下的滿洲經濟發展的最後方案還沒有形成以前，沈陽事件的設計師們和他們的支持者已構想出許多有關鐵路建設，鹽、鐵礦開采，紡織品生産等項目。
他們的想法是把滿洲作為日本經濟圈的一部分，幾十萬日本人将在那裡定居并從事生産活動，與本土形成共生關系。
[22]
日本不是推行經濟區域主義的唯一國家。
德國早在1933年納粹上台前，就在實行專制的經濟政策，尋求與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結成關稅同盟，并采取通貨膨脹的貨币政策，以促進出口貿易。
英國正召開一次英聯邦國家會議，以求在它們之間建立一個貿易優惠體制。
由此而來的渥太華協定（1932年8月）絲毫沒有減輕人們對英國贊同經濟國際主義時代已告結束的普遍憂慮。
法國也将其關稅提高，緻使美國采取報複性的貿易限制。
總的說來，1932年标志着世界經濟明确地開始分化為國家主義的和地區主義的兩個子系制。
[23]在這種情況下，如果不采取措施制止專制的趨勢，讨論繼續國際合作就是一句空話。
因此，倫敦對保持與美國的合作并不關心。
盡管戰後國際性框架還沒有完全消失，但它的經濟基礎正在削弱。
隻有主要強國果斷地做出努力，才能複興合作精神和維護世界和平。
1933年後，列強不得不面對這些重大問題，這一年标志着富蘭克林·羅斯福在華盛頓掌權和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上台。
應當強調的是，這兩位領導人都對某種合作感興趣，但已不再是國際主義舊框架下的合作。
希特勒德國要廢除凡爾賽和約體系的限制并洗雪戰敗和受不公正對待的恥辱。
這個希特勒打算通過重新武裝及采用限制性貿易和貨币政策的中歐地區經濟體系來實現上述目标。
所有這些方面并不是希特勒的首創，但他通過公開反對凡爾賽體系并代之以主要以意、英為對象的聯盟體系，确實重新制定了德國的對外關系。
通過與這些國家合作，德國要保衛它的安全，恢複在陽光下的地位，并鞏固其中歐經濟區。
[24]
羅斯福的美國和希特勒的德國一樣，消極地看待通過各種條約安排建立起來的戰後和平框架。
新總統與其前任不同，他不贊成以金本位和穩定兌換率為特征的資本主義的國際性結構；盡管羅斯福表示支持國際合作，但他不與其他工業國家商議，通過單邊行動緻力于國内的恢複。
資本主義國家共享外貿和投資活動世界的觀念正在淡漠。
美國更願意走它自己的路。
就向外所能達到的程度而言，它願通過與其他美洲共和國簽訂對等的雙邊貿易協定來加強泛美區域主義[25]。
羅斯福的新政府對恢複20世紀20年代的國際主義不感興趣。
1933年的現實似乎注定重建凡爾賽或華盛頓體系的任何努力都會失敗。
作為替代，就1933年美國正在重新制定的對外政策所達到的程度而言，它要求重建國際關系以防止戰争。
為此，美國願意與亞洲的日本或歐洲的德國直接交涉，即使超出國際聯盟和其他現存協議，也無不可。
這一點在這兩個強國于1933年退出國際聯盟後變得尤為必要。
沒有什麼比美國對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的反應更能表明美國願意為新的國際關系而放棄舊的國際主義了。
1932年2月24日，由松岡洋右率領的日本代表團在全體會議投票通過李頓報告後，退出會場。
當時日本政府宣布它并不放棄合作解決國際争端的努力。
這為其他強國提供了一個機會，把日本退出國際而引起的麻煩降到最低程度；美國政府特别希望保持同日本接觸，以防止這場危機發展成嚴重的沖突。
美外交官約瑟夫·格魯、納爾遜·約翰遜和休·威爾遜曾作出這樣一個結論：日本留在滿洲以及與日本的穩固關系必須以承認這一現實為基礎。
國務院普遍同意這一論點，并強調避免同日本交戰是至關重要的。
做到這點的最好方法是進一步同日本談判，以保護雙方在亞洲和太平洋的利益。
現在重點是雙邊協議，以後還要擴大到其他國家，重點不是同國聯或者同英國密切合作。
英國仍把國聯的完整性置于首位，但也準備放棄同美國合作。
如美國駐倫敦的外交官雷·阿瑟頓在3月觀察到的那樣，英國政府&ldquo已不得不作出結論，盡管英美的目标在總的原則上可能一緻，但鑒于利益上的沖突，任何有效的合作政策實際上是無法達成的&rdquo。
[26]英國也在摸索一種新的安排以保護和平格局，在歐洲這種格局正開始采取與德國雙邊安排的形式。
但在東亞，官員們分成兩派：一派贊成同日本建立類似的關系，以保護傳統的商業利益和安全；另一派則主張同中國建立更親密的關系，以确保英國在一個未來市場上的利益。
總的來講，外交部傾向前者，而财政部傾向後者。
這第二種觀點認為，當中國市場正成長時，與日本合作不可能為英國商業帶來長遠利益，而隻有短期的好處。
英國支持中國比縱容日本好。
[27]在倫敦的這種争論使英國的亞洲政策出現混亂。
上述種種使局勢向不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日本已安然占領滿洲，盡管遭到國聯譴責。
1931年的國際主義已經消亡，兩個超級大國不再合作。
與此同時，日本顯得滿足于它在滿洲的收獲。
1933年5月31日的塘沽停戰協定通過在長城以南建立一個非軍事區，将&ldquo東四省&rdquo[28]從中國的其他部分分割開，國民政府出于緩兵之計的需要，同意這種停戰，并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存在。
目前中國将緻力于外交活動以恢複失去的權利，并緻力于經濟建設作為國家抗戰的基礎。
[29]所以，一個有利的國際環境比任何時候都更重要，但現實卻相當嚴峻。
那些倡導繼續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國領導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和王寵惠，曾寄希望于國際聯盟和英美合作，以迫使日本讓步。
當兩者都不起作用時，他們不得不退而同英國、美國和其他國家進行較具體的雙邊談判，以尋求經濟援助和政治支持。
當宋子文出訪倫敦出席世界經濟大會時，他同英國财政部和外交部官員就向中國提供建設貸款進行會談。
宋子文在華盛頓時并未舉行類似磋商，唯一實質性成果是以中國海關收入為擔保，商定一筆總計5000萬美元的小麥和棉花貸款。
[30]這是僅有的一宗既與中國的需要有關，也與美國國内減少剩餘産品的需要有關的事務。
其他歐洲強國并未同樣卷入亞洲事務。
對于他們，1933年的最大憂慮是希特勒德國。
因為希特勒的策略是與意大利和英國合作，法國和俄國也必然更加靠攏，希望恢複他們的傳統協商能遏制德國的興起。
在這種情況下，法國對亞洲政策沒有什麼興趣，隻是一些個人，突出的是讓·蒙内，積極參與了國聯關于中國經濟發展和各項規劃。
蘇聯當其在世界政治中很孤立時，它需要避免過早在滿洲與日本發生沖突。
這種孤立曾來自20世紀20年代間旨在削弱資本主義制度的革命外交，也來自約瑟夫·斯大林的&ldquo在一個國家中建設社會主義&rdquo的政策。
正當資本主義國家經曆着從未有過的困難并轉向自我中心的政策時，蘇聯并沒有幫助世界範圍内的革命力量來支持這種趨勢，而是以一個維持現狀的強國出現。
在斯大林領導下，蘇聯開始強調舊模式的外交以保持全球平衡。
建立正常外交關系的建議擴大到美國，旨在同法國訂立防禦協定的對話也開始了。
在滿洲危機中蘇聯嘲笑國聯恢複和平的努力過于微弱，但在其他方面并不觸怒在北滿的日本。
莫斯科如此渴望讨好日本，以緻提出談判出售中東鐵路。
這些行動的背景是蘇聯唯恐卷入對日作戰，而其他強國袖手旁觀。
莫斯科需要在日本或德國進攻蘇聯前重新調整國際事務，并在新的世界政治框架中找到它的位置。
[31]
德國還沒有深切地卷入亞洲。
希特勒曾在他的著作中表示他對亞洲人，首先是對日本人的蔑視，而沒有什麼亞洲政策。
他歡迎日本退出國聯，作為對戰後和平格局的進一步攻擊。
在他看來，一個更強大的日本将是一種受歡迎的對蘇聯的抑制。
同時，他發現在國民黨中國有許多合意的東西。
蔣介石明顯地正試圖在獨裁主義的基礎上，而不是沿資産階級的自由路線，締造一個新中國。
它将需要外國的資本、技術以及軍事顧問，而希特勒認為德國應當供應它們。
如果中國最終處于德國影響之下，顯然這比日本稱霸亞洲有利得多，因為後者能威脅德國的經濟機遇。
這種考慮導緻德國在亞洲執行雙軌政策，一方面期望同日本諒解以反對蘇聯，另一方面謀求與中國密切聯系。
然而，當英美的卷入正在減小，同時納粹德國穩步成為東亞事務中的一個要素時，德國将如何為中日危機提供新的解決方法是不清楚的。
[32]
日本企圖獲得區域合作，1933&mdash1937年
沈陽事件發生兩年以後，人們已看清，當滿洲危機可能給列強一個良好時機來鞏固戰後國際體系時，他們沒有把握時機。
日本在滿洲至高無上，它無視這個體系。
盡管所有國家，包括中國在内，正在尋找防止更大規模戰争的辦法，但是沒有哪個西方強國有足夠的實力或膽量對日本挑戰。
然而日本外相廣田弘毅相信，一個穩定的國際新秩序能在已發生變化的現實的基礎上确定下來。
他在1933年9月出任日本外相，他的外交試圖以承認日本在滿洲的地位及其在中國的特殊權利和利益為基礎，在亞洲恢複列強間的合作精神。
他所說的&ldquo日本、滿洲和中國間的合作&rdquo，指日本願意不将其征服擴張到滿洲以外，以回報中國的承認。
在這個基礎上，日本将促進中國本土的經濟發展，而中國将相應地停止反日政策。
兩國間的貿易将得到增長；它們的經濟關系将越來越相互依賴。
同時，如果美、英等國承認新的現實，日本将與這些國家&ldquo合作&rdquo，以維持亞洲和太平洋的和平與穩定。
換句話說，如果工業強國懂得世界和平取決于承認日本在亞洲大陸的特殊需要和利益，這些國家之間的友好關系是能夠恢複的。
[33]
對于新國際合作這一思想有很多話可說。
它與德國當時在歐洲提出的美、英等國認為值得接受的思想相似。
這些強國願意支持德國的修正主義，以便将德國留在國際事務的某些限定的體系内。
他們願意互相保持密切接觸，以防止一個偶然事件發展為一場大戰。
從某種意義上說，日本本身也有同樣的要求。
日本想迫使美英承認新形勢，作為日本願意維持大國合作框架的代價。
這是一個脆弱的政策，它依賴于日本和其他強國能看到的利益的微妙平衡。
它也将依賴于日本軍方是否準備支持廣田的策略以及中國領導人是否願意接受現狀。
1934年廣田不是沒有取得成功。
至少在表面上，日本軍方支持利用和平的和政治的手段來加強中日關系并增進日本在中國的利益。
誠然，關東軍和辛醜和約天津駐軍（所謂天津駐屯軍）中的某些人已在策劃入侵華北。
南滿鐵路渴望在滿洲經濟發展中保持其壟斷地位，但因此受到非企業界的日本擴張主義者日益增長的攻擊，它也對将其業務擴展到長城以南感興趣。
然而此時，這些打算還沒有形成日本控制華北的龐大計劃。
東京的軍政首腦一定對1931年至1933年的成就感到滿意。
[34]
就列強而言，他們一般默認了日本在滿洲的地位。
他們甚至還表現出對在那裡的經濟發展進行投資的某些興趣。
随着日本重新強調合作，日本與英美之間的對抗正在消失。
誠然，還有令人惱怒的事，如1934年4月17日的天羽聲明。
在該聲明中，外務省發言人強烈譴責其他國家對中國的軍事援助以及具有政治含義的經濟和技術援助。
此項聲明措辭含糊，而當華盛頓和倫敦要求澄清時，外務省立刻讓步，重申它堅持國際合作。
[35]當然，不管多少花言巧語都不能掩蓋日本将自己視為東亞主要強國這一事實。
然而，它準備在此基礎上重建國際合作的框架。
畢竟這是這樣一個年代，埃勒裡·S.斯托威爾正給美國外交官員講授&ldquo國際法是強國的法，用來保護強國的财産，也是為不妨礙與對手激烈競争而詳細制定的&rdquo[36]。
日本正試圖保持這種&ldquo強國&rdquo地位，并許諾不将它的對手擠出亞洲。
出于同一思想，外相廣田對重新談判海軍裁軍條約以保持大國合作精神感興趣。
對他和對東京文職領導人來說，定于1935年舉行的海軍談判的成功将保證美、英和日本能面對新的現實繼續共處。
不幸的是，日本海軍另有想法。
他們接受以無限制海軍軍備為後盾的獨立外交概念，反對達成國際協定的任何措施，特别反對與美國達成裁軍協定。
[37]然而，甚至海軍也沒看出即将到來的戰争前景。
它要求的是在西太平洋的優勢，政府正試圖通過外交途徑取得它。
雖然與美國的海上沖突被看作特别可能，但日本海軍更有興趣同英國在東亞達成妥協。
當然，這種妥協能否成功将取決于美、英是否願意支持它，在這裡我們又回到海軍裁軍談判，以此來檢驗三國合作的可能性。
重要的是，當時這三個國家仍在尋求在亞洲和太平洋穩定他們關系的途徑，至少他們還準備會談。
1934年，南京政府也作了人事變動，好像準備在維持現狀的基礎上同日本讨論解決辦法。
宋子文，這位直言不諱的反對日本侵略的人物，1933年末從倫敦回國後，由孔祥熙接替。
汪精衛留任外交部長，而唐有壬，一個受日本教育的官僚，被任命為外交部次長。
另一名日本大學的畢業生高宗武被新任命為外交部亞洲司代理司長。
在這些官員下面，有許多人曾在日本受過訓練和教育。
與施肇基和顧維鈞這樣一些幾乎完全親西方的更著名的外交家不同，這些官員與日本的外交官、知識分子和新聞記者都有私交。
松本重治回憶錄&mdash&mdash1933年到1937年中日非正式關系的最佳資料&mdash&mdash不僅列出汪、唐和高，而且還有當時他接觸過的許多商人、軍官、知識分子和其他人士。
他報道說，他們當中多數表示了與日本和解的認真願望。
他們的論證是多方面的。
有些人認為俄國和中國的共産主義分子是中國的主要威脅，而在根除這種威脅前，必須與日本維持和平。
其他人深信中國需要經濟複興和工業化。
他們認為必須轉向西方強國尋求資本和技術，同時他們也相信，如果摒棄日本，這樣的事業決不能取得成功。
最重要的是，這些中國人謀求通過兩國合作的對話來阻止日本進一步的侵略行動。
他們感到，通過提出合作，他們将赢得足夠的日本人的支持，使軍方極端分子能被孤立和遏制。
[38]
這就是1934年有吉明公使同包括外交部長汪精衛在内的中國官員的會談的背景。
氣氛很融洽，以緻天羽聲明發表時，汪精衛隻提出一個敷衍了事的抗議。
接下來的一系列談判都很圓滿，包括滿洲同中國本土的通郵、接軌、修改稅則以及債務結算。
到年底日本表示準備将其駐中國的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象征日本承認中國新獲得的大國地位，中日兩國領導人明顯地取得了共識，即兩國通過友好合作比通過互相指責更為有利。
他們願意結束1931年之後兩國極端敵視的關系。
這至少會達成對現狀的默認，中國接受滿洲作為一個分離實體的存在，而日本則保證不謀求面向南方的進一步領土要求。
中國還願意承諾壓制學生、新聞記者、政治家和軍閥的反日運動，作為對日本幫助中國發展經濟的報答。
1934年中國願意與日本妥協部分地反映了國際格局。
中國曾指望的對日本的排斥并未實現。
美國正按照白銀購買法執行一項自我中心的政策，開始以高出世界市場的價格收購白銀。
直接結果是其他國家，特别是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導緻白銀嚴重短缺和貨币危機。
銀行關閉，商店停業。
[39]憎恨美國的情緒上升，伴之以中國也許必須同日本共處的信念。
英國準備幫助中國恢複财政秩序，但沒有日本的認可，就不可能承擔大規模的計劃。
由于所有這些原因，有些中國人認為中日和解的時刻已經到來。
這些支持和解的人喜歡引用孫逸仙1924年的泛亞細亞講話。
引用講話的頻繁程度是中國同日本建立和平關系的興趣的标志。
不會令人感到驚訝的是，1935年伊始汪精衛發表講話，及時引用孫逸仙強調中日合作的言論，并保證竭誠把兩國召到一起。
國民政府和國民黨訂出嚴格法規，控制反日示威和抵制日貨，仿佛就要把這項政策付諸實施。
不久以後，6月15日在南京精心舉行了将日本公使館升格為大使館的儀式。
不幸的是，對那些為穩定中日關系做出艱苦努力的人來說，那個慶典标志着這一短暫的企圖和解時期的結束。
同年，即1935年，日本的政策再次逆轉，這是由陸軍決定侵入長城以南激起的。
無論關東軍或天津駐屯軍都沒有放棄它們的陰謀，但主要是前者的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将軍決定性地破壞了剛出現的中日和解格局。
在他看來，中國政府對日本的和解姿态是軟弱的表現，是權宜之計，不是真誠的合作。
土肥原争辯說，恰恰相反，中國領導人基本上仍是反日的，拒絕承認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地位。
在這種情況下，日本不應被蔣介石或汪精衛的表面友好所迷惑，而應在華北大膽采取主動，準備消滅這一地區的抗日分子，以鞏固既得利益。
從這個觀點出發又得出下列推論：隻有吞并了華北，日本才有希望建立一個有生命力的地區實體。
但國民黨人旨在将這一地區更直接地置于他們自己的控制之下，如果日本堅持與國民黨人妥協，則将永遠失去這一機遇。
[40]
1935年至1937年初的兩年裡，土肥原和他的同謀者成功地實現了他們的計劃。
他們的目标是&ldquo華北自治&rdquo，即消除國民黨在這一地區的影響，并建立一個保證中立但受日軍嚴密控制的臨時政權。
&ldquo華北&rdquo将包括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
日本不僅将從行政上把它們同中國的其他地方分割開；它還将發展企業，使該地區與滿洲更緊密地結合。
天津駐屯軍要求南滿鐵路派出一個調查組，對華北的礦産資源、市場狀況和财政制度進行一次詳細調查。
結果産生了一份由151個研究人員寫成的長達72卷的研究報告，這份報告成為日本制定華北經濟計劃的基礎。
[41]
假如日本政府有意履行它同國民黨人協議的責任，它應當強迫制止這些活動。
東京隻有堅定地拒絕批準侵占華北的計劃，才能保住自己的信譽并鞏固中日和解的框架。
日本分裂主義者的這些活動正值弗雷德裡克·李滋·羅斯領導的英國經濟代表團來到東亞之際。
該代表團得到财政部的大力支持，财政大臣内維爾·張伯倫和副大臣沃倫·菲舍正主張在亞洲推行強硬政策。
他們确信，在中國的财政重建中，英國有必要也有可能發揮顯著作用，這既能得到中國人的好感，又能為英國的商品獲得市場。
同時，英國願意同日本合作，英日在中國（特别在長城以南）的合作是亞洲和平與穩定的關鍵，這很像通過海軍協定而貫徹的英德合作。
如果李滋·羅斯計劃得以實現，還可進一步将日本的外交保持在國際框架内。
[42]
日本政府拒絕了英國的合作倡議，表明它完全缺乏靈活性和遠見。
現在這樣的合作應當受到前所未有的歡迎，然而這正是軍方擴張主義者堅決反對的，恢複中國地位的國際安排不僅将限制日本行動的自由，而且将加強南京的中央政府。
可能正是這些原因使外相廣田下決心進行一次投機并與李滋·羅斯合作，但他完全沒有領會這一使命的重要性，也沒有做任何事來促成它。
他也沒有做很多事來反對在華日軍的分裂主義活動。
他溫順地接受一個又一個既成事實：何梅協定（1935年6月），秦土協定（1935年6月），冀東自治政府的建立（1935年11月），以及導向成立冀察臨時政府的陰謀（1935年12月）。
所有這些交涉旨在從華北清除國民黨的人員及其影響，這顯然違背日本同蔣、汪政權和解的官方政策。
[43]但東京完全無視這一矛盾。
由外務省、陸軍省和海軍省于10月份制定的&ldquo廣田三原則&rdquo隻字未提日本的和平願望或國際合作意圖。
相反，他們要求中國&ldquo結束對歐洲和美國的依賴&rdquo，并承認日本在滿洲和華北的特殊地位，廣田領導的外務省溫順地接受了軍方分裂華北的陰謀和反對國際合作。
11月，廣田竟讓有吉大使鼓勵宋哲元将軍的華北自治運動。
[44]
當日軍蠶食華北諸省時，中國的領導人不能再保持和解了。
未能阻止日本對華北的侵略，激發了學生組織（1931年後被國民黨鎮壓）公開反抗不準示威遊行的禁令。
1935年12月9日，數千學生在北平遊行，手持反日标語，并要求中國領導人停止内戰及團結全國反對日本帝國主義。
這一運動與中國共産黨新的統一戰線戰略一緻，波多野善大把它從1935年11月算起。
[45]那些曾對日本保持友好态度的領導人&mdash&mdash汪精衛、唐有壬、高宗武等&mdash&mdash逐步喪失威信，這反映民族主義的浪潮在高漲。
随着中國人的輿論傾向，發生了行刺汪精衛，緊接着在1935年底暗殺唐有壬。
1936年2月26日東京發生軍事叛亂後，廣田出任首相，日本的外交繼續破産。
他的外務大臣是有吉明。
顯然，1934年有希望的開端已經消失。
日本再一次成為中國民族主義的攻擊目标，而英國在中國的财政改革卻赢得國民黨人的感激。
在世界的其他地方，一種新的國際關系的格局似乎正在出現：1935年8月，共産國際号召建立反對法西斯侵略者的統一戰線，人民陣線也在法國誕生。
1935年5月的法俄協定使人民陣線反對德國，這又轉而使意大利接近軸心國陣線。
在西班牙内戰期間（1936年7月至1939年），這兩個集團走到一起，這四個國家聯合英國成立了一個不幹涉委員會，這至少表明歐洲列強願意保持一種協商框架。
其間的強國英國尋求一種歐洲内部的合作，以取代國聯或英美合作，兩者當時都已喪失信譽。
與此同時，蘇聯堅定地重新進入歐洲社會，這對日本來說尤其是一個不祥之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蘇聯第一次願意同資本主義國家一起行動。
這種建立在相互協商基礎之上的歐洲國家體系也許可使每一個強國自由地參與歐洲以外的事務。
英國、蘇聯和德國都主動開始支持蔣介石，這絕非偶然。
在李滋·羅斯的改革後，中國對外國投資有吸引力，而蔣介石成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領袖。
日本未能對抗這些發展。
它在1936年的一個成就是11月和德國締結了反對共産國際的協定。
在竭盡全力查考與英國或美國這些在中國的傳統夥伴的有效安排能否恢複前就轉向德國尋求合作，這是日本缺少見識的典型表現。
日本确實沒有同德國在亞洲合作的經驗。
反蘇條約盡管對東京的軍政首腦有很大的吸引力，卻除了促使蘇聯加強中國的防禦外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