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作用。
蘇聯通過促進在中國建立統一戰線，希望結束國共内戰，并使統一的中國轉向反對日本的侵略野心。
1936年12月的西安事變證明這一策略是成功的。
日本的政策到處失敗。
在華北的日軍已增加一倍，并正在推行日本&mdash滿洲國&mdash中國經濟圈。
但很難達到自給。
1936年，亞洲隻占日本進口總額的38.2%和出口總額的50.9%。
日本購買的貨物30%以上來自美國，而美國購買20%以上的日本出口商品。
收支逆差超過4000萬日元，包括對美貿易淨逆差25300萬日元和對英貿易淨逆差2200萬日元。
日本不得不重新估價它的對華政策。
這一努力的關鍵性文件是《實施對華政策綱要》和《華北政策指令》，二者都是在1937年4月16日四相（外務、大藏、陸軍、海軍）會議上通過的。
這兩個文件強調用&ldquo文化和經濟&rdquo的手段以實現兩國的&ldquo共存共榮&rdquo，并需要&ldquo同情地看待&rdquo南京政府統一中國的努力。
會議決定不再謀求華北自治或促進分裂運動。
地方政權不再受到支持來鼓勵分裂，相反，日本将試圖在全中國造成一種互相信任的氣氛。
最後，這四位大臣同意可能不得不解散冀東自治政權和終止走私貿易。
對于冀察臨時政府，日本應采取一種公正的态度以安撫人民。
發展華北經濟是20世紀30年代日本政策的關鍵部分，應按新方針通過注入日本的私人資本和中國人的資金來實現。
第三國的權利将受到尊重，而與英、美的合作将得到推進。
[46]
這是一個驚人的政策轉變，也是對軍方肆無忌憚的擴張戰術失敗的一次坦率的承認。
不幸的是，它來得太遲了。
中國人對日本的親善聲明已完全失去信任；西安事變已使中國空前團結。
現在蔣介石的權威有賴于對日本采取強硬立場。
國際環境也正向着有利于中國的方向發展。
到1937年初，全球性蕭條的最嚴重階段已經過去。
那年世界工業總産值首次超過1929年的水平，而貿易額也恢複到1929年以前的程度。
對外經濟問題不再支配工業強國的外交。
倫敦、巴黎、莫斯科和其他首都都密切關心防止戰争。
最重要的是，富蘭克林·D.羅斯福總統願意改變他在1933&mdash1937年間的民族主義的、不合作的和不一緻的外交政策，回到胡佛&mdash史汀生地區争端國際化的策略上來。
他批評了中立法規，确信美國必須再一次在世界事務中居于領導地位。
在内維爾·張伯倫6月出任首相後不久，羅斯福就邀請他來華盛頓共商世界問題。
在羅斯福的支持下，副國務卿薩姆納·威爾斯呼籲召開一次國際會議，以制定世界各國均須遵守的基本準則。
盡管這些建議毫無結果，但它們表明了美國開始重返國際舞台。
[47]
在歐洲，國際主義的複蘇在1938年慕尼黑協定裡達到了頂峰。
像威爾斯所描述的那樣，&ldquo該協定似乎要在公正和法律的基礎上建立世界新秩序&rdquo。
正如1931&mdash1932年的東亞，1937&mdash1938年是新國際主義&mdash&mdash有時被稱作&ldquo綏靖&rdquo&mdash&mdash的鼎盛時期。
新國際主義表明主要強國避免戰争的願望，盡管是以犧牲小國為代價的。
然而1937年在亞洲，西方強國并不太傾向安撫日本，也就是說不願與日本合作來穩定政治關系。
日本已變得比德國更置身其外，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侵略者。
日本政府如果打算說服其他強國相信它對它的對華新政策承擔義務，那麼它需要采取有力步驟才行。
1937年6月4日近衛文麿出任首相，其基本目标實際上是恢複在東亞的國際合作精神。
廣田重新被任命為外務大臣，而結束日本在外交上的孤立曾經是他們的首要的目标。
但在這一關鍵時刻，盧溝橋事變毀掉了亞洲和平和穩定的所有前景。
根據大多數報道，7月7日在北平郊外的開火不是預謀的。
[48]這次事變确實應當被抑制住，因為當時主要強國已有足夠的能力來幹預這場戰争。
德、英、美、蘇很快即将從政治上或軍事上采取行動，以緩解日本的孤立情緒。
當其中幾個強國于1937年11月在布魯塞爾會晤來讨論這一事件時，日本的孤立和受到排斥都已經非常清楚了。
中日戰争期間的強國形象，1937&mdash1941年
20世紀30年代中期的雙重現象&mdash&mdash日本的外交孤立和西方對中國重新産生興趣&mdash&mdash在1937年7月戰争爆發後變得更加清楚。
與戰場上的勝利形成強烈對比的是不可捉摸的戰争目的問題。
日本為對華戰争正投入大量軍隊（士兵人數超過100萬），并于1938年4月在國内宣布全國動員，使整個國家為勝利而行動起來。
但是，打這場戰争究竟為了什麼并不清楚。
正值日本的軍政首腦打算把日本的亞洲政策通過與英美在一定程度上的合作，轉向幫助恢複某些穩定意識的時刻，這場戰争爆發了。
現在所有這一切都不成為問題了，然而對為什麼一定要打這場戰争卻沒有清楚的認識，對這場戰争将帶來什麼後果，也沒有共同的預見。
當時日本能想出的最明顯的理由就是建設新秩序的漂亮措辭。
對&ldquo新&rdquo的強調表明了他們不回到過去的意識。
相反，這場戰争将是改變日本、亞洲，乃至世界的手段。
日本正在實現&ldquo改變當前社會和經濟組織&rdquo的曆史使命。
[49]對國内，這意味着減少甚至消除西方的影響&mdash&mdash黨派政治、私人利益和享樂主義。
著名社會學家高田保馬聲稱，日本人必須學會儉樸地生活，使個人的安康與全民族的福利一緻。
他們必須讓個人利益服從社會監督。
對國外，新秩序的概念使這場戰争合理化，用高田的話說，&ldquo中國和日本不是為了打仗而打仗&rdquo，而是為了更為崇高的目的（通常指亞細亞主義或亞洲新秩序），以加強亞洲對西方的集體自衛。
[50]
這樣的自我粉飾暴露出日本人對其未來的地位是多麼的絕望。
對中國呼籲泛亞細亞主義無異承認這場戰争不能在戰場上赢得。
如果中國人覺得他們被西方忽視，因此除遵從日本确定的東亞新秩序外别無選擇，那麼這種呼籲可能不全是絕望的花言巧語。
的确，有一些中國人以前就傾向以朋友對待日本人，著名的如汪精衛，他們仍抱着維持兩國密切關系的幻想。
他們相信中國不可能從其他國家得到很多援助。
這是他們最大的失算，也是日本最大的失算。
他們将會發現，遠不隻是這兩個國家繼續進行戰争，它越來越成為全球沖突的一部分，不可避免地把其他國家卷進來。
根據中國的觀點，這種有利的發展完全不是預先注定的。
1935年共産國際大會[51]提出的人民陣線，在1935&mdash1937年的大部分時間裡，是理想多于現實，主要是因為美、英不願意把自己與蘇聯拴在一起，後者可能會把它們卷入對法西斯國家的過早沖突。
此外，蘇聯自身的力量被斯大林的清洗所削弱。
例如，就在盧溝橋事變前夕，圖哈切夫斯基元帥和他的同僚，一些最高的軍事指揮官，遭到槍決。
帶有諷刺意義的是，恰恰是德國比其他各國更有潛力援助中國。
因為德國同中國和日本雙方的關系都好，所以在戰争初期，中國人希望德國能施加壓力，以節制日本的軍事行動。
[52]相比之下，一開始不可能依靠美、英。
這兩國仍深受消極主義和孤立主義情感的影響。
他們對中國的同情本身并不轉變為有效的政策。
所有這一切都戲劇般地突然發生了變化。
1937年底到1938年初，美、英、蘇三國合作采取重大步驟以遏制日本，而最能援助中國的德國卻轉而更靠攏日本，中日戰争使世界主要強國重新組合。
首先，它導緻蘇聯與英美二強互相更關注對方，如果可能的話，聯合作出反應以抑制日本。
蘇聯在許多方面都采取主動。
盡管斯大林不願與中國建立可能激怒日本的純粹的雙邊關系，然而他卻同意向中國提供飛機和坦克，隻要蔣介石保證不用它們反對蘇維埃（這是1937年8月兩國簽訂的互不侵犯條約的大意）。
但這隻是援助中國總體計劃的一部分。
蘇聯的外交官們渴望通過蘇聯1934年參加的國際聯盟進行工作，并向美、英和其他國家靠攏，對日本實行聯合制裁。
[53]蘇聯期待華盛頓會議簽約國聚會，并派一名代表參加1937年11月召開的布魯塞爾會議。
這是蘇聯首次參加涉及遠東的國際會議。
盡管布魯塞爾會議并未産生蘇聯所期望的國際決議和承諾，但它清楚地标志一個要點，就是蘇聯同美、英一道尋求最大限度地孤立日本和支持中國，以&ldquo加強國際安全&rdquo，像莫斯科雜志所指出的那樣。
布魯塞爾的微小成果&mdash&mdash代表們僅僅反複闡述列強的願望是找到一個與1922年的九國公約相容的解決辦法而沒有通過任何制裁日本的決議&mdash&mdash并沒有掩蓋這樣一個事實，即該會議清楚地将中日戰争國際化。
因此是與羅斯福總統1937年10月的檢疫講話[54]一緻的。
在那次講話中，羅斯福号召所有愛好和平的國家孤立世界上的侵略勢力。
到1937年底，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的國際地位正在下降，而中國的國際地位正在成反比地被提高。
中國的唯一挫折，也是日本主要的成就，是德國決定承認滿洲國。
到1937年底，希特勒已決定并吞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創造一個擴大的和經濟上更有生命力的帝國，為最終對蘇聯的&ldquo聖戰&rdquo做準備。
但是有必要通過與日本締約使英國在亞洲起不了作用，就像柏林&mdash羅馬軸心會在歐洲遏制英國一樣。
德國想要得到日本的合作，就必須從中國撤走軍事顧問和承認滿洲國。
希特勒願意采取這些極端步驟，因為他預料要同英國攤牌，也因為有人使他相信，由于他對日本的援助，中國注定要輸掉那場戰争。
這場賭博将使德國付出巨大的代價。
1938年初，中國人能感到不那麼孤立了。
布魯塞爾會議至少已表明關心遠東局勢的多數國家一緻同情中國。
蘇聯正向中國提供數百架飛機和數百門大炮。
俄國飛行員正到達重慶。
更為重要的是，美、英盡管很謹慎，也有迹象要在亞洲事務上共同行動&mdash&mdash正如美國海軍的羅亞爾·E.英格索爾艦長于1938年1月去倫敦就對日聯合戰略同英國交換信息時所顯示的那樣。
[55]重慶現已得到美、英、蘇無可懷疑的支持。
中日戰争比以往在更大程度上與它們的全球政策相适應。
滿洲危機曾動員列強維護它們被迫放棄的現行國際關系框架，而這一次西方列強決心反對日本，可能還有德國重新确定世界事務格局的企圖。
在正在形成的組織反對德、日的全球同盟的新概念中，中國将扮演主要角色。
這個正在出現的同盟包含兩個組成部分。
一是由蘇聯倡導的較早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的延續。
另一部分是閑置數年後複蘇的英美合作計劃。
二者均計劃遏制法西斯國家，特别是日本。
但它們有不同的内涵。
人民陣線範圍較廣，英美聯盟較狹。
從意識形态上講，前者盡管已大為淡化，但仍保留左翼的内涵，而後者則以自由民主原則為宗旨。
當時并不清楚這兩種有顯著差異的結盟是否真能結成一個強有力的集團。
但無論怎樣，中國都能與這兩者很好地協調起來。
中國是一個合格的反法西斯主義國家，同時，它能被英美民主聯盟接受為一名，不妨說，光榮的成員。
至少在亞洲的環境中，蔣介石領導下的統一的中國表現出戰時所能期望的民主。
當時盡管很少有人聲稱中國正在為民主而戰，但是十分明顯，中國人民正拒絕屈服于犯下像&ldquo南京暴行&rdquo那樣的搶劫和屠殺罪行的法西斯侵略者。
整個1938年，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國和英國的敬佩。
對中國不幸的是，由于歐洲形勢的發展，剛誕生的全球反日聯盟在1938年和1939年經曆了附加的變化。
在這兩年的大部分時間裡，與人民陣線和英美聯盟并存的，還有第三種旨在穩定國際事務特别是歐洲事務的方案。
這就是綏靖政策，它是蘇聯倡導的人民陣線，和美、英的專求民主結合的代替品，盡管事實上三者同時都在進行。
準确地說，綏靖是一種努力，要恢複某種既是經濟上的也是政治上的國際主義，[56]防止世界陷入無望的分裂之中。
雖然人們清醒地認識到1919年後的國際主義框架根本不可能恢複，但對于這個方案的倡導者來說，努力結束20世紀30年代世界的政治和經濟分裂，并重建一個全球相互依賴的機制，至少是可能的。
正如經濟力量曾經是20世紀20年代國際主義的基礎一樣，它們同樣被看成這種新企圖的關鍵。
國際緊張的根源表現為經濟上的，因此，如果想使世界重新保持穩定，就必須重新建立對所有國家，甚至包括德、日、意在内的工業化、貿易和經濟增長都有利的形勢。
這就是綏靖與其他方案的主要差别。
隻有所有主要國家為了經濟重新統一而聯合在一起，綏靖才有意義。
法西斯強國必須被納入這一方案；事實上這是對綏靖外交的辯護。
當然，這假定德、日、意對沖突的經濟根源同樣感到憂慮，而且願意同其他國家一道為建立更好的國際秩序而努力。
這種觀點在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有過，但并未大力推行；西方國家也曾采取國家主義的經濟政策。
現在，第一次在這十年中再努力一次的時機似乎成熟了。
在大多數國家中，工業總産值已恢複到1929年的水平，但世界貿易額仍不足蕭條前一半，如果和平能安全地建立起來，那麼推動一個開放的世界市場以促進貿易和投資，看來是至關重要的。
如果能說服德國和日本緻力于這些活動；而不是軍國主義的擴張，那麼它們也能成為這個新格局的一部分。
綏靖的倡導者們把它看作比人民陣線或英美聯盟好得多的一種選擇，因為後二者有可能轉變成一個全球性的反法西斯國家的軍事聯盟，從而導緻分裂而不是重新統一；而綏靖方案卻能避免這樣的對抗。
它優先考慮把德、意、日這幾個發達國家重新團結起來，而不是同蘇聯或中國合作。
出于上述原因，中國人對美、英在1938年推行的綏靖外交感到沮喪。
的确，這種外交主要關注歐洲，而不是亞洲。
英國政府由于懷疑與美國太親近是否明智，并仍信賴與希特勒共事，所以在9月的慕尼黑協定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問題上取悅希特勒。
美國歡呼慕尼黑協定是将幫助重建國際主義的一個重大成就。
沒有直接涉及亞洲，英國或美國都不願對日本采取同樣的策略，因為日本遠比德國明顯地具有侵略性。
與首相内維爾·張伯倫一起策劃慕尼黑綏靖政策的哈利法克斯勳爵在5月發表評論：&ldquo中國正在為所有守法的國家打一場戰争，它也附帶地為我們在遠東打一場戰争，因為如果日本赢了，我們在那裡的利益必将喪失殆盡。
&rdquo[57]這絕不是對日本姑息的語言。
盡管英國人謹防與日本開戰，但他們願意支持中國遠遠超過願意支持捷克斯洛伐克。
同樣，美國人盡管歡呼慕尼黑協定，但他們在亞洲甯願選擇的道路卻不容置疑。
1938年秋開始了美國向中國提供2500萬美元貸款的談判，盡管數額不大，但卻是美國的首次正式承諾。
這筆貸款宣布前不久，當日本政府發表&ldquo亞洲新秩序&rdquo的聲明時，華盛頓和倫敦立即對它進行譴責。
雖然英、美沒有聯合行動，但英國決心使它的立場與美國的立場接近，并讓日本知道這一點。
[58]蘇聯盡管對日本很謹慎，但對其在遠東的地位信心不斷增強，部分地是由于中國持續對日抵抗，同時也由于蘇聯從東京的理查德·佐爾格[59]間諜網得到情報，日本不準備同蘇聯作戰。
[60]蘇聯領導覺察到，在這個時候給中國巨大的外援不會冒孤立的危險，并且出現了英美對日本逐漸增加國際壓力的良好時機，而蘇聯的力量将形成這種國際壓力的一部分。
如果在中國人看來這些是令人鼓舞的迹象，那麼英美在歐洲的綏靖不能不影響亞洲。
當斯大林把慕尼黑協定看作資本主義國家意圖彌合它們與納粹德國的分歧的明證，在1939年春夏不斷離開人民陣線以及與英美的合作以求與德國和解時，這一點就變得明顯了。
這隻是權宜之計，以應付西方政府明顯渴望重新聯合德、意，再次使蘇聯在世界上孤立。
盡管這種恐懼被誇大了。
但綏靖與人民陣線确實不能共容。
當斯大林與希特勒在1939年8月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時，含義是明顯的；人民陣線死亡了，而世界反法西斯的力量&mdash&mdash無論是個人還是群體&mdash&mdash徹底失望了。
什麼将代替它呢？綏靖也必然受到傷害，因為德、蘇之間的條約當然不是英、法、美政府在推動重新聯合時所設想的。
同樣，反共産國際協定也受到打擊；當反對蘇維埃共産主義國家的法西斯聯盟中的一個成員公開與蘇聯結夥時，這個聯盟就沒有意義了。
對中國來說，這些是驚人的發展。
德蘇和解打破了英、美、蘇在世界事務中合作的希望。
此外，由于德國公然蔑視慕尼黑協定，吞并捷克斯洛伐克，并打算下一步進攻波蘭，英美可能要優先考慮歐洲，但與歐洲各國相比，美國非常不願意以武力抵制德國。
對中國來說，唯一的微弱希望是德蘇條約能使蘇聯把大批部隊調至遠東；包括1939年夏沿滿蒙邊境蘇、日兩軍之間小規模戰鬥的諾門坎事件，顯示了蘇聯在火力上的優勢。
因此，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英、美、蘇、中很有希望的合作前景已被更加變幻莫測的形勢所代替。
随着德日關系的緊張，特别是看到對美商業條約的廢除，東京甚至也有可能重新調整其政策。
廢除該條約是華盛頓于7月宣布的，作為一項單邊行動對日本施加壓力。
這種壓力産生了預期的效果，促使東京官員尋求改善日美關系的道路。
1939年秋冬之際，在歐洲&ldquo假戰事&rdquo[61]期間，日本和美國進行對話以查考能否對時局取得共識。
如果取得成功，他們可能在日本在華勢力實際存在的基礎上建立新的穩定。
假如中國人知道倫敦的一些人，著名的有議會副議長R.A.巴特勒，正含糊其詞地談論恢複英日聯盟作為控制遠東危機的一種手段，他們會更加失望的。
[62]
然而給自由中國以災難性打擊的遠東綏靖并沒有出現。
英美兩國都期望把日本重新納入合作方案，但不是按日本堅持的條款。
盡管需要改善關系時東京主動向華盛頓和倫敦提出倡議，但它不能放棄在中國的作為；因為它約束不了它的軍方。
甚至在日本政府尋求同倫敦和華盛頓改善關系時，它不得不宣稱建立以汪精衛為首的南京傀儡政權，它肯定料到這一舉動會破壞與西方的任何談判。
一位英國外交官寫道：&ldquo在我們采取某種态度對待中國的新政權以前，讓我們了解它能博得誠實的中國人的多少支持。
而首先讓我們了解在即将到來的商業條約談判中，日本将如何使美國政府感到滿意，不讓楔子敲入我們與美國人之間。
&rdquo[63]
從這段引文可以看出，歐洲戰争把英國和美國拴在一起了。
英國和美國再度結為夥伴，不包括蘇聯的參與，也不對法西斯國家讓步。
這是一個真正為保衛民主的雙邊聯盟（羅斯福總統稱他的國家為民主的武庫）。
力量與理想牢固地結合起來了；如萊因霍德·尼布爾在他的《基督教和強權政治》中所寫的那樣，沒有力量，受到珍重的民主文明就不能得救，因為袖手旁觀隻會鼓勵進一步的侵略。
和平不再是一種能生存下去的選擇，它當然不是那種不采取行動、裁軍、對法西斯國家妥協的和平。
因此随着人民陣線和綏靖的消亡，1940年的國際事務體現了英美聯盟的明顯興起。
餘下來的是使它全球化，使它不僅運用于歐洲，也運用于亞洲。
當1940年德國突然進攻法國，使歐洲戰争和東亞戰争融為一體時，英美聯盟的全球化完成了。
它幾乎立刻重新激起日本領導人與德國結盟的興趣。
德國在歐洲的勝利為日本攫取中國以南地區、切斷重慶外援并獲得這一地區的豐富資源，提供了獨一無二的時機。
對柏林來說，與日本結盟會把美國困在亞洲，使它不能插手歐洲。
這樣的邏輯不可避免地産生了1940年9月的軸心同盟。
它也使兩場戰争接近。
可以肯定，英美專注于保護英國可能意味亞洲處于次要地位，但既已放棄對德妥協，而日本和德國又緊密聯合，它們決不會犧牲中國以取悅日本。
所有這一切再一次提高了中國的重要性，像1938年以前那樣。
當然，這次蘇聯不是親華聯盟的一部分。
1940年末，當希特勒顯然将撕毀德蘇互不侵犯條約并把矛頭指向蘇聯時，斯大林尋求與日本改善關系，以避免兩線作戰。
蘇聯緩慢地但正确無誤地與日本實現了睦鄰關系，于1941年4月簽訂了中立協定。
至此蘇聯明确地放棄了歐洲和亞洲的人民陣線。
與此同時，日益增長的美國和英國對中國的支持正被東印度的荷蘭人加強。
盡管荷蘭已淪陷于納粹，荷蘭的殖民地政府仍維持其半獨立存在并頑強地抵制日本想取得石油的努力。
荷蘭官員們與他們的美、英同行密切磋商，三方制定了對日本的共同綱領。
這産生了所謂ABCD集團&mdash&mdash美國、英國、中國和荷屬東印度&mdash&mdash這盡管不是一個明确的實體，但它至少準備聯合行動，并對日本人施加巨大的心理壓力。
日本人非常擔心在亞洲孤立，而這正在成為現實；他們同德、意的結盟卻于此無補。
軸心同盟無助于日本對付&ldquoABCD的包圍圈&rdquo。
于是中國發現自己再次成為防止軸心主宰世界的全球化英美聯盟的一部分。
中國的地位現在似乎更安全多了。
她的命運與美、英聯結在一起。
美國把中國納入其全球戰略，特别提供航空專家、&ldquo志願&rdquo飛行員和飛機組成飛虎隊，同在中國的日本空軍作戰。
當國會通過租借法案時，華盛頓立即把援助計劃既運用于英國，也運用于中國。
倫敦相信美國的支持，對日本采取強硬的政策。
在1940&mdash1941年之間的冬季，英美戰略會談（所謂&ldquoABC&rdquo會議）重申歐洲戰場的首要地位，同時與會各方也同意協調太平洋的戰略行動。
最重要的是，由于美、英領導人承諾要維護世界的民主，中國也成為他們為民主而戰的一部分。
換句話說，由于成為争取主權的全球性戰鬥的一部分，中國能得到保證從日本獲得最後解放。
這就無怪1941年全年斷斷續續地在華盛頓舉行的日美談判毫無結果。
這些會談反映了日本的絕望以及通過請求華盛頓壓迫重慶結束戰争以離間美國和中國的策略。
美國官員雖然同意繼續會談，但主要是為了争取時間作軍事準備，沒有接受日本控制中國的想法。
當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的軍隊攻擊斯大林的軍隊時，中國的國際地位得到進一步加強。
納粹的侵略使蘇聯加入英、美、中聯盟。
德蘇戰争對美國來說意味着西部戰線的緩和。
同時迫使蘇聯将其軍隊從亞洲調出以保衛歐洲蘇聯。
當日本決定不從背後進攻蘇聯而繼續保持中立時，中國人意識到他們隻能從蘇聯得到比過去少得多的援助。
然而蘇聯重新參戰使人民陣線得以複蘇，并加入英美聯盟。
中國現在是這個綜合性聯盟的一員，也将遲早成為取得勝利的盟國中的一員。
如倫敦《泰晤士報》通訊員從重慶發回的報道提到的那樣，按照中國人的觀點，&ldquo德國對蘇聯的進攻終于使世界上自由的人民在ABC陣線的領導下，聯合起來反對侵略勢力&rdquo。
相比之下，日本的處境據認為變得&ldquo更危險，經濟上困難重重，衆叛親離，并企圖從事某些行動，這些行動可能很容易使它與蘇聯、英國、東印度，可能還有美國發生公開對抗，這時候它有100多萬軍隊困在中國&rdquo[64]。
這種觀點反映出中國确信終于成功地孤立了日本，而本身正成為世界關鍵性強國之一。
德國襲擊蘇聯後，全球大戰的觀念變得更清楚了。
現在英美聯盟和蘇聯共産黨人一道共同承擔着打敗軸心的任務。
人民陣線與民主聯盟融為一體。
一位美國作家稱這種新的聯盟為&ldquo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