界民主陣線&rdquo，這一稱謂很妥帖地包含了先前的兩種概念。
[65]美國的民主将不僅對本國而言，它将成為全球争取自由運動的一部分。
這種新的國際主義在富蘭克林·D.羅斯福和溫斯頓·丘吉爾于1941年8月在大西洋會晤結束時所發表的聯合聲明中得到了詳盡的論述。
這就是大西洋憲章。
這兩位領導人保證，兩國不僅要協調它們的軍事資源和戰略，還要為創造一個更安全和公正的國際秩序而合作。
大西洋憲章列舉了一系列準則，如自決、經濟上相互依存、國際合作、集體安全以及裁軍。
中國贊成這些準則，願加入英美民主聯盟，并使對日戰争成為全球為民主而鬥争的一部分。
相比之下，日本人感到自己受到了排斥。
如《朝日新聞》評論的那樣，大西洋憲章預示美國站在英、蘇一邊，準備參戰，它也表明要努力呼籲歐洲和亞洲人民，根據新的準則與美國和英國聯合起來，孤立德、意、日。
[66]
日本明顯地處于守勢，它被迫進行兩種選擇，要麼努力與英美兩強和解，把它們與中國拆開，要麼放棄所有這樣的打算，并鞏固它的亞洲帝國。
事實上東京同時尋求這兩條途徑。
一方面，華盛頓會談在大西洋會議後重新開始。
甚至在首相近衛被代表軍隊好戰姿态的東條英機将軍接替時，還認為明智的做法是繼續談判，看美國是否願意恢複與日本的貿易，減少其對中國的承諾，并避免在太平洋攤牌。
當然任何一項這樣的協議對中國領導人都是一個打擊，所以他們對華盛頓會談極為敏感。
倫敦也不希望美國以犧牲中國為代價對日本讓步；讓步隻會壯日本的膽，并減少美國在太平洋上軍事卷入的可能性。
因此在1941年9&mdash12月期間，中、英兩國官員彼此保持密切接觸，焦急地等待華盛頓會談的結果。
如英國大使從重慶報告的那樣，&ldquo普遍存在一種不斷增長的恐懼感，擔心美國政府出賣中國人，我們也跟随他們&rdquo。
英國尋求向中國人保證&ldquo美國有出賣中國的想法&rdquo是不可思議的。
他們都&ldquo在進行同一場戰争，無論在歐洲或者在太平洋&rdquo。
[67]11月底，當蔣介石和丘吉爾聽到在華盛頓已達成妥協風聲後，他們兩個通知羅斯福這樣一種意見：全球性的民主聯盟已經形成，絕不能因與侵略成性的日本保持和平的短期利益而犧牲中國。
總統接受了他們的論點，考慮到這個原因以及其他原因，拒絕了妥協的建議。
他已别無選擇。
可被重慶和倫敦接受的唯一與日本的協議可能是遵循11月26日的赫爾照會的路線，要求日軍從中國以及印度支那撤出，并勸說日本民族回到20年代的國際主義。
換句話說，他們必須加入民主陣營，否則仍被擯棄。
日本人得出了同樣的結論。
除非他們向美國，因而也向中國，作出巨大讓步，他們将繼續面臨西方列強的強硬反對，并準備甚至冒戰争風險來保衛他們的戰果。
這就是他們在1941年秋，甚至在華盛頓會談期間制定的戰争計劃背後的推論。
日本軍政領導設想華盛頓協商不會取得結果，他們決定在不久的将來，除中國外又冒對美、英開戰的可能性。
進行戰争最有效的方法将是建立一個占有東南亞豐富資源的堅不可摧的亞洲帝國。
與此同時，日本的軍事力量應打擊美、英的艦隊，以肅清對帝國構成潛在威脅的區域。
9月初制定的計劃表明，日本決心同世界的主要強國進行較量。
日本将建立亞洲霸權以防禦其孤立地位。
在最後時刻，日本隻需同意美國提出的條款，特别是認可大西洋憲章、赫爾照會以及表達美國國際主義的有關文件，戰争就可以避免。
這相當于接受這樣一種觀念：日本繼續作為英美二強界定的國際社會的一員，并受其準則的指導，包括承認中國的主權和獨立。
盡管有少數日本領導人準備在這樣的基礎上尋求和平，但對東條内閣和軍方來說，這一方針意味着放棄1931年以來他們曾為之奮鬥的一切。
面對或重新加入西方列強或向它們挑戰的選擇，日本選擇了挑戰。
1941年12月戰争開始。
太平洋戰争将中日沖突和日美戰鬥融為一體，使中國成為反軸心國大同盟中的一名老資格成員。
自1931年以來，中國人第一次能感到他們真正是全球性聯盟的一部分。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中國與日本，1941&mdash1945年
在太平洋戰争初期，日軍成功地占領了香港、新加坡、馬來亞、緬甸以及東南亞其他地區，把中國從外部世界隔離開來。
有兩年，僅存的供應線是飛越喜馬拉雅山東端的空運，或從蘇聯經新疆的西北陸路。
就全球軍事形勢而言，這種隔離使中國不那麼重要了。
太平洋上的海戰和空戰，或争奪南海灘頭的殊死戰鬥，都比中國的小規模戰鬥更具決定意義。
幾乎從太平洋戰争一開始，形勢就引起了這樣的看法：中國的命運在很大程度上操在英美聯盟手裡，而中國人對此是了解的，珍珠港事件僅兩周後，一位英國上層官員評論道，&ldquo中國人将回去坐着，而讓美國和我們去打日本&rdquo。
他接着說，即便如此，中國還将聲稱在打敗敵人的過程中它曾扮演主要角色，并在戰後和平磋商中堅持其發言權。
[68]
中國軍事作用下降而仍保持主要強國地位這一反常現象，随戰争進展變得更加明顯。
當然，這離中國的願望還很遠。
從一開始起國民黨領導層就堅持作為統一指揮下的老資格參戰國加入聯盟。
蔣介石并不掩飾他的懊惱：有關戰略問題同他磋商不如同斯大林磋商多，更不要說丘吉爾了。
丘吉爾定期赴華盛頓與羅斯福讨論軍事計劃。
除了1942年1月成立聯合國&mdash&mdash這是一個松散的機構，包括所有與軸心開戰的政府（它們發表聲明遵守大西洋憲章的原則），同盟内部在亞洲的主要合作是建立中緬印戰區。
但即使在這裡，中、英、美的軍隊有他們各自的指揮官，而且他們之間極少制度化的配合。
美國将軍約瑟夫·史迪威作為羅斯福的代表被派往重慶以負責統禦該戰區的美軍，并任蔣介石名義上的參謀長，但他與蔣介石之間明顯缺乏聯系。
中英關系除暴風雨外沒有别的。
印度英軍司令部與國民黨領導層對在緬甸的軍事行動經常存在分歧。
簡言之，在中、美、英和其他亞洲國家之間沒有正式的抗日聯盟。
這種不盡如人意的局面沒有阻止中國人在戰争期間和戰後提出将他們的國家作為國際聯盟中的一個關鍵成員。
中國曾長期單獨對抗日本，對中國人來說，無疑是中國帶頭建立這種聯盟，勝利後它應當繼續作為戰後國際秩序的構架。
如1942年珍珠港事件一周年時《大公報》社論指出的那樣，當中國弱小又毫無準備時，蔣介石毅然決定抵抗日本侵略，因為他和他的同胞們知道他們的朋友們将及時加入他們的隊伍。
1941年11月美國拒絕了日本的條款，這清楚地表明羅斯福和丘吉爾不會犧牲中國。
因此，中、美、英是&ldquo天然可靠的盟友&rdquo，而且應永遠保持下去。
聯盟合作将來應繼續下去，由一個強國&mdash&mdash中國&mdash&mdash受委托監督日本。
1943年1月《大公報》社論聲稱，戰時聯盟注意到朝鮮獨立以及台灣、琉球和滿洲回歸中國。
中國人&ldquo全心全意&rdquo要求加入新建立的世界秩序的集體安全體系。
[69]一勞永逸地鏟除日本軍國主義是必要的。
但不要求永久征服日本。
中國領導人把日本人民和他們的軍方區分開來。
關于摧毀天皇體制的可行性，中國人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終将日本重建成一個和平民主的國家應當是可能的。
當然，中國将密切注視這種轉變。
因此，隻有當一個強大的中國出現時，才可能有一個民主的日本。
[70]
要實現這種充滿自信的夢想，既依賴于中國人實現他們作為主要世界強國所提出的主張的能力，也依賴于其他國家接受這種觀念的願望。
1943年11月開羅會議前，蔣介石個人從未被邀與美國或英國領導人會晤。
丘吉爾從不掩飾對把中國作為一個世界強國的觀點的輕蔑。
确實，在珍珠港事件前，他曾極力推動英中合作的思想，并一貫相信中國牽制日軍的戰略重要性。
但他并不歡迎在戰後世界聯盟中中國成為一名顯要成員的可能性。
1943年3月羅斯福會見外交大臣安東尼·艾登時堅持&ldquo在解決世界問題時，需要把中國和其他世界強國聯合在一起&rdquo，丘吉爾立即反駁，&ldquo說中國是一個與英、美或蘇聯平等的世界強國是非常錯誤的&rdquo。
他否決了外交部的下列聲明：&ldquo在解決我們将面臨的廣泛的世界重建問題時&hellip&hellip我們把中國視為将作出最大貢獻的四個領導強國之一。
&rdquo戰後中國作為主要強國之一的地位将給它在世界各種事務中發言權。
但丘吉爾寫道：
中國将對歐洲事務有&ldquo禮儀性以外&rdquo的發言權，或者為了歐洲的目的中國應被列在法國或波蘭或取代奧匈帝國的任何國家之上，甚至在最小但古老、曆史悠久和光榮的國家，像荷蘭、比利時、希臘和南斯拉夫之上&mdash&mdash這種想法隻能說不予考慮。
[71]
盡管英國當局持這種否定的觀點，但它還是和美國一道于1943年初同國民政府簽署了新條約，正式地廢除了在中國的治外法權。
這是針對日本有關英美帝國主義宣傳的一個象征性姿态，但同時也是支持中國主權的一個重要步驟。
更為重要的是，丘吉爾同意了美國關于10月份在莫斯科召開四國外長會議的提議。
在美國看來，這次會議是保證四強聯合行動的開端，&ldquo為締造并維持和平與安全，确保戰争徹底進行的聯合行動，将繼續下去&rdquo[72]。
這一思想是戰時美國觀念的産物，上面引用的羅斯福的話最恰當地闡明了這種思想，因為美國官員理所當然地認為，中國遲早會發展成一個現代的工業化的軍事強國，與19世紀中葉以後日本的成長相匹敵。
日本已開始成為國際社會中可信賴的一員，後來背離了。
這種情況絕不應允許在中國重演。
與中國保持合作的最好保證是開始讓中國更充分地與其他強國聯系起來，使它不至于自行其是。
盡管這種想法給大部分英國官員的印象是美國的浪漫主義，但美國成功地召開了莫斯科會議，美、英、蘇、中四國外長簽署了一份保證戰後繼續合作的宣言。
此後兩個月内，羅斯福、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會晤，這确實是三位領導人戰時合作的高潮。
盡管第四位領導人斯大林未到開羅，因為他對參加對日交戰國的首腦會議猶豫不決，但開羅會議剛結束，斯大林就與羅斯福和丘吉爾在德黑蘭會晤（1943年12月2&mdash7日），因此實際上正式形成了四強合作的框架。
在開羅，羅斯福和丘吉爾認可中國堅持的領土變更要求，即台灣和滿洲回歸中國，以及朝鮮&ldquo在适當時候&rdquo獨立。
12月1日的開羅宣言提到了上述的變化，但對琉球的未來地位未置一詞，這表明美、英不贊同中國認為該群島應歸還中國的立場（研究過這個問題的華盛頓官員曾作出結論，如實現徹底的非軍事化，該群島仍可歸屬日本）。
中國人感到振奮，因為他們的領袖終于得到了他應有的世界偉大政治家的地位，他們的國家被确認在戰後國際夥伴關系中将起廣泛的作用。
《大公報》社論宣稱，三強把日本降低到佩裡以前的地位，提供了解決遠東問題的基本辦法。
現在四強将&ldquo把太平洋的命運抓在自己的手中&rdquo[73]。
不幸的是，開羅會議是英美中戰後合作協議的頂峰，接踵而來的是失望和幻滅。
到1944年初，兩件重要的、彼此有關的事使平穩過渡到戰後秩序化為泡影。
一件是蘇聯對日開戰的前景，另一件是中國國内形勢惡化。
蘇聯對日開戰是在開羅會議和德黑蘭會議上确定的，經中國人同意，認為這是不可避免的，但同時中國人要求保證它不緻降低中國戰場的重要性。
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向盟國，特别是向美國重新要求更多軍事援助。
開羅會議後不久，中國請求美國提供10億美元貸款，用來增強中國的武裝力量，以保衛國家，抵抗預料的日本的攻勢，也是為了鞏固國民黨人領導的中國，準備迎接和平的來臨。
由于當前必須接受蘇聯在亞洲組建武裝，如果中國将保持戰後國際合作的夥伴地位，那麼中國與蘇聯勢力抗衡是很重要的。
不幸的是，美國拒絕了貸款申請。
如克拉倫斯·E.高斯大使從重慶發回的海底電報所說，莫斯科會議和開羅會議已經表明盟國把中國視為一個大國的願望，現在無需向中國提供巨額貸款來證實那一決定。
[74]對蔣介石更糟的是，開羅會議後，羅斯福總統和其他美國官員開始對他的領導地位懷有疑慮。
在開羅，史迪威将軍和他的政治顧問、美國駐重慶使館二等秘書約翰·派頓·戴維斯會見了羅斯福，并表達了對蔣的批評意見。
12月31日，戴維斯寫信給哈利·霍普金斯（為引起羅斯福注意），說委員長&ldquo或許是使美國人普遍誤認為蔣介石就是中國的唯一中國人&rdquo。
事實上他不是全國的領袖，而僅是一個派别的首領。
&ldquo他的哲學是他的有限才智、他的日本軍事教育、他以前與德國軍事顧問的密切接觸、他與放高利貸的銀行家&mdash地主階級的聯盟，以及他對中國古典著作的陳腐倫理的繼承的不完整的産物。
&rdquo戴維斯暗示，把這樣一個人作為聯盟支持的唯一對象是錯誤的。
戴維斯斷言，真正的中國&mdash&mdash更民主，有朝氣，并願意同聯合國合作戰鬥&mdash&mdash隻能在國民黨領導層的小圈子以外找到。
他和越來越多的美國官員把注意力轉向西北的共産黨人。
他們感到共産黨人更像生氣勃勃的&ldquo民主聯盟&rdquo中的組成部分，應得到盟國支持。
如果中國勢将成為國際合作體系的一部分，那麼較好的辦法是不僅同國民黨人打交道，而且要與共産黨人合作。
高斯斷言，國民黨人&ldquo肯定正在漂離互利世界經濟的自由原則&rdquo。
而另一名官員指出，與共産黨人一道工作，&ldquo我們将在他們中間找到最可靠的信息和最真誠的支持&rdquo[75]。
對國民黨人和共産黨人的這些形成鮮明對比的認識經曆1944年而得到證實。
那一年日本對國民政府控制區的一号攻勢（見第11章）是一次卓越的成功。
相反，華北共産黨人卻擴大了自己的地盤。
1944年7月，經蔣的勉強同意，美國派了一個觀察組去延安。
他們被所發現的事物深深地打動。
外交官約翰·S.謝偉思報道，&ldquo我們已進入一個不同的國家，正會見不同的人民&rdquo。
他和他的同僚發現延安充滿了活力，在那裡領袖與群衆一樣，都在為打擊敵人和建設一個新社會而獻身。
毛澤東告訴謝偉思，中國共産黨人願意在戰時和戰後同美國合作。
共産黨人必須用美國武器裝備并由美國軍官訓練，而且美國必須停止隻同重慶打交道，而應向國民黨人施加壓力，使它同其他集團分享權力。
[76]
這樣，中國共産黨在中國同其他強國在戰時和戰後的合作中作為一個要素出現了。
援助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将加劇中國社會内部的緊張并使這個國家保持分裂。
但是，為了使權力較公正地分配以及使中國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較少分裂，必須有一個各種派别的聯合，而最重要的是所有武裝力量的統一&mdash&mdash這是一項十分艱巨的任務，特别是在不發生内戰的情況下去實現。
兩種選擇都包含着風險，而且哪一種都不能保證有效。
況且，兩種可能性都會導緻美國和其他國家卷入中國國内政治。
無論選定國民黨人為繼續支持的對象，還是施加壓力使之與其他黨派分享權力，美國以及在程度上差一些的英國和蘇聯将起決定作用。
如果國際合作包括中國，這就是不可避免的。
列強避免卷入中國政治的唯一辦法将是放棄合作方案，并回到較早的由列強處理事務的策略，把中國降至僅僅是一個消極的觀察員的地位。
當然，這将使中國1931年起反抗日本在國際地位上取得的一切化為烏有。
這些是嚴肅的兩難論，當時各強國并沒有去尋求明确的解決辦法，這并不奇怪。
在1944&mdash1945年期間，最有影響的外部因素美國實際上同時執行着三種方案。
第一種也是華盛頓最希望的一種，是鼓勵中國采取和平手段取得統一。
1944年7月，羅斯福總統對這一企圖采取了戲劇性的方式。
他請求蔣介石任命史迪威将軍為中國所有軍隊的司令官。
他希望統一的指揮将為建立一個包括共産黨和其他黨派在内的聯合政府鋪平道路，而聯合政府又将保證中國在戰後作為一個名副其實的夥伴出現在國際舞台上。
如重慶大使館強調的那樣，中美合作因此随國民黨人實行國内改革和分配權力的願望而定；而史迪威的任命似乎是朝這個方向邁出的必要的第一步。
[77]
蔣介石開始有些猶豫，然後斷然拒絕了羅斯福的讓史迪威指揮中國軍隊的請求，從而使這一計劃夭折。
這個想法受到共産黨的支持，但正是由于這個原因才不為蔣所接受。
他不願順從地放棄他的權力，猜想美國不願與它戰時盟友攤牌，決定孤注一擲。
他是對的，羅斯福退讓了，史迪威計劃流産了。
帕特裡克·J.赫爾利将軍作為特使被派往重慶以緩和緊張關系，美國的政策當時在他的影響下轉而支持國民黨政權，作為中國的唯一政府。
這是第二個方案。
盡管赫爾利願為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而努力工作，但他從未偏離對蔣的支持，從而逐漸使共産黨人與美國疏遠。
美國不會放棄推動中國用和平手段取得統一的想法，但不會再采取史迪威插曲時的戲劇性做法了。
史迪威在1944年末被召回，由艾伯特·魏德邁将軍接替，這标志着一個時代的結束，中國同其他列強密切合作的觀念的消失。
羅斯福認為蔣介石看不到加強中國軍事力量的極端重要性，而感到氣憤。
在史迪威插曲後，美國新聞界開始反複評論這樣一個主題，中國不會團結戰鬥而甯願打内戰。
這種發展的必然後果是第三個主題的出現：美國賦予中國的不僅在戰時，而且在勝利後作為夥伴的重要性降低了。
這一點恰與丘吉爾首相的看法吻合，他認為美國被中國作為一個強國的幻覺迷惑了。
丘吉爾在1944年8月寫道，&ldquo把中國作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rdquo。
僅一個月以後，随着史迪威糾紛，他一針見血地指出，&ldquo美國對中國的幻想正在消散&rdquo。
他說這是因為中國内部不和以及&ldquo中國軍事上荒唐的失敗，盡管美國已做出努力&rdquo。
[78]在華盛頓的英國大使館裡，艾賽亞·伯林大約在同時作出這樣的評論，&ldquo在官場上對中國的評價從沒有更低過&hellip&hellip中國正在得到吐勃魯克後我們所受到的待遇。
相比之下，我們自己的地位提高了&rdquo[79]。
倫敦的戰時内閣同意這種看法，指出&ldquo部分是由于中美之間的摩擦，英國的地位已得到改善&rdquo[80]。
在1944&mdash1945年之間的冬季，美國把它同英國和蘇聯的關系加強到這樣一種程度，以緻自誇的四強合作正蛻變為三強聯盟。
1945年2月，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在雅爾塔舉行會晤。
如中國當時及以後正确判斷的那樣，這次會議結束了中國在世界事務中正式夥伴關系的觀念。
在雅爾塔，斯大林再一次保證打敗德國後大約三個月向日本開戰；他也重申了他的條款，而三位領導人同意戰後蘇聯将重新得到南庫頁和千島群島，租借旅順口海軍基地确立在大連&mdash&mdash将國際化&mdash&mdash的支配地位，并保留在滿洲鐵路&mdash&mdash将設置一個中蘇聯合機構來管理&mdash&mdash上的優勢權益。
沒有同中國磋商作出這些讓步使蘇聯在東北亞建立強大的勢力範圍合法化，同時使中國的地位相應降低。
丘吉爾和羅斯福都是這樣看待形勢的；蘇聯在亞洲也像在歐洲那樣将獲得有影響的地位，蘇聯的這些勢力範圍，連同英美自己的勢力範圍，将決定戰後全球的狀況。
包括中國在内的戰後四強合作前景已經消逝。
而美、蘇、英&mdash&mdash越來越明顯，前兩者将與衆不同地成為一對超級大國&mdash&mdash将作為和平後世界的決定者和保證人。
這樣的安排把中國置于何地是不清楚的。
雅爾塔會議承認國民黨政權為中國的合法政府。
斯大林同意羅斯福的觀點，在中國政治中，蔣介石應保留統治者的形象。
[81]
蘇聯的興趣是和蔣打交道，并使他承認雅爾塔會議在滿洲的讓步。
當然斯大林不能忽視中國共産黨人，但顯然他不相信他們不久将成為政權的有力的競争者。
他也不堅持在中國建立聯合政府。
他最關心的是占領東北亞戰略地區，而且他斷定做到這一點的最好方法是同美國協商，他向羅斯福保證，蘇聯将同國民黨人談判使滿洲協定合法化。
而重慶所擔心的是犧牲中國主權和大國地位。
唯一能表明三位戰時領袖願意視中國為主要夥伴的是，他們依然保證中國作為将建立的新聯合國組織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但是，也将增設法國為常任理事國，這意味着幾乎沒有考慮在滿洲的讓步和中國的分裂。
這三個大國發表了一個關于解放後的歐洲的宣言，要求每一個被解放的國家建立代議制政府，而對中國卻沒有這樣的聲明。
羅斯福、斯大林和丘吉爾願意讓中國自行其是。
沒有一個統一的代議制政府，中國要求作為一個大國可能是令人驚訝的，但這三個西方國家既不鼓勵産生這樣的政府，也不支持這些要求。
這就是1945年初一度強大的民主夥伴關系的情況。
中國曾被完全結合到所有反法西斯國家的聯盟中去，但美、蘇在世界事務中日益增長的霸權主義卻使這個全球性民主陣線黯然失色。
現在，中國的國際地位既有賴于反法西斯戰争的進程，也有賴于美蘇關系的發展。
此外，從雅爾塔會議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的六個月裡，美國的政策重新出現戰前的國際主義傾向。
先前的國際主義曾采取向德、日妥協的形式，以誘導它們重新加入世界資本主義工業國，成為開放的國際體系的一部分。
這一策略已被全球民主聯盟所取代，但是國際主義的想法從未完全消失；它保持着足夠的彈性，為諸如大西洋憲章和聯合國宣言之類的戰時宣言提供了思想基礎。
在戰争接近尾聲的時候，國際主義的構思再次影響着美國的政策，因為美國現在必須澄清它對戰後德國和日本的對策。
盡管美國的官員們在對待德國方面存在分歧，但對日本的看法卻非常一緻。
他們認為，戰敗的日本應被剝奪它的戰争機器，并徹底受到控制，使它不緻對和平再次構成威脅；但同時也應鼓勵重建的日本作為開放的國際社會的一員，發展它同其他國家的和平商業交往。
美國将同這樣的日本重建夥伴關系，像30年代日本開始尋求自己的道路之前那樣。
這些觀念雖然不是美國1945年亞洲政策的主調，但卻是重要的，因為它們至少對結束太平洋戰争有點影響。
這反映在美國願意考慮終止敵對行動，隻要日本無條件投降；并向日本保證，美國及其盟國不堅持征服日本。
7月底哈裡·S.杜魯門總統、克萊門特·艾德禮首相和斯大林會晤後發表的波茨坦公告就是最好的例證，公告的思想是解除日本的武裝，懲罰但不奴役或摧毀日本，日本終于将被允許參加世界貿易關系。
并且，日本人民将得到鼓勵去建立一個他們自己的&ldquo愛好和平和負責任的政府&rdquo。
8月14日日本接受波茨坦公告，不論法律上的細節怎樣，這意味着日本将再次被納入國際主義秩序，并在将來某時作為國際社會中一個盡責的成員出現。
中國戰後的衰落，1945&mdash1949年
在戰争結束時，中國的對外政策必須對付兩種傾向：一方面是重新結合主義的複蘇，即先進工業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合作，另一方面，由于蘇、美兩大強國的成長，世界範圍的民主聯盟在消失，無論出現哪一種情況，中國的相對地位都将受到損害。
1945年春和初夏，形勢變得更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