複雜了。
随着羅斯福總統在4月逝世和德國在5月投降，美蘇關系緊張已很明顯。
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緊張關系出現在英美民主聯盟與蘇聯發起的人民陣線之間。
二者在1941年後，曾合并為全球性的民主陣線，但從未完全統一。
在雅爾塔，這兩個組織曾結成三強體制以解決戰後問題，但三者未能維持聯合行動的穩固框架。
蘇聯一心想在東歐建立&ldquo友好的&rdquo政權，并将其勢力範圍擴展到那裡，美國在下列二者之間莫衷一是：順應這種發展使大聯盟中人民陣線這一成分繼續保持下去，或者突出民主聯盟這一成分以保證被解放的歐洲的代議制政府。
存在着多種可能性，但是沒有一種把中國置于世界舞台的中心。
在戰争結束時，中國似乎在世界政治和戰後經濟發展的戲劇性事件中處于次要地位。
當然這種情況，主要應歸咎于中國内部的事件，因為中國人從未能通過和平手段建立統一的政府。
日本剛一投降，内戰便爆發了。
由于國民黨人作殊死戰以逃脫共産黨人的挑戰，中國陷入一片混亂。
在緊接的戰後幾年裡，國民黨發言人和新聞界對國際合作和中國願為世界秩序分擔責任這一主題反複闡述。
這些話題極好地配合了國民黨人的内部計劃。
強調國際團結與合作意味着其他強國将幫助國民黨政權進行戰後建設事業。
這樣的合作将提高政府的聲望。
保持國際合作的框架是絕對重要的，否則國内反對派可能轉向外國尋求幫助，或者外國政府可能對中國采取不一緻的政策，以緻損害國内的政治統一。
[82]
與此同時，共産黨人擔心大國的合作主要将有利于正在南京重建的被承認的政府，它将利用這個機會撲滅反對派。
為此，有必要如毛澤東等人在1945年所做的那樣，強調國際合作應以促進在中國建立一個真正的代議制政府為目的。
他們奮力争取建立一個聯合政府，并歡迎喬治·C.馬歇爾将軍的調停。
這次調停始于1945年12月，1946年又持續了一年。
然而共産黨人同時又擔心美國、英國，甚至蘇聯可能默許國民黨控制中國，并且相信甚至在支持國際合作這個主題時，鞏固和擴大他們在滿洲和華北的根據地也是重要的。
[83]當馬歇爾将軍努力調停無效而内戰加劇時，共産黨終于公開指摘國際合作思想是掩蓋美國帝國主義野心的假面具，并譴責國民黨人犧牲國家利益以迎合這些野心。
而國民黨人方面則越來越轉向美國，尋求支持以對付共産黨人。
在這一過程中，中國作為世界舞台夥伴地位的理想被兩個大國集團之一的成員地位所掩蔽，這兩個集團當時分裂了一度合作的大國聯盟。
國際合作主題的消失，或者換個說法，美蘇冷戰的開始，很容易理解，如果人們回憶起戰時合作曾包括三個成分：人民陣線、民主聯盟以及重新結合主義。
對德國和日本的勝利極大地削弱了人民陣線的理論，盡管國家領導人繼續空談它的反法西斯鬥争基本原則。
現在要把這個構想用于戰後和平協商以保證根除軸心軍國主義。
但它難以應付原子武器和反殖民主義之類戰後新問題。
在這些問題以及有關問題上，出現了一種返回英美民主聯盟的傾向，它強調西方民主的共同利益和方向。
在美國和英國兩國，英、美合作，而不是英、美、蘇合作，再現為最合理的戰後政策框架。
與此同時，既然各國政府最為關心的是戰後廢墟的重建，重新結合這個主題的影響擴大了。
恢複經濟需要戰時保持甚至增加了财富的美國的大力幫助；而美國官員勁頭十足地制定關于地區的統一和發展、全球貿易的恢複和擴大以及世界财政的重新穩定等原則。
到1946年底，出現了一些重要的話題：歐洲經濟的聯合，亞洲地區的發展，德國和日本的重新結合。
這些話題強調德國和日本的恢複和重新結合，使人回想起以前的綏靖政策同樣強調發展先進工業國家的全球性網絡，在它們之間自由交換商品和資金。
在這樣的背景下，冷戰意味着人民陣線的衰落及其因另外兩個話題&mdash&mdash英美合作和重新結合（綏靖主義）&mdash&mdash而顯得無足輕重。
顯然，就人民陣線曾經就是反法西斯的概念而言，它的衰落和綏靖主義的重新出現就不是偶然的了。
因為從某種意義上講，冷戰意味着用美、英、德、日間的新的聯合取代美&mdash蘇&mdash英聯盟。
這種發展将中國置于何地是相當清楚的。
誠然，在美&mdash蘇對抗意義上的冷戰起初并未沖擊亞洲。
中國的國民黨人和共産黨人怠于把這種框架用于他們的國家。
至少到1947年，國民黨人仍強調全球合作的主題，他們顯然相信美、英、蘇、中之間的合作框架仍為亞洲的安全和國民黨的生存提供最佳保證。
當然，這種合作的一個關鍵是蘇聯遵守1945年條約。
[84]就共産黨人而言，它從未甘心接受讓莫斯科承認國民黨政權為中國合法政府的這個條約。
盡管他們并不掩飾他們在意識形态上同蘇聯一緻，但他們不能确定在多大程度上他們能指望蘇聯支持以反對國民黨人。
因此，假定蘇聯将卷入中國作為與美國全球對抗的一部分，從而制定他們在中國内戰中的戰略，那是不現實的。
如岡邊辰巳曾指出的那樣，共産黨領導層想出一個兩強之間中間地帶的理論，認為它正在為擺脫美帝國主義而鬥争。
根據共産黨的看法，正是這種鬥争，而不是冷戰，提供了中國内戰的直接背景，并證明了全面進攻蔣介石軍隊在戰略上的正确性。
[85]
國民黨人和共産黨人雙方的假定都是正确的，他們假定冷戰對中國或對整個亞洲都沒有直接關系。
美蘇競争和對抗在伊朗、希臘和土耳其等國表現最為明顯。
在這些地區，美國正逐漸取代英國作為與蘇聯對抗的主要力量。
此外，在1947年以後，西歐的恢複和集體防禦成為美國政策的主要目标，而蘇聯則以鞏固它對東歐的控制對這些動向作出反應。
在這種形勢下，亞洲大都處于附庸地位。
戰後遍及世界不發達地區的國家主義浪潮使時局變得複雜，而這一浪潮在亞洲表現得最為顯著。
但是亞洲的國家主義同蘇聯的戰略隻有松散的聯系，而與英美的牽制戰略也不能适當配合。
如倫敦外交部副大臣的幹事在一份富有洞察力的報告中所指出的那樣：
我們面臨強烈的國家主義，它在國際關系中是棘手的。
盡管原來由日本倡導的泛亞細亞思想産生東方與西方分裂的危險，但事實上亞洲國家間幾乎沒有凝聚力，或許可以這樣說，和亞洲國家與西方國家之間相比，亞洲鄰國之間的恐懼、不信任甚至厭惡更為強烈。
然而，亞洲國家主義對有西方統治或指導氣味的任何事情都異常敏感&hellip&hellip很不幸，東南亞及遠東各國正當蘇聯尋求控制整個歐亞大陸的時候，将經曆它們的這一發展階段。
[86]
這種情況使美國和英國很難設計出一個與亞洲國家共同抑制蘇聯的有效策略。
事實上，早在1947年英國允許印度和巴基斯坦獨立&mdash&mdash這是英國作為亞洲強國地位下降的征兆&mdash&mdash減少了它在該地區的承諾。
美國猶豫不決，因為它擔心會被看成是殖民主義的支持者。
美國在東南亞除鼓勵歐洲國家讓給當地人民更多的權利外，沒有發揮什麼作用。
在這種環境下，英國和美國對待中國内戰的方針幾乎沒有結合。
在那裡這兩個國家從來沒有像它們在歐洲或中東那樣密切協調它們的行動；事實上美國在中國完全是單邊行動，常使英國官員感到煩惱。
到1949年，當共産黨人在北京建立了政府并宣布它代表整個中國的時候，美國的&ldquo徹底失敗&rdquo，像一位英國官員所說的，已很明顯。
美國既不曾阻止共産黨取得政權，也沒有為接受既成事實而準備條件。
事實上是沒有政策。
相比之下，英國已經開始調整它的方針，并考慮承認人民共和國。
在1949年11月舉行的一次會議上，倫敦的官員以及他們在亞洲的代表同意，&ldquo英國在中國和香港的利益要求盡早從法律上承認中國的共産黨政府&rdquo。
外交部通知美國：&ldquo國民政府是我們過去戰時的盟友，并且在聯合國中曾經是有益的朋友。
今天他們隻代表統治集團，而且他們對剩下的城市地域的控制是脆弱的。
&rdquo英國必須接受事實，并通過承認新政權，為中國和蘇聯出現分裂的那天做好準備。
[87]在這裡，英國的政策再次沒有像在歐洲那樣以英美合作反對蘇聯為轉移，而是以在同中國緊密聯結的可能框架中尋求自己利益的意向為轉移。
與冷戰本身無直接關系。
馬歇爾的使命失敗以後，美國政府繼續對蔣介石提供少量的援助。
但這更多的是為應付國内的壓力。
在美國，某些人民陣線往昔的倡導者（馬克斯·伊斯曼，惠塔克·錢伯斯，弗麗達·歐特利等）正以冷戰鬥士的面貌出現，并指控其他人（阿爾傑·西斯，歐文·拉鐵摩爾等）曾受蘇維埃共産主義愚弄，或者更糟，曾是蘇共的代理人。
杜魯門政府為了使這種反共不力的指責無效，擴大了對國民黨政權的經濟和軍事援助，共計35億美元。
但是這一援助計劃并不意味美國站在國民黨人一邊大舉卷入的承諾。
在人們認為集中力量保衛西歐和中東部分地區現狀最為重要的時候，無論是參謀長聯席會議，或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立于1947年），都不願意将國家資源分散。
蘇聯對中國局勢的發展也非常謹慎。
似乎是為了避免給人以莫斯科與中國共産黨人共謀的形象，蘇聯繼續把國民黨人作為中國政府對待，當國民黨人被逐出南京後，蘇聯大使與他們一道去廣東。
為了怕激怒美國，斯大林不願公開支持共産黨人。
和杜魯門或艾德禮一樣，他不願意把冷戰擴大到中國。
如果說有區别，那就是蘇聯政府企圖與東北人民政府主席高崗建立聯系，以保護蘇聯在中國東北（滿洲）的利益。
[88]
上述事态的發展意味着1945年後本應在亞洲，甚至世界事務中起領導作用的中國進入了衰落期。
從1945年到1949年，中國一直處在以美蘇冷戰為中心的國際政治主要舞台之外。
它不與任何一方結盟，而兩個超級大國也不希望把它們之間的争鬥擴大到這塊被内戰撕裂的土地上。
與此同時，國民黨領導人未能利用抗戰勝利的時機。
他們既未得到美蘇的合作，也未同其中一方結盟來反對另一方&mdash&mdash這些可能性本可較好地保護其地位。
更确切地說，是由他們按照自己的計劃去對付日益自信的共産黨人，後者采取攻勢。
1949年，蔣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帶着大國地位的夢想去了台灣島。
也許再過20年，中國在一個不同的領導下，會以&ldquo第三世界&rdquo領袖的角色重新出現在世界舞台上。
相比之下，日本比它以前的敵人，甚至比日本人自己所預料的更早地被帶回國際舞台。
如上所述，按照定義冷戰的意思是舍棄人民陣線以求重新結合，這等于恢複綏靖德、日的框架。
事實上，由于戰後的美國外交政策，德國和日本與英國和西歐一起已成為國際穩定的基石，在此基礎上蘇聯及其夥伴将無法破壞現狀。
到1949年，美日紐帶正在取代美、中聯系，成為亞太事務的關鍵。
1931年至1949年中國國際地位的曆史展示了日本侵略以及其他國家與其抗衡的對策，使中國從一個受侵略的弱小犧牲品逐漸轉變為一個世界強國，确定和平的穩定框架中的一個夥伴。
但這段曆史也揭示，确定一個國家的地位，在和平時期比在戰争時期困難。
如克勞塞維茨很早以前指出的那樣，在戰争時期，知道誰是敵人就可制定國家的政略和政策。
而在和平時期，就不容易說誰是潛在的敵人。
國民黨人給其後繼者留下了一個提高了的國家地位，但也把确定和平時期國家外交政策目标的任務留給了共産黨人。
20世紀是一個曾被戰争和革命所震撼的世紀，在對它的長期觀察中，仍有待于發現在沒有戰争時，國家的政策是否能被确定和鞏固。
國民黨人沒有機會回答這個問題。
但這并不全是他們的過錯。
***
[1]1929年2月1日，實行《海關進口稅稅則》。
以前進口的貨物一律是值百抽五，新稅則把進口貨物分為7類，稅率為7.5%&mdash27.5%不等。
1931年1月，把進口貨物分為12類，最高稅率提到50%。
1933年5月，把最高稅率提到80%。
另外，過去陸路關稅比海路關稅低1/3，新稅則廢止陸路優待稅率，統一海、陸關稅。
&mdash&mdash譯者
[2]關于世界經濟危機期間的中國經濟，見楊格：《中國的建國成就，1927&mdash1937年：财政和經濟記錄》；謝爾曼·科克倫：《在中國的大買賣：卷煙工業中的中外競争，1890&mdash1930年》。
[3]《洛迦諾公約》即《洛迦諾保證條約》，1925年10月16日，英、法、德、意、比、捷、波七國代表在瑞士洛迦諾會議上通過，旨在相互保證邊界安全，互不侵犯，保障國際和平。
希特勒上台後，于1939年4月28日宣布廢除該公約，随即發動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mdash&mdash譯者
[4]第一次世界大戰德國戰敗，1919年6月28日簽訂《凡爾賽和約》。
德國人不滿，強烈要求修改條約，這部分人叫改革派。
&mdash&mdash譯者
[5]這裡的國際主義，是指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于1920年1月10日成立的國際聯盟說的。
&mdash&mdash譯者
[6]查爾斯·梅爾：《改造資産階級的歐洲：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十年法國、德國和意大利的穩定》；梅爾文·P.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mdash1933年》；喬恩·雅各布森：《有20世紀20年代的新國際史嗎？》，《美國曆史評論》第88卷第3期（1983年6月），第617&mdash645頁。
[7]鶴見祐輔：《太平洋時代》。
[8]易勞逸：《夭折的革命：國民黨統治下的中國，1927&mdash1937年》第1章；詹姆斯·C.湯姆森：《當中國面向西方之時》第1、2章。
[9]沈陽事件即&ldquo九一八&rdquo事變。
&mdash&mdash譯者
[10]入江昭：《帝國主義之後：探求遠東新秩序，1921&mdash1931年》。
[11]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11&mdash12、19&mdash20頁。
[12]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24頁。
[13]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41&mdash45頁。
[14]同上書，第47、80&mdash86頁。
[15]加裡·B.奧斯特羅爾：《集體不安全：30年代初的美國與國際聯盟》。
[16]羅伯特·D.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美國外事官員的訓練、觀點和作風，1908&mdash1931年》。
[17]W.羅傑·路易斯：《英國的遠東戰略，1919&mdash1939年》。
[18]臼井勝美：《滿洲事變》，第68&mdash73頁。
[19]馬克·R.皮蒂：《石原莞爾與日本同西方的對抗》。
[20]臼并勝美：《滿洲事變》，第80&mdash81頁。
[21]克裡斯托弗·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西方、國際聯盟和1931&mdash1933年遠東危機》，第110頁。
[22]滿史會編：《滿洲開發四十年史》第1卷，第114&mdash126頁。
[23]萊弗勒：《難以捉摸的追求：美國謀求歐洲穩定和法國安全，1919&mdash1933年》第8章；戴維·E.凱澤：《經濟外交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根源》。
[24]克勞斯·希爾德布蘭特（安東尼·福瑟吉爾譯）：《第三帝國的對外政策》第3章。
[25]羅伯特·達萊克：《羅斯福與美國對外政策，1932&mdash1945》，第55&mdash60頁。
[26]索恩：《外交政策的限度》，第346頁。
[27]斯蒂芬·萊昂·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英國對華政策，1933&mdash1937年》第3章。
[28]東四省，即黑龍江、吉林、遼甯、熱河。
&mdash&mdash譯者
[29]松本重治：《上海時代》第1卷，第167&mdash191頁。
[30]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第34&mdash36頁。
[31]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争之路》。
[32]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4章；約翰·P.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mdash1938年》。
關于1930年代初期德國通過顧問澤克特和法肯豪森等人和通過翁文灏主持的資源委員會培育國民黨的軍事實力和工業實力，見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
希特勒的轉向日本使中德合作中斷。
[33]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曆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mdash1941年的日美關系》，第135頁。
[34]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mdash1938年》，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
[35]博格和岡本俊平編：《作為曆史的珍珠港事變》，第108&mdash110頁。
[36]舒爾青格爾：《外交頭腦的形成》，第94頁。
[37]斯蒂芬·E.佩爾茲：《奔向珍珠港事變：倫敦海軍裁軍會議的失敗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開始》，第56&mdash63頁。
[38]松本重治：《上海時代》第2卷，第104&mdash126頁。
[39]易勞逸：《夭折的革命》，第186&mdash188頁。
[40]佐藤賢了：《太平洋戰争回顧錄》，第45&mdash52頁。
[41]見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mdash1938年》。
[42]恩迪科特：《外交與企業》第5章。
[43]日本國際政治學會編：《通向太平洋戰争之路》。
[44]松本重治：《上海時代》。
[45]波多野善大：《國共合作》，第180&mdash192頁。
[46]《現代史資料：日中戰争》。
[47]阿諾德·A.奧夫納：《美國的姑息政策：美國的對外政策與德國，1933&mdash1938年》。
[48]盧溝橋事件的最近最可靠的叙述是寺平忠輔的《盧溝橋事件》。
[49]長谷川正：《對立戰争論》，第164頁。
[50]高田保馬：《東亞發族論》，第67&mdash77頁。
[51]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在莫斯科舉行共産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制定共産國際在反法西斯鬥争中的策略方針，提出建立廣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陣線。
&mdash&mdash譯者
[52]福克斯：《德國與遠東危機，1931&mdash1938年》，第232&mdash233頁。
[53]内森·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mdash1939年》，載伊恩·尼什編：《20世紀30年代蘇日關系的一些方面》，第39&mdash40頁。
[54]1937年10月5日，羅斯福在芝加哥發表&ldquo檢疫隔離&rdquo演說。
他說：&ldquo愛好和平國家必須齊心協力，反對&hellip&hellip制造國際無政府主義和不穩定局勢的那些國家。
&rdquo他建議采取&ldquo檢疫隔離&rdquo的方法來對付主張孤立的政策，各國政府斷絕同侵略者的正常聯系，施加壓力，以維護世界和平。
&mdash&mdash譯者
[55]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争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mdash1941年》，第34&mdash35頁。
[56]這裡所說的國際主義，主張和法西斯德國妥協，防止世界陷人戰争。
&mdash&mdash譯者
[57]彼得·洛：《英國與太平洋戰争的原因：英國遠東政策研究，1937&mdash1941年》，第41&mdash42頁。
[58]同上書，第50&mdash53頁。
[59]佐爾格為共産國際和蘇聯特工人員，從日本近衛首相的密友尾崎秀實得到日本決定南進不北進的情報。
&mdash&mdash譯者
[60]哈斯拉姆：《蘇聯援助中國和日本在莫斯科對外政策中的地位，1937&mdash1939年》，第48&mdash49頁。
[61]1939年9月1日，希特勒突然襲擊波蘭，與波蘭締結有互助條約的英法，于9月3日對德國宣戰。
英法與德國雖已宣戰，但一直沒有戰鬥。
也有人稱為&ldquo奇妙的戰争&rdquo。
&mdash&mdash譯者
[62]洛：《英國與太平洋戰争的原因》，第106頁。
[63]同上書，第124頁。
[64]F10904/280/10，見FO371/27670，倫敦檔案局外交部檔案。
[65]《新共和》第105卷第8期（1941年8月25日），第238頁。
[66]《朝日新聞》1941年8月16日（晚刊）。
[67]F8496/60/10和F9109/60/10，見FO371/27615，外交部檔案。
[68]F14155/13469/10，見FO371/27753，外交部檔案。
[69]《大公報》社論，1942年12月7、8日；1943年1月3、9日。
[70]《大公報》1943年1月29日。
[71]PREM4，28/9和30/1，倫敦檔案局首相文件。
[72]美國國務院：《戰後對外政策的制訂，1939&mdash1945年》，第553頁。
[73]《大公報》社論，1943年12月3、7日。
[74]入江昭：《實力與文化：日美戰争，1941&mdash1945年》，第156頁。
[75]總統秘書檔卷：中國，富蘭克林·D.羅斯福文件（海德公園）。
[76]邁克爾·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mdash1945年》，第183&mdash187頁。
[77]入江昭：《實力與文化》，第199頁。
[78]PREM4，30/11，首相文件。
[79]艾賽亞·伯林：《華盛頓通信，1941&mdash1945年》，第448頁。
[80]FE（44），CAB96/5，内閣文件，倫敦檔案局。
[81]沙勒：《美國十字軍在中國，1938&mdash1945年》，第211頁。
[82]《中央日報》1945年9月12日，1945年11月21、25日。
[83]見岡邊和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84]《中央日報》1947年9月6日。
[85]岡邊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
[86]F17397/1055/6109，見FO371/76030，外交部文件。
[87]F16589/1023/10，見FO371/75819，外交部文件。
[88]中島的論文，載永井陽之助和入江昭編：《亞洲冷戰的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