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争持續了八年。
它的直接或間接結果是大約1500萬至2000萬中國人死亡。
[1]财産損失難以數計。
而且戰争結束後，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精神疲憊，風紀敗壞。
因此這場戰争對中國人民造成了驚人的損失，并直接有助于1949年共産黨的勝利。
同日本的這場戰争，确實是中華民國史上最重大的事件。
最初的戰役和戰略，1937&mdash1939年
戰事是在1937年7月7日午夜前不久的黑夜中開始的。
按照庚子協定，從1901年起，日本就已在華北的北平和天津間屯駐了軍隊。
而在那個和煦的夏夜，一中隊日本軍隊在距北平15公裡的盧溝橋（馬哥孛羅橋）附近舉行野戰演習，那裡是控制所有與中國南方交通的具有戰略意義的鐵路樞紐所在地。
日本人突然宣稱，他們遭到中國士兵射擊。
[2]緊急點名發現，他們的一名士兵失蹤了。
于是，他們要求進入附近中國人駐防的宛平城搜尋。
中國人拒絕後，他們妄圖猛攻這座城鎮，未能得逞。
這就是戰争的最初沖突。
日本終究必須對這場戰争承擔責任，這是不成問題的。
起碼從1915年&ldquo二十一條&rdquo要求起，特别是從1931年攫取滿洲起，他們侵略中國的記錄是聲名狼藉的。
然而，在盧溝橋到底發生了什麼事，以及為什麼會發生，仍然是有争議的。
通常中國人争辯說，日本人蓄意挑起戰端。
據稱日本的目标是将華北從南京政府的管轄下分離出去；通過奪取對盧溝橋&mdash&mdash宛平地區的控制，他們就能控制通往北平的通道，從而迫使二十九軍軍長和冀察政務委員會委員長宋哲元将軍變成一個順從的傀儡。
再則&mdash&mdash接下去的論據是&mdash&mdash日本人眼看中國人日益團結，打算趁國民黨人變得強大前建立起他們對中國大陸的統治。
支持這種論點的證據是不缺乏的。
例如，1936年9月，日本人曾利用一次類似的事件，占領了橫跨北平至天津鐵路的豐台。
同年晚些時候，他們曾枉費心機地試圖購買宛平附近約1000英畝土地以建造兵營和機場。
1937年春，日本的軍事指揮官們也曾擔心宋哲元正進一步受南京影響，從而威脅他們在華北的地位。
還有，事變前一個星期裡，北平曾處于一種緊張狀态之中，謠傳日本人即将進攻；日本野戰演習在盧溝橋這樣敏感的地點持續了一周。
這是異乎尋常，而且擾亂人心的；親日的流氓正在北平、天津和保定制造騷亂。
而且值得注意的是，7月9日日本人通知中國人，據認為失蹤的士兵已經返回，顯然他從未受到中國人的扣押或刁難。
[3]
地圖8 日本對中國領土的軍事占領
但是，這一時期的日本文件表明，日本人既未部署，也不希望在盧溝橋發生事端。
1937年，東京政府正在實施一項着重發展工業的政策，作為加強其軍事力量基礎的手段；而參謀本部就在不久前的6月，曾再次命令其野戰軍司令官避免發生可能惹起&ldquo國際糾紛&rdquo的事件。
當然，華北的日軍軍官是以不買他們東京上司的賬著稱的。
不過，7月7日日軍在華北的規模和部署說明，野戰軍司令官們并未對事變作過準備。
他們僅有5000&mdash7000人（宋哲元的二十九軍約為這一規模的10倍），而且大多數顯然是在不準備應付盧溝橋沖突的地方從事演習。
因此，日本軍隊僅約135人卷入了起初的戰鬥。
[4]
不管是不是日本人蓄意挑起了盧溝橋戰端，事變本來無須導緻一場大規模的戰争，因為7月19日宋哲元簽署了一項從宛平撤軍的協議，并在其他方面完全滿足了日本的要求。
但是，南京和東京的決策者們發生了較大的原則性争論，這些争論把兩個國家推入全面戰争。
國民政府認為，任何僅由北平地方當局決定的解決辦法，都會支持日本提出華北脫離其管轄範圍的要求。
因此，它堅持維護中國在華北的全部主權。
它還把幾個（2&mdash4個）師從華中推進到河北南部，靠近保定，對華北日軍形成巨大威脅。
另一方面，日本人以把國民黨權力排除出華北的原則作為其政策的基礎。
在中國人顯示力量面前，他們決心不向後退。
因此，他們開始在平津走廊上加強他們自己的兵力。
7月25日，日本人與宋哲元的軍隊再次沖突。
三天以後，華北的日本司令長官宣布了&ldquo一場對采取行動損害日本帝國威信的中國軍隊進行的膺懲戰&rdquo[5]。
四天之内，數以千計的中國守軍陣亡，而日本人控制了整個平津地區。
當時雙方政府的政策都變得強硬起來。
日本首相近衛文麿于7月27日聲稱，他決心取得&ldquo中日關系的根本解決&rdquo[6]。
而蔣介石也于7月30日聲明：&ldquo現在我們唯有領導全國民衆，舉國一緻，鬥争到底。
&rdquo[7]
8月7日，蔣介石和他的高級顧問們正式決定進行一場全力以赴的抗戰。
[8]于是，他冒了一生中最大的，也是最有争議的一次風險。
他決定把戰争的主戰場從華北轉移到上海。
南京的戰略家們認為，比起華北的開闊地帶來，上海更适宜于與日本作戰，因為該市的阻塞地區将抵消日本在大炮、坦克和後勤能力方面的優勢。
對上海日租界[9]的攻擊，也會把日本的注意力從北方轉移過來，使那裡的中國人有可能加強他們的防禦，特别是關鍵省份山西的防禦。
南方也希望得到政治上的報償。
中國輿論可能會像1932年一樣支持政府，倘若它在上海采取堅定立場的話。
再則，在靠近大的外國人社區的地方打仗，也會引起西方列強的關注和同情&mdash&mdash還可能進行幹涉。
[10]雖然親國民黨的著述家們依然宣揚蔣的冒險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但是，損失可能遠遠超出了他最壞的預料。
蔣介石于8月11日即已命令首批三個精銳師&mdash&mdash以德國武器裝備，并由亞曆山大·馮·法肯豪森将軍和他的德國參謀充當顧問&mdash&mdash占領大上海界域以内（但在外國人地區以外）的陣地。
該市的日本人在其控制區内（包括公共租界的楊樹浦區和虹口區），以及這個中國城市的北虹口區一個1.5英裡長半英裡寬的凸角，（見圖8）被打了個措手不及，他們倉促增援。
但是，當8月13日作戰開始的時候（關于哪一方先射擊，至今仍無定論），中國軍隊約有8萬，日本軍隊隻有1.2萬。
德國訓練的中國軍隊，有一個星期幾乎把日本人趕進黃浦江。
然而，後來日本的增援部隊在該市北面長江岸邊登陸；戰線擴展了；中國軍隊失去了他們起初的優勢。
戰鬥是毀滅性的。
停泊在附近長江和黃浦江中的日本戰艦上的大炮，猛擊直射射程内的中國陣地。
南京政府決心不撤退，投入更多軍隊。
在三個月的作戰中，大約27萬中國軍隊&mdash&mdash整整60%的國民黨防衛力量和蔣介石現代化陸軍的核心&mdash&mdash或死或傷。
[11]日本人的傷亡超過4萬。
不計其數的成千上萬平民也遭屠殺。
西方人的租界以外的該市大部地區遭到毀壞。
11月初，日本的一支兩栖部隊在上海西南50英裡的杭州灣登陸，一周内這支軍隊威脅該市守軍後方。
中國軍隊向南京撤退。
但是，他們的撤退如此慌亂，竟未在滬甯鐵路上無錫附近模仿德國興登堡防線精心構築的混凝土防禦工事前停住。
南京于1937年12月12&mdash13日淪于日本人之手。
其後，日本的攻勢放慢了。
同時，他們的軍隊幹出了這場戰争中最可恥的一件事&mdash&mdash&ldquo南京大屠殺&rdquo。
在7周的暴行中，至少有412萬名[12]中國人被殘忍地殺害，其中許多人被活埋或者澆上火油燒死。
約有兩萬婦女被強奸。
[13]中日戰争已經開始了。
蔣介石曾經長期力圖避免敵對行動。
自從1927年國民黨人執掌政權以來，盡管日本曾多次進行幹涉和侵略，他卻始終奉行一種和解政策。
他深信要抵抗強大的外國侵略者，中國是太弱了，并且又是分裂的，因此他曾默認日本侵占東北四省（滿洲），締結消除國民黨在華北影響的停戰協定，并屈服于日本的壓力，鎮壓反日的學生運動。
然而，從1935年晚些時候開始，反日情緒已經變得如此強烈，緻使國民政府覺得對日反應非強硬不可。
于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之後，蔣介石逐步開始了戰争的準備。
他大概口頭許諾過他将抵抗外來侵略，換取了西安獲釋。
因此，1937年2月他撤換了據說親日的外交部長張群，而且他開始與他長期的敵人&mdash&mdash共産黨人談判和解。
因此，當戰事在盧溝橋爆發的時候，蔣介石已經下定決心抗擊日本的進一步侵略行動。
舉國一緻，異口同聲都支持他，在整個一代人中達到了空前的統一。
蔣介石的戰略基于&ldquo以空間換時間&rdquo的原則。
他敏銳地感到他的軍隊劣于日本，甚至在戰前他即已構想了撤至中國西南偏遠内地的戰略。
1935年8月他對一次政治幹部集會說，&ldquo我們本部十八個省份哪怕丢了十五省，隻要川滇黔三省能夠鞏固無恙，一定可以戰勝任何的強敵，恢複一切的失地&rdquo[14]。
在蔣介石的信心建立在對中國的經濟和社會仍然處于前現代、前工業階段這樣一種認識上。
因此，他相信民族的抗戰能夠持續下去，不管有多少個城市和工廠淪于敵手。
萬一入侵的軍隊竟然前進到中國幾乎無邊無際的内地，他們勢必要被截斷補給來源而精疲力竭。
偶爾如在上海，他并不堅持以空間換時間的原則，然而這個戰略畢竟如他所預期的那樣，得到了很大成功。
日本人相當容易地占領了中國北方和東部的都市中心，并沿主要公路和鐵路線持續攻擊，迅速推進。
但這些交通幹線并不穿過華西的山嶽和峻嶺，而防守的中國人就隐蔽在後面。
日本人因而逡巡不前。
不像蔣介石，日本人沒有事先想好的戰略，甚至沒有要在中國追求的目标。
1934&mdash1936年，外務相廣田弘毅系統地提出了日本對華三項總的要求：（1）鎮壓反日活動；（2）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并建立滿洲國、日本與中國之間的親善關系；（3）中、日間在鏟除共産主義方面合作。
但是，廣田三原則的确切含義從來不是清晰的。
盧溝橋事變後，日本決策者們關于他們的下一着棋發生了激烈的争執。
主要代表軍隊參謀本部的一種意見，反對在中國本部擴張。
這幫人争辯說，日本的戰争潛力仍是有限的，而當前中國人越來越民族主義化并日趨統一，他們的反抗比前幾年難對付得多。
然而，日本大多數領導人&mdash&mdash文職的和軍方的&mdash&mdash并不了解正在高漲的中國民族主義潮流的重要性。
他們記得1931&mdash1932年他們曾輕而易舉地占領滿洲，對中國軍隊極度輕蔑。
這些主戰派是如此樂觀，以緻他們竟宣稱三個月内就能獲勝。
[15]
在戰争早期的幾個月裡，日本擴張主義者們對中國本部仍隻抱很有限的野心。
這在1937年11月5日東京政府提議以類似廣田三原則的條款來解決中國&ldquo事變&rdquo時，變得更為明顯。
然而，一直到12月2日，蔣政府也不同意進行談判。
那時上海已經陷落，國民黨軍隊正向南京敗退，完全潰不成軍。
這些輕易的勝利刺激了日本的胃口，而東京政府不再願意在其11月建議的基礎上進行談判。
取而代之的，是它于12月22日提出一套新的更苛刻的要求。
這些要求包括：法律上承認滿洲國；華北和内蒙非軍事化，償付賠款，以及&mdash&mdash最為不祥的&mdash&mdash在華北建立一個&ldquo特殊的政治機構&rdquo，它将促進日本、滿洲國和中國的&ldquo共榮&rdquo。
蔣政府對這些要求不予答複，于是東京在1938年1月宣布它決心&ldquo消滅&rdquo國民政府。
[16]
無論這時還是後來的戰争期間，日本擴張主義者在和平條件中也從未打算在中國本部承擔直接的行政管理責任。
但是，日本的擴張主義者們确實提議實際征服中國，特别是北方五省，以滿足日本的政治願望和經濟需要。
在1937&mdash1938年中國熱情高漲的民族主義氣氛下，這些都是蔣所不能接受的條件，即使他願意也不行。
南京陷落後，中國的抵抗并未像日本擴張主義者們曾經自鳴得意地預期的那樣瓦解。
相反，國民政府的所在地遷到了重慶，同時蔣介石宣布&ldquo焦土&rdquo政策，從武漢指揮抗戰。
于是日本人以武漢為他們的下一個目标。
然而他們首先竭力奪取連接華北和華中的主要鐵路的控制權，以聯結他們分散的部隊。
這一點他們最終成功了，雖然像在上海一樣，他們偶爾遇到英勇的指揮得極好的抵抗部隊。
例如1938年4月初，日本軍隊集結在江蘇北部交通樞紐徐州時，李宗仁将軍的部隊把進攻者誘入四周有城牆的台兒莊包圍圈。
李的軍隊使日軍遭受慘重傷亡&mdash&mdash中國人宣稱有三萬日本人被打死&mdash&mdash迫使日軍殘部撤退。
這是中國的第一次重大勝利，粉碎了日本軍隊不可戰勝的神話。
但是，如同過去屢屢發生過的那樣，中國人不去追擊被打敗了的敵人，因而他們的勝利是短暫的。
徐州于5月19日陷落。
華北和南京地區的日本指揮官們，現在可以在即将來臨的武漢戰役中協同他們的行動了。
[17]
日本人1938年6月初在開封遭到另一次顯著的挫折。
當他們沿隴海鐵路西進時，中國人突然炸開了黃河的堤壩。
沖出河道的黃河漫過正在逼近的日本人的道路，繼而穿越河南平原，進入安徽省，從那裡在山東半島的南面&mdash&mdash而不是北面&mdash&mdash入海。
這項戰略卓越地發揮了作用。
侵略者暫時被遏止住了，武漢戰役被延長了大約三個月。
但是，改變黃河河道的決定曾遭到嚴厲的批評。
确實，國民黨人多年否認他們曾有意決堤。
因為洪水對中國老百姓的損害甚至超過對日本人的損害。
大約四五千個村莊和11個大城鎮盡成澤國。
據說有二百多萬人無家可歸，一貧如洗。
甚至七年以後，在一些村莊裡所能看到的，隻是從幾英尺河道淤泥中露出來的廟宇弧形屋頂，和光秃秃樹木頂端的枝桠。
[18]
然而，在上海、在台兒莊和在黃河上表現出來的決心，在戰争初期國民黨人的抵抗中是非典型的。
許多中國指揮官猶豫而膽怯。
[19]他們多數享有地方自主權已經很長久了，不會僅僅為了服從蔣介石的命令而去冒生命和權力的風險。
例如，省主席韓複榘可恥地把山東省丢棄給日本人，雖然他與大多數人不同，因違抗蔣的命令而付出了生命代價。
他于1938年1月被處決。
雖然日本人在攻克武漢的曠日持久的戰役中蒙受了重大損失，但他們在大炮、坦克和飛機方面的優勢，使他們終于能在1938年10月25日奪取這座城市。
僅僅四天以前，他們實際上未遇抵抗就拿下了廣州。
日本戰略家們确實認為，中國人現在要投降了。
國民黨政府某些成員确實對戰争可怕的破壞感到嫌惡。
例如，蔣介石的焦土政策導緻的1938年11月的長沙大火等災禍，就是明證。
此外，在英國和法國為了與希特勒和平相處，于慕尼黑獻出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後，靠外國幹涉反對日本的希望也于1938年9月受挫。
隻有蘇俄向中國提供援助。
有人認為，它之所以這樣做僅僅是為了延長戰争，從而削弱國民政府。
因此，有人争辯說，戰争的真正得益者是中國共産黨人，他們利用國民黨剿共戰役中斷的喘息機會來擴張地盤。
政府中對抗日政策抱有疑慮的人的首要發言人是汪精衛。
作為國民黨的副總裁，他名義上是國民運動的第二号領袖人物。
汪雖然是富有魅力的政治家，在國民黨内有相當多的追随者，但他在蔣介石支配的政府中掌握的權力是很小的。
因此，也許是受過大的政治野心，以及對不能改變那強加于中國人民的抵抗戰略的絕望這雙重動機的驅使，他于1938年12月18日從重慶逃跑了。
後來，在日本人的實際支配下，他于1940年3月在南京建立了維新國民政府[20]來和重慶政府對抗。
[21]
在蔣介石方面，他并不顯得垂頭喪氣。
他樂觀地宣稱，放棄武漢&ldquo标志着我們的鬥争從防禦到進攻的轉折點&rdquo。
[22]盡管這似乎是虛張聲勢，但連日本人也承認，由于未能在武漢把國民黨軍隊打垮，他們已失去速勝的機會。
這時國民黨軍隊已經撤退到有利于日本軍隊前進的現代交通幹線之外的崎岖山區。
日本高級指揮部預料勝利的時間已經不是三個月，也許是三年了。
[23]
中國的戰争動員
盡管日本反複挑釁，蔣介石還是把那不可避免的戰争推遲了好幾年，他認為他必須首先鎮壓共産黨人，并提高軍隊的素質。
但是，到1937年7月，國民黨中國依然可悲地沒有準備好戰争。
因此，在以後的兩年裡，他們倉皇失措地将國家置于戰時體制。
在南京的十年中，蔣曾特别注重武裝力量的現代化。
一個德國顧問團&mdash&mdash其中最著名的是漢斯·馮·賽克特和亞曆山大·馮·法肯豪森将軍&mdash&mdash開始訓練新式的軍官團。
為中央軍的精選部隊進口了主要由德國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裝備。
建立了空軍的核心，并籌劃用德國建造的潛艇、巡洋艦和魚雷艇裝備海軍。
[24]
馮·塞克特将軍曾特别向蔣強調，高度發達的國防工業對維持一支現代化軍隊是必不可少的。
不過就這種工業基礎的明顯的重要性而論，實際成就是太少了。
直到1935年，為了發展重工業，才建立國家資源委員會。
資源委員會于1936年開始一項發展工業的三年計劃，但直到戰争開始後資金仍嚴重不足。
[25]因此，1937年國家的國防工業仍停留在草創階段，而軍隊仍繼續大量依賴外國的武器和裝備來源。
中國的兵工廠的确生産了大量的步槍和機槍，但幾乎所有的重武器以及載重汽車、石油和無線電設備仍然不得不進口。
大約30萬軍隊已經接受了德式訓練，但其中隻有8萬全部用德國武器裝備。
大約170萬國民黨軍隊的其餘部分，以歐洲和日本的标準看，訓練很差，裝備窳劣，而且分屬于無數實際上各自為政而又互相猜忌的司令部。
[26]
政治上，中國也已開始為預期的與日抗争進行動員，但是進展同樣很慢，令人憂慮。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第3章《對南京十年時期國民黨統治的評價》）後，國民黨人與共産黨人開始談判第二次統一戰線。
蔣介石同周恩來于次年頭六個月會談了五次，然而到7月戰争爆發時仍未達成協議。
[27]
1937年春，蔣介石還曾采取不尋常的步驟，邀請全國400多位頭面人物到旅遊勝地廬山出席談話會，共商國是。
被邀出席會議的不僅有國民黨的知名人士，而且有小黨派（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第三黨和學術及職業團體的傑出非黨人士胡适、傅斯年和張伯苓）。
談話會實際上是直到戰鬥已經開始的7月16日才召開的。
盡管政府早在戰前就試圖這樣做，以便與不斷高漲的抗日情緒保持一緻，但它依然繼續監禁如陳獨秀等政治犯，并對抗日民族救亡運動的民衆領袖即所謂&ldquo七君子&rdquo起訴。
不過，戰事一開始，戰争準備就加快了步伐。
與共産黨人的統一戰線終于結成。
政府的領導結構全部更新。
同時，絕非不重要的，是政府、民衆和物資開始向中國西部内地省份大規模遷移。
因此，國民黨統治的結構和環境都改變了，雖然它的基本特征&mdash&mdash一種依恃武力的獨裁統治&mdash&mdash依然沒有變更。
為了在政治上動員全國，政府試圖同時加強蔣介石中央集權的獨裁權力，并擴大其民衆支持的基礎。
早在1937年8月，蔣被授予新的廣泛權力。
難于控制的、曾負責對政府進行監督和指導的黨的機構&mdash&mdash中央政治委員會被國防最高會議（1939年1月改組為國防最高委員會）所代替。
蔣主持這個名義上的最高政府機構。
同時更為重要的，是軍事委員會也由蔣主持；它不僅控制軍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職能。
現在，按照軍事委員會新修改的組織法：&ldquo（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肩負全部國防責任，擁有對陸、海、空軍的最高指揮權，并指導全國民衆。
&rdquo[28]蔣介石根據這項授權在委員會内建立了八個部門，負責指導政策、重工業、輕工業和商業、國際關系、民防以及作戰。
行政院和國民政府各部仍然存在，但它們的職責大量被軍事委員會接管。
[29]
然而，在五個月裡，戰時狀态的管理陷于一片混亂。
軍事委員會的司法權是如此廣泛，其行政權是如此複雜并難于控制，而它與其他政府部門的關系又是如此模糊不清，以緻政府工作猶如一團亂麻。
結果民事管理的責任，至少在形式上又還給政府和黨的相應機構。
而軍事委員會再度單純負責指導戰争的軍事方面。
盡管作了這種調整，軍事委員會在整個戰争期間仍然是政府的實際中心。
蔣介石在各個時期還擔任了其他高級職務。
例如，他是國防最高委員會委員長，行政院院長（即政府總理），國民參政會議長和國民黨的總裁。
但是，他更喜歡通過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辦公室[30]行使他的職權。
因此，在軍事委員會内，他設立了參事室（由王世傑指導），它廣泛地關注經濟問題、财政問題和政府管理問題。
即使在外交政策方面，參事室講話往往比外交部更有權威性。
還有侍從室，可理解為委員長的私人秘書處。
這個機構配備過像陳果夫和陳布雷這樣有影響的要人，它決定誰晉見蔣，什麼情報上報給他，并就所有官職的任命向他提出建議。
軍事委員會還包含一個保密檢查室和一個軍事調查統計局，後者是一個由戴笠将軍指揮的非常可怕的秘密警察組織。
結果，軍事委員會處于一種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個戰争期間淩駕于國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實上擁有無限的權威。
[31]
在國民黨内，蔣介石的個人領導權也是得到公認的。
他追求黨的總理職務已好些年了，在1924年黨改組後，孫逸仙曾通過這個職務對國民黨活動行使獨裁的控制權。
然而，孫逝世後，那個頭銜永久為他保留着，而國民黨至少自此以後在形式上實行一種委員會體制。
蔣介石希冀恢複原領導原則，認為他應當得到這份尊榮；認為孫逝世後缺少一位獨一無二的領袖，已經造成黨的嚴重分裂和不穩定。
在南京十年中，如在廣東和廣西聚集于胡漢民周圍的黨内的強大派别，曾經對蔣的不斷增長的權力心懷妒忌。
但在1938年3月于武漢舉行的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上，他終于被授予總裁的頭銜（在中文裡，措詞是總裁，不是總理，一種并無不同的差異）。
他對黨的控制實際上已經完成。
他也洋洋自得，歡欣地說：&ldquo餘為黨國奮鬥三十年，至今方得全黨之認識。
吾黨動搖已十有五載，至今日方得穩定。
&rdquo[32]随着1943年8月林森主席的去世，蔣也擔任了主席的職務。
因此，在戰争期間，黨、政府和軍隊的所有最高職務都集于他一身。
甚至當蔣鞏固他的獨裁時，他也力圖擴大他的政治基礎。
1938年初在武漢，民族團結精神以空前未有的熱情激蕩着，并且絕未再現。
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倡議設立國民參政會和三民主義青年團。
國民參政會是準備為民衆參與國民政府事務提供講台的一個類似議會的機構。
起初，它由從各方面遴選出來的200人組成，企圖保證非國民黨員的賢達參與政事。
結果小黨派和共産黨得到大約50個席位；無黨派人士得到70席；國民黨員擁有的席位不超過80席。
新的參議會是這樣一個明顯具有代表性并有能力的機構，在戰争的頭一年間它反映了民族團結的情緒。
[33]
然而，參政會不是一個羽毛豐滿的議會，因為它的權力是受到嚴格限制的。
它可以提出政策，也可以批評，但是不能實施它的決議。
它的權力僅僅是咨詢性的。
但直到大約1939年，參政會充滿了合作氣氛，它是一個有影響的政府機構。
三民主義青年團則是一個迥然不同的組織，它企圖謀求全國青年的支持。
當時所有非國民黨的青年團體概行取締（通過簡便的拒絕它們所需要的政府登記的手段），而男女青年被鼓勵群集于蔣介石領導之下。
不過，組建青年團還有第二個目的，即恢複國民黨的生機。
蔣介石1938年依舊對國民黨深感失望，他覺得國民黨腐敗無能。
他宣稱：
多數的黨員，大概都是意志消沉，生活松懈，興趣淡泊，工作懶散。
而且也同一般流俗，一樣耽安逸，講享受，甚而至于争權利，鬥私見&hellip&hellip于是黨員幾乎成為一個特殊的階級&hellip&hellip民衆不但對黨冷淡，甚至要生反感。
[34]
蔣介石希望青年團能使國民黨運動充滿新的理想主義。
他說：&ldquo中國國民黨是國家的動脈，而三民主義青年團是動脈裡的新血輪。
&rdquo[35]
國民黨中國幾次戰時動員行動中，最富戲劇性的是居民、政府、學校和工廠從沿海地區向内地遷移。
在戰前，中國國家生活的政治文化和工業中心，是華北以及華中和華南沿海和沿江地區的城市&mdash&mdash而恰恰是這些地區最容易受日本人蹂躏。
在那些地方以外，是遼闊的内地省份四川、雲南、貴州、廣西、湖南、陝西、西康和甘肅。
[36]這些省份的生活自清代以來變化甚微，然而國民黨人卻在這裡建造他們的戰時根據地。
預料到與日本的這場争鬥将是一場消耗戰，國民政府在盧溝橋事變後立即把關鍵性的工業企業遷往内地。
軍事工業，如飛機裝配廠，特别是南京、武漢、廣東和山西的兵工廠，構成了1937年8月開始的重要的工業内遷的主體。
私營實業家們也受到催促，把他們的工廠遷離日本人的進軍路線。
8月10日，上海戰事爆發前三天，政府撥款給國家資源委員會，以幫助私人工廠從該市轉移出來。
戰火迅速趕上這些準備工作。
146家工廠重15000噸的設備，随同2500多名工人，甚至是在彈火紛飛下從上海遷移出來的。
在戰争的這個早期階段，大多數内遷工廠的目的地是武漢。
但是，在許多機器還來不及拆箱和工廠恢複生産前，武漢自身也危在旦夕了。
于是，向内地的遷徙再度開始。
一些工廠橫越洞庭湖，船運到廣西或湘西；另外一些工廠則經鐵路運往陝西的西安和寶雞。
許多設備放在木船上，拉纖溯長江而上。
宜昌以西，江水穿過狹窄而陡峭的峽谷曲折回旋，這裡船隻時常由幾百個拼命用力而汗流浃背的纖夫拖曳逆流前進。
總共有623家私營工廠搬遷到未被占領的地區（其中大約3/4最終恢複生産）。
武漢兩家大型然而陳舊的鋼鐵廠，包括漢陽鋼廠，是這次轉運的主要部分（37000噸）。
另外，還有119家紡織廠重32000噸的機器，以及320家機器制造廠重約19000噸的機器。
随同這些工廠遷移的有42000名技術工人，其中12000人是靠政府的财政資助來的。
[37]
國民黨人曾把這次工業内遷，描述為中國人民英勇獻身的證據。
雖然成就是顯著的，但它的效果被大大誇大了。
遷移機器的總數共約120000噸，相對于當時擁有的工業設備和國民黨中國的戰時需要，實際上都是無足輕重的。
更為重要的，假如政府事先就籌劃了這次工業内遷（因為政府早已預料到要發生這場戰争，它本可輕而易舉地做到），這項工作或許會更加安全和更加廣泛地完成。
實際上，工業内遷非但不能作為中國人民愛國主義的豐碑，反而适足暴露謀圖私利達到令人痛心的程度。
例如，當兵工廠搬遷時，不僅機器、原材料和工人以及他們的家眷都裝船運送，而且工人們私有的每一件物品，包括房門和窗戶都搬遷了。
兵工廠的工人們為了有限的運輸工具互相進行激烈的争奪，有時甚至互相射擊。
[38]私人實業家們受到來自政府保證賺錢的誘惑。
他們得到保證，在5&mdash7年的時間内獲得5%&mdash10%的利潤，并獲準低息貸款和自擇廠址。
[39]未得到這種有吸引力的許諾的大部分私人實業家，甯願要香港或上海公共租界的舒适，而不願接受内地的艱苦和不安定。
中國金融家們同樣不理會政府要求把他們的投資轉移到内地的呼籲。
億萬元的法币閑置于香港和上海，或者抽逃到美國。
于是，有些中國人表現了一種愛國獻身和民族團結的模範精神；但大多數實業家和金融家覺得，中國的抗戰事業與他們個人很少或者沒有關系，并且對政府的戰争公債很少信任。
他們不願讓愛國主義使他們的商業本能變得遲鈍。
[40]
大學也加入了向内地的遷移。
由于它們曾經是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策源地，日本軍隊對它們進行了特别的報複。
1937年7月29日，日本飛機轟炸了天津南開大學。
翌日，日本的大炮轟毀了殘存的校園。
最後，他們用煤油縱火焚燒廢墟，以徹底毀滅這一抗日中心。
北平的清華大學先被日本搶劫者有計劃地掠奪一空，然後它的建築物被改成皇軍的一座座兵營、醫院、酒吧、妓院和馬廄。
其他在上海、南京、武漢和廣州的大學都屢遭轟炸。
[41]
學生們和教授們成為湧往内地的難民潮的一部分。
1939年後期，原來的大學、學院和職業學校隻剩6所留在日本占領區，其餘足足有52所教育機構已遷入内地，還有25所避入外國租界或香港。
參加西行隊伍的那些人，有時不得不走上兩三千英裡才找到一個戰時避難所。
例如，中國最著名的三所大學清華、北大和南開起先避難到湖南長沙，他們在那裡建立了一所聯合大學。
[42]但是，到1938年2月，學生們和全體教員不得不再次遷移，這次是去雲南的省會昆明。
一批乘火車和輪船取道廣州和河内。
第二批由257名學生和11位教授組成，基本上是步行，跋涉一千多英裡到達新校址。
戰争使教育機構蒙受重大損失。
17所學校被迫關閉；成千上萬青年辍學。
當然，有的學生待在家裡，但其餘學生成百上千地加入了國民黨軍隊或共産黨的遊擊隊，或者參加軍隊的文娛或護理隊。
對于那些繼續學習的人來說，流亡大學的條件往往是極差的，課本、圖書資料和科學儀器設備均嚴重短缺。
教授們往往丢失了他們的講稿和其他參考資料。
學生們和教授們都覺得生活條件嚴酷。
廟宇、祠堂或籬笆牆的棚屋變成了教室和宿舍。
闆條箱當課桌；照明不足。
精神昂揚至少部分地一度彌補了物資的匮乏。
學生們感到，隻要他們繼續學習，就是對他們所痛恨的侵略者的蔑視。
政府當局也認為他們是國家未來的棟梁，他們為戰後國家重建作準備比在軍中服務能更好為國效力。
因此，除偶然的空襲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