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不便外，教育體制繼續照常運轉。
再則，因為實際上所有學生都受政府貸金資助，并免予應征入伍，大學注冊人數從1936年42000名學生增長到1944年的79000名。
幾百萬難民的湧入，深深地影響中國西部的省份。
[43]直到當時，内地省份是與世隔絕的，它們僅僅從沿海地區接觸到近代化的影響。
相比之下，許多難民來自富有閱曆的中等和上流階級，習慣于财富、權力和現代舒适生活。
他們常常屈尊俯就那些習慣古怪、語言難懂的比較土氣的本地人。
他們也怨恨當地的商人和房主索要歧視性的價格和租金。
另一方面，當地居民怨限下江人[44]的架子和傲慢。
新來者确實試圖壟斷政府的主要職能，攫取對金融貿易和經濟的全面控制權。
政府機關和工廠中令人歆羨的工作拒絕雇用本地人，下江人認為他們懶惰和笨拙。
幾年過去後，語言上的差異不再阻礙本地人與難民之間的交往了，互相通婚愈來愈尋常，而且價格上的雙重标準也大量消失。
然而本地人對工作和社會地位上的歧視的不滿，直到戰争結束還沒有完全消除。
[45]
1939&mdash1945年的惡化：軍事
1938年10月下旬武漢和廣州失陷後，戰争的特征和國民黨區域的狀況起了深刻的變化。
戰事漸次進入一種僵持局面。
尤其在1941年12月7日[46]日本攻擊珍珠港後，國民黨領導人預料西方盟國能夠打敗日本，無需中國作進一步的犧牲。
畢竟他們已經單獨與日本打了四年半仗。
因此，他們對與日本人作戰，不如對遏制共産黨人那麼專心緻志。
共産黨人日益增強的勢力和地區性的控制，對戰後時期的國家統一和穩定呈現了不祥之兆。
但是，最重要的是重慶國民黨政府發現，它自己陷入了似乎不可逆轉的軍事、經濟、社會和政治的惡化過程。
這種惡化，到1945年使它處于虛弱和萎靡不振的狀态。
國民黨人于1938年10月在武漢戰敗後并未屈服。
這時，日本的領導人認識到，他們對中國人的抵抗能力估計錯了，日軍假如進入内地繼續追擊那些不可捉摸的防守者，隻會把自己弄得精疲力竭。
因此，他們采取了一種新戰略，着重以政治手段确保對中國的控制。
首先，他們鞏固自1937年7月以來所占領的地區的控制。
當時他們在華北和華中僅有效地控制大約10%的土地&mdash&mdash基本上是主要城市以及主要鐵路和公路沿線地區。
他們需要消滅許多小股的抵抗力量，并利用占領區的生産能力為本國經濟服務。
[47]
其次，日本人決心拖垮國民黨人，直到他們因&ldquo内部分裂&rdquo而崩潰。
[48]因而，他們在加緊對國民黨區經濟封鎖的同時，開始了一場破壞性的空中戰争。
1939年春，他們奪取了江西的南昌，切斷了重要的浙江&mdash湖南的鐵路。
11月，他們以一支兩栖部隊在廣東西部的北海登陸，并挺進100英裡攻取廣西省會南甯。
這是對國民黨人的一次摧毀性的打擊，因為它切斷了通向河内的新鐵路線，而中國人當時正通過這條鐵路線取得足占他們極為需要的進口物資的1/3。
其後，1940年9月，日本人占領了法屬印度支那北部，封閉了河内與昆明間的重要鐵路線。
此後，國民黨人依靠新開辟的勉強可以通行的滇緬路、香港（日本人于1941年12月占領）的空運和通往俄國的漫長的隊商卡車路，從外部世界取得供給。
日本人不加區别地空襲軍事的和居民的目标。
與破壞軍事設施和工廠相比，他們的目的更重在使民衆在精神上垮掉。
實際上在國民黨區的所有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遭到了空襲。
然而，重慶遭受空襲最為嚴重。
1939&mdash1941年轟炸了268次，城市大部毀壞，成千上萬的人死亡。
僅1939年5月大轟炸的頭兩天，就有4400人死于非命。
[49]
但是，中國人的抵抗意志既非空襲，亦非封鎖所能摧毀。
确實，重慶民衆不屈不撓的意志，在轟炸持續期間一直是堅定的，隻是到1941年晚些時候轟炸停止後才有所衰退。
封鎖未完全收效，部分是因為國民黨人在1939年7月已經使從日本占領區運來多數貨物的交易合法化，後來又對這種交易積極促進。
日本人無法停止這種貿易。
他們不可能在中國占領區與未占領區間二千多英裡邊界的每一英尺，哪怕是每一英裡都加以監視。
許多日本人也在這種貿易中主動勾結。
因此，戰争時期國民黨中國輸入品中，相當大而又無法确定的一部分是通過這種所謂走私交易進來的。
[50]
1940年7月，日本内閣的一場重大争論也影響了他們在中國的活動。
日本領導人發覺，除非他們獲得東南亞的豐富自然資源，在中國取勝将依然無望，而且他們确信西方列強全神貫注于歐洲的戰争，他們商定把帝國擴張的範圍擴大到中國戰場以外去。
他們希望&mdash&mdash雖然不是确信&mdash&mdash通過外交途徑，他們能夠在南方達到他們的目标。
這一決定不可避免地改變了對華戰争的特征，也導緻了在一年稍多一點的時間内進攻珍珠港。
[51]
在中國方面，戰略和政治上的考慮已經使國民黨領導人相信要打一場消耗戰。
蔣介石宣稱，日本人在中國遼闊的地域推進，把他們的人力資源和裝備攤得太開了。
&ldquo我們的敵人打的時間越長，它陷入的困難也就越多；我們打得越久，我們就更堅強，更有決心&rdquo[52]。
像日本人一樣，蔣也希望避免決戰，因為他預料西方盟國最終會被拖入反對日本的鬥争。
開始，他隻期待盟國的物質援助和對日本的經濟制裁。
但是，在珍珠港事件（這個消息在重慶受到興高采烈的歡迎）後，他期待英國，特别期待擁有巨大技術資源的美國，會承擔打敗日本的主要責任。
到1943年，美國駐華大使克拉倫斯·E.高思評論說：&ldquo中國人使自己相信，他們太疲憊，過于精疲力竭；裝備也太差，不能出更大的力了，尤其是在無需再如此努力的時候；而且他們可以保持他們所有的抗日的東西，坐下來歇口氣，并把注意力集中于規劃中國戰後的政治和經濟問題。
&rdquo[53]
把國民黨的注意力從日本人那裡引開的主要政治問題，是與中國共産黨人不斷增長的摩擦。
1941年1月新四軍事變[54]（見第12章）後，統一戰線實際上已不複存在。
有影響的國民黨領袖們&mdash&mdash最著名的有軍政部長何應欽和黨務工作者陳立夫&mdash&mdash多次刺耳地鼓吹發動一場根絕赤禍的運動。
蔣介石頂住了這些壓力，主要是因為他害怕盟國将停止對國民黨軍隊的援助，如果它公開卷入内戰的話。
然而，自1939年年中起，他就調動他的許多最精銳的部隊&mdash&mdash不同的時候在15萬至50萬人之間&mdash&mdash去封鎖共産黨人在西北的根據地。
[55]
雖然國民黨人與日本人雙方從1938年後期起都甘願打一場消耗戰，但這并不意味着戰鬥已全面減少。
日本人偶爾也發動一場攻勢以達到有限目标。
例如，1940年6月，他們攫取了重要的長江口岸宜昌，以阻斷華中糧倉各省與重慶之間的貨物流通，以及取得一個更靠近國民黨地區的空軍基地。
1942年夏，在詹姆士·杜立德将軍轟炸東京後，日本人以10萬軍隊攻入浙江和江西，搗毀可能在将來用以對其本土島嶼進行轟炸的空軍基地。
他們也定期向國民黨戰線發起進攻，相比之下，他們較少占領新的土地，而較多蹂躏農村，掠奪或毀壞新近的收獲，阻止國民黨人集聚具有潛在危險的精選的部隊，或者在實戰中訓練新兵。
[56]在所謂相持的這幾年内遭受的傷亡&mdash&mdash特别是早期&mdash&mdash是重大的。
中國人承認死亡人數1940年為34萬，1941年為14.5萬，1942年為8.8萬，1943年為4.3萬。
[57]但是從1939年到1944年初，戰線并無重大變動。
敵對雙方之間的戰略平衡，在将近六年中變化甚微。
在戰争後半期，國民黨軍隊人數在350萬以上。
[58]但是，它不是一支統一的國家軍隊，而是對中央政府忠誠程度不同，訓練、裝備和作戰能力各異的軍隊聯合體。
這個參差不齊的集合體的中心是&ldquo中央軍&rdquo。
1941年，在全部國民黨軍隊三百多個師的總數之中，中央軍約有30個師近50萬人。
在戰争進行過程中，蔣擴充了這支武裝，以緻到戰争結束時，中央軍約有65萬人。
在1937年，中央軍的軍官是中央軍官學校的畢業生，這是有代表性的。
他們學習過現代軍事技術&mdash&mdash30年代時常由德國教官傳授。
政治灌輸在他們的訓練中顯得很重要；軍官們高度效忠于蔣介石。
[59]
然而，大多數國民黨武裝是軍閥部隊的直接衍生物，由不受中央政府節制的名聲顯赫的人物指揮。
因此，他們的忠誠是有條件的，淡薄的。
他們妒忌和害怕蔣介石的日益增長的權力。
例如，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抵制中央政府對他的省内權力的侵犯，并為批評重慶政府的知識分子提供一個避難所。
華北第二戰區司令長官、軍事委員會副委員長、山西省政府主席閻錫山，像一位擁有自主權的總督那樣統治着他的故鄉山西。
他阻止中央軍進入他的戰區，并保有自己的政黨（民主革命同志會[60]）以對抗國民黨。
确實，從1941年起，閻甚至與日本人保持密切而和好的關系。
其他具有省籍淵源的将軍們，如李宗仁（廣西）、薛嶽（廣東）、于學忠（滿洲）和傅作義（綏遠），均已失去他們特殊的地方性根據地，但仍對那些甯願效忠他們，而不願效忠蔣介石的軍隊保持着指揮權。
[61]
那些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與中央政府之間的關系，因戰争爆發而起了變化。
在南京十多年中，地方軍閥的權力已經衰微。
蔣的權力日益增長，最關緊要的是他已控制一支政治上忠實并且比較熟練的軍隊。
但蔣的最好的軍隊，包括他那由德國教官訓練的精銳師大部在上海潰滅，造成了國民黨軍隊内部的軍事天平向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們傾斜。
蔣的政治權威相應減弱。
在整個戰争期間，蔣通過在各省部隊中安插國民黨幹部，用新近訓練的軍官和現代裝備重建中央武裝力量等手段，竭力矯正他本人與地區指揮官之間在政治和軍事上的平衡。
這些努力激起了地方将軍們的猜疑和敵意。
他們抱怨中央政府歧視他們，把他們的師送去與日本人進行毀滅性的戰鬥，而蔣卻安然保存自己的部隊。
他們因補給品分配不公而憤怒，因為蔣把從美國得到的武器彈藥，包括根據租借法從美國得到的裝備，大部分分配給他自己的部隊，而不給不大可靠的地方部隊。
[62]
簡言之，國内政治支撐着蔣對戰争的指揮，而蔣則借此增強他的中央權力。
當然，如蔣的支持者們所申辯的那樣，沒有哪個現代國家能夠輕易容忍它的軍事指揮官們起着破壞作用的獨立态度。
不過，蔣所采用的增強其中央政府權力的手段，本來就不可能是最有效的。
不管怎麼說，各省軍閥們的不滿随着戰争的進展而越來越激烈。
在1944年，主要的地方軍閥結成了一個聯盟，實際上陰謀推翻蔣的政府。
[63]當時許多非中央軍的指揮官幹脆叛逃到日本人那邊。
這些叛逃的将軍1941年有12個，1942年有15個，1943年是高峰的一年，有42人叛逃。
50多萬軍隊跟随這些叛逃的将軍離去，而日本人則利用這些僞軍去保衛其占領的地區，以對抗共産黨遊擊隊。
[64]
國民黨軍隊最嚴重的缺點之一是軍官團的素質差，這個缺點在戰争期間加劇了。
美國在華高級軍官艾伯特·C.魏德邁将軍，在1944年10月後把國民黨的軍官們描述為&ldquo無能，愚蠢，缺乏訓練，褊狹&hellip&hellip全然不稱職&rdquo。
[65]這也是非中央軍高級指揮官們的特色。
他們中間大多數人獲得榮譽和地位，并不是由于他們軍事技能娴熟，而是由于他們在派系鬥争中的機敏和及時轉輸忠誠。
不過，即使是畢業于中央軍官學校的高級軍官們，也非常缺乏軍事領導所需要的素質。
他們中的大多數人是20年代黃埔軍校前四期的畢業生，那時訓練是初步的，而且隻持續幾個月。
在他們因對蔣介石效忠而被提升到師和軍的指揮官時，他們對軍事科學技術的理解往往是狹隘而過時的。
在30年代，這些高級軍官本來可以趁機在參謀學院[66]裡受先進的德式訓練。
然而，那時他們已經有這樣高的軍階，以緻他們認為再去當學生會有失尊嚴。
[67]
當然，也有些高級指揮官超越這種體制。
例如，陳誠、白崇禧和孫立人，由于他們智慧，廉潔，具有軍事才能而出類拔萃。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白崇禧也好，孫立人也好，都不是蔣介石核心集團成員。
蔣使用他們的才幹，但把他們緊緊地拴住，因為他們不是中央軍的人，并表現出了一種倔強的獨立精神。
蔣的一個親信陳誠，由于在與自負而平庸的軍政部長何應欽派系紛争中的失敗，戰争期間大都在政治風雲之中度過。
[68]
戰争開始時，總的說來下級軍官比他們的上級更能勝任。
1929&mdash1937年間，中央軍官學校平均每年有3000名學員畢業，并且有大約2000名參謀接受過高等訓練。
但是，戰争深深地斫傷了下級軍官團。
他們中有一萬人在最早的上海和南京周圍的戰鬥中就犧牲了。
這些損失絕不會完全得到補償，因為戰争期間由于降低入學要求以及縮短學習課程。
軍官訓練大大地退化了。
确實，在一個正規的步兵營裡，軍校畢業的軍官所占的百分比，從1937年的80%降到1945年的20%。
[69]由于好的軍隊莫過于有一批好的下級軍官，這些數字為戰争期間國民黨軍隊的退化提供了一個粗略的指标。
然而，退化在最下層，在應征入伍者中間最為明顯。
戰時中國軍隊大部由征兵組成。
所有男子，凡在18&mdash45歲之間&mdash&mdash除去學生、獨生子和嚴重疾患者&mdash&mdash均得服從征召。
按照法令，他們以抽簽的方式公平地被挑選。
事實上，有錢有勢的人逃避征召，而無錢無勢的國民被強征入伍。
征兵的軍官們往往甚至連抽簽的手續都不顧。
有些農民簡直是在田裡勞作的時候被抓去的；另有一些則是被捕去的，那些不能買通路子出來的人于是就被編入軍隊。
服兵役是一種可怕的經曆。
沒有運輸車輛，新兵常常行軍數百英裡到他們被指定的部隊&mdash&mdash有意遠離新兵家鄉，以減少開小差的誘惑。
新兵常常被用繩索套在他們的頸子上縛到一起。
夜裡，他們可能被剝光衣服，以防他們私逃。
就食物而言，他們隻得到少量的米，因為征兵的軍官們為了一己私利，慣常&ldquo克扣&rdquo給養。
就水來說，新兵可能不得不從路邊的泥水坑裡飲水&mdash&mdash這是引起腹瀉的一個普通原因。
疾病很快在應征新兵隊中流行開來。
然而，他們得不到醫療，因為新兵在加入他們被指定的部隊前，不被視為軍隊的一部分。
[70]八年戰争期間，這類死于途中的新兵可能大大超過100萬。
[71]
抵達部隊的新兵們經受住了也許是他們服兵役的最壞時期，但他們的前景往往仍是暗淡的。
在中央軍裡，食物和服裝一般是充足的。
但是，那些不幸被派遣到某些地方部隊&mdash&mdash諸如陝西和甘肅的部隊&mdash&mdash的人命運極為悲慘，謝偉思報道說：&ldquo幾乎像乞丐一般。
&rdquo[72]
造成國民黨軍隊戰鬥效能減弱的首要問題并非武器短缺，而是食物短缺。
1944年10月，魏德邁将軍最初擔任蔣的參謀長職務時，他主要關心部隊的調動和部署問題。
但是，不到一個月，他了解到士兵因太虛弱而不能行軍，并且不可能有效地打仗，原因多半在于他們是半饑餓的。
按照部隊規章，每個士兵發給每天24盎司米，一份鹽；每月一份全薪，如果全花在食物上，一個月可以買一磅豬肉。
一個中國士兵靠這些配額可以很好地維持生活。
可是，事實上他真正得到的僅僅是分配給他的食物和錢的一部分，因為長官們習以為常地為自己&ldquo克扣&rdquo很大一部分。
結果是大多數國民黨士兵營養不足。
一位美國專家1944年廣泛地檢查了不同種類部隊的1200名士兵，他發現57%的人表現出營養不良。
這顯著地影響了他們發揮士兵職能的能力。
[73]
原始的衛生和醫療同樣削弱了國民黨軍隊，于是疾病成了士兵經常的伴侶。
瘧疾是一種最為流行并使人衰竭的病痛。
戰争期間，由于軍隊的體質狀況惡化，痢疾發生率大為增加，這種疾病常被忽視，終至無法醫治。
最後，患者甚至不能進食，不久死去。
疥瘡、熱帶皮膚潰瘍、眼感染、結核病和花柳病也很普遍。
[74]
1945年在西南作戰時，美國觀察家發現第十三軍甚至不能步行一小段距離，&ldquo一大批掉隊，而有許多人因極端饑餓而瀕于死亡&rdquo。
[75]另外一位美國軍官包瑞德上校報道說，看到國民黨士兵們&ldquo行軍不到一英裡，就搖搖晃晃倒下來死了&rdquo。
[76]受到高度重視的《大公報》的一位記者說：&ldquo軍隊開過以後，在路旁能發現死亡的士兵，一個接着一個。
&rdquo[77]國民黨軍隊中受到特别照顧的，或由美國訓練的部隊&mdash&mdash如青年軍和在印度訓練的中國遠征軍&mdash&mdash不間斷地得到良好的給養和裝備；但他們是例外。
确有一個軍醫團，但它所提供的醫療被中國紅十字醫療濟難總會會長羅伯特·利姆（林可勝）形容為&ldquo前南丁格爾的&rdquo。
[78]醫療隊的正規機構&mdash&mdash包括急救隊、包紮所、野戰醫院和後方醫院&mdash&mdash是無懈可擊的，但因供不應求、人員不合格、設備和藥品不足、腐敗和麻木不仁，不能很好發揮作用。
在全部軍隊中，大約隻有2000名大體合格的醫生服務，其比率充其量大約為1700人有一名合格醫生，相比之下，美軍中大約每150人就有一名醫生。
另有28000名軍醫在醫療部隊服務，但這些人大多沒有受過正規訓練，并且純粹是從擔架員到包紮員，到&ldquo醫生&rdquo這樣提升的。
極少數真正勝任的醫生，集中在前線重傷士兵所不能到達的後方醫院服務。
因為擔架隊常常人員不足，以及醫療運輸工具稀少，在戰鬥中受傷&mdash&mdash即便是輕傷&mdash&mdash往往也是緻命的。
一名受傷士兵即便受到初步治療，可能也要等上一天。
然後他才需要轉到包紮所和後方醫院。
1938年羅茲·法默看到過被運送到後方的傷員，他評論道：&ldquo遍體壞疽，蛆蟲在傷口上蠕動。
&rdquo[79]經這樣的治療，即使是輕傷員也會迅速感染，而多數傷情，如胃部受傷或喪失一肢，往往緻命。
在戰時中國很少看到跛子。
[80]
中國士兵給養差，受淩辱和嘲弄，不可避免地缺乏士氣。
集體開小差鮮明地反映了這一點。
大多數新兵，即使在到指定部隊的行軍中幸存下來，除了逃跑，也别無想法。
許多人成功了。
例如，第十八軍第十八師被視為一支較好的部隊，1942年還駐在後方未參加戰鬥，卻由于死亡或開小差，它的1.1萬人中有6千人失蹤了。
高思大使評論道：這些統計數字并非例外，類似的減員率在所有軍區普遍存在。
即使胡宗南的精銳部隊&mdash&mdash因為他們被用于遏制北面的共産黨軍隊，他們屬于訓練、給養和裝備最好的部隊&mdash&mdash據說1943年需要補充的比率為一個1萬人的師每月600人。
[81]官方的統計導緻這樣的結論：在八百多萬士兵中，大約每兩個人就有一個去向不明，大概不是開了小差，就是非戰鬥死亡。
[82]
外國軍事援助
中國軍隊不完全是單獨作戰，朋友們的援助&mdash&mdash或者缺乏這種援助&mdash&mdash對國民黨人抗日鬥争的性質有重大影響。
從戰争一開始，蔣介石就對外國的援助和調停寄予巨大的希望。
西方民主國家确實同情中國抗擊徹頭徹尾的侵略行徑，但它們的同情轉化為物質援助畢竟太慢。
相反，倒是蘇維埃俄國成了國民黨人的第一個異常慷慨的朋友。
盡管莫斯科與南京之間的關系緊張了10年，兩國政府對遏止日本在亞洲大陸擴張卻具有共同利益。
因此，甚至在盧溝橋事變之前，俄國人對國民黨人的政策就已經變得溫和了。
他們曾經鼓勵第二次統一戰線。
西安事變期間，他們勸告安全釋放蔣介石。
而且早在1937年9月&mdash&mdash沒有等到締結一項正式的援助協議&mdash&mdash他們就開始發送物資給國民黨人。
1937&mdash1939年期間，蘇聯供應總數大約為1000架飛機，2000名&ldquo志願&rdquo飛行員，500名軍事顧問以及大量大炮、軍需品和石油。
這些是根據總額為2.5億美元的三項中期低息（3%）貸款提供的。
這些源源不斷的援助，到1939年9月歐洲戰争開始以後才減少。
但是，蘇聯的援助一直延續到1941年希特勒軍隊開進俄國。
意味深長的是，實際上俄國援助沒有一項是輸送給中國共産黨人的。
按照中國駐俄國大使蔣廷黻的說法，&ldquo莫斯科對在中國激起反對日本比傳播共産主義更感興趣&rdquo。
[83]
西方民主國家對中國請求援助反應比較遲鈍，并且态度暧昧。
戰争第一年，法國提供了一筆500萬美元的小額貸款，以建築一條從印度支那邊境到廣西南甯的鐵路。
美國用全部買進價值為1.57億美元的中國白銀的方法來支持中國的法币儲備，從而支持其在國際市場上的購買力。
但是，直到1938年12月，戰事爆發将近一年半之後，美國和英國才分别同意總數為2500萬美元和50萬英鎊（合200萬美元）兩筆為數不大的對華貸款。
而且，美國和英國害怕疏遠日本，特别禁止中國人使用這些借款購買武器和其他戰争物資。
從1940年開始，西方的援助逐步增長。
美國允諾的貸款1940年為4500萬美元，1941年前期為1億美元。
1941年後期，美國按照新近的租借法案條款，開始也向中國發送軍械和其他物資。
美國志願隊，一支在陳納德指揮下以&ldquo飛虎隊&rdquo著稱的空軍小分隊，1941年下半年在緬甸投入戰鬥。
在戰鬥四年半以後，西方民主國家的援助總額才與俄國所提供的大約相等。
[84]
珍珠港事件後，美國對中國戰争的關注明顯增長。
但是，當時成為盟友的兩國之間的關系充滿了煩惱。
關系緊張的一個基本原因，是美國從未提供中國人認為應向他們提供的大量軍事支持和物資援助。
1942年前期，日本人切斷滇緬公路後，通往中國的主要補給線是從印度出發，飛越喜馬拉雅山麓起伏的丘陵，到達雲南昆明的危險的航程。
關系緊張的部分原因，則是美國飛機不足，越過這條有名的&ldquo駝峰&rdquo的補給物資與重慶所表示的需要相比，僅僅是杯水車薪。
盡管有運輸上的困難，假如西方盟國的政策不是先打敗德、意，然後集中力量對付日本，中國本來是可以得到多得多的援助的。
例如，在1941年和1942年，美國僅僅分配給中國租借援助總額的大約1.5%，1943年和1944年隻有0.5%&mdash&mdash盡管這個數字在1945年上升到4%。
[85]國民黨人對&ldquo歐洲第一&rdquo的政策憤憤不平。
1942年後，困擾中美關系的許多抱怨和誤解，是圍繞約瑟夫·W.史迪威将軍這個人物出現的。
珍珠港事件時，被視為美國軍隊中最有才華的軍團指揮官史迪威将軍，起先被遴選為派往北非的最高作戰指揮官。
但是，由于他對中國的出色了解和參謀長喬治·C.馬歇爾對他的器重，他被改派擔任後來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所說的&ldquo在整個戰争時期指派給任何美國人的最困難的工作&rdquo。
[86]史迪威被選派為蔣介石的盟軍聯合參謀部的參謀長和中緬印戰區美軍總司令後，他特别受到指示，要&ldquo為進行戰争提高美國對中國政府援助的效力和幫助中國軍隊提高戰鬥力&rdquo。
[87]作為在中國的美國戰區司令官，不可避免地在中國人對華盛頓的優先政策的不滿面前，史迪威首當其沖。
他與蔣介石首次鬧翻，是在緬甸的盟軍敗績問題上。
他們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并且都不喜歡對方。
在史迪威的許多品質之中，他對缺點直言不諱，不善外交，不能容忍裝腔作勢和官僚主義的繁文缛節，喜歡辛辣地諷刺。
蔣介石正好相反，尚虛榮，不直截了當，含蓄，并且非常注意地位上的差異。
史迪威很快把蔣介石視為&ldquo一個無知、專橫、頑固不化的人&rdquo，他把國民政府與納粹德國的獨裁和強盜行徑等同起來。
史迪威在朋友中間輕蔑地稱蔣為&ldquo花生米&rdquo，而在1944年中期，他私下反複這樣思索，&ldquo中國頑症的治療在于除掉蔣介石&rdquo。
他問：&ldquo為什麼暴死這次就不能在适當的地方降臨呢？&rdquo[88]蔣介石知道史迪威對他的态度和輕蔑看法，反過來也厭惡這個美國人。
至少早在1943年10月，他就試圖把史迪威調離中國。
但史迪威有馬歇爾将軍的信任，他保持其職務直到1944年10月。
與他們的個人不和攪在一起的，是蔣介石與史迪威的目标根本不同。
史迪威隻關心增進中國對抗日戰争的軍事貢獻。
為了達到這個目标，他開始訓練飛越駝峰到達印度的中國軍隊，并建議國民黨軍隊應從根本上加以改編。
他斷言根本的問題不是缺乏裝備，而是有用的裝備未被有效地使用。
他争辯道，這支軍隊&ldquo總的說來處在令人絕望的狀态，營養不良，不發薪饷，未經訓練，照管不周，而且貪污腐敗&rdquo。
[89]作為一種補救辦法，他建議把軍隊的規模裁去一半，清洗不稱職的指揮官，并由美國來訓練和裝備首批30個師，最後達到100個師的精銳部隊。
他還建議，由美國訓練的中國師發動一場攻勢來收複緬甸，因為隻要日本控制那個國家，中國的外國補給物資就隻有依賴飛越駝峰流入的有限貨物。
史迪威認為，隻有靠開辟一條經緬甸的陸路，才能輸入充足的物資來裝備中國軍隊，以大舉進攻在中國的日本人。
蔣介石把與日本打仗置于一個較低的優先地位。
在他看來，在盟國參加戰争以後，最終戰勝日本是肯定無疑的。
但是，他與共産黨人的角逐尚屬未定之局。
因此，他主要關心的是保存和增強他和國民政府的權力。
史迪威關于改編軍隊和對日本人發動進攻的建議，對蔣是最讨厭的事，因為這些建議有打破他所造成的政治力量微妙平衡的危險。
比如，他裝備最好的軍隊是忠誠于他的人所指揮的，縱令他們往往在軍事上是不夠格的。
假若照史迪威極力主張的那樣去辦，軍官們都得任人唯才，那麼軍權将落到他的潛在政敵們的手裡。
舉一個恰當的例子，史迪威十分尊重白崇禧将軍，很想委派他擔任國民黨軍隊中具有實權的職務。
史迪威所忽視的，而在蔣的思想中最先悚然出現的，是白崇禧是一個有着長期反叛中央政府曆史的前廣西省軍閥。
同樣在1943年，史迪威建議共産黨軍隊和國民黨軍隊在華北聯合發動一場對日本人的戰役。
然而要勸導共産黨人參加這樣一場進攻，勢必要把武器和其他物資供應他們，蔣當然不能接受重新裝備或以其他方式加強他所憎惡的人的方案。
史迪威名義上的部下陳納德将軍，與蔣介石的意趣比較投合。
珍珠港事件後，陳納德重被征調進美國軍隊，而他的&ldquo飛虎隊&rdquo改編為中國航空特遣隊（後來的第十四航空隊）。
陳納德對空軍打擊力量保有近乎宗教般的信念。
他于1942年10月聲稱，他以105架戰鬥機、30架中型的和12架重型的轟炸機，就能&ldquo使日本垮台&hellip&hellip很可能在6個月之内，頂多在一年之内&rdquo。
[90]這個異想天開的計劃對蔣介石是有魅力的，因為它将使中國成為主戰場&mdash&mdash從而使國民政府有資格要求更大份額的物資援助&mdash&mdash而無需大量耗費自己的資源。
那麼，史迪威所要求的軍隊改革和積極參加地面戰争将是不必要的。
在華盛頓有馬歇爾将軍和陸軍部長亨利·L.史汀生做後盾的史迪威，強烈反對陳納德計劃。
他争辯說，這個計劃的關鍵性缺點是一旦空襲有效，日本人将攻擊和摧毀美國的空軍基地。
鑒于中國軍隊當前處于無能狀态，那些空軍基地十分脆弱。
但羅斯福卻站在陳納德和蔣介石的一邊，于是陳納德的空中攻勢開始了。
到1943年11月，在中國境内的日本基地和沿中國海岸的日本船舶蒙受重大損失。
此外，日本當局擔心美國人将利用桂林和柳州的空軍基地發動對本土島嶼的襲擊，摧毀其軍事工業。
于是，史迪威最擔心的壞事不久成為事實。
因為日本于1944年4月發動一号作戰這是自1938年以來他們在中國發動的最大和破壞性最強的一次戰役。
它切斷了國民黨人的防線，甚至形成對昆明&mdash&mdash中國未被占領地區的一個戰略樞紐的威脅。
這一軍事威脅，恰好與經濟蕭條和正在增長的政治不滿同時出現。
一号作戰戰役的成功，使中國在軍事上處于絕境。
為尋求解決這場危機，羅斯福于1944年9月19日，要求蔣介石授權史迪威&ldquo不受限制地指揮您的全部軍隊&rdquo。
[91]史迪威親自送達這份電報後，在他的日記裡記載：&ldquo我把這包紅辣椒面交給花生米，然後歎了口氣往後一靠坐了下來。
投槍擊中了這個小人物的太陽穴，并且穿透了他。
真幹淨利索，他除了臉色發青，說不出一句話來以外，眼睛一眨也不眨。
&rdquo[92]但是，史迪威的狂喜是短暫的。
蔣懂得由史迪威來指揮作戰，中國的政治權力也許将緩慢地然而卻确定無疑地從他的掌握中滑落。
這種情況他是不能接受的。
他不屈不撓地勸說羅斯福召回史迪威。
1944年10月19日，艾伯特·C.魏德邁将軍被任命為蔣的參謀長和在華美軍司令。
1944年日本的一号作戰
日本的一号作戰，使國民黨人遭到一次毀滅性的挫敗。
它向所有中國人，也向全世界揭示在此前的七年戰争中，國民黨軍隊和政府已堕落到何等驚人的地步。
日本這次作戰的目标是奪取或摧毀中國中南部的空軍基地，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