納德第十四航空隊正是從這些基地發動它的高效的空中攻擊的。
為了完成這項任務，日本人于1944年4月首先攻入河南，取得對平漢鐵路的完全控制，以保衛他們的後方。
到5月下旬，他們已準備就緒。
日本人從漢口沿湘江南下，首先包圍湖南省會長沙。
中國人以前在長沙曾三次成功地抗擊了日本的進攻，但這次中國人防禦不力，該城于6月18日失陷。
10天後，對衡陽的攻擊開始。
在陳納德的戰鬥機和轟炸機的支持下，薛嶽的廣東部隊在這裡頑強戰鬥六個星期。
在整個一号作戰期間，這是中國軍隊進行大規模持續抵抗的唯一例證。
此後，中國的防線崩潰。
日本人向南推進到廣西桂林和柳州的主要空軍基地。
1944年11月，他們摧毀了陳納德的空軍基地，形成了穿過中國中部連接沈陽到河内的一條通道，然後西進。
他們似乎勢不可當。
中國軍隊被驅趕上去抵擋，但是&mdash&mdash按照魏德邁的說法&mdash&mdash甚至裝備精良的師都&ldquo融掉了&rdquo，他們&ldquo看來缺乏士氣，完全不想守住陣地&rdquo。
[93]通往重慶的路似乎已向侵略者敞開，蔣介石勇敢地宣布他決心留在重慶；在重慶保衛戰中，&ldquo必要時殺身成仁&rdquo&mdash&mdash這種宣言已難以安定人心，因為他在放棄南京和漢口前也發出過類似的誓言。
[94]
但是，12月上旬日本軍隊突然停止前進。
這是什麼緣故呢？當時，日本的攻勢顯得不可遏止，而造謠者指控蔣與日本人商訂了一項協議，讓出重慶。
事實上，日本人停止西進是因為一号作戰的任務&mdash&mdash摧毀美國的轟炸機基地&mdash&mdash已經完成。
到1944年，讓重慶政府殘存而不将其摧毀已成為日本的目标。
然而一号作戰使國民黨中國遭到了可怕的損失。
将近50萬士兵死傷；中國領土被日本人的南北通道切成兩半；它足足喪失了1/4的工廠；政府稅收來源銳減，平民傷亡和财産損失巨大。
[95]
盡管到1944年國民黨軍隊已明顯衰敗，但對它在戰争期間成就的評價卻有很大差異。
例如，長期擔任軍政部長的何應欽宣稱，他的軍隊與日本軍隊作戰，計有22次會戰，1117次重要戰鬥，38931次小戰鬥。
他宣稱，相反，共産黨人&ldquo未出動一兵一卒抗戰&rdquo。
魏德邁将軍同樣力言，&ldquo中國國民黨政府遠非史迪威和他的一些美國記者朋友描述的那樣不願打仗，他們已在抵抗日本中表現出驚人的堅韌和耐性&rdquo，而&ldquo在中日戰争的任何一次重大會戰中，都沒有共産黨的中國軍隊作戰&rdquo。
[96]
千真萬确，國民黨軍隊曾多次英勇地與日本人作戰。
薛嶽将軍的部隊三次在長沙（一次在1939年，兩次在1941年）抵抗日本人的大規模進攻。
1943年11&mdash12月，中央軍第五十七師在湖南常德以極大的決心作戰，遭受了不下90%的傷亡。
1943年在鄂西，抗擊日本人所稱的飯碗戰役，中國軍隊損失了大約7萬&mdash8萬人，而日本軍隊的傷亡為3000&mdash4000人。
[97]
批評國民黨人的人，曾把這些英雄主義和勇猛善戰的實例說得一文不值。
例如，他們宣稱1944年6&mdash8月光輝的衡陽保衛戰，是由非中央軍的指揮官薛嶽不顧重慶政府的阻攔而進行的；又說，在這些罕見的事例中，國民黨人之所以發起攻勢，是因為蔣介石需要宣傳，好使盟國領導人相信中國戰場值得給予更多的物質援助。
此外，共産黨人曾嘲笑國民黨人關于對日作戰的主張，他們斷言直到一号作戰，日本軍隊足有84%集中于對付共産黨的軍隊，而隻有16%對付國民黨人。
[98]史迪威在1944年晚些時候調離之前，也曾指責國民黨高級指揮官們&ldquo異常無知和漠不關心&rdquo，并斷言現領導下的國民黨軍隊完全沒有能力對抗日作出積極的貢獻。
[99]
不管這一争論的最終評判如何，國民黨軍隊堅持抗擊擁有巨大技術優勢的敵人長達八年之久，仍然是一個事實。
這場抗戰的政治、經濟和人員的代價是巨大的。
然而他們并未放棄同盟國的戰争努力，他們迫使日本人在中國保持一支大約100萬人的軍隊，這對最後勝利作出了重大貢獻。
但是，歸根到底，最重要的曆史事實是在戰争後期，大約從1942年起，大部分國民黨軍隊已喪失了戰鬥意志，它實際上再也不能采取有效的軍事行動了。
這一概括也有例外。
史迪威和魏德邁制定的建立一些高素質的中國師&mdash&mdash由美國人訓練、指導和裝備&mdash&mdash的規劃，于1945年最終開始結果。
例如，1945年4&mdash6月，其中的一些師勇敢而有效地擊退了日本人在湖南西部的進攻。
戰争結束時，這些師中有8個已經完成了13周的預定訓練計劃，另有22個師已經開始。
但是餘下的300多個中國師仍然原封未動。
抗日戰争時期國民黨軍隊的普遍衰退具有嚴重的後果。
因為這支軍隊是國民黨政治權力的基礎。
它開始潰敗預示着蔣介石和國民政府的傾覆。
蔣似乎沒有能力扭轉這一崩壞的過程。
改革軍隊的所有嘗試&mdash&mdash如史迪威将軍沮喪地認識到的那樣&mdash&mdash都很快在國内政治的淺灘上擱淺。
例如，相對于可利用的資源，這支軍隊太龐大了，不會有戰鬥力；但裁軍的建議也是不可行的，因為地方指揮官們反對，他們如果失去他們的軍隊，他們也将失去他們的權力。
蔣對政府的行政控制也過于無力，以緻不容許作必要的改革。
舉例來說，他曾反複下令，征兵制度應更人道一些。
然而，由于這個制度為地方士紳和腐敗官員所支配，政府對這些人控制不了，或無法對他們執行紀律，征兵制度造成的恐怖依然存在。
通貨膨脹災難
由一号作戰暴露出來的國民黨政府和軍隊的虛弱，是長期複雜的惡化過程的頂點。
引起這一過程的原因很多，而以通貨膨脹為最。
像白血病患者的血液一樣，國民政府的貶值通貨流遍全國，使整個機體&mdash&mdash軍隊、政府、經濟和社會普遍虛弱。
起初通貨膨脹率比較緩和。
在戰争的頭一年，價格上升約40%。
從1941年下半年到1944年，物價每年翻一番以上。
此後，增長率又急劇上升。
[100]
通貨膨脹的基本起因是金融性的。
那就是政府通常向四家政府銀行借款，這四家銀行大量印刷新鈔票以滿足這種需要，使通貨數量大為膨脹。
開戰以後，政府支出立即增加。
在頭兩年，政府花費大量款項在内地重新安置和發展工業。
龐大的款項被用于在中國西部建築新的公路和鐵路，并修至印度支那和貫穿緬甸。
在這兩年期間，政府的年支出增長33%，而它的歲入下降了63%。
戰前，大宗歲入來自商業和都市的經濟部門&mdash&mdash關稅、鹽稅和商品稅約占80%。
當日本人蹂躏上海和其他沿海城市時，這些稅收來源大量喪失。
政府戰時支出的約75%靠印制新紙币來彌補（見第10表）。
雖然法币數量的增加曾經是，也許始終是助長通貨膨脹進程的基本力量，但非金融性的因素加速了價格上漲。
其中主要的是商品短缺和貨币信用跌落。
對機器、金屬、電力設備、化學品和燃料等生産資料的急迫需求以及它們的供應短缺，使它們處于價格上漲的前鋒地位。
例如，金屬和金屬制品的價格在戰争的頭兩年間上漲了6.8倍，而總物價指數僅翻了一番。
大多數生産資料不得不進口，而日本對國民黨地區強制實行經濟封鎖加深了這種短缺。
表10 按戰前價格計算的紙币發行值，1937&mdash1945年*
*此為每年12月份的數字，1937年和1945年的指定月份除外。
資料來源：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1937&mdash1945年》，第304頁。
日本人于1937年9月實施的封鎖起初并不有效，但套索逐步收緊。
1938年10月廣州和漢口陷落後，進口品價格猛漲72%；1939年下半年廣西南甯這一關鍵性的供應環節喪失後，進口品價格又翻了一番。
從1941年12月起，日本對英美的戰事迅速使上海、香港和滇緬公路不再成為供應來源。
進口品的涓涓細流繼續從蘇聯經過甘肅和新疆的漫長陸路流入，費用浩大；而飛越駝峰的空中補給線變得日益重要。
即使如此，到1944年，中國進口品還是落到僅為戰前水平的6%。
在1937&mdash1939年通貨膨脹的第一階段。
普通中國人未受到其最壞的影響，因為消費品價格的增長與生産資料相比要慢些。
最重要的是戰争頭兩年食品價格上漲和緩&mdash&mdash在重慶僅為8.5%。
原因是1938年和1939年國民黨地區受惠于大豐收&mdash&mdash在當時未被占領的15個省中，收獲量高出戰前平均水平8%。
其他日用必需品，如衣服和住房的價格比食品上漲快&mdash&mdash例如衣服的價格到1939年年中大約翻了一番。
但大多數中國人可以推遲購買新衣服。
而住房的費用，除難民群集的城市外，則上漲不大。
其結果是在頭兩年裡，大多數人能夠承受通貨膨脹的影響而不過分困難。
但是，1940年食品價格開始暴漲，嚴重影響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刺激了整個通貨膨脹的進程。
這一變化最初起因于歉收。
1940年農業産量比1939年下降10%，而翌年又下降了13%。
1941年7月政府又開始田賦征實而不收現金。
這意味着到達自由市場的糧食更少，這樣進一步攪亂了供需之間的平衡。
通貨膨脹還有非金融性的其他原因。
國内工業生産普遍不能滿足消費者的需求。
布匹、藥品、紙張和電燈泡等貨品原來大多在沿海城市生産，現在這些城市已丢給日本人。
戰争期間，許多面向消費者的小型工廠在内地建立起來了，但它們隻能滿足一小部分需求。
來自日本占領區的輸入品，成了消費品的一宗重要來源。
起初，國民黨人和日本人雙方都禁止這種貿易。
然而，在1939年7月，随着消費者需求無情地增長，除少數緊缺物資外，重慶政府讓所有其他物資的貿易合法化。
确實，在1943年，它甚至設立了一個官方機構，由強有力的軍事秘密警察首腦戴笠将軍指揮，從事并增進與敵占區的貨物貿易；不過，無論這種貿易，還是本地的生産均不能滿足市場。
就日本人而言，在整個戰争期間，他們都宣布這種貿易為非法，但他們也企圖參與。
[101]
從1940年起，通貨膨脹的最重要的非金融性原因大概不是商品短缺，而是公衆對貨币缺乏信任。
1937&mdash1939年，有一種強烈的儲存法币的傾向，尤其是在農村民衆中間。
這種儲存是鄉村中對貨币收入通常短缺的一種反應，它緩沖了通貨膨脹的沖擊，因為它減少了流通中的貨币量，從而緩解了對難以得到的消費品的需求。
但是，随着1940年夏季稻谷歉收，農夫們開始儲存糧食，而不儲存貨币。
投機商預計将來價格上漲，也買進并囤積大量糧食。
1940年和1941年，重慶的食品價格随之暴漲了将近1400%。
其結果是工業、運輸業和其他行業的工人要求大幅度提高工資，并領到這些工資，這導緻消費者開支激增，而它又導緻進一步儲存貨物。
于是，通貨膨脹螺旋上升開始了，直到1949年以後才得到有效的制止。
起初，國民黨當局以出售公債和外彙儲備來避免印發大量新鈔票。
不久那兩種替換物都枯竭了。
與開辟新稅源或緊縮開支控制預算赤字相比，印制新币畢竟容易得多。
再則，當局不考慮經濟學家們有關通貨膨脹危險的警告，争辯說在像中國這樣一個農業社會，它不會成為一種嚴重的危險。
隻是在1940年和1941年價格開始暴漲後，他們才逐步覺察到如果要避免因貨币貶值而斷送全部戰争的努力，他們就必須增加歲入，削減支出。
1941&mdash1942年，政府開始認真尋求新的稅收來源。
所得稅擴大了；對運輸中的貨物征收一種所謂消費稅&mdash&mdash其實就是恢複舊的令人痛恨的厘金；而且鹽稅增加了，成為政府稅收中最有成效的稅種。
另一項增稅計劃是1942年制定的，對鹽、糖、煙草和火柴的銷售實行國家專賣。
這幾種措施僅僅是勉強有利。
所得稅和超額利潤稅幾乎完全行不通，部分由于故意逃稅。
消費稅雖然有利，但對貿易造成許多障礙，于1945年被廢止。
所有這些征稅計劃都不解決問題，這由下列明顯事實可以看出，稅收所得還不到政府戰時現金支出的17%。
最為深遠的财政改革是田賦征實。
自1928年以來，農業土地稅曾由地方政府以貨币征收。
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在公開的市場上為其龐大的軍隊購買米谷。
但是，随着米價暴漲&mdash&mdash1941年6月平均價格高出戰争前夕20倍以上&mdash&mdash維持軍隊的費用已變得難以支持。
因此，自1941年7月開始，中央政府從各省接管了田賦的征收。
它是按稻米而不按貨币課稅（在非産米區按小麥和大麥等其他糧食；在罕見的情況下征收棉花）。
然而，這樣征收的糧食仍然滿足不了軍隊和公務員的需要。
因此在1942年7月政府着手實施糧食的&ldquo征購&rdquo（在1943年7月改為&ldquo征借&rdquo）。
這就是說，納稅人現在不得不向中央政府輸送的不僅有土地稅，而且還有大體相當的糧食，納稅人對後者以後将得到補償。
通過這些措施，中央政府獲得了有保障的食糧來源。
它不必再以法币在公開的市場上購買昂貴的稻米。
這減少了印制新鈔票的壓力之一。
然而，這種糧食稅極易被侵吞。
這種侵吞使農民深為不滿，也促成政府道德上敗壞。
張嘉璈是一位非常客觀的政府高級官員，得出的結論無疑是正确的：&ldquo（田賦征實的）長期的政治和社會影響，在很大程度上超出了為軍隊獲取低價食品的眼前利益。
&rdquo[102]
盡管政府在開發新稅源方面并非明顯地成功，但它确實果斷地限制了開支。
在1940年，政府認識到放手鼓勵經濟增長正在産生一種具有潛在危險的通貨膨脹傾向，它收縮了信貸政策，并削減工業和交通的發展。
然而，最重大的節約是限定士兵和政府官員的工薪。
政府認識到隻有印制巨額的追加貨币，政府雇員的工薪才能保持與上漲的物價同步，因此直到1944年政府實質上未增加工薪。
官員們工薪的票面購買力，在1937年與1944年間下降了約85%，而士兵們則下降了約94%。
當然，官員們事實上部分通過食品和住房補貼得到資助；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也從兼職獲取兼薪以維持生計。
還必須承認，戰争期間國民黨政權統治的地區和人口兩者都比戰前小得多。
無論如何，按不變價格計算，每年政府的開支事實上在戰争過程中是下降的。
雖然不可能精确，1944年政府實際的現金支出已經下降到它戰前支出的1/4以下。
政府是在挨餓。
政府靠壓低其雇員的薪俸來節約開支，是否明智尚難斷言。
低薪金迫使許多，也許是大多數政府官員和軍官參與侵吞，通過與占領區未經批準的貿易形式而自肥，或者謀取損害政府工作效率的兼職。
反之，假使政府讓士兵們和官員們的工薪與正在上升的生活費用挂鈎，那麼政府赤字必将大量增加，從而加重通貨膨脹的壓力。
經濟上唯一可以接受的壓低政府支出的手段，是裁減軍隊和官僚的規模。
這将會緊縮開支，并可能增進效率。
但是，出于政治原因，這種措施未能采納。
在1942&mdash1944年，物價每年上漲約237%；1945年僅1月到8月，價格就上漲了251%。
就金融方面而論，政府發行了空前數額的新鈔票，以滿足一系列猛增的新支出&mdash&mdash在1945年1月與8月之間，流通的法币總額增至三倍。
增加開支的一個重要原因，是美國人在中國的存在日增。
它在中國的兵力，從1942年末的1255人增加到1945年1月的32956人，以及1945年8月的60369人。
這些軍隊不得不主要由地方經濟供應，并且是按大多數中國人從未見過的消費水平。
1944年年中，孔祥熙抱怨：&ldquo在中國，你們的孩子們每天需要6隻雞蛋，而現在減為4隻。
但是，你們每天吃1磅牛肉&hellip&hellip為了供應肉食，我們把耕牛拿來給你們吃&hellip&hellip很快将沒有任何牲畜留下來幫助農夫們耕種他們的田地了。
&rdquo[103]确實，在中國的一個美國士兵的費用，高達500個中國士兵的費用。
此外，決定修建4個供遠程B29轟炸機使用的大型空軍基地和3個戰鬥機的簡易機場，全部于1944年6月完成，這導緻更龐大的開支。
從1944年11月至1945年5月，美國人存在的月費用從10億元增加到200億元。
回想起來，很清楚，從美國增加在中國的作用中取得的軍事利益&mdash&mdash特别是B29的行動，它在戰争期間發動了不過20次空襲&mdash&mdash與加在中國虛弱經濟的财政損失相比，遠遠得不償失。
[104]
中國用于美國軍隊的開支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由以下事實可以看出：在戰争的最後一年半裡，這筆開支足足等于新發行貨币的53%。
然而，國民政府本身的開支也在急劇增長，這大部分是因美國人的建議而發起的改革的結果。
例如中國軍隊的39個師，為了現代化、訓練、醫療和改善夥食被挑選了出來。
政府官員和教員的薪俸在1944年晚些時候提高了&mdash&mdash雖然這隻能稍稍緩解他們的困難。
同時新創辦的戰時生産局的開支和貸款，雖然隻占政府總支出的約7%，但在1945年上半年也推動物價持續上升。
到戰争結束時，平均零售物價指數高出1937年7月2600倍。
并非社會的各個部分都同等地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
一小撮囤積居奇者、投機商和貪官污吏獲得了大量财富。
有些群體如地主和産業工人，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時間内生活較好。
但大多數民衆逐步降低到勉強能維持生活的水平，甚至低于這個水平。
表11表明了國民黨中國幾個收入群體購買力的變化，雖然這并不精确反映他們的相對生活水準。
例如，由于歉收、增稅和加租以及兵役和勞役的負擔，大多數農民生活得比表上所表明的貧困得多。
[105]另一方面，士兵、官員和教授等政府雇員，并不完全像表中所表明的那樣生活得那麼壞，因為他們受到廉價的食物和住房這類形式的補助。
表11 幾個收入群體貨币收入的購買力指數，1937&mdash1945年
資料來源：a.1937&mdash1942年的指數引自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3期（1944年6月15日），第263頁；1943&mdash1945年的指數是6月份比率（工薪/生活費用），《經濟史實》第22卷第177期（1943年7月），第34卷第479期（1944年7月），第46卷第701期（1945年7月）。
b.汪蔭元：《四川戰時物價與各級人民之購買力》，第263頁。
c.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3頁。
d.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3&mdash64頁。
e.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243頁。
通貨膨脹對官員和士兵生活水平的損害，影響了政府的活力。
早在1940年，官員工資的購買力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大約1/5。
到1943年，實際工資跌落到1937年的1/10。
雖然他們的境況因為每個月有米、食油等津貼而有所緩解，但官員們經常生活在&mdash&mdash用張嘉璈的話說&mdash&mdash &ldquo赤貧&rdquo之中。
[106]單身漢靠他們的薪俸幾乎不能生活；有家眷的官員困于個人處境，變得絕望起來。
有些人從事第二職業；許多人貪污腐化。
貪污腐化非常明顯。
高級官員們攜帶衣着華麗的女士，坐在由司機駕駛的汽車裡，穿越燃料短缺的重慶的街道奔馳；他們購買了從國外走私來的香水、香煙、柑橘、黃油及其他奢侈品；他們在奢華、豐盛的宴會上用餐。
當然，不是所有的官員都腐化。
一些人勇敢地忍受了營養不良，并眼看家人健康下降。
不過，許多人經不起誘惑，因為當他們的上司大肆揮霍時，文過飾非是容易的。
通貨膨脹同樣破壞了學生和知識分子們的安甯。
書本很少，科學設備稀缺。
學生們住在光照不足，不供暖的宿舍裡，他們的床就像船上的鋪位那樣擠在一起。
教職員經常與他們同事的家庭擠在一起。
肉類和油脂從他們的飲食中消失了；有些人難得一天吃兩餐。
在學術團體裡，營養不良幾乎成為普遍現象。
在戰争後期，據《大公報》報道，教員和學生雙方都生活在&ldquo餓死的邊緣&rdquo，&ldquo處于可以想象到的最悲慘的境地&rdquo。
[107]健康水平下降，瘧疾和肺結核是常見的。
為了補充他們菲薄的收入，許多教員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大學任教，出賣珍藏的書籍和藝術品，或镌刻圖章和揮毫作書以供出售。
他們的教學質量受損，而他們對政府的幻滅感上升了。
[108]
政府确實力圖緩解官員們和在公立大學授課的教授們的經濟窘境，為他們提供特殊的津貼、廉價的住房，和各種人為的低價供應的日用必需品。
米一度以每斤0.10元售給政府雇員，而在公開的市場上米價為5.00元。
但是，政府遲遲不同意很有意義的工資增長，因為那樣将擴大預算。
在1943年，如果官員們的實際工資提高到戰前水平，政府開支将增長約300%。
到1944年，在官僚機構和軍隊内不滿情緒高漲，工資才得以激增&mdash&mdash太少也太晚了，因為當時物價上漲正如脫缰之馬。
官僚機構和軍隊的道德敗壞，一直延續到1949年。
工業部門
自由中國的戰時工業，是在很小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戰争爆發時，将成為中國非淪陷區的地域&mdash&mdash約占國土的3/4&mdash&mdash能夠自誇的僅有大約全國工廠的6%，産業工人的7%，工業總投資的4%，電力的4%。
[109]但是，在戰争的前幾年，國民黨地區的工業發展迅速。
消費需求，尤其是政府和軍隊的消費需求，已經增長的内地居民的消費需求，為工業産品開辟了一個幾乎不能滿足的市場。
直到1940年，食品價格遠遠落在工業品後面，使工資保持低廉而利潤幅度高。
在1942年3月滇緬公路被封閉前，購買急需的機器、備件和進口原料，盡管困難和奇貴，但仍是可能的。
[110]這些有利因素導緻1943年以前新的工廠與日俱增（見第591頁表12），而工業生産量在1938年至1945年之間幾乎增長到四倍。
盡管有這樣的增長，工業生産遠不能滿足消費需求。
雖然戰時國民黨中國的人口大緻是戰前的一半，但主要工業品産量從未超出戰前水平的12%。
1944年棉紗、棉布和面粉僅分别為戰前數字的5.3%、8.8%和5.3%。
[111]更有甚者，1943&mdash1944年工業部門陷入深刻的危機，1944年生産顯著下降。
表13顯示了戰争後半期工業的疲軟狀況。
1939年新工廠的投資達到了最高峰。
其後，盡管新廠數量增加，但投資總值陡然下降。
大約在1940年，工業繁榮事實上已經終結，但牟取薄利的經營者們，以有限的經驗和少量的财源繼續開辦新廠，徒勞地期待着經濟複蘇。
[112]這些小規模的薄利經營多數迅即倒閉。
1944年，在國民黨中國實際上僅有928家工廠開工。
倒閉率達82%。
表12 中國非淪陷區的工廠
*按照官方的定義，此處指使用動務機器并至少雇用30名工人的工廠。
資料來源：
a.李紫翔：《四川戰時工業統計》，《四川經濟季刊》第3卷第1期（1946年1月1日），第206頁。
b.畢範宇：《西方人士所見的戰時中國》，第47頁。
據信，這個數字包括公營和私營工廠兩個方面。
c《.中華志，1937&mdash1945年》，第433、441頁。
這個數字是大約數，系1942年5月現存的私營工廠、1936年以來由國家資源委員會設立的工廠（98）和到1942年5月由地方政府建立的工廠（110）的總和。
d.《中華志，1937&mdash1945年》，第363頁。
這個數字包括公營私營工廠兩類。
表13 1938&mdash1945年國民黨中國的工業生産指數
資料來源：a.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産的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1月1日），第30頁。
b.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第110頁。
c.侯繼明：《中國的經濟發展與政府财政，1937&mdash1945年》，載薛光前編：《中日戰争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mdash1945年》，第214頁。
注：這些資料中有差異，雖然全都是以中國經濟部的資料為基礎的。
最明顯的是，資料c并未描繪出生産資料生産中的絕對下降，但是資料a和b兩者确實表明有這種下降。
這種不一緻的原因可能是在計算生産資料指數時包括了不同的商品。
雖然1943年前産量一直增長，但1940年工業部門已經開始遇到障礙，首次引起增長率下降，然後産生了1943年9月以後的工業危機。
[113]通貨膨脹的結果并不全是消極的。
例如，在戰争八年間，工人們的實際工資僅在1938年提高；其後，他們的實際工資下降，這使雇主獲利。
[114]不過，通貨膨脹使商業投資，特别是投機事業投資比工業投資賺的錢多得多（見第593頁表14）。
囤積稻米和其他農産品的現象廣為流行。
不論來自占領區，還是來自國外的&ldquo走私&rdquo貨都能大賺其錢，從而使資本從生産性投資轉回。
有時光是囤積商品就比花錢加工商品更有利。
例如1940年和1941年間，原棉價格平均每月升高13%，投資者僅囤積棉花就比冒險長期投資于加工棉花的紡織廠有利得多。
于是大部分流動資本&mdash&mdash1944年占同類資本的86%&mdash&mdash已流入商業和投機行業，而不是生産。
新型的或舊式的私人銀行越來越多地撤回工業投資，它們甯願發放短期商業貸款，或直接參與囤積及其他形式的投機。
政府繼續向私營工業提供低息貸款，但是，按不變通貨計算，這些貸款的價值隻是1938&mdash1939年所提供貸款的一小部分。
結果工業因缺乏周轉資金而挨餓，這是工業下降的一個重要原因。
實業家痛苦地抱怨貸款太少，而且所需手續太繁。
但得到政府貸款的實業家們，則通常用這些錢去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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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各種類型活動中個人實際收益的變動（重慶）（1938年＝100）
資料來源：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0頁。
另有通貨膨脹以外的因素加重了實業家們的困難。
例如，日本收緊封鎖的繩索，切斷了中國工廠嚴重仰賴的機器、配件、原料和燃料的輸入。
内地的許多工業設備已經陳舊&mdash&mdash例如紡織工業中的機器造于20年代以前&mdash&mdash沒有備品和配件，因此損壞迅速。
許多材料&mdash&mdash如高合金鋼&mdash&mdash在中國國内是得不到的，而一些工業部門要繼續生産，這些材料又是至關緊要的。
熟練工人的缺乏也阻礙了中國的戰時工業。
當地招收的工人新離開農村，往往對機器或者勞動紀律缺乏最起碼的了解，因此，熟練的産業工人不得不從沿海城市招募。
但是，到1940年，隻有大約42000名熟練工人随國民黨政府進入内地。
工廠的經理們為搜羅熟練的雇工，開始挖其他工廠的牆腳。
這種競争擡高了工資。
它也助長了有破壞性的高速率的勞動力流動&mdash&mdash1940年每月大約有10%的熟練工人，18%的非熟練工人流動。
1943年5月，全部工人的月流動量為23%。
這種驚人的不穩定與普遍缺乏技術和設備窳劣合到一起，導緻工人效率迅速下降。
例如，在紡織廠，效率被評定為戰前水平的大約60%&mdash85%。
一位電工估計，他的工廠的效率僅僅是在上海時的1/3。
[116]
荒謬的是有些工業陷入了缺乏消費需求的狀況。
人民不斷貧困限制他們隻在最緊迫的必需品上花錢，盡管人民極其需要新的衣服，紡織品市場也變得呆滞，因為他們的購買力已經衰竭。
需求的減弱也打擊了生産資料制造商。
例如在1942年以前，由于鐵路和防空洞的修建，煉鐵業曾經繁榮過。
當政府放棄這些項目時，煉鐵業就陷入蕭條，并損及煤炭和煉焦等有關部門。
對工業機械和軍事裝備的需求仍居高不下。
但是，中國的鋼鐵制造商通常不能滿足這一需求，因為他們缺乏所需要的設備、原料和熟練的勞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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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與通貨膨脹作鬥争，早在1938年12月政府就最初試圖限定日用和必需品的價格。
這很快證明是無效的。
後來政府頒布了一連串的新規章，取締商品投機及壓低食品、工業原料和租金的價格。
然而，到1941年10月，中國銀行宣布所有這些措施&ldquo完全失敗&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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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對價格管制的興趣，在美國于1942年10月通過一項反通貨膨脹法後複蘇了。
因為他們推斷：在戰争時期，物價管制是現代國家的标記。
何廉和楊格等财政和經濟專家建議重慶領導人不要管制物價，其理由是管制物價并不觸動造成通貨膨脹的基本原因，而政府也缺乏實施管制的行政手段。
他們警告，管制物價不會有人理睬，并将使公衆的信心受到損害。
政府對這些警告置之不理，于1943年1月15日實行一種新的物價管制體制。
黑市被禁止，違犯者受到恫吓将被處以可怕的刑罰，直至判處死刑。
也是為了管制物價&mdash&mdash以及增加稅收&mdash&mdash國家對經選定的商品實行專賣。
從1942年起，它着手大量收購這類貨物，并以固定的低價賣出。
這些措施影響日用必需品（米、鹽、食用油、糖、燃料等）、工業品（鐵、鋼材、棉紗等）、出口品（鎢、錫、茶、豬鬃、桐油等）以及棉花、煙草和火柴等各種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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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用管制物價與通貨膨脹作鬥争的幾次嘗試都未生效。
中國缺乏這樣的前提，那就是對領土和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