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牢固控制，一批有效能的和誠實的官員，和一個起作用的運輸和通信系統。
除了少數主要城市，管制普遍不起作用。
被管制的商品從那些城市流往其他地區。
重慶有幾次面臨嚴重的米荒，因為别處米價較高。
甚至在主要城市，實際市場價格也超出官價，1943年平均為14%，1945年平均為67% 。
[120]
物價管制有時對工業具有災難性的後果。
例如，1943年原棉的官價定得如此之低，以緻陝西許多農民&mdash&mdash他們提供了中國非占領區原棉的大部分&mdash&mdash不種棉花而種小麥，而國民黨地區的工廠據報道隻有夠運轉半年的棉花。
加工一項産品的費用，超出它的法定價格的情況并不罕見。
1943年，生産一噸鐵耗費35000元；政府的鐵價為30000元一噸。
1944年，開采一噸煤的費用從1870元至5000元不等；煤的限定市價為1200元一噸。
一包棉花耗費15000元；但它隻能以12000元出售。
[121]
最後，1944&mdash1945年在河南、湖北、湖南、貴州、廣西和廣東的一号戰役，打擊了足占國民黨中國1/4的工廠，它們占整個工業資本的15%以上。
它還切斷了國民黨中國餘下的工廠的供應來源（如産于河南、湖北和湖南的原棉）和市場銷路，并摧毀了投資者的信心。
所有這些因素&mdash&mdash通貨膨脹，缺乏進口品，缺少熟練工人，消費需求萎縮，引起梗阻的價格控制政策和軍事災難&mdash&mdash使國民黨中國的工業陷入深刻的危機。
作為一種迹象，1944年秋兵工廠隻有生産能力的55%開工。
重慶80%&mdash90%的鋼鐵廠在1943年春到1945年早些時候倒閉；1944年320家機械廠中有50家倒閉；主要的煤産地嘉陵江地區250家煤礦中，大約有185家在1943年至1945年間倒閉。
[122]
到1945年3月，失業已成為一個嚴重問題。
1944年礦業生産隻是1942年水平的一部分（煤，72%；鉛，49%；鎢，27%；錫，27%；銅，24%；銻，6%）。
甚至手工棉紡織生産到1944年底也深深陷入困境，主要因為原料短缺，運輸困難和令人煩惱的通行稅。
工業危機确實大于官方的生産數據（見表13）。
[123]
1944年11月，戰時生産局的建立導緻大量政府訂貨和投入新的款項，這明顯地刺激了某些工業。
在1944年11月與1945年5月之間，鋼的生産增長50%；生鐵，46%；煤，35%；電力，8%。
盡管有這些增長，1945年頭三個月工業生産總指數仍無變化。
顯然，其他工業部門的下降被制止。
壓倒一切的證據是在和平前夜，國民黨中國的經濟在總體上已處于崩潰邊緣，特别是工業。
[124]
戰争使政府成為最主要的經濟企業家。
先前它已經取得對銀行部門的控制，但它在中國人擁有的工業企業中隻掌握11%左右的資本。
然而，到1942年，經濟部報告，國家控制的企業已占國民黨地區工廠的17.5%，資本的70%，工人的32%和馬力的42%。
[125]
在内地有三種政府機構發展工業：國家資源委員會，工礦調整委員會和四家政府銀行。
1935年創建的國家資源委員會，被授權&ldquo發展、經營和管理基礎工業&rdquo。
到1944年12月，它經營92個工業單位&mdash&mdash33家工廠，38個礦和21座電廠。
它還與其他機構聯合辦了11個工業單位。
資源委員會控制着重工業和高技術工業，與民營工廠形成對照，後者一般機械化程度較低，生産輕工業品。
[126]
戰争爆發後才建立的工礦調整委員會，起初是負責推動民營工廠向内地遷移。
從1938年起，它也直接向工業企業投資，經常與民辦企業競争生産消費品&mdash&mdash酒精、紡織品、紙張和水泥。
1943年和1944年，它的直接投資超過它對民營工業貸款30%以上。
孫逸仙曾主張，政府應當把它的經濟作用限定在基礎工業，但它現在也成為輕工業的一個主要參與者。
[127]
四家政府銀行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ldquo政府&rdquo銀行，因為私人投資者握有其中三家銀行&mdash&mdash中國銀行、交通銀行和中國農民銀行的大量股票。
所有這三家銀行，像民營商業銀行一樣，特别在1940年以後，增加了工業和商業中的直接參與和所有權。
它們這樣做是為取得有形資産，以保護它們資本的實際價值。
如張嘉璈所評論的那樣，這變得&ldquo無異于投機&rdquo。
[128]無論其動機如何，政府銀行像工礦調整委員會一樣，深深地卷入了民營工商業部門。
有些評論家受政治上的激發，将政府在經濟上的作用定性為&ldquo官僚資本主義&rdquo，指責官員由此積累個人财富，排擠私人企業主，并使普通人民陷于貧困。
然而，将國民政府不斷增長的經濟作用視為國家資本主義，視為對一個正在現代化的農業社會的要求，以及對戰時特殊經濟需要的反應，可能更合适一些。
沒有政府的幫助，很少有企業能夠在西部省份重新安置他們的工廠，或創建大規模的新廠。
戰時中國，面臨一種合理化分配機器、原料和動力等稀缺資源的特殊需要。
因此，可以批評的不是國家資本主義政策本身，而是那種政策的實施情況。
政府企業同政府其他行政部門一樣，通常是低效能的、官僚主義的和腐敗的。
此外，與政府有關的工廠享有大量好處&mdash&mdash如銀行貸款、原料或運輸用的卡車&mdash&mdash這些好處是不會給予私營公司的。
有些公司，如中原造紙廠，以自願向政府獻股票來尋求與官方的聯系。
由于沒有這種聯系，大量私營公司，在戰争後期因缺少周轉資金、原料或有保證的市場而垮掉，[129]而腐敗的官員則大發橫财。
到戰争後期，政府的經濟企業家的身份，在政治上已經變得不利了。
1948年毛澤東把&ldquo官僚資本主義&rdquo提高到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這一層次，作為他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對象。
[130]
政治上的虛弱
一家成都報紙（《華西日報》）的一篇社論&mdash&mdash未發表，因為被新聞檢查官撤下來了&mdash&mdash犀利地表達了戰争後期民衆的心情：&ldquo政府官員腐敗，法律任其濫用，人民生活日益悲慘絕望。
盡管國困民貧，一小撮貪污腐化分子卻愈益富有，生活愈益奢華。
這種腐敗現象，加上其他許多反動的政治因素，已使民氣士氣低落，幾至于殆盡。
&rdquo[131]
士氣低落是一種多變的現象，因地而異。
1939年2月，有報道說湖南軍人鬥志低落，但是廣東和廣西士氣高昂。
1941年中，新疆人民極端冷淡，而與之形成對照的，是重慶盡管&mdash&mdash或者更加可能是因為&mdash&mdash對它轟炸了三年，卻&ldquo以全民抗戰的力量搏動&rdquo（用白修德的話來說）。
[132]
國民黨中國士氣低落，主要是由于通貨膨脹的腐蝕作用，以及政府改變政治和軍事目标。
在美國和英國的參戰以及共産主義運動成為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後，蔣介石和國民黨領導人變得較少關心在日本猛攻下幸存下來，更多關心自己政權的未來。
政府變得保守而傾向于鎮壓。
舉例來說，國民參政會曾經是一個為赢得民衆支持而設的很有希望的工具。
它以擁有大量非國民黨成員而成為民族團結精神的縮影。
但是，1940年以後，許多參政員批評統一戰線的破裂和檢查與鎮壓的加劇。
為了最大限度地發揮它們的政治效能，參政會内小政黨的代表于1941年3月組織了民主政團同盟，這是六個在20年代和30年代出現的小型政黨和團體的聯盟。
它們典型地由知識分子組成，這些知識分子往往受過外國教育，他們憎恨國民黨的獨裁。
不管怎樣，有一種廣泛的思想意識在他們中間傳播。
中國青年黨和國家社會黨基本上是保守的，而第三黨和救國會的成員比較激進。
然而，因為這些小黨希望消除國民黨對政府的一黨控制，他們全都以西方民主的語調講話。
可能除了宣稱有大約三萬名黨員的中國青年黨以外，它們之中沒有一個具有大批的追随者。
它們本質上是觀點方面有高度優越感的知識分子的聚集體。
[133]
同盟自我标榜為&ldquo第三種勢力&rdquo&mdash&mdash既非國民黨，又非中國共産黨&mdash&mdash呼籲民主化、法治及言論、出版和結社自由。
它在香港出版了《光明報》，在重慶出版了《民憲》雜志，在昆明、成都和桂林等主要城市開設了辦事處。
同盟為那些兩個主要政黨都未參加的知識分子和專業人員說話。
[134]
隻要國民參政會無保留地支持政府的政策，重慶就予以鼓勵。
但是，當參政員們吹毛求疵，甚至組成一個政黨時，它就作出常有的不客氣的反應。
同盟綱領的出版遭到了檢查官員的禁止，而它的活動不斷地受到秘密警察的騷擾。
當1942年政府對國民參政會進行改組時，坦率的同盟成員喪失了他們的位置，而參政員名額的重新分配，保證了國民黨占壓倒多數。
共産黨人在受挫的情況下停止出席會議。
由于參政會喪失了它的民衆性和獨立性，其後它的評議對政府政策沒有多少沖擊。
[135]
在1938年3月12日孫逸仙逝世紀念日，政府的政治作風開始在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中得到證明，它的目标是激勵群衆支持政府，以及動員人民為戰争出力。
但是，運動的方法暴露出國民黨特有的對群衆的不信任。
它動員群衆對一個&ldquo公民公約&rdquo宣誓，其中十二條全部都是消極的&mdash&mdash&ldquo行動不違背三民主義&rdquo，&ldquo不違犯政府的法律和法令&rdquo，&ldquo不參加漢奸組織&rdquo，等等。
精神總動員，像30年代的新生活運動一樣，因官僚主義的惰性而迅速失敗。
[136]
國民政府未能動員人民，并且不願讓他們在政治上發揮有意義的作用，它依然是一種精英統治，民衆支持的基礎随戰争的拖延而消失。
它越來越依靠武力，或武力威脅來保持它政治上的最高權力。
特别從1939年起，當與共産黨人的統一戰線破裂及民衆的不滿尖銳時，國民黨人亮出了鎮壓的武器。
1937&mdash1938年，在武漢曾見到相當大的出版自由，但現在重新實施嚴格的檢查。
中央通訊社一味誇大勝利，隐瞞失敗。
對貪污腐化的報道被删除，唯恐它們損害對戰争的努力。
出版社受到嚴厲的出版前檢查的威脅，中國戰時的報刊普遍沒有生氣。
共産黨在重慶出版的《新華日報》，作為統一戰線協議的組成部分，是唯一的一份報紙敢于用&ldquo×××&rdquo等符号來表示審查者的藍鉛筆删削過原稿。
隻有在國民黨權力薄弱的地區，特别是桂系（李濟深、黃旭初等）控制的桂林和龍雲統治的昆明，報刊才能公開表示對中央政府的批評。
[137]
1941年1月新四軍事件後，共産黨在國民黨區域内的活動已完全被禁止（除在重慶尚有有限的活動），而知名的共産黨人被逮捕。
但是，共産黨人可以逃到延安。
正是那些個人自由主義者和小政黨成員，最感受到國民黨政治控制的痛楚。
例如馬寅初，一位國民黨員和中國最有名的經濟學家，批評了政府領導人大發國難财。
他于1940年12月被捕。
雖然他在1942年獲釋，但仍被禁止發表非經濟主題的著作，甚至被禁止發表公開演說。
薩空了，一位著名的自由派新聞記者，1943年被監禁在桂林。
1940年夏季以後，許多加入中國工業合作運動&mdash&mdash名義上以孔祥熙為首，但因其與普通人民關系密切，有激進主義的色彩&mdash&mdash的人被逮捕了，據稱有些人遭到槍殺。
[138]
重慶對大學的政治控制特别嚴厲。
戰時大部分時間（1938&mdash1944年），教育部長是陳立夫，CC系的首領和狂熱的反共分子。
陳立夫借口從大學裡清除讨厭的外國影響（如個人主義，自由主義和蔑視國故）和提高學術水準，對大學實行嚴密控制。
他的教育部出版強調中國傳統和國民黨正統的教科書；要求在課程中特别列入軍事訓練和三民主義；向教員提供教學大綱；并減少學生讀選修課的機會。
[139]陳立夫強使中國教育千篇一律，旨在保證國民黨對全國知識分子和青年的控制。
在昆明的西南聯合大學（由北大、南開和清華大學組成），受惠于它非同尋常的高質量的教員和龍雲的政治保護。
不過，大多數大學屈從于陳立夫的壓力。
陳控制的國民黨秘密警察花很大力量注意學術團體，并威吓大多數教授。
三民主義青年團在所有校園裡都有基層組織，其熱心的成員充當了告密者。
[140]
國民黨政治控制的主要工具，除國民黨秘密警察和三青團外，就是軍事委員會的調查統計局。
蔣介石的一個最忠誠的支持者戴笠将軍為首的這個秘密機構，從1935年的1700名特務擴大到戰争結束時的4萬&mdash5萬人。
戴笠的職責包括軍事情報，在日本占領區的地下工作和對軍隊的政治控制。
[141]不過他的特務們也保持對平民的監視，并管理國民黨中國的大多數政治監獄&mdash&mdash至少10個&mdash&mdash從那裡傳出關于嚴刑拷打的可怕傳聞，無疑并非全是無稽之談。
監獄的主要目的，是&ldquo改造&rdquo具有&ldquo危險思想&rdquo的人。
積極響應思想灌輸的同獄犯人通常一年後獲釋，但有些則被處死。
戴笠承認在1935年至1945年間有130次處決，盡管批評者暗示數字要大得多。
[142]在國民黨中國，戴笠的組織最令人恐怖。
到1944年，政治上的不滿在社會的各個階層中都能看出。
農村地區動亂的深度可以用河南的情況為例。
1940年和1941年，那裡莊稼歉收，而1942年春小麥因幹旱而枯萎。
雖然農民們極度需要食物，但官員們無情地要求交足田賦。
有時農民的全部收獲都被拿走，甚至不留下年的種子。
有些農民不得不賣掉他們的耕畜、家具，甚至他們的農田，以滿足田賦征收者。
結果，1942&mdash1943年冬天發生了全面的饑荒，許多人吃樹皮、草根和牲畜的飼料。
據報道有吃人肉的。
大約有兩三百萬人死于這場災難；另外有300萬人逃難到省外。
随後，有幾十萬河南農民被趕到一起，讓他們用馬車和手推車把糧食運送到征糧中心，為軍馬找尋飼草，修築公路，和開挖一條300英裡長的巨型反坦克壕溝&mdash&mdash最後證明這是完全無用的。
将近100萬人被征募去加高沿黃河的堤壩。
對于這樣的勞動，農民得不到工錢，他們常常甚至不得不自備飯食。
1944年春，他們深沉的憤懑變得表面化了。
當中國士兵在日本的一号作戰面前撤退時，農民們兇猛地攻擊他們。
他們用農具、匕首和土炮武裝起來，解除了5萬名本國士兵的武裝，殺了一些&mdash&mdash有時甚至把他們活埋了。
[143]
1943年在湖北，一位中國司令官抱怨說：&ldquo鄉民&hellip&hellip偷偷地穿越戰線，把豬、牛肉、大米和酒送給敵人。
鄉民情願讓敵人統治，卻不想在自己政府下當自由民。
&rdquo[144]在國民黨區域，從福建、廣東到四川、甘肅，幾乎每一省都有農民暴動，常常是為了反抗征兵和苛捐雜稅。
更如1943年春，大約有5萬人的一支農民造反武裝，奪取了甘肅南部大部分地方的控制權。
秋天，在福建有4000人起事反對政府，那裡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ldquo民心鼎沸&rdquo。
[145]
甚至在政府内部也回蕩着政治上積極擺脫幻想的态度。
孫逸仙之子，比較具有自由主義思想的立法院院長孫科，于1944年春嚴厲地批評政府的專制，無效能和鎮壓的傾向。
他指責國民黨已經采取了&ldquo一種統治階層的态度和習慣&rdquo，不與人民接觸。
對政府的批評受到徹底的壓制，以緻&ldquo人民不敢也不能講話&rdquo。
他警告說，國民黨中國正在竭力仿效他的敵人&mdash&mdash納粹德國。
[146]
1945年5月第六次黨代表大會&mdash&mdash自1938年早期以來國民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mdash&mdash變成日積月累的怨恨發洩的講台。
黨内有廣泛基礎的成員，痛斥無所不在的貪污腐化、機會主義、無效能、不顧公衆福利，以及黨、政府和軍隊内的道德沉淪。
[147]連共産黨的宣傳家也發不出比這更辛辣的譴責。
與民主政團同盟的激進領袖們相呼應，地方軍閥們也聯合起來向中央政府發起挑戰。
這些軍閥們&mdash&mdash像雲南的龍雲，山西的閻錫山，四川的潘文華和劉文輝&mdash&mdash是軍閥時代的殘餘。
他們在當地的地位已經合法化了，但他們确信，蔣介石正利用戰争來取得對他們自己軍隊的軍事優勢。
1943年4月，一位美國官員報告說，在國民黨政府與這些地方軍閥之間的&ldquo怨恨和對抗在表層下沸騰&rdquo。
[148]
共同的利害關系把這些軍事指揮官和民主政團同盟集合到一起。
雲南已經成為小黨派成員的避難所。
那裡的省政府主席龍雲聘請了幾個民盟領袖，包括潘光旦、潘大逵和羅隆基作&ldquo顧問&rdquo他在财政上幫助民盟成員；并且他以限制蔣的秘密警察的活動來掩護他們。
民盟成員對中央政府的幻想已徹底破滅，他們确信重慶政權是&ldquo毫無希望的，并且&hellip&hellip注定要滅亡&rdquo。
他們哀歎政府不斷增長的專制和鎮壓的傾向。
[149]更有甚者，到1943&mdash1944年，他們已确信蔣介石本人是政府虛弱的根源。
克拉倫斯·高思于1944年7月報告，甚至一年前還在堅決支持他的自由主義者，也&ldquo看不出在蔣的領導下中國還有什麼希望&rdquo。
[150]
民盟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地方軍閥們，在一項旨在推翻中央政府的計劃中結成夥伴，但并不協調。
共謀者們深信重慶處于崩潰邊緣，他們希望避免使用武力。
他們專注于建立一個繼任的國防政府作為替代。
為了批準這些計劃，他們安排大約于1944年10月10日在成都舉行一次國民代表大會&mdash&mdash包括國民黨（40%）、中國共産黨（20%）、民主政團同盟（20%）和其他團體（20%）的代表。
與此同時，龍雲、潘文華、餘漢謀和其他軍事長官們商定，他們将不再抵抗日本人，而讓日本人消滅蔣介石的軍隊。
[151]
這一策劃最終毫無結果。
如美國駐昆明的領事所評論的那樣，&ldquo确實難以想象，還會有比封建政府貴胄與激進主義者、理想主義者和實用主義的政客們結成的成分更為複雜的一夥&rdquo。
[152]他們沒有考慮到蔣介石對其對手用分而制之的政治機智。
龍雲是全部密謀的關鍵，他卻于1945年1月退出了反蔣運動，以換取足夠裝備他三個雲南師的美國租借法案的補給品。
後來，在日本投降後不久，蔣在1945年10月的一次精心策劃的軍事行動中，剝奪了龍雲在省内的職務，并把他帶到重慶，他在那裡實際上被囚禁了。
雖然反蔣密謀考慮不周，但它是戰争最後一年困擾國民黨中國的深刻危機的一個征兆。
經濟生産已急劇下降，通貨膨脹失去控制，軍隊在日本人面前無所作為，政府腐敗，政治上的不滿情緒彌漫社會所有階層。
因此，當戰争于1945年8月14日結束時，國民黨中國是士氣低落的和虛弱的。
***
[1]确鑿可靠的數字并不存在。
有兩種官方的估算：（1）蔣介石1947年說軍隊和平民的&ldquo犧牲&rdquo是&ldquo一千萬&rdquo，明顯的是個粗略的近似數，見《國家總動員》，第4頁。
（2）官方認可的《蔣總統秘錄》第13冊，第199頁記載，官兵&ldquo傷亡數&rdquo是3311419人（經查《蔣總統秘錄》原書記載為：官兵傷亡三二一一四一九人。
&mdash&mdash譯者），非戰鬥人員傷亡數為842萬人以上。
死于與戰争相關的原因&mdash&mdash饑馑、缺醫少藥、傳染病蔓延、征兵、征募勞工等&mdash&mdash的人數無疑是很大的。
何炳棣估計1500萬&mdash2000萬人死亡，似乎是可信的（《中國人口研究，1368&mdash1953年》，第252頁）。
陳啟天提出死亡總數為18546000人，但未指明出處（《我的回憶》，第235頁）。
蔣介石的兒子蔣緯國最近提出&ldquo傷亡數&rdquo為戰鬥人員320萬，平民&ldquo大約二千餘萬&rdquo（《悼敬愛領袖》第2部分，載《中國郵報》，台北，1977年10月29日，第4版）。
[2]據說，最初開槍的不一定是宛平駐軍，而是第三方，可能是共産黨人，他們希望由此使國民政府卷入與日本的戰争。
但是，這種指責得不到有力證據的支持。
見秦郁彥：《日中戰争史》，第181&mdash18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和革命：共産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54&mdash55頁；阿爾文·D.庫克斯：《訴諸戰争：中日沖突，1937&mdash1945年》，載阿爾文·庫克斯與希拉裡·康特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平衡》，第299頁。
[3]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上冊，第359&mdash380頁；李雲漢：《宋哲元與七七抗戰》，第179&mdash212頁；李雲漢：《戰争的起源：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的背景》，轉引自薛光前編：《中日戰争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mdash1945年》，第18&mdash27頁；T.A.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1&mdash39頁。
[4]秦郁彥：《日中戰争史》，第162&mdash183頁；庫克斯：《訴諸戰争》，第297&mdash300頁；詹姆斯·B.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mdash1938年》，第310&mdash328頁；羅伯特·J.C.布托：《東條英機與戰争的來臨》，第91&mdash95頁。
[5]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28頁。
[6]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國家的安全與對外政策，1930&mdash1938年》，第338頁。
[7]同上書，第339頁。
[8]許朗軒、張明凱編：《中日戰争史，1937&mdash1945年》第1卷，第357頁；吳相湘：《1935&mdash1945年中日戰争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幹大戰役》，載薛光前編：《中日戰争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mdash1945年》，第52頁。
[9]上海沒有日租界，僅有公共租界與法租界，日本自己宣稱上海虹口日本人居住區為日租界，這是沒有任何條約根據的，是不符合事實的。
&mdash&mdash譯者
[10]吳相湘：《1935&mdash1945年中日戰争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幹大戰役》，第52&mdash54頁；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第9&mdash10頁；齊錫生：《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第41&mdash49頁。
[11]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1924&mdash1949年》，第198頁。
[12]南京大屠殺中被殘殺的中國人的人數，說法不盡一緻，有充分的證據證明在30萬以上，被強奸婦女也遠遠超過兩萬。
&mdash&mdash譯者
[13]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01和199頁；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戰争期間的走私、傀儡和暴行，1937&mdash1945年》，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文集》，第293&mdash296頁。
[14]吳相湘：《1935&mdash1945年中日戰争中中國采用的總戰略及若幹大戰役》，第48頁。
事實上，早在大約1932年，蔣介石就設想過在與日本作戰的情況下在四川建立國都的計劃。
見張其昀：《黨史概要》第2冊，第914頁。
關于國民黨人的總體戰略思想，見吳相湘：《總戰略》，第37&mdash72頁，和蔣介石的演說集：《抗戰建國：1937&mdash1943年六年抗戰文電集》。
[15]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第230頁；畢恩來：《日本在中國》，第53、75、124&mdash125頁；布托：《東條英機與戰争的來臨》，第109頁；約翰·亨特·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mdash1945年：通敵政治》，第53頁。
[16]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mdash1945年》，第68&mdash82頁；克勞利：《日本探求自主》，第354&mdash378頁。
[17]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0頁；弗蘭克·多恩：《中日戰争，1937&mdash1941年：從盧溝橋事變到珍珠港事變》，第146&mdash168頁；《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六年抗戰中國重大發展綜述》，第354&mdash356頁。
[18]多恩：《中日戰争，1937&mdash1941年》，第177&mdash178頁；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第225頁；勞倫斯·蒂普頓：《中國的惡作劇》，第104頁。
估計潰堤時被瀉出的水淹死的人數高達325000，甚至達440000，見鏡涵：《黃泛區的災情和新生》，《觀察》第3卷第3期（1947年9月13日），第22頁；《密勒氏評論報》第105卷第12期（1947年5月17日），第319頁。
但是，其他資料記載，中日雙方的生命損失是相當輕的，因為中國居民已經預先知道毀堤計劃，又因為洪水前進得慢，見歐裡渥：《特殊的不宣而戰的戰争》，第209&mdash210頁；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檔案中國專檔119，2781函，《河南區辦事處：曆史，迄1947年3月31日止》，第4頁。
[19]多恩：《中日戰争，1937&mdash1941年》，第167、201、205頁；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mdash1945年》，第139頁。
[20]即汪精衛在南京建立的僞國民政府。
也自稱國民政府，不是維新國民政府。
&mdash&mdash譯者
[21]論述汪精衛變節投靠日本人的權威記述有：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mdash1945年》；朱子家（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和收場》；及傑拉爾德·E.邦克：《和平陰謀：汪精衛與中國戰争，1937&mdash1941年》。
[22]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第72頁。
[23]布托：《東條英機與戰争的來臨》，第135&mdash136頁。
[24]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97頁；威廉·C.柯爾比：《德國與中華民國》，第217&mdash223頁；于爾根·多梅斯：《推遲的革命》，第580&mdash585頁。
[25]關于國家資源委員會，見本書第3章，1932年創辦的被責成通盤研究軍事、工業、文化等國防需要的國防設計委員會為該委員會之先導。
見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下冊，第292頁。
[26]《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上冊，第324&mdash326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2、153&mdash155頁；多恩：《中日戰争，1937&mdash1941年》，第6&mdash10頁；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第九表。
[27]見本書第12章（範斯萊克著）；關于蔣同周的會談，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0/14154，1937年7月23日，附件：畢恩來緻雷蒙德·萊斯利·比爾信。
[28]《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第321頁，重點号是著者加的。
[29]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6&mdash118頁；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152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85&mdash187頁。
[30]軍事委員會無委員長辦公室，疑為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
&mdash&mdash譯者
[31]關于政府組織，見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6&mdash117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185&mdash187頁；《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第86、322&mdash323頁。
[32]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214頁。
[33]關于國民參政會，參見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1937&mdash1943年》。
[34]張其昀：《黨史概要》第3冊，第1226&mdash1227頁；關于青年團的政治作用，見易勞逸：《失敗的根源：國民黨中國在戰争和革命中，1937&mdash1949年》，第89&mdash107頁。
[35]張其昀：《黨史概要》，第4冊，第1731頁。
[36]因為一般地說，日本僅僅占據了城市、鐵路沿線和沿海地區，其他省份，如廣東、福建、浙江、江西、湖北和河南，相當大的地區或多或少仍在國民政府的管轄之下。
[37]《戰時後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新世紀月刊》1944年3月15日，第10&mdash13頁；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1期（1943年12月13日），第27&mdash33頁；許滌新：《抗戰以來兩個階段的中國經濟》，《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33&mdash44頁；《中華志，1937&mdash19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