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436&mdash439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mdash1950年》，第211&mdash218頁；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1&mdash42頁。
[38]《戰時後方工業是如何建立的》，第12頁。
[39]《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第438頁。
[40]石西民：《抗戰以來的中國工業》，《理論與現實》第1卷第4期（1940年2月15日），第53&mdash54頁；林繼镛：《抗戰期中民營廠礦遷川簡述》，《四川文獻》第62期（1967年10月1日），第4&mdash7頁；休伯特·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2&mdash43頁；斯諾：《争奪亞洲的戰争》，第149頁；巴巴拉·W.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1911&mdash1945年》，第184頁。
[41]關于戰時的教育，見休伯特·弗雷恩：《戰時中國教育》；威廉·P.芬恩；《日本侵略對中國高等教育的影響》；約翰·伊斯雷爾：《西南聯合大學：作為首要價值的遺風》，歐俊臣（音）：《戰時中國的教育》，二文均載薛光前編：《中日戰争期間的國民黨中國，1937&mdash1945年》。
[42]稱為國立長沙臨時大學。
&mdash&mdash譯者
[43]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1頁。
遷徙到中國西部的移民，其精确的人數不可能确定。
陳估計，華北和華東主要城市有350萬居民從日本人手下逃離出來。
這些人大概構成了國民黨區域永久性難民的主要部分。
陳達估計另有1075萬人從城鎮化程度較低的地區逃出。
這些人中間許多無疑是農民，他們在戰事發生時離鄉背井，但是随後返回了。
對逃往中國西部的難民數字，一些估計高達5000萬。
見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25頁。
不過，這确實是不準确的。
白修德著：《尋找曆史》，第79頁談到難民數字的估計是如何變得嚴重誇張的。
[44]&ldquo下江人&rdquo，是四川人對長江下遊省區的人的一種稱呼。
&mdash&mdash譯者
[45]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62&mdash68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中國軍事工業勞工研究》，第9&mdash12頁及各處。
[46]因國際時差，中國記載珍珠港事件，日期為12月8日。
&mdash&mdash譯者
[47]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2&mdash203頁；秦郁彥：《日中戰争史》，第296&mdash297頁；卡爾遜：《中國軍隊：其編制和軍事能力》，第73頁；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下冊，第573&mdash574頁。
[48]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産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152頁。
[49]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下冊，第587&mdash588頁。
[50]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和工業發展：1948年的曆史綜合分析》，第148&mdash149頁。
[51]布托：《東條英機與戰争的來臨》，第153頁；博伊爾：《中日交戰，1937&mdash1945年》，第300頁；藤原彰：《日本陸軍的作用》，載多蘿西·博格和岡本俊平合編：《作為曆史的珍珠港事變：1931&mdash1941年的日美關系》，第191頁。
[52]蔣介石：《抗戰建國》，第108頁。
[53]《美國對外關系：1943年，中國》，第142頁。
[54]即皖南事變。
&mdash&mdash譯者
[55]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303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5頁；L.P.範斯萊克編：《中國共産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第71&mdash72頁。
[56]史邁士緻國務院：《1940年在中國的和有關中國的重大的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進展狀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662，1941年1月29日，第7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203&mdash204頁；白修德與賈安娜：《中國雷鳴》，第62頁；齊錫生：《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mdash1945年》，第40&mdash82頁。
[57]中國官方關于戰時傷亡的數字為3211419人，包括死亡1329958人，《中華志，1950年》，第182頁。
[58]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9，不過可能沒有一個人知道國民黨軍隊的精确數字。
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27頁記載，軍隊從1940年的250萬人增加到1941年近450萬人。
《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提出了一個600萬的數字。
[59]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5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12&mdash113頁。
[60]應為&ldquo民族革命同志會&rdquo。
&mdash&mdash譯者
[61]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雲南與重慶》，載薛光前編：《中日戰争期間的國民黨中國》，第329&mdash355頁；齊錫生：《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第83&mdash131頁。
[62]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34頁。
[63]參看本章《政治上的虛弱》一節。
[64]戰争結束時僞軍人數達到近100萬，因為有許多部隊是在占領區征募的。
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第284&mdash292頁。
[65]查爾斯·F.羅曼努斯和賴利·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33頁，引用材料時有删節；并見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325頁。
[66]即陸軍大學。
&mdash&mdash譯者
[67]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55&mdash58、81&mdash89、145&mdash152頁。
[68]唐納德·G.吉林：《中華民國的中央集權問題：陳誠與國民黨個案》，《亞洲研究雜志》第29卷第4期（1970年8月），第844&mdash847頁；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325頁；斯諾：《争奪亞洲的戰争》，第184&mdash185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167頁。
[69]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49頁。
[70]米爾頓·E.邁爾斯：《另一種戰争》，第348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369&mdash370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謝偉思文電稿彙編》，第33&mdash37頁；林沃爾特緻艾奇遜：《這個中國兵》，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50，1943年8月14日，附件第2頁；蘭登緻國務院：《昆明征兵工作：征兵與士兵待遇方面的弊端》，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22/1144，1944年7月1日，第2&mdash3頁；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37頁；蔣夢麟：《新潮》，《傳紀文學》第11卷第2期（1967年8月），第90頁。
[71]新兵中大量死亡的準确數字絕不可能得知。
一份官方材料承認，戰争期間喪失了1867283名新兵。
（國防部所屬戰史局局長1978年7月根據《抗戰史料叢編初集》第293頁，向我提供的信息。
）遺憾的是，沒有對這個數字按死亡和逃跑的項目加以分析。
國民政府的堅決支持者和蔣介石的一位知己蔣夢麟根據秘密文件估計，至少有1400萬新兵在抵達他們的部隊之前死亡。
這一數字太大了，難以置信，可能是140萬（見蔣夢麟：《新潮》，第91頁）。
徐複觀也提出了同等數額的新兵大量死亡數（《是誰擊潰了中國社會反共的力量？》），《民主評論》第1卷第7期（1949年9月16日），第6&mdash7頁。
蔣夢麟：《新潮》，第90&mdash91頁；蘭登緻國務院：《昆明征兵工作》，第3頁。
[72]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36頁；又見《湖北省政府報告》（1942年4&mdash10月），第113頁。
[73]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65、243頁；又見高思緻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國務院檔案，89322/47。
1942年9月14日函，附件第2頁；和高斯緻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美國國務院檔案740.0011，太平洋戰争/3559，1943年11月5日，函内附件第4&mdash5頁。
[74]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36&mdash138頁；高思緻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附件第2頁；林沃爾特緻艾奇遜：《這個中國兵》，附件第3頁；賴斯緻高思：《在蘭州觀察到的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22/52，1943年12月4日，第1&mdash2頁。
[75]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45頁。
[76]包瑞德：《迪克西使團：美軍觀察組在延安，1944年》，第60頁。
[77]高思緻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附件第5頁。
[78]高思緻國務院：《中國軍隊的健康狀況》，附件第2頁；關于軍隊的醫藥條件，見萊爾·斯蒂芬森·鮑威爾：《戰時中國的一個軍醫》；羅伯特·吉倫·史密斯：《美國衛生部設法改進中國陸軍衛生署效能的史實，1941&mdash1945年》；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39&mdash140頁；斯思明（音）：《中國的衛生問題》，第44頁。
[79]羅茲·法默：《上海成果：在中國戰争中的三年日記》，第236頁。
[80]法默：《上海成果》，第137頁；多思在《中日戰争，1937&mdash1949年》第65頁中寫道：&ldquo中國人通常開槍打死他們自己的重傷員，作為一種仁慈行為，因為 &lsquo他們橫豎隻有死&rsquo。
&rdquo
[81]高思緻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第3頁，附件第5頁。
[82]這一結論基于這樣的事實：戰争期間被軍隊放出來的士兵人數無足輕重，而除1937年7月軍隊中有将近180萬人外，1937&mdash1945年間征募的有14053988人。
但1945年8月國民黨軍隊僅有（據中國統計）大約350萬人或（據美國統計）270萬人。
全部傷亡（包括1761335名傷員，其中一些無疑歸了隊）為3211419人。
另外約有50萬人投向日本人。
我沒有看到被日本人抓到的俘虜數，但數字肯定不超過另一個50萬。
簡單計算就使人想到，至少有800萬，或許有900萬之多的人下落不明。
（這個數字包括政府承認去向不明的1867283名新兵。
見此處注釋。
）資料來源：《中華志，1950年》，第182、185頁。
軍隊規模的數字，見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1和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382頁。
以上結論是從國民黨自己的資料得出的，但這與他們公布的戰時逃亡（598007人）和因病死亡（422479人）的數字是不一緻的。
見陳誠：《八年抗戰經過概要》表10。
官方資料中的矛盾表明，國民黨關于軍隊的數字是不可靠的。
事實上，在台灣的一位前國民黨将軍在答複我的詢問時，斷言中國軍隊根本不重視關于傷亡數字的準确性。
[83]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mdash1945年》，第18&mdash21、18、26、54、125&mdash130頁。
[84]楊格：《中國與援助者，1937&mdash1945年》，第207頁及各處。
[85]表明飛越駝峰航線運抵中國的補給總數的一些數字（單位：噸）：
資料來源：劉馥：《現代中國軍事史》，第157頁；赫伯特·菲斯：《中國的糾葛：從珍珠港事變到馬歇爾使命的美國在中國的努力》，第42、67、203頁。
關于租借法案，見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350、399、402頁。
[86]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232頁。
[87]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74頁。
[88]史迪威：《史迪威文件》，白修德編，第115、124、213、320、321、322頁。
[89]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82頁。
[90]陳納德：《戰士風格》，第214頁。
[91]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443&mdash446頁；塔奇曼：《史迪威與美國在華經驗》，第492&mdash493頁。
[92]《史迪威文件》，第333頁。
[93]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290、328頁。
[94]同上書，第293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166頁。
[95]例如在廣西，戰争中的損失（其中大部分是在一号作戰期間所遭受的損失），據報道，有11萬人被殺，16萬人受傷，30萬幢房屋被毀壞，8萬頭耕牛被殺死。
《新民報》1946年3月20日。
[96]何應欽：《紀念七七抗戰再駁中共的虛僞宣傳》，《自由鐘》第3卷第3期（1972年9月20日），第26頁；魏德邁：《魏德邁報告！》，第279、284頁。
[97]伊斯雷爾·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1頁；高思緻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第1頁。
[98]沃倫·I.科恩：《誰在湖南與日軍作戰？關于中國作戰成就的若幹看法》，《亞洲研究雜志》第27卷第1期（1967年11月），第111&mdash115頁；多恩：《中日戰争，1937&mdash1941年》，第321&mdash322頁；愛潑斯坦：《中國未完成的革命》，第312頁；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66頁。
[99]《史迪威文件》，第157、177、316&mdash319頁。
[100]零售價格的年上漲率為：1938年，49%；1939年，83%；1940年，124%；1941年，173%；1942年，235%；1943年，245%；1944年，231%；1945年1&mdash8月，251%。
關于通貨膨脹的主要的第二手資料是：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1937&mdash1945年》；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mdash1949年》。
[101]易勞逸：《矛盾關系面面觀》，第275&mdash284頁。
[102]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44頁；又見楊格：《中國戰時的财政與通貨膨脹》，第25&mdash26頁；關于田賦，見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45&mdash70頁。
[103]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291、234&mdash235頁。
關于軍隊人數，見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赴華使命》，第267頁；《中緬印戰區的時機消失》，第258頁。
[104]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第272&mdash273頁；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290頁；羅曼努斯和森德蘭：《史迪威指揮問題》，第115頁；《美國對外關系：1944年》第6卷，第906&mdash907頁。
[105]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66&mdash70頁。
[106]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4頁。
[107]《大公報》（重慶）1945年3月19日第2版社論；《大公報》（重慶），1945年4月13日第2版社論。
[108]董顯光編：《抗戰七年以後的中國》，第112&mdash113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第323頁。
關于結核病的發生率，一份共産黨的資料報道說：1945年X光檢查表明，重慶國立中央大學&mdash&mdash一所最受優待的大學&mdash&mdash教職員中足有43%的人染上這種疾病。
13%的男學生和5.6%的女學生也染上這種疾病。
《新華日報》1945年2月20日。
這篇報道無疑需要核實。
[109]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第23頁；吳相湘，《第二次中日戰争史》下冊，第659頁；又見張聖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258頁；《中華志，1937年&mdash1943年》，第437頁。
[110]張聖軒：《三十二年四川工業之回顧與前瞻》，第266頁。
例如，進口新紡織設備使内地的錠數從戰前僅僅幾千枚增長到230000枚。
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棉紡工業》，《太平洋事務》第16卷第3期（1943年3月），第34、37、39頁。
[111]程玉桂：《中國的對外貿易與工業發展》，第109頁；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94頁。
[112]秦國平：《戰時通貨膨脹下的中國棉紡工業》，第39頁。
[113]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79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産的回顧與前瞻》，《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3期（1945年7月1日），第32頁。
[114]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第239&mdash240頁。
[115]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5頁；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第8&mdash9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生産的回顧與前瞻》，第36頁；關夢覺：《陝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中國工業》第19期（1943年9月1日），第12頁；阮有秋：《今日後方民營工業的危機》，《中國農民》第3卷第1&mdash2期合刊（1943年6月），第33頁；方治平等：《論官僚資本》，第36頁；潘祖永：《後方辦廠的困難和期望》，《新經濟》第6卷第11期（1942年3月1日），第237&mdash239頁；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第52頁。
[116]弗雷恩：《自由中國的新政》，第41頁；史國衡：《中國進入機器時代》，第60&mdash61、134頁；《戰時中華志，1937&mdash1945年》，第385頁；陳達：《現代中國的人口》，第55&mdash56、112頁，表58；陳達：《中國勞工階級與當前經濟危機》，《社會建設》第1卷第4期（1948年8月1日），第17頁；李紫翔：《抗戰以來四川之工業》，第43頁；伊斯雷爾·愛潑斯坦：《國民黨中國的勞工問題劄記》，第20&mdash28頁。
[117]劉吉丙：《三十三年四川之商業》，第79頁；勇龍桂：《救濟戰時工業的基本途徑》，第8頁；陶大镛：《論當前的工業救濟》，《中國工業》第25期（1944年3月），第11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36&mdash37頁。
[118]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344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第144頁；《财政評論》第5卷第1期（1941年1月），第25&mdash37頁。
[119]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35&mdash137、345&mdash349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第35&mdash36、146&mdash149頁。
[120]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345&mdash346頁；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第149頁。
[121]關夢覺：《陝西省紡織業之危機及其出路》，第7&mdash9頁；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217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第37頁；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四川經濟季刊》第1卷第2期（1944年3月15日），第72頁。
[122]楊格：《中國與援助者》，第335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的回顧與前瞻》，第28&mdash29頁；劉敏：《三十三年四川之工業》，第28&mdash29頁。
[123]《大公報》（重慶）1945年1月1日第3版；《戰時中華志，1937&mdash1945年》，第369頁；《商務日報》1945年9月9日；張大琛：《三十三年的重慶土布業》，《四川經濟季刊》第2卷第2期（1945年4月1日），第202頁。
[124]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67頁；又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第141、316頁；《商務日報》1945年1月18日；《商務時報》1945年8月7日。
[125]小帕克斯·科布爾：《江浙财閥與國民政府，1927&mdash1937年》，第315&mdash317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422頁。
[126]《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第431、365頁；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836&mdash839、853頁。
[127]《中華志，1937&mdash1943年》，第438、376頁。
[128]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89&mdash190頁；又見《大公報》1941年12月13日社論，引自陳伯達：《中國四大家族》，第52頁。
[129]陳真編：《中國近代工業史資料》第二輯，第1448&mdash1449頁；張嘉 璈：《惡性通貨膨脹》，第188&mdash190頁；鐘安民（音）：《中國現代制造業的發展，1928&mdash1949年》，第227頁；淦克超；《戰時四川工業概觀》，第72頁；李紫翔：《我國戰時工業的回顧與前瞻》，第34&mdash37頁；彥悉達：《經濟危機與官僚資本》，《經濟學周報》第4卷第6期（1947年2月6日），第9&mdash11頁。
[130]《關于民族資産階級和開明紳士問題》，《毛澤東選集》第四卷，第1285&mdash1288頁。
[131]彭菲爾德緻高思：《受到檢查的評國民參政會會議的社論》，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9&mdash1444，1944年9月14日，附件一，第1頁。
[132]佩克緻國務院電報，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339，1939年2月28日，第1&mdash9頁；高思緻國務院：《川西康東之行的見聞報告》，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800，1941年9月18日附件，第8頁；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1、19頁，格雷厄姆·佩克：《兩種局勢》，第56頁。
[133]《中國各小黨派現況》，《民主政治對一黨統治：小黨派組織起來》，《亞美雜志》第7卷第3期（1943年4月23日），第97&mdash117頁；小梅爾維爾·T.肯尼迪：《中國民主同盟》，《哈佛中國論文集》第7集（1953年），第136&mdash175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51&mdash362頁。
[134]萊曼·P.範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産黨曆史中的統一戰線》，第169、174&mdash175頁。
[135]徐乃力：《國民參政會與中國戰時問題》，第38&mdash55頁。
[136]《中國的精神動員：計劃綱領》； 美國國務院對範宣德緻國務院電報的意見，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4963，1943年3月13日；《國民精神總動員運動》，三民主義青年團中央團部編。
[137]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于新聞的控制，1900&mdash1949年》，第132&mdash151頁。
[138]休·迪恩：《國民黨中國的政治反動》，《亞美雜志》第5卷第5期（1941年1月），第210&mdash213頁；丁徐麗霞（音）：《現代中國的政府對于新聞的控制》，第139&mdash141頁；高思緻國務院，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19（1944年3月14日），附件，格雷厄姆·佩克關于反中央政府的分子聯合起來的備忘錄，第6頁；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各處；道格拉斯·羅伯遜·雷諾茲：《中國工業合作運動和戰時中國政治上的兩極分化，1938&mdash1945年》，第306&mdash308頁及各處。
[139]歐俊臣：《戰時中國的教育》，第106&mdash111頁；傑西·格雷戈裡·蘆茨：《中國和基督教院校，1850&mdash1950年》，第386頁。
[140]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第340&mdash347頁；範宣德緻國務院：《三民主義青年團四川代表會議》，美國國務院檔案893.408/1（1943年3月17日）；蘭登緻高思：《昆明中國大學生中的活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42/8&mdash3144（1944年8月31日），第2頁。
[141]《戴雨農先生年譜》，國防部情報局編，第25頁；陳少校：《黑網錄》，第102&mdash106頁；董顯光：《中國與世界新聞界》，第180&mdash181頁。
[142]李一葉：《中國人民怎樣打敗日本帝國主義》，第51頁；高思緻國務院：《中國的&ldquo勞工營，》，美國國務院檔案740.0011太平洋戰争/3678（1943年12月24日）；薩空了：《兩年的政治犯生活》，第91頁及各處；《上饒集中營》，第3、23頁。
[143]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第166&mdash178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9&mdash19頁；江上清：《政海秘聞》，第157頁；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251，附件1（《1943年12月26日國務卿關于西安詳情的非正式報告節錄》），第1&mdash2頁；哈爾緻多諾萬：《中國最近的事件和動向》，戰略情報局檔案XL2032（1944年9月4日），第1&mdash2頁；賴斯緻艾奇遜：《中央軍在魯蘇豫皖邊區的征募、待遇、訓練和行動》，戰略情報局檔案116311，第2頁。
[144]高思緻國務院：《一個中國新聞記者的1943年5月湖北戰役後鄂西湖區見聞》，附件第3頁。
[145]《湖北省政府報告，1943年10月至1944年9月》，第132頁；《胡上将宗南年譜》，第118&mdash121頁；吳鼎昌：《花溪閑筆正續集》第二集，第194、199頁；謝偉思：《在中國的失機》，第21頁；範宣德緻國務院：《四川彭縣騷亂的處理》，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002（1943年4月26日），艾奇遜緻國務院：《貴州省狀況：自由中國的動亂》，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00（1943年7月27日），附件（約翰·C.考德威爾：《福建省情報告》），第2頁。
[146]高思緻國務院：《孫科博士對于民主政治和計劃經濟的看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40（1944年4月14日），附件1，第3頁；高思緻國務院：《孫科博士批評三民主義青年團現行目标和方法的講話》，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366（1944年4月25日），附件，第2&mdash4頁；高思緻國務院：《孫科博士對三民主義青年團的講演》（1944年6月7日），載《亞美雜志論文集：中國災難的線索》，第1卷，第542頁。
[147]《複興中國國民黨建議》：戰略情報局檔案L57067，1945年5月25日，第1&mdash4頁，《新官場現形記》；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101&mdash102，109&mdash124頁。
[148]德姆魯賴特緻範宣德：《成都警察與警備司令部部隊之間可能發生沖突》，1943年4月26日，美國國務院檔案893.105/93，第2頁。
[149]張文實：《雲南内幕》，第16、42頁；蘭登緻國務院：《中國今後政治的發展：中國民主政團同盟在昆明的活動》，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7&mdash1444（1944年7月14日），第2頁。
[150]《美國對外關系：1944年》，第492頁。
[151]易勞逸：《地方政治與中央政府》，第346&mdash347頁。
[152]林沃爾特緻高思：《拟議中的國防政府》，美國國務院檔案893.00/15400（1944年5月8日），第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