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要對陳永發和格雷戈爾·本頓精心而有見識的建議表示感謝。
長期以來，中國共産黨的領導人就認為中日戰争不可避免，因為他們的經驗與思想體系使他們深信，日本對中國的擴張是由無法改變的勢力推動的。
中共反複申述，&ldquo目前形勢的主要特征是日本帝國主義要将中國變成殖民地&rdquo。
中共還認為不應回避這場戰争，并在1935年年底以後就要求盡早共同抗敵。
毛和他的追随者知道，在一場中日戰争中，他們可以作為愛國者要求得到一個合法的、受人尊敬的和自主的地位。
他們确實想要求在精神方面起領導作用。
除此之外，對他們隻有另一種可能，那就是必然把他們排除在外的中日和平，而這種和平可能以犧牲他們為代價。
抗戰的每一次拖延都使國民黨赢得可以用來繼續進行剿共戰争的時間。
每一次拖延也使東京和南京有時間可能達成某種進一步的和解，可能包括共同的反共行動，這正是日本外相廣田曾于1936年8月建議的。
人們無須指出，停止内戰、建立廣泛的統一戰線和抵抗日本也都對中共有利，而責難中共的誠意。
與國民黨&ldquo攘外必先安内&rdquo的鎮壓号召相比，中共的政綱更符合中國城市人口的心态，其中包括學生、知識分子、很大一部分資産階級和許多工人。
統一戰線政策在上述社會集團中，甚至在一些有影響的國民黨派别中，都很有說服力，以緻蔣介石于1936年12月25日在西安被扣兩周獲釋後所作的停止内戰及對日采取較強硬态度的決策中，統一戰線也占重要分量。
Ⅰ戰争初期，1937&mdash1938年
西安事變後幾個月中國共雙方代表達成的協議，在1937年8月13日上海開戰後于8、9月間公諸于衆。
這些協議奠定了戰争初期國共關系的基礎，并在整個戰争期間名義上保持有效。
中共同意：（1）為實現孫逸仙的三民主義而奮鬥；（2）停止武裝暴動、蘇維埃運動與強制沒收地主土地三項政策；（3）取消現存的蘇維埃政府；（4）取消紅軍稱号，并将軍隊交與中央政府指揮。
作為回報，國民黨允許中共在幾個重要城市設立聯絡處，出版《新華日報》，并指定代表參加它的兩個主要咨詢機構。
公民權利擴大了很多，政治犯被釋放了，并給新近&ldquo統一起來&rdquo的地區與軍隊發放薪金，以補助其行政與軍事開支。
[1]
戰争的爆發改變了所有中國黨派的政治和軍事環境，并迫使中國共産黨人從根本上重新考慮他們的一切重要政策、戰略和戰術。
在戰争頭一年半時間内&mdash&mdash從盧溝橋事變到1938年11月六中全會&mdash&mdash黨中央面臨的主要問題是：
1.統一戰線，特别是中共與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關系問題。
2.軍事戰略和戰術，包括與國民黨軍隊和其他軍隊協同作戰的問題。
3.領袖和領導權問題，特别是毛加強他對張國焘（1938年4月逃向國民黨）和王明（陳紹禹的化名）的地位的努力。
在這18個月中，決定政策和圍繞它們而展開的争論在黨的幾次重要會議上公開化了（見表15）。
到1939年初，這些問題已得到澄清，雖然并未完全解決，而在這些領域内以後的種種發展都可以回溯到這個基本點。
此後這樣高層次的政策讨論會的次數大大減少；甚至1942年的整風會議和1945年4&mdash6月的七大也隻宣布政策而不辯論政策。
這種現象無疑反映了毛主義領導權的鞏固，但決不表明黨内已經達到一緻和充分和諧了。
表15 主要的共産黨會議（1937年7月至1938年12月）
對國民黨的态度：統一戰線
統一戰線政策自1935年12月中共正式通過起，就被認為是對所有願意注意并響應它的人的号召。
對這樣做的人，中共不論在實質上還是在精神上都願做出實質性的讓步，隻要不損害黨的基本原則以及黨對這一運動的最終控制。
在以後幾年中，統一戰線的範圍穩步擴大，而它的運用也更為複雜。
早在1939年10月，毛澤東就認定統一戰線、武裝鬥争和黨的建設是中國革命的三個基本問題，對它們的正确認識相當于從整體上正确領導這場革命。
即使在宣布與國民黨聯合時，中共仍然要問：
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否隻限于國共兩個黨的呢？不是的，他是全民族的統一戰線，兩個黨僅是這個統一戰線中的一個小部分&hellip&hellip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是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統一戰線，是工農商學兵一切愛國同胞的統一戰線。
[2]
争論集中在，或者說，圍繞着兩黨關系的精神，共産黨是否會遵從國民黨對它的限制以及它将如何全面服從這個名義上的上司的命令。
在戰争的頭幾年，這些争論染上了派别鬥争和人際沖突的色彩，以緻很難把事實與辯解分開。
在公開場合，共産黨的聲明贊揚蔣介石與國民黨的領導，并保證全面的團結與合作，但這種保證含糊而不具體。
他們提出種種建議而不是批評，這些建議大都與進一步政治民主化、群衆動員之類有關。
在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問題上，毛澤東早先的立場顯得頗為強硬，咄咄逼人，但因他深知必須使國民黨不脫離抗戰，他的态度有所緩和。
對毛來說，統一戰線意味着中日間不會講和。
毛在政治與軍事兩方面始終不渝的态度是保持獨立和自主。
有一段時間，他也願意考慮共産黨加入一個徹底改組的政府（民主共和國），主要是為了在全國獲得合法地位和擴大影響。
但在多數時間他力求使共産黨脫離國民黨，如有可能在物質上也脫離。
黨的其他領導人，包括張國焘和近期回國的王明在内，顯然對這條路線表示懷疑。
有些資料表明，在1937年11月和12月的會議上，毛的路線未取得勝利。
如果是這樣，那麼毛大概采取了他的一般立場，而不是要求立即采取強硬态度。
1937年末，國民黨人處境危急，這不是推動他們前進的時候：11月12日上海失守，次月發生了可怕的南京大屠殺，更嚴重的是蔣介石正在認真考慮日本的一項和平建議。
但是，随着新的一年來臨并日漸逝去，和平危機也過去了。
南京慘案加強了中國人的決心，而在1938年1月，近衛内閣宣布不以蔣介石為對手。
無論蔣有過什麼樣的打算，現在他别無選擇，隻有打下去，而全國大部分人，包括中共在内，都宣布支持他。
最遲到這年夏季，國民黨不打算死守臨時首都武漢的意圖已經明朗。
早在頭年12月，政府機構已開始在重慶運轉，而更多的機構一直在向那裡搬遷。
當時士氣高漲，而且團結精神普遍，蔣發誓要繼續推行他的誘敵深入、焦土抗戰、以空間換取時間的戰略。
這些事态的發展加強了毛的地位。
到1938年秋六中全會時，中共的官方立場是全力支持蔣介石和兩黨合作。
但在私下，毛以贊許的口吻引用劉少奇的話說，如果王明的口号&ldquo一切經過統一戰線&rdquo，意思是經過蔣介石和閻錫山，那麼這就不是聯合，而是投降了。
作為替代，毛提出，中共遵守國民黨業已贊同的協議，但有些事要&ldquo先斬後奏&rdquo，有些事則&ldquo斬而不奏&rdquo。
他最後說，&ldquo有些則暫時不斬不奏，例如那些如果做了就要妨礙大局的事情。
總之，我們一定不要分裂統一戰線，但又決不可自己束縛自己的手腳&rdquo。
[3]
軍事戰略與戰術
戰争開始時，中國共産黨指揮着大約3萬人，由長征各部隊的幸存者、原有的地方武裝和新參軍的人員混合而成。
1937年8、9兩月，他們被集體改編為八路軍，并被編為115、120和129三個師，分别由林彪、賀龍和劉伯承指揮。
（詳情見下《組織機構與活動》一節。
）
戰争開始後不久，國民政府還授權成立第二支共産黨部隊新四軍，在華中作戰。
新四軍是以1934年長征開始時留在江西和福建的隊伍為核心組成的。
從那時起，他們人員日漸減少，在以分散的隊伍對抗國民黨不斷掃蕩的危險情況下生存了下來。
他們最初核準的人數為12000人，但幾個月後才達到這一水平。
新四軍名義上的指揮官是葉挺，他是一名早期的共産黨軍事領導人，以後脫黨，但他以某種方式設法與國共兩黨都保持良好關系。
實際的軍事和政治控制權被授予項英和陳毅。
由改組而引起的第一個重要問題是是否接受國民黨的兩項建議：第一，他們向八路軍指派參謀軍官；第二，共産黨與非共産黨部隊在國民黨人劃定的戰區内聯合行動。
根據張國焘的說法，一批黨的高級幹部（包括王明、朱德和彭德懷）贊同這些建議。
雖然沒有充分的文件根據，但他們可能争論過：接受這樣的建議可以進一步鞏固統一戰線，也可以有理由要求與國民黨部隊分享他們的武器和其他裝備。
有些軍事領導人，大概以彭德懷為代表，希望減少共産黨對遊擊戰的依賴，贊成大部隊作戰并采用更常規的戰術。
毛澤東和其他人則反對這些建議，認為這将使八路軍過于暴露在國民黨的監視之下，聯合行動将使共産黨軍隊從屬于非共産黨軍隊，而且在時間與地點上的主動性将因此喪失。
毛澤東預見到一場分為三個階段的持久戰：（1）日本的戰略進攻；（2）長期的相持（這就是毛在六中全會上确認的&ldquo新階段&rdquo）；（3）戰略反攻，導緻最後勝利。
關于第三階段，他說得相當含糊，隻是預期這将與&ldquo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敵的國際形勢&rdquo相配合。
[4]同時毛敏銳地察覺到中共的戰略弱點。
他相信這種形勢要求進行遊擊戰以及保存并擴大自己的力量。
但是，用毛的話說，如果中共不僅要&ldquo保持已有的陣地&rdquo；而且要&ldquo擴大已有的陣地&rdquo，那麼僅有的辦法是，要麼損害假定的盟友，在未被占領的地區擴張；要麼在敵後占領區擴張，并讓敵人付出代價。
而當毛說到&ldquo陣地&rdquo時，他是指共産黨穩固領導下的根據地。
[5]作出選擇并不難。
前一種辦法導緻分散力量，易受責難，還可能發生沖突&mdash&mdash在中共與山西閻錫山的關系中所有這些實際上都發生了。
而後一種辦法顯然對抗戰有利，而且，隻要國民黨的力量已被趕出這些被占領區，中共就可以避免與它的盟友發生沖突。
這些原則在毛的《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一文中作了簡明的歸納，然後又加以詳盡的解釋。
[6]當然，現實世界的複雜性不可能像毛在其著作中描述的那樣簡單明了。
無論在前線還是在後方，中共都不可能避免與其他中國軍隊接觸：在陝甘甯邊區周圍，在山西以及在長江下遊地區，莫不如此。
即使在敵占區，也不是完全沒有國民黨軍隊；尤其在戰争初期，不少國民黨軍隊還留在日本戰線的後方。
但是毛澤東的戰略的含義是不會受到誤解的。
領袖與領導權
戰争爆發時，毛澤東在中國共産主義運動中的地位在同輩中居于首位。
老同志們準備與他争論基本政策問題，并且至少有兩個對手直接向他挑戰。
他們是張國焘和王明。
到1938年晚些時候六中全會結束時，毛在建立聯盟方面向前邁出了一大步，到1942年或1943年他登上無可争議的領袖地位。
張國 焘的權力在長征中及長征剛結束後受到了緻命的打擊。
1935年8月，他的當時較強的部隊在川西北與毛澤東的部隊會合，兩人在很多問題，包括領導權、軍隊的指揮和長征的目的地等問題上發生了沖突（參見第4章《張國焘的分裂活動》的第一條注）。
張對毛在技術上不合常規的遵義會議（1935年1月）取得的領導地位提出異議，張及其他幾位政治局委員未能參加那次會議。
結果，張率領他的經過改編的部隊向西進入西康和青海的高山，而毛則向西北進軍陝西和保安/延安地區，于1935年10月到達。
但是張無法在那個不友好的地區立腳，而且在河西走廊受到兇狠的親國民黨的穆斯林武裝的攻擊，在一系列進軍與反進軍的過程中，喪失了很多部隊。
最後于1936年10月&mdash&mdash比他的對手晚了整整一年&mdash&mdash張和他的餘部到達保安，而毛在該地已做了不少工作來鞏固自己的地位。
張在名義上被賦予高位，具體地說，是陝甘甯邊區政府副主席和中共七大籌備委員會成員（七大後來延期了，直到1945年才召開）。
但張知道他的命運之星已經隕落，而他于1938年春利用一次對西安的禮儀性訪問[7]逃到武漢，并在那裡譴責毛澤東的統一戰線路線是在戰争中謀求&ldquo所有的人都失敗&rdquo（即國民黨和日本人）。
在武漢張與中共駐那裡的辦事處之間有過幾次無成果的會晤，但到1938年秋召開六中全會時，他被當作叛徒開除出黨。
王明是一個更有力的對手。
1937年10月他帶着斯大林的祝福或許還有共産國際的授權回到中國，他可能指望得到他在黨内上升時期與他有密切聯系的人的支持（參見第4章），這些人有點被嘲弄地稱為&ldquo洋學生&rdquo。
王受過高等教育，表達能力強，他成年後的生活大部分是在蘇聯度過的。
他的随和的世界主義與毛的地方主義和急躁的性情恰成對比，而且他遠比毛更精通正統的馬克思理論，在這方面，他以高高在上的态度對待他的這位年長的湖南同志。
1937年末，他确實傳達了指示，說毛由于狹隘的經驗主義和&ldquo不懂馬列主義&rdquo，應在&ldquo思想體系上&rdquo加以提高。
[8]這兩個人可能彼此都有一種幾乎是本能的反感，他們的氣質和風格是如此不同。
無論王以前的同事們的傾向如何，現在他背後并沒有一個明顯的派别。
黨的總書記張聞天（洛甫）在戰争初期調和了不少黨内争論，以便讓毛的政策大體得以實施。
秦邦憲（博古）似乎受周恩來的指導，周本人一度是王明的夥伴，但現在已和毛及其集團共命運了。
無論在黨的武裝力量中還是在它的地方政府中，王都沒有任何值得重視的基礎。
王回到了在他離開期間發生了很大變化的中國，他主要保有他的國際聲望、政治局成員的職務以及他的辯才。
但是這些值得重視的資本并不足以發動一次公開的挑戰&mdash&mdash的确，王顯然也未試圖與毛攤牌。
有人将王明描繪成一個在戰略上與毛相左的代表人物，他們在兩個基本問題上有分歧，并由此引起許多其他有關的争論。
[9]第一個問題[10]涉及中共與國民黨和中央政府的關系。
第二個問題包含以工人、知識分子、學生和部分資産階級為基礎的城市革命戰略與以農民為基礎的農村革命之争。
當然，對領導權的争奪和個人之間的厭惡為這兩個問題的争論增添了熱度。
除了在蘇聯，毛主義的說法到處都占上風：王明實際上是要犧牲中共的獨立而向國民黨投降，而且他對農村革命冷漠無情。
這種簡單化的陳述引起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
如果他的觀點真如毛所描述的那樣，王明怎麼能在中共内部為自己的觀點辯護？很難想象他會把自己描繪成一個很少關心農民的投降派。
當王明回到中國嘗試重建其地位時，我們可以設想他乞靈于斯大林和共産國際的權威。
斯大林長期以來一直想使中國的抗戰集中在蔣和國民黨周圍，這一政策隻是在1936年年中，斯大林的地位明确以後6個月，毛和中共才勉強不完全地接受。
雖然中共更多地由于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由于外界的推動，在1936年下半年向這樣的統一戰線靠近了（在12月12&mdash25日西安事變中達到高潮），但斯大林的名字和共産國際的權威仍是可畏的。
即便是毛，也不希望公開蔑視莫斯科的意願。
因此王明有了雙重武器：斯大林的授權和免遭清洗的保護，因為任何這樣的行動都會招緻斯大林的憤怒。
王還可以進一步争辯說，正是與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才終止了内戰，而且，面對日本入侵，統一戰線已經使中共在國家事務中有了一種受尊敬的合法地位。
現在正是将這種地位擴張到全國并使之合法化的時候，不應僅在落後地區保持一種地區性的遊擊運動。
王顯然相信，通過中央政府與軍事機構的改組，這一目标是可以實現的，為了團結和全民抗戰的需要，共産黨人将整體地作為重要部分被包括在内。
當然這需要得到蔣介石的合作和同意。
談判将是困難的，但王的說法很籠統&mdash&mdash或者說很含糊&mdash&mdash這就為策略留下很大餘地。
王也暗示，一個&ldquo統一的國防政府&rdquo可能使中共分享财政與軍事資源&mdash&mdash或許還可以分到一些蘇聯援助&mdash&mdash現在實際上都被國民黨人壟斷了。
這些可能性對黨的許多高級幹部和軍事指揮官都具有誘惑力，他們曾長期遭受資源的極度匮乏。
[11]王明顯然認為，日本的入侵、國内激發的愛國主義，以及國際支持（尤其是來自蘇聯的支持）最終将推動蔣作出進一步的讓步，就像西安事變後它們曾推動他走向統一戰線那樣。
如果這樣，王明的口号&ldquo一切經過統一戰線&rdquo就不含有向蔣投降的意思，而是繼續向他施加壓力。
王明不久便被派往武漢，在1938年的頭6個月中，那裡充滿了對這場戰争的奉獻精神。
統一戰線的精神滲透到所有的社會階級和政治團體，國共兩黨間顯而易見的真誠合作使許多人感到意外。
王可能覺得這種情況加強了他的力量。
總之，整個春天他都在繼續号召建立一個&ldquo民主共和國&rdquo。
[12]此後，王明意識到蔣介石不會接受對其控制的政府和黨作出如此徹底的改變，他退一步說：&ldquo國民政府是全中國的政府，它需要加強而不是改組。
&rdquo[13]他也号召，組建&ldquo國防師&rdquo，這也比他原先建議成立一個統一的全國軍事機構後退了一步。
在武漢，王明顯然能争取到周恩來對他的計劃的部分支持。
王明為統一戰線所作努力的緻命弱點在于它們依賴可疑的國民黨政府的同意。
而他僅有的力量隻是國民黨自己選區内的輿論。
[14]王明不是投降派，但他已将自己引入困境，而毛澤東卻保持着大得多的行動自由。
至于第二個問題，即革命應以農村為基礎還是應以城市為基礎，王明從未在農民中生活或工作過。
雖然他生長在安徽一個富裕的農村家庭裡，但他的天性和他的理論傾向都完全是城市型的。
1937年底回到中國後，王明很少提到農民，而他的著作，就人們所知道的而言，沒有一本涉及這個與毛澤東的心緊密相連的主題。
王明并不要求放棄農民運動，但他顯然認為，如果在城市中以及在工人和其他民族主義力量（如學生、民族資産階級）當中沒有堅強的立足點，這個運動最終将失去它的馬列主義動力，而去追求落後的、狹隘的、實質上是小資産階級農民所關切的事物。
因此，占有城市對王明比對毛澤東要重要得多，毛甯願以空間換取時間，就像南京陷落後的蔣介石一樣，他不願看到國民黨的抵抗力在無結果的陣地戰中被摧毀。
而王明則号召像保衛馬德裡那樣保衛武漢，這可以動員民衆。
在這裡，王明的統一戰線概念與他對城市的偏愛自然就結合在一起了，因為隻有國民黨的合作或容忍，才能出現這樣的動員。
同時王明在武漢有黨的工作要做。
他是新成立的統一戰線工作部部長和長江局書記，兩者都直接對中央委員會負責。
此外，他至少還是中共駐國民參政會和國防最高委員會代表團名義上的領導人，這兩個咨詢機構都是國民政府于1938年初組建的，作為象征多黨合作的大造輿論的機構。
從這些不同的講壇上，王明越過政府首腦發表愛國主義言論，這些言論對繼續使城市輿論支持抗日有很大影響。
王明的主調是愛國主義和全心全意緻力抗戰，而不是毛澤東的主張&ldquo保持并擴大我們已赢得的陣地&rdquo。
王明也從事獨立于國民黨的組織活動，特别在青年團體方面，而且他試圖将各種愛國組織結成&ldquo保衛武漢委員會&rdquo。
但在1938年8月，這個委員會被解散了，與它聯系的群衆組織也遭到同樣命運，而中共在武漢的《新華日報》因提抗議而被停刊3天。
由于蔣介石決定不以全力保衛武漢，也不允許進行獨立的民衆動員，王明企圖在城市中保持一個半合法的、有組織的中共基地的努力慢慢地熄滅了。
受到了上述挫折，又離開了黨中央，1938年王明的影響逐步下降。
9月，共産國際表示支持毛澤東的領導。
因此，10月到11月的六中全會标志着王聲望大降，而毛的領袖地位已顯著加強。
然而，召開中央全會（擴大）而不是預期的七大&mdash&mdash七大需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mdash&mdash表明毛還沒有完全準備好，或者還不完全能夠宣稱對全黨擁有最高權力。
王明在一個時期内繼續領導統戰部和中國女子大學，并經常在黨的報刊上發表文章。
但他和他的觀點已不再是對毛的&ldquo無産階級領導&rdquo的重大威脅，而在1942年整風運動中最終使&ldquo洋學生&rdquo喪失影響還沒有達到高潮。
1940年後，很少再聽到王明的聲音。
組織機構與活動
中國共産黨和它的主要部隊&mdash&mdash八路軍和新四軍&mdash&mdash都在中日戰争期間異乎尋常地擴大了。
戰争的頭3年，在1940年以前，發展是非常快的。
軍隊擴大了5倍，黨員人數增長了20倍（見表16和17）。
這些數字還不能說明全部事實，因為它們略去了正規軍的輔助部隊（民兵和自衛隊），以及在黨的影響下的成千上萬積極分子、基層政治組織和群衆團體。
毋庸諱言，如此倉促的發展帶來了許多嚴重的問題，因為在快速發展中，素質、經驗和訓練常常被忽略了。
表16 戰時中國共産黨的擴張
資料來源：約翰·W.劉易斯：《共産黨中國的領導》，第110頁。
表17 戰時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擴大[15]
1941年1月4日新四軍事件前的數字。
參見表16。
如表所示，黨和軍隊在40年代初期都收縮了，這主要是日本人和國民黨人都力圖限制或摧毀共産黨勢力的結果。
他們造成必需品的極端匮乏，迫使中共不得不鞏固它的部隊，強調質量勝于數量，并更有效地進行組織和動員。
收縮和鞏固時期一直持續到戰争的最後一年。
直到1944年中至1945年中的12個月，才是第二個發展時期。
這三個時期（1937&mdash1938年、1939&mdash1943年和1944&mdash1945年）是共産主義運動在中日戰争期間的三個主要階段。
共産主義運動通過黨、軍、政的連鎖機構發揮作用。
三個系統各有自己的組織，并與另外兩個系統緊密配合。
而且，每個系統都向外和向下深入整個社會，試圖建立這一運動最終可以依賴的基層組織和群衆基礎。
最後，由于地區上的巨大差異，而且這一運動分布于山區和平原，跨越華北和華中，處于日本戰線的後方和與國民黨争奪的地區，行政管理變得更複雜了。
戰争期間中共的一個主要問題是如何保持這個運動的凝聚力和推動力，在嚴格的中央集權&mdash&mdash這無論如何難以做到&mdash&mdash與退化為十足的地方主義&mdash&mdash黨稱之為&ldquo山頭主義&rdquo&mdash&mdash之間，左右為難地沿着不穩定的航向前進。
掌握運動的中堅力量不是地方政府，而是來自延安黨中央的黨和軍隊的高層領導。
黨。
概略而言，中國共産黨的組織一直是一個等級制的金字塔，有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和中央委員會居于頂點（見表18）。
由這一層次作出的決策，尤其是政治局或者是它的主席毛澤東作出的決策，都經過書記處，書記處大緻确定目标，還決定哪一個機構或部門應負責執行所要求的任務。
下一級組織有兩種類型，負責處理黨的工作。
第一種是有定向任務的職能部門，在最高層次上直接對書記處和政治局負責。
它們的最重要的單位及其領導人參見表18。
表18 中日戰争時期黨的組織*
資料來源：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3頁，及引用資料。
*此處中共組織及負責人名單未必準确，請讀者用時加以鑒别。
&mdash&mdash譯者注
下一級組織的第二種類型是區域性的，與黨開展活動的地區相對應。
這些地方局，像中央委員會的各部門那樣，對延安的黨中央負責。
它們通過指揮系統向下監督各分局（主要位于華北根據地）以及下級委員會和支部的工作。
在地方局以下，也像中央一樣設有職能部門，但形式上有所簡化。
最後，黨在各級政府和軍隊中，以及在群衆團體中，均設有支部。
因此黨的作用猶如神經系統，連接這一運動的各個部分，傳送和處理信息，并發布指令。
軍隊。
分别在華北和華中活動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正式結構見表19。
作為正規的專職的野戰部隊，八路軍和新四軍是三級軍事結構的最高一級。
這兩個軍是共産黨人可以投入戰鬥的在訓練、領導和裝備上最好的部隊&mdash&mdash雖然他們的裝備至少離要求還很遠。
[16]這兩個軍的部隊可派往任何需要的地區，但每個根據地有它自己的分遣部隊。
為了避免國民黨的反宣傳，共産黨人從不擴大八路軍和新四軍的最高指揮機構，但下層團、營和連卻在擴展。
實際作戰由這些較小的分隊執行；師從不以完整的部隊參戰，而團也隻是偶爾全體出動。
表19 八路軍和新四軍的組織
資料來源：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6頁。
在中共的根據地，存在着另外兩種類型的武裝力量：地方軍和民兵。
大多數地方軍也負有專職的軍事責任，但與八路軍和新四軍不同，他們長期留在自己的管轄地區以内。
民兵理論上包括16&mdash45歲之間全部身體健全的人，但不同于野戰軍或地方軍，他們不&ldquo脫離生産&rdquo，而是在需要時執行零星任務。
與此同時他們繼續從事自己的正常業務。
當然，在人們說到這種軍事組織時，都感到訓練和裝備的不足日益明顯。
大多數民兵是用大刀與農具武裝起來的，他們的老式鳥铳和土槍已被野戰軍或地方軍征用了。
雖然在不同的時間和地點，創立這種軍事組織是一項複雜而困難的任務，但共産黨人仍逐步建立起一套互相聯系的軍事權力等級制，向下延伸到地方社會。
當八路軍或新四軍的一支分隊進入一個不熟悉的地區時，他們可以期望與了解地形和敵人部署的輔助部隊一道工作，也可以期望與提供後勤支援、情報、向導和住處的當地老百姓一道工作。
每一級都是上一級的征兵基礎，是人員培訓和兵力補充的源泉。
實際上，八路軍和新四軍的規模在戰争最後一年的擴大（見上表17）大多來自地方武裝的集體改編。
中共每到一處都設法緩解農民對服兵役懷有的傳統怨恨與不信任，因為根據民間傳說和痛苦的經驗，服兵役通常意味着永遠失去心愛的兒子、丈夫以及十分需要的勞動力。
但每個人都熟悉年輕人在田間勞動而于必要時保衛家園的觀念。
因而，即使一些年輕人被調到地方部隊或正規軍，震動也不會很大&mdash&mdash特别是，如果他們的家庭得到某些減稅優待，莊稼有人幫助照料，并被給予對子弟兵做出貢獻的光榮。
确實，送子參軍是富裕農戶尋求照顧和減稅的一種方法。
中共公開聲稱他們的軍隊是抵抗日本侵略者和賣國賊的覺醒的中國公民。
但是，在這一角色之外，中共領導的各級部隊還執行着許多其他任務，如與當地各種對手争奪地區控制權，推行社會和經濟政策，維護治安。
共産黨人也不得不計算每個地方可以負擔多少&ldquo脫産&rdquo的部隊，因為許多黨政幹部也需要靠他人的勞動提供食宿。
平常微薄的剩餘産品因受戰争的沖擊而進一步減少，經濟上的非生産人員容易成為沉重的負擔。
協調。
人們當然不能隻通過形式上的結構去估計一個組織的效率。
清朝官僚制度的決策、執行以及上下信息交流已大體得到描繪，與此不同，中共體制的運作隻在某些方面可以描述。
一個經常使用的方法是把關鍵人物從一個崗位調到另一個崗位，或從一個地區調到另一個地區，從而使前者的經驗可以傳給後者。
劉少奇提供了這種解決難題的突出例子，戰争的頭6年他在延安和敵後根據地之間來回奔波，先在華北，後到華中，将他和毛建設根據地的理論成功地付諸實踐。
還有許多其他較低級的幹部也到處調動，如在1939年，有幾千名八路軍政治幹部到達華中，以加強新四軍根據地的群衆動員工作。
但這樣的人事調動經常是有選擇的，絕不是整體的，這樣就保證了領導班子的連續性，熟悉當地情況，并維持由對有聲望的領導人的忠誠而産生的士氣和紀律。
根據在江西時期的經驗，各個層次的黨校和軍校成為幹部訓練和教育的另一條途徑。
[17]這類學校，如設在延安的抗日軍政大學，把它的畢業生分配到需要他們的地方去。
此外，每個主要根據地有它自己的抗大分校和幹部學校、短期培訓班等教育網絡。
各種類型的會議&mdash&mdash公開的和秘密的，大的和小的&mdash&mdash成了共産主義運動的一種标記。
出席和參加這些會議，對于黨員、士兵和積極分子來說，實際上是強制性的，向許多不識字的幹部解釋黨的政策則更是如此。
印刷材料是聯絡與指導的又一重要媒介。
中共為普通讀者出版了兩種主要報紙：延安的《解放日報》與在國民黨首都的、常被删改的《新華日報》。
[18]這兩種報紙和其他公開的出版物刊登來自全國的、經過淨化的新聞報道，主要的國際事件，共産黨領導人的一般聲明，某些文件以及宣傳材料。
同時，每個主要根據地也出版當地的報紙和期刊。
較機密的材料用多種方式由信使傳遞：保密期刊、經過分類的彙編和報告、特殊指示。
地方報刊常采用原始的方法，如印在極為粗糙的紙張上的手寫膠版拷貝。
某些情報可通過無線電傳送，但設備是湊合的，而且稀缺，能操作和維修的人極少。
用數碼傳送漢字常常出錯，當然也可能被截收。
[19]盡管困難很大，失敗也常有，這種通訊系統還是很有效地把許多地區不同層次的黨、軍和政的工作協調起來。
日本的入侵和中國的最初反應
1937年7月，日本在中國的軍隊最強有力地由關東軍代表。
它的總部設在滿洲城市長春（新京），它的主要任務是保護日本在僞滿洲國的利益，但它也試圖在華北建立柔順的緩沖區，以排除國民黨的勢力。
關東軍一時很成功，但在1935年末策劃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和綏遠）脫離與南京的聯系時卻遭到了難堪的失敗。
這一笨拙的舉動激起了愛國怒火，1935年12月9日在北平爆發了由學生領導的示威運動，并很快擴展到中國大多數主要城市。
在華北地區本身，根據《辛醜條約》的條款，有一支規模小得多的日本駐軍，總部設在天津。
它的指揮官們與關東軍争奪在河北北部的權勢，但他們的野心大大超出了他們當時所能支配的力量。
這支駐軍總數僅約6000人，正是他們的一支分遣隊于7月7日在盧溝橋同宋哲元的第29軍的中國巡邏隊發生了沖突，當時第29軍比他們強大得多。
日本在華北的行動既有政治上的和軍事上的動機，也有經濟上的動機。
為了把華北的經濟與滿洲國和本土島嶼的經濟聯系起來，在滿洲國當局（關東軍和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華北派（天津駐屯軍及其經濟機構&mdash&mdash行政公署）和日本各财團之間進行着無休止的協商。
[20]每一方的軍事指揮部為了自身利益都拉攏東京的決策者，但他們常常無視他們不贊同的指示。
東京的決策者們也說不上較為一緻，他們深知他們對戰地指揮官的控制是有限的。
日本人确實從未找到能使他們在中國的行動真正協調起來的途徑。
7月7日後不久，駐屯軍得到關東軍和本土島嶼的增援。
它重編為華北方面軍，兵力不久達20萬人左右。
同時在華中&mdash&mdash頭16個月裡戰鬥最頻繁的場所&mdash&mdash日本兵力達25萬人，由此最終成為華中派遣軍的部隊指揮。
在華北，駐屯軍很快占領了北平和天津，然後，得到加強的華北方面軍沿這一地區鐵路系統的輻射線出動，如地圖9所示。
在多數地區，日本的推進隻遇到微弱的抵抗。
宋哲元的第29軍最初表現堅定，但不久即向南撤退。
山東省主席韓複榘将軍不戰而潰，打開了經過山東通向關鍵性的鐵路樞紐與華中門戶的蘇北徐州的道路。
（不久，韓即被蔣介石逮捕并處決。
）
在西北和西邊，戰鬥比較激烈。
在詭詐的軍閥主席閻錫山的全盤指揮下，山西部隊一度勇敢地守衛娘子關。
在大同以北，[21]山西軍隊與林彪指揮的中共第115師的混合部隊于1937年9月末，在平型關赢得令人振奮的勝利，雖然在戰略上并不重要。
（見下節《根據地的建立》）然而，山西首府太原于1937年11月9日陷落，而日本人繼續沿同蒲鐵路向西南方進軍，直指黃河大彎曲處。
盧溝橋事變後一年，日本對華北的占領大緻如（第627頁）地圖9所示。
地圖9 40年代中期前後日本對華北的占領
資料來源：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7&mdash1941年》，第8頁。
當然，這完全不是真正的占領，而隻是一些點和線的網絡。
華北方面軍在進軍中有時離開主要的交通走廊，并在農村成扇形展開。
有時他們襲擊經過的村莊，但并不想駐守鄉村，這是他們力所不及的事。
僅僅在華北，主要的鐵路線長達3000英裡左右；單單保護這些鐵路線和守衛沿線的城鎮就分散了他們大約20萬人的兵力。
結果是，對遙遠鄉村的控制隻能交給中國的合作者。
在1937年12月一份含糊的指示中，華北方面軍将任務交給鄉村警察和未加說明的地方民團。
但是每個縣警察人數不得超過200人，配備手槍，而民團隻能擁有現有的或從敵方奪取的武器。
[22]最後，各種較正規的傀儡組織被賦予宣傳、鄉村行政、占領區的經濟開發和内部保安等項任務，但是華北方面軍從未信任過他們的中國合作者&mdash&mdash戰時中國各地的日本人在不同程度上都有這種特點。
表20 華北與華中的主要鐵路（1942年）
a.戰争開始時同蒲與正太線是窄軌而不是标準軌。
日本人在1939年完成标準軌改建。
b.華北鐵路系統中的這條連接線是日本人在1940年6至12月間建造的。
資料來源：張嘉璈：《中國為鐵路發展而奮鬥》，第86&mdash87、203、205、322&mdash325頁。
在正常時期，用輕武器裝備的警察和地方民團也許足以維持鐵路線外的秩序。
但當時并不是正常時期。
日本的入侵破壞了地方行政，而直到縣一級的大多數地方行政官和其他職能人員都離開了他們的崗位。
在縣級以下，鄉紳大量留在當地，沒有放棄他們的家園。
像亂世常見的那樣，鄉紳們通過擴大或組建各種名目&mdash&mdash民團、團練、聯莊會&mdash&mdash的準軍事團體以及大刀會或紅槍會之類的秘密會社來尋求保護。
普通農民經常與這樣的團體合作。
匪幫也是混亂時期的一個特點，是一種對防護性社團的，以掠奪為目的的互補物，這些社團是為防範他們而設置的。
[23]然而現在，掠奪者與防護者一樣，都吞并潰軍的人和武器。
當從鐵路沿線逃出來的散兵，為食宿而準備做幾乎任何事情時，槍械常被棄置不顧。
雖然這種自發的&ldquo動員&rdquo并不完全引起對日本的抵抗，但是地方上還是有抗日的人：學生和教師，特别是從大城市來的，還有一些國民黨組織和當地的共産黨人。
學生和教師作為中國民族主義的先鋒，在1935年12月發起了民族救亡運動。
甚至在戰争開始前，許多人已在暑假中離開北平回到家鄉，或者到延安、西安或太原尋找安全港。
在戰争開始的頭一年，僅河北一省中學以上在校學生和教師的人數就下降了70%，合計共5萬人。
[24]這些人中一部分人辍學了，或者随他們的大學流亡到國民黨控制的自由中國。
但許多人留在了以後成為共産黨根據地的地區。
一個經常提到的事例是楊秀峰，他是一位法國留學生，1898年生于河北東部。
他作為一個地下黨員，在天津河北省立法商學院任教時就已經是民族救亡運動的一位積極支持者。
戰争爆發時，楊和他的妻子以及幾位學生逃到冀南，與國民黨的某些組織和地方領袖聯合。
但在一次争吵後，楊與晉東南的共産黨分子發生接觸，他以前的一些學生在那裡很活躍。
楊的邀請使這些共産黨人直接滲透到冀南，以後楊在共産黨的事務中一直起着重要作用。
并非所有的國民黨軍隊都撤退了。
在華北的一些小部隊或者進行了獨立的抵抗，或者最終成為日本人的傀儡，或者與共産黨聯合。
出生于滿洲國的呂正操選擇了後一條道路。
他是南撤時脫離國民黨第53軍的一位團長，他率領平漢鐵路以東的部下進入冀中平原。
1937年末，呂的部隊在日本人手中受到很大的損失後，他與當地的和新到的共産黨人發生接觸。
在共産黨人的幫助下，他建立了一個抗日根據地，而且和楊秀峰一樣，于1949年後在共産黨的等級制度中升任重要職位。
活躍在華北的共産黨人比人們通常了解的要多。
到1935年，對共産黨人的鎮壓幾乎使這個黨失去活力，許多共産黨人和其他活動家被關在北平、濟南和太原的監獄中。
1936年春，劉少奇掌管了中共華北局。
日本的壓力、高漲的民族主義浪潮和統一戰線政策導緻了更多的寬容，而到了夏天政治犯被悄悄地釋放了。
發展黨員在加快。
甚至在戰争開始前，就有5000多名黨員在華北局管轄之下。
[25]
幾個月後當戰争爆發時，這些黨員大部分在自己的家鄉，準備組織地方抵抗力量和迎接來自八路軍的同志。
他們的行動，匪幫和散兵的搶劫，以及地方村社為提防這些掠奪者所做的努力&mdash&mdash這些構成了&ldquo自發動員&rdquo的大部分，這是由日本入侵的最初震動造成的。
&ldquo有證據足以毋庸置疑地得出這樣的結論，就是地方上的抵抗力量不是自發形成的，而自發組織起來的力量也不是為了抗日。
&rdquo[26]支持這個結論的是，人們發現在那些最能直接感受到日本侵略的地區&mdash&mdash城市和連接城市的鐵路沿線&mdash&mdash幾乎找不到任何有組織的抗日活動。
華北的絕大部分農民直到1939年才感受到日本人的存在，當時華北方面軍将其綏靖活動擴大到鐵路地區以外。
到這時，華北的主要根據地已經卓有成效地建立起來了。
根據地的建立
盡管領導權的鬥争、高層政策和意識形态都很重要，然而如果沒有根據地，中共将是一個沒有基礎的建築物，這是真的。
毛生動地說，這些根據地是&ldquo革命的屁股&rdquo，支持着它的全身。
它們為黨和軍隊提供了庇護所，中共力量最終依賴的人力、物力和群衆支持的源泉也都來自根據地。
1.陝甘甯（陝西&mdash甘肅&mdash甯夏的簡稱，即總部所在地或&ldquo延安地區&rdquo）。
從1935年10月長征結束毛到達時起，直到1947年3月其首府延安放棄給國民黨人時止，這裡一直是中共的神經中樞。
它作為中日戰争前就存在的唯一的根據地，提供了有關中共的最豐富而且易于得到的資料，也是外國觀察家最經常訪問的中共地區&mdash&mdash從1936年埃德加·斯諾的訪問（從而誕生了《西行漫記》）到1944年末和1945年新聞記者、外國武官，和美國軍事觀察組成員（&ldquo迪克西使團&rdquo，見下《美國與中國共産黨人》一節）的訪問。
陝甘甯（第629頁見地圖10）是中國最貧瘠、長期落後而且人口稀少的地區之一。
盡管它面積廣漠（大緻相當于美國俄亥俄州），但隻有大約140萬居民。
大多數極端貧困，但估計地主和富農占人口的12%，卻擁有土地的46%。
農業生産不穩定，生長期短，雨量稀少且難以預測，大暴雨會倏然而至，沖走莊稼，并把解凍的黃土坡沖刷成一條條溝壑。
在1928年到1933年間，饑荒席卷了中國西北部，包括陝甘甯在内；千百萬人死去，大量土地荒蕪。
劇烈的地震會周期性地摧毀那些掘進黃土峭壁的窯洞。
與嚴酷的自然環境一起，這一地區長期為動亂、騷動和暴力所困擾。
它長期未能從19世紀70年代可怕的穆斯林暴動中完全恢複過來。
土匪和軍閥是本地的特産。
地圖10 陝甘甯
基本資料：政區 人口和人員 1937年15縣，到1941年擴大到29縣。
5分區 總人口：約1400000 1941年266區，1549鄉
1941年武裝力量：八路軍18000；公安15000；自衛民兵224000；黨/政府：8000。
資料來源：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02頁。
基本資料取自謝爾登此書和安德魯·沃森：《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毛澤東〈經濟問題與财政問題〉的譯文》，第12&mdash15頁。
有幾種情況使陝甘甯不同于其他的根據地。
（1）作為中共總部所在地，該地區的絕大部分在實行較溫和的統戰土地政策前已經曆了土地革命（沒收地主的土地），因此鄉紳的反抗比其他根據地弱。
（2）陝甘甯是唯一遠離日本軍隊的根據地。
雖然延安受到過幾次轟炸，但陝甘甯沒有其他根據地必須對待的安全和生存問題。
（3）由于沒有中央政府和僞軍，陝甘甯軍事形勢比較簡單。
（4）日本戰線後方的根據地是常被分割的各種地區混合體，有鞏固區、半鞏固區和遊擊區，而陝甘甯則幾乎全部是鞏固區。
（5）由于陝甘甯地區人口稀少而且落後，改善生活的措施比其他根據地更為有效，也更明顯。
八路軍的警備部隊也可以更自由地做出這方面的努力。
（6）毛澤東和黨政軍中央機關在陝甘甯，意味着政策的執行可以得到最高層密切的和不斷的監督。
雖然陝甘甯邊區政府在1937年9月6日才正式宣布成立，但它在這以前很久就開始工作了。
直到1937年春，它像早期的江西蘇維埃那樣，許多職責下放給由黨監督的地方軍政委員會。
1937年采取統一戰線政策後，沒收地主财産被終止了，而一個由更多人參與的&ldquo新民主&rdquo體制被建立起來&mdash&mdash然而并不廢棄黨的最終控制。
每一級都選舉人民代表大會，從代表大會産生行政機構，處理政府的實際工作。
雖然宣布了普選權，但黨可以不許某些人投票或當選：漢奸、罪犯、敵特、低能兒等等。
國民黨黨員可以投票并為人代會工作，但隻作為個人，不作為一個有組織的政黨的代表。
此外，每一級行政機構都必須由上一級的機構批準，并向其負責。
共産黨員在各級人代會中占很大比重；在行政機構中他們通常也占多數。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選舉程序很快就終止了，而邊區人代會直到1939年1月才召開，這意味着無論是名義上還是事實上，整個結構都是由黨中央任命的邊區政府指導。
從1937年直到戰争結束後很久，邊區政府主席都由中共最受尊敬的老政治家之一的林伯渠（也叫林祖涵）擔任。
林生于1886年，比毛澤東早出生7年，他曾經是孫逸仙的同盟會和國民黨的早期成員。
在20年代第一次統一戰線時期，他同時為國共兩黨工作。
1927年後，他去過莫斯科，然後回到江西蘇區，并參加了長征。
到1938年，他是黨的中央委員會的委員。
除了這一行政機構外，還要求成立工人、婦女、青年等群衆團體，并逐漸開始在各級出現，但在這一時期這些團體似乎不很活躍。
除民兵外，軍隊實際上是獨立于這些統戰結構之外的，由中央軍事委員會直接控制。
在兩年左右的時間裡，延安和整個陝甘甯出現了相當規模的官僚機構。
同時，在1937年到1940年間，估計約有10萬人遷入，大多得到邊區當局的認可。
[27]有些人是由外省遷來的農民，開墾荒地；有些是老兵、殘廢軍人和受贍養的人。
但大約有一半來自中國東部和中部失陷的城市，其中有學生、教師、新聞記者、作家、各類知識分子。
1938年末，據說有2萬名學生等候批準進入陝甘甯。
[28]然而，盡管他們具有理想主義精神，延安和陝甘甯根據地的嚴酷生活也使許多人感到震驚。
有些人不僅對如此嚴峻的物質條件難于适應，而且對政治環境也有同樣的問題。
這裡個人主義和批判性的獨立思考不像在北平或上海那樣受到重視。
雖然無論用什麼标準衡量，陝甘甯都是非常貧窮的，但邊區經濟在戰争最初幾年還是相當穩定的。
這是一種混合經濟，既有公營企業或壟斷企業，也有在全面的政府監督和價格管理下運行的大量私人經濟。
除了早先沒收的土地以外，私人占有和耕種土地受到鼓勵。
允許租佃與雇用勞力，規定有最高地租和最低工資，但常不能執行。
這一時期農民的經濟負擔相當輕。
大部分雜稅已經廢除，甚至土地稅也已普遍豁免，隻向小部分農村人口征收。
這一點之所以成為可能，部分是因為有來自捐獻與沒收的資源，部分是因為有重要的國民黨的補助，部分是因為與陝甘甯以外地區有廣泛的貿易。
[29]所有這些條件到1940年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對毛澤東而言，從1936年中期到1939年中期是一段不尋常的安全期，從日複一日的重壓下解放出來，當時他有比過去任何時候都多的時間從事研究和思考。
在毛的謀士陳伯達協助下，他在這幾年中寫下了許多最富有洞察力的重要文章。
[30]正是從這時起，人們開始越來越經常地聽到&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和&ldquo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rdquo。
（見施拉姆的著作第14章，第844頁以下各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