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山西。
山西恰在陝甘甯東面的黃河對岸；它的西南角在黃河東大彎處伸向西安和陝西省的門戶潼關。
到日本戰線後方去的中共部隊必須通過山西，延安和各華北根據地之間的交通往來也必須經過山西。
除山東外，所有這些根據地的總部都設在山西東部山區。
中共的統一戰線在任何地方都不如在山西那樣有效，而且在戰争爆發前這種努力就已頗有成效。
首先，這意味着要與該省的軍閥主席閻錫山打交道，而中共把他當作僅次于蔣介石的統戰目标。
就本能和氣質而言，閻顯然是反共的。
但他求生本能更強，而這使他能如願地維持對山西的統治達20年以上。
閻害怕任何人侵入他的領地，不論其政治色彩如何；到1937年初他害怕蔣介石和日本人，超過了共産黨。
[31]1936年春閻要求增援以抵抗共産黨對晉西南的入侵，蔣和中央政府開始進入山西，而在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引起的部隊調動期間這一過程仍在繼續。
從1935年末華北自治運動開始時（甚至更早）起，日本對山西的威脅已很明顯，而1936年11月恰位于山西北邊的綏遠發生了戰鬥，這清楚地表明關東軍的意向是包圍山西并将它納入其政治和經濟圈。
日本特務也在省内密謀。
山西的資源，尤其是井陉煤礦，對日本擴張主義者有極大的吸引力。
閻錫山敏銳地意識到他的山西家鄉并不太平。
他的軍隊不很有效，而他的統治隻是被容忍着，不是得到積極支持。
1935年底，他要求成立&ldquo主張公道團&rdquo，這是為節制過分濫用權力的鄉紳以争取民衆支持，并從這些鄉紳榨取更多錢财而設的一個群衆團體。
到1936年夏末，閻準備更主動地與&ldquo左派&rdquo合作，甚至同共産黨人合作。
閻的态度轉變符合中共的統一戰線路線，這條路線要求在抗日民族主義與對黨的活動的某種容忍的雙重基礎上尋求朋友與同盟者，或至少是順從的支持者。
而中共則準備嚴格保證不讓他們的活動越出可能會疏遠潛在的同盟者或支持者的限度。
在這種氣氛下，公道團的活動分子說服了閻錫山組織&ldquo犧牲救國同盟會&rdquo。
犧盟會因此在1936年9月18日沈陽事變五周年之際成立，并保證支持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大約在此時，閻錫山有一段被引用的講話，&ldquo同共産黨搞統一戰線，這中間有風險。
但是，不跟共産黨合作，又有什麼辦法呢？現在我隻有用共産黨的辦法，此外都不能抵制日本人和蔣介石。
我是用共産黨的辦法削弱共産黨&rdquo。
[32]
許多個别的共産黨人[33]從一開始就活躍在犧盟會中，與愛國的教師和學生、自由主義者以及其他各種人一道工作。
新近從北平和太原監獄釋放的共産黨人，如薄一波，以堅強的意志投入工作，這種意志可以從以後的一份機密的國民黨情報中看出，它不無誇張地承認：
他們的&ldquo忠誠&rdquo和&ldquo努力工作&rdquo遠遠超過常人。
而且，他們常常放棄或不願擔任有權力的職務，但非常願意工作而不顧惜自己（特别謀求下層工作，因為這是他們政策的核心）。
他們的忠誠就像一條狗；他們的馴服又像一頭羊。
任何主人有這樣的奴隸都會歡欣之至。
[34]
犧盟會又制定出大量在軍隊、學校、政府官員中以及農村裡的培訓與宣傳計劃，并在進行這些計劃時，傳播統一戰線的信息和補充黨的後備力量。
因此，當戰争爆發時，八路軍三個主力師的指揮部通過山西并未遇到障礙。
中共華北局總部幾乎立刻從北平遷到山西首府太原，劉少奇也同時到達以監督中共在該省的活動。
太原失守前，由于日本壓力增大，閻已經允許犧盟會建立軍事組織，并撥給他們一批輕型的步兵裝備。
為區别于原有的省屬正規部隊&ldquo舊軍&rdquo，這支部隊被稱為&ldquo新軍&rdquo，它由4個&ldquo決死縱隊&rdquo組成，每個縱隊都由一名同時擔任政治教官的黨員指揮。
不久，山西105個縣中大約有70個縣都由犧盟會的人擔任縣長，而省内7個較大行政區中有5個據共産黨人所說是在&ldquo我們手中&rdquo。
所有這些是一個令人鼓舞的開端，但就到此為止。
如薄一波以後告訴傑克·貝爾登的那樣，新軍的長處是與人民的緊密聯系；其弱點是缺乏統一性，缺乏中央領導和軍事經驗。
這是一支由學生、教授和農民組成的軍隊，學生不懂如何打槍，教授不懂戰術，而農民既不懂戰術又不懂政治。
這支軍隊由于缺乏指揮首腦與技術，處于分裂與被消滅的危險之中。
[35]
地圖11 八路軍的部署，1937年7&mdash12月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
但是由林彪、賀龍和劉伯承分别指揮的八路軍第115、120和129師所提供的幫助正在途中。
由八路軍與分散在敵後的抗日力量的袋形地塊聯系，華北根據地于是在山西山區誕生了。
隻要有可能，共産黨人便進入鄰省：河北、河南、綏遠。
第115師和129師的小分隊被派得更遠，進入山東。
3.建立根據地。
八路軍三個師的行動得到蔣介石和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兩人的批準。
面對日本在山西的攻勢，這些部隊，尤其是第115師，與山西正規部隊配合，但保持組織上的獨立性。
由于這種配合，迎來了中國在這場戰争中的首次勝利，這就是1937年9月25日發生在晉東北的平型關大捷。
在當地激烈而混亂的戰鬥中，大部分任務由山西軍隊承擔，林彪則對精銳的闆垣第5師團後方的一支補給辎重車隊布置了一次精心的伏擊。
日本人在一條狹窄的山溝裡不意被分割成小股。
然而，共産黨人隻繳獲到大約100條槍，而沒有抓到俘虜；日本士兵頑抗到底，幸存者破壞自己的武器，然後自殺。
[36]
平型關的經驗可能有助于使毛和同意他觀點的一些人相信，與&ldquo友軍&rdquo配合對優勢的敵人作常規戰是不明智的。
林彪在這場争論中或許站在毛的一邊，他在戰鬥報告中含蓄地确認以下結論：
（1）由友軍協同作戰實際上非常糟。
他們決定進攻計劃，但他們自己并不能貫徹&hellip&hellip（7）敵兵有很強的戰鬥力。
我們在北伐和蘇維埃時期從未遇到過這樣的強敵。
他們的步兵在戰鬥環境中能發揮個人主動性，他們即使受傷，也拒絕放下武器&hellip&hellip（12）我們部隊的軍事技能和訓練仍有大加改進的必要。
在過去半年中，我們的部隊得到了一次休整的機會，紀律、士氣和正規化都大有進步；但在戰鬥訓練方面，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37]
當日本對山西的入侵還在進行之際，第115師的幾支部隊（約2000人），在聶榮臻率領下，占據了山西東北部以及相鄰的河北西部山區的陣地（林彪在1938年1月負重傷并回到延安，然後赴蘇聯養傷）。
聶榮臻在五台/阜平地區的活動标志着以後成為晉察冀邊區的開端。
早在1937年11月，晉察冀根據地的大緻輪廓開始形成。
當地的&ldquo動員委員會&rdquo和其他早期組織活躍在晉東北和冀西的近30個縣、冀中（平漢鐵路以東）的20個縣和察南的4個縣。
但抵抗組織還沒有完全控制這些縣，而且在許多情況下他們并不互相鄰接。
他們之間還很少合作。
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冀西山區一個縣城阜平舉行的一次會議上，根據地正式成立。
來自39個縣的148名代表參加了會議，代表28個&ldquo組織&rdquo：從動員委員會、犧盟會和各種軍事組織到黃教喇嘛。
這是一次非常明确的統戰會議，而且完全受中共指導。
會議通過了一系列贊成抗日、軍事動員、政治組織和溫和的經濟改革的決議。
會議也批準了晉察冀根據地的組織結構；它指導根據地今後5年的工作，因為下一次根據地全體代表大會直到1943年1月才召開。
阜平會議的代表批準成立一個9人行政委員會，由犧盟會的活動分子宋劭文領導，他同時還是五台縣縣長。
[38]聶榮臻是軍區的司令員，軍區與民政體制是分開的，但雙方在所有層次上都互相影響。
這一機構全面管轄11個專區，那裡的抵抗運動的組織者最為活躍。
1938年1月22日，蔣介石和閻錫山勉強批準了晉察冀邊區的成立。
在中共建立的所有敵後根據地中，它是得到中央政府正式承認的唯一的一個。
與晉察冀的發展同時，賀龍的第120師活躍于晉西北，這是一個幾乎與陝甘甯同樣貧窮落後的地區，後來成為晉綏根據地。
晉綏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是一條連接延安地區與更東邊的根據地的戰略通道，也是部分地護衛陝甘甯東北部的一面盾牌。
劉伯承把他的第129師推進到晉東南的太行山區，接近河北和河南邊界。
這一地區，加上魯西部分地區，成為晉冀魯豫根據地。
在戰争的大部分時間裡，它實際上是松散地結合的兩個根據地，一在平漢鐵路以西，一在路東。
以後發展的是山東半島根據地，離八路軍主力更遠，那裡共産黨人、日本人、僞軍、地方武裝以及與中央政府有聯系的部隊之間的鬥争非常複雜。
在華中，某些與華北不同的條件使得中共的勢力發展緩慢。
在受日本人攻擊最厲害的地區，尤其是長江三角洲和滬甯幹線，地方行政往往崩潰，秩序混亂，而各種類型的武裝團夥迅速湧現，恰與北方一樣。
也是在這裡，日本人起初對他們經過的地區不注意占領。
但在别處，華中較少受到日本入侵的破壞。
地方和省級行政機構繼續行使職能，經常與國民黨控制的自由中國接觸。
長江北岸的安徽和江蘇部分地區沒有直接受到日本的進攻，國民黨軍隊沒有撤走，留了下來。
在長江南岸的江南地區，雖然起初大多數國民黨部隊撤走了，但有些部隊不久又被調來，更多部隊接踵而至。
這些部隊中很多是中央軍或與蔣介石有密切聯系的部隊，不同于八路軍地區内的地方雜牌軍。
畢竟這一地區曾經是國民黨政權的核心地區，國民黨人對外來勢力的侵入十分敏感，同時他們也處于抵擋這樣的入侵的較有利的地位。
雖然新四軍規模較小，在幾年裡戰鬥力也不如八路軍，但是毛澤東和劉少奇不久就要求他們在全區，尤其是在長江以北，從事進取性的根據地建設。
國民黨正式劃給新四軍的活動地區見（第642頁圖12）。
中央政府每月補助約13萬元以彌補經常費用。
在長江北岸，他們的戰場是國民黨第5戰區的一部分，由令人敬畏的桂系領袖李宗仁指揮；長江以南是第3戰區，由蔣介石的心腹同僚顧祝同将軍指揮。
直到1938年末六中全會時，新四軍的活動很少受到延安的直接控制。
雖然項英的軍部中某些高級幹部來自延安（葉挺并無多大權力），但新四軍的政治指揮系統卻是經過當時以王明為首的長江局。
起初幾乎全部軍事活動都在江南，包括部署新四軍各小分隊，招募或吸收雜牌的武裝團夥來擴大自己，并從事力所能及的抗日活動。
有時他們邋遢的外貌使當地農民把他們與打家劫舍的匪幫混同起來；有一兩次他們被當作前來恢複秩序的日本軍隊而受到錯誤的歡迎。
當地的老百姓，無論是普通農民還是地主，對他們的接待常常更多地取決于他們消滅土匪的能力而不在于抗日。
[39]在戰争的頭一年左右，共産黨在華中各地并未試圖攫取政權和建立北方正在開始形成的那種根據地。
1938年末六中全會後，情況開始發生變化。
1939年，新四軍大大地擴充了，江北的部隊日顯重要，在某種程度上是以犧牲江南部隊為代價的。
這一軍事擴張也是以項英為一方和以黨中央為另一方（包括毛澤東、周恩來，尤其是劉少奇）之間日漸緊張的關系的一個部分。
這種擴張和強調建立根據地，當然使華中的共産黨人與中央、省和地方各級的國民黨當局發生日益嚴重的沖突。
在六中全會上，劉少奇成為華中黨的最高領導人。
這既反映了王明權力的下降，也反映了毛想在華中獲得更嚴密的控制并在華中推行華北根據地建設政策的決心。
[40]表21和圖12表示新四軍在戰争頭兩年的部署，就總體而言，它向東北運動，進一步深人敵後，并遠離國民黨後方。
加入新四軍的其他軍事力量中，最重要的是由長征老戰士李先念領導的豫鄂挺進縱隊，他們占據了原第4支隊占領地區附近的陣地，位于武漢以北，橫跨平漢鐵路。
直到1941年，在新四軍事件後的改組中，李先念的縱隊才正式編入新四軍。
更往東去，在長江以南，是兩支半遊擊的地方武裝，即管文蔚領導的江南抗日義勇軍和江南挺進縱隊。
管是丹陽出生的地方共産黨領導人，他在1937年前一直與黨失去聯系。
他幫助開辟了一條通道，經過這條通道新四軍部隊可以穿越揚中島到達江北。
這兩支部隊和第一支隊均與從屬于重慶的忠義救國軍發生争奪。
表21 新四軍（1939年末）
*近年高敬亭已恢複名譽；據說1939年他是被誣陷而錯誤處決的。
&mdash&mdash譯者
資料來源：陳永發前引書，第2章；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第124&mdash132頁。
地圖12 1940年晚期新四軍的部署與調動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
地圖13 所有宣稱的共産黨根據地（1944年晚期）
資料來源：範斯萊克編：《中國共産黨運動》，第Ⅻ&mdashⅩⅢ頁。
此圖根據中國共産黨1944年8月的資料編制。
圖13表示共産黨根據地的大緻方位，但同中共戰争末期向公衆提供的大多數簡圖一樣，這張地圖顯示出共産黨控制下的廣大鄰近地區。
這很容易使人誤解。
這些根據地，從北方的陝甘甯和晉察冀到離廣州不遠的兩個用陰影表示的不穩定的遊擊區，處于極不相同的發展和鞏固階段。
一種更實際但仍為簡化的圖，可以表示出三類地區，它們都是變動的。
（1）中共已經創立了相當鞏固的行政機構的地區，可以公開行使職權并實行改革，老實說，這些改革還不是革命，然而卻有比較深遠的影響，并深深紮根于當地社會，超出了任何中國政府以前曾達到的程度。
這些核心地區是不保密的中共地圖上所表示的大片根據地中的安全島。
（2）比較不穩定的地區，在中共資料中常稱為&ldquo遊擊區&rdquo，而在日本資料中稱為&ldquo中間地帶&rdquo。
這裡可能有多種力量：共産黨人、國民黨部隊、地方民團、土匪、僞軍。
在這些遊擊區，中共根據眼前的共同利益尋求盟友。
他們隻做初步的組織工作，而且隻試圖進行有節制的改革。
（3）在不同程度上受日本控制的地區。
與中共核心地區相對應的，是日本人所占領的城市、大集鎮和主要的交通線，邊上有一些拉鋸的邊緣地帶，在這些地帶日軍和僞軍占上風。
特别在華北，鐵路線既限制了也分割了主要根據地。
晉察冀位于同蒲路以東和正太路以北。
這一根據地的核心地區被平漢、平綏和北甯鐵路隔開。
這種模式在其他根據地也大同小異。
顯示1938年10月華北部分地區極端混亂的圖14，生動地展現了戰争頭幾年真實的複雜狀況。
根據地建設過程
縣以上政府的普遍瓦解與對統一戰線内中共的半合法的承認結合在一起，為黨的部隊創造了許多機會。
八路軍成員和中共的文職幹部自稱是合法的當局和抗日的領導者。
軍事和政治控制齊頭并進，但軍事優先。
八路軍的部隊每到達一處，最初的任務是與地方黨或&ldquo進步勢力&rdquo取得聯系，然後與形形色色的地方勢力和地方社區接觸，從他們中間找到自己的地位。
與當地積極分子接觸可以得到人力、情報，并接近群衆。
如薄一波所說，當地人缺乏領導、組織、紀律和經驗，這些都可由外來者提供，但如果沒有當地人，外來者可能得不到信任；或許可以被容忍，但得不到真正的支持，并且也不可能在地方上紮根。
國民黨部隊從來沒有完全掌握住這一套聯系方法。
地圖14 軍事形勢，華北，1938年10月
資料來源：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地圖頁。
在晉冀交界山區，宋劭文領導的犧盟會就是聶榮臻部隊最先取得聯系的組織之一。
越過平漢鐵路，在冀中北部平原上，他們與呂正操接近。
劉少奇估計1937年戰争開始後大約有三萬餘名成員的200個武裝團夥一下子冒了出來。
[41]按照劉的說法，他們很容易被争取過來，隻要八路軍善待他們，幫助維持秩序，不要求他們提供太多的人力，也不去理會他們的某些半土匪的習氣。
地位牢固的土匪團夥和地方防護性幫會造成更困難的問題。
成功地與他們打交道是一個長期的過程；随着根據地的擴大或被迫轉移，這一過程可能必須重複。
土匪和遊民既是地方秩序的威脅，也是八路軍組織的民兵的兵源。
盡管他們常常&ldquo魚肉&rdquo鄉民，不得人心，但許多遊民仍被招募。
彭真回憶說，&ldquo絕大部分則積極參加了抗日運動。
當時一般群衆尚在觀望，而大部分遊民則因無身家之累，對現社會又少留戀，于是首先奮起與少數積極革命分子一同作了開路先鋒&rdquo。
[42]但是彭和黨的其他幹部也知道，他們主要是為了填肚子，哪邊給的更多，他們就會倒向哪邊。
他們的口頭禅是&ldquo有奶便是娘&rdquo。
劉少奇指示地方幹部要以最好的方式對待有組織的土匪團夥：與他們結盟并争取他們，吸收他們的群衆并孤立他們的首領，或攻擊并粉碎他們。
在核心地區，要讓土匪團夥就範，否則就給他們機會離開。
但是，如劉少奇所說，&ldquo如果在敵占區活動的土匪團夥強到足以破壞敵人的秩序，而那裡的抗日力量相對弱小，那麼我們就應該勸說并團結這些土匪&rdquo。
[43]這種與遊民的統一戰線增加了人力和武器，并逐步減輕了根據地的混亂。
根據劉少奇的說法，地方幫會是一個比土匪更困難的問題，他提到這些幫會在中國的悠久曆史以及因戰時條件而得到的動力。
紅槍會、天門會和聯莊會&ldquo都是純粹的自衛組織，共同的目的是抵制過高的賦稅和軍隊或土匪的騷擾&rdquo。
他們一般由鄉紳和&ldquo政治上中立的人&rdquo所控制，能得到群衆支持，因為他們對農民的&ldquo落後和狹隘的自身利益&rdquo有吸引力，但另一方面，秘密幫會在其他形式的影響外增加了迷信。
他們準備與任何外來者作戰，包括抗日遊擊隊。
此外，如果一支小部隊駐紮在他們附近，盡管并不構成威脅，他們為了獲得武器也常加以襲擊。
幫會沒有永久性的軍事組織，但隻要戰鬥在當地發生，他們就能召集&ldquo很大兵力&rdquo做出反應。
劉少奇總結了幾種最有效的方法。
（1）不要輕率行動。
（2）嚴格遵守紀律；不要提出需求，也不要觸犯他們，但要非常警覺。
（3）小心避免觸犯他們的宗教信仰和他們的領袖；要尊重他們。
（4）當他們受到日本人或僞軍騷擾時，幫助他們趕跑敵人。
（5）以模範行動赢得他們的信任和尊敬，并用各種方式援助他們。
（6）最重要的是對他們進行耐心的教育、宣傳和勸說，以提高他們的民族意識，引導他們投身抗日鬥争，并自願向遊擊武裝提供物資。
（7）努力分化為日本人服務的幫會。
（8）不要幫助幫會成長，尤其在根據地或遊擊區。
（9）在敵占區，幫助推動幫會從自衛鬥争向抗日運動的方向發展。
最後，劉指出迷信有時也能轉為好事。
有些秘密幫會相信，八路軍總司令朱德準是他們的保護神和明朝締造者朱元璋的後代。
這些秘密幫會和當地八路軍之間的關系就特别好。
簡言之，劉說，&ldquo在華北的許多地區，鄉村裡的抗日統一戰線主要依賴于我們與幫會之間的關系和工作處理得如何&rdquo。
[44]
因此，共産黨勢力進入敵後，首先并不依靠民族主義、社會經濟計劃或意識形态。
事實上，對擁有兵權的人來說，以不同的意識形态或根本沒有意識形态而以中國鄉村為生，是很方便的，下面一段對孫殿英的描述說得很清楚：
孫的一位副官對我說，&ldquo我們要有一支軍隊的原因是每個人都要吃飯&rdquo，意思是說，他們打不打仗無關緊要。
從這場戰争開始到結束，孫在共産黨人與中央政府之間周旋，甚至有一段時間還投向日本人&hellip&hellip當戰争爆發時，他招集舊部與日本打仗。
中央政府任命他的部隊為新五軍，總部設在河南林縣&hellip&hellip由于與秘密幫會有聯絡，他到處都有關系，因此經商辦事都不在話下。
雖然林縣是個偏僻的小地方，但即便來自上海的商品也能買來享用。
[45]
中共到處都把軍事和政治控制視為優先于一切其他工作的基本條件。
鞏固區、半鞏固區與遊擊區之間的差别标志着這種控制程度的不同。
早期的形勢可以描繪為&ldquo開放的&rdquo，這就是說社會中的個人與團體可以有多種選擇，中共無法阻止他們嘗試。
在這種環境下，統一戰線認識到黨相對軟弱，于是主要依靠勸說、妥協、滲透和教育。
另一極端是&ldquo封閉的&rdquo形勢，其中中共的力量已足以限制選擇，并使選擇的動機和代價向産生所要求的行為方向發展。
對那些持反對态度的人，必要時黨可能施加強制性的制裁，甚至使用暴力。
當這種控制取得成功并深化時，某種政治革命就發生了，盡管在社會和經濟結構上還沒有任何變化。
黨及其追随者正從傳統的農村權力占有者手中奪取權力，但控制權的建立是一個漸進的、不平坦的過程，受地形、當地社會及存在競争或敵對勢力的影響。
即使在最成功的晉察冀根據地，進展也是困難的。
群衆并不會自發地團結到共産黨一邊。
彭真寫道：&ldquo在建立根據地時，中農、貧農和其他勞苦群衆的政治和組織的自立能力并未真正顯示出來&hellip&hellip在這些農民确實經過一些鬥争（開始主要是自上而下發動的），逐漸真正覺悟起來之後，才膽敢反抗了。
&rdquo1941年末，他終于可以說：&ldquo關于這一地區的階級關系，我們在軍事上與政治上占有統治地位；基本群衆已經站過來了，并占了優勢。
但在經濟上，地主資産階級仍然明顯地占有優勢。
&rdquo[46]
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史中多次出現的一個問題是某些地區是否存在某種條件，使它們比其他地區更易接受共産黨人的滲透、組織和控制。
尤其是，貧窮、剝削和社會混亂的環境是否比更富裕、社會更協調的地區更能為共産黨的活動創造有利條件？答案似乎是，&ldquo共産黨人在中國取得成功或權力并沒有一個單一的模式&hellip&hellip在任何地區與任何時候，共産黨勢力的擴張，和其他社會現象相比，似乎更與共産黨在附近地區的[長期]存在有關&rdquo。
[47]事實上毛、劉和其他領導人從不接受下列觀點，即特定的社會與經濟條件使某些地區适合建立根據地，而其他地區則否。
反之，毛相信，原則上根據地可以在任何地方建立，隻要黨有機會在那裡堅持活動。
例如，1938年5月，他堅持根據地不僅可以在交通比較困難的地域建立，也可以在平原建立。
[48]當這些領導人提到地方條件（租佃、高利貸等）時，他們是在提供可在其他地區靈活運用的具體例證，并不是表明隻有在這樣的條件下才有可能建立根據地。
雖然租佃率在華北許多地區相當低&mdash&mdash因此減租政策的吸引力也有限&mdash&mdash但共産黨領導人争辯說，還有其他的問題、其他的剝削形式可以代替。
這就需要當地的幹部分析他們所在地區的社會與經濟條件，根據一般的指示精神去着手工作。
一個特定地區的條件是否使農民受更多剝削，生活更為悲慘，或者生活大緻如前，甚至稍有改善，這樣的問題并不使共産黨領導人或地方幹部感興趣。
他們深信，鄉村中每個地方都不乏悲慘與不公，足以激起革命性的變革。
但是，共産黨并沒有能在各處都成功地創立根據地，也不經常能保持曾建立的根據地。
最成功的根據地确實位于較為貧窮的地區：山區、沼澤地以及其他邊遠地區&mdash&mdash總之，在傳統的匪區，像傳奇小說《水浒傳》中的宋江和他的弟兄們所占的那些地區。
原因也相同。
這些周邊地區遠離居民點和國家控制，常跨越省界，比靠近大城市和主要交通線的人口稠密的平原更安全，有更好的機會可以不受幹擾地工作。
[49]簡言之，要一個特定根據地取得成功，地理因素（甚至不妨說軍事地理因素）可能比社會和經濟結構更重要。
共産黨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是軍事&mdash政治控制與人民支持的結合，兩者表現在互相連鎖的直到村一級的組織結構中（至少在鞏固的根據地是這樣）。
首先是控制，但共産黨人在控制上的做法與他們的對手不一樣。
政治、經濟與社會的變革随控制的擴大和加深分階段進行，交互作用。
從觀念上講，在黨自信有能力取得成功前，不應進行改革。
反之，每一次變革都應進一步加強黨和&ldquo基本群衆&rdquo的控制。
因此，隻要處理得當，每一次變革都既加強了黨的控制也加強了群衆的支持，并為下次變革鋪平道路。
當要求進行一項特定的改革（一次選舉、一次生産運動、一次鬥争會）時，人們通常知道這是指鞏固區，或許還有半鞏固區，但不涉及太&ldquo開放&rdquo的遊擊區。
而且，即便是在鞏固的根據地，許多政策也并非立刻全部執行，代替的做法是先在精心準備的&ldquo示範區&rdquo推行這些政策，在那裡深入的預備工作和集中的人力使政策可能取得成功。
當衆羞辱一個特别臭名昭著的地主并剝奪他的部分或全部财産的場面，對别處就是一個有力的例證。
其他尚未如此痛苦地被挑選出來的地主則被&ldquo勸說&rdquo進行合作，尤其是保證他們的财産不會被沒收，而且他們可以繼續收取地租與利息（雖然要減租減息）。
更為重要的是，讓農民大膽确定自己的階級地位，克服根深蒂固的宿命主義、消極屈從以及社會調和&mdash&mdash總之，要行動。
每一次行動都使下一次行動更容易，并且斷絕了退路。
一個佃戶由于害怕報複或者為了保持社會融洽，可能一時偷偷地付給地主原先未減的租金。
但是，一旦他在鬥争會上大聲訓斥了這個地主之後，他或許再也沒有退路了。
有些農民生平第一次開始思考自身&mdash&mdash經常是遲疑地或勉強地&mdash&mdash為自己本身的權利做政治和社會的行動者，而不是受他人驅使的被動的行為對象。
黨的目标是一種受指導的但也是自願的參與，黨稱之為&ldquo民主&rdquo。
阿曆克斯·德·托克威爾闡明了一個普遍的原則，他這樣寫道：&ldquo冤情隻要看上去還無力解除，就一直耐心地忍受着；一旦消除冤情的可能性在人們的頭腦中出現，它便顯得無法忍受。
&rdquo[50]彭真描述了那些過去謀劃交付全部地租的佃戶現在怎樣開始向地主清算，并拒絕繳納任何地租或要求賠償。
有的農民在街上故意沖撞地主。
&ldquo總之，一切都翻過來了&hellip&hellip這種情形在我們接到中央&lsquo七七&rsquo三周年指示，頒布了&lsquo雙十綱領&rsquo以後（1940年中期）便開始糾正，使雙方的鬥争約束在一定的範圍内&rdquo。
[51]
在控制權正在建立時；有三種關系會發生争論，可以着手組織和動員。
（1）地主與佃戶的關系，集中在地租上；（2）債權人與債務人的關系，集中在利息上；（3）政府與被統治者的關系，集中在賦稅上。
[52]這些争論被用來加劇階級鬥争，反對&ldquo封建分子&rdquo。
為了更深的滲透和更廣的組織，共産黨采取一步一步的措施打開當地社會之門，但在每一步上那些正在被組織起來的人們必須看到他們的實際利益，而不擔過分的風險，不然他們就不會響應。
必須找到有立竿見影或近期收益的具體措施，并用農民習慣的、生動的鄉土語言表達出來，而把階級鬥争的話留待以後再說。
帶給當地居民的最初利益将取決于環境，并必須與進入這一地區的中共軍政人員的後勤需求相協調。
彭德懷這樣描述：
根據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原則，給養自籌。
建設了根據地，有了政權區，可征收救國公糧；沒有建設根據地政權以前，即捐、借、指派、沒收漢奸财物，不靠國民黨發饷、發給養。
[53]
雖然減租減息是既定政策，但在對較先進根據地的鞏固地區已樹立控制權前，沒有一項能系統地實行。
減租被說成是實現孫逸仙的二五減租的諾言（從平均50%的地租&mdash收獲比降至37.5%），作為&ldquo耕者有其田&rdquo方案的一部分，這一部分是國民黨思想體系的法定的但被忽視的成分。
這使包括地主在内的國民黨支持者很難對中共正在做的事情提出批評。
從外界看來，中共的地租政策相當溫和。
然而土地關系的複雜性與多樣性使黨能随當地形勢和幹部情緒的需要而行動，或克制或嚴厲。
地主的阻撓被指責為破壞抗戰事業以及實際上與敵人勾結。
[54]這可能導緻嚴厲的懲罰，甚至沒收财産。
總之，地主的選擇受到限制：&ldquo地主在鄉村的土地不可能帶進城市。
&rdquo彭真繼續寫道：
總之，晉察冀邊區地主是在基本群衆已經起來，民主政治已經确立，封建專政已被打破之後，才開明起來的。
事實證明，不經過農民對地主的必要的鬥争，地主階級的開明是不可能的，地主與農民關系的調整也是不可能的。
[55]
減息是難以貫徹的，如果這涉及取消本金或陳債的自然增長的利息，那麼減息也可能比看上去更激烈。
這些損失加上新貸款的低利率常使潛在的借主把他們的錢束之高閣。
農村信貸的收縮引起了苦難，因為許多貧苦農民需要貸款活命，特别在華北和華中北部的春荒季節，那時頭年的存谷已所剩無幾，而越冬作物要到五六月才有收成，還有幾個星期要等。
而且，并非所有的借主都是富商或地主。
貧農和中農或許有點現金，但由于數額太小，不足以投資于土地或商業，他們把這點錢借出去以謀取額外收入。
缺乏勞力的家庭&mdash&mdash寡婦或無兒女的夫婦&mdash&mdash可能賣掉他們無力耕種的土地，換成錢出借。
因此，隻有根據地政府自身有充分的财力，使得按規定利率的信用貸款可以借到時，減息才能成功。
稅收也隻能緩慢地改變。
不像陝甘甯邊區，敵後根據地得不到外來的補助，如彭德懷指出的那樣，必須依靠自身的努力。
在戰争的頭兩年，即使晉察冀也隻能在稅收制度上進行有節制的結構調整，方法是廢除許多雜稅和附加稅，但不是全部&mdash&mdash在中國大部分地區，它們在20世紀頭幾十年間已經激增，多于和超過基本土地稅&mdash&mdash并對與敵占區的貿易征收關稅。
其他改革目的在于更有效地征收土地稅，方法是登記&ldquo黑田&rdquo（以前未征稅的土地，因為它們不在土地冊上），并制止貪污，使征到的稅款真正進入國庫。
剩下的赤字由内部公債和其他特别措施彌補。
在1939年，行政控制已經進展到足以允許較為正規化的稅收制度，即&ldquo合理負擔&rdquo計劃在晉察冀根據地的核心地區實行。
在這一計劃下，每個縣分配個稅收定額，這個定額根據估計的總資産和支付能力依次分到鄉和村。
村的定額按照過高累進的算法再在居民家庭間分攤。
此外，對非常富裕的家庭另行估産。
[56]減租減息的目的在于防止地主和富農把他們的稅款轉嫁給佃戶和債戶，使稅收制度更為有效。
顯然，除非這一制度的設計者們對那些将在縣和村級貫徹該制度的人滿懷信心，這項制度是不能執行的。
彭真的報告提到，進入1939年後很久，晉察冀才能任命或更換村長，建立村代表會議；并創立統一的行政體系&mdash&mdash即使在那時，也隻在鞏固區才能做到。
[57]
稍後，合理負擔稅收制度，作為第二種主要改革，以類似的形式在其他根據地運用，這種改革是把财政計算的主要單位從貨币轉為谷物。
在晉察冀，政府的主要賬目是以小米或其他等同物為單位。
于是薪金和稅額與币值波動隔斷。
幹部和其他職能人員享受供給制，零用錢極為菲薄。
對軍隊或其他因公出差的人發給糧票，他們可以在根據地轄區内的任何地方用糧票換到糧食。
各村交納稅收定額的時候，既可以交糧食，也可以交糧票，或者兩者兼有。
由于各村要負責将稅糧運到糧站，他們更喜歡方便的糧票。
[58]
如果共産黨幹部與村長認為合适，他們可以采取沒收、征稅、捐獻和合理負擔賦稅的辦法使當地居民中特定的個人或階層的經濟地位遭受明顯變化。
這對佃戶、貧農和中農有利，而對富農和地主不利，尤其是對地主不利。
一位學者聲稱，&ldquo中共的減租減稅方案是革命性的。
它相當于分期沒收&rdquo。
[59]
雖然這種估價可能對晉察冀核心地區的某些村莊是正确的，但對晉察冀的其他地方和其他根據地就言過其實了。
中共自己也承認，它缺乏在整個根據地執行這些政策的能力。
即便在某些地區這種激進的變革是他們力所能及的，共産黨人通常還是滿足于有所保留，隻要能深化他們的控制并有助于動員農民支持就行。
一則，地主和富農是農村最有活力，在經濟上最有成效的經營者，即使不是由于他們自己的直接勞動，那麼也是由于他們擁有資本、役畜、農具、技能和熟悉市場情況。
況且，中共用來作為便捷手段的階級劃分隻能非常粗糙地反映更為複雜的現實，而農民是在這個現實中看到自己的。
[60]盡管有共産黨的階級鬥争的觀念，盡管農村中窮人對那些剝削他們的人的怨恨确實存在，但社區團結的牢固傳統、社會調和的習俗以及宿命論對現實的接受都阻礙着激進行動。
對共産黨人定為&ldquo地主&rdquo、&ldquo富農&rdquo或幹脆就是&ldquo封建分子&rdquo的那些人采取任性的措施很可能吓倒普通農民，他們或許害怕下次會輪到他們，盡管保證不會。
識字的和受過教育的人也群集在這些下層農村精英中，如果黨想補充能夠處理日常行政事務的地方幹部，許多就得來自這些人群。
最後，共産黨人認識到，粗暴待遇的消息會傳播到其他地區，使他們的滲透以及與鄉紳的統一戰線更加困難。
到盧溝橋事變兩周年時，中國共産黨人處于前所未有的地位。
這一運動以前曾兩次迅速發展，又兩次瀕臨絕境。
這兩次是1927年第一次統一戰線的血腥解體和1934&mdash1935年長征的艱辛，幸存者們精心照料着革命的火種，并耐心地使它們恢複活力。
現在，由于戰争，共産黨人更強大了，分布更廣了，軍隊、地區和追随者遍布華北和華中。
領導層比過去更團結，不再隻有一個像上海或江西蘇區那樣的統治中心，在那裡共産黨人可能受到緻命的打擊。
從1927年和1935年的情景觀察，中共力量的成長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但與國民黨人及其追随者的力量比或與日軍和僞軍比，也與這些新區的廣大空間和社會複雜性比，中共力量的這種成長顯得更為有限。
它能經受住第三次大挑戰嗎？
Ⅱ戰争中期，1939&mdash1943年
1939年初戰争開始轉入第二階段，這是1938年末毛在六中全會上所預見的相持的結果。
毛曾預言，在這個持久的&ldquo新階段&rdquo，抵抗力量（當然主要指共産黨領導的力量）将成長壯大。
其實這筆賬并不那麼單純。
在山東和華中建立了新的根據地，但在華北許多地區人力和丁口因日本的強化治安而喪失。
根據地經濟面臨嚴重問題，農民所受的苦難比任何時候都重。
相持階段有兩個方面。
第一個方面是國民黨對共産黨的擴張越來越惱怒，共産黨的擴張與他們自己的損失呈鮮明對比。
當國民黨人正被趕出他們擁有最大财富和最高權力的長江中下遊地區并在這一過程中喪失了精銳部隊時，中國共産黨卻正在滲入日軍戰線後面的廣闊農村，在那片土地上擴張勢力并赢得民衆的支持。
第二個方面是日本人想要（并且需要）鞏固他們名義上已征服的地區，并從中得到經濟利益。
歸根到底，發動中國事變的理由是利用中國的勞力和資源來增強日本的力量，而不是在中國的廣闊領土上耗盡其财富。
一個日軍陸軍上校悲歎道：&ldquo為什麼，唉，為什麼，在我們已經達到最初目的後，我們不迅速結束中國事變？我們被誘入内地，真是愚蠢&hellip&hellip我們所得到的是不動産，而不是我們 &lsquo解放&rsquo的人民的普遍支持&hellip&hellip我們越來越深地陷入了永無盡頭的消耗的泥潭中了。
&rdquo[61]日本的當權者們仍意見分歧，并且互相競争；他們多方設法以求改善其處境。
他們對蔣介石展開新的和平攻勢，同時力求建立一個在汪精衛領導下的&ldquo改組的&rdquo國民黨政府，汪已于1938年12月逃離重慶。
他們招攬了更多的合作者和傀儡。
最後，日本人還采取強有力的軍事、政治和經濟措施來建立地區性控制并消滅反對力量。
與國民黨的&ldquo摩擦&rdquo
共産黨人用&ldquo摩擦&rdquo這個委婉的說法來描述戰争中期他們與國民黨人的沖突。
到1939年，許多觀察家認為（或許是錯誤地認為），出乎意料的真誠協商開始漸趨消退。
1939年初，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采取了一系列限制中國共産黨的措施。
[62]軍事沖突始于夏季，持續到秋冬，越來越頻繁和激烈，這些沖突多數發生在華北根據地及其周圍。
共産黨把1939年12月到1940年3月之間的這段時期稱為&ldquo第一次反共高潮&rdquo。
當然，雙方相互指責對方是進攻者，而稱自己是對無理進攻的自衛。
但從戰略上看，這次華北&ldquo高潮&rdquo是國民黨為制止中共擅自擴張到指定地區以外，并在已經丢給共産黨人和日本人的地區恢複權力所做的一次努力。
蔣介石作為一個傳統主義者堅持要維護他的法權，而共産黨人則堅持他們有發展的權利，對政府法權的道德價值提出質疑。
1939年，國民黨人開始對陝甘甯南部和西部邊界實行全面封鎖。
一年内，封鎖部隊幾達40萬人，包括一些保存得最完好的由胡宗南全面指揮的中央軍。
封鎖阻止了共産黨的進一步擴張，特别在甘肅和綏遠，并終止了陝甘甯與在鄰接蘇聯的新疆（中國土耳其斯坦）活動的共産黨人的直接接觸。
新疆的共産黨人，包括毛澤東的弟弟，于1942年被害。
在甘肅&mdash陝西邊界和陝甘甯東北角長城沿線綏德附近，當封鎖軍刺探薄弱地點時，爆發了激烈的戰鬥。
賀龍第120師的一些部隊從黃河對岸的晉綏根據地調回，以加強陝甘甯的正規守備。
經濟上的封鎖甚至更為嚴重。
中央政府給邊區預算的補助于1939年中斷了。
邊區與中國其他地區之間的貿易幾乎陷于停頓，這對一個許多基本用品不能自給的地區是一個沉重的打擊。
國民黨和地方勢力也謀求把他們的軍事和政治權力擠入共産黨視作他們根據地的河北、山西、河南和山東地區。
共産黨反對這些企圖，他們有預見地譴責他們的對手危害抗戰和損害人民利益。
&ldquo摩擦專家&rdquo據說是為日本人及其傀儡效勞。
共産黨注意到地方部隊與日本人的勾結日益增多，他們認為這是一種蓄意的、不嚴肅的所謂&ldquo曲線救國&rdquo的策略，目的在于保存軍隊以為将來反共之用。
盡管如此，中國共産黨仍力求避免與重慶的國民黨政府公開決裂。
在公開場合，中共一貫把這些軍事沖突描繪成地方指揮官超越上級命令挑起的，盡管他們明白事實并非如此。
蔣介石當然不能否認這種提法，這使共産黨的強烈反應顯得正當有理。
毛澤東宣布對付這些攻擊的總政策是：&ldquo有理、有利、有節。
&rdquo[63]換句話說，當共産黨能夠表明打是正當的，以及當他們能得到好處時，他們就應該打。
但他們的進攻不應超過國民黨容忍的限度，不應損害他們在公衆中的無私愛國者的形象。
中共的武裝應盡可能将主動權完整地掌握在自己手中，決定何時交戰，是否交戰，何時休戰。
&ldquo第一次反共高潮&rdquo中最引人注目的插曲是1939年12月與閻錫山的決裂。
整個夏天和秋天，山西的緊張氣氛一直在增長，因為閻及其與舊軍有聯系的保守的追随者看到犧盟會和新軍的決死縱隊與共産黨軍隊攪在一起了。
當山西省的大部分成了根據地和敵占區時，閻被迫流亡到黃河對岸的陝西秋林。
11月，閻命令他的舊軍在胡宗南派來的中央軍協助下解除決死縱隊的武裝。
經過接着發生的血戰，這些部隊一個個脫離了哪怕是名義上的省的控制，完成了與共軍的會合。
3萬多人投向共産黨。
一個國民黨情報員沮喪而頗有辯才地概括道：
這是共産黨人慣用的手段。
起初他們滿口甜言蜜語，阿谀逢迎，曲意奉承，目的是要打開局面，為其行為作掩護&hellip&hellip但是，一旦他們羽毛豐滿，一旦初步的基礎已經打好，他們立刻就翻臉咬人&hellip&hellip我們心中曾料到結局可能是這樣，但不知道情況發展得有多快&hellip&hellip也不相信這竟會在中共号召&ldquo統一戰線&rdquo和&ldquo團結抗戰&rdquo之聲響徹雲霄之時發生。
[64]
約一個月以後，在1940年2月到3月，八路軍部隊打退了這次所謂的高潮。
張蔭梧部在冀北平原被擊潰繳械。
在冀南，朱懷冰和石友三同國民黨任命的河北省主席鹿鐘麟一樣被趕出根據地。
雖然在這一地區仍留有少數非共産黨武裝，但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根據地不再受到中央政府所屬部隊的嚴重威脅。
中共指控石友三與日本人勾結，經證實後，石友三于該年晚些時候被中央政府處決。
1939年末，中共中央當局聲稱，&ldquo而現實能夠發展武裝的地區，主要的隻有山東與華中&rdquo。
[65]中共仍試圖在這兩個地區開辟他們能活動的根據地。
山東局勢混亂。
日軍入侵後，國民黨所屬部隊多數留在省内，因而共産黨的武裝和根據地比西邊薄弱和分散。
直到1938年後期，徐向前和羅榮桓指揮的八路軍第115師和第129師的大部隊才進入該省，與山東縱隊和地方遊擊隊（包括近遭日軍殺傷的一支大部隊的殘部）會合。
[66]這些行動導緻與日軍和各種從屬于國民黨的團夥沖突，當時他們都比共産黨人強大。
直到1940年後期，中共與這些國民黨軍的沖突比與日軍的沖突還要殘酷。
中共知道他的中國對手互相嚴重猜疑，而且他們對中共的态度也大不一樣。
主要的國民黨軍隊并未緊密地依附于中央政府或蔣介石，他們歸獨立的、有時是桀骜的地區司令官指揮。
共産黨的策略被概括為幾句口号：&ldquo發展進步勢力，争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rdquo；&ldquo取悅上層，羅緻中層，襲擊下層&rdquo；和&ldquo争取于學忠，孤立沈鴻烈，消滅秦啟榮&rdquo。
[67]然而，不像其他華北根據地，共産黨人花了幾年時間都不能使山東的國民黨軍保持中立，若不是日軍掃蕩削弱了他們，共産黨人當時甚至可能沒有能力這樣做。
到1940年11月，徐向前聲稱已取得相當大的進展，但他承認山東還不是鞏固的根據地。
中共的努力在沿山東&mdash河北交界的部分地區、魯中泰山周圍和半島最東端附近最為成功。
他承認其他地方&ldquo進步力量尚弱&rdquo。
八路軍正規部隊可能有7萬人，遠低于黨中央的要求&mdash&mdash15萬正規軍和150萬到200萬自衛隊。
[68]事實上一直沒有實行系統的經濟改革。
大家熟悉的沒收、征收救國糧、捐獻和公債與傳統的稅收體制并存，隻是對後者加以調整，以照顧較貧困的農民。
與在北邊相比，共産黨在華中的擴張更充滿與中央政府軍隊發生大規模沖突的危險。
鑒于華北大部分&ldquo摩擦&rdquo是因共産黨迅速擴張到半真空地區引起的，中共在華中建設根據地的嘗試要求他們取代與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有密切聯系的現有的國民黨軍政人員。
發展華中根據地的任務最初由第六支隊（皖北和江蘇）和第五支隊承擔，并得到黃克誠率領的1.5萬到2萬八路軍強有力的支援。
當陳毅的第1支隊通過管文蔚的地方武裝提供的走廊由江南到達江北時，他們也積極地參與了。
這一擴展是對毛澤東和劉少奇各項指示的響應，這些指示經過1939年後期進入1940年時變得愈來愈緊迫了。
這使得江北的新四軍與安徽和江蘇國民黨當局，特别與江蘇省主席韓德勤領導的軍隊之間的沖突變得更加頻繁和尖銳。
然而，江南的項英并沒有直接向重慶的指揮官們提出挑戰。
或許如毛後來指責的那樣，他曾受王明影響，或許他别無選擇。
他的部隊&mdash&mdash三個支隊加上新四軍總部&mdash&mdash在數量上遠不及顧祝同的國民黨軍隊，更不要說日軍和僞軍了。
雖然毛堅持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建立根據地，但上海&mdash杭州&mdash南京三角地帶是一個罕見的困難環境。
項英和他的同伴們于1934年至1937年間在華南山區面對殘酷的圍剿&mdash&mdash直到抗日戰争爆發才被取消&mdash&mdash以巨大的韌性和勇氣幸存了下來。
能夠經受如此艱辛的人突然成了&ldquo右傾投降主義者&rdquo，這似乎是不可能的。
項英的&ldquo調和&rdquo和&ldquo妥協&rdquo或許更能反映這一地區真正的力量平衡。
然而，到1940年春，毛對項英甚至逼得更緊了：
因此，我們均能夠發展，均應該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