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
這種發展的方針，中央曾多次給你們指出來了。
所謂發展，就是不受國民黨的限制，超越國民黨所能允許的範圍，不要别人委任，不靠上級發饷、獨立自主地放手擴大軍隊，堅決地建立根據地，在這種根據地上獨立自主地發動群衆，建立共産黨領導的抗日統一戰線的政權，向一切敵人占領區域發展。
[69]
國民黨和共産黨之間的争奪不僅僅是為控制敵後地區而進行的鬥争。
它還涉及國家的政治、意識形态和領導權。
對中共來說，一個令人擔憂的發展是在整個1939年期間提高蔣介石威望和官方權力的運動，在他的黨、政、軍最高職位外增加了更多的頭銜。
1939年初，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他為國民黨&ldquo總裁&rdquo，[70]不禁使人想起孫逸仙以前擁有的頭銜。
更有甚者，1939年夏、秋之際，出現了有關憲政的講話。
11月，國民黨宣布了一年後召開制憲會議的計劃。
如果蔣真能兌現人們期待已久的許諾，他和他的政府也許可以獲得新的合法地位和更孚衆望。
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不能讓這些發展不受挑戰。
如果國民黨要有一個至高無上的領袖和權威發言人，那麼中國共産黨也應該有一個。
毛的名著《新民主主義論》寫于1939年晚些時候，而發表于第二年元月，這不是偶然的。
[71]這一著作的要旨在較早的聲明中已預先表達，但其發表時機和充分發揮則受國民黨憲政運動的影響。
它體現了中共參與競争，不但争取得到（國民黨以外的）支持，而且是中共期望領導的各階層統一戰線大聯合的聲明。
《新民主主義論》中表面溫和而有節制的語氣使許多中國人相信中共或者已淡化了他們的革命目标，或者已把它推遲到遙遠的将來。
但在這裡，像在中共許多其他聲明中一樣，措詞往往一語雙關。
對國民黨統治區的人來說，文本讓人們按英美民主的自由主義價值觀解釋：民衆參與，多黨政府，依法保護公民權利。
但在共産黨控制的邊區，同樣的話具有較多的權力主義的和以階級為基礎的含義。
在保密的非公開傳播的黨内文件中，模棱兩可的詞句不見了，人們因而可以清楚地看到黨不隻是對于抗戰而且也是對于社會控制和社會改革的頑強、堅韌和靈活的承諾。
在同一時期，共産黨人聲稱對國民黨投降日本的危險深感憂慮，這種危險不僅發生在敵後的戰場上，而且也發生在最高層。
可以肯定，其中有些是宣傳，但在宣傳的背後也有真正的擔憂。
在1939年末和1940年初，一切有政治意識的中國人都知道日本正在與一年前逃離重慶的反複無常的汪精衛談判。
1940年3月，一個&ldquo改組的國民政府&rdquo最終在南京成立，這是當時最可怕的勾結。
在同一時間，不那麼廣為人知的是日本人正通過香港的中間人尋求與蔣介石本人達成諒解。
這一&ldquo為蔣設宴&rdquo的任務被稱為&ldquo桐工作&rdquo，它既有高層次密謀的成分，也有低級滑稽劇的成分。
據傳蔣對和平感興趣可能是為了使汪精衛進一步丢臉而設下的一個騙局。
他們讓汪在舞台的側面等候，直到&ldquo桐工作&rdquo完全失敗。
但是即使蔣無意與日本人達成協議，共産黨在這個多方位的和平攻勢失敗之前，也不可能确知它的後果。
中國從沒有像1940年中期那樣孤立過。
在歐洲，&ldquo虛假的戰争&rdquo因跨越低地國家的德國閃電戰而于春天結束。
法國很快被擊敗，而英國似乎也将陷落。
日本利用這種形勢要求切斷中國與外界脆弱的最後聯系：滇緬公路與中立的香港的貿易，以及河内到昆明的鐵路。
與此同時，蘇聯陷入棘手而令人困擾的對芬蘭的戰争，并削減對國民黨人的軍事援助。
美國則剛從孤立主義中逐漸擺脫出來，而且明确地認為英國比中國更重要。
在重慶和自由中國的其他地區，對戰争感到疲憊、絕望和士氣低落的迹象是顯而易見的。
新四軍事變[72]
在這種環境下，毛号召大力擴展，這或者是一次大膽的賭博，認為蔣不緻投降日本；或者是一項緊急準備，盡可能争取有利地位，以防國共發生分裂。
在華中，從1939年最後幾個月羅炳輝的第五支隊與高郵湖附近韓德勤的江蘇軍隊發生沖突開始，戰鬥的規模和發展速度不斷增長。
在随後的幾個月裡，管文蔚的部隊全部沿長江左岸運動，并與更北的羅炳輝部保持經常接觸。
羅也開始得到取道六支隊控制區南下的八路軍的一些增援。
顯然，在蘇北和蘇中，一場重大的對抗正在激化。
這時江南指揮部的情況很糟。
國民黨的司令官冷欣和顧祝同[73]嚴格限制他們的活動，緻使毛和劉逐漸放棄了在這一地區建立鞏固根據地的打算。
在春末夏初之際，陳毅将其第一和第二支隊大部轉移到江北。
9月，第三支隊也尾随渡江，到達第四支隊的駐地巢湖附近。
隻剩下葉挺和項英下面的軍部直屬部隊仍留在長江南岸，駐皖南泾縣。
當軍事形勢朝着攤牌的方向發展時，國民黨和中共的代表于1940年6月開始談判。
争論的是共産黨的作戰區域和中共領導的軍隊的核準的規模。
建議與苛刻的反建議你來我往，未能達成協議。
國民黨認為，除晉南仍留作閻錫山的轄區外，允許中共在1938年前的黃河故道以北自由統治是一個讓步。
作為回報，八路軍和新四軍所有部隊應撤離華中。
實質上，國民黨是向中共提供中共已占有的地區，以換取它放棄可能将用武力取得的地區。
國民黨當局發出了一系列截止日期，但沒有明确指出違反這些規定會有什麼後果。
表面上，中共似乎部分地照辦了。
陳毅和江南指揮部的行動可能看上去像是服從，盡管實際上他們是在執行自己上級的命令，而不是國民黨人的命令。
1940年秋冬之際項英繼續拖延和推诿的行為至今仍有點令人不解。
或許他已有相當理由感到毛對他已失去信任，一旦抵達長江北岸，他将喪失他的指揮權。
此外，延安的指示有時是模棱兩可的和矛盾的。
或許他還想與國民黨的司令官達成關于撤離該地區的行軍路線和安全措施的可靠協議。
韓德勤一度在蘇北駐有大量部隊&mdash&mdash估計有7萬人，遠超過新四軍的數量&mdash&mdash阻擋着第六支隊的擴展和八路軍的進一步南侵。
但到仲夏，他認識到必須反對新四軍在蘇中集結，否則他就要冒把蘇中奉送給共産黨人的危險。
随後發生了一連串混戰，而以1940年10月初在蘇中黃橋鎮附近的一場決戰達到高潮。
在4天裡，韓的第89軍的幾支主力部隊被殲，其餘部隊也被擊潰。
這也給第六支隊一個信号，讓他們在蘇北更積極地活動。
後果是韓的一位主要的司令官與中共建立合作關系，另一個投靠了汪精衛的南京政府。
雖然韓德勤到1943年仍在江蘇保有立足之地，但其實權已被粉碎。
黃橋之戰在中國報紙上沒有作多少報道：國民黨不想公開其慘敗，而共産黨人對這段與其正式接受的統一戰線相矛盾的插曲也樂于保持沉默。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在韓德勤失敗之後的秋季，國共談判每況愈下。
12月初，蔣介石本人下令，讓所有的新四軍部隊到12月31日止撤出皖南和蘇南；到同一期限，全體八路軍應撤至黃河以北，一個月後與新四軍會合。
在葉挺和顧祝同雙方代表之間接着展開一場有關行軍路線、安全措施以及&mdash&mdash令人難以置信&mdash&mdash向新四軍提供經費和給養以助轉移的讨論。
[74]12月25日，毛澤東命令項英立即撤離，但直到1941年1月4日，葉和項才真正開始轉移。
顧祝同的部隊幾乎立即進行騷擾并擊潰了新四軍軍部部隊，包括後勤人員、傷兵和家屬以及一些作好戰鬥準備的部隊。
在一次變更部署中，他們向西南方向轉移到茂林，在那裡被國民黨軍隊包圍，并在随後的幾天中被粉碎。
雙方損失都很大。
中共方面傷亡約9000人。
項英兩次試圖憑自己的力量沖出包圍，均未成功，并被葉挺斥責為擅離職守。
葉挺完全接管了這支必敗無疑的隊伍的指揮權。
項英最後成功脫險，但在兩個月後因攜有新四軍的黃金儲備而被他的一名衛兵殺害。
項英直到最後或者是未能，或者是拒絕前往劉少奇領導的江北地區尋求避難，葉挺不幸被捕并在監獄中度過了這場戰争餘下的歲月；最後他于1946年獲釋，但一個月後與其他幾個高級黨員一起在一次飛機失事中喪生。
1月17日，蔣介石以違抗命令的罪名宣布解散新四軍。
延安與重慶間的直接聯系實際上結束了，而且在許多國民黨統治的城市中的中共軍事聯絡處也被封閉。
這就是新四軍事變，也被稱為皖南事變。
顯然，這是對韓德勤在蘇北和蘇中敗績的報複行動，它結束了在江南建立鞏固共産黨根據地的任何現實機會。
然而，從戰略意義上講，這些損失因在更北邊取得更大的收獲而得到了補償&mdash&mdash事實上，幾個月後，經過整編的新四軍開始悄悄地重新派遣一些部隊進入這一地區，在這裡他們進行遊擊活動，沒有安全的根據地。
與圍繞黃橋之戰的沉默形成鮮明對比，新四軍事件成為一個激烈而持久的論戰主題。
中共控訴這是比第一次&ldquo反共高潮&rdquo更為嚴重的第二次&ldquo反共高潮&rdquo。
他們把自己說成是殉難的愛國者，而把他們的對手描繪成：
欲以所謂中日聯合&ldquo剿共&rdquo，結束抗戰局面。
以内戰代抗戰，以投降代獨立，以分裂代團結，以黑暗代光明。
&hellip&hellip道路相告，動魄驚心。
時局危機，誠未有如今日之甚者。
[75]
當然，國民黨的回答是，挑釁已有多次并且是嚴重的，而違反軍紀的行為不能寬恕，但他們不願公布自己敗于中共之手的細節，這使全貌含糊不清。
中共智勝了這場宣傳戰，并赢得了可資利用的政治資本。
&ldquo如果被看作民族英雄具有政治價值，那麼做個民族殉難者價值更大&hellip&hellip在整個中日戰争中，沒有一件事比新四軍軍部在 &lsquo忠實執行命令&rsquo時被消滅更能提高共産黨對國民黨的威望了。
&rdquo[76]
許多關心這次事件的中國人和其他觀察家确實感到&ldquo震驚&rdquo，擔心内戰重開。
雖然内戰并未接踵而來，但是以新四軍事變為最高點的各次事件，隻有極少例外，已被看作第二次統一戰線破裂的标志。
這種觀點有兩個錯誤。
首先，中共把統一戰線視為一種戰略，可以靈活運用于從中央政府的最高層到最小村落的中國各種政治、軍事和社會力量。
與蔣介石和國民黨政權的關系從整體上說是重要的，但絕不是統一戰線的全部。
然而即使對蔣和國民政府，慣常的解釋也是錯誤的。
整個戰争期間，統一戰線的主要目标是阻止國民黨人與日本講和。
因此，當中共軍隊和中央政府軍隊之間發生像黃橋和茂林那樣的大規模沖突而能不導緻與日媾和及全面重開内戰時，這不是統一戰線的終結，而是它的根本的證明。
[77]如果蔣介石能多少容忍如此大規模的摩擦，那麼對他将來會與日本人和解的擔心就能大為減輕。
新四軍事變之後，接踵而來的是中共重新組建華中的政治和軍事存在。
中共中原局和東南局被合并而重新命名為華中局，由劉少奇負責，反映了這一地區對黨中央的重要性。
新四軍也完全改編，并做了重大的調整。
陳毅成為新的代理軍長（因葉挺在押），指揮7個師，這些師是這支部隊現在分成的。
每個師負責一個地區，中共要求在每個地區建立一個根據地（見圖15及表22）。
實際上，根據地建設是在1940年的摩擦和新四軍事變後才開始認真進行的。
在以後幾年中，第一至四師的作戰地區包括不斷擴大的被包圍的鞏固區，在這裡，軍事統治與黨的公開活動、行政控制、群衆組織的發展、地方選舉以及社會經濟改革結合在一起。
其他三個地區在半鞏固狀态和遊擊狀态之間變動。
地圖15 &ldquo皖南事變&rdquo後新四軍的部署
表22 1941年2月18日以後的新四軍
資料來源：查默斯·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第144&mdash145頁，對照陳永發和片岡鐵哉的材料校核。
地圖15由此表而來。
國共沖突的最壞時期已經過去。
當中共文件提到1943年的第三次反共高潮時，它們指的是不加掩飾的政治活動。
除相當強大的國民黨勢力持續時間較長的山東外，敵後中國各派武裝之間的均勢到1941年中期已變得有利于中共。
在随後的幾年裡，這種優勢變得更大，直到1943年年底，共産黨人實際上沒有受到國内對手的挑戰。
1943年9月當蔣介石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講話時，在他的頭腦中或許已經有了這種思想：&ldquo我相信首先我們應清醒地認識到中國共産黨問題純粹是個政治問題，并且應該用政治手段去解決&hellip&hellip&rdquo[78]在敵後大部分地區，國民黨人再也沒有能力去試一試任何其他的解決辦法了。
日本的強化治安
在國民黨和中共間出現&ldquo摩擦&rdquo的同時，日本人正試圖控制并開發他們名義上已征服的地區。
把摩擦和強化治安分别論述，對中共同時處理兩者所面臨的問題的真正複雜性和困難有所損害。
有時，中共要兩面作戰。
但是，如果說國共摩擦的最糟時期到1941年就結束了，那麼日本強化治安的最危險和最痛苦的挑戰尚未到來。
如果想恢複接近真實的曆史，這兩個年表必須疊加起來。
日本人明白強化治安是一項緊迫的任務，因為在日軍最遠的前線後面大部分地區多半不在他們的控制之下。
有些地區用很直截了當的手段就能恢複秩序，如恢複當地的行政管理和政策的權威，修複交通和通信線路，招募中國人（往往證明是不可信賴的）充當傀儡政府的警察和保安隊員，登記當地人口并要求他們攜帶良民證。
集體安全技術按照由來已久的中國方式被廣泛采用。
其中之一是衆所周知的各種形式的保甲制度。
&ldquo護路村&rdquo就是它的變體。
一個村子被指定負責看護附近的一段鐵路；如果居民未能把它&ldquo保護&rdquo好，他們就要集體承擔責任。
但早期日本人對華北控制的松弛已在1938年夏由三名年輕的外國人生動地作出說明。
他們三人在北平任教，外出度假，出于好奇想知道外面的情況，他們帶着自行車搭乘南下的火車，在保定車站下車，然後騎車西行，直到碰上八路軍的小分隊。
[79]
在戰争初期，指揮官們想采用運動戰，但毛堅持要降低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作戰規模，并把他們分散成小股部隊，作為戰鬥、擴軍、政工和根據地建設的核心。
采用這種戰略幾乎沒有什麼戰鬥可能是富有戲劇性或有重大意義的。
每次小戰鬥都須經過仔細籌劃，利用當地情報和出其不意，使小分隊能在有限的彈藥用完以前或敵人援軍到達以前打了就跑。
為了殺傷敵人，也為了奪取武器和其他物資，小分隊可能伏擊小股日軍巡邏隊和僞軍。
鐵杆漢奸或僞政府人員可能遭到暗殺。
總之，共産黨人的目的是使運輸中斷：在路上埋設地雷，砍倒電話線杆并偷走電線，切斷鐵路線并破壞車輛。
有時他們取走鋼軌，為他們原始的兵工廠提供原料，或試圖造成出軌。
破壞橋梁或機車是一項主要成就。
表23中表明共産黨人在華北利用這樣的機會是多麼有效。
表23 對華北鐵路的破壞（1938年1月至1940年10月）
資料來源：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華北治安戰》第1卷，第407頁。
共産黨人和日本人都明白，這種戰術對戰略平衡幾乎不産生什麼影響，但在其他層次上則是有效的。
對日本人來說，這些行動像是許多小傷口&mdash&mdash疼痛、流血并可能是感染源。
在農村幾乎沒有什麼地方是安全的。
日本資料證明，當野戰部隊的司令官們試圖消滅抵抗力量，恢複行政管理，征稅，并準備更有效地從經濟上開發占領區時，他們越來越惱怒。
抗日遊擊戰不能按赢得多少戰役、造成多少傷亡、占領多少土地等傳統項目來評估。
如毛反複強調的那樣，還必須從政治上和心理上去評價。
因為中共在戰争時期的合法性有賴于其愛國主張，所以有必要采取足夠的軍事行動以維護其信譽。
此外，軍事上的勝利對赢得&ldquo基本群衆&rdquo的支持，說服動搖者認清形勢，以及使反對派保持中立，都是極為重要的。
&ldquo并不是人們總是選擇勝利的一方，而是幾乎沒有人願意加入他們認為正在走向失敗的一方。
&rdquo如一位有經驗的幹部所觀察到的那樣：
在遊擊隊中&hellip&hellip有一種說法&ldquo勝利決定一切&rdquo。
那就是說，補充隊伍，提供給養，提高群衆抗日熱情或赢得群衆同情，這些不管曾經多麼難辦，但在打了一場勝仗之後，群衆全都熱衷于給我們送面粉、饅頭、肉和蔬菜。
群衆的悲觀和失敗心理煙消雲散，許多新的遊擊戰士蜂擁而至。
[80]
後來，當日本人開始要他們為每一次不論勝利與否的戰鬥付出沉重的代價時，這種态度就改變了。
在華北和華中，日本最初的綏靖掃蕩對中共并不構成多大問題。
起先，日本人很少去分辨各種各樣的中國武裝。
日本人隻試圖掃蕩或擊潰他們，不管他們性質如何。
然而日本人不久認識到，這樣的掃蕩隻會使中共更加容易擴展。
到1939年下半年，日本人變得比較有辨别力了。
當日本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及其地方武裝時，中國的非共産黨武裝袖手旁觀。
日本人對非共産黨人也提出了更為肯定的要求。
據日軍統計，在1939年年中到1940年年末之間的18個月中，僅華北一地約有70000人從正規程度不一的國民黨軍陸續投奔日軍。
日本人也與幾位地方司令官達成非正式的&ldquo諒解&rdquo，他們的總兵力約30萬人。
[81]當然，這就是中共猛烈抨擊的&ldquo曲線救國論&rdquo。
當1939年晚些時候和1940年日軍開始認真進行清剿時，華北日軍和華中日軍戰略上的差異變得明顯起來。
華北的做法是強調猛烈的軍事打擊，政治策略主要限于招募僞軍。
華中當局對使用軍事力量并不遲疑，但他們試圖通過建立嚴密控制的&ldquo模範和平區&rdquo用更全面的政治和經濟的解決辦法來補充軍事力量。
雖然這兩種戰略最後都失敗了，但它們給中國共産黨帶來了巨大的困難，直到1943年日本人由于對美國的太平洋戰争的負擔，才被迫放松。
當共産黨人經受住了日本的強化治安和鎮壓時，大部分觀察家将其歸功于群衆動員和民衆支持，并将這種支持追溯到由侵略者暴行激起的抗日民族主義或社會經濟改革和&ldquo群衆路線&rdquo。
無疑這兩種因素都起了某種作用，但對黨内詳細文件的周密考察表明，鎮壓也削弱了農民的支持，并使民衆受到恐吓而變得冷漠、勉強默認或積極與日本人合作。
而在由鞏固區降為遊擊區的地帶，往往缺少能力和意志去實施系統的複雜的改革。
在經受這樣的風暴時，消極的和防禦性的生存戰略至少與共産黨表現出來的在公衆心目中的英雄形象背後的東西是同等重要的。
華北的強化治安
1939年末和1940年在華北的有計劃的清剿從日本人及其傀儡控制比較牢固的地區向外擴展，推進到遊擊區和争奪區。
最終目的是粉碎抵抗力量或使之失效。
清剿的步驟是首先在某一地區。
清除抗日分子，然後建立起一系列能夠迅速互相增援的互相聯系的強大據點。
接着是不斷擴大傀儡政府對民事管理和&ldquo維持治安&rdquo的責任，而日軍則到更遠的争奪區去重複第一個步驟。
有選擇地對被指控犯有抵抗行為的個人、團體或村莊施加暴行。
這種有選擇的暴力行為目的在于阻止居民積極參與共産黨領導的活動，使居民不願掩護共産黨軍隊，并勸誘告密者站出來。
至少戰略是這樣的。
雖然遠遠沒有達到日本人的目标，但它足以使八路軍極感憂慮。
實際上，這一戰略的框架是主要運輸線。
充分設防保護的鐵路和公路将分割抵抗力量，并使他們失去靈活性這一最有效的武器。
這些&ldquo囚籠&rdquo戰術有可能用&ldquo蠶食&rdquo的方法擴大治安區。
此外，這一措施的目的還在于更有效地對華北進行經濟榨取。
為達到這一目的，日本人努力改善和延伸了鐵路和公路網。
在戰争開始時，山西省境内的正太（石家莊&mdash太原）[82]線和同蒲（大同&mdash潼關）[83]線都是窄軌的，與中國其他地區的标準軌不一緻。
這是閻錫山為防止對他的省的滲透所做的安排的一部分（見圖9和表14）。
到1939年底，日本人用被強迫的勞工把這兩條鐵路改成标準軌。
一個好處是高質量的無煙煤能更方便地從井陉煤礦（在正太鐵路上）運到華北和滿洲國的工業用戶。
新建的公路和鐵路中最重要的是德石線（從山東東北部的德州到石家莊）；它始建于1940年6月，11月完工，連接津浦、平漢及正太線，從而便利了軍隊的調動和原棉的運輸。
随着德石線的建成，在黃河灣最前沿與華北及遠至滿洲國的所有主要城市之間日本人有了直接的聯系。
共産黨的資料開始提到&ldquo運輸戰&rdquo，并擔心地注意到濠溝、炮樓以及經常性的護路巡邏。
這些措施在軍事和經濟兩方面沉重地壓在華北共産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及其控制下的居民身上，特别在冀中和冀東平原。
它們的效果表現在1939年和1940年上半年華北鐵路的&ldquo破壞活動&rdquo急劇減少（見表23；但&ldquo運輸事故&rdquo幾乎必然包括隐蔽的破壞）。
晉察冀的一個幹部報告，在1940年中，&ldquo敵人采取像[江西蘇區]那樣的碉堡政策。
這些碉堡星羅棋布。
僅在冀中就約有500個，相隔一至三英裡&rdquo。
[84]正常的貿易模式遭到破壞，因為日本人或傀儡占據了行政&mdash商業中心，而農民們則被夾在共産黨人所加的規定和另一方強加的規定之間。
最後，地主、高利貸者、二流子、土匪&mdash&mdash感到在根據地受新秩序虐待的所有人&mdash&mdash可以利用清剿計劃試圖恢複失去的權勢，或者隻是報仇。
有些人變成了告密者。
在八路軍和地方部隊被趕走後，他們可能殺害留下來的幹部或積極分子，并向支持這些人的農民算賬。
直到&ldquo第一次反共高潮&rdquo被擊退前，鄉紳和其他不滿分子也可能尋求國民黨的支持。
一支武裝匪徒甚至可能在晉察冀根據地的鞏固區内活動幾個月，到處殺害幹部。
[85]關于這段時期，彭德懷後來回憶道：
亦有少數地區的群衆，在敵人的嚴厲威逼下，甚至有動搖或投敵者，從1940年2月前後至7月，華北抗日根據地大片地迅速變為遊擊區。
大破襲戰（即百團大戰）之前，隻剩下兩個縣城，即太行山的平順和晉西北的偏關。
原來一面負擔的群衆變為兩面負擔（既對抗日政府負擔，又對僞政權負擔）。
[86]
華北的形勢還沒有達到危機，但确實是嚴重的。
需要采取行動以恢複主動。
百團大戰
1940年8月20日，八路軍對日本發起了最大規模的持久的攻擊戰。
22個團的兵力（約40000人）在高稈作物形成的&ldquo青紗帳&rdquo的掩護下，盡量出其不意地襲擊了華北的運輸網，他們挑選了在防禦上相當薄弱的正太線給予特别沉重的打擊。
所有主要的鐵路和公路都處于攻擊之下，并被反複切斷。
路基、橋梁、編組站和有關設施都遭到嚴重破壞。
重要的井陉煤礦設備被破壞，停産近一年。
大約持續了三個星期的戰役這個第一階段讓位給第二階段，在第二階段中主要目标是碉堡和日軍推進到争奪區的其他據點。
這種轉移相當于更換易受攻擊的弱點：當日軍積極利用據點體系時，運輸網的防守較欠安全；相反，當派出的小分隊撤回來阻擋對鐵路和公路的襲擊時，碉堡成為更具誘惑力的目标。
實際上，這次戰役的目的是迫使日軍放棄囚籠和蠶食戰略，退回防守鞏固的駐地，再次把農村讓給共産黨人。
在戰役的第二階段，更多部隊參加了戰鬥，總數達到104個團。
幾年後，百團大戰直接指揮者彭德懷隐晦地說，他們是&ldquo自發&rdquo參戰的，沒有得到八路軍總部的命令。
[87]到10月初，第二階段接近尾聲，而第三階段正在開始，這時得到增援的日軍縱隊尋求與八路軍交戰以消滅他們。
幾次激烈的反攻斷斷續續地進行了兩個月，此後百團大戰被認為是結束了。
百團大戰的背景&mdash&mdash誰批準并計劃的，原因何在&mdash&mdash至今仍不清楚。
日本人對這次戰役的反應是如此殘酷，以緻回顧時它像是一個錯誤，而有些領導人，尤其是毛澤東，可能曾經希望否定這次戰役。
在以後的歲月裡，毛在他的著作中間接暗示他對這次戰役持批評觀點，而且他可能一直感到不安。
這不是他的那種軍事戰略。
20多年以後，在&ldquo文化大革命&rdquo中，紅衛兵指責說毛甚至事先并不知道這個計劃，因為彭蓄意欺騙，這時彭正在被批鬥。
雖然這似乎不可信，但這或許有一點實質性的東西。
彭在反對這種指控的辯護材料中寫道，在位于晉察冀而不是在延安的八路軍總部拟定作戰計劃後，總部向每個地區指揮部下達了動員令，并通報毛領導的中央軍事委員會。
按原計劃，這次行動應于9月初開始。
但彭寫道：
為防止敵人發覺，保障各地同時突然襲擊，以便給敵僞更大震動，大概比預定時間提早了10天，即在8月下旬開始的。
故未等到軍委批準（這是不對的），就提早發起了戰鬥。
[88]
此外還有個問題，那就是多個團自發行動，未經八路軍總部批準，更不說延安了。
如果彭德懷的叙述&mdash&mdash寫于1970年他死前不久&mdash&mdash是實情，那麼毛和黨中央确實未參與百團大戰的構思或計劃，而進行這場大戰的&ldquo主要戰略&rdquo動機，除彭和他的同事們可能已經考慮到的以外，也就不存在了。
所提到的這些動機之一是反擊蔣介石和重慶政府方面的投降傾向：如果戰争升級，中共投身鬥争之中，那麼蔣和日本人之間的任何和解都像是怯懦的投降。
與這一解釋有關的是，外界指責共産黨避開日軍而把大多數真正的戰鬥留給國民黨軍隊，他們隻是利用戰争擴大自己的勢力，共産黨領導人對這種指責很敏感。
國民黨人大肆宣傳說，中共深思熟慮的和玩世不恭的政策是把70%的力量用于擴張，20%用來對付國民黨，隻有10%用于抗日。
[89]所提到的第三個動機是把注意力從華中新四軍進攻國民黨軍這件事上引開，幾乎恰在此時這些進攻達到高峰。
彭德懷承認這次戰役&ldquo拖得太久&rdquo，但他為其重要性辯護說，百團大戰在緊随反摩擦沖突後維護了中共抗日形象，證實了囚籠政策和蠶食政策的失敗，恢複了根據地對不少于26座縣城的控制，并使&ldquo動搖分子&rdquo就範。
即使這些理由與進行這次戰役時地區和戰術上的考慮相比并不那麼重要，但并不妨礙利用這些理由在事後進行宣傳。
無論毛和黨中央可能擔心過什麼，他們卻什麼也沒有說。
毛緻電彭德懷，祝賀他取得巨大勝利，而在公開的叙述中百團大戰成了傳奇材料。
百團大戰後的掃蕩戰，1941&mdash1943年
如果百團大戰旨在挫敗日本的清剿活動，那麼它是極不成功的。
華北方面軍被八路軍的行動所震撼和刺痛，加倍努力把華北置于控制之下。
在多田将軍及其繼任者岡村甯次将軍（1941年7月&mdash1944年11月）任内，日軍對所有華北根據地施加野蠻而持久的暴行。
在1941年至1944年間，約有15萬名日軍在大約10萬名七拼八湊的僞軍協助下，專門執行清剿任務。
餘下的華北方面軍（15萬到20萬人）負責執行其他任務，如守備主要城市和鉗制國民黨軍隊。
估計共産黨在各根據地的正規部隊約為25萬人，在陝甘甯有4萬人。
日軍及其中國仆從們在建造壕溝、栅欄和碉堡方面的投資甚至比過去更多。
日方的資料表明，到1942年，他們已建成封鎖線11860公裡和據點7700個，大部分在河北平原和太行山麓的丘陵地帶。
沿平漢鐵路線西側一條大壕綿延500公裡，每邊有一條無人帶，經常有人巡邏。
1940年12月，在冀南建立的250個日軍哨所到1942年年中翻了兩番以上。
這些是對平原地區控制的主要措施，到1941年底，這一地域的共産黨根據地全部降至遊擊狀态。
許多主力部隊（如呂正操和楊秀峰的部隊）被迫西移，進入山區以保存實力。
與早期的戰術不同，新的多田&mdash岡村戰術是把規模大得多和時間長得多的清剿工作團派進山區根據地的中心地區，并用不加區别的、普遍的暴力代替百團大戰前采用的有選擇的鎮壓。
這就是聲名狼藉的&ldquo三光&rdquo掃蕩戰：殺光、燒光、搶光。
由于仍然未能将普通農民與共産黨員區别開而感到沮喪，日本人把戰争推向各個方面。
在勉力封鎖根據地的重要的鞏固區後，日軍派進很大的分遣隊，尋找共産黨軍隊、政府幹部和積極分子。
但是，他們另外還要破壞根據地的設施和戰争物資儲備，燒毀莊稼或幹擾播種及收獲以破壞農業，并運走存糧。
整座村莊被夷為平地，在那裡發現的一切有生命的東西全被殺死。
&ldquo三光&rdquo掃蕩戰不像以前的掃蕩那樣清掃一個地區然後撤離，而是讓軍隊在目标區留相當長的時間來回&ldquo梳篦&rdquo，并在多山的根據地内比較容易到達的地區建立至少是臨時的據點。
表24中的資料表明這些行動在晉察冀是多麼廣泛；類似的戰役在華北根據地全面發動。
表24 日本對晉察冀邊區的封鎖和掃蕩
資料來源：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産黨的成功》，第345、347頁。
這些三光戰役發生之處，農村人口損失慘重。
毫無疑問，這種嚴酷的戰術以及與之俱來的如此頻繁的暴行，确實使許多農民，不論貧富，對日本人刻骨仇恨，并更徹底地倒向共産黨。
但黨内資料也描述了許多事例，說明這種鎮壓比以前的做法&mdash&mdash在黨與農民之間打進楔子&mdash&mdash甚至更有效：
如果我們隻強調隐蔽&hellip&hellip我們必然脫離群衆。
群衆的信心也不能長久維持。
另一方面，如果我們隻圖在草率的戰鬥中求一時痛快，我們還可能招來敵人更殘酷的鎮壓。
那也會脫離群衆。
[90]
共産黨發言人承認，在華北根據地，黨控制下的人口從4400萬下降到2500萬，八路軍從40萬減至30萬。
[91]地方資料所描繪的景象甚至更為冷酷。
到1942年，90%的平原根據地降為遊擊狀态，或完全為敵人控制。
在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太嶽山區，一個幹部承認，&ldquo沒有一個縣能保持完整，全部12個縣的政府機構在清遠流亡&rdquo。
[92]随百團大戰占領的26座縣城全部丢失。
盡管日軍清剿的目标主要是八路軍，但并非總是這樣。
日本人未能與之達成&ldquo諒解&rdquo的國民黨軍隊也遭到攻擊，部分地是為了騰出更多兵力用于反共行動，部分地是為了保持對蔣介石的壓力，部分地也是為了有更多的戰果可資上報。
其中最有影響的行動于1941年春季在晉南發生（中條山戰鬥，或中原戰役），[93]當時衛立煌将軍的20多個師被趕到黃河以南。
幾乎同樣重要的是後來在山東對于學忠和沈鴻烈的行動。
一旦日僞部隊撤出，這些行動開拓了更多的地區供共産黨滲入；在戰争的最後階段，當日本人向共産黨人施加的壓力趨于緩和時，這種後果十分明顯。
日軍在華中的強化治安
中國派遣軍遵循了一種與華北方面軍不同的模式。
雖然提供給派遣軍的總兵力比華北方面軍多（約30萬在華中，另外16.5萬在華南），但隻有較少一部分用于清剿，大約5萬到7.5萬。
其餘大部分部署在湖北、湖南和江蘇，用來對付國民黨軍隊。
另一方面，較大的和可能較強的僞軍能被用于長江下遊地區，因為那裡靠近汪精衛的南京政權。
日軍和僞軍集中在戰略上對他們最重要的地區：南京&mdash上海&mdash杭州三角區，以及恰在長江以北和大運河以東的地區。
更西的武漢地區也經過嚴厲的清剿。
這些措施加上湖北有強大的國民黨力量，使李先念和新四軍第五師直到戰争末期仍無法在大别山建立完全鞏固的根據地。
但江蘇、安徽和河南的其他地區，不論從軍事或經濟的觀點上看，都被認為不那麼重要。
日軍保持對華東&mdash華中主要交通線和主要城市的控制。
偶爾也派出清鄉隊通過較遠的地區。
這對新四軍來說很容易躲避，但給依附于重慶的軍隊造成嚴重的損失。
[94]
直到1941年下半年，随着煙俊六大将采納建立&ldquo模範和平區&rdquo的計劃，日軍開始對長江三角洲進行認真的清剿。
這是一個分階段的計劃，這個計劃将仔細劃分的地區置于更為嚴密的軍事、政治和經濟保護之下。
當一個地區已達到某種發展水平時，鄰近地區将被加入。
第一步是加強掃蕩，以驅除所有抵抗者并重新開始。
然後利用稠密的竹栅欄或其他防衛工事，實行嚴密的邊界控制。
在地區内，地方警察進行嚴格的居民登記，行政人員被指派執行廣泛的&ldquo自治、自衛和自富&rdquo的計劃。
在最發達的模範和平區，日軍的密度達到每平方公裡1.3人，是華北的三倍半。
必要時采取嚴厲的高壓手段。
結果是長江三角洲北部的模範和平區内的治安變得相當出色。
南京政權代理人征得的稅款急劇增長，強制勞務也是如此。
日本兵和當地著名的漢奸寬慰地說，他們來去不必擔心遭到伏擊了。
然而，甚至在最成功時，這些措施對中國的抗戰&mdash&mdash不論是國民黨的還是共産黨的&mdash&mdash問題，也不是普遍的解決辦法。
模範和平區需要大量的人力和其他資源，範圍極其有限。
到1943年，這樣的措施已不再擁有高度的優先權了，隻有少數幾個地區被認為已經通過計劃的所有階段，其餘的都停留在這樣或那樣的初級階段上。
在長江以北較遠地區唯一的這類措施是成立較晚（1944年2月）而且幾乎完全無效的新省&mdash&mdash淮海省，省會設在連雲港。
[95]而且即使在最安全的模範和平區内，共産黨人和國民黨人都能維持連續的低水平的存在。
模範和平區成功有限而最終失敗的深層次的原因在于許多任務遲早必須轉移給中國人自己去辦，他們或者是汪精衛任命的人，或者是從當地招募的人。
兩者都不斷讓日本人絕望：前者是因為他們無能、腐敗和派系紛争；後者是因為他們隻做那些他們感到不得不做的事，或對本身有利的事。
最終，模範和平區證明至高無上的權力隻有短期的并受地域限制的效果。
模範和平區還表明：在幅員遼闊和人口衆多的&ldquo被占領的中國&rdquo，這樣的解決辦法完全不是辦法。
中共的對策：生存與新政
摩擦和清剿的共同後果使中國共産黨面臨它在抗日戰争中最嚴重和最持久的危機。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因為在戰争早期共産黨經常強調以犧牲農村政權的鞏固和深入為代價謀取軍事和政治的迅速擴張，加劇了這些挑戰。
與此同時，在三年豐收後，不利的天氣導緻1940年和1941年的歉收，使原已困難的經濟問題更加嚴重。
中共對這些挑戰的反應是多方面的&mdash&mdash從零敲碎打開始&mdash&mdash正如問題本身是多方面的。
針對新的形勢，某些現行政策受到全面檢查并得到調整。
有些新政策在暫時困難被克服後仍長期保持，而其他政策則是特殊的常識性的措施，以減少損失或赢得新的支持。
回顧起來，新的模式早在1940年已能看到。
到1942年它已全力推行。
毛主義的領導層當時已把它看做一個整體。
與這一艱難時期的實際緊迫任務分不開的是把毛澤東的地位明确地提到中國共産黨的最高領袖和理論指導中心人物的高度。
1942年到1944年間，最後的主要成分被增添上去，以完成&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而反對他的最高地位的最後幸存者，或被清除，或受壓制。
至遲從這時起，運動帶上了毛的政策和人格的不可磨滅的标志。
這些年的經曆塑造了中國共産黨。
像10年前的長征一樣，延安時代具有一種獨立的存在方式&mdash&mdash部分是曆史，部分是神化&mdash&mdash足以影響未來的事件。
陝甘甯的新政策
經濟問題。
在戰争中間幾年陝甘甯的主要經濟變化已在前面提到：國民黨中斷财政撥款，封鎖，以及比前幾年差的收成。
這些變化産生了深遠、廣泛和持久的影響。
它們幾乎導緻陝甘甯經濟的崩潰。
回顧這段時期，毛在1945年寫道：&ldquo我們[在戰争]開頭還有飯吃，有衣穿。
随後逐步困難起來，以至于大困難：糧食不足，油鹽不足，被服不足，經費不足。
&rdquo[96]
國民黨的經濟戰剝奪了陝甘甯的重要&ldquo硬通貨&rdquo來源，并且或者切斷了，或者極大地改變了它與中國其他非淪陷區的貿易。
黨、政、軍幹部及大量移民使平時就不富裕的邊區資源更加不足。
因此，黨的目标是使這一地區盡可能在經濟上達到自給自足。
盡管完全自給自足是不可能的，但最後仍取得了相當大的進展。
其時，經濟狀況急速惡化。
所有資料都同意問題的嚴重性。
陝甘甯喪失了國民黨通貨（元）的主要來源，但繼續依賴對外貿易以換取棉布和幾乎全部工業品，陝甘甯再次采用自己的邊區貨币，使元的儲備能盡可能地繼續為必要的進口提供資金。
1939年以後，這種形勢引發了通貨膨脹，其速度甚至比重慶所經曆的還要快（見表25）。
在經濟的所有領域裡，1941年是危機最為深重的一年。
表25 1937&mdash1945年物價指數：&ldquo自由中國&rdquo與延安
資料來源：關于&ldquo自由中國&rdquo見楊格：《中國的戰時财政與通貨膨脹，1937&mdash1945年》，第152頁；關于延安，見施蘭：《遊擊經濟》，第184頁。
歲入喪失、對外貿易條件迅速惡化以及通貨膨脹，迫使共産黨人尋找新的收入。
沒收和&ldquo自願&rdquo捐獻已不再有成效，因為在實施比較溫和的統一戰線土地政策前，大多數地主和其他富人已經過土地革命。
他們現在已拿不出更多的東西了。
黨無可奈何地被迫向陝甘甯幾乎全部人口征稅。
稅分為三種：（1）谷物稅，以實際産量而不以土地擁有量為基礎；（2）其他實物稅，特别是麥稈和羊毛；（3）貨币稅。
中農和下中農對這些稅感覺最強烈，在此以前他們極少交稅。
1/5左右最貧困的農民（他們人均年收入不超過大約100磅谷物）仍豁免谷物稅和其他實物稅，但到1941年谷物稅已超過1938年的20倍&mdash&mdash這一負擔使民衆極為抱怨。
此後，在1945年或許由于歉收以及日本投降後政府部門支出減少導緻大幅度下降以前，稅收水平有一點降低（見表26）。
在1941年，農民的這項負擔非常接近于20世紀30年代初省政府征稅的估計數，但由于它是在激進累進制的基礎上施行的，因此要公平得多。
為減輕較貧窮農民的稅收負擔并盡可能緩和他們的抱怨，黨中央于1940年中開始發布更緊急的号召，要求實行減租減息，希望借此用一種索取部分地替代另一種索取。
表26 1937&mdash1945年陝甘甯的谷物稅
資料來源：施蘭：《遊擊經濟》，第128、188頁。
邊區政府較早廢除的麥稈和羊毛實物稅在1941年恢複了。
民用部門和軍用部門急需麥稈作為役畜的飼料，而交付羊毛有助于滿足對紡織原料的需要。
幾種現金稅或者是首次征收，或者被提到較高的水準。
在廣泛的商品及服務的範圍内征收的營業稅類似經常受到譴責的前政權的&ldquo雜稅和附加稅&rdquo，但它是想要抑制進口産品及煙、酒和宗教用品等奢侈品的不必要的消費。
邊區政府也從仍存在于陝甘甯的許多小規模私營企業征收各種商業稅；1941年這些稅收入約800萬陝甘甯元（相當于30000擔小米）。
因為這些稅的收入不足，赤字财政和增加徭役等權宜之計也用上了。
但毛警告說，欺騙性的财政和增加對陝甘甯人民的需索均非長久之計：
任何空話都沒有用，我們必須給老百姓看得見物質福利&hellip&hellip我們工作的出發點不是向人民索取，而是奉獻。
我們給人民帶來什麼呢？在陝甘甯目前的條件下，我們所能做到的是組織、領導和幫助人民發展生産，增加他們的物質财富，而且隻有在此基礎之上，我們才能一步一步提高他們的政治覺悟和文化水平。
[97]
首先是在大生産運動中黨和邊區終于再次阻止了經濟惡化并得到了穩定&mdash&mdash雖然是低水平的。
這一時期沒有運動更受重視；1942年12月，毛發表了他那内容廣泛但未完成的關于《經濟和财政問題》的文章。
雖然有意識形态的背景，但幾乎他的所有建議都建立在現實的基礎之上。
許多是常識性的注重實效的措施，這些措施鄉村改革者曾鼓吹多年，但未能實現。
受篇幅所限，這裡隻能提到産量顯著提高的最重要的地區。
表26顯示，在1937年到1944年間，糧食産量幾乎增加了40%。
棉花産量在戰争開始時為零，1939年還微不足道，但到1944年已達300萬斤皮棉以及一倍于此的棉籽。
家畜的增加也給人以深刻的印象。
考慮到陝甘甯惡劣的自然條件，以及非常低的新技術投入，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這成就是通過更好和更多樣化的組織，拓寬市場刺激以及大量增加耕地取得的。
1937年到1945年間，播種面積幾乎翻了一番（從860萬畝上升到1520萬畝）。
[98]
紡織工業的産量與原棉的産量相對應。
1938年僅7370匹（每匹25平方米），随後兩年每年産量加一倍，1942年達到45000匹，而1943年迅速上升到105000匹。
[99]自然資源的開發（鹽、煤，一些原始的油氣井）、灌溉、擴大的牧場以及造林都有積極的發展。
到1944年，陝甘甯的領導和地方幹部仍面臨許多問題，但至此戰争中期的經濟危機已被充分克服，有了相對的安全感，有了重新獲得并被加深了的民衆支持或認可，而且也有了适度的自信。
整風在意識形态和政治領域，最顯著的成就是&ldquo整風運動&rdquo。
[100]它正式開始于1942年2月1日，當時1000多名黨的幹部集合在延安聆聽毛澤東對中共中央黨校開學典禮的緻辭。
如我們可在毛澤東、劉少奇和其他人的早期著作中看到的那樣，幹部教育和對黨的意識形态上的成熟的關心一直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但是開展這場特殊運動的決定可能是在1941年9月舉行的政治局&ldquo擴大會議&rdquo上作出的。
這次會議号召&ldquo開展全黨範圍的意識形态革命&rdquo和清除&ldquo在我黨曆史上曾經存在并起了有害作用的宗派活動&rdquo。
[101]遺憾的是，這次非常重要的會議的文件現在還看不到，而且關于這次會議也知之甚少。
整風運動從未正式宣告結束，但到1944年下半年，其主要目标顯然已經達到，而且它也不再作為主要任務要求黨員留出時間和精力了。
整風運動自始至終是黨内活動，限于黨員，沒有一個黨員能無視毛在1942年春夏期間發表的演說與講話的那種咄咄逼人的威力。
在陝甘甯，沒有一個黨員能躲避無休止的小組會，在小組會上，整風文件被逐字逐句理解并成為自己的思想。
就全黨來說，這在紀律方面和建立一緻意見方面是一次艱苦的鍛煉。
在戰争最初幾年黨的迅速擴大使成員極為不純，其中大部分缺乏組織經驗，對馬克思列甯主義陌生，更不要說對發展中的毛澤東思想體系了。
知識分子、學生、目不識丁的農民、頑強的長征老兵，甚至一些地主的子弟都加入了擴展中的黨的隊伍。
來自上海和北平的中産階級家庭的青年男女和農民們組織在一起。
這些農民從未到過比離家最近的集鎮更遠的地方，而且他們本能地不信任一切外來人。
很多不合格的黨員、機會主義分子和間諜混進黨内并不是什麼秘密。
毛的兩個最近的對手&mdash&mdash張國焘和王明&mdash&mdash在中級幹部中還有同情者。
從毛的立場來看，如果黨要成功地迎接面臨的挑戰并為前途的不确定性作好準備，這些人必須被淨化、融合和經受磨煉。
毛自己的學說被馬克思列甯主義的原則證明是正确的并得到它的支持，這種學說将指引前進的道路。
這是&ldquo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rdquo，&ldquo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甯主義運用于中國的具體現實&rdquo。
[102]得到陳伯達等理論家的指點，又得到劉少奇、周恩來和陳雲等有經驗、有才能的同事的協助，毛澤東現在覺得既可以要求在意識形态上，也可以要求在個人權力上支配中國的共産主義運動了。
毛在1942年2月1日對黨校的演講中闡明了運動的主旨。
在對黨的基本良好狀況做了例行的贊揚後，他指出黨存在的三個主要缺點，即&ldquo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rdquo。
他在報告的後面部分對此三點加以詳述。
[103]毛賦予這幾個聽起來模糊的術語以生動的、現實的意義，這些絕不是容易概括的。
主觀主義主要指那些把抽象的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書本知識視為護身符或靈丹妙藥，而不努力把它的原理用于解決實際問題的人。
這些半瓶子醋的知識分子像研究烹饪配方卻從未做過一個菜的廚師，或者那些&ldquo僅僅把箭拿在手裡搓來搓去，連聲贊曰：&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