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o好箭！好箭！&rsquo卻老是不願意放出去&rdquo的人。
反之：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為着好看，也不是因為它有什麼神秘&hellip&hellip它隻是很有用&hellip&hellip對于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ldquo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
你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
教條呢？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rdquo？[104]
但是，如果說毛的非常尖刻的批評是針對行為像舊時達官貴人那樣的教條主義的知識分子，那麼主觀主義還有一個對立面：經驗主義。
這是一種孤立地按照事物自身的條件去觀察每一種情況，隻相信他自己的經驗，不要思想指導的傾向。
經驗主義更容易在受教育少、眼界狹窄的農民幹部身上見到。
基于這兩種現象，毛号召理論要與實踐相結合。
宗派主義幾乎同樣嚴重。
在這裡毛提到民主集中制，指責宗派主義者（隻點了已被開除出黨的張國焘的名，但再次暗指王明）忘記了集中制&mdash&mdash現在明顯地由毛及其追随者掌握的黨中央的最高權威。
宗派主義還有種種看來很無聊的圈子，影響着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老幹部與新幹部，黨員與黨外人士之間的關系。
有時個别單位或地方組織把他們自身的利益置于全局利益之上，&ldquo别人要調他所屬的幹部不給，或以壞的送人，&lsquo以鄰為壑&rsquo，全不為别部、别地、别人想一想，這樣的人就叫做本位主義者，這就是完全失掉了共産主義的精神&rdquo。
[105]雖然這些問題聽起來很平常，但都既嚴重而又棘手。
它們的影響可能有所好轉，但是卻從未完全清除。
毛進而轉向&ldquo黨八股&rdquo這一主題，專門發表一次講話談論這個主題。
[106]八股喚起毛的聽衆對那種結構嚴密的八股文的回憶。
這種文體曾經是舊王朝文官科舉制度的核心。
雖然他最直接地根據許多黨員試圖與群衆交往的做法（表現于著作、宣傳、指示等之中）談論八股，但他明顯地指出這種成規包括教條的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全部表現：&ldquo如果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如果不連黨八股也給予清算，那它們就還有一個藏身的地方。
&rdquo毛再一次用老百姓，即普通農民的語言，描繪出&mdash&mdash或許是有意譏諷&mdash&mdash八股形式主義的八種表現方式。
它是空話連篇，令人生厭，&ldquo真是懶婆娘的裹腳，又長又臭&rdquo，應該&ldquo趕快扔到垃圾桶裡去&rdquo。
它又是裝腔作勢，無的放矢，語言無味，陳詞濫調；更壞的是，它造出一種權威的假象，借以吓唬讀者和聽衆。
它用了許多外國的詞語和結構，對普通人來說沒有什麼意義，卻似乎很有知識。
它經常陷于不負責任和悲觀主義，給人民、抗戰和革命造成損失。
毛斷言，沒有人會理解和傾聽用八股形式講話的黨，更沒有人會追随或參加這個黨。
作家、知識分子、以前的學生及受過教育的幹部一般說來顯然是毛指責的主要對象。
當然，在陝甘甯根據地他們人數比在其他根據地更多，其中許多人正變得難以控制和不滿。
毛在黨校講演和中央關于幹部教育的指示發表後才幾個星期，一些著名的知識分子在《解放日報》[107]上接二連三地發表了抨擊時弊的文章。
著名女作家丁玲較為一般地批評了黨在男女平等問題上以及崇高理想與卑鄙行為之間的差距上所采取的妥協态度。
其他如艾青和蕭軍也參加進來。
也許最辛辣的批評是一篇題名為《野百合花》的文章。
作者王實味是一個不知名的作家，他使用諷刺性的雜文，這種文體因魯迅而著稱。
盡管這些批評者沒有一個對黨的合法性或革命的必要性提出疑問，但他們認為藝術有一個脫離政治的存在，此外他們還生動地揭露了延安生活的陰暗面。
他們通過暗示，堅持個人的意志自由以及知識分子作為社會批評家的作用，恰如他們戰前在國民黨統治區曾經做過的那樣&mdash&mdash這種做法當時曾得到黨的贊許。
然而，那些20世紀30年代初期在上海曾經受到贊賞的做法，10年後在延安成為不可接受的了。
這些知識分子肯定已感覺到他們是在冒險，但是他們幾乎不可能料到黨的反應有多麼嚴厲。
他們都受到嚴厲批判并被迫公開認錯，盡管大部分人最後又恢複名譽。
與大多數人相比王實味不那麼知名，但更具腐蝕性，在群衆大會上他被反複批鬥，侮辱，監禁，并于1947年被秘密處決。
如果毛的二月講演和黨的其他指示未能恰當地教育知識分子，毛準備走得更遠。
1942年5月，毛在長篇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采取了這些步驟。
他在這一報告中明确細緻地規定了在中國共産黨領導下知識分子的作用。
這篇講話在毛有生之年都具有權威性，而且在他死後還繼續産生影響。
簡而言之，《講話》否定思想脫離社會階級的獨立和自主。
人隻能從階級觀點說話或寫作；知識分子認為他們能站在某種客觀中立的立場上是完全錯誤的。
既然如此，藝術就是政治的一種表現形式，于是問題就變成它将代表哪個階級。
革命的知識分子必須站在無産階級立場，因為否則他們就是為資産階級和其他反動階級服務，甚至他們否認他們在這樣做也不行。
其結果是，文學和藝術的最終仲裁人和指導者是（毛澤東領導的）中國共産黨，因為它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和集中意志的體現。
關于知識分子，毛就這樣改變了形勢：他們現在是批判的靶子，不再是獨立的批判者。
隻要知識分子願意扮演中共所規定的革命的勤務員的角色，他們是需要的，而且是受歡迎的。
他們的創造力和他們的技能并沒有被否定，但這些才能隻能在黨所設置的限度内加以估價。
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是文學和藝術的主要模式，被賦予自然主義的中國形式，這種形式能馬上為群衆所理解，并用他們自己的語言表達，而不是用上海沙龍的語言。
這意味着知識分子必須到農民和工人中去，吸收他們的語言，并體驗他們艱難的真實生活。
總而言之，毛正在更普遍地号召黨的知識分子和黨員進行改造。
到1942年4月，中央委員會已經公布了22個文件，作為幹部學習和考核的基礎。
[108]用來教導他們的手段包括現在為大家所熟悉的小組學習和鬥争會，通常包括&ldquo批評與自我批評&rdquo。
[109]與同輩的壓力相結合的直率的教誨、自我檢查以及強制性的勸說都企圖造成程度越來越高的精神緊張，直到思想得到淨化和皈依。
毛将這個過程比喻為治病：&ldquo說理（原文如此&mdash&mdash原作者注）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地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大喝一聲，說：&lsquo你有病呀！&rsquo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全部的目的是為了救人，而不是為了把人整死。
&rdquo&ldquo殘酷鬥争&rdquo和&ldquo無情打擊&rdquo對付敵人是必要的，但不應用來對付自己的同志。
毛的神化當然不是在整風運動中突然出現的。
他本人的愛好權力的天性、他在建立一個有影響的并起作用的聯合體中的成就，以及他的政策的成效，是他在長征後的幾年中逐漸上升到不受挑戰的突出地位的主要原因。
如上所述（見前《與國民黨的&ldquo摩擦&rdquo》），蔣介石地位的平行上升也起了作用。
随着1941年12月太平洋戰争的爆發，蔣頃刻間成為具有世界聲望的領袖和中國抗日的象征。
到1943年晚些時候，蔣在開羅會議上被公認為四巨頭之一，而前幾個月他那本著名的&mdash&mdash或臭名昭著的&mdash&mdash《中國之命運》的發表則是他試圖成為國内唯一領袖的大膽努力的一部分。
毛和中共有力地抵制了這種要求。
[110]露骨地說，如果有對蔣的崇拜，必然也有對毛的崇拜；一個無名的&ldquo黨中央&rdquo可不行。
政治和組織問題 我們已經看到，共産黨控制地區的政權是通過各級黨、政、軍以及群衆組織的互相連鎖的機構行使的。
這些機構在陝甘甯比在敵後根據地發展得更好，而且它們上面就是黨中央和八路軍總部機關。
這些組織比舊王朝或民國的要全面和有效得多。
就它們征集&mdash&mdash或要求&mdash&mdash老百姓的衆多成分廣泛參與的特定意義而言，而不是就被統治者選舉他們的最高領導人或決定政策而言，它們也是民主的。
然而政治控制和群衆支持的現實，與黨本身設置的标準以及它試圖表現的公衆形象有相當的差距。
丁玲和王實味等知識分子敢于以黨所不能接受的方式公開暴露的正是這樣的一些缺點。
然而，在黨的機密材料中，黨的各級領導人也坦白承認類似的障礙。
問題之一是不斷滋長的官僚主義和蔓延的墨守成規。
這種迅速擴張的幾乎不可避免的後果不僅表現在管理陝甘甯邊區本身，而且還表現于指導遠離延安的各個根據地的越來越廣泛的戰争活動。
許多幹部是&ldquo脫産的&rdquo，這對面臨經濟困難的落後地區老百姓說來，是一種沉重的負擔。
[111]
問題之二是政治結構未能完全深入村一級，通常停留在上一級的鄉，鄉管轄不定數量的村。
黨中央對縣與鄉之間的行政&ldquo距離&rdquo也很關注。
[112]此外每一級活動的協調也因強調等級制而受阻礙。
盡管主要組織機構有相互連鎖的性質，但每個機構都有它自己的垂直指揮系統，它主要對該系統負責。
[113]同一級的不同部門相互之間在工作上經常産生困難。
這種傾向主要表現在黨與軍隊之間，八路軍幹部經常瞧不起地方上的幹部。
如果1942年4月發表的一份調查有典型意義的話，士氣低落也是個問題：在中央财政廳，被調查的黨員中有61%說他們自己對被指派的工作&ldquo不安心&rdquo。
[114]
為克服這些困難，實施了兩項緊密相關的新政策，它們都明白無誤地帶有毛澤東的印記。
這兩項新政策均于1941年12月整風運動前幾個月開始。
第一項稱為&ldquo精兵簡政&rdquo，旨在減少政府和軍隊中的官僚主義。
第二項是&ldquo下鄉&rdquo，即要幹部更加深入農村，部分地是把許多從上層精簡下來的幹部下放。
這兩項政策結合在一起，把許多政治和經濟任務分散下去，從而為垂直的指揮機構與每一級的橫向協調之間提供較好的平衡。
在這個過程中，許多政府和軍隊的幹部被命令回到生産中去；對大部分人來說，這意味着從事農業、墾荒或原始工業。
特别要下放到基層去的是年輕的知識分子，他們既可在農民中經受艱苦條件的磨煉變得堅韌起來（一項矯正主觀主義、教條主義和形式主義的措施），也可貢獻他們當地所急需的聰明才智以指導農村事務。
這些工作在1941年、1942年和1943年冬被積極地推動，時間安排與農閑季節一緻。
軍隊被命令以中世紀&ldquo屯田&rdquo制的現代形式盡可能多地生産出自己的口糧和其他給養。
位于延安東南約30英裡處的南泥灣是實施這一計劃的模範。
八路軍的第359旅被指派在這裡專門從事農業和基本工業的生産達數年之久。
到1943年，該旅聲稱所需之物的80%左右已能自給。
甚至煙瘾極大的毛澤東也在延安他住的窯洞外面象征性地開辟了一小塊土地種植煙葉。
雖然沒有過硬的證據，但這些政策無疑收到了某些實效，特别在組織和動員方面。
&ldquo然而并未報導總的成績，而是強調像南泥灣計劃那樣的示範性成就，并且（反複）宣傳 &lsquo精兵簡政&rsquo政策&hellip&hellip也暗示了進展或許并非那麼顯著。
&rdquo1943年初，在第三輪&ldquo簡政&rdquo期間，一位高級領導人承認，專職幹部的數量已由1941年的7900人增加到8200人。
[115]
考慮到陝甘甯這些改革的總的基調以及強調&ldquo群衆路線&rdquo和&ldquo從群衆中來，到群衆中去&rdquo，令人驚訝的是群衆組織本身似乎并未起重要作用。
我們手頭隻有1938年陝甘甯這些組織的資料，據說當時人口的30%（140萬人中的421000人）參加了農民協會；與此同時，大約25%的婦女和32%的男子分别是婦女組織成員和兼職民兵。
&ldquo人們懷疑這些組織大部分徒有虛名，他們的功能基本上被政府和黨所接替&hellip&hellip在活動頻繁時期（像1942年減租運動）之間，它們的成員和組織大量存在于紙面上。
&rdquo[116]
統一戰線與國民黨日趨惡化的關系及受日本強化治安的打擊，使黨更注意統一戰線的工作，而不是更少。
自1940年中期起，中共首腦機關一再發布秘密指示，強調對待&ldquo友軍&rdquo、對待除最親日或最反共的組織以外的一切組織以及對待社會各階級和各階層的統一戰線工作的重要性。
統一戰線工作部是在1937年在中央委員會之下成立的，在下級組織中也同時成立。
這項工作的重要地位可由下列事實看出：從1939年末（當時王明被調離）直到1945年或1946年，周恩來的主要職務是中央統戰部以及與之緊密相關的敵占區工作部部長。
他确認統戰工作的重要性，并暗示在他的前任的領導下這被嚴重地忽略了，因此他反複号召要積極發展和恢複各級統戰部。
[117]
由此可見，統一戰線并非隻是一項戰術措施，而是處于弱小和危機時期的一種具有特殊價值的總戰略的一部分。
從地方事務到國家政策的每一個具體問題都可以分析為有三個組成部分：黨及其堅定的支持者，占大多數的中間階層，以及&ldquo死硬&rdquo的敵人。
目标是通過赢得盡可能多的中間分子的支持或保持中立來孤立&ldquo死硬&rdquo派。
然後孤立之敵就可能被各個擊破。
早在1939年10月，毛就斷言：&ldquo統一戰線問題，武裝鬥争問題，黨的建設問題，是我們黨在中國革命中的三個基本問題。
正确地理解了這三個問題及其相互關系，就等于正确地領導了全部中國革命。
&rdquo[118]然而這項戰略的運用則是戰術性的和極為靈活的，目标是經過仔細限定的團體或組織。
正是因為統一戰線是為革命的長遠目标服務的，它避免了意識形态上的公式化，在各種情況下試圖發現和利用那些可能推動黨的事業的人物、問題、誘因或壓力：
過去，通常的做法是進行政治性的交往；極少人去做交朋友的工作，甚至達到冷淡不願意與人合作的程度。
今後，我們必須利用一切可能的社會關系（家庭、同鄉、同學、同事等等）和社會習俗（送禮、過節、分擔困難、互助等），不僅與人建立政治上的友好關系，而且要與他們成為私人朋友，這樣，他們才能對我們完全坦誠相待，說心裡話。
[119]
按照這種精神，1940年春中共公布了&ldquo三三制&rdquo。
根據這個方案，政權的民衆機關&mdash&mdash但不是黨或軍隊&mdash&mdash如有可能，都應由1/3共産黨，1/3非黨的左翼進步人士和1/3&ldquo不左不右的中間派&rdquo組成。
如毛所解釋的那樣：
必須使黨外進步分子占三分之一，因為他們聯系着廣大的小資産階級群衆。
我們這樣做，對于争取小資産階級将有很大的影響。
給中間派以三分之一的位置，目的在于争取中等資産階級和開明紳士。
&hellip&hellip目前我們決不能不顧到這些階層的力量，我們必須謹慎地對待他們。
[120]
因此，這項政策的目的在于使根據地政權更能被農村人口中的上層人士所接受，但它也表明共産黨并未放棄領導。
在實踐中，這一代表制的變化是很大的。
毛的指示本身已指出&ldquo上述人員數目的分配是一種大體上的規定，各地須依當地實際情況施行，不要機械地湊足數目字&rdquo。
在陝甘甯，1941年後黨員在民衆機關中的比例一直相當好地遵守為中共黨員規定的1/3的指标。
在少數情況下，當選的黨員從代表大會的席位上退出&mdash&mdash加以公開的鼓吹&mdash&mdash以便更符合要求的比率。
邊區領導覺得這項政策相當有助于減輕由于大量增稅受到沉重打擊的中上層農民的恐懼并赢得他們的支持&mdash&mdash盡管較為貧苦的農民擔憂以前的地主和土豪劣紳會逐漸恢複他們的權勢。
他們的政治命運的這種部分真實、部分象征性的改善與其産品增長的份額結合在一起，使這些社會階層規規矩矩&mdash&mdash特别是因為他們幾乎别無選擇。
那時把1940年至1944年間陝甘甯在經濟上、意識形态上以及組織上/政治上所采取的措施加在一起，可能還沒有完全達到中共試圖在群衆中樹立的形象，也沒有達到外界觀察家有時所做的評價。
然而他們的效率卻是令人難忘的，特别在與同一時期國民黨政權的作為相比時，更是如此。
敵後根據地的新政策
在戰争中期，華北和華中敵後根據地面臨的危機不僅更加嚴重，而且與陝甘甯有所不同。
例如，陝甘甯不必應付軍事進攻，也沒有被迫從一地轉移到另一地。
陝甘甯的行政機構比其他根據地更健全，并且戰前社會經濟的變化已經大有進展。
因為中共控制的敵後地區很不相同，而有關資料又很零散，想在這有限的篇幅裡，一個根據地一個根據地論述是不可能的。
因此我們限于相當一般地描述事件和政策，用取自一個或幾個根據地的例子對它們加以說明。
如果讓它們看起來比較一緻而不是實際情況，那就會歪曲複雜的現實。
面對日本的軍事壓力，所有根據地機關都采取廣泛的主動和被動的防禦措施。
村民、存糧、牲畜及其他财産撤到安全地區或隐蔽起來。
有價值的東西被埋藏起來。
軍隊在埋下簡易的地雷和設下陷阱後就分散了，并與農民融為一體，盡管當日軍試圖殺害所有落入他們手中的人，或者當他們可能被漢奸或急于清算的心懷不滿的當地士紳認出時，這是缺乏保障的。
許多根據地，尤其是華北平原上的根據地，差不多都轉入地下工作，進入那令人驚奇的洞穴和地道的網絡，這種網絡通常有兩層或多層，把許多村莊連接在一起。
它們有多個隐蔽的出入口、走不通的小巷和地下的伏擊點，使日軍追蹤者屢屢受挫。
當日軍想水淹地道或往裡灌毒氣來對付時，中國人用岔道和簡單的空氣閘來應付。
幸存下來所依靠的是黨和軍隊有組織的領導和農民的不屈不撓精神。
但是在根據地不得不撤退或其活動不得不降到遊擊狀态的地方，能使他們受到掩護的其他根據地的存在也是必不可少的。
那些留下來的人，不論是幹部還是普通農民，都受到鼓勵要做到&ldquo白皮紅心&rdquo，即在别無選擇時要默認。
盡管中國農民用機智與勇敢去迎接這些挑戰，但大部分由黨領導的機關和主力部隊從特定地點撤離，有時使地方自衛力量的負擔過于沉重。
間或當他們潰敗時，村子又恢複到由地方士紳控制，這些人往往要反攻倒算。
與此同時，在比較安全的環境裡，有組織的活動在繼續，因為逃亡者準備恢複他們的家鄉成為永久性基地。
跨越華北和華中的根據地網絡，給共産黨領導的運動提供了中國其他力量所不具備的韌性和複原能力。
幸存的核心地區能在這樣的條件下繼續追求他們的政治、社會和經濟目标，實在是了不起的。
而且他們是很積極地去幹的。
盡管成功的程度有所不同。
晉察冀和晉冀魯豫某些地區進行了十分廣泛而且卓有成效的改革。
華中根據地進展不大，它的大部分地區約兩年後進入持久戰。
山東甚至更落後些。
表27 土地稅占全部收成的百分比
資料來源：李成瑞：《抗日戰争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經濟研究》1956年第2期，第108&mdash109頁。
從經濟上看，這些根據地從戰争的第一階段轉到第二階段不像陝甘甯那樣突然，因為他們一直在困難的條件下工作，而且沒有任何外來的财政援助。
但他們也有一段時期依靠捐獻&mdash&mdash&ldquo有力出力，有錢出錢&rdquo、公債和某些征用。
當政治控制和行政機器變得更有效時，轉為&ldquo合理負擔&rdquo，最後轉為統一的累進稅制。
在晉察冀，合理負擔制是1939年采用的，1941年讓位給統一累進稅計劃。
然而，事實上，幾種稅制齊頭并進，取決于該地區是鞏固的核心區，新建立的根據地，還是遊擊區。
其他敵後根據地沒有一個能采用統一的稅制。
既然土地稅是歲入的主要來源，許多舊的附加稅不得不繼續作為一種補充，特别是在部分鞏固的地區或遊擊區。
在争奪的地區，征稅不僅是困難的，而且受實際情況的限制，因為那裡的農民承受雙重的負擔&mdash&mdash日僞政權和共産黨人都向他們征稅。
如果共産黨的資料是準确的，在晉綏根據地，土地稅負擔要比陝甘甯重得多；而在晉察冀的鞏固區北嶽，則大體相同（1941年以後；在此以前更重得多）。
與陝甘甯一樣，稅在1941年達到高峰，此後緩慢下降。
在鞏固地區每戶的負擔是其他地區的兩倍。
像陝甘甯一樣，敵後根據地通過發行自己的地區貨币、建立銀行以及征收進出根據地的貿易稅以求達到經濟上自給。
這些稅提高了一點歲入，但他們的主要目的是阻止貿易：
如果沒有[來自陝甘甯的]相反的理由，區域自給是目标。
要把日本人困在城裡，使他們得不到周圍農村出産的糧食和原料。
為了達到這個目的，要阻止而不是促進貿易。
根據地不得不盡量回到極端的生存經濟，以抵制敵人的意圖和積極幹預。
[121]
當然，這樣的政策在雙方争奪的地區是難以或不可能推行的。
像在陝甘甯那樣，合作社、簡單工業、手工業及其他生産活動都受到鼓勵，而且大部分免稅。
表28 晉察冀35個村的階級組成
資料來源：趙國俊：《中國共産黨的農村政策，1921&mdash1959年》，第64頁。
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169&mdash228頁各處，據以計算晉察冀核心區域的不斷變化的收入差距。
如我們所見到的那樣，征稅還伴随着減租減息。
晉察冀再一次處于領先地位，但遲至1943年10月，一份指示提到：&ldquo在許多地區減租一直沒有實現&rdquo，并要求幹部&ldquo組織農民實行地租不得超過主要收成的37.5%的規定&rdquo。
[122]華中根據地要晚得多。
在淮北根據地（安徽北部），到1941年僅有9000佃戶受益。
到1943年，運動加快了步伐，約有43000戶受到影響；次年因根據地擴大，這個數字可能翻了一番。
[123]最後，在山東根據地，在1943&mdash1944年間的冬天之前，認真的減租減息幾乎還沒有開始。
因為租佃率不高，許多幹部對這個政策的重要性産生了懷疑；有些人認為這是一件不讨好的困難的工作，遠不如支前有吸引力；另有些人擔心政治控制不穩定，害怕強硬路線會極大地疏遠仍有勢力的當地士紳。
[124]
得到的證據證實了彭真的觀察。
即根據地的财産關系在戰争期間沒有結構性的變化。
或許收入的不平等比财産所有權的不平等減少得更多。
全部稅收制度沉重地壓在富人身上，而且實際執行時常超出規定，特别是合理負擔的稅收制度。
如果這是先進根據地的情況，那麼可能其他根據地變化更小，而不是更大。
大生産運動正像在陝甘甯那樣受到重視。
雖然缺乏大量的資料，但在晉察冀的北嶽地區，糧食生産從1940年的水平急劇下降。
直到1943年和1944年才好轉（見表29）。
[125]大生産運動也有政治動機。
根據統一戰線和普通情理，不能全部沒收富人的财産，因而以犧牲富人為代價也不能無限期地給較貧苦的農民帶來利益。
可是，最初以有限的階級鬥争為基礎所達到的動員仍能通過由農民協會和換工隊經營的生産組織繼續下去。
領導幹部經常精确地使用這樣的言詞鼓勵生産運動，作為階級鬥争和民衆動員的高級形式。
[126]
表29 北嶽地區的糧食産量
中共一方面努力擴大民衆的積極參與，另一方面削弱和孤立那些反對新秩序的人。
在公開聲明中，這些措施幾乎常被描繪成&ldquo民主的&rdquo，并且強調它們的溫和以及與&ldquo三民主義&rdquo一緻。
然而在秘密報告和指示中，這一詞彙經常被階級鬥争和結構變革的詞彙所取代。
兩種水準的論述涉及同一現象。
盡管前者在宣傳上有嚴重的混淆，但黨并不認為兩者是矛盾的，因為他們有自己的&ldquo民主&rdquo定義（如果别人曲解這一詞語，那是他們自己的事），還因為在這一時期他們政策的明确内容不是以革命性的改造為目的。
他們的目标是&ldquo優勢&rdquo，而不是&ldquo專政&rdquo。
透過不同地區和根據地在各種層次上所采取的特定措施的無數細節，某些模式可以識别出來；自上而下加以軍事和政治控制，對現有行政機關必需的人員進行調查和更換，黨的幹部進一步滲入該機關并随後進行機構和程序上的變革。
随着接管政治機器，配備了軍事組織（正規軍，地方部隊，自衛團或民兵）和群衆組織，尤其是農民協會，地主和大部分富農被排除在農協之外。
當這些發展達到相當成熟的程度以後，而不是以前，對數量有限的縣以下的行政職位和代表大會代表進行直接選舉。
上一級代表大會代表&mdash&mdash在他們所在地&mdash&mdash由下一級代表大會間接選舉。
雖然代表大會名義上監督同級行政委員會，但後者明顯握有實權，代表大會很少開會，像個共鳴器，批準拟議中的或業已實行的事項。
盡管偶爾有不正規的事情，但黨真正按程序進行選舉。
不過候選人的名單事先經過仔細篩選，而且幾乎沒有什麼席位可供競争。
作為替代，選舉運動被用來教育當地民衆，并讓他們投入這一政治過程：受指導的參與是根據地民主的特點。
選舉運動于1939年在晉察冀開始，但全邊區代表大會直到1943年才召開&mdash&mdash這也是戰争期間唯一的一次。
晉冀魯豫的分區選舉開始稍晚。
在華中和山東的根據地，地方選舉開始得相當遲，到1942年才進行。
除陝甘甯和晉察冀外，其他根據地都沒有選舉過全根據地範圍的代表大會。
像在陝甘甯那樣，盡管貧農心存疑慮，作為重新重視統一戰線的一部分，在根據地都實行了&ldquo三三制&rdquo。
像統一戰線作為一個整體那樣，三三制絕不意味着損害黨的控制和領導，而是使它更有效。
但是在根據地，執行三三制不如在陝甘甯那樣徹底。
在五台區（晉察冀的一部分）的13個縣中，1941年選舉結果，共産黨員得到席位在34%到75%之間。
遲至1944年，江蘇一個區報稱黨員當選者占60%&mdash80%，而沒有提到三三制。
如彭真指出的那樣，三三制&ldquo不能成為成文的規定，因為把三三制以法律的語言固定下來是與真正平等的原則和普選權的原則直接相對立的&rdquo，但他也注意到&ldquo當我們提出并執行三三制，并且嚴格保證所有抗日的人的政治權力時，最後地主也會出來支持并參加抗日政權&rdquo。
一份國民黨情報機關的機密報告（1944年4月）證實了中共的統一戰線往往很有效，&ldquo過去對中共不滿的士紳&hellip&hellip也滿天贊譽，覺得 [中共]政府畢竟并不太壞，它能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并且要求批評&hellip&hellip中央政府與他們差得太遠了&rdquo。
[127]
雖然當地的一些積極分子是自發地站出來的，但從出身好的農村居民中補充優秀村級領導卻有困難。
有些站出來的人不适合，或是後來發現不能勝任或品行不端。
少數值得注意的人是國民黨特務、漢奸或受當地士紳操縱的人。
農民的消極态度是根深蒂固的：狹隘的保守主義，屈從和宿命論，缺乏自信心，不願與官員和政府打交道，希望不引人注意，擔心會招緻鄰人的嫉妒或不滿。
此外，貧苦農民通常是文盲，也沒有經曆過比家務更大的事，況且他們也不願被迫陷入出力不讨好的公務。
使上級感到不安的是村裡的黨員也表現出許多這樣的看法。
地方幹部經常用農民自己豐富而直率的語言彙報這些态度。
因此，必須把這些形象與為保衛自己的村莊和國家而戰，為建立新的更美好的社會而工作的富有貢獻精神和戰鬥精神的較為大衆熟悉的農民的形象放在一起。
農村中國是個各種态度、利益及社會集團的萬花筒，對此簡單的描述是不會公正的。
&ldquo精兵簡政&rdquo和&ldquo到農村去&rdquo等組織性措施在某些根據地得到實施，但在另一些根據地卻幾乎沒有提到。
毫不奇怪，晉察冀在1942和1943年推行了這些政策，包括對邊區政府本身的大量精簡。
但在大部分根據地，延安意識到的官僚主義似乎沒有被看成是一個嚴重的問題&mdash&mdash确實，經常抱怨缺少行政人員（命令主義、瞎指揮受到普遍的責難）。
因為黨已經絕大部分在農村，&ldquo到農村去&rdquo并無多大意義。
正規部隊和地方武裝對軍事任務應接不暇，很少有機會像陝甘甯衛戍部隊那樣參加生産，盡管他們一有可能就去幫助生産。
幹部教育在大部分根據地與陝甘甯很不一樣：在意識形态方面較為簡單，更傾向于完成特定的任務，如舉行地方選舉，實行減租，組織生産或擴軍和軍訓。
在這些根據地，黨的幹部很少有時間或有教育背景去學習文件，或長時間讨論教條主義、主觀主義和形式主義。
結果是，整風比陝甘甯提得少，而且通常有不同的含意。
對普通黨員來說，整風主要是指增強支部的戰鬥力，克服消極态度，工作正規化以及經常的棘手的清除不良分子的任務。
黨的基本學說和主要的文件都以簡化的形式表達，有時像容易記住的對話或格言。
直接的灌輸和鬥争會比&ldquo批評&mdash自我批評&rdquo采用得更多。
黨性表現好壞的典型被樹立起來，供仿效或譴責。
一有機會就召開會議。
訓練和其他運動安排得與季節活動一緻：減租減息運動的高峰期在春天和秋天的收獲季節，選舉通常在秋收後的初冬舉行，征兵在幾乎一年一度的&ldquo春荒&rdquo時期最好辦。
對于受過教育較多的幹部，标準要高一些。
他們通常是在區級或地區級工作的&ldquo外來&rdquo幹部。
特别是劉少奇，他試圖通過華中局把延安式的整風移植到他管轄的根據地去。
為學習指定了同樣的全部文件，并召開批評&mdash自我批評會。
然而在1942年，劉少奇的整風措施&ldquo隻是在地區黨的領導機關的嚴密監督下，在軍隊和其他組織的高級幹部中産生了影響&rdquo。
[128]
戰争中期，中國共産黨經受了巨大的壓力。
然而，在1927年和1934&mdash1935年共産主義運動僅免于難的地方，戰争中期的危機并沒有威脅到黨的生存。
到1940年，在戰時條件下，共産主義運動已擁有充分的地域和民衆的支持以經受任何風暴。
可是像國民黨的遊擊戰的經曆所表明的那樣，這種結果并不是必然的。
中共的民衆支持的基礎被有組織的控制和有步驟的改革所增強和提高，它既是真誠的，也是不完全的。
黨的指令必須不斷地重申和擴充。
黨不得不調動它的全部智謀和經驗，現實地面對困難，承認自己的缺點，而首要任務是堅持下去。
Ⅲ戰争的最後兩年，1944&mdash1945年
在戰争的第五周年（1942年9月7日）[原文如此]，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的社論中寫道：&ldquo抗戰形勢，實處于争取勝利的最後階段。
&rdquo盡管他描繪現階段是&ldquo黎明前的黑暗&rdquo，預見到前面的&ldquo極端的困難&rdquo，但他認為可以在兩年内打敗日本。
[129]
毛的預言過于樂觀，但有迹象表明形勢正轉向不利于軸心國。
在俄國人英勇的斯大林格勒保衛戰&mdash&mdash這是德國東線進攻的頂點&mdash&mdash之後，緊接着就是盟國侵襲北非。
在太平洋，珊瑚海戰役（5月）和中途島戰役（7日）清楚地預示美國将掌握制海權。
8月，美國海軍陸戰隊在所羅門群島登陸，對日本發動進攻。
1942年晚些時候，在中國戰區，尤其是在共産黨控制的根據地，勝利的先兆還很渺茫。
但過了一年，當1943年慢慢逝去後，風無疑變得更暖。
甚至在東京的日本最高統帥部&mdash&mdash雖然中共很難了解到這一點&mdash&mdash也開始籌劃如何避免失敗，而不是如何取勝。
但共産黨所能看到的是強化治安活動下降，以及日軍從偏遠鄉村撤退增多。
像戰争初期那樣的偶然的快速掃蕩取代了并延長了1941&mdash1942年的清鄉戰。
一号作戰及其後果
事實上，從1937年至1938年起，日本人一直在為他們在中國的最大軍事進攻做準備。
[130]自1941年以來，這一戰役即以某種狀态受阻于繪圖闆上。
其主要目的是打通一條起自朝鮮直達河内的南北走廊，以提供一條替代海上航道的陸上通路，因為在海上航道上能把重要原料運往本島的日本船隻實際上已被掃清。
第二個目的是摧毀中國東南部的美國空軍基地。
一号作戰計劃始于1944年4月的鄭州戰役和洛陽戰役，然後沿平漢鐵路穿過河南向南推進。
因為日本人試圖掃清武漢至廣東間的鐵路線，夏季在長江以南的湖南爆發了最為激烈的戰鬥。
長沙于6月陷落，衡陽于8月陷落。
到初冬，已實現南北連接，但日本先頭部隊轉而西進，攻占桂林、柳州和南甯的機場。
西北方向是貴陽，有公路通往重慶。
形勢如此嚴峻，美國和英國的文官于12月從戰時首都疏散，失敗或投降的災難性預言猖獗一時。
然而事實上，日軍先頭部隊已消耗殆盡，無力繼續前進了。
與國民黨所遭受的破壞相比，日本的損失是微不足道的。
重慶當局承認傷亡30萬人。
日軍奉命首先消滅國民黨中央軍最精銳的部隊，他們知道地方部隊将随之瓦解。
後勤的損失也同樣嚴重：估計40個師的裝備以及新淪陷區特别是&ldquo魚米之鄉&rdquo湖南的資源。
從政治上看，一号作戰對國民黨人也是一場災難，因為不論是在重慶還是在戰場上，不稱職和腐敗（除了在湖南尚有英勇的戰鬥）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幾達半年之久。
沒有比一号戰役開始階段這場災難更令人觸目驚心的了，當時正遇上了1944年春季河南的大饑荒。
無論重慶政府，還是河南軍政當局，對這場饑荒都毫無準備，盡管災情的發展已能明顯地看出。
當饑荒襲來之時，當局遠沒有提供任何救濟，橫征暴斂一如既往。
投機活動極為普遍。
當中國軍隊面對一号作戰逃跑之時，長期受壓的農民奪取他們的槍支并向他們射擊，然後歡迎日軍。
1944年春，河南有數萬人餓死。
[131]雖然1944年下半年看到了盟軍緬甸戰役的勝利高潮，并重新開通了進入中國西南的陸上通道，但這些在美國戰術指揮及美軍和英軍參與下取得的勝利不足以彌補國民黨在其他戰場上的損失，也不足以挽回他們受到損害的聲譽。
一号作戰的嚴峻局面及美國對中國政治的詳細考察為共産黨在大後方&mdash&mdash在某種程度上由重慶國民黨政府控制的地區&mdash&mdash的工作提供了巨大的發展機會。
到1938年末漢口陷落時止，中共已享有很大範圍的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自由。
此後，國民黨的審查和鎮壓迫使中共除官方批準的聯絡小組和新聞記者外，再次轉入地下。
當然，中共一直試圖滲入國民黨的政府機關和軍隊單位，雙方打的秘密戰都很成功。
但境況一直極為危險，以至來自延安的指示是潛伏，保持或改進掩蔽，以及等待工作環境改變。
當一号作戰推進到南方和西南時，持異議的地方人士開始暗中議論除掉蔣介石的可能性。
獨立的軍閥龍雲控制下的雲南省是聚集在昆明西南聯合大學周圍的自由知識分子和不滿的政治人物的避難所。
昆明也是滇緬公路和從印度&ldquo飛越駝峰&rdquo的空中運輸線中國一方的終點。
1944年9月，當一号作戰的急流、史迪威事件的危機和反國民黨的不同政見彙集成一股旋流時，有幾個小黨和從國民黨分裂出來的小團體聯合組成了中國民主同盟[132]。
[133]随着1941年初新四軍事變發生，這些人士試圖起緩和和調停的作用。
大部分人信仰自由的價值觀和民主政治，并要求國民黨政府進行根本的、但非暴力的改革。
雖然民主同盟缺乏群衆基礎，也不是統一的運動，但同盟的知識分子&mdash&mdash其中許多人受過西方教育&mdash&mdash對受過教育者的輿論和外國觀察家有影響，盡管他們的人數有限。
無論作為個人，還是作為民主同盟的成員，他們似乎是為所有正義事業&mdash&mdash和平、公正、自由以及擴大參政範圍&mdash&mdash發言，他們中的許多人确實相信這些事業。
就大部分而言，中共樂于讓民盟以自己的聲音講話（雖然它在民盟中确有工作人員）。
如果國民黨實行改革或做出讓步，真正的受益者将是中共，而不是民盟。
另一方面，如果國民黨人拒絕與民盟合作或對它進行反擊，他們就進一步為自己招緻反動的惡名，并把更多的溫和派驅向中共一邊。
無論是民主同盟作為&ldquo第三種力量&rdquo的想法，還是某種反蔣政變的密談，都沒有産生任何結果。
但是二者都以蔣介石和國民黨受到損害，為中共改善形象提供了新的機會。
政治和軍事的發展
日軍對一号作戰河南階段投入了近15萬人，對湖南&mdash廣西階段投入了近35萬人以上。
盡管華北和華中日軍總數沒有顯著下降，但是應一号作戰第二階段的需要，從這些戰區抽調了許多有經驗的軍官和士兵，而用守備隊或來自本島的新兵頂替他們。
日軍也增加了對僞軍的信賴，抓緊了某些軍事上松弛的環節。
據延安的參謀長葉劍英提供的資料，1944年6月的情況如表30所示。
表30 在華日軍和僞軍，1944年6月
資料來源：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卷，第226&mdash228、233頁。
這是1944年6月22日向首批訪問延安的中外記者團介紹的情況。
表31（參見表18） 中國共産黨的兵力，1944&mdash1945年
*假定和1944年6月的比例一樣。
資料來源：這是一個合成的表。
1944年6月的數字取自葉劍英：《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
1944年10月和1945年3月的數字是《解放日報》（1945年3月17日）刊載的數字。
1945年4月的數字是毛澤東在中共七大上說的數字。
在共産黨方面，黨和軍隊重新開始發展，但在戰争最後階段，黨的發展形式不同于軍隊。
大約從1943年中期到1945年中期戰争結束，黨再次擴大，隻是比戰争頭幾年慢得多。
如上所述（表16），從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中共發展了約10萬人（約15%）。
中共第七次代表大會時（1945年4月），毛宣布有黨員120萬，比一年前增加40%，比1942年的低數字高出60%以上。
因此，到戰争結束時，有近半數黨員黨齡不足兩年。
與黨的持續發展相比，軍隊的規模有好幾年幾乎保持不變，征兵數隻稍多于足夠補充傷亡。
1944年下半年情況突然發生變化。
在不到一年裡，共産黨當局宣布，他們的正規軍（野戰軍加地方部隊）實際增長了一倍。
這一迅速發展，部分地是對1944年和1945年地區有機會擴大所做出的反映，也是由于預感到日本的失敗以及屆時軍隊的重要，它既是執行政策的工具（接管日本占領區或與國民黨人争奪）。
也是讨價還價的籌碼（因為任何談判解決的條件都将反映現有的實力）。
這種發展主要來自迅速将地方部隊編入野戰部隊；因此所稱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大量增加較多來自改編，較少來自招募新兵。
在這些正規部隊之下是兼職民兵&mdash&mdash華北大約有150萬，華中有50萬。
民兵在保衛村莊、輔助執行政策以及提供地方情報、短距離傳遞急件、運輸給養和擔擔架等任務中都是很有用的。
但是他們的訓練是初步的。
事實上沒有武器能發給他們。
民兵不指望像正規戰鬥部隊那樣執行任務，他們也很少這樣做。
葉劍英報告，從1943年中期到1944年中期作戰次數比前幾年急劇增加；與此同時，作戰規模較小，其中大部分對僞軍，而且傷亡比率愈來愈對中共有利。
1943年年中到1944年年中期間，共産黨傷亡數為29000人，不及1941年年中到1942年年中期間的64000人的一半。
[134]
戰争頭幾個月出現過的争論有些又重新出現了，有些軍事領導人主張加速擴張，并從傳統的遊擊戰向較正規的作戰轉變。
有些高層領導人顯然想立即攻打中、小城市。
1944年春一号作戰進行之際，八路軍在河北對戰略要點石家莊鐵路樞紐進行了試探性的進攻，甚至短暫地占領了重要城市保定。
也是在這個時期，河北北部和南部平原根據地都恢複了活動。
毛原則上同意前進戰略，并使黨處于能利用日本最後戰敗的地位。
1944年春，他極力主張他的同志們要&ldquo注意在大城市和沿着主要交通線開展工作，并把城市工作提高到與根據地工作同等重要的地位&rdquo。
可是他仍勸告要審慎、靈活，并對黨的能力作出現實的估價：
我黨的力量還不夠強大，黨内還不夠統一，還不夠鞏固，因此還不能擔負比較目前更為巨大的責任。
今後的問題就是在繼續抗戰中使我黨我軍和我們的根據地更加發展和更加鞏固，這就是為着将來擔負巨大工作的第一個必要的思想準備和物質準備。
[135]
毛還擔心他的野戰軍司令員們會魯莽從事，不能相互配合，或不了解戰略全局。
有好幾次他申斥的正是這種&ldquo山頭主義&rdquo。
他一定回想起未經批準的百團大戰和未能控制項英。
然而，沒有理由在中共首先建立根據地的地區和國民黨已被清除的地區退縮不前。
在這些地區，僅有的問題是戰術方面的&mdash&mdash用手中的資源能完成多少任務，敵僞的對抗可能達到何種程度。
敏感得多的問題是在國民黨仍聲稱擁有主權的地區或在一号作戰中新喪失的地區開拓大塊新根據地。
朱德、葉劍英和陳毅都表明他們對這樣的發展想得很多；他們顯然發現前景是很有吸引力的。
最終，中共雖然進入某些上述地區，但做得很謹慎，有選擇，并采取低姿态。
在戰争中的最後一年，中共對以前形成的政治、社會和經濟政策進行改造，他們這樣做既是由于因勝利而産生的信心，也是由于對黨的影響和力量的局限性的現實的評價。
在新的&ldquo解放區&rdquo，中共做了很多工作，像早期發展浪潮中做過的那樣，他們做了為得到初步立足點所必須做的任何事情，然後再擴大影響。
在已建立的根據地，重點既放在生産運動上，也放在階級鬥争上。
最為經常的是，階級鬥争意味着進一步擴大減租減息。
在許多根據地&mdash&mdash包括一些核心地區&mdash&mdash減租減息并沒有徹底實現，或者鄉紳們試圖取消已經執行的改革。
名為&ldquo查租減租&rdquo之類的運動在各級和各地區都可看到。
許多詳細而生動的文件報導了令人震驚的惡劣行為。
幹部因為對群衆工作缺乏理解和興趣經常受到批評。
推诿和腐敗是常事。
農民的卷入常常是不規則的和勉強的。
人們應當如何理解這些報告呢？一方面，它們似乎來自鞏固的根據地，在那裡作系統的調查是可行的。
也正是在這樣的地區，人們才會期望改革進行得最徹底和最有效。
這或許暗示，在半鞏固地區或遊擊區減租減息幾乎從來沒有完成過。
但另一方面，這些報告是用來刺激運動，表明還有大量工作要做，以及揭露錯誤&mdash&mdash簡言之，是用來作為有力的反面例子。
但即使人們接受了這些文件的說教性的意圖并懷疑其誇張，對這些文件的緊迫需要也表明了全面完成這些有限的改革超出了黨的能力。
而且經驗表明，強制執行較為激進的經濟政策不僅會降低生産，而且經常會吓走和疏遠許多中農，盡管這些政策不是針對他們的。
雖然對在中國農村進行革命變革的承諾沒有減弱，但黨的領袖們認識到，不成熟的、計劃不周的嘗試是注定不能完成這一變革的，而抽象的說教也沒有多少說服力。
&ldquo民族主義&rdquo和&ldquo階級鬥争&rdquo在它們能被那些對這樣的模糊概念缺乏經驗的農民理解和接受前，必須在日常的基礎上被賦予明确的、具體的意義。
毛的謹慎與其說是缺乏信心，不如說是對黨及其軍事力量仍然有限的能力的現實評價。
而到1944年，在中國已經擁擠的舞台上，一個新演員&mdash&mdash美國&mdash&mdash正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
美國與中國共産黨人
當日本人襲擊珍珠港時（1941年12月7日），中日戰争與第二次世界大戰融為一體了。
經過1942年的大部分時間，美國對日本處于退卻或防守狀态，而對中國的抗戰幾乎不可能提供直接援助。
歐洲優先于亞洲，而不久前跨太平洋的越島作戰戰略優先于在亞洲大陸上擊敗日軍的努力。
由約瑟夫·W.史迪威将軍指揮的中國&mdash緬甸&mdash印度（中緬印）戰區成為戰争的一潭死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