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重要性主要在于牽制大量日軍，并作為盟軍空軍基地的所在地。
與所有其他國家一樣，美國承認以蔣介石為領袖和代表的國民黨政權是中國的合法政府。
為了使蔣繼續作戰（他有時暗示&mdash&mdash或威脅說&mdash&mdash中國已經精疲力竭，可能無力堅持下去），并對對中國的微薄軍事援助在政治上給予補償，羅斯福總統力主中國應被承認為四大強國之一，并應廢除長達一個世紀之久的&ldquo不平等條約&rdquo。
克服了英國的重重疑慮，這兩項工作于1943年完成。
美國的長遠目标是幫助一個&ldquo團結、民主和友好&rdquo的中國成為戰後亞洲穩定的中心。
在令人迷惑的活動的逆流下面，是美國卷入的戰略輸入&mdash&mdash即最終日本将主要敗于美國之手。
蔣介石和毛澤東不久都看清了這一點。
這兩位領袖誰都不想為純軍事的原因抗擊日軍，如果那樣做會削弱以後對付國内對手所需要的實力。
盡管毛不可能以這樣的措辭來承認它，但他在1938年的論文《論新階段》中已經預言，&ldquo國際形勢有利于我們而不利于敵人&rdquo。
在戰争初期和中期，美國與中國共産黨間的直接接觸極為有限。
1937年至1942年初美國使館官員偶爾會晤武漢和重慶的中共聯絡組成員。
美國參戰以後，這種會見較為經常，有時既有美國軍事官員，也有外交官員。
雖然一再要求，國民黨人仍宣布外國人不得進入一切根據地。
隻有少數避難者如林邁可或克萊爾和威廉·班德以及一些同情者如阿格尼絲·史沫特萊對共産黨地區做過報道。
最後，當亨利·華萊士副總統于1944年6月一号作戰期間訪華時，使館官員說服他迫使蔣介石同意他們訪問延安的要求。
作為對顯已不耐煩的羅斯福總統的這位代表的讓步，蔣勉強批準組成美國觀察員小組赴延安。
一個新聞代表團立即出發；8月官方小組到達并開始工作。
至此，&ldquo迪克西使團&rdquo誕生了。
[136]這個小組由富有色彩的&ldquo中國通&rdquo包瑞德陸軍上校率領，既包括軍事觀察員，也包括政治觀察員，如謝偉思和約翰·P.戴維斯等人。
他們的報告和介紹後來在美國關于&ldquo丢失中國&rdquo的激烈辯論中引起極大争議。
實際上，所有搶發中國新聞的西方記者都撰寫有關&ldquo紅色中國&rdquo的電稿和專著。
他們的經曆使人回想起1936年的埃德加·斯諾。
現在，如那時一樣，共産黨似乎非常開放，樂于提供消息，并且關心把他們的情況擺在世界面前。
時機是重要的。
在1944年和1945年，一号作戰以及蔣介石與史迪威将軍間的最後沖突&mdash&mdash它導緻史迪威被召回國&mdash&mdash把國民黨的短處暴露無遺，而中共則恢複了活力。
在較為困難的戰争中期，當中共正在為生存而奮鬥并進行整風時，執拗的國民黨曾阻止美國觀察家從共産黨人獲得第一手的情況。
對于毛和中共來說，美國是一張百搭牌。
顯然，美國對蔣介石和國民黨人承擔義務。
但美國也對盡快戰勝日本及戰後建設一個統一、民主與和平的中國承擔義務。
如果美國認為共産黨人是緻力于抗日的有效力量&mdash&mdash與國民黨在一号作戰中的表現形成可喜對比&mdash&mdash他們或許能得到戰争物資和财政援助。
畢竟為了赢得對德國和日本的勝利，美國正在與最廣泛的盟國合作，不管他們聲稱的思想體系如何。
但清楚的是，如果中共趁國民黨人1944年危難之際公開進攻他們，它不可能獲得美國的好感。
迪克西使團的成立是美國的有限承認，而中國共産黨領導人抓住這個機會提供幫助（對被擊落的飛行員，對為盟軍在華北登陸作準備），并拓寬直接聯絡的渠道。
完全承認和軍事援助是争取的最高目标，但與美國的任何友好交往以及美國與國民黨人之間的任何分裂都是值得想往的，隻要不剝奪中共的自主和自治。
不管這是不是主要動機，中共事實上在可能與國民黨人發生沖突地區采取了克制的态度，并在某些地區以謹慎的速度向前推進，這樣的軍事行動可以顯示他們在抗日戰争中的戰鬥力。
1944年10月史迪威被召回國，這對中共是一個巨大的挫折，因為它表明蔣介石仍有力量影響美國的對華政策。
與此同時，人事的變化&mdash&mdash魏德邁代替史迪威任戰區司令官，帕特裡克·J.赫爾利任羅斯福的特别代表（後任大使）&mdash&mdash似乎也不樂觀。
[137]共産黨很快對赫爾利作出評價，作為羅斯福的私人特使，此人似乎有代表美國說話的特别權威。
赫爾利認為中共不是真正革命的；莫洛托夫本人曾告訴他，俄國人認為中共是假共産主義者，而且同意不幹預中國國内政治。
赫爾利确信，當中共認識到他們不能指望從蘇聯獲得幫助時，他們會願意與國民黨和平相處。
相反，如果中共相信它可能得到蘇聯或美國的承認或支持，它将更不讓步。
赫爾利還自信他能說服蔣介石接受中共加入多黨政府，他多次把中共比作美國的共和黨&mdash&mdash二者都是反對黨，都在尋求在國家政治生活中起更大的作用。
11月初，赫爾利對延安作了一次出乎意料的訪問，這導緻了共同起草五點建議。
這項建議草案在語言上&mdash&mdash部分靈感來自他對葛底斯堡演說的愛好&mdash&mdash比中共過去接受過的任何東西都更概括。
但是當赫爾利帶着他自己已簽字的這個文件回到重慶時，蔣介石拒絕考慮它。
于是赫爾利實質上改變了他的立場，并且拒絕對他幫助起草的五點建議承擔責任。
中共對史迪威被召回的失望加深了對赫爾利和美國的幻滅。
不管怎樣，中國兩黨的政治立場已經相當清楚了。
簡言之，國民黨人堅持共産黨應将自己置于中國政府的行政和軍事權力之下，作為讨論革新和改組的先決條件。
既然國民黨就是中國政府，它不可能與中共進行比林肯與傑斐遜·戴維斯協商美國分治更進一步的平等協商。
共産黨的立場是國民黨立場的鏡中映像：必須以令人滿意的政治和軍事改革作為參加重建的政府的先決條件。
中共認為自己在政治上與國民黨是平等的，而在品德上則優于國民黨，并且也不想把自己掌握的地區和武裝力量交給他人控制。
号召建立&ldquo聯合政府&rdquo是1944年9月中首先由中共宣布的。
此後，直到抗戰結束後很久，聯合政府始終是中共的談判立場和宣傳運動的中心，就像中共在改善它在根據地的政治和軍事地位時心裡想着内戰一樣。
看到史迪威被召回國和赫爾利前後矛盾的迹象，中共領導顯然放棄了被美國承認在中國政治舞台上與國民黨相互平等的可能性。
到1944年晚些時候，周恩來拒絕返回重慶&mdash&mdash這清楚表明中共認為與國民黨談判是徒勞的。
1945年1月，他對重慶的短暫訪問肯定了僵局已發展到比過去更嚴重的地步。
然而，甚至那個時候中共也沒有完全放棄從美國獲得軍事援助的希望。
曾經反複讨論美軍在華北登陸作為進攻九州（暫定于1945年10月）的一個步驟。
共産黨人向魏德邁通報了山東半島南北沿海根據地的位置。
從1944年10月到12月，關于美國和中共采取相當大規模的聯合軍事行動的可能性的零星讨論接着發生&mdash&mdash顯然赫爾利不知道。
雙方用過分的語言交談。
美國上校們暗示供應25000名以下遊擊隊的全部裝備不成問題，毛曾一度表示訪問華盛頓的願望，并願讓美國軍官指揮其軍隊：&ldquo任何時候，不論是現在或将來，我們都樂于以感激的心情接受你們的幫助。
我們會在美國将軍的指揮下全力戰鬥而不附帶任何限制條件&hellip&hellip如果你們在中國沿海登陸，我們會在那裡迎接你們，并置于你們的指揮之下。
&rdquo[138]
當赫爾利聽到這些非正式會談後，他立即終止了這種會談，并要求全面調查。
他覺得魏德邁的參謀部和他自己的使館人員破壞了他本人在政治解決方面所做的努力。
到1945年2月，當赫爾利與魏德邁返回華盛頓參與與雅爾塔會議有關的磋商時，中共顯然已不再對美國的承認和支持抱任何希望。
至少在當時，國共談判也停止了。
第七次代表大會
在組織方面，戰争最後階段的最大事件是久已宣布但長期推遲的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
這是自1928年在莫斯科召開六大的黑暗年代以來首開這樣的盛會。
如我們已注意到的那樣，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計劃早在1938年初即已就緒，但由于&ldquo戰時壓力&rdquo而無限期推遲，并以1938年晚些時候的六中全會代替。
七中全會也是近六年後在七大前夕才召開的。
在此期間，毛已建立他的聯盟，削弱或清洗了他的對手，而且發展了他那作為中國共産主義運動指導核心的思想。
最遲到1944年末，毛澤東已遠遠超過了他的前輩，而且是當前居絕對支配地位的中共領袖。
如果他的同志中有人對這一頂峰存在疑慮，他們在公開場合也保持沉默。
[139]
第七次代表大會的時機受國際和國内兩方面考慮的影響。
從國際上說，歐洲和亞洲都迅速走向勝利，要求中共以最明确和最有力的形式提出它的戰略方針。
就國内而言，中共把第七次代表大會安排在與國民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同時舉行，在每一點上都提出一種與國民黨不同的方案，并使重慶處于不利地位。
一個競争者的猛刺再度導緻對手的回避和反擊。
這次&ldquo團結和勝利的大會&rdquo&mdash&mdash被稱頌為&ldquo中國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rdquo&mdash&mdash從1945年4月23日持續到6月11日，整整開了50天。
大會的主要工作如下：
（1）确認毛澤東為中國共産黨和中國革命的無可争議的領袖，與此相應，确認&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是一切分析和行動的指南。
确實，這種精神籠罩着整個大會。
這一點也明确地表現在幾天前的七中全會正式通過的《關于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之中，雖然從這一決議放在《毛澤東選集》第三卷看，它可能早在1944年中期就已經起草了。
這無異于是&ldquo毛主義的黨史新版本，它将成為官方的正統觀念&hellip&hellip一個重要的過程&mdash&mdash1935年前毛的正确路線的出現與鬥争，以及遵義會議以來它的最初勝利和逐步的輝煌的發展&rdquo。
[140]這一曆史觀點還體現在新的黨章中，新黨章進一步宣稱：&ldquo中國共産黨，以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與中國革命的實踐之統一的思想&mdash&mdash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針。
&rdquo如果說這些肯定的說法還不夠的話，大會上還有許多留學生的自我批評，包括博古（秦邦憲）、洛甫（張聞天）和王明。
（2）分别由毛澤東和朱德作政治和軍事報告，權威性地确定黨的目前和未來的路線。
毛的政治報告就是長而全面的《論聯合政府》（以後經大量校訂編入《毛澤東選集》）。
這篇論文可以視為《新民主主義論》的繼續，因為它闡述了中共對中國目前形勢和未來前景的觀點，與國民黨的觀點形成鮮明的對照。
毛要求的聯合政府實質上就是五年前所描述的&ldquo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rdquo新民主主義的政府。
雖然基調是統一，但它是國民黨所不能接受的統一。
确實，全國範圍的聯合政府的模式已經有了：&ldquo在所有這些解放區内&hellip&hellip建立了或正在建立民選的政府，亦即地方性的聯合政府。
&rdquo毛還聲稱，履行孫逸仙的三民主義的保證，&ldquo在中國解放區是完全實踐了&rdquo。
[141]
然而《論聯合政府》在最低綱領與最高綱領之間細心地劃了一條界限，并試圖保留盡可能多的選擇餘地。
在這一點上，毛為約一年來已在奉行的政策提出辯護：承認與國民黨的競争可能是政治的，或者是軍事的，或者兩方面都有。
然而，該報告貫穿始終的調子是咄咄逼人的和挑戰性的。
毛并不排除談判和妥協，但這不是主調。
（3）在劉少奇的長篇報告後，通過新黨章。
劉在報告中用過分的詞句頌揚毛&mdash&mdash&ldquo我們的毛澤東同志不隻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革命家和政治家，而且是中國有史以來最偉大的理論家&rdquo&mdash&mdash以緻有人猜測他或許并非完全發自内心。
這個黨章取代了1928年第六次代表大會通過的黨章（并沿用到1956年第八次代表大會，意味深長的是，當時所有提到&ldquo毛澤東思想&rdquo的地方都被删去了）。
必然會反映毛澤東的優先地位的1945年的黨章有好幾處不同于原先的黨章，[142]其中主要的是在全黨以及黨的頂層權力都更加集中。
在頂層第一次設置了中央委員會主席一職，中央委員會主席同時還是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主席。
新黨章還給農村地區更大的代表權，更強調黨内民主，而且不再提到蘇聯和國際革命運動。
1945年的黨章與17年前的六大黨章有很大的區别，具有強烈的鄉土氣息。
（4）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44名正式委員和33名候補委員）和配備黨的高層工作人員。
正因為極少出人意料之處，這幾處顯得很突出：李立三排第15位，遠居周恩來之上（第23位）；毛的意識形态專家陳伯達在候補名單中未超過第三位。
或許由于與毛的沖突，彭德懷名次低（第33位），遠低于他的軍職可能令人聯想到的名次；葉劍英（第31位）亦是如此。
王明和博古是名單中的最後兩名。
[143]
中國共産黨與蘇聯
在中國戰争的最後階段，蘇聯的作用主要是靜觀待變，而不是積極參與。
隻是到1945年8月8日蘇聯對日宣戰&mdash&mdash日本投降前僅六天&mdash&mdash它才突然并強有力地從隐蔽處出現在東亞的中心舞台。
然而，這并不意味在中國的其他力量可以忽視它。
相反，不僅中共，美國和中國國民黨也都不得不把蘇聯放在他們的一切打算之内。
在日本遭受兩次熱核打擊突然投降前，美國官方的政策是盡快讓蘇聯加入對日戰争。
這一态度構成了羅斯福在雅爾塔會議（1945年2月）上向斯大林靠攏的基礎，并在遲至七月的波茨坦會議上繼續影響杜魯門。
但對抗和相互猜疑已在侵蝕同盟關系。
蔣介石的目标是阻止美國或蘇聯對中共的承認和支持。
為了達到這一點，蔣的主要手段是向斯大林提供隻有他才能給予的讓步，以換取蘇聯隻承認他和他的政府。
不言而喻，在斯大林方面這一目标必須極謹慎地追求，在美國副總統亨利·華萊士1944年6月訪華期間，這是蔣介石念念不忘的事。
在三天會談中，蔣一再抱怨中共口是心非，不聽調遣，并斷言中國共産黨受莫斯科的操縱。
他極力主張&ldquo羅斯福出來擔任中蘇兩國之間的仲裁者或 &lsquo中間人&rsquo&rdquo。
華萊士極力主張中蘇之間可能發生沖突之點應予解決，蔣回答是，允諾可以做&ldquo任何事隻要無損中國政府主權&rdquo。
羅斯福幾乎有把握相信他有很大的活動餘地與斯大林探究中蘇關系。
他在給蔣的信中寫道：&ldquo我歡迎你通過華萊士先生所表示的要改善與蘇聯之間的關系的願望。
你建議讓我斡旋安排一次中蘇兩國代表之間的會談，我們正在認真考慮。
&rdquo[144]這些想法是羅斯福與斯大林在雅爾塔的秘密會談中的重要部分。
羅斯福實質上正在用中國的讓步誘導蘇聯加入對日戰争。
他覺得他這樣做也是對改善中蘇關系做貢獻，是正當的。
蔣曾表示他需要改善中蘇關系，并願為此付出代價。
作為回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向赫爾利表示，他們完全不認為中國共産黨是共産主義者，他們并沒有支持中共，而且他們準備根據他們對雅爾塔會談的理解，承認蔣介石并與他打交道。
6月中旬，赫爾利向蔣介石通報了雅爾塔會議，下月中蘇會談開始，并于1945年8月14日即日本投降那天簽訂了《中蘇友好同盟條約》。
蔣得到了他想要的：保證承認和不幹涉，并許諾道義上的支持和軍事援助全部給予&ldquo作為中國中央政府的國民政府&rdquo。
代價是高昂的&mdash&mdash對雅爾塔條款的誇張理解，加上其他幾項不明确的目标&mdash&mdash并随後導緻國民黨對美國在這些事件中的作用的嚴厲譴責。
俄國人則回到比日俄戰争前沙皇統治下更高的地位。
與此同時，俄國軍隊迅速侵入滿洲全境和朝鮮北部，大部分占領是在日本投降後幾天内完成的。
8月19日，俄國和中國共産黨的軍隊在曆史上首次會合。
整個戰争期間，中共或者稱頌和維護蘇聯，或者保持沉默。
但顯然毛是獨立行事的，并且有理由對俄國人的許多做法深為不滿：戰争初期隻援助國民黨，1939年德蘇條約，1941年對日中立條約，繼續并隻是偶爾批評地承認蔣介石。
他或許懷疑斯大林确實對他本人作為第一個未經克裡姆林宮幫助和認可而獲得權力的中國共産黨領袖，對他的政策，以及首先對中共的勝利前景心懷疑慮。
在無疑是毛精心作出的決定中，中共七大幾乎完全無視蘇聯和斯大林。
[145]
在延安和重慶的中共報紙對蘇聯8月8日參戰的慶祝幾乎還沒有結束之時，日本就投降了，中蘇條約也公布了。
對條約的不滿必然沖淡了勝利的喜悅。
盡管中共在公開場合試圖表現出最好的姿态，但黨的領袖們感到痛心、憤恨和迷惑不解。
一個中層幹部的講話肯定代表了許多人的想法：
為了維護和鞏固遠東的和平，蘇聯已簽訂了中蘇友好條約。
這有利于中國和世界人民而不利于日本及其他所有戰争販子。
然而，蘇聯同時要承擔條約中的義務，就不能對我們進行直接的援助，而這一做法當然對我們有某些限制&hellip&hellip我們無法理解俄國人的實際政策。
[146]
毛後來帶着痛苦的口吻回憶道：&ldquo他們不許中國革命：那時在1945年。
斯大林想阻止中國革命，說我們不應打内戰，而應與蔣介石合作。
否則，中華民族将遭毀滅。
&rdquo[147]
瞻望
日本投降對于飽受戰争創傷的中國大地當然是一件偉大且令人欣喜的事件。
它标志着外國入侵的結束，以及所有中國人的希望：在似乎無窮無盡的苦難和犧牲之後，真正的和平可能終于到來了。
但是日本的投降并不意味戰争在中國結束，因為日本入侵隻是複雜、多邊的政治和軍事沖突的一部分，所有其他方面依然如故。
甚至對日本人來說，射擊還在繼續，因為日本軍隊在執行國民黨人的堅守陣地、不得向共軍投降的命令。
這樣一來，毛和他的同事們幾乎沒有時間喘氣并慶賀一下他們自1937年以來所取得的進展。
然而，在《抗日戰争勝利後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1945年8月13日）中，毛還是花時間做了一下回顧和展望。
過去被描繪得黑白分明；沒有用濃淡不同的灰色來描繪抗戰前或抗戰中的國民黨和它的領導人。
據毛看來，内戰的危險極大，因為蔣介石和他的外國支持者将極力奪取本應屬于人民的勝利。
毛非常冷靜地看到，在中國，力量的平衡并非有利于中共：&ldquo勝利的果實應該屬于人民，這是一個問題，但是，勝利果實究竟落到誰手&hellip&hellip這是另一個問題。
不要以為勝利的果實都靠得住落在人民的手裡。
&rdquo有一些果實&mdash&mdash所有主要城市和東部沿海&mdash&mdash将肯定落到國民黨手裡，另外一些果實是要争奪的，還有其他的&mdash&mdash根據地和敵占區的鄉村&mdash&mdash會落在&ldquo人民&rdquo手裡。
唯一的問題是鬥争的規模将有多大：&ldquo公開的全面的内戰會不會爆發？&hellip&hellip會不會因為國際國内的大勢所趨和人心所向，經過我們的奮鬥；使内戰限制在局部的範圍，或者使全面内戰拖延時間爆發呢？這種可能是有的。
&rdquo正是基于這種認識，8月28日毛澤東、周恩來和帕特裡克·赫爾利将軍從延安飛抵重慶，與蔣介石讨論和平、民主和團結問題。
最後，毛澤東強調要自力更生。
他确認美國是一個敵對的帝國主義大國，并堅持不需要來自蘇聯的直接幫助：&ldquo（在世界上），我們并不孤立，（但）我們強調自力更生，我們能夠依靠自己組織的力量，打敗一切中外反動派。
&rdquo然而，與此同時，&ldquo鐘不敲是不響的&hellip&hellip掃帚到了，政治影響才能充分發生效力。
&hellip&hellip中國的地面很大，要靠我們一寸一寸地去掃&hellip&hellip我們馬克思主義者是革命的現實主義者，絕不作空想。
&rdquo
***
[1]到1940年為止，據說每月補助行政費10萬元及新給番号的八路軍的三個經核準的師的維持費50萬元。
見詹姆斯·P.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中國共産黨史，1921&mdash1972年》，第279頁和引用的資料。
[2]《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的迫切任務》，竹内實等編：《毛澤東集》第5卷，第266&mdash267頁。
[3]《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問題》（1938年11月5日），《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28頁。
[4]《毛澤東文集》第6卷，第182頁，《論新階段》（1938年10月）。
[5]毛澤東選用的詞是&ldquo陣地&rdquo，意思是為進行軍事行動或戰鬥而集結軍隊的地區。
[6]《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395頁。
[7]中共派張國焘到陝西中部祭奠黃帝陵。
&mdash&mdash譯者
[8]格雷戈爾·本頓：《&ldquo第二次王明路線&rdquo（1935&mdash1938年）》，《中國季刊》第61期（1975年3月），第77頁。
[9]同上。
又見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
[10]《中國的抗戰與革命：共産黨與第二次統一戰線》，第72頁以下。
[11]張國焘回憶，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懊喪地歎息道，&ldquo拿那麼多軍火給蔣介石，為什麼不可以少分給我們一點&rdquo。
張國焘：《我的回憶》第3冊，第418頁。
[12]《解放報》第36期（1938年4月29日），第1頁，聲明是在1938年3月11日寫的。
[13]《抗戰的現狀和任務》，載郭華倫：《中共史論》第3卷，第363頁。
[14]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75頁。
[15]哈裡森：《通往權力的長征》，第294頁。
黨員人數和軍隊人數不得加在一起，因為許多軍人同時是黨員。
軍人的1/3大概是黨的某一類成員（正式黨員、預備黨員或發展對象）。
[16]晚至1944年，八路軍的較佳單位步槍和卡賓槍數量隻有戰鬥人員總數之半，而機槍和迫擊炮缺口更大，火炮幾乎完全沒有。
見萊曼·P.範斯萊克編：《中國共産黨運動：美國陸軍部報告，1945年7月》，第185頁。
[17]簡·L.普賴斯：《幹部、指揮員和政治委員：中國共産黨領導幹部的訓練，1920&mdash1945年》，第8、9章。
[18]1941年夏以前，《解放》以雜志形式每隔約十日出版。
然後該刊改為日報出版。
[19]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争：華北，1937&mdash1945年》。
林邁可回憶，由于密碼錯誤，毛澤東的&ldquo從群衆中得到尊重&rdquo竟被譯成&ldquo從迷霧中得到珍寶&rdquo。
大約經過一年，在1941&mdash1942年，日本人破譯了中共密碼，始能解讀中共電文。
[20]中村隆英：《日本向華北的經濟推進，1933&mdash1938年：北支開發會社的成立》，載入江昭編：《中國人與日本人：關于政治和文化相互影響的文集》，第220&mdash253頁。
[21]平型關應在大同以南。
&mdash&mdash譯者
[22]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1&mdash1941年：政治和經濟控制問題》，第203頁。
[23]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mdash1945年》，第1&mdash9頁和第6章。
[24]黎令勤：《日本軍隊在華北，1931&mdash1941年》，第108頁。
[25]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曆史功績》，《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第2版。
[26]凱思林·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晉察冀邊區的改革、抗戰和革命，1937&mdash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0年），第118&mdash119頁。
[27]彼得·施蘭：《遊擊經濟：陝甘甯邊區的發展，1937&mdash1945年》，第99頁。
另有8.6萬名移民在1941&mdash1945年間到達。
[28]約翰·伊斯雷爾和唐納德·W.克萊因：《造反者和官僚：中國一二·九運動參加者》，第179頁。
[29]這種補助的重要性往往被忽略。
每月補助的總額60萬元在1937年中期相當于18萬美元（近似彙率為3.35∶1），即每年215萬美元。
&ldquo這筆補助在1938年足以支付1936年政府全部開支有餘。
這表明國共合作解除了陝甘甯邊區政府前兩年的全部财政困難。
&rdquo見施蘭：《遊擊經濟》，第183頁。
[30]雷蒙德·F，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毛澤東、陳伯達和對中國理論的探索，1935&mdash1945年》，第2&mdash4章。
[31]唐納德·G.吉林：《軍閥：1911&mdash1949年在山西省的閻錫山》，特别是第9&mdash12章。
[32]薄一波：《劉少奇同志的一個曆史功績》。
[33]《人民日報》（1980年5月5日）第3版。
[34]萊曼·範斯萊克：《敵與友：中國共産黨曆史中的統一戰線》，第142頁。
[35]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第52頁。
[36]彭德懷：《關于華北根據地工作的報告》，載《共匪禍國史料彙編》第3卷，第351頁。
[37]引自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64&mdash65頁。
[38]宋劭文是北京大學畢業生，1933&mdash1934年曾因宣傳抗日入獄，見哈特福德：《一步一步來》，第84&mdash89頁。
[39]陳永發：《革命的形成：1937&mdash1945年華東和華中的共産黨運動》（斯坦福大學，博士論文，1980年），第38&mdash48頁。
[40]中原局總部最初駐在平漢鐵路線上的确山，大約在鄭州和武漢的中點。
這是在武漢失陷後不久，中共可能估計日軍将沿經過湖南和河北的鐵路線大規模推進，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原局将占有利位置，便于指導作戰。
在弄清日軍置平漢線此段于不顧後，中原局東移。
[41]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載解放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指南》第5卷，第42頁。
[42]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6頁。
[43]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45&mdash46頁。
[44]劉少奇：《堅持華北抗戰中的武裝部隊》，第48頁。
[45]曲直生：《抗戰紀曆》，第37頁。
[46]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1頁。
[47]小羅伊·霍夫海因茨：《中國共産主義勝利的社會生态學：農村影響模式，1923&mdash1945年》，載鮑大可編：《中國共産黨的現行政治》，第72、77頁。
[48]毛澤東：《抗日遊擊戰争的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411頁。
[49]史堅雅說中國由九個大區組成，每個大區通常有一個與流域和平原相結合的核心區。
周邊比核心區窮得多&mdash&mdash的确，核心區&ldquo剝削&rdquo周邊的廉價勞動力、木材、自然資源等等。
省界往往（但不一定總是）沿周邊并包圍核心區。
見史堅雅：《中華帝國晚期的城市》，第211&mdash220頁。
[50]引自阿瑟·L.斯廷庫姆：《社會史的理論方法》，第34頁。
還特别提到托洛茨基：&ldquo事實上，僅僅存在窮困不足以引起暴動；如果是暴動，群衆總是在造反。
曆史确實表明，社會制度的崩潰将使窮困成為不可容忍，而新條件和新思想将打開革命出路的前景，這是必然的。
那時，在完成群衆所構想的偉大目标的事業中，群衆将表明能夠忍受兩三倍的窮困。
&rdquo同上書，第33&mdash34頁。
托洛茨基認為自發的暴動是一種沒有希望的&ldquo民衆反抗&rdquo。
[51]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4頁。
[52]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75頁。
這些關系所提出的争論不限于租、息、稅。
這裡也有其他因素（如水權、勞務、&ldquo常例&rdquo、領主權等）。
[53]《彭德懷自述》，第227頁。
[54]地主既積極抵抗又消極抵抗。
如果地主沒有他們指揮的武裝人力，他們可能召集附近民團（見本書第6章）。
地主有時向國民黨軍、僞軍或日本特務傳遞情報。
他們結合使用威脅、誘惑和賄賂等手段使當地農民就範。
比較消極的抵抗是表面上與新政權合作。
一般采用的策略是送子參加八路軍，或成為地方上的積極分子。
[55]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3頁。
[56]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1938&mdash1945年》，《中國季刊》第42期（1970年4&mdash6月），第2&mdash3頁；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124&mdash132頁。
無論什麼階級，正當的商業、工業或手工業活動不納稅，新墾或還耕的土地免稅。
[57]彭真：《中共晉察冀邊區之各種政策》，第9頁。
[58]林邁可：《晉察冀邊區稅制》，第3頁。
[59]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129&mdash132頁。
[60]标準簡化分類如下：地主：全靠地租和其他收入為生，自己不勞動。
富農：參加農業或其他勞動，有多餘土地出租。
中農：自給自足的土地所有者和經營者，既不租入土地也不租出土地。
貧農：有一些土地，不足以養全家，租入土地彌補。
佃農：沒有土地，但有受到承認的耕種（年度、長期或永久）他人所有土地的權利，付所耕種的全部土地的地租。
工人：雇工，或當長工，或當按日、周等訂約的短工。
共産黨人很知道這個分類與五花八門的土地租佃方式不符合（見本書第5章）。
一些很貧窮的農民因年老或不健康不能耕種土地而把全部自有土地出租。
佃農有時也是地主，不擁有自己名下的土地，但靠轉租土地地租為生。
因此，在劃分農民成分時，地方幹部也強調收入/消費水平、生活方式以及與共産黨政策合作的程度。
[61]引自阿爾文·D.庫克斯和希拉裡·康羅伊編：《中國與日本：尋求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平衡》，第303頁。
[62]這些是指（a）《防制異黨活動辦法》，（b）《共黨問題處置辦法》和（c）《淪陷區防範共黨活動辦法》。
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97頁。
[63]《目前抗日統一戰線中的策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4頁。
[64]引自範斯萊克：《敵與友》，第142頁。
[65]《中央關于在山東華中發展武裝建立根據地的指示》，1940年1月28日，《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4卷，第138頁。
[66]戴維·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山東根據地，1937&mdash1945年》（斯坦福大學，博士學位論文，1982年），第75&mdash77頁。
這是韓複榘部下範築先率領的一支縱隊，範築先率領一批不斷壯大的抗日戰士，直到1938年11月被圍失敗。
範築先受傷，為避免被俘而自殺。
[67]保爾森：《華北的抗戰與革命》，第94頁。
[68]同上書，第107頁。
[69]《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49頁。
[70]蔣介石任國民黨總裁是1938年3月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推選的，不是中央執行委員會任命的。
&mdash&mdash譯者
[71]《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655&mdash704頁。
這個版本經過重要校訂。
原文可在《毛澤東集》第7卷，第147&mdash206頁找到。
[72]本節叙述大半根據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章所載的資料和格雷戈爾·本頓所提供的情況。
[73]冷欣任第三戰區第二遊擊區總指揮，顧祝同任第三戰區司令長官。
&mdash&mdash譯者
[74]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95&mdash97頁。
[75]《為皖南事變發表的命令和談話》，《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72頁。
[76]約翰遜：《農民愛國心與共産黨政權》，第139&mdash140頁。
[77]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26&mdash228頁。
[78]美國國務院：《中國和美國的關系，尤其是關于1944&mdash1949年時期》（即《中國問題白皮書》），第530頁。
[79]林邁可：《不為人知的戰争》，未标頁數。
[80]凱思林·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産黨的成功：晉察冀個案，1938&mdash1943年》（未刊文稿），第370&mdash371頁。
[81]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00&mdash206頁。
[82]正太線從正定至太原。
&mdash&mdash譯者
[83]同蒲線從大同至風陵渡（屬歸蒲州）。
&mdash&mdash譯者
[84]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06頁。
意譯的譯文。
[85]哈特福德：《鎮壓與共産黨的成功》，第432&mdash434頁。
[86]《彭德懷自述》，第235頁。
如果彭德懷是正确的，那麼這個時候中共在晉察冀根據地沒有控制任何縣城。
[87]《彭德懷自述》，第237頁。
[88]《彭德懷自述》，第236&mdash237頁。
彭德懷還說第一次反共高潮的軍事行動隻是根據他的命令計劃執行的，事先未通知延安，也未得到延安批準。
如果是這樣，在延安的毛澤東和他的同事們一定因不能控制華北戰場和華中戰場的高級指揮員而感到大為失望。
[89]這已成為國民黨史的誠實問題。
我曾較詳細地研究這個問題，并認為這種政策從未宣布過；在這種意義上此項指控是捏造。
但在某些時間和某些地點，中共的實際行為接近于這種力量劃分。
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159頁。
[90]楊成武，引用于片岡鐵哉：《中國的抗戰與革命》，第280頁。
[91]2500萬人中，有許多居住在半鞏固區或遊擊區，鞏固區人口下降甚至比一般數字所表示的更快。
八路軍損失隻有一部分是直接戰鬥傷亡。
其他因素有調正規軍當遊擊隊（以加強遊擊隊，更緊密地與當地居民結合。
減輕支援部隊的負擔）；淘汰素質低劣或失去戰鬥力的士兵；以及逃兵。
1939年末一份中共文件（據推測是晉察冀）舉出逃兵率兩例：&ldquo一個主力部隊單位&rdquo，16.4%；&ldquo一個新建遊擊隊單位&rdquo，20.8%。
逃兵在一個單位調離本地時格外嚴重；地方部隊中的農民兵往往拒絕離鄉。
這也是把若幹專職士兵降為民兵的另一動機。
[92]郭華倫：《中共史論》第4卷，第75頁。
[93]日本稱中條山戰役為中原戰役。
&mdash&mdash譯者
[94]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110&mdash111頁。
[95]汪僞淮海省省會設在徐州市。
&mdash&mdash譯者
[96]《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108頁。
[97]沃森編：《毛澤東與邊區的政治經濟》，第232頁。
[98]施蘭：《遊擊經濟》，第120頁。
[99]旎蘭：《遊擊經濟》，第146頁。
紡織品生産數據分類統計（1943年的百分比）：家庭工業（44%），國有企業（31%），資本家企業（19%），中國工業合作社（6%）。
[100]&ldquo整風&rdquo就是&ldquo整頓作風&rdquo。
[101]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166頁。
[102]見本書宣道華著第14章。
劃分&ldquo思想&rdquo和&ldquo理論&rdquo，對毛澤東思想體系的分析，可見于弗朗茲·舒爾曼：《共産黨中國的意識形态和組織》，第2版，第21頁以下。
舒爾曼提出中國共産黨把純理論（置于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列甯主義普遍的抽象的原理）和&ldquo思想&rdquo（把這些原理創造性地運用于具體情況）區别開來。
關于毛澤東的思想/政治第一的曆史演變，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
懷利對舒爾曼的分析持不同看法。
[103]《毛澤東集》第4卷，第63頁。
許多整風文獻可見博伊德·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整風文獻，1942&mdash1944年》。
[104]《毛澤東集》第8卷，第75頁。
這類不客氣的話已在《毛澤東選集》中删去。
[10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25&mdash826頁。
[106]《反對黨八股》（1942年2月8日）。
載于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33&mdash53頁。
下文簡短摘要取自同一來源（有時經過轉譯）。
[107]默爾·戈德曼：《共産黨中國文學上的不同意見》，第21頁以下。
當時《解放日報》主編是秦邦憲（博古），他的副手之一是張聞天。
兩人在30年代初同屬王明派，雖然他們後來更靠攏毛澤東主義陣營。
然而沒有他們的同意，持不同意見者不可能在《解放日報》上發表文章。
丁玲是該報的文化版編輯。
[108]見康普頓：《毛澤東的中國》，第6&mdash7頁。
[109]整風文獻中，有毛澤東文章6篇，中央委員會文件5篇（可能全部或部分由毛澤東執筆），劉少奇、陳雲和康生各1篇，宣傳指南1篇，軍隊報告1篇，斯大林3篇，列甯和斯大林1篇，季米特洛夫（共産國際領袖）1篇和《聯共（布）黨史》的《結束語》。
四篇蘇聯文獻是後來加的，似乎是後來想起來的。
[110]毛澤東和他的支持者（特别是陳伯達）很認真對待這一挑戰，或許想利用它在黨内提出不要做出危害毛澤東或損傷他的形象的行為。
晚至1945年（中共七大上），毛澤東承認&ldquo國民黨仍然有頗大的影響和實力&hellip&hellip我們一定要降低國民黨在民衆心目中的影響和地位，達到提高我們的影響和地位&rdquo。
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18&mdash225頁。
[111]隻可能粗略估計。
黨籍并不直接有價值，因為許多級别低的黨員參加生産。
1941年末，有大約8000名官員支領谷物俸給（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52頁）。
這個數字顯然不包括黨的高級幹部。
也不包括大約4萬名守備部隊，直到這個時候他們大部分也是非生産者。
因此，總數可能達到5萬人。
在140萬人口中，大概1/3弱為15歲至45歲的男子。
這樣，陝甘甯壯丁可能有10%脫離生産。
[112]村級的規避行為在民間作家趙樹理的受到官方贊揚的短篇小說《李有才闆話》中有生動的描寫。
[113]這位虛構的主人公是一個貧苦不識字的農工，擅長闆話，他用尖銳的打油詩揭露村中要人多年來欺騙從區裡來巡視的共産黨幹部。
[114]《解放日報》（1942年4月3日）。
這次調查也顯示87%黨員在抗日戰争爆發後入黨；39%是文盲。
這是我所知的唯一的這類&ldquo民意調查&rdquo。
[115]引自施蘭：《遊擊經濟》，第193頁。
關于人員數據，見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215&mdash216頁。
這個領導人（陝甘甯邊區政府主席林伯渠）說2.25萬人（不含軍人）享受供給制。
[116]謝爾登：《革命中國的延安道路》，第142&mdash143頁。
[117]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116&mdash121頁。
[118]毛澤東：《〈共産黨人〉發刊詞》，《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597頁。
[119]引自中央統戰部1940年11月2日指示。
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269頁。
[120]《抗日根據地的政權問題》，《毛澤東選集》第2卷，第736頁。
[121]施蘭：《遊擊經濟》，第251頁。
[122]趙國俊：《中國共産黨的農村政策，1921&mdash1959年》，第51頁。
[123]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234頁。
[124]薛暮橋：《抗日戰争時期和解放戰争時期山東解放區的經濟工作》，第52頁以下。
[125]從李成瑞：《抗日戰争時期幾個人民根據地的農業稅收制度與農民負擔》第108&mdash109頁上的數據導出。
1941年和1942年某些減産大概是因為那兩年根據地規模的變動和日軍的掃蕩。
[126]見陳永發：《革命的形成》。
第338頁以下。
[127]這段的數據和引文取自範斯萊克：《敵與友》，第150&mdash153頁。
[128]陳永發：《革命的形成》，第532頁以下。
[129]《一個極其重要的政策》（1942年9月7日），《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881頁。
[130]一号作戰的概要主要采自齊錫生《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mdash1945年》，第73&mdash82頁。
[131]白修德和賈安娜：《中國雷鳴》。
[132]應為民主政團同盟。
&mdash&mdash譯者
[133]關于持不同政見者，見齊錫生：《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第113&mdash117頁；關于民主同盟及其與中國共産黨的關系，見範斯萊克：《敵與友》，第168&mdash184頁。
[134]《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第238頁。
[135]《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950頁。
[136]迪克西使團的最著名成員謝偉思猜想，這個名字來自歌詞&ldquo他們所說的迪克西的一切是真的嗎？&rdquo迪克西當然是造反者一方。
[137]赫爾利顯然隻接受羅斯福的口頭指示，而且從開始就不受他頗藐視的國務院的約束行事。
他後來聲稱他的使命是防止國民黨崩潰，支持蔣介石，協調蔣介石和美軍司令官之間的關系，防止經濟崩潰，為打敗日本而統一中國一切軍事力量，以及促進中國内部團結。
見以下第13章。
[138]引用于詹姆斯·B.裡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第56頁。
[139]看起來似乎是，勇猛的彭德懷在七中全會上表示過這樣一些疑慮。
見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62頁。
[140]懷利：《毛澤東主義的出現》，第261頁。
[141]《毛澤東選集》第3卷，第1045頁。
[142]這個概括依據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419&mdash421頁。
[143]康拉德·布蘭特等：《中國共産主義文獻史》，第292頁。
又見唐納德·W.克萊恩和安妮·B.克拉克：《中國共産主義傳記詞典，1921&mdash1965年》，附錄50，第1081&mdash1089頁。
[144]《中國問題白皮書》，第549&mdash560頁。
[145]在《論聯合政府》的專論國際形勢的幾小節中，毛隻提到蘇聯是聯合打敗法西斯勢力的三（或五）大國之一。
不提蘇聯的領導作用，也不提斯大林的名字。
[146]引用于裡爾登-安德森：《延安與列強》，第103頁（但是是轉譯的）。
[147]宣道華：《毛主席向人民講話》，第1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