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與美國的卷入
到1944年，美國政府已越來越急于消除正在削弱中國抗戰努力的國共之間的不和，并想阻止一旦日本投降後蘇聯會站在中共一方的一場可能的内戰。
1941年新四軍事件（皖南事變）後中斷的國共談判，于1943年重新恢複。
随着1944年9月羅斯福總統派往蔣介石的私人代表帕特裡克·J.赫爾利少将抵達中國，美國人的介入變得積極了。
在赫爾利被任命為美國大使幾個月之後，他的主要使命是，&ldquo為了打敗日本，統一中國的一切軍事力量&rdquo。
赫爾利使團，1944&mdash1945年
赫爾利在促進中國&ldquo兩大軍事集團&rdquo領導人的和解上所做的努力，在第一年并未取得什麼成果，盡管有一些相反的令人樂觀的插曲。
毛澤東在1945年4月中共七大上宣布了共産黨的立場，要求結束國民黨一黨統治，成立包括中共參加的聯合政府。
這一主張赢得了國民黨統治區内剛剛興起的和平運動[1]的熱烈支持；在這些地區，當日本侵略者走下坡路時，人們對重新爆發内戰的恐懼與日俱增。
但這并不是國民黨政府想要同意的那種主張。
就在8月14日日本投降的一天以後，蔣介石邀請毛澤東赴重慶，讨論雙方間懸而未決的問題。
毛最後接受了邀請，赫爾利大使親自陪同他從延安來到政府的戰時首都。
在其後的談判中，這位大使繼續擔任調解人的角色。
毛澤東于10月11日返回延安。
主要原則已達成一緻，但實施的細節仍待制定。
周恩來留在重慶做收尾工作。
在蔣毛會談結束之際，雙方于10月10日簽署協定，宣布了主要原則，其中包括實行民主，統一軍隊以及承認中共和其他所有政治黨派的平等合法性。
政府同意進一步保證人身、信仰、言論、出版與集會的自由；同意釋放政治犯，同意隻有公安與司法部門才有拘捕、審訊與處罰人民之權。
根據這個協定，應召集一次代表所有黨派的政治協商會議，以商讨政府的重新改組，并通過一部新憲法。
共産黨承諾，按政府軍裁減陸軍師的對等比例來削減其軍事力量。
共産黨還同意從它所占領的最南端和最薄弱的八個根據地撤出。
[2]政府對共産黨提出的結束國民黨一黨專政的要求作了讓步，共産黨則放棄他們立即組成聯合政府的要求。
在達成這些協議的過程中，雙方都表示要尊重飽受戰争之苦的人民大衆要求和平的普遍願望，政治上的優勢顯然要依從這一願望才能獲得。
然而，在這次談判中有一個關鍵問題，甚至連表面上的一緻都未達到，這就是留下來的10個共産黨根據地及其政府的合法性問題。
蔣介石要求它們應統一在中央政府的行政權力之下，共産黨領導人吃驚地沒有提出反對。
更為緊要的問題則是，當雙方的領導人因此而忙于談論和平之際，共産黨的軍隊和政府軍在長江以北的日占區展開了一場接收競賽。
那一地區包括有戰略意義的東北三省（即當時所謂的滿洲國），共産黨正在那裡匆匆忙忙地開辟一個新的根據地。
盟軍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将軍發布&ldquo第一号通令&rdquo，授權中國政府在中國本土、台灣和印度支那北部接受日本投降。
蘇聯軍隊應在滿洲接受日本投降。
但是，戰時撤退到西南地區的中國政府在接收長江以北日占區的行動中，顯然處于不利地位，因為共産黨已經控制了華北農村的大片地區。
蔣介石預料到日本就要投降，在1945年8月11日，命令共産黨軍隊就地駐防待命。
但是共産黨軍隊按照發自延安的與之相抵觸的命令，向日軍據守的戰略要點和交通線發動了全面的進攻，以迫使他們投降。
毛澤東和共産黨軍隊總司令朱德，在5天以後發電拒絕蔣介石8月11日的命令。
于是，8月23日，政府軍總司令何應欽将軍[3]命令侵華日軍總司令官岡村甯次将軍，在政府軍到達之前，日軍在必要時要就地防禦共産黨軍隊的進攻。
日軍還接到命令，要他們收複新近丢失或被迫交給共産黨軍隊的地區，他們遵循這一命令展開了進攻行動。
從8月末到9月底，以共産黨軍隊為一方，以代表國民黨政府而行動的日僞軍為另一方的沖突，有100多次見諸報道。
作為這些軍事行動的結果，共産黨在安徽、河南、河北、江蘇、山西、山東和綏遠丢失了大約20座城鎮。
[4]在他們所得到的城鎮中有張家口，當時這是一座有15萬&mdash20萬人口的中等城市，為察哈爾省的省會。
張家口于1945年8月的最後一個星期從日本人手中收複，這是一個長城南北貨物與車輛往來的重要貿易和交通中心。
由于它的規模，還由于它距北平并不太遠的戰略位置，張家口成了共産黨人城市管理的一個樣闆和他們的第二首府，直至一年後被國民黨軍隊占領為止。
美國為了國民黨政府的利益也插手進來，把近50萬政府軍運到華北、台灣和滿洲。
在政府軍抵達之前，一支53000人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了北平、天津和北方的其他要地。
授權進行這種援助的美國陸軍部的命令指示說，不要違反在國共沖突中不介入的原則。
但是，既然沖突的雙方都把接收日占區的競賽視為相互對抗的一部分，這一命令就隐含了一種矛盾。
就這樣，美國從一開始就以這種方式放棄了&ldquo不介入&rdquo原則，它反映出整個這一時期内美國人在中國所扮演的角色的特征。
中國共産黨人立即提出抗議，認為美軍的駐防及其軍隊的調動，是美國對中國内部事務的幹涉。
[5]
俄國人的參加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中國幾方面的利益沖突進一步複雜化了。
1945年8月9日，蘇聯根據1945年2月11日的雅爾塔協定對日宣戰。
就在8月14日日本宣布投降這一天，蘇聯軍隊開始進入滿洲。
同一天，蘇中兩國政府宣布締結兩國友好同盟條約。
在談判期間，斯大林向中國代表宋子文保證說，蘇聯軍隊将在日本投降三個月後從東北完成撤軍。
[6]蘇聯撤軍的截止期限因此定在1945年11月15日。
在俄國人占領東北的城市和主要交通線而沒用一兵一卒去控制農村的這三個月時間裡，中國共産黨能夠獲得最大限度的利益。
在這一時期，共産黨的八路軍和新四軍的一些部隊，乘帆船從山東或徒步從北方若幹省份進入滿洲，這時政府軍則坐着美國運輸機和運輸船，從他們頭上或從他們身旁超過他們。
滿洲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思率領的一支東北小部隊與共産黨軍隊彙合，這支部隊曾配合共産黨人在華北抗擊日本人的遊擊活動。
張作霖的另一個兒子是衆所周知的少帥張學良，他由于在1936年西安事變中所起的作用，一直被作為國共統一戰線的人質而被軟禁在國民黨統治區内。
沒有多少迹象顯示，蘇聯軍隊在這一時期幫助過中國共産黨人。
但是，東北70萬投降日軍的大量武器裝備，卻直接或間接地到了中共手中。
[7]蘇聯人也在一些要地采取了拖延戰術，以阻止美國人幫助政府軍在東北的港口登陸。
最後，從前穿過邊境逃到蘇聯的周保中及其東北抗日聯軍的殘餘部隊，在1945年随蘇聯軍隊回到東北。
這支在1940年以前遭受日本人沉重打擊的軍隊的其他殘部，此時也從獄中和地下冒了出來，與來自華北的共産黨軍隊合作，很快開始重新組建。
到11月初，國民黨政府意識到，蘇聯按照計劃撤軍意味着中國共産黨人對東北大片地區的迅速占領。
政府盡管得到美國的幫助，但還是在組織對滿洲的軍事與民事接收工作的競賽中失利了。
于是，中國政府與蘇聯人進行談判，後者正式同意延長其停留期限，并允許政府軍隊從方便的路線進入這一地區。
蘇聯撤軍的新期限定在12月初，以後又改為1月初。
這一期限又延長了兩次以上，後來蘇聯人呆得過久，超出了期限，不再受到歡迎。
實際上，直到1946年5月初以前，他們仍未完成從滿洲的撤離。
與此同時，11月15日，蔣介石從南方運來了一批精銳部隊，部署在長城一帶，并向山海關發起了進攻。
山海關是通往滿洲的大門，長城就是在這裡達于渤海。
接着，蔣介石開始設法進入東北，憑借武力去奪取被日本人統治了14年的地區；在這之前它是由大帥張作霖的家族統治，卻從未被國民黨統治過。
在這個地區的仍然羽翼未豐的中共軍隊，至此時為止尚無法與美式裝備的蔣軍相匹敵。
蔣接管東北的戰略得到美國人的支持，蘇聯人也不再從中作梗，從而迅速得以實施。
蘇聯人利用推遲撤離增加了他們的戰利品，在撤軍的同時，拆除并帶走了成噸的滿洲最現代化的日本工業設備。
[8]随着活動日益向戰場轉移，對手們之間的繼續談判看來已毫無意義，周恩來于11月底返回延安。
然而這些經濟與政治的代價，與戰略性的軍事錯誤相比，顯得黯然失色，蔣介石本人後來承認，錯誤在于他把部署在雲南和緬甸地區最精銳的美械裝備部隊直接調往東北，而沒能首先鞏固對西南與東北之間這片地區的控制。
這些軍隊若是在華北作戰，是否比在東北更有成就，肯定永遠是一個得不到解答的疑問。
但是，蔣介石進入東北的幾個精銳師都是一去不回。
他讓這些部隊投入接收這一地區的決定是一個大錯誤，這一錯誤像鬼魂一樣纏住這位最高統帥，因為正是在東北，随着這些軍隊與那裡的共産黨軍隊作戰的失利，導緻了他事業的最終失敗。
[9]
地圖16 共産黨牢固控制的區域，1945年8月
與此同時，還有其他幾幕戲尚需在外交舞台上演完。
也是在1945年11月底，赫爾利辭去駐中國大使職務，他大罵美國外交機構的某些官員，據說因站在中共一邊而暗中破壞他的調解努力。
在麥卡錫時代的反共主張結束之前的若幹年内，這些指責一直讓人苦惱。
[10]但是，1945年12月，杜魯門總統直接任命喬治·馬歇爾将軍為他的特使，繼續執行為赫爾利棄置一旁的調解任務。
總統布置給馬歇爾的任務，是實現共産黨人與政府軍之間的停火，同時通過召集一次毛和蔣在重慶的談判期間已同意召開的全國代表會議，使中國達成和平統一。
馬歇爾使團，1946年
馬歇爾于1945年12月23日抵達中國。
也就在這時，美國為政府軍39個師及其空軍8又1/3個大隊提供的裝備交付完畢，實現了日本投降前達成的協議。
盡管美國的軍需供應行動明白無誤地顯示了要在中國推動内戰的意圖，馬歇爾的和平使團還是産生了直接的效果。
對召集一次政治協商會議的問題迅速達成一緻意見，同時還成立了一個委員會以讨論停火。
這就是所謂的&ldquo軍事三人小組&rdquo，由擔任主席的馬歇爾将軍、國民政府方面的代表張群将軍和中國共産黨的代表周恩來組成。
停戰協定于政治協商會議召開之前的1946年1月10日發布。
協定要求1月13日全面停戰生效，停止華北一切軍隊的調動。
政府軍接收滿洲和長江以南日占區的權利，在停戰協定中得到确認。
一個軍事調處執行部在北平成立，以監督停火并立即開始工作。
它受代表國民政府、中共和美國的軍事三人小組領導。
該執行部内設立停戰執行組，由人數相等的政府與中共人員組成，美國人隻對其起協助作用。
政治協商會議于1月11日至31日召開，它公開宣布會議以尋求和平解決國共沖突為目的。
對于這次會議，如果說不是兩大對立黨派，那麼至少所有其他有關黨派都寄予厚望。
有一段時間，會議成了公衆注意的焦點，而且甚至在希望看起來要變成幻影以後，政府還援引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權威性來證明其随後的若幹政治行動的合法性。
政治協商會議的參加者，盡管并非民主選舉産生，但也得到所有代表中國政治舞台上各主要和次要政治團體的人士的承認。
參加者包括38位代表：國民黨8人，中共7人，青年黨5人，民主同盟2人，民社黨2人，救國會2人，職教社1人，村治派1人，第三黨1人，其他無黨派代表9人。
國共之間所有突出的政治與軍事問題實際上都達成了協議。
議案涉及如下内容：國民政府的重新改組；一項有關結束國民黨訓政時期和制定立憲政治的施政綱領；對1936年憲法草案的修改；計劃召開國民立憲大會的代表人數問題；在這次大會上将正式通過修改的憲法；在統一軍令下對政府軍和中共軍隊進行整編。
政治協商會議規定組成一個軍事三人小組，制定出方案來貫徹協商會議要求全面裁軍和中共軍隊統編為國軍的決議。
這個小組，即軍事三人小組會議，由代表政府的張治中将軍、代表中共的周恩來以及作為顧問的馬歇爾将軍組成。
他們在2月25日宣布了雙方大規模裁減軍隊方案的協定。
這一協定将在18個月内實施完畢，到該日期結束時，政府軍計有50個師，約84萬人；共産黨方面則為10個師，14萬人，後者将被統編為國軍。
關于這些軍隊的部署也達成了協議。
共産黨的大多數師應部署于華北，這反映出那是中共軍隊力量最強大和集中的地區。
不幸的是，并沒有上級權威來強制停戰，或強制作出軍事的和政治的和解。
既然這些協議的貫徹隻能依賴相互的信任和對手本身的誠意，因此，由馬歇爾将軍來華和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所激起的勢頭一過，這些協議也就很快被抛到九霄雲外去了。
也許兩大黨派對于制定這些協議都是真誠的。
事後來看，這些協議頗像兩個對手所共同玩弄的玩世不恭的花招，以便安撫中國輿論和美國夥伴，同時争取時間，以盡可能有利地完成他們的軍隊部署。
事實上，真正原因可能介于這二者之間，因為随後蔣介石和周恩來都指出，關于實現他們之間和解的得失，他們各自的黨内這時都存在真正的争論。
[11]今天來看，其言外之意，就是兩黨在1946年初可能都還未下決心；通過全面戰争解決他們分歧的決心，隻是随着那時達成的協議被逐漸破壞後才表露出來。
國民黨内反對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右派，在1946年3月召開的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會議上，能夠在某些重要問題上修正黨的立場。
兩項最重要的修正是，限制地方自治和規定繼續實行總統制，這後一項修正與政治協商會議批準的内閣制是相對立的。
随後，國民黨還拒絕承認中共及其政治盟友民主同盟在有40名成員的行政院中行使聯合否決權，行政院在建立立憲政體之前，将是國家的最高權力機構。
這兩個政黨就此聲稱，國民黨既違反了最初的政治協商會議決議的條文，也違背了其精神，并拒絕了承擔繼續履行決議的義務。
國民黨政府沒有因此而躊躇不前，單方面按照政治協商會議決議進行活動。
國民立憲大會于1946年11月召開，目的是要通過1936年憲法的修改草案。
1947年1月1日，新憲法正式頒布；第一屆國大代表的選舉在這一年晚些時候舉行，選出的代表在1948年4月召開會議，選舉國家總統和副總統。
[12]
與此同時，軍隊的裁減與統編甚至比政治上的重建進展還要緩慢。
在這方面，共産黨似乎更不讓步，甚至拒絕按照2月25日整軍方案的要求提供其軍隊的名單。
然而雙方對停戰未能實現所進行的指責，似乎都同樣地在減弱。
例如，馬歇爾将軍在1月底想尋求雙方同意，由執行部派停戰小組去滿洲的營口港，據報道那裡發生了一些沖突。
中共方面表示同意，而政府方面先是加以拒絕，而後又遊移不定。
實際上，直到4月初以前，停戰小組都未能進入滿洲，而在此期間敵對狀态已經加深了。
在馬歇爾看來，政府方面不僅要對拒絕在滿洲遵守停火和不讓停戰小組進入該地活動負責，而且要對華南和華北兩地其他大量違反停戰協定的事實負責。
[13]
就共産黨方面說，他們已在東北地區迅速加強了實力，足以反複向占優勢的政府軍挑戰。
共産黨軍隊在滿洲的調動，從條文上說并未違反停戰協定，因為禁止軍隊調動的條款隻适用于華北，而不适用于東北。
敵對行動當時已在很多方面展開。
當俄國人在3月中旬開始撤軍時，他們顯然與中共軍隊協調行動，在俄國人撤出滿洲的大多數大城市時，其中包括沈陽、長春、吉林、哈爾濱和齊齊哈爾，中共軍隊已做好跟在他們身後進入的準備。
在沈陽，政府軍能夠在24小時之内将中共軍隊趕出去。
而在長春，周保中率領的部隊向政府軍和地方部隊發動了三天的進攻，而後于4月18日進入該城。
政府軍在5月19日占領四平街，但也經過了長達一個多月的戰鬥。
在這次失利以後，共産黨撤離了長春，而政府軍于5月23日占領了這座城市。
在華北，共産黨人也公開違反停戰條款，沿着津浦鐵路在山東和蘇北調動進攻的軍隊。
[14]
鑒于停戰已名不副實，馬歇爾暫時不再擔任正式的調停人，但他仍繼續作為雙方的中間人進行活動。
他以這種身份為滿洲成功地安排了自1946年6月7日起為期兩周的休戰。
在此期間将舉行談判，讨論如下問題：（1）終止東北地區的戰鬥；（2）恢複華北地區的鐵路運輸，在該地區，共産黨軍隊不僅阻斷了濟南至青島的鐵路，而且也封鎖了其他幾條南北鐵路大動脈，從而阻止了政府向北方的軍事運輸活動，也阻止了把煤炭裝運到長江流域下遊的工業基地；（3）貫徹實施2月25日整編軍隊的協定。
蔣介石宣稱，這将是他與中共在談判桌上解決分歧的最後時機，國民黨的報紙上也出現了同樣的聲明。
馬歇爾恢複了正式調停人的身份，休戰延期到6月底，但是并未達成協議。
使休戰歸于破滅的最主要障礙是，共産黨不想同意在中共軍隊按協議從蘇北撤軍後，讓政府對蘇北實行管理。
共産黨方面堅決主張，在他們的軍隊撤離的華北一些地區，所有現存的地方政府都應繼續保留。
然而，就在這個時候，政府全面進攻共産黨統治區的計劃已經制定完畢，中共對此也已察覺，繼續談判已成毫無意義之舉。
馬歇爾使團的失敗和它與美國對華政策的牽連
馬歇爾使團直到1947年1月6日才正式停止活動。
但是，由于休戰期限至1946年6月30日就告終結，在沒有必須的延期協議的情況下，這個美國和平使團的失敗看來已是不可避免的了。
一位新的美國大使J.司徒雷登博士被任命來填補赫爾利辭職以來一直空缺的職務。
司徒雷登于7月份抵達之後，分擔了馬歇爾的越來越徒勞無益的調停任務，直到後者在1947年初被召回美國。
但是，他們繼續努力的結局，已因政府對共産黨統治區的相互配合的全面進攻而确定，這一進攻在6月休戰告終後不幾天就開始了。
進攻開始後不久，美國人顯然還沒有意識到其重要性，仍試圖抓住最後的機會來挽救和談。
他們提議在8月1日組成一個五人談判會議，包括兩名政府代表，兩名中共代表，由司徒雷登大使擔任主席。
蔣介石要求以共産黨軍隊大範圍撤退&mdash&mdash實際上是從所有他作為進攻目标的地區撤退&mdash&mdash作為先決條件。
共産黨拒絕同意，除非他們要撤離地區的地方政府的地位得到滿意解決。
在這期間，軍事行動繼續進行，而且在8月19日，即政府軍轟炸延安後不久，共産黨宣布在他們權力所控制的整個地區進行戰争總動員。
當政府向共産黨所控制的城市張家口進攻還在繼續之際，馬歇爾于10月初勸華盛頓将他召回，他認為，和平談判現在很明顯正被利用來作為政府向共産黨地區采取軍事行動的僞裝。
為了阻止馬歇爾以此為理由辭職，蔣介石宣布張家口實行短期停火，中共對此加以拒絕，認為它不能解決問題。
在整個1946年，共産黨首席談判代表周恩來要求政府撤回到1月13日關内停戰時和7月7日東北停戰時的位置。
政府方面拒絕這一要求，它的軍隊于10月10日占領了張家口。
接着，政府單方面召開了國大。
中共和民盟拒絕參加，理由是國民黨并沒有遵守政治協商會議關于改組政府議案的條款。
周恩來于11月19日返回延安，這一姿态标志着中共正式從調處活動中退出。
12月初，共産黨表示，他們不願意繼續受美國的調停，并向南京提出了恢複談判的先決條件，即解散國大，政府軍撤回到1月份的位置。
這些條件自然是不能接受的。
雙方至此都已認定，他們在戰場上能比談判桌上更有所獲。
随着1946年的發展，馬歇爾作為調停人的任務越來越困難了。
盡管在這個時候還不能預見，但他的難題包含了所有将在未來幾年中使美國對華政策遭受損傷的因素。
對于美國所起的作用，國共雙方都越來越感到憤慨，這種憤慨與1946年他們之間相互采取的日益生硬的态度是并行的。
國民黨内的主戰派&mdash&mdash由陳果夫、陳立夫兄弟的CC系領導&mdash&mdash把美國的調解努力視為對他們鏟共計劃的阻撓，在他們心目中，隻有鏟共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這種看法後來為美國的支持者所極力推行。
也許更具有影響的是國民黨政府内的普遍憤慨情緒，這種憤慨情緒是美國要求其改革而引起的。
行政院長宋子文在提到這一不必要的建議時指出，在過去，&ldquo一個政府告訴另一個政府它該做這些事情，這就意味着戰争&rdquo。
[15]但是，中國和美國的領導人都知道，後者無法勸誘前者實施那種挽救正在敗落的命運所必需的廣泛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改革。
此外，國民黨領導人也清楚地意識到，不論美國人可能對他們如何失望，資本主義的美國都會在任何同共産黨人的生死較量中支持他們。
[16]
共産黨方面也明白國際政治生活中的這一基本事實。
但他們的聲明強調馬歇爾立場中固有的更直接的矛盾，盡管&mdash&mdash一點不假&mdash&mdash甚至直到調解努力可能成功的托辭不再能保持的時候，共産黨人才選擇使這一點上的壓力逐步升級的辦法。
不過，馬歇爾還是被置于一種尴尬的境地，一方面企圖居間促成和平解決辦法，與此同時，卻又代表向争端中的兩黨之一提供援助和支持的主要國家。
根據對39個步兵師和空軍的供應計劃而答應向國民政府提供的武器裝備，在日本投降時的交付量大約隻有一半。
其餘的部分是在後來交付的，其時這些武器要用來對付的敵人已經很明顯了。
在政府與中共為接收日占區領土而展開的競賽中，美國将政府軍運往這些地區，從而向政府提供了援助。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還利用美國海軍陸戰隊去控制這些地區，以待政府軍的到來。
1946年2月25日，也就是整編軍隊方案公布的那天，美國還批準在中國組成一個軍事顧問團，以幫助中國政府發展軍隊。
這個顧問團于3月份成立。
美國人還向聯合國善後救濟總署的援助中國計劃提供了5億美元，其絕大部分都交給了國民黨統治區。
1946年6月14日締結租借&ldquo供應線&rdquo貸款協定，據此美國增加了給中國政府的追加貸款，用以購買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時就已約定，但迄未根據戰時租借法案交付的民用裝備和物資。
接着，在8月份，也就是在國民黨對共産黨地區的進攻已經開始之後，美國人還締結了另一項協定，批準以1.75億美元的總價格，向國民黨政府貸款出售價值為9億美元的戰争剩餘物資。
這種&ldquo民用型&rdquo物資包括小型船隻、車輛、建築材料、空軍軍需物資和材料，以及通訊設備。
與此同時，有關美國與中國政府間通商與航海的友好條約的談判正在進行中。
[17]
就美國一個主要盟國的得到承認的政府而言，這樣的援助可能是完全合法的。
但是，放在中國國内政治環境中來看，馬歇爾作為敵對兩黨之間不偏不倚調解人的立場，從一開始就由于他的國家對國民黨政府連續不斷的戰略性支持而受到損害。
共産黨對1946年夏季期間這種關系的宣傳攻擊逐步升級，他們指責美國加強政府的軍事力量，因此是慫恿國民黨以軍事手段解決沖突。
美國暗自承認這一指控言之成理，于是從1946年7月底禁止船隻裝運武器彈藥到中國。
這就是馬歇爾所聲稱的&ldquo影響中國政府的行動路線以及影響軍民兩方面政治反動派确定了的立場與計劃的努力&rdquo的一部分。
[18]
盡管如此，禁運還是在10月份被部分解除，并于1947年5月完全取消，這就以實例證明了馬歇爾的使命是受其國家對華政策約束的。
禁運來得太遲了，以緻不能對政府的戰争計劃或談判進程有任何抑制性影響。
因此，它也不能使共産黨平靜下來。
實際上，它在這方面所能産生的任何效用，幾乎全被向政府出售價值9億美元戰争剩餘物資的8月決定直接破壞了。
而美國的反共批評家卻立即利用禁運作為他們攻擊美國對華政策的重要論點，斷言因此而引起的軍需品短缺是造成政府軍戰敗的一個至關重要的因素。
所以，美國的調停努力實際上沒能讨好任何一方，就企圖介入中國内戰純屬無益之舉來說，除了向不久後被任命為美國國務卿的馬歇爾提供了直接經驗以外，并沒有達到什麼目的。
盡管美國沒有辦法勸誘國民黨應允它的随便哪一項要求，但為了它自己的國内和國際政治利益，它不能完全放棄對與中共作鬥争的國民黨政府的支持。
這樣，1946年武器禁運的姿态既不能誘使政府方面對其戰争計劃做出重要改變，也不能從共産黨方面赢得任何友好表示。
相反，禁運唯一持續的後果，是加深了盟友中國政府及其在美國的支持者的怨恨。
與此同時，随着全面戰争行動的開始，其他形式的物資援助和外交支持仍在繼續。
也許，馬歇爾使團的最大不足之處，并不是它對中國内戰進程的影響是如此的微不足道，而是美國人本來就該想象到，他們調解努力的實際效果可能就隻會如此。
這種錯誤的假定就很多美國人來說是根深蒂固信念的一個部分，這種信念來源于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充當亞洲命運主要仲裁人的角色，這使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有權力和責任以這樣或那樣的方式去決定中國的政治命運。
國民黨統治的衰落
國民政府在1945年8月能夠聲稱，它對這個國家的所有大城市、全部工業基地以及估計約為四億五千萬人口的3/4以上擁有領導權。
國民政府不僅作為抵抗日本的自由中國的領導者而赢得了喝彩，還把中國帶進了世界政治舞台，在那裡終于被承認為大國之一。
因此，抗日戰争結束後，蔣介石及其領導的政府孤注一擲地冒險解決&ldquo共産主義難題&rdquo就不令人吃驚了。
1945年，政府軍總人數超過250萬，是共産黨軍隊人數的兩倍多，而且在武器、裝備和運輸能力上占有明顯的優勢。
共産黨軍隊&mdash&mdash除了遊擊戰經驗外沒有什麼其他作戰經驗，沒有空軍、海軍，也沒有政府那樣受過美式訓練和使用美式裝備的陸軍師&mdash&mdash在大多數觀察家看來，它似乎無法與國民黨的軍隊相匹敵。
蔣介石和他的将軍們，就像那些為他們的軍隊提供軍需和訓練的美國人一樣，對現代化的火力印象深刻，希望以此在中國取勝，如同剛剛在對日戰争中所做的那樣。
但是這種情形并沒有出現，這幾乎使所有的人，也許除了共産黨人之外，都感到吃驚。
在追叙1946年到1949年的内戰過程之前，讓我們先看看國民黨人統治的中國在同一時期的衰退過程。
因為共産黨人的最終勝利，是建立在舊社會的衰弱及支配這個社會的政治體制的衰弱的基礎之上的。
當時的參與者和目擊者，不一定贊同中共關于封建主義、帝國主義、地主統治農村以及主要家族壟斷城市經濟等理論的解釋，并以此去理解國民黨存在問題的嚴重性。
這些問題在40年代都是顯而易見的，對此外交家和外國記者以及隻是部分地受到控制的中國報刊都曾作過反複描述。
&ldquo腐敗無能&rdquo這一引人注意的話，常被用來形容從指揮戰争到學校管理等政府在一切領域的表現。
40年代後期，國民黨中發行量最大的政治評論刊物《觀察》的創始人和主編儲安平教授，在1947年3月總結了一種廣泛持有的觀點：
現政權的支持層原是城市市民，包括公教人員、知識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