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商界人士。
現在這一批人，沒有對南京政權有好感。
國民黨的霸道行為作風使自由思想分子深惡痛絕；抗戰結束以來對公教人員刻薄待遇，使他們對現政權赤忱全失；政府官員沉溺于貪污作弊，他們進行種種刁難，使工商界人士怨氣沖天；因财政金融失策以及内戰不停而造成的物價暴漲，使城市市民怨聲載道。
[19]
接管日占區
1927年以後，城市中國是國民黨的勢力範圍，其中心地帶是沿海以及沿長江流域的主要城市。
這一地區的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都被日本人占領，那時國民黨政府撤到了西南。
日本投降後，在政府重新申明它對所占地域的權限時，城市居民對政府的普遍失望産生了。
到1945年底，實際上這個國家主要中心城市的各種成分的居民已極度不滿，對此，政府的政策及其官員的行為是要負直接責任的。
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接收過程本身。
代表政府的文官和軍官控制了日本人主持的行政機構的所有部門以及日本人和漢奸所有的公、私财産。
所有财産，若屬于非法占有的，要麼應發還原主，要麼應依據官方所定程序移交新主。
在這個過渡期間，工廠要停産；不論是被封在倉庫以内還是以外的貨物，都禁止移動；建築物的占有人必須搬出去。
但是，随着官員的複員和接收過程的發展，接收這個詞變成了通用的同形異義詞，其意義轉變為搶劫或掠奪。
接收政策本身要麼疏于計劃，要麼實施失當，也沒有什麼制度上的保證以禁止濫用職權。
其結果是，随着到來的官員競相對敵産提出所有權要求，各地的接收過程發展成了不成體統的你争我奪。
任何東西都成了攫取的對象：工業機械、公共建築、房屋、交通工具，甚至家具和辦公設備&mdash&mdash任何能最早對這些東西提出要求或提出最強有力要求的人，都可把它們征來使用或獲利。
這些來自重慶的趁火打劫的接收大員，成了這一時期的象征。
根據流行的說法，這種人所關心的是五子，即條子（指黃金）、車子、房子、日本女子和票子。
[20]
與此同時，成千上萬的工人突然發現，由于工業生産的停工，他們自己失業了。
其原因是雙重的，即沿海地區的接收過程以及内地戰時工業的關閉。
自由中國的工廠主和商人們，由于他們中間的某些人在戰時随政府遷往西南而蒙受了相當大的損失，因此期望從接受日僞的企業中得到補償。
相反，政府并不理會這些政治上的責任，而是讓官員和其他人去接收被占中國的工業财産。
但是，收複區的經濟很快惡化，以緻拆、賣工廠機器比讓它們運轉常常更為有利可圖，許多人都這樣幹。
日本投降後一年多，經濟部承認，從日僞手中接收的2411個工業企業，估計隻有852個實際上恢複了生産。
[21]到1946年末，還有許多其他原因導緻工業蕭條。
但是，它是從分裂開始的，這種分裂是由政府官員對日本人留下的财産展開接收競賽的不同尋常的行為造成的。
政府官員對待前占領區居民的态度，與這些違法亂紀現象是交織在一起的。
對日戰争勝利之後，政府由于需要依賴日本軍隊及僞軍維持&ldquo法律和秩序&rdquo，也就是說，不得不依賴這些戰敗的敵軍阻止共産黨對華北城鎮的接收，起初曾作過一些讓步。
日僞人員被允許在一個不确定的時期内作為中國政府的政治代表發揮作用。
在公衆對這一問題的憤怒呼喊聲中，1946年9月底，發布了執行懲罰漢奸的行政命令，但其中包含很多漏洞，隻是有選擇地應用。
盡管逮捕了一些為首的通敵分子，但是并沒有做出有計劃的努力，在某些公正的法庭或官方機構的面前解決所有的要求和指控。
很多在日本人官方權力機構裡效力的人，被回來的政府委以同樣有權力的職務。
但是，就在政府本身對通敵人員問題做出妥協的同時，其官員們由于曾在内地忍受困苦以支持自由中國的鬥争，披着自認為正直的外衣正在返回。
官員們這種以恩人自居的姿态在接收台灣和滿洲時表現得尤為明顯。
這兩個地區都曾長期受日本人統治，台灣長達半個世紀之久。
台灣人與來自大陸的接收人員間發展起來的相互敵意，在血腥鎮壓1947年2月的反叛中達到了頂點。
[22]在東北，都在傳說，除非所有想叛亂的人都幹脆投到共産黨一邊，否則那裡日後也要爆發一場叛亂。
這個問題，在政府給教師和學生正式加上再教育污名的政策中，也許說得最為明确。
符合國民黨思想體系的專門課程，按照教育部的命令對于學生是強制性的。
那些在占領期間已從學院、大學和中學畢業的學生，必須通過書面考試才能保留其畢業生資格。
教師也要通過旨在測試其對國民黨的了解和忠誠的種種考試。
人們對這些課程本身并無太多的不滿，因為其根本的目的還是得到了普遍支持，那些考試也并不特别嚴苛。
這一問題倒不如說是官方給再教育過程貼上的一種恥辱記号。
教育部在發出通告時，聲明所有在僞政府控制地區上學的學生都被認為受到了毒化，他們在接受再教育、思想上得到淨化之前，不适于繼續學習。
作為&ldquo僞學生&rdquo，應該幫助他們&ldquo洗掉思想上的污點&rdquo。
[23]但是，随着新近從西南來的官員貪污受賄而引起的公憤，起先采取守勢的當地人民不久就提出了疑問，為什麼這種人物竟敢參與對任何人的評判。
然而，盡管國民黨政府這一時期有種種違法亂紀行為，它蒙受的不過是在威信和公衆信任方面的一點損失。
通過對所犯錯誤的糾正以恢複公衆的信任，沒有什麼呼聲比這更強烈了。
對政府來說不幸的是日本投降後引起這些失望的種種問題，其絕大部分并沒有得到令人滿意的解決，反而成了随後所出現的失望的前奏曲。
因此，那些被當作戰後一時失誤而可能已被忘記的事情，日後終于被公認為國民黨政府失去城市民衆支持的開端。
經濟上的無能：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
在内戰年代裡，與其他任何單一問題相比，通貨膨脹是促成城市民衆失去對國民黨統治能力信任的最大因素。
通貨膨脹的金融政策始于抗日戰争時期，當時政府與支持其财政的主要基地，即沿海和長江流域城市的聯系被切斷。
到1945年，不包括銀行貸款在内的政府收入，隻抵得上開支的1/3，财政上的虧空幾乎完全依靠印發紙币來彌補。
通貨膨脹所造成的結果是，平均價格在1937年到1945年8月間上漲了2000倍以上。
政府在收支上的缺口在整個内戰時期一直存在，盡管也始終采取了一些彌合缺口的重要手段，但持續過度膨脹的結果本身終于達到了其必然的結局。
依靠印發紙币的決定的最危險的後果，也許是它會使那些作出這決定的人相信，這是一種能輕而易舉地解決國家财政困難的辦法。
政府領導人并非出人意料地采取與反對日本人時的相同做法，為他們同中共的戰争提供資金。
結果它便成了一個隻能眼看着國家城市經濟衰落，既無決心也沒有能力做任何事情的政府。
通貨膨脹為勞動力提供了一些現成的争論問題，他們在1945年8月突然擺脫了八年日本人統治和前此十年國民黨統治的約束。
日本投降後，國民黨已沒有能力重建曾抑制1927年至1937年工人運動的組織上的控制網絡。
工人們這時蔑視官方制定的那種解決勞資糾紛的傳統做法。
由于原有破壞罷工的伎倆已不再行之有效，政府除了同意工人的要求自動調整工資以适應生活費用上漲外，已沒有其他選擇。
但是，1946年4月宣布的這一決定，不僅加速了工資&mdash物價的螺旋式上升，還損害了政府與工商界的長期同盟關系，激起了企業家的怨恨情緒，他們認為對工人的讓步正在促使他們自己的生産費用增加。
與此同時，官方的統計數字證明，國民黨在平息工人情緒方面是無能為力的。
1936年，就在日本入侵中國前不久，全國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争議為278起。
相比之下，在1946年，光上海一地所記載的罷工及勞資争議的總數即達1716起。
到1947年，該城市這方面的數字達到2538起。
[24]
政府經常指責工人鬧事是共産黨職業鼓動家促使的。
工人運動看來的确被徹底滲透了，至少在上海是如此。
[25]然而，這些争論問題是現成的，任何人都可有效地加以利用。
随着經濟因不能控制的通貨膨脹和随之而來的工商業萎縮而陷入混亂，城市工人已失去了任何形式的保障和失業救濟金，因此，他們也像其他各界民衆在很多場合下以各種方式所做的那樣，拒絕遵照政府的合作請求行事。
支付高工資不過是窒息工業生産的諸多問題之一。
這些問題包括能源和運輸費用不斷增加，各種貿易稅和生産稅的增加，高利率，以及由于實際購買力萎縮而引起的需求下降。
到1947年底，這些情況導緻了工業産量的全面縮減。
但是，政府為了增加收入，卻聽任不合理的稅收體制繼續存在，這一體制曾向合法的商業活動大量地、過度地征稅，同時又讓投機者和奸商的個人收入分毫不受觸動。
政府的對外貿易政策也造成了傷害地方生産者的逆差。
1946年11月的改革隻是部分地糾正了這些狀況，那次改革旨在鼓勵出口和限制進口。
國民政府最易受到的指責是，它不促進經濟的發展，而是鼓勵官僚資本主義，也就是利用公職為個人的企業和利益服務。
政府官員和他們的合夥人正相互勾結以獲取外彙，進口商品，以及得到一般商人所不易得到的其他好處。
有一個實例是1946年政府向上海米商貸款的丢臉事件，這些米商顯然是得到官方的默許，利用貸款去從事投機活動，從而導緻米價進一步上漲。
[26]另一方面，當政府在1947年上半年賣出公債時，資本家并不願意買進。
同樣，據說一些商人持有大筆金錢，他們拒不把這些錢投入他們自己的企業，因為與投機所得相比，投資所得的利潤更不可靠。
投機的機會包括買進、賣出和囤積商品；在股票市場上進行投機；投資于黃金和外币；以黑市利率貸款。
其結果是生産進一步削減，企業倒閉，失業增加。
1947年到1948年的應急改革
政府發動了兩次頗有抱負的運動式的改革，據說，原來的目标是要達到經濟的全面穩定。
第一次改革是于1947年2月16日宣布的，當時把所有工資都凍結在1月份的水平上，并規定了某些生活必需品的最高限價，其中最主要的商品是大米、棉花和燃料。
私人買賣、囤積黃金和外币被禁止。
還采取了制止資金流入香港的措施。
然而，這一價格控制體制不可避免地遭到了失敗，這首先是因為其範圍有限，其次是因為它不能貫徹始終，它的嚴格實施隻限于上海一南京地區的城市。
就像價格普遍上漲那樣，生産成本也因此而繼續上漲，隻有一些生活必需品的市場價格依然凍結。
稻米生産地的大米價格，很快超過了大米銷售地城市的水平。
原棉價格的不斷上漲使紡織品無利可圖。
煤炭和食用油也同樣受到影響。
大米短缺的狀況日益嚴重。
到4月初有了美元黑市，價格控制單上所列的大多數生活必需品不久也在黑市上出現。
政府無法根據計劃的工廠配給制向工人提供這些商品的有保證的配給量，于是決定代之以發放津貼，以便與每個工人本該配給的商品的價格相适應。
但是，這些津貼隻适用于那些越來越難以按定價買到的生活必需品的費用，而其他各種商品的價格還在不斷上漲。
5月間，上海的整個物價指數上升了54%，相比之下，改革計劃開始前的那一個月上升率則為19%。
在工人要求解凍工資、米市崩潰以及四五月間遍及十多個城市的搶米風潮的多方面壓力下，所有應急改革措施最終都被正式放棄了。
[27]
在這次經曆剛剛告終之後，1948年8月19日的緊急改革計劃，隻不過是正陷于自己制造的經濟混亂而悲觀失望的人們所做出的最後姿态。
從一開始就很明顯，這次新的改革工作不可能成功，因為它包含了導緻1947年計劃失敗的同樣一些缺陷。
但是，政府領導人在1948年8月宣稱，這是他們最後的機會；改革計劃隻能成功，因為他們已沒有由其支配的其他手段，可用以争取穩定經濟和恢複公衆對他們的信任。
當這一計劃在10月底被放棄時，不論在誰看來，其唯一成就就是，政府根據所有金銀和外币必須按新貨币金圓券收兌的規定，從公衆手裡強行收購了價值1.7億美元的金銀和外币。
在實施新計劃最為嚴厲的上海，最公開地表示憤怒的群體并不是長期受到損害的中間階層，而是工商界&mdash&mdash這些人先前是國民黨的主要支柱。
大約3000個商人，包括幾個上海最顯要的商人，在這一運動開始時就已被關押。
後來，他們向那些把400萬上海人用作&ldquo試驗标本&rdquo的&ldquo江湖醫生&rdquo發出了聲讨，并要求懲罰那些設計這種試驗的官員。
在這些官員中，排在首位的便是蔣介石的兒子蔣經國，他對在上海強行實施這一次改革措施負有責任。
[28]
然而可以肯定的是，通貨膨脹也損害了城市薪金中間階層對政府的支持。
組成中等收入階層的少數人，其主要群體是知識分子、大學教授、中學教師、作家和記者，以及政府雇員，盡管以通貨膨脹來解釋他們對國民黨及其所領導的政府的日益不滿是過于簡單，但飛漲的物價和貶值的貨币的确成了這些人的主要負擔。
他們的貧困在抗日戰争期間就開始了，那時的通貨膨脹使他們的實際收入僅及1937年以前的工資的6%&mdash12%。
到1946年，根據在昆明所作的一項估計，大學教授的實際收入減少了98%。
[29]而且，盡管政府至少還能夠發布按生活費用指數調整工人工資的命令，但對它自己的雇員也不能做到這一點。
這些雇員包括多數大學教師，他們作為國家提供資金的機構的雇員，其薪金等級與其他公務員的等級相類似。
所有國家雇員的薪金一般說來每季上調一次。
但這些調整斷難跟上生活費用的上漲。
教師與公務員的實際收入不夠維持衣、食、住方面的基本生活所需，40年代後期人們常常說這是事實。
知識界中的這種新的貧困，還有助于激發學生的反戰運動。
其實連教授本身顯然也參加了1947年春季範圍廣泛的反饑餓、反内戰示威運動，這一運動還提出了其他要求，包括削減軍費開支，增加教育經費預算。
顯而易見，利用印發紙币為戰争行動籌措資金而引起的困苦，為這些人反對戰争行動提供了一個主要的論點，因而有助于削弱對戰争行動的支持。
但是，即便如此，知識分子作為一個群體，也像公務員一樣，直到政府在軍事上被打敗以前，實際上一直沒有抛棄它。
政治上的無能：對和平運動處置失當
如果說貧困是20世紀40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經濟生活的主要事實，那麼他們在政治上的當務之急就是反對内戰。
政府拒絕承認這一抗議的合法性，相反，卻把它當作地下共産黨人的一種詭計。
由于這種錯誤看法以及由此而産生的鎮壓，最終隻得背上衆對軍事沖突的譴責這個更為沉重負擔的，正是政府而不是共産黨。
于是，學生的抗議活動不是完全成熟後才發生的，而是學生示威和政府反示威的過程中發展。
有四次引起全國矚目的示威運動。
一二·一運動（1945）是其中規模最小的一次。
主要行動發生在昆明，1945年12月1日，那裡的四名年青人被幾個企圖恐吓反戰抗議者的匿名兇手所殺，還有幾人受重傷。
作為這一暴力行動的結果，以西南聯合大學校園内反戰集會為開端的抗議活動，終于以這一時期第一次主要抗議運動而聞名。
從1946年底到1947年1月初，為抗議一名美國海軍陸戰隊隊員涉嫌強奸一名北大學生，出現了一系列反美遊行示威活動。
海軍陸戰隊官兵的行為僅僅是直接的導火線。
除此以外，學生還質問為什麼美國軍事人員要留在中國，他們是否真的沒有站在政府一邊參與中國的内戰。
在這一問題上所引發的勢頭，發展成了一場反饑餓、反内戰運動，1947年5、6月間，這場運動席卷了全國大多數主要城市的大學和中學。
最後一次大規模的所謂&ldquo學潮&rdquo，與1948年4月至6月間的抗議美國扶日運動彙合了。
盡管經常涉及地方上的事件和人員，但全國範圍的學生抗議活動的基本動機都是一緻的。
學生的主要要求是，立即結束内戰，結束美國在這場戰争中對國民黨的支持，把财政支出從以軍事為重點轉到以民用為重點上來。
政府最初的反應是，試圖使這場運動轉入另外的渠道。
當局除了在那些學生運動最積極的學校裡安插密探和特務外，還讓那些同情政府的學生，如三民主義青年團的團員，作為國民黨的忠誠擁護者，組織并領導學生的活動。
但人們公認，在全國最有名的學校中，名氣最大、最有影響力的學生領袖全都批評政府及其戰争政策。
然而，政府的決策者們始終不夠明智，他們相信，隻要學生内的極少數&ldquo真正的&rdquo共産黨鼓動分子能被清除，學生運動就能得到控制。
[30]随之而來的嚴厲手段進一步疏遠了學生。
學生的領導人，尤其是大學自治會的領導，是遭到一幫執法人員毆打、逮捕和綁架的主要對象。
根據密探告密，逮捕學生積極分子成了常見現象。
積極分子和地下共産黨嫌疑分子列在黑名單上。
這些學生即使不在校園中被抓走，也會在夜間查抄學校宿舍時被拘捕。
被捕和被綁架的學生常常幹脆就&ldquo失蹤&rdquo了。
對于真正的共産黨分子，一旦他們的身份被查明，死刑就是可以想見的懲罰。
嚴刑拷打也是一種常用的逼供手段。
開始時表明學生要求和平解決國共沖突的運動，就這樣很快發展成了一場向國民黨政府當局挑戰的運動。
在這方面，最重要的并不是學生逃身到共産黨方面，因為逃過去的學生看來在數量上相對很少。
更為重要的，是政府試圖鎮壓抗議活動所引起的廣泛憎恨。
這可能不會使學生轉變成共産黨人或共産黨的同情者。
但是，它确實加強了學生對政府的反對，使學生更加不願支持政府對中共的戰争。
老一代知識分子清楚地表達了他們支持學生要求的道理，他們持續不變地批評這場戰争及其加于民族的災難。
就像大多數外國觀察家一樣，他們以為這場戰争很可能是遙遙無期地繼續下去，因為任何一方都不能打敗另一方&mdash&mdash這是直到1948年年中以前的一種普遍看法。
戰争的代價包括通貨膨脹，它使城市經濟完全陷于混亂，使農村地區進一步陷于貧困。
除了印發紙币以外，政府财政還依賴一種土地稅，即以低于市場的價格強制收購糧食和征借糧食。
這些強征索取，連同維持地方所需的附加的征購征用，與征兵有關的種種弊端，以及當地紀律廢弛、軍饷不足的軍隊所造成的種種破壞，在很多地區都成了農民不堪忍受的重負。
戰時的許多征派，都意味着增加地方官貪污受賄的機會，而通貨膨脹又加強了這種動機。
在形容農村的狀況時，&ldquo吸血鬼&rdquo這個詞被用來指鄉、鎮、保、甲的地方官，是生活在城市的作者喜用的稱呼。
鄉、鎮、保、甲構成了基層行政單位，評論家認為，戰争實際上在基層正在制造最有利于中共不斷發展的條件。
政府在争取公衆支持其反對中共的戰争方面所遭到的失敗，還很明顯地表現在人們普遍傾向于譴責政府從事戰争，而較少譴責中共。
這一點在那時就為世所公認，而且有很多解釋的理由。
首先，政府作為中國合法的統治者，唯有它有權改革自身和結束戰争。
因此，國統區的反戰請願者們便把努力的目标朝向政府，希望迫使政府就此采取行動。
其次，在1945&mdash1946年的和談期間，共産黨人在赢得輿論的對比方面，已獲得成功。
人們普遍相信，共産黨人是誠心誠意的，例如在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上，當時他們為了避免全面戰争，同意作出幾項妥協。
而當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數星期後單方面撕毀了幾項政協協定時，政府便在這場較量中失去了信任。
使這一印象增強的，是1946年2月10日對重慶校場口大會的破壞，這次大會是為慶祝政治協商會議的順利結束而召開的。
在這一事件的幾天之後，重慶中共報紙的辦事處遭到襲擊。
人們普遍認為，這兩次事件都是國民黨内反對政協協定的分子雇用的暴徒所為。
[31]
最後，人們把反戰情緒主要指向政府的最重要的原因，是一種普遍的假設，即中共的力量由于國民黨的短處而正在擴大。
政府應對在掌權的20年期間沒能克服自己的缺點負責。
錢端升教授在分析國民黨的黩武主義與中共的武裝對抗之間的關系時，對于這一論點提出了政治上的看法。
他追溯了國民黨内支持孫逸仙與軍閥結盟的軍人勢力。
當時那種基于利害關系的聯合，很快就發展成了一股國民黨内不易被清除的力量。
國民黨在1924年改組時，曾試圖切斷自己與軍閥的聯系，但它又在黃埔軍校繼續發展自己的軍人體制。
北伐戰争後的20年代末期，國民黨發展階段的軍政時期本該結束；但事實上由孫逸仙提出的訓政時期一點也沒有開始。
蔣介石這個軍事首領還接管了政治領導權。
蔣接着便開始與共産黨人作戰，這使軍人的控制依然是必要的。
此後，中共不斷發展力量，蔣介石在國民黨政府内的權力不斷擴大，這兩者之間的一種相互加強的關系發展了。
蔣的黃埔系軍人構成了國民黨内軍事集團的核心。
他們由于接近蔣以及對軍隊的控制，成了國民黨内和政府内最重要的部分。
錢端升斷定，一旦一個軍事派系取得了政治權力，政治上的反對黨派除了求助于武器外，别無他途。
因此，國民黨内和政府内軍人占統治地位，是造成這場内戰的終極原因。
他提出要求，把軍人從政治中清除出去，将其置于一個清一色的文官政府的控制之下，他的要求表達了一種共同的看法。
[32]
經濟學家伍啟元教授甚至更強烈地斷言，政府對這場戰争負有責任。
他的大多數同事傾向于把通貨膨脹視為戰争的結果，而伍教授的看法則不同，他把戰争視為政府經濟政策的結果。
這些政策導緻了經濟的逐步惡化和财富分配的不均。
中等收入的群體，&ldquo不包括貪官污吏之流&rdquo，都已看到他們的收入受到了通貨膨脹的侵蝕。
與此同時，農民正在遭受種種壓迫，包括&ldquo由士兵、土匪、征糧、征兵和自然災害造成的各種劫掠&rdquo。
伍教授問道：&ldquo由于社會就是如此狀況，不管有沒有中國共産黨，能沒有一場内戰嗎？&rdquo[33]但是《觀察》的社長儲安平則在評1947年美國前外交官威廉·蒲立特關于向國民黨政府提供更多美援的報告時，最引人注目地表明了公衆的看法：
蒲立特先生之所以主張援助這個政府，就因為這個政府是反蘇、反共的。
&hellip&hellip蒲立特先生有沒有想到，共産黨究竟是在怎樣一個情形之下才提高到了今日所占有的地位的，根據本文作者個人的看法，國民黨的腐敗統治是造成共産黨發展到今天這樣龐大勢力的一個主要原因。
&hellip&hellip假如二十年來的統治，不是如此腐敗無能，何以緻使人民覺得前途茫茫，轉而寄托其希望于共産黨？[34]
老一代人像學生那樣，看來并不歡迎一個由共産黨所控制的政府。
例如儲安平期望1946年英國工黨取勝能證明，即使不走莫斯科的道路，也有可能實現社會主義和民主。
對于中共，他所擔心的是那種看來要接受的政治生活。
他對中共是否真的不反對民主，以及共産主義者與法西斯主義者在這方面是否有很大的不同表示懷疑。
關于中共在對付個人，對待審查制度，對待知識和政治自由以及對待文學藝術方面的态度，他和他的同事都表示了某些保留意見。
這些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認為，如果說國民黨的工作在所有這些方面缺點不少，那麼毫無疑問中共就更差。
[35]沒有任何人願意去争辯，中國共産黨最終的目的絕不是實現共産主義。
但是他們不認為中共能夠通過武力去實現它。
軍事上明顯的僵局因此被認為為雙方妥協，也為兩黨在其中能夠相互監督的聯合政府提供了基礎。
這個目标，馬歇爾将軍在1946年感到無望時就已經放棄，而中國的那些既非共産黨又非國民黨的知識分子，卻在其後兩年多的時間裡仍希望它能以某種方式實現。
對于國民黨政府來說，其最終的結果是，連它自己選區裡的主要團體都拒絕支持它與中共的鬥争。
在沒有使戰争似乎值得的改革的情況下，國民黨領導人已經無法逆轉公衆的結論，即他們正在犧牲整個國家的利益，以便他們自己繼續掌權。
即使如此，絕大多數始終不渝地大聲疾呼贊成和平和政治改革的學生和知識分子，實際上并沒有抛棄政府，直到其命運在戰場上被決定時為止。
共産黨力量的壯大
城市中國人向中共的政治授權因而意義是含糊的，不是直截了當地授予的，而是作為對國民黨的不信任投票反映出來的。
無論如何，見多識廣的城市公衆都明白，中共日益增長的權力的真正源泉，在于其農村的社會和經濟政策。
尤其是土地改革，經常被引用來作為中共在農村的力量的基礎，它使中共能在那裡&ldquo紮根&rdquo，而政府對于這種挑戰完全束手無策。
但是，與共産黨人自己的宣傳在很大程度上引起的流行說法相反，他們對農民的吸引力并不隻是以租佃收益為基礎。
抗日戰争期間，他們放棄了土地改革，明顯地贊成更有節制的減租減息政策，這種政策的目的是促進所有反對日本侵略者的階級的統一戰線。
在直接受到敵人威脅的地區，為了達到這一目的，甚至連減租都暫緩進行。
但是在較為安全的地區，這一政策仍在進展，盡管并沒有正式公開承認，在1945年以前，它包括對一份長長的清單上的不平事項的抨擊。
這些不平事項包括惡霸、低工錢、貪污腐敗、不繳納稅款、特務、土匪、盜賊甚至蕩婦。
黨重新明确雙減政策就是要消滅農村中&ldquo一切最臭名昭著的剝削&rdquo，不論是政治上的還是經濟上的。
在1937年以後共産黨擴展的主要地區華北，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因為那裡的農民常常擁有他們耕種的土地，租佃并不總是一個關鍵問題。
同樣重要的是用來貫徹這一政策的方法。
清算鬥争，或者說結清過去剝削賬的鬥争，1943年以後成了執行黨的土地政策的重要手段，此後仍然如此，在農民要求的基礎上，無論何種緣故的過去的剝削總數都按現金、谷物或其他财物确定、結算。
從剝削者那裡收繳收入，再以各種變得更為直接的和平均主義的方式重新分配。
這種做法不僅鼓勵農民回憶過去所受的各種傷害，讓他們從多種剝削形式中受到教育；而且還靠推動農民對村裡有權勢者公開地、直接地陳述他們賠償損失的要求，把他們直接拉進這一鬥争中去。
這種對窮人的實際的經濟吸引力，因而便帶有與之互補的破壞性力量。
它們共同體現了中共土地政策的全部政治意義。
它不僅要摧毀主要&ldquo鬥争對象&rdquo，即地主和富農在經濟上所占的優勢，而且要摧毀支持他們和他們所支持的政權組織。
這就使得共産黨人有可能以一個忠實于他們并得到鬥争中調動起來的農民強大勢力支持的組織去取代以前的組織。
與這種鬥争方法緊密相關，并就破壞性潛力和為今後樹立先例來說都具有同等重要意義的，是貫徹黨的土地政策的群衆運動方法。
其指導原則，就是經常被引用的毛澤東1927年發表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尤其是&ldquo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rdquo的思想，運用這一原則，毛澤東在1945年11月寫道，減租必須是群衆鬥争的結果，而不是政府的恩賜；鬥争中發生&ldquo過火現象&rdquo是難免的。
但是&ldquo隻要真正是廣大群衆的自覺鬥争，可以在過火現象發生後，再去改正&rdquo。
[36]的确，這種過火現象不僅無害，而且對于削弱&ldquo封建主義勢力&rdquo有積極的意義。
中共主持的山東省政府的主席黎玉，在其工作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