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以&ldquo群衆運動規律&rdquo的說法，完全肯定這一過火思想或左派觀點。
在運動的最初階段，過火現象可能是危險的，因為群衆還沒有被充分發動起來去對付敵人。
隻有在組織已基本建立，幹部得到培訓，積極分子已被發現和農民受到鼓動之後，才能開始進入運動的第二階段，也就是鬥争的階段。
在這一階段，左派觀點和過火現象是難免的。
幹部應&ldquo幫助群衆鬥争地主，砸爛地主階級在農村的反動統治，建立群衆的優勢力量&rdquo。
必須反複地擊退地主的反攻，直到他們明白除了順從外别無選擇。
這導緻第三階段，此時團結就成為指導原則。
黎玉解釋說，對于領導幹部而言，最大的錯誤既不在于過左，也不在于過右；而在于在發展群衆運動的條件下錯誤判斷一個階段已經完成而下一個階段将要開始的時刻。
[37]黨不僅已經發現了喚醒農民的問題，而且也發現了如何利用農民自發暴力的破壞力問題，這種暴力的強弱是當地苦難的反映，很少有持久的效果。
然而，隻有當某些軍事和政治的先決條件在整個地區落實之後，土地政策以及它所導緻的階級沖突，才有可能成為一個村莊的&ldquo一切工作之本&rdquo。
對日戰争期間所認定的成功地貫徹減租政策的基本先決條件，是有能力對付軍事和政治的敵人，保護這一政策。
抗日戰争動員了人力，而當1943年日本的力量開始削弱時，中共在整個華北地區提供了創造這些先決條件的必不可少的領導。
這種如此大規模的政治和軍事保障，是中國共産主義運動在20世紀40年代以前從未取得過的條件，它是直接由共産黨人開創抗日運動的成功努力形成的。
1945年以後，黨的土地政策因而能夠成為中共與華北&ldquo基本群衆&rdquo的關系的關鍵，這一政策就建立在直接符合窮人和無地者心願的基礎之上。
除了通過分配&ldquo鬥争果實&rdquo而提供的物質刺激外，共産黨人還能就所有農民顯然理解為他們最直接的苦難的問題&mdash&mdash專斷地利用政治權力和在村社的社會地位&mdash&mdash提出解決辦法。
中共在利用這些問題&mdash&mdash連同所有其他與土地所有權和使用權、無酬勞動、負債等相關的問題&mdash&mdash的過程中，找到了一種方案，可以利用它把發動來抵抗日本的軍事&mdash政治運動轉變為一個能建立新的土生土長的政權組織的運動，一旦日本戰敗，這個政權組織通過公衆參與和支持将得到承認。
[38]
1946年的&ldquo五四指示&rdquo，是正式從減租減息轉回到土地改革的标志。
但它并沒有突出強調這兩種政策間的區别。
這一指示事實上隻是承認了幾年來共産黨解放區所着手進行的一項發展。
與這項發展相一緻，該指示認可了把财産從持有人手中轉移到無财産者手中的幾種不同方法，其中包括土地的出售和一種土地分配方案。
但是這些方法不久就被放棄，因為它們是在對剝削者和掌權者毫無懲罰的情況下實行的。
1946&mdash1947年，緊随而來的更典型的後果是清算鬥争，接着是對鬥争果實再分配的日益增多的平均主義行為。
這一過程最後達到沒收地主的全部财産，包括他們的土地、房屋和一切動産；所有農田和其他生産工具差不多都是重新平分的&mdash&mdash如同1947年的土地法所闡述的那樣。
到1946年年底，即政府向共産黨解放區的軍事進攻開始後不久，毛澤東概括了土地改革在共産黨的防禦戰略中的作用。
他斷言，執行了五四指示，&ldquo深入和徹底地&rdquo解決了土地問題的地方，農民才堅定地和共産黨一道反對國民黨軍隊的進攻。
他聲稱，凡沒有執行這一指示，或借口戰争忙而忽視土地改革的地方，農民即采取&ldquo觀望态度&rdquo。
因此，他指示所有地區，不論那裡的軍事形勢怎樣，都應該領導農民執行五四指示。
[39]
黨的其他文件也清楚地表明，黨把土地改革看作赢得群衆真心實意地響應參軍運動的基本條件。
據報道，1947年初，在山東、河南交界的12個縣中，5萬名青年在土地改革後立即聚集在共産黨的軍旗之下。
據稱，在土地改革前的1946年，同一地區的一次類似的征兵運動就沒有能發展成&ldquo一場大規模的群衆運動&rdquo。
[40]
當然，征兵隻是共産黨式戰争必不可少的支軍工作中最直接、最即時而必需的因素。
在&ldquo人民戰争&rdquo式的作戰中，正規軍對廣泛的平民支援網的依靠，在抗日戰争期間就已在發展，1945年以後還在繼續，盡管這時遊擊戰的作用已經不那麼重要了。
這種平民支援網包括民兵、地方自衛隊、婦聯和農會。
民兵被組織起來，比較理想的是每縣數千人，通過擔負站崗放哨、守衛新占領地區、進行牽制性活動等任務支援正規軍。
民兵也負責保衛地方黨和政府的組織，看守犯人，鎮壓地方上的反共活動，揭露敵特以及保持交通線的暢通。
地方自衛隊 是在村級和區級組織起來的。
他們的主要任務是向前線運送補給品，向後方運送戰利品和傷員。
他們在村裡組織軍運隊和擔架隊來完成這一任務。
所有年齡在16歲至55歲之間的強壯男性平民，當軍隊需要時都有義務參加。
婦聯 維持村莊的警衛組織，密切注意村裡的外來者；她們還協助醫護工作和從事手工業生産，以支援軍事工作。
農會 負責軍隊的征兵運動，同樣，青年組織動員其成員參軍和從事後方勤務工作。
最後，所有戰區的平民都要服從部隊和地方政治當局的命令，修補防禦工事，挖戰壕，救助傷員和主動報告敵特活動，以支援戰争。
[41]
不過這是理想的模式，其實現首先取決于貫徹土地改革的進程。
它也并不像當時新華社發表的報道所慣于暗示的那樣容易。
這些報道描繪了土地改革同農民由于物質刺激和害怕地主報複而加入中共一邊這兩者之間的關系。
[42]但同一時期的黨内文件卻表明因果關系并非如此直截了當，成果也并非如此容易取得。
相反，農民往往害怕參加這一鬥争，他們唯恐國民黨可能回來，讓鬥争對象對他們報複，而這種情況确實多次發生。
這種擔心由于1946&mdash1947年政府進入根據地時遭到慘重損失這一現實而增強了。
此外，農民也往往不情願離家到新攻下的地區參加戰争。
而且農民的這種不情願，還從地方幹部态度不堅決上反映出來。
例如，某些軍隊幹部并不懷有真正的階級仇恨。
他們參軍主要是為了反抗日本人，保衛他們的家。
他們中的很多人自己是地主或富農出身，從未想過要消滅封建主義，更沒有想過要把他們的家産轉交給農民。
由于一些地主也參加了抗日鬥争，有些幹部甚至還同情他們并設法保護他們。
很多地方非軍職幹部也不喜歡軍隊的征兵工作。
他們不得不努力克服農民開始時由于擔心國民黨回來而不情願對地主進行鬥争的想法，然後緊接着要求農民保衛他們的新土地，免受進攻的國民黨軍隊的威脅。
[43]
作為克服這些不足的手段，黨規定了群衆路線的征兵方法，并概括地提出了工作步驟。
在村民大會上，積極分子要解釋征兵運動的重要性，鼓勵農民提出他們的條件。
村裡的所有群衆組織都要參與消除農民的疑慮以及好男不當兵的傳統觀念。
農會要讨論并決定誰該不該志願參軍；婦女團體接到要求，要動員其成員鼓勵家裡的男人去參軍。
在村民們的認識因此而提高後，各種競賽運動便可以發動起來，用先進村的事例去影響較落後的村子。
各個村莊要命名志願參軍的模範家庭和模範農民，以激勵其他家庭和個人。
在這一階段，必要時一些中共黨員本人應站出來，帶頭參軍。
在土地改革還沒有徹底實行的村莊裡，征兵運動可在分田分财的同時開展。
不僅要把地主的财産分給農民，除此之外，那些被認為是惡霸的地主還可能被關押甚至被處死。
一份報告宣稱：&ldquo必須摧毀他們的封建統治。
&hellip&hellip經驗證明，隻要完全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糧食并把他降到中農的水平&hellip&hellip他在村裡就不可能繼續持原來的态度。
&rdquo[44]很明顯，給農民以物質利益并不是土地改革的唯一目标。
同樣重要的，是這場運動所産生的不論是經濟上還是政治上的破壞力。
因此，對1946年某些邊區一度發起的獻田運動提出的一種批評是，它沒有經過鬥争就完成了經濟上的再分配任務，其結果是，這一運動既不能達到推翻地主，也不能達到農民政治上和心理上解放的目的。
[45]1948年10月，毛澤東宣布，在前兩年，黨&ldquo已經動員了大約160萬左右分得了土地的農民參加人民解放軍&rdquo。
[46]無論如何，提供的利益與獲得的支持之間的環節就是鬥争運動。
因為它能使共産黨人把通過财産的再分配而激發起來的最初的階級覺悟，轉變成從事戰争所必不可少的特種支持。
至關重要的是，這場有衆多目标的鬥争運動摧毀了農村統治階級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支配地位。
随後的新的鄉村政權機構的建設，是進行土地改革&ldquo這一切工作之本&rdquo的最後一步。
那些最積極參加這場具有多種特點的控訴運動的農民，為中共提供了新黨員，也提供了新的地方領導幹部。
那些得到了土地财産的農民，成了農會和其他村組織的骨幹。
這是一種由農民自己進行管理的組織機構，共産黨因此對它擔負征收糧食稅、發展地方民兵、組織軍事運輸隊以及對不想志願參軍者施加壓力的責任可以信賴。
這些都是黨在農村立腳的基礎，的确可以保證堅持同國民黨政府進行軍事鬥争所必需的糧食和人力供應。
[47]這樣，中共就能利用日本入侵和中國農村财富、權力分配不均所激起的破壞能量來為自己服務。
這一成就使國民黨政府沒能對日本人和國家主要農業基礎的惰性提出的挑戰做出同樣反應這一事實愈加顯得突出了。
1946&mdash1949年的内戰
1946年11月初，蔣介石向馬歇爾吐露說，國民黨政府最近已在從前使它造成分裂的問題上達成一緻意見：武力是解決同中共沖突的唯一手段。
[48]這一決定不僅是以對共産黨的弱點，而且是以對他自己的長處作出持久的錯誤估計為基礎的。
馬歇爾在其使華的第一年中，曾多次盡力警告蔣介石他所面臨的某些危險。
馬歇爾甚至忠告說，政府的作為&ldquo可能會導緻共産黨對中國的控制&rdquo，因為&ldquo目前正在發展的混亂局面不僅會削弱國民黨，還會向共産黨提供一個削弱政府基礎的絕好機會&rdquo。
[49]
1946年10月，馬歇爾評價共産黨的軍事戰略，向蔣指出，盡管他們在退卻，但是并沒有投降。
當共産黨人放棄城市時，他們并未損失軍隊，既然他們拒絕固守和戰鬥，那麼顯然他們不想損失軍隊。
由于他們保存了主要力量，就能夠在軍事上給他制造無窮無盡的麻煩。
[50]最後，當馬歇爾準備離開中國時，他再次勸告蔣介石說，共産黨人現在的軍事和政治力量已經很強大了，國民黨政府依靠軍事手段很可能摧毀不了他們。
蔣對此的答複是，一旦中共的軍事力量被摧毀&mdash&mdash這一點他确信在8個月到10個月之内就可完成&mdash&mdash解決共産黨問題就不會有困難。
[51]
他的戰略是首先收複所有前線上的城鎮，控制長江以北的主要交通幹線。
然後政府軍可以從這些據點和鐵路走廊進入共産黨的解放區，重新建立對較次要據點的控制，并最終控制農村。
根據這一戰略，政府軍在1946年7月發動了全面進攻，共産黨的曆史編纂學把這次全面進攻當作第三次國内革命戰争開始的标志。
第一年，1946&mdash1947年：退卻
在1946年7月至1947年6月的第一年裡，政府軍實際上奪取了除哈爾濱以外的所有東北城鎮，收複了蘇北的縣城，占領了張家口和延安，控制了河北和熱河省的大部分，掃清了大部分隴海和膠濟鐵路線。
此後，拉鋸戰在長江以北所有中國主要鐵路線上展開。
這些鐵路，除了自蘇北海岸直通陝甘邊界附近的寶雞的隴海線和橫貫山東的膠濟線外，還包括津浦線和平漢線。
在滿洲，戰鬥主要焦點所在的鐵路，是唯一從華北通往東北幾省的北甯線，以及連接四大城市沈陽、四平街、長春和吉林的鐵路。
随着戰鬥的發展，戰争的兩個主戰場變成了滿洲和華東，後者包括江蘇和山東。
共産黨軍隊在1946年7月改名為人民解放軍。
[52]他們遵循從城鎮撤回農村的戰略方針，在政府的進攻面前主要保持防禦态勢。
9月，毛澤東提出了解放軍将要遵行的戰略戰術要點。
毛解釋說，在抗日時期，共産黨軍隊分散兵力打遊擊戰為主，集中兵力打運動戰為輔。
随着國内戰争情況的改變，雙方的位置也将發生轉變。
但是，政府軍還處于進攻地位，其人數和武器裝備都優于共産黨的軍隊。
因此，在力量的對比發生轉變以前，後者必須堅持&ldquo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rdquo這一具有優良傳統的作戰原則。
全殲和速決是這種戰争的特點。
殲滅敵軍不但成了人民解放軍武器彈藥的主要來源，而且也是兵員的重要來源，因為俘虜來的敵軍通常要編入共産黨軍隊。
殲敵的目标應是消滅其有生力量，而不是奪取地方。
力求速決的目的在于當最終不能殲滅敵人時，可以迅速避開敵人，把傷亡減到最小程度。
毛澤東斷言：&ldquo實行這種方法，就會勝利。
違背這種方法，就會失敗。
&rdquo[53]這裡所論述的要點，很快就成了著名的作戰原則。
政府在1946年7月第一周的進攻中，包圍了漢口以北鄂豫邊界上的由李先念和王震率領的共産黨部隊。
他們突破包圍圈，成功地回到了共産黨在陝西的根據地。
政府雖然消除了共産黨軍隊對這一地區的威脅态勢，但後者的兵力卻保存下來，以圖他日再戰。
政府宣稱，在山東，膠濟線上的共産黨軍隊已于7月17日被清除。
但是，由于他們的不時騷擾，鐵路運輸到9月底仍沒有恢複。
也是在7月，政府軍渡過黃河進入晉南。
但是，在該省東部，共産黨軍隊仍能夠切斷從省會太原通往石家莊的鐵路。
[54]
在蘇北，7月的進攻是随着政府軍從長江北進、從津浦路東進開始的。
那時，共産黨控制着這一地區的29個縣。
到第二年春季，政府軍奪回了該地區的所有縣城，并在國民黨的控制下重新建立起縣政府。
在各地，共産黨人面對敵人優勢兵力的進攻，都實行了撤退原則。
與正規軍一起撤退的還有大部分民兵、黨的幹部及其家屬。
這一生存戰略使他們保存了主力，但也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晉冀魯豫。
政府軍進入共産黨的一個主要根據地晉冀魯豫解放區後，他們繳獲的文件透露了這一地區遭受損失的程度。
政府在這一地區的收獲是大量的，也是沒有估計到的。
例如，冀魯豫分區的64個縣，有49個被政府軍占領。
1946年中國共産黨在該地區控制的35座縣城中，到1947年1月也有24座陷落，這是中共沒有料到的。
他們不得不修改戰略，開始做長期遊擊戰的準備。
中共的文件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戰略，在逐漸殲滅敵軍的同時，共産黨的正規軍及其民兵要保持完整無損。
蔣介石對他的80%一90%的進攻軍隊，沒有來源補充。
其中一份文件指出，隻要我們保持鬥志，繼續殲滅來犯之蔣軍，我們就不僅能夠阻止敵人的進攻，也一定能夠變防禦為進攻，收複所有失地。
[55]這一戰略是正确的，但是在1946&mdash1947年的冬天，勸勉是不足以保持鬥志的。
地圖17（a） 内戰（1946年）
地圖17（b） 内戰（1947年）
撤退原則作為一種遊擊戰策略，不僅應包括撤退軍事和政治單位，而且還應包括疏散當地居民，其目的在于保存人口、村級組織和糧食貯備。
然而，在1946年，有些村莊并沒有為恢複遊擊戰的條件做準備。
其結果是，幹部和防禦部隊逃走了，沒有武裝的農民在村的組織遭到破壞的同時，付出了他們的生命和财産。
如在蘇北，國民黨主持的地方政府迅速建立起來取代了這些組織。
随後便是還鄉團的到來。
這是一些由地主和其他一心要恢複他們地位的人所率領的武裝部隊。
他們開始清算自己的賬目，奪回已被共産黨分給農民的土地和糧食。
有關反攻倒算的報道比比皆是。
[56]文件承認在這一地區有無數的農民被殺害。
一個用了近10年時間才建立起來的共産黨老根據地，在短短幾個月裡就被這些人毀掉了。
殺回來的共産黨軍隊，在重新奪回的地區裡遭到農民的咒罵，因為沒能保護他們。
農民們不願意恢複農會和組織新的民兵部隊，甚至不願出席大會，他們對共産黨在這些地區堅持下去的能力幾乎沒有什麼信心。
[57]
但是，再次進行像對日作戰那樣的長期遊擊戰的計劃并沒有完全實現，因為到了1947年5月，政府的進攻已經開始減弱。
政府的兵力這時過于薄弱地分散在一個廣大的地區内，不能像日軍在其入侵同一地區的高峰時能做的那樣，占領次要的據點。
與此同時，共産黨正規軍主力部隊大部分仍保持完整，已經停止退卻，并可以發動若幹小規模的反攻。
在山東，共産黨的軍隊正開始掌握主動權；在滿洲，他們已能夠發動有限的進攻。
共産黨宣稱，在全國範圍内敵人已有90個旅被消滅，當這一數字達到100時，軍事力量的對比将有利于共産黨方面。
[58]
實際上，軍事力量的對比在1947年就已迅速轉變。
美國軍事分析家在1946年9月曾預言，由于需要更多的軍隊守衛過長的交通線，政府的進攻将在幾個月内陷于停頓。
然而，由于政府軍在訓練和裝備上所占的優勢，這些分析家預見到一種持久的僵持局面；外國觀察家&ldquo普遍認為，共産黨在與政府軍的旗鼓相當的抗衡中，無論是進攻還是防禦都不會赢得最終勝利&rdquo。
[59]
沒人預見到共産黨的指揮員們能把他們抗日遊擊戰的經驗轉移到運動戰的戰役中去的速度和技巧。
共産黨人在保存和發展自己力量的同時，立即開始部署比他們用來與日軍作戰更大的部隊，零敲碎打地襲擾和殲滅敵人。
通過将民兵和俘獲的敵軍士兵編入正規軍，以及通過伴随1946&mdash1947年共産黨地區土地改革的大規模征兵運動，人員的損失得以彌補。
土地改革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共産黨政權在農村的發展，也使得在1946年政府進攻中不是首當其沖的地區的民衆有可能支持共産黨，這種支持對于加強該地區的軍事行動是必不可少的。
東北。
在東北的總司令林彪的指揮下，這一戰略最早被成功地運用于滿洲。
1946年底，他的部隊已推進到松花江以北，政府軍對其最後目标哈爾濱做好了春季進攻的準備。
但其後，林彪卻向政府占領的地區開始進行一系列打了就跑的突襲，這種打法使他在仲夏掌握了滿洲的主動權，并在兩年以後的決定性勝利中達到頂點。
他的時機選擇符合一種突擊和聲東擊西的戰略，在東北，嚴寒的冬天開始以後是一個不太可能進行軍事部署的季節。
1946年11月，當林彪的部隊越過冰封的松花江，首次發起一次小規模的牽制性攻擊時，這一行動的重要性還不明顯。
在這次短暫的南下後，他們迅速撤了回去。
1947年1月6日，一支估計為6萬人的部隊再次過江。
這一次，政府軍至少在一次戰鬥中傷亡慘重，他們在入侵者撤出前幾乎抓不到什麼俘虜。
政府軍的指揮官們因而很擔憂，因為他們預料到了第三次攻擊。
這次攻擊發生在2月中旬，但直到2月底才結束。
林彪的部隊迅速撤離，而沒有與集中的政府軍接戰，政府軍這次不肯像1月份作戰時那樣落入圈套。
共産黨第四次越過松花江作戰，從1947年3月7日持續到18日。
這一次他們重創了政府軍一個師，在撤回前繳獲大批武器彈藥。
這些短程軍事突襲的重要性，至此已顯而易見了：政府軍已遭到削弱，更重要的是，他們在東北的戰略計劃已被打亂。
對哈爾濱的威脅被延誤，共産黨的地位則鞏固了。
1947年5月，林彪接着又發起他的第五次渡江行動，展開了一場密切協作的戰役，這一戰役标志着結束滿洲戰争行動的開始。
一支有40萬人的部隊，參加了5&mdash6月進攻滿洲中部、南部和西南部的作戰行動。
其主力部隊進攻的目标，是地處滿洲兩大城市長春與沈陽之間的四平街。
在對四平街五個星期的圍城作戰期間，進攻的共産黨軍隊傷亡了約4萬人，而且未能阻擋住派來援救四平街守軍的政府增援部隊的到達。
林彪在6月30日撤去對該城的包圍，并撤過松花江後，他本人承擔了這一決策錯誤的責任，這次錯誤導緻了政府四平街防禦戰的勝利。
然而，盡管林彪遭受了挫折，他的東北野戰軍仍然獲得了主動權，并且把主動權一直保持到第二年的最終勝利。
政府軍已被迫放棄了松花江北岸與長春&mdash吉林戰區之間的前哨基地，其前線從六個月前的位置南移了大約150英裡。
政府所據守的長春、吉林和沈陽這幾座城市，也因為連接它們的鐵路線遭到破壞而被孤立，其中的幾條鐵路直到戰争結束後才恢複。
政府軍在武器、物資、人員和士氣方面遭受的損失，一直未能恢複過來。
[60]
随着共産黨人在東北和其他地區不停地展開進攻，政府軍陷入一種固守防禦的戰略。
典型的情況是，他們要麼從已經失去任何戰略價值的過于分散的據點撤退過晚，要麼留在城牆和戰壕後的據點裡，把主動權留給對手，任随他包圍與否。
據當時的美國軍事分析家指出，政府造成東北迅速潰敗的原因，是兵力最初過于分散和軍隊領導無能，最明顯的是保安司令杜聿明将軍的指揮失當。
但是，司令的更換也未能挽救政府在東北搖搖欲墜的命運。
1947年年中，即共産黨的第五次進攻之後，東北的指揮官換成陳誠将軍；而在1948年初的共産黨第三次進攻之後，他也被免職。
政府軍在裝備和訓練方面仍然占有優勢。
然而，共産黨在戰略戰術運用上和士氣、戰鬥意志以及共同的目的意識上所占的優越性日益明顯可見。
士氣因素當然有多方面的根源。
除了國民黨方面的腐敗、無能以及決策失誤産生的消極影響以外，尤其在東北，還存在地方主義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政府接收東北的一個主要目的，就是阻止張作霖大帥家族所支配的半自治性的權力基礎重新在那裡出現。
政府把東北三省劃分成了九個行省，并在實際上任命外來人擔任所有最高職務。
而政府在當地的幫手，則多是些地主以及其他與日本人有過勾結的人，因為隻有這些人既不忠于共産黨，也不忠于少帥張學良，他是張作霖的兒子和明顯的繼承人。
少帥因他在西安事變扣留蔣介石時所起的作用，繼續遭到拘押，也許因為他仍享有衆望，盡管人們普遍預料他會被釋放，但他還是被流放到了難以逃身的台灣。
根據當時的記述，日本投降後，東北對國民黨的最初支持看來是真心誠意的。
但是不久&ldquo南方人&rdquo就讓人覺得讨厭了。
他們不公平的接收政策和官員貪污受賄所造成的怨恨導緻地方主義迅速複興。
如果政府在東北的行為不那麼容易受到批評，那麼，地方性忠誠的影響就不會如此強烈了。
東北，像台灣那樣，是一個被日本人統治很久的地區，經常聽到那裡的人民評論說，日本給了他們一個比國民黨更好的政府。
尤其是政府在這一地區反對共産黨的努力，如果沒有當地領袖人物的參與，幾乎是不能成功的。
然而國民黨對這些人及其所代表的力量，卻有着如此強烈的戒心，甚至對他們願意提供的幫助都一腳踢開。
李宗仁在其回憶錄中，把這一錯誤追溯到蔣介石本人，蔣依然&ldquo對當地的滿洲人抱有成見&rdquo。
例如一個當地成立的&ldquo東北動員委員會&rdquo主動請求組織一支防禦部隊與共産黨人作戰。
但是這個提議遭到拒絕，盡管政府的司令官們根本沒有能力組織一支有效的地方遊擊隊。
一個曾在大帥和少帥麾下效力的騎兵軍官馬占山将軍，同意為政府工作，被任命為東北副總司令，[61]但他從沒有獲準做任何事，也沒有獲準指揮任何部隊。
同時，政府在東北的司令官們不得不依靠一些&ldquo外來人&rdquo作為他們部隊補充兵員的主要來源。
政府軍由于在東北的征兵運動失敗，因此隻能從關内各地獲得喪失和受損的師的補充兵員，而關内各地幾乎經受不起失去這些兵員。
[62]
共産黨人從這些措施所激起的民衆怨恨中得到了充分的好處。
他們避免采取中央政府對待東北人民的那種倨傲态度，處處都盡可能使用當地人才。
大多數從張作霖和張學良的舊東北軍中幸存下來的部隊，就像張學良的弟弟張學思那樣，轉向了共産黨。
共産黨将他們當作聯軍歡迎他們，并允許他們保留原貌，作為林彪全面指揮之下的一支非共産黨部隊。
随着共産黨掌管的地區的擴展，東北野戰軍已能靠當地征兵擴充正規部隊；它還組織了一支有戰鬥力的第二線非正規部隊，并動員了一百多萬支前民工，在後勤部的指揮下執行任務。
當時的一位作者概述了共産黨的成就：
須知共産黨挖起鐵軌埋地雷、丢炸彈，并不是共産黨人在這麼做，而是老百姓替他們這麼做的。
中國共産黨過去在東北沒有兵，現在他們有的是中央不要的兵。
共産黨過去沒有槍；現在有的是中央政府保管不善送給他的，甚至還有偷賣給他的槍。
中國共産黨沒有人才；現在他們任用的是中央不要的棄材。
[63]
國民黨政府由于不顧民衆要求與感情的慣常做法而受到很壞的對待，幾乎不可能有比這更合适的例子了。
山東。
共産黨人在江蘇&mdash安徽&mdash山東這一重要戰區内的退卻，與滿洲相比更難扭轉。
在這一地區，政府軍兵力并非過于分散，而共産黨人也缺乏林彪在松花江以北所享有的退卻的安全庇護地。
不過，華東共産黨軍隊的司令員陳毅卻采用了同樣有利的戰略戰術。
在山東，許世友指揮的共産黨軍隊在一次争奪膠濟鐵路控制權的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中，于1946年10月初在高密被擊敗。
這條鐵路在政府的控制下重新開通，據報道，共産黨方面在北撤前傷亡了約3萬人。
接着在1947年1月初，從蘇北撤下來的共産黨部隊與從魯中來的其他部隊合在一起，在魯南的棗莊向追趕他們的敵人發動反攻。
政府軍被打敗，損失了約4萬人和26輛坦克，共産黨用這些坦克開始組建一支他們自己的裝甲縱隊。
陳毅未能守住他新占領的陣地，但卻及時撤走了他在臨沂的指揮部，成功地伏擊了一部分被派來包圍他的敵軍。
政府軍2月在萊蕪附近再次遭到失敗，又付出了3萬人的代價，并失去對膠濟鐵路的控制，這條鐵路的交通再次被封閉。
政府的報複是在1947年4月至5月期間向陳毅的沂蒙山根據地發動的一次重大戰役。
政府動用了約20個師近40萬人，去對付估計為25萬人的共産黨軍隊。
但是，在5月14&mdash16日魯中南孟良崮那次史詩般的戰役中，政府方面又一次損失慘重，據稱傷亡了1.5萬人。
政府的整編第74師，這支前一年在這一地區與共産黨軍隊打過多次遭遇戰的能征善戰的部隊，被徹底殲滅。
該師師長張靈甫，随着他的大半官兵死于戰場，同參謀人員一起自殺。
[64]不過，陳毅的部隊在數量上仍居劣勢，他終于在7月份被迫撤離戰場，任由政府軍宣稱其在魯中南麻戰役中取得了勝利。
但是，陳毅部隊的主力卻在重新部署，并準備重新投入戰鬥。
國民黨軍事史學家後來對1947年山東諸次戰役中共産黨的實力和政府的錯誤，提出了坦率的評價：政府的指揮官錯誤地判斷了陳毅的意圖，因而也沒能在他的部隊撤離蘇北時牽制住他們。
後來，在棗莊附近，政府軍沿路停下來休息，擁塞道路，行動極為緩慢。
他們最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