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誡說，中國政府顯然沒有能力消滅作為中國政治威脅的中國共産黨。
因此，馬歇爾于1948年告誡國會，為了繼續進行任何此類努力，&ldquo美國必須大規模地，而且可能以不斷擴大的規模為中國政府的軍事努力承擔費用，這樣也為中國的經濟承擔費用。
美國将不得不在實際上準備接管中國政府，管理它的經濟、軍事和政府事務&rdquo。
這是極其巨大的工作，以緻他感到不得不勸告不要這樣做。
他根據他的看法，提出唯一現實的可取辦法，即有限的經濟援助方案。
[85]
最後的一種考慮，是從1946年前後開始占上風的估計，即國民黨政府不可能消滅作為中國一股政治勢力的共産黨人，但共産黨人也沒有力量在軍事上打敗政府。
因此，美國的決策者們決定讓中國在文火上慢慢地煨，而把反共努力的主要矛頭指向歐洲。
于是，1947年5月，馬歇爾使團在華期間開始實行的一個月的武器禁運被解除。
但是，國民黨人在五六月間提出的大規模經濟援助的要求卻遭到拒絕。
取而代之的是，杜魯門總統以調查團的名義，把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的美國駐華軍隊司令魏德邁将軍派回到中國。
1947年七八月間，即魏德邁來華一個月後，他在包括蔣介石本人在内的國民黨高官顯貴們的一次會議上講了話。
這位将軍對他們所領導的政府提出強硬批評，警告說，他們的生存取決于果斷的政治和經濟改革。
不過，返回華盛頓後，他還是提出了一個向國民黨政府提供巨大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方案，并提出對滿洲實行國際托管，以遏制共産黨在那裡的影響。
[86]國民黨方面輕蔑地回絕了魏德邁的改革要求，而杜魯門政府出于對積極卷入中國内戰的擔心，否決了他的軍事援助建議所要求的派遣一萬名軍官到中國的意見。
對國民黨政府實行有限援助的政策，似乎是唯一現實的解決辦法，盡管它已被援華院外活動集團和國會中熱心經濟的成員這兩方面的種種要求弄得錯綜複雜。
但是，既然有眼前的這些約束，便合乎情理地做出了反對擴大幹預和同意有限援助的基本決定。
當然，這種有限援助的政策最終并沒有使任何人滿足，也沒有任何收獲。
它不能延緩國民黨政府在中國大陸上的災難。
它還受到那裡非共産黨的反戰運動的譴責，說這是美國人不顧中國利益，想通過繼續支持不思改悔的蔣介石以牟取其自身利益的努力。
然而，過錯與其說是出于這一政策本身，不如說是出于作為這一政策基礎的對中國共産黨人的錯誤估價，以及導緻這些估價的那些主要假定。
因為這一政策是在錯誤地預測共産黨人獲勝機會的基礎上制定的。
流行的看法是，如1948年馬歇爾告知國會的，政府不能打敗共産黨，而共産黨實際上也不可能打敗政府，美國公衆對後一種可能性從沒有思想準備。
美國的決策者們好像也從未仔細考慮過中國可能被國民黨以外的任何黨派統治，或者國民黨由蔣介石以外的任何人領導。
在1948年晚期的三大戰役之後，甚至當蔣介石都承認其失敗的必然性時，美國的外交家們才轉而把南北分治的打算作為一種可能的解決辦法。
這個關于中國内戰的被期待的方案，因而是這種或那種形式的持久的僵局。
國民黨政府的虛弱對所有觀察家來說都是十分顯而易見的；但共産黨的實力卻不是這樣。
第二次世界大戰快結束時，想對這種情況加以說明的美國外事處官員的代言人，在赫爾利事件後都保持沉默；在随後的内戰年代，共産黨統治區内沒有美國的外交觀察家。
與此同時，對可能的危險的反感，甚至似乎阻礙了對此進行嚴肅認真的思考，因為把這種思考歸入了颠覆活動的禁區。
因此，美國人最根本的失敗，就是放棄自己根據與自己不同的任何條件去考慮共産黨領導的中國革命的性質的能力。
這樣，他們就不可能估計到共産黨可能占上風，更不了解其原因是什麼。
結果，他們也不真正了解國民黨政府在打敗其敵人之前所必需進行的變革；或不真正了解實現這些改革所必需的時間，即使有進行改革的願望；同時也不了解當國民黨政府明顯缺少這種願望時，美國如何才能激發起這一願望。
1948年底到1949年初的美國外交急件，當它們對總是&ldquo迅速惡化的形勢&rdquo的權宜補救辦法進行評價時，其中不知不覺表現出來的悲觀絕望語調，表明了對以上所有考慮缺乏理解。
這一失敗導緻了多年對&ldquo失去中國&rdquo的痛苦而無濟于事的反責，讓個别美國人對此負責，似乎中國是他們失去的。
然而，在後來的幾年裡，人們終于能更冷靜地思考這一事件了。
由于中共領袖在20世紀40年代同美國建立官方聯系的各種嘗試變得更廣為人知，于是便出現了大量關于&ldquo會是怎樣&rdquo的推測。
這些嘗試包括，毛澤東在1944年對迪克西使團的聲明；1949年夏邀請美國大使J.司徒雷登訪問北平；以及周恩來以澳大利亞記者邁克爾·科恩為居間人，在同一時間對美國人所表現出的格外接近。
[87]美國對中國共産黨人的任何這類表示都沒做出積極反應。
但是，在他們之間除了一種溝通渠道外，是否還能有任何其他舉動似乎是值得懷疑的，不管怎樣，存在這種更大的可能性按假定看是合乎情理的。
美國的決策者及其國内輿論，由于全神貫注于蘇聯不斷擴張的勢力和出于對共産主義不能緩解的擔心，在50年代初的麥卡錫時代，他們不想進行更靈活和經過選擇地接近中國新政府的嘗試。
而中國共産黨人同樣也不想用過多的力量使自己置身于這一時期不斷加劇的冷戰的緊張狀态之外。
左右着當時美國外交報告和輿論的不肯妥協的反共論調，與1949年8月司徒雷登離開中國後的中共官方聲明刺耳的反美主題，是不相上下的。
中國和美國的這些姿态湊在一起，表明分歧很大，需要二十多年的時間才能消除。
***
[1]即民主運動。
&mdash&mdash譯者
[2]《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77&mdash581頁。
毛澤東：《關于重慶談判》，《毛澤東集》第4卷，第1155&mdash1164頁。
[3]何應欽當時任同盟國中國戰區中國陸軍總司令。
&mdash&mdash譯者
[4]重慶《新華日報》，1945年9月17、20日和10月5、6、22日。
又《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567&mdash568頁。
[5]《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576、577頁。
[6]同上書，第612頁。
[7]《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81頁。
在中國别的地方投降的120萬日本軍的武器和裝備大部分歸于政府軍。
[8]《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96&mdash604頁。
[9]蔣介石：《蘇俄在中國：七十概述》，第232&mdash233頁。
李宗仁後來說他提出的不要派兵到東北的意見未被重視（《李宗仁回憶錄》，第435頁）。
[10]赫爾利最初對外交官員的責備是在他的辭職信中提出的，重印于《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581&mdash584頁；又《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722&mdash744頁。
關于這一不光彩事件的現在可以利用的著作有：柯樂博：《目擊者和我》；小約翰·佩頓·戴維斯：《落後的龍》；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小E.J.卡恩：《中國通》；加裡·梅：《代人受過的中國通》；謝偉思：《亞美論集》；羅斯·Y.柯恩：《美國政治中的援華院外活動集團》；和斯坦利·D.巴克拉克：《百萬委員會：&ldquo援華院外活動集團&rdquo政治，1953&mdash1971年》。
又見肯尼思·W.雷亞和約翰·C.布魯爾編：《被遺忘的大使：司徒雷登報告，1946&mdash1949年》。
[11]萊曼·P.範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1945年12月至1947年1月》第1卷，第353&mdash354頁；《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358頁。
[12]關于1946年1月10日停戰協定的談判，見《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9卷，第1&mdash130頁。
關于政治協商會議及其産生的協議的破壞，同上書，第131&mdash177、177&mdash341頁；範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8&mdash68頁；張君劢：《中國第三勢力》，第142&mdash222頁；錢端升：《中國的政府與政治》，第317&mdash345、375&mdash381頁。
國民大會通過的憲法的英譯文載《中國的政府與政治》附錄D。
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1946年3月全體會議的決議和新聞報道。
載《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610&mdash621、634&mdash639頁。
[13]範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49&mdash63頁。
[14]柯樂博：《20世紀的中國》，第267&mdash271頁；萊昂内爾·M.蔡辛：《共産黨征服中國，1945&mdash1949年内戰史》，第77&mdash82頁。
[15]約翰·魯賓遜·比爾：《馬歇爾在中國》，第330頁。
[16]關于最近出版的專著提到這種看法，見南希·伯恩科普夫·塔克：《國民黨中國的衰落及其對中美關系的影響，1949&mdash1950年》，載多蘿西·博格等編：《不确定的年代》，第63頁；以及同一作者：《屈辱的模式》。
[17]《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225&mdash229、311&mdash312頁；又《美國對外關系，1945年》第7卷，第527&mdash721頁各處；鄒谠：《美國在中國的失敗，1941&mdash1950年》，第429&mdash430頁。
[18]《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10卷，第735頁。
[19]儲安平：《中國的政局》，《觀察》1947年3月8日，第3頁。
[20]王健民：《中國共産黨史稿》第3卷，第544頁。
[21]《和平日報》，上海，1946年11月13日。
[22]喬治·H.克爾：《被出賣的台灣》各處。
[23]《中美日報》，上海，1945年11月20日；又《時事新報》，重慶，1945年9月12日；《中央日報》，重慶，1945年9月12日；《大公報》，重慶，1945年9月11日。
[24]《密勒氏評論報：每月報道》1947年1月31日，第13頁。
[25]事例見劉長勝等：《中國共産黨與上海工人：上海工人運動曆史研究資料之二》各處。
[26]《新聞報》1946年6月12日；《時事新報》1946年6月14日；《大公報》1946年6月19日；《文彙報》1946年7月9日。
四報均在上海出版。
[27]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mdash1950年》，第72&mdash73、350&mdash352頁。
[28]《大公報》，上海；《中華時報》，上海，1948年11月2日。
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1939&mdash1950年》，第357&mdash360頁；易勞逸：《失敗的根源》，第172&mdash202頁。
[29]《大公報》，上海；1946年8月30日；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中國的經驗》，第63&mdash65頁；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1937&mdash1949年》，第244頁。
[30]國民黨CC系頭領陳立夫在同鮑大可談話時發表了這種看法（鮑大可：《共産黨接管前夕之中國》，第50頁）。
[31]關于校場口事件由誰負責的一般為人所接受的看法，見約翰F.梅爾比：《天命》，第88&mdash89頁。
關于國民黨右派對校場口事件的說法，見中國勞工運動史編纂委員會編：《中國勞工運動史》第4卷，第1585&mdash1587頁。
[32]錢端升：《軍人跋扈的中國政府》，香港《時代批評》，1947年6月16日，第2&mdash3頁。
關于後來基于同樣假設的學術論述，見齊錫生：《戰争中的國民黨中國：軍事失敗和政治崩潰，1937&mdash1945年》。
[33]伍啟元：《從經濟觀點論内戰問題》，《觀察》1946年9月7日，第3&mdash4頁。
[34]儲安平：《評蒲立特的偏私的不健康的訪華報告》，《觀察》1947年10月25日，第5頁。
[35]儲安平：《中國的政局》，第6頁；張東荪：《追述我們努力建立&ldquo聯合政府&rdquo的用意》，《觀察》1947年4月5日，第7頁；周锺岐：《論革命》，《觀察》1947年1月25日，第10頁；餘才友：《論今天的學生》，《觀察》1948年4月24日，第18頁。
[36]毛澤東：《減租和生産是保衛解放區的兩件大事》，《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70頁。
[37]黎玉：《論群衆路線與山東群衆運動》。
[38]蘇珊娜·佩珀：《中國的内戰：1945&mdash1949年的政治鬥争》，第229&mdash277頁。
[39]毛澤東：《三個月總結》，《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08頁。
《五四指示》直到80年代初才發表，并證實是劉少奇起草的。
[40]徐運北：《參軍運動簡報》，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69&mdash74頁。
[41]這一戰時支援工作的要點根據日本投降後對山東解放區立即公布的三個布告：《山東省人民自衛隊戰時勤務動員辦法》（1945年8月17日），《戰時人民緊急動員告要》（1945年8月18日）和《民兵縣大隊工作告要》，均載《山東省政府及山東軍區公布之各種條例綱要辦法彙編》，第18&mdash26、40&mdash42頁。
[42]例如新華社延安1946年11月9日電（譯文載《參考消息》1946年11月10日）和新華社發法新社記者西德尼·裡頓伯格1946年12月5日電（譯文載《參考消息》1946年12月6日）。
[43]《宋任窮同志6月15日在中央局黨校關于政治工作的報告》，第1&mdash2頁；以及編入《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69&mdash70、55、63&mdash64頁上的幾個報告。
農民要留在新分到的土地上的願望也在周立波關于東北土改的小說《暴風驟雨》中得到着重描寫。
[44]李振陽：《嘉濟邊遊擊區土改的幾點體會》，《工作通訊》第32期（遊擊戰争專号），第15頁。
[45]《關于貫徹耕者有其田幾個具體問題的指示》，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14頁。
[46]毛澤東：《中共中央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47頁。
[47]内戰時期土改運動目擊者的一流著作是韓丁：《翻身：一個中國村莊革命的記錄》。
[48]範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353&mdash354頁。
[49]同上書，第196頁。
[50]《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202頁。
[51]範斯萊克編：《馬歇爾到中國的使命》第1卷，第407頁。
[52]1945年8月，延安《解放日報》的報道中曾使用&ldquo各路解放軍&rdquo的說法，但一般仍沿用八路軍、新四軍名稱。
1946年9月，《解放日報》社論和同年10月中共中央負責人對新華社記者的談話，使用&ldquo人民解放軍&rdquo一詞。
1947年2月1日，毛澤東在《迎接中國革命的新高潮》一文中，用了&ldquo人民解放軍&rdquo這一名稱；同年2月10日，朱德以人民解放軍總司令的名義簽署命令。
&mdash&mdash譯者
[53]毛澤東：《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195&mdash1198頁。
[54]《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10卷，第231&mdash233頁。
[55]區黨委：《關于開展敵後遊擊戰與準備遊擊戰的指示》，1946年11月20日，《工作通訊》第32期（遊擊戰争專号），第49&mdash50頁；又，區黨委：《冀魯豫五個月來遊擊戰争的總結與目前任務》，1947年2月2日，《工作通訊》第32期，第37頁。
[56]關于這些事件的一個目擊者的報道，見傑克·貝爾登：《中國震撼世界》，第213&mdash274頁。
[57]《冀魯豫五個月來遊擊戰争的總結與目前任務》，第42頁；《關于開展敵後遊擊戰與準備遊擊戰的指示》，第48&mdash52頁，《潘複生同志在地委組織部長聯席會上的總結發言》，1947年3月8日，載《一九四七年上半年來區黨委關于土改運動的重要文件》，第38頁。
[58]張爾：《九個月遊擊戰争總結與今後任務》，1947年5月，《工作通訊》第32期，第19頁。
[59]《美國對外關系，1946年》第10卷，第235&mdash236頁。
[60]關于松花江攻擊初期的叙述根據以下記載：《中國内戰，1945&mdash1950年》，美國陸軍部軍史局翻譯，第81&mdash83頁；《中國的軍事戰役，1924&mdash1950年》，W.W.惠策恩、帕特裡克·楊和保羅·賴譯，第125&mdash129頁；威廉·W.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共産黨軍事政治史，1927&mdash1971年》，第306&mdash309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6&mdash27、36&mdash37、49&mdash50、88&mdash89、130&mdash131、134&mdash137、157&mdash159、166&mdash168、171&mdash173、178&mdash181、192&mdash193、195&mdash196、198&mdash199、203、208&mdash212、214&mdash217、240&mdash241頁。
[61]馬占山1946年9月任東北保安副司令長官，1947年8月改任松北綏靖公署主任，1948年8月，任東北&ldquo剿匪&rdquo總司令部副總司令。
&mdash&mdash譯者
[62]《李宗仁回憶錄》，第434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141&mdash142、144&mdash145、211&mdash212、232&mdash235頁。
[63]錢邦楷：《東北嚴重性怎樣促成的？》，《青島時報》1948年2月19日，《觀察》1948年3月27日第16頁轉載。
[64]張靈甫之死，其說不一，一說自殺身亡，一說中彈身亡，一說為一貪得張手表之解放軍戰士擊斃。
&mdash&mdash譯者
[65]《中國内戰》，第86&mdash99頁；又《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39&mdash145頁；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230&mdash239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7、58&mdash59、68&mdash69、72&mdash73、171&mdash172、244頁。
[66]毛澤東：《解放戰争第二年的戰略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29&mdash1230頁。
[67]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一）；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174&mdash176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69&mdash270頁。
[68]《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三）。
[69]李子靜：《晉南解放區的鬥争情形》，《觀察》1948年3月6日，第15頁。
[70]《中國内戰》，第144&mdash153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45&mdash152頁；蔡辛：《共産黨征服中國》，第168&mdash177頁；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01頁注（四）。
[71]《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257&mdash258、270&mdash271、287&mdash288、290、298、302、306&mdash308、315&mdash320、356&mdash358、362&mdash363、373&mdash380頁。
[72]毛澤東：《評西北大捷兼論解放軍的新式整軍運動》，《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3頁注（二）；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0&mdash311頁；《中國内戰》，第121&mdash124頁；《美國對外關系，1947年》第7卷，第403&mdash404、411&mdash415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1&mdash4、8&mdash9、22&mdash24、26&mdash27、36&mdash37、58&mdash59、65&mdash66、86、93&mdash95、97&mdash99、103&mdash106、115、121&mdash122、127&mdash128、143&mdash145、152&mdash153頁。
[73]《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25頁。
[74]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2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340&mdash343頁。
[75]蔡辛：《共産黨征服中國》，第177頁。
[76]毛澤東：《關于情況的通報》，《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295&mdash1302頁。
[77]《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19&mdash320、331&mdash332頁；毛澤東：《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57頁注（二）。
《中國内戰》，第156&mdash157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58&mdash160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464、467&mdash471、478、480&mdash486頁。
[78]重新評價林彪1949年以前的軍事經曆，發生在1974&mdash1975年，是全國批林運動的一部分。
這方面的批判，見《學習與批判》1974年第9期，第19&mdash26頁和1975年第8期，第18&mdash22頁；《紅旗》1975年第1期，第39&mdash44頁；《曆史研究》1975年第1期，第24&mdash30頁。
[79]《中國内戰》，第124&mdash129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55&mdash157頁；毛澤東：《關于遼沈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37&mdash1342頁；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312&mdash319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457&mdash458、463、469&mdash470、474、477&mdash487、486&mdash487、501&mdash504、508&mdash509、520、522&mdash525、527&mdash532、537&mdash538、548&mdash549頁。
[80]《中國内戰》，第142&mdash144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65&mdash167頁；毛澤東：《關于平津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67&mdash1371頁；《美國對外關系，1948年》第7卷，第532&mdash535、557、592、638&mdash640、643&mdash650、663&mdash673、680&mdash681、691&mdash693、700&mdash705、723&mdash725頁；《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19、30&mdash31、36、44、46&mdash59、71&mdash72、75&mdash77、87&mdash88、98頁。
[81]惠策恩和黃震遐（音）：《中國統帥部》，第178&mdash186、240&mdash243頁；西摩·托平：《在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第24&mdash48頁；毛澤東：《關于淮海戰役的作戰方針》，《毛澤東選集》第4卷，第1355&mdash1357頁；《中國内戰》，第157&mdash160頁；《中國的軍事戰役》，第161&mdash164頁。
[82]《蒲立特給對外經濟合作（中國）聯合委員會的報告》，第80屆國會，第二會期（1948年12月24日），第12頁，引自鄒谠《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第491頁。
[83]《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32頁。
[84]《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280&mdash288、290、293&mdash294、327&mdash328、476&mdash477、489、493、552&mdash553頁；《李宗仁回憶錄》，第517&mdash528頁。
[85]《中國問題白皮書》第1卷，第382&mdash383頁。
美國對中國的有限援助政策的分析，見鄒谠：《美國在中國的失敗》，第349&mdash493頁。
[86]《中國問題白皮書》第2卷，第758&mdash814頁。
[87]關于迪克西使團，見周錫瑞編：《在中國的失機》；關于北平方面的邀請，見托平：《兩個中國之間的旅行》，第81&mdash90頁；邵玉銘：《司徒雷登與1949年美國&mdash中共和解》，《中國季刊》第89期（1982年3月），第74&mdash96頁；《美國對外關系，1949年》第8卷，第766&mdash770、779、784&mdash785、791頁；關于周恩來同美國外交官的接近和同英國外交官的接近：同上，第357&mdash360、372&mdash373、388、389、397&mdash399、496&mdash498、779&mdash780頁；埃德溫·W.馬丁：《周恩來外交新方針》，《外事雜志》1981年11月号，第13&mdash16、32頁。